建黨前夕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曆史考察

建黨前夕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曆史考察

葛世林

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産黨應運而生”。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其中先進知識分子的作用不可或缺。與直接掌控“物質力量”的其他社會群體不同，他們雖然不直接參與社會生産勞動，但是能夠給廣大勞動人民，特别是文化水平不高的工人群體“提供他們恰恰缺少的東西：知識、綱領、領導、組織”。五四運動後，面對傳播先進理論、組織工人運動、開展革命的現實需要，先進知識分子一方面通過組織旅歐旅俄勤工儉學、創立研究會、文化團體等方式系統學習馬克思列甯主義，增強自身的理論素養；另一方面以實際行動探索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途徑和方式，“勞工神聖”“與勞工為伍”成為這一時期社會中最為響亮的口号。

一、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是“曆史的必然”

鴉片戰争以後，帝國主義列強取得在華設立工廠的特權，競相投資建廠。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得到迅速發展，兩種因素作用下緻使雇傭工人的數量迅速增長。五四運動前夕，中國的産業工人已達 200萬人以上。靠出賣勞動力和技術生活的工人，雖然是社會物質生活資料的主要創造者，但卻遭受着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三重壓迫。正如毛澤東所說：“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絕大多數産業工人分布在外資企業和官僚資本企業。在外資企業裡，中國工人不僅受到殘酷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而且遭到野蠻的民族歧視，以英美煙草公司漢口工廠為例，1905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資隻有 6元，即便是 1926年增至13.5元後，還不及外籍學徒工資的 1/7。武昌、漢陽的絕大多數工廠裡，工人的工作時長都在10小時以上，甚至如武昌造币廠竟長達 18小時。工礦企業更沒有任何勞動保護措施，工人生命安全毫無保障。在“滿屋灰塵，臭氣充天”的造紙廠裡，扯破布頭的女工每人每天“作十小時工”，忍受着“破布頭的臭味”，卻隻能得到“三百個大錢”，廠内“漂白粉的綠氣，和破布裡穢氣及微生物”讓工人如在“人世間的三十六層地獄”一般。

現實生活的悲慘和社會地位的低下使中國工人階級具備了最堅決、最徹底的革命性，也成為革命中最需要團結的力量。馬克思、恩格斯曾說過：“隻有無産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毛澤東在分析中國革命時也指出，中國工人階級“是中國新的生産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沒有私人占有的生産資料和高度集中的特性決定其易于形成強大的政治力量。但中國工人階級并不是一開始就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曆史使命并發揮自身的革命作用的。從五四前後一段時間内工人的活動情況來看，由于缺乏科學革命理論的指導，早期工人運動主要表現為分散的、自發的經濟鬥争。思想上的落後性和組織上的無序性也使得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仍處于初步階段。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工人階級要擺脫壓迫，最終實現自身解放，需要科學的思想武裝頭腦，指導工人運動。20世紀初期，中國工人階級在思想文化層面受行幫觀念、宗教迷信和農民小生産思想等封建意識、習俗的影響較深，接受現代教育少，文化水平低，缺乏反抗意識。面對多重壓迫，工人階級根本無法單獨依靠自身力量去掌握社會主義學說，自發地開展政治鬥争。因此，要實現從自發鬥争到自覺鬥争的過渡，讓廣大工人成為革命的同盟軍，就需要接受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承擔起宣傳進步思想和組織革命運動的重要任務，到廣大工人中去宣傳革命思想。

五四運動後，從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到撰寫系統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文章，知識分子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擴大共産主義影響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思想理論層面的先進性奠定了知識分子在無産階級革命運動中的指導地位。無産階級政黨的産生，既需要科學社會主義作為理論基礎，也需要工人運動的發展作為階級基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先進知識分子無疑就是聯結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橋梁。列甯指出，就無産階級革命而言，一個階級中“最有知識的先進代表人物”，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應是該階級政治運動或社會運動中的領袖。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以無産階級為主體建立起來的蘇維埃俄國讓中國知識分子從事實上看到：馬克思主義不能隻停留在書齋裡高談闊論，隻有到工農群衆中去，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工人階級，與工農大衆這支主力軍結合起來才有救國救民的出路。随着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深入，近代中國社會湧現出一批以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初具共産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這也為中國革命運動注入了新的活力，而這些先進知識分子也成為推動無産階級和兵士在“同一主義下面聯合起來”的關鍵。為了正确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揭露和批判資本主義的弊病，并為改造中國社會現狀尋求革命的科學理論和行動指導，中國知識分子階層中的積極分子開始學習、研究并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

知識分子主動走入工人群體，滿足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與中國革命運動開展的雙重需要。一方面，先進的思想理論必須要與群衆運動相結合才能發揮作用。陳獨秀在 1920年的随感中點明，無論“道理真實的名詞”說得如何好聽，都離不開實際運動，否則便毫無用處。要使工人運動不迷失方向，科學社會主義發生效力，就應該将二者結合起來。另一方面，無産階級革命的勝利同樣需要知識分子去争取工農群衆。因為“真正與一切統治階級利害完全相反的，隻有農人與工人”，他們是中國革命所應當倚賴的主要力量，先進知識分子雖然“富于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論”，但“被壓迫的勞動群衆之現實生活的要求及階級的戰鬥力”，是知識分子所不具備的客觀的革命條件，所以單憑知識分子自身的力量無法取得革命的勝利。

1921年 6月，在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前夕，田誠撰寫的《共産主義與智識階級》在漢口地區發行，文中向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發出強烈呼籲，号召他們“到工廠和田莊裡去，到工農群衆中去，和一般工人和農人握手”，主動“和無産階級握手”，把知識“貢獻到勞動者的腦袋裡去”，動員知識分子去“教育工人和農民，實行共産主義的革命運動”，從而明确地向他們提出了“宣傳和組織工人階級”的工作要求，為建黨初期知識分子的行動路徑提供了有益參考。由此可見，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在當時已經初步認識到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重要性。知識分子肩負着組織工人階級将科學理論付諸革命實踐的重要任務，把被壓迫的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領導他們開展革命運動，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責任，也是改造舊社會的唯一方法。

二、以“調查”“宣傳”“教育”“組織”為中心的革命活動

五四運動的爆發使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視線開始更多地轉移到勞苦工農群衆，逐漸認識到“無産階級是當時革命勢力的後備軍”，他們的革命行動也從此邁入一個新的曆史階段。在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立前，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不僅在理論上認識到“到工人中去”的必要性，更在實踐中積極踐行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行動主張。他們通過開展社會調查、宣傳進步思想、普及平民教育和組織成立工會等形式有步驟地在工人群體中開展革命活動，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聯系日益密切。

（一）開展社會調查以走進工人群體

建黨前夕，為了更好地走入工人群體，一些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走出書齋，到工人中開展社會調查，結合調查了解到的實際情況，從工人熟悉的具體事物中講清革命道理、宣傳馬克思主義進而推動工人運動。這種“從工人中來，再到工人中去”的實踐思路，也反映出當時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于組織工人的重視。

近代中國社會，由于工人階級的文化水平相對落後，鮮有工人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更談不上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與實踐運用。因此，采取何種方式走進工人群體，使先進的革命思想和理論更容易被工人階級所接受，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宣傳組織活動中必須思考的問題。恽代英曾指出，知識分子向民衆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要懂得“因勢利導”，隻有“調查他們生活的實在情形，學習他們的談話”，才能講出群衆想要聽、聽得懂的話。在新文化運動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逐漸接觸馬克思主義，開始思考新的救國道路。1919年初，李大钊指出，知識分子階層“要想把現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裡面”，必須要與“勞工階級打成一氣”。在各地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建立後，一部分先進知識分子開始認識到，“社會革命一定要以工廠作戰場，如果決計要想社會革命，必定要鑽進工廠裡去，……我們要研究的就是怎麼樣入工廠的方法。”1920年 1月，在李大钊的号召和組織下，北京的先進知識分子到人力車工人居住區進行調查，工人的悲慘生活狀況使他們大為震驚。北京《晨報》報道：“調查回來，大家相顧失色，太息不止，都現出一種極傷心且不平的樣子。”這進一步促使當時具有革命思想的先進知識分子決心到工人中去開展革命工作，深入工廠、碼頭、鐵路進行社會調查，反映工人群體的生活狀況和呼聲。同年 5月，《新青年》第 7卷第 6号《勞動節紀念号》專門刊載了大量介紹世界各國勞動組織和工人運動概況的文章，以及上海、北京、天津、唐山等地工人狀況的調查報告，這些有價值的調查資料正是陳獨秀約請高君宇、許元啟及各地的革命青年提供的。

武漢是早期工人運動的重鎮，這裡的先進知識分子同樣注重在調查研究中走入工人群體。1919年，陳潭秋從武昌高師畢業後，即以新聞記者為職業，接近工人，調查工人生産狀況。恽代英、董必武也經常鼓舞身邊進步青年把理論與革命活動結合起來，深入社會生産一線了解狀況。在他們的影響下，武漢的進步青年們紛紛到工廠調查，寫成一批有價值的調查報告。1920年 9月，在武漢早期黨組織醞釀籌建時，鄭凱卿等進步青年就對武昌織布局、紡紗局、銅币局、銀币局和麻布局的工人數量、工資、工時和家計等進行了詳細的調研，他們将調查結果以《武昌五局工人狀況》一文在《新青年》第 8卷第 1号發表，在社會上引起積極反響。同期還刊登了《漢口苦力狀況》一文，詳細叙述了漢口“江岸一隅”碼頭搬運工人苦難的生活狀況。工人無衣物可換，全身“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體”；工人也無處可住，“河灘、街沿、貨棚、船頭”皆是他們的卧室，“上風露而下濕潮”；遇到吃不上飯的情況，工人就去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棄之腐魚臭肉”食用，日複一日，工人不可避免地生病緻死。了解到工人階級悲慘的生活現狀後，知識分子日益認識到團結教育工人的重要性。武漢早期黨組織成立後，當地的先進知識分子更加有組織地深入工人群體中開展調查研究。1921年 4月，經過對武漢地區勞動界的一系列調查，包惠僧在《我對于武漢勞動界的調查和感想》這份調查報告中列舉大量事實說明武漢工人的生活“有十二分的痛苦”，提出以勞工教育、勞工組合、勞工俱樂部等形式把廣大工人“快快團結起來 ,推翻資本制度”。實踐證明，知識分子在調查走訪中同各行業工人建立密切聯系，既有助于提高工人階級的覺悟，也為早期工人運動發展奠定了階級基礎。

（二）宣傳進步思想以喚醒工人的政治覺悟

具有鬥争意識是開展革命鬥争的前提。1919年 3月，為了宣傳反帝愛國思想，喚醒廣大民衆的階級意識，鄧中夏等進步青年以“增進平民智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為宗旨，在北京大學組織成立“平民教育演講團”。最初，講演團主要是在街頭面向城市居民作不定期的反帝反封建講演。後來，由于聽講者十分踴躍，講演團“廣邀團員，以為大擴充之地步”，并确定今後的活動“除城市講演之外，并注重鄉村講演、工廠講演”。通過講演團這個平台，鄧中夏等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向工人群體宣傳革命道理，虛心向工人們學習并和工人促膝談心、交朋友，受到工友們的廣泛歡迎。随着宣傳教育活動的推進，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在盧溝橋、長辛店、通縣等地的工廠建立起固定的活動場所，定期開展講演，這為知識分子密切聯系工人、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奠定了基礎。

撰寫宣傳文章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通俗地将馬克思主義理論傳播給工人階級的主要方式。1920年 5月 ,為了慶祝屬于工人階級自己的節日，《新青年》第 7卷第 6号專門出版《勞動節紀念号》專刊，封面是羅丹的名畫《勞工神聖》，孫中山和蔡元培分别為雜志題詞“天下為公”“勞工神聖”。在這本整整比平時擴大了一倍以上、篇幅達 400頁的紀念号中，李大钊撰寫了題為《“五一”May Day運動史》的發刊詞，系統地介紹了“五一”國際勞動節與偉大意義，呼籲廣大中國工人把 1920年 5月 1日看成是“你們覺醒的日子”，要為工人的權益而奮鬥。陳獨秀高度評價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稱贊工人是社會發展的“台柱子”，世界上“隻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貴重”。紀念号中還有陳獨秀在調查研究後撰寫的《上海厚生紗廠湖南女工問題》，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剩餘價值學說，揭露了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之間無法調和的“勞動問題”的症結，就是工人和資本家之間的兩極分化與對立矛盾，明确指出當時的勞動運動，應以要求管理權而不是要求提高待遇為目的，“倘然仍舊走歐、美、日本人的錯路”，社會貧富兩極分化“是不可不預防的”。

1920年下半年，中國共産黨早期組織的相繼建立為先進知識分子在工人群體中的宣傳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障。為更好地喚醒廣大勞工的鬥争意識和階級覺悟，《勞動界》《勞動音》《工人周刊》《濟南勞動月刊》等專門面向工人的馬克思主義通俗刊物在各地早期黨組織的籌辦下陸續出現在大衆的視野中。這些刊物一是明确以工人為對象，善用工人階級喜聞樂見的說話方式介紹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觀點；二是經常刊登一些不同行業工人生活狀況的調查報告，揭露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與壓迫；三是通過介紹全國各地甚至國外工人罷工的具體實例，号召中國的廣大勞工起來反抗以争得權利和自由。鄧中夏在為《勞動音》創刊号寫的《我們為什麼要出版這個〈勞動音〉呢？》中強調，工人刊物的辦刊宗旨就是“提倡那神聖的‘勞動主義’”，并希望通過通俗的工人刊物“介紹世界的智識”，“紀述世界勞動者的運動狀況”，從而引導勞動者們“共同去幹社會改造的事情”。《勞動音》最初在北京長辛店、南口等工人聚集區發行，通過結合具體事例反映工人現實生活狀況和報道各地罷工運動，以此方式通俗地傳播馬克思主義、号召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争。這一宣傳方式頗受工人歡迎，每期銷售可達 2000份左右，極大提高了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鬥争意識，為今後發動更大規模工人運動作了思想準備。

（三）推廣平民教育以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

鑒于工人群體的文化水平較低，除以進步刊物為學習載體，早期知識分子還通過創辦勞動補習學校、工人夜校、識字班等形式，廣泛開展平民教育活動 ,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教授文化知識，提高工人的文化程度。

文化知識的匮乏嚴重制約着中國工人階級早期鬥争的實效性。建黨前夕，瞿秋白在分析中國工人狀況時就指出，盡管處于極為惡劣的環境，但“中國的無産階級（工人和農民）至今還沒有組織起來進行鬥争”，其原因就在于他們沒有文化，他們還沒有覺醒。陳獨秀也提到，正是因為工人“沒有階級的覺悟，不能做階級的鬥争來抵抗資本家，所以生活極苦而工價極賤，造成外國資本家群來掠奪底好機會”。從五四運動前中國工人運動的現實狀況來看，“沒有知識，沒有組織”的工人階級迫切地需要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幫助，開展有效的工人運動也迫切地需要先進思想的指引，但早期知識分子更多地是把馬克思主義當作西方的一種社會思潮加以宣傳和介紹，鮮有涉及革命學說對工人階級鬥争的指導意義。對中國無産階級革命而言，知識分子如果不對工人階級普及教育，增強工人的階級覺悟和文化水平，他們“就不能去進行自覺的階級鬥争”，“工人運動就會軟弱無力”。

推廣平民教育是知識分子将教授工人學習文化知識與面向工人傳播馬克思主義相結合的重要方式。1919年末至 1920年春，恽代英、施洋、李書渠等進步青年開始在湖北地區籌建教育改進社、平民教育社等組織，旨在普及教育、喚醒民衆、改造社會、拯救國家。此後不久，董必武等又組織進步學生成立讀書團體“人社”，創建新教育社和湖北職業教育研究社，在武昌、漢口等地面向工人及其子女開展義務教育。武昌的第一平民學校招收的全是工人，其中船工占 1/2，竹工、木工、織工等手工業工人占 1/2。武漢早期黨組織還在武昌第一紗廠和漢陽兵工廠興辦識字班。據當時在武漢活動的進步青年回憶：“這種工人識字班辦的很廣泛，……武昌的武漢第一紗廠、漢口的英美香煙廠和漢陽的兵工廠（包括煉鐵廠、制槍廠和火藥廠），其他如裕華紗廠、震寰紗廠、紗麻四廠、南洋煙廠，還有漢口的一個日本人的紗廠以及鐵路工人中都有這種識字班。”與此同時，這些進步團體所籌辦的《教育旬刊》《新教育》等刊物，也成為了普及平民教育的重要載體。不僅如此，上海早期黨組織成員李啟漢等人還在紡織工人（紗廠）最集中的滬西小沙渡開辦工人半日學校。同一時期，北京共産黨早期組織也以“提倡平民教育”的名義，在工人較為集中的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分日夜兩班上課，日班是工人子弟上課，課程與普通國民高等小學堂的課程基本一緻，夜班是工人上課，學習科學文化常識與專業知識，再包括當時興辦的外國語學社、平民女校、勞工學校、職工夜校、讀書會等，這些學校或社團雖名稱不一，但辦學方式大多比較靈活，均以短期班、實用型為主。這種教育形式把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同傳播革命思想有機結合起來，有利于先進知識分子建立與工人階級的密切聯系，對團結工人群體、鞏固群衆基礎、進而推動革命運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四）組織“真的工人團體”以有效開展工人運動

五四運動後，随着理論宣傳的漸次深入，工人階級接受了先進思想，覺悟日漸提高。但在具體的革命實踐中，中國工人運動并未展現出太多變化，工人們還是分散在全國各處。究其原因是缺乏強有力的工人團體的組織和号召，因此，号召有覺悟的工人聯合起來，組織“真的工人團體”迫在眉睫。

工人運動興起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自發的經濟鬥争。據《漢口新聞報》《大漢報》報道，從1918年1月初到1919年4月底，武漢三鎮先後爆發武漢造币廠工人、漢口炭店工人、揚子機器廠工人、李昌義染坊工人等罷工鬥争。這些早期的工人運動雖在不同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初步展現了工人階級的革命性，但工人們往往隻停留于提出某些經濟要求，并未認識到必須“消滅那種迫使窮人賣身給富人的社會制度”，其結果大多也以失敗告終。五四運動爆發後，伴随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工人們開始更深刻地意識到團結起來鬥争的重要性。1919年 10月 3日，遼甯本溪湖煤鐵有限公司 400多名中國煉鐵工人和 100多名日本工人，為要求增加工資和縮短工時而舉行聯合罷工。公司被迫給工人增加 2-3成工資，縮短 1小時的勞動時間，罷工取得勝利。

為了進一步團結和組織工人開展運動，在對工人進行啟蒙與教育的同時，陳獨秀、李達等先進知識分子也紛紛表示，需要将工人階級組織起來，聯合開展無産階級的革命活動。1920年，陳獨秀明确提到：“工人要想改進自己的境遇，不結團體固然是不行。”勞動運動“務必要專心在工會組織和工人生活改良上做工夫”。同年 11月，李達也在演說中指出：“勞動者若看清了資本的專橫跋扈掠奪無人道，就應該組織勞動者的團體（如工會之類）去和資本家對抗。團體越鞏固，勢力越大。”工會是團結帶領工人階級有效開展革命鬥争的重要組織。但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組織工會這類工人團體并非易事。在五四運動後，上海、廣州等地曾出現了許多自稱代表工界的團體，但那些工會“一大半是下流政客在那裡出風頭”。辦工會的人“總是穿長衫的先生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組織真的工人團體”既要在理論上讓工人知曉成立工會的重要意義，也要在實踐中培養工人階級的先進分子，讓有覺悟的工人聯合起來。對此，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積極幫助工人并指導他們建立工會，通過工會教育、訓練、團結工人階級的戰鬥力量。

1920年 11月，早期黨組織領導下第一個完全代表工人階級利益、由工人階級主導的新型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正式成立。與當時各類學社以青年為對象不同，知識分子動員工人群體成立工會的目的就是教育工人階級接受革命思想，開展有組織的革命運動。在陳獨秀看來，上海機器工會的成立就是知識分子組織新的“真的工人團體”的一種嘗試。上海機器工會的成立不是偶然的，而是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必然産物。1920年初，陳獨秀從北京到上海後，《新青年》随之遷往。作為《新青年》的熱心讀者，正在上海一家古董玩器商店幫工的青年李中，在陳獨秀的啟發、指引下，逐漸成為一名熱心工人運動的知識分子，同李達、陳望道等人一起傳播馬克思主義。為加強同廣大工人的聯系，李中主動進入江南造船所做工，到工人中去宣傳革命。這使得李中進一步意識到，工人階級迫切需要一個為他們發聲、指導他們鬥争的組織。為此，他積極幫助陳獨秀等人組織機器工會、商訂章程，動員陳文煥等人積極開展工會的籌建活動。1920年 10月，李中、陳文煥和上海造船廠、電燈廠、厚生紗廠等各廠工人代表 80餘人在漁陽裡 6号外國語學社召開上海機器工會發起會。李中主持會議，并報告了機器工會籌備經過及工會宗旨。11月23日，經過前期兩個多月的積極準備，上海機器工會終于在上海公學召開成立大會，參加大會的有機器工會會員、各方代表及來賓近千人，李中擔任上海機器工會第一任主席，陳獨秀、楊明齋、李漢俊等上海早期黨組織成員也被推舉為名譽會員。工會的成立使得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

在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探索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實踐進程中，工會組織的相繼成立标志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結合，也預示着知識分子由側重宣傳教育階段進入有計劃地組織工人開展革命實踐的階段。在新型工會的領導下，中國工人運動的面貌煥然一新，為黨的一大的順利召開和中國共産黨的誕生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三、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對中國共産黨成立的曆史意義

中國共産黨是在馬克思列甯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緊密結合中誕生的無産階級政黨。建黨前夕，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通過開展社會調查、宣傳進步思想、推廣平民教育、主張并組織工人成立“真的工人團體”等革命活動，既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作了重要的思想準備，奠定了堅實的階級基礎，也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創造出有利條件。

（一）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推動了建黨的曆史進程

中國共産黨的成立是一個曆史孕育的過程。這一過程既要有馬克思列甯主義，又要有中國工人運動，二者缺一不可。知識分子到工人中去開展革命活動，是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必要環節。從這個意義上講，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本身就是建黨的一個必要步驟，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發揮了“定向助推”的作用。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李大钊先後發表多篇文章，全面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學說，認為“現在世界改造的機運，已經從俄、德諸國閃出了一道曙光”，中國應當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但從這一時期國内工人運動開展的實際狀況來看，由于缺乏統一的組織領導，很多工人運動都是臨時決定的。工人們并不很清楚自己的行動目的，階級意識比較模糊，其結果往往也以失敗告終。為了有效地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一面通過社會調查深入了解工人階級受壓迫的生活狀況，一面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大衆化和通俗化傳播喚起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鬥争意識。

五四運動爆發後，在知識分子的宣傳、教育和組織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初步地結合起來，直觀體現為工人運動頻次的增加。據統計，上海工人的罷工從 1919年下半年的 13次增加到 1920年的 56次，其中 1920年的 5至7月間因米價暴漲而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就達33次之多。随着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聯系日益緊密，工人的思想覺悟不斷提升，工人隊伍的發展壯大以及開展更大規模、更有組織性的工人運動也相應地提出了建立無産階級政黨的現實要求。

馬克思指出，“無産階級在反對有産階級聯合力量的鬥争中，隻有把自身組織成為與有産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不同的、相對立的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才能“保證社會革命的勝利和實現革命的最高目标”。五四運動後，受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派遣，共産國際代表維經斯基來到中國考察中國革命運動的實際狀況，并幫助中國建立共産黨。他到上海發現，當時中國革命活動“最薄弱的地方就是活動分散”，最需要一個有力的組織“作為一個核心把這些革命團體團結在它的周圍”，成立一個以先進思想為指導、組織工人運動有序開展的共産黨組織。

1920年初，李大钊、陳獨秀等先進知識分子就曾探讨建黨問題。同年 8月 13日，正在法國留學的蔡和森緻信毛澤東，強調“旗鼓鮮明成立一個共産黨”是現階段中國革命最為緊迫和重要的革命任務。9月 16日，蔡和森又向毛澤東寫信介紹美國、英國、法國等 10餘個國家共産黨的籌建情況，指出，中國民衆的革命運動要跟上世界革命運動的發展潮流，“非組織與俄一緻的（原理方法都一緻）共産黨，則民衆運動、勞動運動、改造運動皆不會有力，不會徹底。”為此，要“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産黨”。毛澤東在回信中高度贊同蔡和森的建黨主張。

成立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将馬克思主義運用到中國具體國情分析之中，真正地回應和破解時代問題，推動革命理論轉向革命實踐的關鍵環節。建黨前夕，在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的實踐探索中，中國産生了一批掌握馬克思主義并決心到工人中去的先進知識分子，工人階級的思想開始進步，在革命活動中也由分散走向聯合。在這基礎上，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工人運動愈發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既為無産階級政黨的創建奠定了理論前提和階級基礎，也表明了中國共産黨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登上曆史舞台的。

（二）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馬克思主義從最初傳入和初步傳播，到成為主流思潮受到知識分子的廣泛宣傳和研究，再到最終被确定為中國共産黨的指導思想、成為先進知識分子堅定的信仰選擇，經曆了一個漸次深入的曆史過程。建黨前夕，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傳播創造出有利條件，馬克思主義傳播也讓知識分子有了思想武器。

新文化運動前期，西方的各種學說、主義、社會思潮通過報紙、雜志、新式學堂、社團等途徑大量湧入中國，馬克思主義也在這個時候被介紹到中國來。但在衆多的思想流派中，馬克思主義在此時并沒有引起中國社會的廣泛注意。

十月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入中國後，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開始在衆多思潮中将關注焦點轉移到馬克思主義上，并把它作為一種救國方案進行傳播。與此同時，由于缺少先進理論的指導，早期工人運動在開展過程中也缺乏一定的組織性和穩定性。從當時先進思想理論的傳播情況來看，工人階級不能自發地掌握馬克思主義。因此，由中國先進知識分子向工人階級傳播馬克思主義，是絕大部分中國工人接受馬克思列甯主義教育、提高鬥争意識和階級覺悟的主要渠道。

五四運動的爆發讓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深刻認識到工人階級的曆史作用和強大力量。為了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穿起工人的服裝，學習工人的語言，在實地調查中了解工人的生活狀況，并根據工人的接受水平，按照因勢利導的策略，靈活地改進面向工人的宣傳方式，這也為馬克思主義在工人群體中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

考慮到當時工人的文化程度不高，陳獨秀、李漢俊等人創辦的工人刊物《勞動界》就運用貼近工人日常生活的語言風格，将艱澀的理論轉述為與工人生産實踐息息相關的具體實例，并通過刊登工人來稿的形式，歡迎各行業工人以親身經曆揭露中外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和壓迫，訴說工人的要求。因此，《勞動界》也被工人群體稱作是“工人的明星”“工人的喉舌”。比如，在解釋剩餘價值學說時，作者并沒有使用專業術語，而是通過舉例：“一個工人每天穿的吃的住的，隻消五角錢，隻要做六點鐘的工作，便可以造出和五角錢相當的貨色，他們都硬要強迫着工人做十二點鐘的工，仍舊隻給他五角錢的工錢，于是還有六點鐘内所作出的東西，他們也就作為利錢卷上腰包去了。”經過這樣通俗化的表達，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更易于被工人接受，真實的工人來信也喚起了更多工人讀者在思想上、感情上的共鳴。

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的緊密結合也推動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逐漸形成高潮。據不完全統計，五四後一年中，“全國新創辦報刊400多種，其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内容和在不同程度上具有宣傳社會主義傾向的刊物就達 200多種”。從 1919年 5月到 1921年中國共産黨成立之前，僅《新青年》刊載的有關馬克思主義、俄國革命問題及中國工人運動的論文、通訊等，就多達137篇。

中國知識分子到工人中去傳播馬克思主義，不僅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使得知識分子和工人階級在思想認識上都發生了積極變化。一方面，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提高了工人階級的覺悟，工人群體中陸續湧現出一大批具有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先進分子；另一方面，在向工人階級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過程中，初步确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知識分子，其思想感情進一步轉變到工人階級方面來，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也更加堅定。毛澤東在 1936年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回憶道，自從“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曆史的正确解釋以後，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因此，“到了 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由此可見，建黨前夕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既有效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為中國共産黨的正式成立及黨成立初期的理論發展奠定了思想條件，使得我們黨“從它一開始，就是一個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為基礎的”無産階級的先進政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先進知識分子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注重同工人階級相結合、同中國工人運動、同中國實際相結合，這是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所具有的一個特點和優點。

通過回顧建黨前夕知識分子到工人中去開展革命活動的曆史進程，可以清晰地看出，知識分子與工人階級相結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進而為中國共産黨的誕生作了思想上組織上的準備，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文章來源：《黨的文獻》2024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