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

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

馬新穎

21世紀的現代化呈現出快速轉型、加速發展、深刻變革、深入調整的階段性特征。在以計算機、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加持下，資本主義現代化出現了新的變化，其生産力和科學技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但由于資本主義自身的固有矛盾以及資本在全球積累過程中暴露出的問題，使得資本主義現代化即使在數字化時代，仍然是世界現代化進程中的麻煩制造者。國外馬克思主義立于新的時代特征，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立場與新的理論資源相結合，對資本主義現代化展開了新批判。

一、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的新動向

現代化批判是針對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矛盾、斷裂、偏差、消極後果、意義喪失等問題進行的批判和反思，其目的是将偏離的現代化扳回到人類文明的發展軌道上。馬克思曾在《共産黨宣言》中描述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消極後果：“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态；仿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争，使社會失去了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社會所擁有的生産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産階級文明和資産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馬克思對現代化批判的徹底性就在于他雖然将資本主義的産生看作是現代社會的開端，卻從不認為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就是現代化發展的盡頭。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生産關系所具有的野蠻性、剝削性、掠奪性、逐利性、不平等性注定了資本主義現代化隻是一種特定的現代化模式，它終将被一種更高的文明形态、更符合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要求的現代化所取代。

20世紀的國外馬克思主義者繼承了馬克思的批判立場，他們從現代性的重建、工業化的弊端、全球化的趨勢、現代社會的異化、生态環境的危機等不同角度對資本主義現代化進行了深入批判。在他們的批判中，資本主義現代化被揭去“文明模式”的面具，其弊端顯現無遺，其發展困境越發清晰，其負面效應越發明顯。進入21世紀，“西方社會和資本主導的現代化、世界化進程之内容與形式的矛盾對立不斷發展，體現出新形式代替舊形式的客觀要求”。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不僅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繼續惡化的表現，更說明資本主義現代化非但沒有擺脫現代化發展的困境，反而拖拽着整個世界陷入新的危機中。對此，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抓住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新矛盾、新問題，對其進行新的分析和批判。

（一）數字資本主義批判

21世紀以計算機、大數據、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技術重塑了人類社會的時間和空間，改變了人們生産、生活和交往方式，推動着現代化進入數字化時代。但“無所不在的計算機網絡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相結合，大大拓寬了市場的有效範圍”。 針對數字技術與資本主義的結合，丹·席勒在1990年首次提出“數字資本主義”并指出，計算機網絡與資本主義市場原則是雙向征服。一方面，計算機網絡使市場深化成為可能，它不斷擴大資本主義經濟的範圍；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市場原則征服并控制了網絡空間，使其成為一個跨國程度高的市場體制中的核心生産與控制工具。之後的國外馬克思主義者也把數字資本主義看作是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的經濟形式而加以批判。

從内容上看，數字資本主義批判主要批判了 數字勞動的剝削性和數字平台的壟斷性。資本主義除了對與信息和通信技術生産相關的數字勞動進行直接剝削外，網絡用戶的無酬勞動也是剝削對象。而且這種剝削還隐藏在社交媒體的“玩樂”中，娛樂和勞動時間相互交織，導緻人類模糊了工作與休閑的界限，所有時間都被納入資本主義剝削機制中。另一方面，數據經過算法的整理，成為可以反複利用的數據庫，彙聚數據的平台就具有了壟斷優勢。平台不僅從衆多用戶中獲得數據，還可以控制、制定數據使用規則。數據生産的勞動者對自己創造的數據資料沒有話語權。而平台卻憑借各種規則獲得數據的所有權，再依靠數據分析，通過各種途徑獲取壟斷收益。

（二）生命政治批判

随着現代社會對人的生命控制越來越普遍。福柯開創的“生命政治批判”成為現代化批判的新角度，生命權力是福柯用來描述資本對人的肉體進行操控的概念，但哈特和奈格裡認為生命權力是一個權力的新範式，它的基本任務就是在社會内部起着規範作用。生命權力已經深入到人們的意識、心靈、智力、情感中，“權力已表現為一種控制，它伸展到民衆的意識和肉體最深處，同時也跨越社會關系的全部”，實現了資本主義對人生命的全面控制。

阿甘本從國家主權的角度提出“新的生命政治學”。生命被區分為生物意義上的自然生命和政治層面的政治生命，一旦政治生命被“主權者”剝奪，人就隻剩下無保護的赤裸生命，人人可以得而誅之。在主權國家中，主權者在共同體外分隔出例外狀态，讓生命随時都可能成為赤裸生命，由此體現出權力對生命的控制。埃斯波西托則認為，共同體下的生命不是隻受到抑制或剝奪，還會受到豁免和保護。共同體會打造出免疫體，享有對個體生命的保護。對社會而言，免疫機制不僅擴展了共同體的空間，還恢複了生命政治的積極面。

（三）現代化國家批判

21世紀的資本主義國家有三大變化：全球化對國家的影響和挑戰更加巨大；國家治理已經成為主要的政治手段；資本主義世界建起了更為強勢的國家制度。據此，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展開了“新帝國主義批判”。他們認為，美國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帝國。美國實行的是一種新的帝國統治方式，它通過運用經濟貿易、對外援助、國際庇護以及隐蔽的強制手段對其他國家實行支配。美國既可以通過單邊行動也可以借助于像“國際貨币基金組織”這樣的跨國機構來幹涉附屬國家的經濟發展，其效果并不遜于直接殖民統治而且不用支付高額的占領成本。金融危機後，雖然美國的經濟霸權已經不再是不可挑戰，但美國的軍事霸權作為帝國主義的本質體現，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随着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關系問題成為焦點，國家批判理論迎來了複興，其代表人物是雅索普。他提出要把國家置于一種“策略－關系”的脈絡中進行分析。全球化下，當資本主義積累策略發生改變時，國家的形式、國家的決策也将随之改變。此外，民族國家的行為被重塑，“治理”正成為民族國家的主要任務和新的功能點。但國家治理不是永久解決之計，治理仍然會産生嚴重沖突，制造出新矛盾。因為這些治理手段僅僅是全球化階段的國家策略，未來的資本主義國家依然潛藏着各種危機。

（四）生态危機批判

由于發達國家把生态矛盾轉移到其他國家，用全球化問題掩蓋生态危機，再加上發達國家的生活環境改善，生态保護運動趨于保守，生态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不再呈現強勢發展，但它的批判卻仍在繼續。

生态正義是在政治學和倫理學的基礎上形成的批判主題。21世紀的生态正義從追求人與自然平等的生物正義走向社會正義。“社會正義或者它在全球範圍内的日益缺乏是所有環境問題中最為緊迫的。”社會正義是從社會發展的角度指認資本主義是造成生态危機的根源所在。另外，生态正義還從分配正義轉向生産正義，強調正義不僅體現在工資、财富、收入等量的分配過程中，更體現在勞動、技術、分工、土地使用等生産過程中。

關于生态革命有兩種主張：一種是主張“漸進式”的社會變革，傾向于從“客觀”的角度看待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生态問題；另一種則把生态問題與社會主義相結合，主張進行激烈的生态革命。生态社會主義強調要重建社會，這種重建必須通過整個社會的新陳代謝，來變革人類和自然的關系。這兩種不同的主張也使得生态馬克思主義呈現出保守與激進并存的面貌。

（五）空間批判

空間批判是将空間和空間生産作為現代化批判的基本維度。城市和全球空間是空間正義的主要鬥争場所。在城市中，由于資本家炒作，土地價格上漲，空間成為财富象征。個人财富的多少表現為占有空間的多少。城市化既是資本家财富積累的手段，也是勞動者财富被掠奪的過程。在資本的全球化中，資本形成了中心－邊緣國家的空間生産格局。中心國家在經濟上剝削和壓迫邊緣國家，政治上支配和控制邊緣國家；資本通過全球化向邊緣國家轉移，再從邊緣國家源源不斷地獲得高額利潤，國家間的不平等形成。

空間反抗是通過反抗資本的空間化以及不平等的空間關系，達到空間正義的實現。愛德華·蘇賈提出對抗資本主義統治的新空間“第三空間”。在這個空間中，“所有的曆史地理，所有的時間地點，都無所不在地被呈現與表征，成為一個力量與支配、權力壓迫與反抗的戰略空間”。蘇賈還提出“城市權”，确保城市居民對空間生産參與的權利，保證居民在空間中的平等地位。

此外，網絡空間具有更強的流動性、便利性，更容易實現資本的流通和快速周轉，更容易成為資本控制的目标。因此網絡空間批判主要包括網絡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關系、網絡空間與資本主義空間生産的關系、網絡空間是否具有反抗資本主義控制的解放意義等内容。

（六）現代社會批判

21世紀的現代社會批判仍堅持“社會診斷”的方法，即通過發掘現代社會的特質，再對其特質進行批判性分析。按此方法，拉埃爾·耶吉決心重新發現“異化”的批判性。她指出，異化是一種對世界和自我關系的阻斷，“一個被異化的世界是一個無意義的世界，它不會被我們經驗為一個有意義的整體”。在異化中人與世界是疏離的。人既喪失力量也喪失意義，既不能觸動和改變世界，也不能從世界中獲得情感和存在的根據。哈特穆特·羅薩也将異化解釋為自我與世界的關系。“異化指出了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的一種深層的、結構性的扭曲，亦即一種主體處于、‘坐落’于世界當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異化意味着人适應活動的失敗，意味着主體遊離于世界之外。

哈特穆特·羅薩認為，現代社會是由一種非政治性的嚴密的時間體制所管轄、調節和支配。這個時間體制就是“社會加速邏輯”。在此邏輯下，社會出現了科學技術、社會變遷和生活步調的加速，三者之間形成一種環環相扣的系統。科技加速增加生産和日常生活的速度，而加速的社會變遷又會造成生活步調的加速，社會加速在現代社會已經變成一種不需要外在驅動力的自我推動系統。在加速社會中，時間飛快流逝，卻在人的記憶中不再留有痕迹，人的生命體驗越來越貧乏，最後導緻嚴重的自我異化。

二、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的新趨勢

如果把現代化看作是一個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大變革的曆史進程，那麼相較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21世紀的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出現了三個方面的趨勢：

（一）從曆時性批判轉向共時性批判

“共時”和“曆時”原本是語言學家索緒爾用來表示語言狀态和進化階段的概念。作為研究方法，兩者是不同的。共時性研究強調的是聯系各同時存在并且構成系統的成分之間的邏輯和心理的關系，而且這些成分能夠被同一集體意識所察覺到；而曆時性研究則強調聯系并“不是同一集體意識所感覺到的相連續要素間的關系，這些要素一個代替一個，彼此間并不構成系統”。共時僅僅知道一個情景，它的一切方法可以歸結為事實的收集；而曆時語言學可以随着時間從上往下探究或從下往上追溯。

如果用這種方法來關照現代化批判，20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會呈現出比較明顯的“曆時性”特征。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指出：“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範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産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曆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曆史。” 20世紀的國外馬克思主義者立足于馬克思主義的世界曆史觀，将現代化置于曆史發展過程，就如同對現代化進行縱向聯結，從封建的、前現代化開始，去探究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形成與發展，去反思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特征與表現，去批判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消極與弊端。

相比之下，21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卻顯現出“共時性”的特征。現代化進入21世紀後，它已經成為一個大的“情景”，各種批判主題、角度、話語、概念都反映出現代化的新特征。21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就如同對現代化進行橫切，批判家們已經不再糾結于現代化的來龍去脈，不再局限于曆史的追溯，他們要的是現代化的集中體現，求的是現代化的内在聯系。現代化在21世紀具有了強大的現實性，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而言，重要的是它在當下的存在、表現和特征，重視的是這種現代化對當代人生存狀态的影響。追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起源固然重要，但卻不再是21世紀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的重心，因為很明顯，這一點對生活在當下社會的人們而言并不是那麼重要了。

（二）從對現代性的批判轉向對現代化本身的批判

20世紀的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更關注現代化的核心概念——現代性。正如哈貝馬斯所說：“自從18世紀後期開始，現代性就已經成為‘哲學’讨論的主題。”在哈貝馬斯看來，現代性概念是需要從西方理性視野中獲得自我理解的，因此從黑格爾開始就對現代性進行定義，而馬克思、韋伯、盧卡奇以及法蘭克福學派又不斷用社會理論的方法來闡述現代性。在這些思想家的努力下，現代性的自我理解不僅表現為理論的“自我意識”，表現為針對一切傳統的自我批判立場，還表現為“自我決定”和“自我實現”的道德和倫理觀念。另外，現代性的自我批判還引發出現代性的危機分析，追問現代性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遭遇成為批判熱點，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成為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合理本質的有效工具，也成為貫穿整個20世紀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的主題。

不同于20世紀，21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已經不把重點放在讨論現代性的合理性問題上。因為經過後現代話語的消解，昔日形而上學理性概念的權威性已經蕩然無存。通過強調片斷、縫隙和邊緣化，強調差異性、非同一性和特殊性，現代社會的批判主題都被革新了。就整個世界而言，21世紀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已經被整合進現代化的進程中，逐漸走向更為成熟的現代社會。現代化的工業文明連同現代化的弊端一同被人們接受下來，危機也好、異化也罷，都成為現代社會既定的事實。21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不再是從外在的根據來判斷人們所遭受的痛苦或異化，而是強調要從社會主體自己的感覺、信念、行動出發來判斷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消極程度。因此，關注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當下”，關注資本主義現代化自身的結構、發展道路、權力控制、新的矛盾呈現以及向世界擴展的後果，就成為21世紀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的主要内容。

（三）從社會文化批判轉向政治批判

早在20世紀初，一批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就以揭示資本主義現代化對人性和社會的壓迫為使命，提出了具有深遠影響的批判理論。批判理論探究了資本主義啟蒙之下，人類不但沒有進入真正的人性狀态，反而深陷野蠻狀态的原因。“随着資産階級商品經濟的發展，神話昏暗的地平線被計算理性的陽光照亮了，而在這陰冷的光線背後，新的野蠻種子正在生根結果。”資本主義現代化在創造現代文明的同時，也帶來了野蠻和對人性的壓制。批判理論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傳統，認識到是資本主義制度導緻了社會的不合理，由此也衍生出諸如工具理性批判、文化工業批判、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批判以及單向度的社會批判等諸多概念。不過，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諾所說，批判理論還是拘泥于傳統學科之下，主要在社會學、心理學和認識論的論域下展開研究。因此，批判理論更多地是以一種社會文化或意識形态批判面目示人。

21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則更多地轉向了政治批判。所謂轉向，就是指批判的重點、批判的領域發生了變化。在20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中，政治批判雖然有，卻隻是衆多批判主題中的一個角度，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視。進入21世紀後，政治批判逐漸成為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的核心。從資本主義全球化下的新帝國主義批判、新自由主義批判到空間政治批判、生命政治批判、國家治理批判，甚至包括數字資本主義批判、生态正義批判，都具有鮮明的政治批判的特色。霸權、權力控制、平等、正義、生命權力等核心詞成為能夠激發出更為激進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的概念源泉。值得一提的是，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宣告新自由主義的失敗後，重新激活了馬克思主義政治批判的理論線索。在當代世界政治體系的不穩定性加劇的情況下，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們也結合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批判方法，去重新定義資本主義國家。

三、對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的新意義

21世紀的國外馬克思主義者除了繼續堅持批判資本主義的現代化之外，不再拘泥于“傳統與現代”之分，不再視資本主義現代化為“單一的現代化”，而是大膽探究資本主義現代化所處的曆史階段，對現代化的未來以及人類文明的可能性進行新的探究。

（一）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面臨的新矛盾

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的“一體兩面”，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共同形成了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國家和社會形态，它們共同解決資本主義的積累矛盾，拼命為剩餘價值的盈利性吸收創造條件，甚至不惜用霸權拆毀一切可能的壁壘。在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的推動下，金融壟斷資本實現了高度的全球化和國際化，形成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義也相應地進入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呈現出壟斷的世界化、跨國公司的聯盟化、金融壟斷資本的絕對化等新階段特征。

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對新自由主義和新帝國主義進行批判不僅是現代化批判的應有之義，還代表了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對當代資本主義進行的深入分析和深刻洞察。透過他們的批判，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具有了新的表現形式：新技術加持下資本主義的生産能力無限擴大與世界有效需求不足之間的矛盾；國際金融壟斷資本主義進行的金融投機和金融掠奪與發展中國家金融主權之間的矛盾；發達國家生态矛盾的緩和與全球生态環境惡化之間的矛盾；資本向網絡空間、數字領域的擴張與網絡全球化、數字全球化之間的矛盾；科學技術和社會的加速發展與現代人陷入生存焦慮和異化狀态之間的矛盾等。這些矛盾在不同程度上加重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加劇了壟斷資本過剩和金融危機的趨勢。

（二）豐富了對現代化發展階段的新認識

透過21世紀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人們能清晰地感知到人類社會已經進入到一個加速發展的高科技時代，同時也進入一個危機四伏、危險頻發的高風險時代。21世紀社會的特征就是“全球一體化”。這個階段的現代化不僅實現了生産過程的全球化、貿易協作的全球化、資本流動的全球化、文化交往的全球化，還實現了網絡連接的全球化、信息交互的全球化、人才交流的全球化。但資本主義現代化私人占有的形式卻與這世界化和全球化“融合”的大趨勢越來越不相容。資本主義的單極化、經濟霸權、政治強權、軍事威脅，文化入侵，無論是哪一個方面的表現都與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相左相背。21世紀的“全球化”與“資本化”的矛盾不僅僅是“形式與内容”的矛盾，更預示着資本主義現代化絕非通向人類文明的光明之路。新的世界發展大趨勢必将呼喚出更高、更好的現代化新内容來與之相适應。現代化的道路和模式不是僅有資本主義現代化一條道路可走，而是具有道路選擇的多重性和多樣性。

從另一方面看，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仍是對現代化發展消極後果的警醒。資本主義的現代化雖然促進了生産力的大發展，但這種發展是以剝削和掠奪其他國家、壓迫和壓榨勞動人民、破壞和榨取自然資源、加劇和加重世界貧富差距為代價的。事實上，在20世紀對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批判中，人們已經看到了世界為實現資本主義現代化所付出的代價，隻不過，那個時候的世界還可以承受。但是，21世紀的地球無論是從自然環境、人口布局、生存條件來說，都已經極其脆弱，無法再承受資本主義現代化那無底線的發展方式。21世紀這二十多年所爆發的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嚴重的自然災害、突發的世界疾病、破壞性的氣候災難都是明證，都說明人類現代化已經到了必須深刻反思其發展的階段。

（三）蘊含了對未來社會的新期望

相較于20世紀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批判，21世紀的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在進行批判的同時，并沒有彌漫普遍的悲觀情緒，反而對未來社會的發展提出了更多的期待。因為在21世紀的人類現代化實踐中，國外馬克思主義者有了新的參照物——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道路和模式。生态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約翰·B.福斯特指出，人類完全可以有另一個選擇，那就是建設一個真正平等、生态可持續發展、可以滿足大衆需求的21世紀生态社會主義。大衛·科茨也指出，如果新自由主義繼續禍亂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将再度煥發活力去廢除資本主義，建立一個給予人類需要而非私有利潤的社會制度。甚至還有不少學者去暢想了數字社會主義的美好前景：“公有制、計算機化的高科技、為所有人創造财富的後稀缺社會、全面發展的個性、按需分配、參與式管理、共享的文化和國際主義精神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

國外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不再具有對現代化的普遍悲觀情緒，在批判之餘也要探求一個更加美好的現代化前景也是有原因的。因為如果從人類文明的角度看，現代化就是人類文明的實現方式。現代化實現道路的不同決定着文明呈現的狀态也不同。資本主義現代化強化了現代文明的消極性，使現代文明呈現出資本至上、金錢至上、恃強淩弱、破壞自然的災難性後果。而中國式現代化所代表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則指引了現代文明的進步性，它所體現出來的人民至上、團結合作、和平發展、綠色發展将極大激發現代文明的積極性。按照這樣的道路走下去，世界現代化終将突破困境，展現出新的發展圖景。

（作者單位：北京郵電大學）

來源：《理論視野》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