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跳出曆史周期率的群衆史觀闡釋

中國共産黨跳出曆史周期率的群衆史觀闡釋

馬秋麗 楊凱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講話指出：“我們黨曆史這麼長、規模這麼大、執政這麼久，如何跳出治亂興衰的曆史周期率？毛澤東同志在延安的窯洞裡給出了第一個答案，這就是‘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經過百年奮鬥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新的實踐，我們黨又給出了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學術界相關研究主要聚焦于解釋新時代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新道路新答案，或緻力于探尋“兩個答案”的生成邏輯以及相互關系。進行治亂興衰曆史周期率的研究，關鍵是強化唯物史觀在治亂興衰曆史周期率研究中的貫徹運用。以群衆史觀為視角和基本立場，揭示造成曆史周期率的深層原因，并以此為基礎，闡明中國共産黨作為無産階級政黨，通過人民監督與自我革命跳出曆史周期率的内在機理，不僅有利于深化對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理解，而且有利于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堅定“四個自信”，助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一、曆史周期率何以形成

從“窯洞對”的内容可以看出，“曆史周期率”的要義是指很多政權“由好變壞”“從興到衰”“由存到亡”等退行性變化。在一定意義上說，跳出治亂興衰的曆史周期率，本質是避免自身蛻變帶來的政權傾覆，進而實現長期執政。

闡明中國共産黨跳出曆史周期率的内在機理，需要我們首先透過曆史表面現象把握政權周期性傾覆的深層原因。黃炎培曾列舉曆史周期率形成的原因，包括曆時長久，自然地惰性發作，為功業欲所驅使，強求發展等，他的分析“可以說揭示了周期率發生的個案原因或部分原因，但顯然還不是其最根本和最深層的原因”。我國古代思想家也有不少關于曆史周期率的見解，但多從唯心史觀出發，将曆史周期率發生的根本原因歸結為“氣數”或“天意”。“唯物史觀是對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科學解釋，是認識曆史周期率，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思想武器”，探尋政權周期性傾覆的深層原因，應堅持唯物史觀的指導。

依據群衆史觀，“曆史不過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作為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也就是說，物質利益是人的根本需要，是人們行動的直接動機，“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勝利地征服了馬拉的筆、恐怖主義者的斷頭台、拿破侖的劍，以及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難像和波旁王朝的純血統”。

原始社會末期，生産力水平提高，産品交換和社會分工也随之不斷擴大，進而出現了剩餘産品和私有制，産生了階級。統治階級出于維護自身利益，鎮壓人民群衆的需要，催生了一種新的、不同于以往的“特殊的公共權力”，即國家政權。政權本質上是統治階級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這個組織起來的權力一直是統治階級進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

馬克思曾用工會與它的執行委員會類比無産階級與其政府首腦的關系，列甯也曾指出資産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是每隔一段時間決定一次由資産階級中的哪些人在議會裡壓迫人民。可見，在一個國家裡，統治階級相對來講人數衆多，不可能全部參與到政權之中，隻能通過統治階級中的一部分成員組成統治集團，掌握政權，“統治集團是控制着上層建築領域，掌握國家或政權權力的那一部分統治階級成員的總稱”。這樣，政權雖然實質是統治階級壓迫人民群衆，維護自身利益的工具，但首先表現為統治集團對人民群衆的統治。

“曆史活動是群衆的活動”，人民群衆是社會曆史的創造者，在統治集團與人民群衆的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中，人民群衆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性作用。“人們為之奮鬥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政權的穩定或傾覆取決于統治集團的統治是否符合人民群衆的利益，當統治集團的統治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時，人民群衆必然推翻統治集團，導緻政權傾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個政黨，一個政權，其前途命運取決于人心向背”。我國古代思想家也表達過類似的觀點。《尚書•五子之歌》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甯”、《管子•牧民》中的“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荀子•哀公》中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大學》中的“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都強調了統治集團的統治是否符合人民群衆的利益是政權穩固與否的決定性因素。

曆史周期率具體呈現為政權的周期性傾覆，政權傾覆源于統治集團的統治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因此，在群衆史觀視域下，揭示政權周期性傾覆的深層原因實質是考察統治集團的統治與人民群衆利益的嚴重背離為何總是難以避免。

（一）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政權最終必然傾覆

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不僅剝削階級在統治集團的支持下，不斷加重對人民群衆的剝削，而且統治集團的貪污腐敗也不斷侵蝕人民群衆的利益，兩者交相演進，共同作用，導緻統治集團的統治必然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政權傾覆難以避免。

1.剝削階級在統治集團的支持下，不斷加重對人民群衆的剝削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可見，剝削階級的本性是“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即剝削人民群衆。讓剝削階級放棄對人民群衆的剝削無異于與虎謀皮，正如毛澤東所說，“在階級鬥争的社會裡，有了剝削階級剝削勞動人民的自由，就沒有勞動人民不受剝削的自由。有了資産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的民主”。

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剝削階級不僅不會放棄對人民群衆的剝削，反而會為了獲取更多利益，在統治集團的支持下，利用現有生産關系不斷加重對人民群衆的剝削，不但盡可能多地無償占有他們的剩餘勞動，有時甚至侵吞他們的必要勞動，正如恩格斯所說，“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衆的肩上”。人民群衆承受剝削的程度總是有限的，“為了有可能壓迫一個階級，就必須保證這個階級至少有能夠勉強維持它的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随着剝削階級剝削人民群衆的程度不斷加深，人民群衆“奴隸般的生存的條件”也無法維持，為了求生存而不得不反抗。經濟解放需要通過政治鬥争來實現，“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鬥争必然要變成政治的鬥争，變成首先是反對這一階級的政治統治的鬥争”，所以人民群衆反抗的矛頭直指現有政權，最終推翻統治集團的統治，導緻政權傾覆。如果生産力沒有革命性的進步，階級關系和政權性質也不會有質的變化，上述政權傾覆的過程會不斷重複，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便是如此。

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舊的生産關系使剝削階級能夠無償占有人民群衆的勞動，為了能維持剝削人民群衆的優勢地位，以便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剝削階級總是無視生産力的發展，盡可能地在統治集團的支持下保持和鞏固舊的生産關系。但生産力的發展是不可阻擋的，代表先進生産力發展方向的人民群衆迫切要求以新的生産關系代替舊的生産關系，兩者之間的矛盾無法調和，因此，“生産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這種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發為革命”。通過暴力革命，人民群衆推翻統治集團的統治，造成現有政權的傾覆，建立新的生産關系。在無産階級革命之前，上述革命總是把政權從一個剝削階級轉移到另一個剝削階級手中，絲毫不能改變政權阻礙生産關系變革的傾向，因此每次革命後建立的新政權也難逃再次傾覆的命運，正如歐洲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後，最終也被資本主義社會所代替。

2.統治集團貪污腐敗，不斷侵蝕人民群衆利益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論法的精神》一書中寫道，“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恩格斯明确指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淩駕于社會之上。從前人們對于氏族制度的機關的那種自由的、自願的尊敬，即使他們能夠獲得，也不能使他們滿足了”。也 就是說，權力天生就有謀利的本性，随着公共權力的出現，統治集團總是力圖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謀取私利，走向貪污腐敗。

隻有切實發揮人民群衆的監督作用，才能大大縮小統治集團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空間，有效遏制其貪污腐敗。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巴黎公社之所以能以真正的負責制取代虛僞的負責制，之所以能用随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代替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們，之所以能将國家等級制徹底清除，歸根結底是“因為這些勤務員總是在公衆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

在不同性質的政權中，人民群衆監督作用發揮的程度不同，以權謀私的空間不同，統治集團貪污腐敗的程度也不同。原始社會的氏族首領會被賦予一定的公共權力，但因為生産力水平低下，剩餘産品很少，且氏族首領經常處于其他成員的直接監督之下，因此這時的公共權力保持了服務于整個氏族和氏族成員的本性。

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政權本質上是為剝削階級剝削壓迫人民群衆服務的，是為了極少數人的利益去反對大多數人。剝削階級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必然拒絕人民群衆真正的徹底的監督，這類性質的政權“必然表現為一個同人民相脫離的統治者及其仆從的特殊事務”。這無疑使掌握公共權力的統治集團具有了很大的謀取私利的空間。

另外，結合以往曆史來看，為了掩蓋政權為剝削階級服務的本性，剝削階級一般會給政權披上一層神秘的外衣，正如馬克思所說，“官僚政治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奧秘”。這層神秘的外衣使人們以為“行政和政治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職務，隻能委托給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隻能像迄今為止那樣，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社會公職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上述觀念會使人民群衆進一步遠離公共權力，更談不上對統治集團進行有效的監督。

總之，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統治集團的貪污腐敗“從本質上說是剝削制度、剝削階級的産物”，注定自己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正因如此，我國封建王朝中的曆次反腐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作用，有的甚至帶來了一段時期的王朝中興，但終究全部歸于失敗。

（二）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要時刻保持警惕

無産階級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解放自己，作為無産階級利益的代表，無産階級政黨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在理論上是一緻的。實踐證明，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使無産階級政黨蛻化變質的物質動因與可能性空間，某些黨員幹部可能會被利益集團所綁架或者自身貪污腐敗。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缺乏有效的防範途徑，無産階級政黨最終也會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從而導緻政權傾覆。

1.無産階級政黨蛻化變質的物質動因與可能性空間

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使無産階級政黨蛻化變質的物質動因。馬克思曾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确指出，即便是脫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由于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産生出來，在經濟、道德和精神等各方面難免都帶有舊社會的痕迹。具體到經濟方面來說，作為向共産主義過渡的社會發展階段，脫胎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主義社會生産力水平仍然有限，不足以使物質财富極大豐富，消費資料按需分配。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在這種狀況下，某些黨員幹部難免存在利用手中權力采取不正當方式獲取物質利益的心理動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恩格斯明确指出，在迄今為止的所有國家中，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蛻變為社會主人都是難以避免的，因此，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後首先就“應當保證本身能夠防範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産力水平更低，物質生活資料不僅未能極大豐富，還存在一定程度的匮乏，社會成員之間争奪物質利益的生存鬥争隻會更加激烈，作為社會成員的一部分，某些黨員幹部為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必然也難免會有以權謀私的心理傾向。

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基礎上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存在使無産階級政黨蛻化變質的可能性空間。列甯指出：“隻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官僚主義的鬥争進行到底”。馬克思也曾高度贊揚巴黎公社所采取的勞動者直接參與管理的制度，指出公社通過把軍事、行政等領域的所有公職變成真正工人的職務，徹底掃除了國家政權“隻能委托給一個受過訓練的特殊階層”所帶來的弊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受經濟、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限制，無法使人民群衆全部直接參與管理工作。既然人民群衆全部直接參與管理難以實行，那就隻能代之以無産階級先進階層來實行管理，正如列甯所說，“蘇維埃雖然按黨綱規定是通過勞動者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而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産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衆來實行管理的機關”。由“無産階級先進階層”來實行管理意味着公共權力由專門的黨員幹部來掌握，這無疑為某些黨員幹部以權謀私提供了可能性空間。

2.無産階級政黨面對市場經濟和長期執政的雙重考驗

為迅速提高生産力水平，目前我國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允許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一方面，市場經濟使人們在生産關系中處于不同地位，從事不同經濟活動，必然會産生不同的利益主體和利益訴求，滋生各種利益集團。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所遵循的商品交換原則不可避免地會滲透到黨内生活中來，市場經濟所誘發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也難免扭曲某些黨員幹部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動搖他們對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理想信念。總的來看，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情況下，“社會上各種各樣的誘惑纏繞着黨員、幹部，‘溫水煮青蛙’現象就會産生，一些人不知不覺就被人家請君入甕”，甚至成為某些利益集團的代言人。

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經曆更長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和平時期長期執政過程中，如果既沒有革命鬥争的考驗，也缺乏深入持久的科學世界觀的教育，某些黨員幹部就“容易出現承平日久、不思進取的心态，容易産生貪圖享樂、驕傲自滿的情緒，容易缺乏銳意進取、攻堅克難的鬥志”。這樣的精神狀态不僅會導緻某些黨員幹部聯系群衆的動力不足，漠視人民群衆的利益訴求，損害黨在群衆心目中的形象，嚴重阻礙無産階級政黨的公信力、影響力，而且也會導緻某些黨員幹部追求個人特權和物質享受，不重視知識學習和實踐鍛煉，無法順應改革發展的要求，嚴重削弱無産階級政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

從曆史經驗來看，蘇聯共産黨作為無産階級政黨，其垮台與黨的性質蛻變、不能進行自我革命有直接關系，“蘇聯共産黨沒有建立健全一套完整、科學的廉政建設監督體制，以緻黨風廉政建設出現重大失誤、黨内特權階層長期發展蔓延，最終被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等人利用”。蘇聯解體前，《西伯利亞報》所做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當人們被問及‘你認為蘇共的政策代表誰的利益’時，回答代表蘇共黨員的人占被調查人數的11%，回答代表全體人民的隻占7%，回答代表工人階級、農民、知識分子的均為2%，而回答代表黨的機關工作人員的竟占到了85%。還有13%的人回答為除此之外的‘其他集團’”，蘇聯共産黨蛻化變質的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曆史周期率具體呈現為政權的周期性傾覆，在群衆史觀視域下，政權傾覆的根本原因是統治集團的統治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囿于階級局限性，在剝削階級占統治地位的國家，統治集團的統治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必然嚴重背離。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産階級政黨與人民群衆的利益是一緻的，但如果缺乏有效的防範途徑，無産階級政黨也有可能發生蛻變，從而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基于上述緣故，在以往曆史中，政權傾覆難以避免，呈現周期性特征，造成了曆史周期率。

二、為何必須跳出曆史周期率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到跳出曆史周期率的問題，強調這是關系黨千秋偉業的一個重大問題。衆所周知，作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的曆史使命是最終消滅階級，廢除國家，實現共産主義。為實現共産主義，中國共産黨必須做到長期執政，跳出曆史周期率。

（一）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與鎮壓反動勢力需要中國共産黨跳出曆史周期率

對于掌握政權在無産階級政黨完成曆史使命過程中的作用，恩格斯明确概括道，“為了達到未來社會革命的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階級應當首先掌握有組織的國家政權并依靠這個政權鎮壓資本家階級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具體來說，無産階級政黨需要通過掌握政權發展生産力，促進社會進步以及鎮壓反動勢力。

階級不會自行消失，“社會階級的消滅是以生産高度發展的階段為前提的”。為消滅階級必須發展生産力，為發展生産力，無産階級政黨首先需要奪取政權，以便消滅阻礙生産力發展的舊的生産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無産階級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産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手裡”。因為資本主義所能容納的生産力畢竟是有限的，所以消滅舊的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使生産力得到新中國成立後，并不意味着已經達到了消滅階級的生産力水平。為快速達到消滅階級的生産力水平，無産階級政黨必須通過政權力量“按新的方式組織社會”，以便促進生産力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正如馬克思所說，“如果無産階級本身還是一個階級，如果作為階級鬥争和階級存在的基礎的經濟條件還沒有消失，那麼就必須用暴力來消滅或改造這種經濟條件，并且必須用暴力來加速這一改造的過程”。

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加迫切需要提高生産力水平，推動社會全面進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産黨領導”，堅持黨總攬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地位，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中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保證。曆史已充分證明，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創造出了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輝煌成就。展望未來，無論是在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妥善處理各方面重大關系，激發全社會創造活力，還是切實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保證全國上下一盤棋，抑或是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都要求中國共産黨在掌握政權的前提下，繼續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作用。

中國共産黨需要通過掌握政權鎮壓反動勢力。馬克思明确指出，舊的社會組織和無産階級的敵人并不随着無産階級掌握政權而全部消失，隻要其他階級特别是資産階級還存在，“無産階級就必須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同它們進行鬥争。列甯也曾強調無産階級政黨掌握政權對于鎮壓反動勢力的必要性，指出在邁向共産主義社會的過程中，隻有采取無産階級專政的方式才能達到目的，“因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夠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新中國成立初期，我國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消滅”，“他們不可能形成一個公開的完整的階級”，階級鬥争已經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但需要強調的是，至今我國還尚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遠未達到消滅階級的生産力水平，鄧小平當時曾說，“仍然有反革命分子，有敵特分子，有各種破壞社會主義秩序的刑事犯罪分子和其他壞分子，有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新剝削分子”，因此，我國仍然在一定範圍内存在階級鬥争，在特殊條件下階級矛盾還有可能進一步激化。目前，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我國仍處于強大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意識形态領域看不見硝煙的戰争無處不在，政治領域沒有槍炮的較量一直未停”。國際資本主義要麼通過強硬的軍事、政治壓力和有限制的經濟、科技的合作，迫使我國屈從其經濟政治發展的戰略要求，要麼通過強大的文化機器和文化産品進行文化滲透，在我國内部制造經濟、政治、思想等方面的種種混亂。不管手段如何，其根本目的都是促使我國改變社會制度。值得警惕的是，國内外反動勢力不是孤立存在的，兩者有時會相互勾結，妄圖讓我們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妄圖颠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

總的來看，受國内外環境影響，我國仍然在一定範圍内存在階級鬥争，在特殊條件下階級矛盾還有可能進一步激化。就像當年鄧小平講的，如今仍然适用，“無産階級作為一個新興階級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本身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内肯定弱于資本主義，不靠專政就抵制不住資本主義的進攻”。中國共産黨隻有利用政權力量才能有效鎮壓反動勢力，确保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正确方向。

（二）實現共産主義的漫長過程需要中國共産黨跳出曆史周期率

曆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一場社會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作為将消滅階級、實現共産主義作為使命的無産階級革命更是如此。

共産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征是消滅階級，廢除國家，實現消費資料按需分配，社會關系高度和諧，人們精神境界極大提高。共産主義的實現以高度發展的生産力為前提，如果生産力水平較低，則必然存在争奪必需品的鬥争，“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複燃”，隻有生産力發展到很高的程度，才有可能“使得階級差别的消除成為真正的進步，使得這種消除可以持續下去，并且不緻在社會的生産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倒退”。生産力的發展具有客觀性，無産階級不可能“憑一紙人民法令去推行什麼現成的烏托邦”。結合曆史來看，實現生産力的高度發展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無論“奴隸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被代替還是“農奴制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被代替都經曆了漫長的時間，同樣，“‘資本和地産的自然規律的自發作用’隻有經過新條件的漫長發展過程才能被‘自由的聯合的勞動的社會經濟規律的自發作用’所代替”。不僅如此，由于産生階級的經濟根源未被消除，在發展生産力的過程中，勢必還“将不斷地受到各種既得利益和階級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緩、被阻撓”，這無疑也會延長共産主義的實現時間。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過幾十年高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建設成就，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目前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經曆較長時間，去實現工業化以及經濟的現代化、社會化和市場化。另外，我國作為世界上少數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之一，處于強大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包圍之中，仍然是“和平演變”的重點對象，這不可避免地會在一定範圍内阻礙我們的發展速度。基于上述原因，中國共産黨帶領廣大人民群衆實現共産主義将是一個漫長的曆史過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共産主義決不是‘土豆燒牛肉’那麼簡單，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

綜上所述，共産主義的實現是個漫長的曆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還是鎮壓反動勢力都需要中國共産黨掌握政權，因此，為實現共産主義最高目标，完成曆史使命，中國共産黨必須跳出曆史周期率。鑒于此，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如何永葆先進性純潔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遠得到人民擁護和支持，如何實現長期執政，是我們必須回答好、解決好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已成為重大時代課題之一。

三、如何跳出曆史周期率

依據群衆史觀，人民群衆是社會曆史的創造者，中國共産黨隻有避免自身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才能跳出曆史周期率。作為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與人民群衆的利益一緻，具有跳出曆史周期率的可能性；經過長期不懈探索，找到了有效的防範途徑，實踐證明人民監督與自我革命能夠避免黨的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具有跳出曆史周期率的現實性。

（一）作為無産階級政黨，中國共産黨與人民群衆的利益一緻

依據群衆史觀，人民群衆是社會曆史的創造者。以往的一切剝削階級在取得政權後，總是力圖使整個社會為他們發财緻富服務，企圖永遠維持他們已經獲得的優勢經濟地位，這些階級與人民群衆的利益是根本對立的。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中國共産黨自成立之初便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實現共産主義為最終目标的無産階級政黨。無産階級是大工業的産物，作為人類曆史上最先進最革命的階級，無産階級“隻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産力”。具體來說，自原始社會之後，“全部曆史都是階級鬥争的曆史，即社會發展各個階段上被剝削階級和剝削階級之間、被統治階級和統治階級之間鬥争的曆史，而這個鬥争現在已經達到這樣一個階段，即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無産階級），如果不同時使整個社會永遠擺脫剝削、壓迫和階級鬥争，就不再能使自己從剝削它壓迫它的那個階級（資産階級）下解放出來”。正是基于此，無産階級與人民群衆的利益是一緻的。“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謀利益的運動。無産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

政黨是階級利益的代表，無産階級政黨代表無産階級利益，“共産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産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無産階級與人民群衆的利益一緻，決定了作為無産階級政黨的中國共産黨與人民群衆的利益是一緻的。

隻有代表人民群衆利益的無産階級政黨才有可能克服國家與社會關系的異化，避免自身的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中國共産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才能本着徹底的自我革命精神檢視自身、常思己過，堅決同一切損害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的因素作鬥争；才能擺脫一切利益集團、權勢團體、特權階層的‘圍獵’腐蝕，并向黨内成為這些集團、團體、階層同夥的人開刀”。

（二）人民監督和自我革命是能夠避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的有效途徑

理論可能性不等于現實必然性，無産階級政黨隻有找到有效的防範途徑，才能避免重蹈蘇聯覆轍。實踐證明人民監督和自我革命能夠有效防範黨員幹部被利益集團所綁架以及自身貪污腐敗，從而避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

1.人民監督能夠有效避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

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無産階級政黨未曾執政，但他們在分析巴黎公社時曾高度評價人民監督在無産階級掌握政權之後的作用，指出工人掌握監督罷免權可以“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列甯提出“應當使工人進入一切國家機關，讓他們監督整個國家機構”，他從掌握政權後的實踐經驗出發，尤其強調了人民監督在鏟除官僚主義中的作用，指出當所有人都能夠執行監察和監督職能，都能夠暫時變成“官僚”時，也就意味着任何人都不能成為“官僚”。習近平總書記站在實現黨長期執政的高度深刻指出，“我們要保證共産黨長期執政、始終為人民謀利益……要發揮群衆監督、民主監督、輿論監督的作用”。

與其他監督形式相比，人民監督具有避免黨的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的獨特優勢。具體來說，中國共産黨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在理論上是一緻的，“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别人批評指出”，要使人民監督具有真實性；人民群衆人數最多、分布最廣，可采用的監督形式多樣，作為無所不在的監督力量，要使人民監督具有廣泛性；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人民群衆對黨的領導是否符合自身利益有直接體驗，要使人民監督具有針對性；黨員幹部的蛻化變質直接損害人民群衆的利益，人民群衆作為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直接受益人，要使人民監督具有自覺性；人民群衆實踐經驗豐富，“人民群衆中蘊藏着治國理政、管黨治黨的智慧和力量”，要使人民監督具有較高的資政價值。

縱觀百餘年黨史，人民監督能夠有效避免黨的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黨在中央蘇區時重視發揮人民監督的作用，規定如果人民群衆發現蘇維埃工作人員中存在官僚主義、貪污腐化或消極怠工的現象，可以立即揭發，蘇維埃政府對此絕不姑息，必會立即懲辦。因為發揮人民監督的作用，中央蘇區被稱為空前的真正的廉潔政府。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三反”“五反”運動是典型的人民監督實踐，有效遏制了腐敗和官僚主義。黃炎培表示，“三、五反勝利結果，證明1945年在延安毛主席答複中共能用民主打破曆史傳統的興亡反複的周期率（見《延安歸來》），是正确的”。改革開放後，黨中央在強調人民監督制度化規範化的同時，鼓勵群衆監督，狠抓監督落實工作，通過群衆來信來訪等形式，利用群衆提供的線索和信息，有效預防和懲治了腐敗現象。據統計，從1979年至1992年，“在各級紀檢機關查處的違紀案件中，有80%以上的案件線索，是由群衆來信來訪提供的”。

“讓人民監督權力，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将人民監督視為新時代增強黨自我淨化能力的根本措施，通過開展黨的群衆路線教育實踐活動、探索“互聯網+監督”模式、創新國家監察委員會特約監察員制度、完善人民意見表達制度、提出并踐行全過程人民民主等，使人民監督更加高效、安全、穩定，人民群衆對黨執政的滿意度大大提升。

2.自我革命能夠有效避免中國共産黨的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

馬克思、恩格斯并未直接提出“自我革命”的概念。馬克思将“經常自我批判”看作無産階級革命與其他革命的重要區别，恩格斯在《緻卡爾·考茨基》的信中将“無情的自我批評”看作一個政黨強大的内在力量。毛澤東認為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習近平總書記将自我革命提升到新的高度，指出堅持自我革命是我們黨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我們黨為什麼能夠在現代中國各種政治力量的反複較量中脫穎而出？為什麼能夠始終走在時代前列、成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們黨始終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

無産階級政黨的性質決定了中國共産黨的自我革命能夠有效避免自身領導與人民群衆的利益嚴重背離。首先，中國共産黨的自我革命具有維護人民群衆利益的徹底性。共産主義信仰與群衆史觀的立場決定了中國共産黨與人民群衆的利益一緻，中國共産黨既不可能代表某些利益集團的利益，也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這使其有充足的底氣從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出發，徹底檢視自己的缺點錯誤，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其次，中國共産黨的自我革命具有維護人民群衆利益的自覺性。中國共産黨“不是因利益而結成的政黨，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組織起來的政黨”，推動社會進步、實現共産主義是中國共産黨的最高目标，人民群衆是社會曆史的創造者，決定了中國共産黨為實現最高目标必須緊跟時代潮流，自覺站在人民群衆的立場上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最後，中國共産黨的自我革命能夠錨定維護人民群衆利益的正确方向。“隻有清晰的理論分析才能在錯綜複雜的事實中指明正确的道路”，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曆史觀，使中國共産黨能夠“了解無産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保證了中國共産黨在自我革命的過程中能夠妥善處理人民群衆的當前利益和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

黨曆經百年滄桑更加充滿活力，其奧秘就在于始終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問題，開始形成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正确領導，“在最危急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毛澤東指出，“到了遵義，進行了自我批評，才糾正了錯誤”。新中國成立後，黨通過一系列舉措積極整風整黨，有效整頓了基層黨組織，成功遏制了命令主義、官僚主義的蔓延，有力防範了黨員幹部的腐化變質，“增強了黨的純潔性和全黨的團結，密切了黨同人民群衆的聯系”。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積極采取措施調整社會關系，實現了全面撥亂反正。随着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全面展開和深入推進，我國各項事業蓬勃發展，人民群衆對黨的執政滿意度大大提升。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開辟了百年大黨自我革命的新境界。人民群衆對黨的作風問題反映強烈，全面從嚴治黨從作風問題抓起，嚴格制定和落實中央八項規定，圍繞黨的政治、思想、組織、作風、紀律、制度和反腐敗等各項建設整體推進、聯動集成，打出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組合拳”。人民群衆最痛恨腐敗現象，腐敗是黨長期執政的最大威脅。黨中央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去疴治亂，“打虎”、“拍蠅”、“獵狐”多管齊下，堅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懲，堅定穩妥、有力有效查處了一批十分重大的案件，使反腐敗鬥争取得壓倒性勝利并全面鞏固，赢得了人民群衆的衷心擁護和堅定支持。

曆史充分表明，中國共産黨有勇氣和能力實現長期執政，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一百年來，黨外靠發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内靠全面從嚴治黨、推進自我革命，勇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療毒，保證了黨長盛不衰、不斷發展壯大”。為更好完成曆史使命，成功跳出曆史周期率，一定要繼續堅持人民監督與自我革命，通過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創新群衆監督形式，完善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範體系，堅持全面從嚴治黨等方式，有效避免黨的領導與人民群衆利益的嚴重背離，确保黨永遠得到人民群衆的擁護和支持。

（作者系山東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山東大學6774澳门永利博士研究生、山東青年政治學院講師）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