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思想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理論指引，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總結提煉與創新發展。《習近平經濟文選》第一卷(以下簡稱《文選》)的出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化建構的一個重要标志。這種體系化建構，主要體現在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分析方法、關于中國社會生産力發展規律與趨勢的最新論斷、關于改革與完善社會主義生産關系的深刻論述、關于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的理論闡釋等方面。學習和理解《文選》，需要堅持唯物史觀和系統觀念，從科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一重大理論成果的時代價值與現實指導意義。
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與創新，一個重要目标就是要将實踐中的經驗提煉成理論，将理論發展成果升華為學理化的科學體系。理論創新是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但新的理論又總是具有超越于實踐經驗限定的特質。在經濟發展曆史經驗的總結中揭示規律，從規律出發認識經濟發展趨勢，在其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掌握和運用分析經濟問題的科學方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有利于我們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認識經濟運動過程，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力，更好回答我國經濟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出發，掌握科學的經濟分析方法，是《文選》的一個鮮明品格。這一科學的分析方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對任何經濟形式的理解，不僅需要了解其内容，還需要“了解它們的曆史性質”。《文選》堅持了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分析方法，對中國當代社會的曆史性質進行了多方面的揭示和強調。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是變與不變的統一，經濟發展呈現新的特點，但經濟發展的基礎性質沒有改變。社會主義公有制主體地位，決定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制度基礎。社會主義制度的确立，不僅為中國經濟建設奠定了曆史性前提，更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确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性條件。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麼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
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了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和貫徹按勞分配為主要原則的必然性，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改革不是改旗易幟。我多次講，我們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則的”。改革的方向性，保證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内在優勢能夠得到充分發揮；改革的原則性，使中國經濟發展能夠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真正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中國發展的社會主義性質，既意味着供給結構的深刻變化，也影響着社會生産目的的最終實現。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供給結構的變化，總體上是适應人民物質文化需要的增長的。社會生産滿足人民生活需要的程度，不僅是在總量上不斷提高，而且在層次結構上也不斷提升，從而體現出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的時代性發展。在新時代條件下，我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着力點是提高供給能力，使之适應人民群衆不斷升級的生活需要，提供更多更好的、滿足人民個性化需求的物質文化産品，為人民安居樂業、平安生活提供更加宜居與和諧的生态環境。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目的就是更好、更快地實現社會主義的生産目的。由于及時将個性化的物質需要、文化需要和整體化的生态環境需要共同納入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範疇，我國在經濟發展的動态演進中拓展了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的内涵，從而進一步明确了社會主義生産力發展的方向和前景。可見，在經濟範疇的運用上，《文選》堅持了馬克思主義曆史觀和發展觀。
新時代中國發展的一個重大經驗，就是堅持從系統思維出發探索客觀規律，謀劃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全新格局和發展路徑。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優勢在于現代社會共同體的确立與鞏固，獨特的集體觀、天下觀與宇宙觀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基因，這兩者的契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前所未有曆史成就的密碼。社會主義的發展不能囿于單一思維，而應堅持全面性和整體性思維。從馬克思主義的普遍聯系觀點看，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相互促進又相互制約，政府調控和市場調節各有優點又相互補充，經濟發展的效率目标與社會公平目标之間既有統一性又存在着矛盾之處，開發利用自然資源促進經濟發展與保護生态環境提高生活品質之間既相互聯系又各有側重，加快經濟發展與維護經濟安全既互為條件又互為因果。處理好這些問題，需要從系統觀念出發，權衡利弊和分清輕重緩急，在全面統籌中兼顧各方面因素，堅持辯證施策和科學推進。
科技創新也是如此，“創新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科技創新涉及教育、人才、科研機構、生産組織、社會支持、政府扶持及創新環境等各方面，需要系統推進。同樣，國内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也構成完整的經濟循環系統，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也是系統觀念的體現。
系統觀念的運用和統籌兼顧的原則，是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特别是普遍聯系觀點在社會實踐層面上的具體體現。在解決我國發展問題上，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發展構想，并确立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化了對經濟社會協調發展規律的認識，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中彰顯了唯物辯證法的方法論意義。
堅持系統觀念是由社會主義建設的本質特點決定的。這是因為，“隻有按照一個總的大計劃進行的、力求合理地利用經濟資源的建設，才配稱為社會主義的建設”。以系統觀念貫徹總的發展計劃，是社會主義建設的優越性所在。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應對挑戰和推動科技創新等方面，系統思維方法決定了我國需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的重要作用，不斷增強其領導力、組織力和執行力。
認識中國經濟發展客觀規律，需要辯證把握其内涵與特征的變化。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變”與“不變”是對立統一的，需要給予科學的闡釋。
物質生産是經濟建設的起點，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則是經濟發展的終點。從生産和消費的關系來看，兩者之間存在着辯證的轉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辯證思維看待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新挑戰”。生活需要因生産發展而滿足，經濟發展帶來生活需要的新改變，生活需要的提高導緻生産面臨新挑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曆史性變化”。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科學論斷，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明确了曆史方位和新的起點。
運用辯證思維看待經濟發展，是科學研判經濟發展未來走勢的根本立足點。要客觀看待中國經濟增速的趨勢性變化，“必須曆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中國經濟增速的變化，并不會改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曆史大趨勢。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把經濟發展僅僅理解為數量增減、簡單重複，是形而上學的發展觀”。經濟增速下降與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是中國經濟發展必然經曆的曆史階段。從新常态轉向高質量發展，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内在邏輯。從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出發，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選擇。
《文選》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闡述，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分析工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最具科學性的地方在于它運用了“抽象力”方法。馬克思曾指出，“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還沒有人在經濟問題上運用過”，這一分析方法，不是從發展過程的結果開始，而是從邏輯起點開始，使理論分析進程與實際發展進程一緻，體現了邏輯和曆史的統一。
一般而言，最一般的抽象因其與事物的曆史條件相聯系，往往能夠更準确地反映出事物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哪怕是最抽象的範疇，雖然正是由于它們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時代，但是就這個抽象的規定性本身來說，同樣是曆史條件的産物，而且隻有對于這些條件并在這些條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是現實的運動，是以公有制和全體人民共同利益為邏輯起點。全體人民共同利益這一抽象範疇，在實踐中具體化為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從而“體現了人民是推動發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觀”。
《文選》的邏輯形成，就是新時代以來的曆史進程。從經濟理論文獻的角度看，《文選》所選文章具有系統性和内在的統一性。雖然針對的問題不同，闡述的重點有别，但它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在論述中形成了一系列原創性的範疇和概念。在商品經濟規律發揮調節社會生産作用的曆史階段，“這些範疇是有社會效力的，因而是客觀的思維形式”。這些範疇産生于具體的、曆史的實踐，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着越來越大的影響力，也必然會在推動中國經濟發展中發揮科學的指導和引領作用。如新常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高質量發展、新質生産力等，這些術語和概念具有抽象性和高度概括性，在經濟理論層面體現出學理性含義，在現實層面具有實踐性和可驗證性。《文選》針對經濟工作，提出了獨特的方法論。如，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系統觀念、堅持目标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這些方法論具有很強的政策性含義與現實指導意義。再一次證明，習近平經濟思想是一個邏輯嚴密、統攝諸多範疇和理論的系統整體，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範疇、科學原理與時代議題。
解放和發展生産力是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在社會主義制度确立後，特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後，發展生産力面臨着新的曆史條件。《文選》對此進行了全面闡述，科學回答了如何正确認識生産力發展規律等一系列問題。
生産力方面的快速提升使中國社會進入了曆史新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過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不懈奮鬥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躍上了新的大台階，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彙儲備國，國内生産總值超過一百萬億元，人均國内生産總值超過一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百分之六十，中等收入群體超過四億人”。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就，關鍵原因在于我國立足基本國情，堅持以加快發展生産力作為一切經濟工作的出發點。通過快速發展生産力，中國用短短幾十年時間就走完了西方國家幾百年的曆史進程，積累起強大而雄厚的物質基礎。從大曆史觀而言，在近千年的時間長河中，中國經濟發展再一次逼近世界中心的地位。從生産力發展狀況而言，中國第一次站在全新的曆史起點。
社會生産力的發展與實體經濟密不可分，發展生産力首先要重視實體經濟發展，這是對我國經濟發展基本規律的總結。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發展實體經濟，就是要重視使用價值的生産，這不僅是貫徹社會主義生産目的的要求，也是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内在規律。“老百姓衣食住行用，經濟社會發展物質技術支撐，離開了實體經濟是不行的，世界上哪個國家有這個能力給我們提供。”
農業生産的變革、制造業的壯大和新興産業部門的崛起，是中國生産力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從農業方面來看，中國以較少的人均占有耕地，解決了十四億多人口這樣一個大國的吃飯問題。重視農業生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立足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世界上真正強大的國家、沒有軟肋的國家，都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吃飯問題”。中國堅持以農為本，堅持完善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通過制度固農、政策持農和科技興農，全面加強糧食供給的穩定性和可靠性，使農業生産堅持本國的獨立性和自主性，提高了應對重大風險挑戰的能力。依據主糧自給程度判斷，中國目前已進入“數量充足”階段，完全實現了糧食的穩定供給，使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可靠的物質基礎。
從工業領域和新興産業發展來看，經濟發展的關鍵是推動供給結構的升級與改善。從改革開放初期人們對于生活需要的滿足程度的絕對不足，到相對于人民群衆更美好生活需要的相對不足，這是我國市場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一個顯著改變。“随着我國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費結構變化，供給體系進行一些調整是必然的”。曆史經驗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生産力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在供給端必須加快推進結構性改革，在改革中尋找産業升級的新路子，在生産端化解低端産能過剩，在新技術、新産業和新業态加持下尋找内生發展動力。
生産力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核心原理，新時代我國對生産力内涵的認識進一步深化。《文選》拓展了馬克思主義生産力理論，深化了關于發展生産力的認識。資源和環境等因素成為生産力的重要内涵。在生産力發展中，勞動過程最終要體現為人對自然物的占有，這一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因此，它不以人類生活的任何形式為轉移，倒不如說，它為人類生活的一切社會形式所共有”。資源和環境因素構成生産力的重要維度。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産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産力”。在生産力範疇中，生态并非外在因素，而是内含于生産力結構之中。自然資源與環境容量具有供給剛性，生産力發展需要突破其剛性約束，化解資源與環境要素的稀缺，克服資源成本和治污成本上升的弊端。推動綠色發展，關鍵在于形成經濟與生态的良性循環，既不因經濟發展破壞生态基礎，又要使循環經濟、低碳産業等成為推動經濟發展的内在動力，在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基礎上不斷提升人民生活宜居的質量和水平。
推動生産力發展，必須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是曆史賦予中國的又一個曆史發展機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高質量發展需要新的生産力理論來指導，而新質生産力已經在實踐中形成并展示出對高質量發展的強勁推動力、支撐力”。“新質生産力”範疇的形成，極大地拓展了生産力要素的内涵與邊界。“數據作為新型生産要素，對傳統生産方式變革具有重大影響。”“新質生産力”範疇的意義，體現在對生産力形成動力與路徑的創新性揭示。加快形成與發展新質生産力，關鍵在于科技創新。“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産力，表現形式為催生新産業、推動産業深度轉型升級。”在新質生産力下，原有物質要素的生産利用方式被重建，在更大範圍内被合并進入生産力系統。新質生産力變革了生産要素的組合方式與業态形式，使勞動、技術和資源在市場機制作用下重新組合，在生産、流通、分配和消費領域與其他要素融合，促進經營業态的改變。新材料、新能源等生産資料的應用，推動了傳統産業進行改造升級。新質生産力的提出，深化了我國對生産力發展客觀規律的認識，對新時代物質生産實踐起到巨大的引領作用。
經濟發展的質與量，是辯證統一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經濟發展是一個螺旋式上升的過程，上升不是線性的，量累積到一定階段，必須轉向質的提升，我國經濟發展也要遵循這一規律。”從經濟發展速度、結構和效益等多方面看，保持發展速度有利于盡快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發展速度快可以盡快增加經濟總量，但也會影響到結構和效益；追求較高經濟發展質量會制約發展速度，但有利于改善經濟結構和提高經濟整體效益。
經濟發展質與量的變化是經濟發展的辯證法，是中國社會曆史發展的必然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我國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個重大的判斷，表明我國現代化發展已經進入質的躍升階段。從長曆史周期和實現未來共産主義的長遠目标看，目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将是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但是，經過長期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内部諸要素也在發生變化，這一變化過程是社會動态上升和不斷進步的過程，也是社會主義因素不斷釋放生機活力的過程。這種接近于質變的巨變，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飛躍奠定了現實基礎。
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與經濟結構性變化，是中國經濟接近質的飛躍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經濟總量的增長是質的提升的前提。沒有大規模的開發和建設，人民群衆所需要的各種現代生活用品就不能得到滿足，居民住房條件就不能得到改善，就不能全面提供各種新的交通設施和城市各類公共設施，教育醫療文化體育等公共産品供給就會滞後，人民生活水平就難以提高。另一方面，質的提升是經濟結構性平衡被打破的産物。總量增長所帶來的生活水平改善，在需求側必然會催生新的生活需要，從而打破經濟結構的原有平衡，總供求結構性失衡使傳統産業投資相對飽和，而使新興産業投資機會快速增長，新技術、新産品、新業态和新商業模式不斷湧現，推動着投融資方式的創新變革，為中國經濟質的飛躍創造出新的條件。适應這一變化，中國經濟發展需要實現效益變革、質量變革與動力變革。經濟增長路徑要從外延式增長轉向内涵式發展，發展目标從數量為主轉向質量優先，新增投入從存量型部門轉向增量型領域，通過創新發展培育内生新動力。
發展中的問題需要通過改革來解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面對國内外環境的廣泛而深刻變化，中國發展面臨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戰，隻有通過深化改革才能解決。随着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我們應該在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邁出新的步伐。
尊重市場經濟規律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要不斷促進社會主義因素與市場機制的有機結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突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新的成果，标志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市場配置資源的優勢在于可以提高配置效率，在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下生産出更多符合人民生活需要的産品，盡可能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益。在現代經濟生活中，資源配置情況會受到諸多因素的影響，但對社會生産和交換起基礎性、決定性作用的仍然是市場價格調節機制，這是人類進入商品經濟發展曆史進程後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
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正确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政府介入經濟生活與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發揮決定性作用，二者在本質上并不矛盾。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機制參與資源配置的調節作用越大，政府調節經濟的作用越不可或缺，兩者是相互一體的。“必須統籌好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關系，形成既‘放得開’又‘管得住’的經濟秩序”。
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必須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加強政府監管，糾正各類市場失靈。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以微觀經營主體遵循價值規律、規範經營為前提，并不意味着它可以逃避政府監管。恰恰相反，政府監管是保證所有市場參與者開展公平競争的必要條件。政府糾正市場失靈也不是取代市場，而是在尊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基礎上，政府發揮好宏觀調控的作用，并且在市場調節失效的領域彌補空白。政府在參與經濟活動中應盡量避免采取簡單的行政命令，而是應尊重市場規律，通過破除市場壁壘激發市場主體的活力，通過合理的政策改變市場預期和引導企業科學決策，用立足長遠的整體發展規劃對企業投資導向形成正向影響。
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需要在市場準入和退出、市場監管、信用體系等方面加快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不斷建設法治經濟、信用經濟，完善市場規則并帶頭遵守規則，通過堅決懲治腐敗、保障公共安全等優化市場環境，着力矯正市場失靈，規範競争秩序，使全國統一大市場成為各類經營主體公平競争的大舞台”。法治是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石，一系列法律制度出台和實施，是現代國家中政府維護社會經濟管理的固有職責。“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各類市場主體最期盼的是平等法律保護”。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用嚴格完善的法律促進最大程度的平等，激發内生發展動力。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轉重心，信用機制需要建立在政府公信力基礎上，并通過政府公權力給予強制性的約束和保障。
市場是經濟活動的場所、載體和平台，生産要素的循環流轉離不開市場。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活動需要各種生産要素的組合在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有機銜接，從而實現循環流轉”。促進這一循環流轉的高效和有序，其重要前提是市場責權關系明晰、市場體系完整統一、市場規則健全合理。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構建，要建立在高效健全的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礎上。
全國統一大市場可以激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更大潛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大國經濟的優勢就是内部可循環。我國有十四億多人口，人均國内生産總值已經突破一萬美元，是全球最大最有潛力的消費市場。居民消費優化升級，同現代科技和生産方式相結合，蘊含着巨大增長空間”。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首先，要實現市場體系和平台的一體化，這是在國家範圍内消除資源分割、促進資源流動從而提高市場整體效率的突破口；其次，要促進市場調節手段的健全性和完整性，這是擴大市場調節能力、避免市場失靈和防範市場失序的重要手段；最後，要實現市場規則和規範的統一性，這是維護市場秩序、促進經濟平等的根本基礎。
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基本立足點是擴大經濟内循環，形成以内需為主體的國内經濟循環。在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破除循環堵點是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關鍵，“經濟活動是一個動态的周而複始的循環過程。要推進深層次改革和強化政策引導，着力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暢通國民經濟循環，要增強中國經濟的自立、自主和自強，始終把握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權和融入經濟全球化過程的主動權。打通經濟循環堵點，在宏觀層面上要優化政策法規，推進“放管服”改革，使政府各項宏觀政策有機銜接。在中觀層面上，要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避免行業、部門内部搞自我小循環。在微觀層面上，則要優化法律法規和政府服務流程，減輕基層企業成本負擔，提高政府服務水平，防止對微觀主體活動的不當幹預，使企業和個體經營者能夠最大限度發揮其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３.正确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提高駕馭市場經濟能力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在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和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方面作出了新的部署，激發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活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曆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駕馭資本，核心是繼續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主體地位決定了我國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這有利于促進初次分配更加公平，并在社會分配中體現人民至上。國有資本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中國的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掌控權。國有資本發揮主導作用，有利于物質生産部門的現代化，有利于維護産業鍊安全與供應鍊的穩定。國有資本的存在，有利于經濟結構和布局的優化，有利于科技創新和物質生産整體效率的提升。集體資本作為在社會一定範圍内共同占有生産資料的資本，有利于調動社會資源促進社會生産發展，有利于帶動勞動者特别是農村勞動者發展生産和共同緻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要通過國有企業的發展壯大得到鞏固。“在中國共産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下，國有企業和國有經濟必須不斷發展壯大，這個問題應該是毋庸置疑的”。中國之所以能夠始終保持産業體系的完整獨立和科技自主創新，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發揮了巨大作用。
有效駕馭資本，需要正确認識和把握資本的特性，“要探索如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揮資本的積極作用，同時有效控制資本的消極作用”。為此，既要認識到各類資本具有共性的一面，即各類資本均追求價值增殖，能夠推動技術創新、促進财政收入、拉動就業和促進經濟增長。也要看到，不同性質資本具有不同的本質特征，總體上說私人資本更注重個體利益而忽視整體利益和全體人民共同利益，且在處理勞資關系時共享性相對欠缺。此外，在市場競争條件下，私人資本有時還會限制競争，追求壟斷地位，具有野蠻擴張和無序擴張的傾向。從資本共性出發，應當保證各類所有制主體依法平等參與競争，促進國有資本向科技前沿領域、重點民生領域和關鍵的産業領域集中，鼓勵和支持民營經濟進入新的領域，促進民營資本對科技研發的投入。總之，有效駕馭資本的目的是服務于經濟平穩健康和可持續發展，要使各類資本都有發展、創新和不斷壯大的空間。
有效駕馭資本，要正确認識和把握資本的行為規律，不斷健全資本市場法律法規，加快完善資本監管體系。“要設立‘紅綠燈’，健全資本發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架完整、邏輯清晰、制度完備的規則體系。”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不僅有逐利的共性行為，還有産品服務經營、市場競争、資本積累以及内部的激勵約束等各種具體行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逐利行為應以不損害國家和其他經營主體特别是企業内部勞動者利益為前提，資本經營、競争、積累等行為，應以規範、誠信、公平和可持續等為條件。一方面，要通過立法立規使各類資本自身确立邊界意識和法律意識，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強對資本的監管，加大對資本違規越界行為的處罰力度，使各類資本的運營和發展做到規範、健康和有序。
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奮鬥目标，需要立足于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習近平經濟思想科學地闡明了經濟建設的發展保障、發展目标和發展動力等内容，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了理論指引。
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中，無産階級政黨具有領導核心地位和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能不能駕馭好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能不能保持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從根本上講取決于黨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領導核心作用發揮得好不好。”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核心作用，是政治與經濟辯證關系的體現。
在黨的領導下，社會主義政治優勢會轉換為經濟優勢，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堅實的支撐。無論是社會主義工業化積累，還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物質生産的全面提速，都證明了這一點。堅持黨的領導，能夠發揮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優勢，使國家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物質生産的關鍵領域投入更多資源實現突破，更快地推動經濟發展。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黨的領導有助于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彌補市場失靈，使資源配置更加優化，實現更好的市場效率和社會效益。
在黨的領導下，政府對國民收入的再分配能夠更加公平合理，能夠更好地增進勞動者的物質福利，促進共同富裕。從整體意義上說，黨作為領導核心，能夠确保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獨立自主、自立自強，避免和防範國際壟斷資本對中國進行不合理的攫取、擠壓和掠奪。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新發展理念是對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規律的新的認識，标志着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發展理念上的又一次變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新發展理念分别闡明了現代經濟發展中各自維度的客觀規律與内在趨勢，但又統一于經濟發展的同一個過程之中，相互滲透、相互制約并相互影響，在經濟發展的整體範疇中發揮基礎性的功能。
創新發展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引領，旨在提升增量，是滿足人民更美好生活需要的立足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在，我國低成本資源和要素投入形成的驅動力明顯減弱，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為經濟發展注入新動力；社會發展面臨人口老齡化、消除貧困、保障人民健康等多方面挑戰，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創新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創新發展的衡量标志，是加快推動重大科學發明和颠覆性技術的應用，掌握新興産業所需的關鍵核心技術以提高産業自主性，最終使中國産業從全球價值鍊低端向中高端躍進。協調發展旨在促進中國物質生産的結構性平衡。協調發展是結構調整的依托，其作用是維持經濟結構平衡與修複經濟結構失衡，它體現的是經濟發展的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空間要素和時間要素的統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新形勢下，協調發展具有一些新特點。比如，協調既是發展手段又是發展目标，同時還是評價發展的标準和尺度。”協調發展既包括生産要素投入結構、發展動力結構的變革與調整，也包括産業結構和區域結構的協同發展，還包括資源利用結構和排放結構的再平衡以及産品分配結構的合理化。綠色發展既是緩解發展約束的條件，也是經濟增長的新生長點。開放發展推動社會生産的國内外聯動，是生産關系适合生産力要求在國際層面的體現。中國目前經濟總量已躍居世界第二，更是位列第一位的制造業大國、貿易大國和投資大國，所以需要深度介入國際生産體系。隻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中國才能構建起更廣泛的利益共同體，才能在開放中實現互利共赢。共享發展保障物質福利的全民覆蓋與社會公平。共享發展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價值訴求，是紮實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的必然手段。共享發展的核心，是在經濟發展中堅持“一個都不能少”，避免部分社會群體在現代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更好實現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促進共享發展能夠更好和更普遍地提高人民群衆生活，有利于擴大内需，避免經濟發展的劇烈波動與經濟危機，促進全體人民的自由全面發展。
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要立足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新的、質的變化，将發展路徑轉換到高質量發展路徑上來，這一轉換的成功決定着中國式現代化目标的最終實現。新時代中國生産力發展的目标指向，是以高質量發展來推動社會總供求在新的水平上實現平衡。“必須推動高質量發展，以适應科技新變化、人民新需要，形成優質高效多樣化的供給體系，提供更多優質産品和服務。這樣，供求才能在新的水平上實現均衡，我國經濟才能持續健康發展”。
從動态視野看，經濟運行低效、社會總供給和總需求不平衡等問題，是社會生産始終需要面對的問題。表面看來，經濟發展效益低、資源配置低效、生産技術落後與供給品長期維持在低端水平，與創新激勵欠缺、競争力不足、利益固化等有關，但深層次原因在于經濟運行不暢，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堅持以質取勝和發揮規模效應相統一，用好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豐富應用場景，培育更多世界一流企業和領先技術，把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統一于高質量發展的全過程”。
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加快構建中國現代化經濟體系。現代化經濟體系，既包括科技領域的創新體系，也包括适應當代物質生産的現代教育體系，更包括具有現代意識和職業能力的高素質的勞動者隊伍。現代化經濟體系是傳統産業和現代産業并存互補、均衡發展的體系。傳統産業體系需要通過科技和管理變革實現現代化轉型。在傳統的農業領域，不僅要構建現代農産品生産加工體系，也要構建現代農業基礎設施體系和農業科技服務體系，還要構建現代農業經營管理體系，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打下基礎。促進高質量發展，既要重視宏觀的經濟治理及其運行管理制度，也要重視微觀規制與企業管理創新。在宏觀層面，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還要提高資源開發利用效率、資源組合效率和産出效率。在更廣泛的意義上，高質量發展還要體現為經濟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改善。在微觀層面，高質量發展重點是要提高企業産品和技術質量，增進經營效益，加快企業技術創新，提高産品市場競争能力。
總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的探索，貫穿于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整體性形成與發展進程中。習近平經濟思想不僅揭示出客觀經濟現象的階段性特點，也推動着新經濟範疇的形成與時代化運用，彰顯了理論和實踐辯證統一的學理特質和完整的體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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