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理論框架與實現路徑

摘 要：在新發展階段提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議題，既是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結果，也是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進民生福祉和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現實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主要經曆了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定位的緣起、供給側為主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可及性政策工具多元發展以及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治理創新等四個發展階段。基于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中國式現代化、服務型政府等理念，總結提煉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制度整合—資源統籌—治理創新”理論分析框架。依據此框架，可以聚焦剖析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推進共同富裕的省域實踐探索。在中國式現代化宏大藍圖中，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實現路徑主要有構建包容普惠的公共服務制度體系、打造供需協調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強化多元協同的公共服務效能建設以及推動數字賦能的公共服務治理創新，這些措施對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提供了新理路。

關鍵詞：共同富裕 基本公共服務 均衡性 可及性

公共服務是現代政府的一項基本職責。共同富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實現共同富裕，需要完善公共服務制度和體系，而公共服務制度和體系的完善有賴于生産力的發展與經濟實力的增強。2017年《“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中提出，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對于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增強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的獲得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馬克思指出，“各個人借以進行生産的社會關系，即社會生産關系，是随着物質生産資料、生産力的變化和發展而變化和改變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産力得到解放，推動了經濟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和财政能力空前增強為城鄉融合和區域協調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更為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和公平配置創造了條件。在我國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後，必然提出進一步增進民生福祉、保障人民公平享有公共服務基本權利的命題。21世紀以來，我國開始重視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标準化。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為了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亟待推動國家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朝着更為有效和公平的方向發展。

黨的二十大報告作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重要論述，标志着公共服務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安排全面嵌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從治理績效層面看，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描繪出國家治理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目标圖景，彰顯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範式與新樣本。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作為衡量中國政府履職能力的重要指标，關乎如何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也是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條件和重要保障。

一、中國基本公共服務發展的曆程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紮實推進共同富裕，是實現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重要途徑。如何有效提供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務是把握我國公共服務政策變遷的主線。以政策變遷為主軸，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公共服務主要經曆了如下發展階段。

一是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定位的緣起階段。該階段勾勒了基于避免兩極分化的“逐步實現共同富裕”的改革方案，明确定位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改革開放之初，黨和國家工作的重心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1992年，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在發展生産力基礎上采用“先富—後富—共富”漸進方式探索“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以縮小發達地區與不發達地區的差距，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确立階段推進社會公平的重要政策嘗試。關注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這一階段早期政策的主要出發點。2002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确提出“切實把政府職能轉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來”。這标志着以尋找起點平等和結果平等二者之間的均衡點、平衡公平與效率關系的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定位與實現機制開始進入國家政策的視野。公共服務職能定位有效整合國家職能與社會公平價值理念，為構建公共服務體系和制度框架奠定基礎。

二是以供給側為主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探索階段。該階段初步探索構建以均等化為主線、部分公共服務領域的可及性為輔線的公共服務制度框架。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首次提出公共服務均等化原則。這一階段均等化政策重點面向公共服務供給側，随後一系列政策以“均衡性轉移支付”為切入口，強調政府均衡性預算支出責任以确保供給側的均衡性。而公共服務可及性政策則更傾向于需求側。如為滿足人民對公共衛生服務使用和适配的訴求，《國務院關于發展城市社區衛生服務的指導意見》正式提出“注重衛生服務的公平、效率和可及性”，一些相關文件就基本醫療衛生服務領域開始明确“公平性、可及性和質量水平”的政策目标。另外，《社會保障“十二五”規劃綱要》等文件在社會保障領域從基礎設施和服務網絡角度也規劃了可及性的實現路徑。這一時期以均衡性轉移支付為突破口的供給側政策體系初步形成，而諸如公共衛生、社會保障領域等需求側的可及性政策也開始制定。總體上，這一階段構建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制度框架的嘗試推動了我國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

三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可及性政策工具多元發展階段。該階段探索構建由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向全民共建共享公共服務轉型的制度框架。2012年7月國務院印發《國家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十二五”規劃》。我國公共服務政策根據全生命周期模式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方面推動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以切實增強人民群衆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二十七次會議提出要堅持公平配置原則，引入競争機制，提高基本公共服務可及性和公平性。《“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确立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續的發展方向。2021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實現共同富裕目标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完善公共服務政策制度體系，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人民群衆最關心的領域精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提出完善兜底保障标準動态調整機制。全國深化“放管服”改革會議也多次提及依托“互聯網+”提供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務。《“十四五”公共服務規劃》進一步明确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明顯提高、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實現提質擴容、生活服務高品質多樣化升級的發展目标。這一時期呈現“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進轉向“優質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提升的特征，表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偏好由供給側“量的規定”向需求側“質的滿足”的深刻轉型。同時，這一階段公共服務政策創新重視運用标準化、需求識别、供需精準匹配、動态調整、空間布局規劃、“互聯網+”等政策工具組合，從“工具—手段”層面探索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整體制度運行的實現路徑。

四是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治理創新階段（2022年至今）。這一階段重點關注從價值認知、制度優化再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實現，并通過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探索中國公共服務治理的創新路徑，這也是理解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要求，還指出完善分配制度、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等增進民生福祉的主要領域，标志着公共服務治理創新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全面嵌套。2023年以來，國家相繼出台《關于進一步深化改革促進鄉村醫療衛生體系健康發展的意見》《關于進一步完善醫療衛生服務體系的意見》《關于推進基本養老服務體系建設的意見》《關于構建優質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的意見》《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标準（2023年版）》《基本公共服務标準體系建設工程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強化公共服務供給能力建設，持續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與可及性。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和增進民生福祉是公共服務制度建設的價值起點和目标。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建設與政策安排邏輯，一方面要在價值理念層面彰顯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人民至上，推動公共服務制度安排切實反映人民的訴求、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要推動公共服務體制機制的改革，不斷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和水平，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提供堅實的保障。

二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内在邏輯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人民群衆的需求日益多元化複雜化，公共服務構成要素相互聚合、疊代、重塑，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不再是各個治理單元的機械組合，而是高度複雜性、關聯性和系統性融合的有機整體。因此，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理論思考既要堅持問題導向，聚焦新發展階段人民群衆急難愁盼的民生問題以及新的體制機制瓶頸問題，又要堅持發展導向，把握好全局和局部、當前和長遠、宏觀和微觀的關系，以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要做到理論和實踐的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整體性推進，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按照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基本公共服務體制機制建設、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以及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的發展邏輯，通過構建加強“動态均衡”和“持續可及”的公共服務理論分析框架，系統梳理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内在邏輯，有助于強化公共服務保障人民群衆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能力，紮實推進共同富裕，實現公共服務治理的現代化。

（一）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基本内涵

依法為全體社會成員提供保障服務，既是政府公共管理的核心職能之一，也是政府履職盡責的宗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提出，“文明時代鞏固并加強了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過加劇城市和鄉村的對立……而使之鞏固和加強”。與生産力發展相适應，分配關系也會有一個進一步發展的過程，“這時，在生産的物質發展和它的社會形式之間就發生沖突。”生産能力及其要素的發展對分配關系變遷實質上有根本要求，而“這種分配關系賦予生産條件本身及其代表以特殊的社會的質。”這不僅說明，從國家職能和政府目的角度，公共服務以民生福祉的形式履行政治功能，生産力發展加劇的城鄉對立沖突也需要運用公共服務方式加以緩解。同時，不同社會制度之下對分配關系的安排具有經濟屬性和政治屬性，突出表現為對經濟發展水平和政治社會制度的依賴。

當然，對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均衡性的研究讨論仍需結合中國的服務型政府理論範疇，這樣才能在中國場景中更為清晰地揭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理論價值。服務型政府理論伴随着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明确公共服務職能而提出。2004年，我國提出服務型政府的行政改革目标。此後，服務型政府逐漸形成“以公共利益為目标，以公衆客觀需求為尺度，努力為全社會提供高質量的公共産品和公共服務的現代政府”的理論内涵，成為中國公共服務理論探索與實踐創新的源泉和依據。黨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設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通過實踐探索，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圍繞人民滿意和堅持人民至上的“民生導向”取得了曆史性成就。從服務型政府到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呈現出從關注服務供給責任到服務對象需求滿足的理論視角轉換，由此推動服務型政府理論走向成熟。

國家職能和服務型政府理論論證了公共服務職能的必要性，改良主義經濟學則從社會改良角度進一步提出“意圖改善勞動的條件、管理工商業的經營以及保障消費者的利益”的國家工作能有效地合作生産财富。這些國家服務工作的實質是“一種合理的健全的社會政策”，可以“消除私人收入中不勞而獲和過高的成分”，以消除現行制度下分配不均等。此後，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議題進入研究視野。公共服務分配的合理化提倡充分考慮個人公共服務需求的“相對均等化”、基本權利均等。從這個意義出發，公共服務均等化就是政府提供關系到人民生存權和發展權的産品和服務，以實現符合公平原則的分配狀态。同樣，我國學者也對公共服務均等化作了系統的研究，在概念上逐漸趨向于認為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内的人民群衆有同等機會獲得政府提供的結果水平大體一緻的公共服務。具體來看，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和人群之間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由于經濟發展水平、财政收入狀況和整體經濟政治制度的不同，公共服務供給并不是完全均等和無差别的，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也是随時代發展不斷動态調整和供需雙方博弈平衡的。這一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公共服務“均衡性”概念的基礎。均衡性概念起源于物理學，後被相關學者引入經濟學，用以描述當各種對立的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近乎相同時達成一種相對穩定的均衡狀态，或是以合理的手段使得市場供給與需求達到相對均衡的狀态。管理學視角的均衡性則往往指一種狀态的平衡，意味着事物中有關變量在一定條件的相互作用下所達到的一種相對平衡和穩定的狀态，比如可以是一個資源配置的初始均衡狀态，也可以是質量提升的優質均衡狀态，亦可以是特定地域内供需、區位以及質量三方面保持相對均衡的狀态。相較于均等化，均衡性更注重過程協調、行為調整、制度适配的相對性、穩定性和持續性，顯然更适用于公共服務标準與經濟社會環境的複雜變化情境。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也可以間接體現出人民對社會公平的心理感受，即對公共服務的感知，是對人民群衆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衡量。

公共服務“可及性”概念的産生發展與公共服務的實踐應用屬性及時間空間維度的引入密切相關。目前大緻有兩類主流觀點：一是服務使用；二是适配程度。從使用角度将“可及性”界定為“使用服務”，即在撇開支付能力因素後，評價個人是否仍能獲得平等的公共服務。從适配程度來說，“可及性”是指使用者與系統之間的匹配程度。将管理學範疇的“可及性”概念應用于公共服務，關注焦點在于服務使用者能否方便（主要指時間、空間及支付能力）地獲得公共服務，這就使得公共服務可及性趨向“實用主義”功能。如果說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是滿足人民群衆需求的動态平衡過程，那麼可及性則強調供需匹配程度及使用者對公共服務的實際使用程度。這樣，便利化就成為測度“可及性”的一項重要指标，公共服務空間布局規劃、資源配置的實用性以及獲得感評價都對公共服務可及性的實現程度有着重要影響。

總體而言，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主要是指政府在向人民群衆提供公共服務時，整合協調社會組織、企業和公衆等多元主體力量，推動公共服務供給與需求實現動态、可持續的平衡狀态。具體通過包含各類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空間區域均衡、城鄉均衡以及覆蓋機會均等、過程均等、結果均等的群體均衡，以實現服務資源的有效配置、服務質量的持續改進和公衆滿意度的不斷提升。均衡性是公共服務體制機制創新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其對公共服務職能定位和政府履職能力有着清晰要求。公共服務可及性主要是指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可接受性和可承受性。可及性采用“便利使用”的研究視角聚焦公共服務的實際使用狀況，是貫徹以人民為中心、落實“最後一公裡”和切實增強人民群衆獲得感的重要保障。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與可及性兩者相互融合、補充和映照，為公共服務在區域、城鄉和群體等層面上高質量一體化協調發展提供新思路。

（二）“制度整合—資源統籌—治理創新”的理論分析框架

在厘清理論源流的基礎上，根據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中國式現代化、服務型政府、合作生産和數字治理等理論，結合中國公共服務的創新實踐，可以總結提煉基于“制度整合—資源統籌—治理創新”三維一體的理論分析框架，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提供了基本方法。

第一，價值依規—政策規劃的制度整合分析維度。一方面，制度整合的基礎前提是價值依規，強調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要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實現共同富裕目标。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準确把握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本質要求、基本原則、鮮明特征和文化底蘊的前提。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根植于中國實踐場域，具有明确的目标導向與推動邏輯。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在推進共同富裕事業中發揮着基礎性作用，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共同富裕目标決定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理論價值準則，形成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制度安排的目标驅動。另一方面，制度整合的關鍵在于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政策規劃，各級政府政策要上下貫通，各個部門政策要相互協調，實現政策文件相互銜接和有機統一。過去的政策制定和理論研究是在一個相對分立的視角下考察公共服務的供給，但以人民為中心的公共服務價值理念明确指向更具整體性、動态性、戰略性地增進民生福祉的政策系統規劃。因此，在系統認知變換基礎之上，公共服務均衡性層面的政策規劃須考量包括時間、空間的區域均衡，各類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城鄉均衡及覆蓋機會均等、過程均等、結果均等的群體均衡。公共服務可及性的政策規劃包括公共服務區域一體化的可持續性，公共服務城鄉融合發展所帶來的可獲得性、可接受性、可承受性，以及指向人民群衆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的服務部門工作效能。以價值依規為起點，基于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目标驅動，由此形成對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新的制度規定。

第二，供需匹配—資源優化的資源統籌分析維度。資源統籌維度強調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各類資源保障體系建設，一是公共服務供需精準匹配，二是公共服務資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一方面，供需匹配是公共服務資源統籌的依據，關注通過準确識别不同區域、城鄉和人群動态變化的公共服務需求，确保公共服務供給能夠有效匹配滿足人民群衆的共性需求與個性需求，使得公共服務在資源需求與資源供給之間取得平衡，為公共服務資源統籌規劃和有效利用奠定基礎。另一方面，通過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的資源優化管理，達到公共服務資源統籌的最佳效果。從資源優化角度出發，首先，在區域層面上，公共服務的區域均衡性關注通過中央政府和上級政府财政轉移支付以及地方政府對口支援，實現區域之間公共服務數量均衡和質量均衡，公共服務的區域可及則是指區域之間公共服務可獲得性和可接受性。其次，在城鄉層面上，公共服務資源優化的焦點在于确定城鄉之間适宜的配置結構、配置規模與配置水平，推動城鄉公共服務資源統籌，以增強城鄉之間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再次，在群體層面上，公共服務的均衡性主要是指通過财政補貼實現群體之間公共服務數量均衡和質量均衡；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則是指群體之間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和可接受性。以供需匹配和資源優化為支撐，資源統籌維度通過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資源保障體系建設，推動區域一體化、城鄉融合發展和人民群衆獲得感的提升。

第三，合作生産—數字賦能的治理創新分析維度。治理創新維度強調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應遵循效能準則，不斷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公共服務需求，提升人民群衆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轉變為治理效能。其一應關注公共服務合作生産。作為一種極具社會化和創新性的公共服務提供方式，公共服務合作生産不僅是緩解政府财政壓力的工具，也是公共服務治理創新的重要方式。不同于傳統行政模式中政府部門在公共服務供給中的絕對主導地位，公共服務合作生産在公共服務需求表達、參與公共服務提供、有效實現服務資源配置及公共服務質量改進方面扮演着“共同負責者”的角色。通過公共服務合作生産的治理創新，在主體關系重構、管理效率重構及協同機制重構方面推動合作生産績效的提升，為切實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提供治理工具。其二應關注公共服務數字賦能。在數字化時代，公共服務要創新采用敏捷治理模式。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面對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伴随人工智能、大數據、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應借助數字技術和資源，充分收集、分析、利用和共享公共服務數據，準确了解過去、把握現在、預測未來，實時連續地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政策制定提供決策支持和驅動治理創新。

三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實踐探索

圍繞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我國一些地區如上海、廣東、江蘇和浙江等省市率先進行探索，通過創新驅動和系統布局，在就業服務、失業保障、養老托育服務等公共服務短闆問題解決方面開展了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實踐探索。上海市制定基本公共服務資源共享政策體系，通過制定推動學區化集團化辦學、探索公共文化配送合格供應商政策、實施全面覆蓋城鄉居民的醫保制度，促進教育、文化、醫療等公共資源均衡分配和共享使用。同時，以品質生活方便可及為導向，編制《上海市15分鐘社區生活圈規劃導則》，之後劃定1600個“圈”，其中城鎮地區860個，鄉村地區740個。出台《2024年上海市“15分鐘社區生活圈”行動方案》，推動社區服務空間布局更加均衡可及。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上海市在把握人口流動客觀規律基礎上推動實現公共服務随人走。發布《2024年上海市人口監測與家庭發展工作要點》，加強人口監測和形勢研判，了解人口流動趨勢和特征，有效對接服務資源與服務對象，确保公共服務的動态均衡。廣東省通過完善公共服務标準，推動不限戶籍均等保障民生。出台《廣東省基本公共服務标準（2023年版）》，設置了22大類81個公共服務項目。81個項目中完全不限戶籍提供的占比達70%，該标準水平目前走在了全國前列。針對公共服務短闆，印發《廣東省“十四五”時期“一老一小”整體解決方案》，規劃到2025年底基本建成主體多元、布局合理、管理規範、服務優質、覆蓋城鄉、滿足多層次需求的養老托育服務體系，縣級特困人員供養服務設施覆蓋率達100%。江蘇省實施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監測統計和群衆滿意度調查政策，對涵蓋“十有三保障”的13個重點領域、45個數量指标進行評價，每年定期發布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指數和發展指數，持續優化公共服務資源均衡配置。

浙江省在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推進共同富裕的實踐探索中取得了顯著成績。2021年，《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支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意見》正式發布。2024年5月，浙江省發布《浙江省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促進條例》，明确提出“增強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地處東南沿海的浙江省，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說，獨特的區位特征和地理條件，造就了崇文重商、求真務實的曆史傳統和開放包容、敢為天下先的社會文化氛圍，使浙江成為中國曆史上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區之一。改革開放以來，在發轫于鄉村的民營經濟和從鄉村工業化到城市化的雙重融合發展模式推動下，浙江經濟快速發展，城鄉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尤其是21世紀初以來，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積極推進以共同富裕為目标的社會建設。進入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為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浙江省更加重視基于實現共同富裕目标不斷開展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實踐探索，并将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政策作為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基礎支撐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保障。與其他經濟發達的省份相比，浙江省經濟社會發展更為均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穩居全國除北京、上海兩市以外的第三位，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呈持續縮小态勢。同時，區域和城鄉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不斷提升，這使得浙江在具備共同富裕基礎資源條件的同時更具有創新探索共同富裕資源供給與公平配置協同發展的持續動力。

作為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範區的先行省份，浙江省在省域層面較早開啟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實踐探索。根據“制度整合—資源統籌—治理創新”的理論分析框架，有助于聚焦和明确理解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浙江實踐。

首先，按照制度整合即價值依規—政策規劃邏輯，推動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政策體系建設。從省域角度看，公共服務均衡性指向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的區域均衡，公共服務可及性則指向以财政能力維度為主的公共服務區域一體化的可持續性。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圍繞高質量發展推動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浙江省開展了三方面的制度建設。

其一，構建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務優質共享的均衡政策體系，使不同年齡段的人群都能享有一定品質的公共服務。浙江嘗試更高水平推進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軍有所撫、文有所化、體有所健、事有所便的優質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務。其二，構建顯著縮小區域發展差距的區域均衡政策體系，探索“先富帶後富，先富幫後富”的區域協調發展路徑。包括基于空間要素一體化的空間均衡、基于地域特點的空間幫扶以及基于真實可感的可及均衡。一是按照省域一體化原則，在空間布局、功能分區、空間數字治理方面完善空間一體化規劃，以空間要素一體化推動基礎設施一體化。二是基于地域特點，規劃山區26縣的支柱産業、特色産業、經典産業，推動山海協作，以協調、合作、發展為空間幫扶機制，促進省域空間均衡。三是以空間可及與空間均衡相結合為政策理念，推動公共服務可及性的空間均衡，推動公共服務在真實可感基礎上的優質均衡。其三，構建财政總額與财政可持續性相适配的公共服務一體化發展政策體系。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是精準對接國家戰略需求、服務國家大政方針的公共服務體制機制創新，需從國家财政角度考察财政總額與财政可持續性問題，以深入推動均衡性和可及性。總體而言，健康可持續的公共财政管理機制是公共服務區域一體化的重要保障，在持續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政策規劃中發揮關鍵作用。

其次，按照資源統籌即供需匹配—資源優化邏輯，以公共服務供需精準匹配和公共服務資源合理配置利用為重點，推動公共服務資源統籌安排。從省域角度看，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關鍵在于各類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城鄉均衡以及公共服務城鄉融合發展所帶來的可獲得性、可接受性、可承受性。為解決上述兩個關鍵問題，浙江省以公共服務資源統籌為方向，在公共服務供需精準匹配和資源優化配置方面實施資源統籌，以推動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發展。

一方面，構建公共服務需求識别、供給标準、精準對接與匹配測度管理機制，确保有限公共服務資源能在資源需求與資源供給之間取得平衡協調，尤其是形成資源在城鄉之間的平衡分布，實現城鄉均衡發展。浙江省在探索進一步加強供需精準匹配程度方面，建立“需求識别+服務能力+供給标準”的公共服務供需匹配管理機制。在需求識别層面，以完善“民呼我為”機制為重點，以數字應用為主要技術手段。公共服務需求首先來源于基層，“民呼我為”作為基層治理機制，能夠及時了解人民群衆的公共服務需求。通過“村民說事”“民情懇談”“小隊議事會”“鄉賢參事會”“民生圓桌會”等議事平台，搭建起公共服務需求識别、快速響應、高效辦理和及時反饋的閉環工作機制，這有助于公共服務資源統籌分配、有效利用并滿足多樣化公共服務需求。同時，打造公共服務數字化應用場景，按照“一老一小”服務場景建設理念，推動“浙裡未來社區在線”重大應用建設，在社區側精準識别“一老一小”的服務需求，在政府側打通人房關系、公共服務設施等基礎數據庫，“浙裡康養”和“浙有善育”等數字社會場景應用已取得顯著成效。在服務能力層面，全面系統分析評估公共服務供給水平，以便為有針對性地補短闆和精準匹配公共需求的資源統籌規劃提供依據。例如，在城鎮社區公共服務供給能力方面，浙江省開展“治理、教育、養老、衛生、文化、商業、體育”類公共服務設施供給能力摸排，發布城鎮社區公共服務設施專項體檢評價指數，初步建立城鎮社區公共服務設施數據庫，判斷“市—縣（市、區）—鎮（街道）—社區”四級公共服務設施供給能力，對服務要素、設施配置、供給标準、需求反饋的公共服務決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在供給标準層面，浙江省基于需求識别和服務能力，制定基本公共服務标準和公共服務“七優享”标準，從《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務标準（2021年版）》發布起，建立清單動态調整機制，持續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另一方面，通過城鄉之間的資源優化提升各類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城鄉均衡和城鄉可獲得性、可接受性、可承受性。從改進城鄉公共服務結構與質量入手，沿着“補短闆、重标準、推傾斜、強數治”思路，制定加強城鄉一體化的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實施公共服務領域城鄉聯動項目補齊農村地區服務設施短闆，優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設施配置和建設标準，打造1.5小時偏遠農村基本公共服務圈，疊代升級“浙江鄉村大腦”，全面推廣應用“浙農碼”，打造鄉村數字地圖，進一步提升鄉村數字化管理服務應用效能，推廣鄉村數字公共服務數字場景應用，實現數字公共服務直達鄉村，讓鄉村能夠共享優質的現代化公共服務，切實增強城鄉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可接受性、可承受性。

最後，按照治理創新即合作生産—數字賦能邏輯，以服務效能為準則，通過公共服務合作生産和公共服務數字化改革推動公共服務治理創新，提高覆蓋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适宜度的服務績效。為了在公共服務效能層面實現公共服務資源共享、服務部門高效執行和人民群衆獲得感和幸福感提升的目标，共同富裕導向的省域實踐在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治理創新維度主要開展了兩方面的政策實踐。

一方面，通過多元的公共服務合作生産，優化服務供給機制，提升公共服務質量，增強人民群衆對公共服務的認同感。浙江省在市場參與、社會參與、社區參與等方面進行了諸多創新探索。一是規範拓展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标準與内容，增加市場主體、社會主體參與公共服務生産供給的協同性。《浙江省政府向社會力量購買服務指導性目錄（2024年度）》規定了公共安全、教育、就業、社會保障、衛生健康、生态保護和環境治理等政府購買公共服務項目。同時，社區作為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落地執行環節，在公共服務合作生産和優化服務供給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浙江省創新政府購買社區服務機制，鼓勵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服務，國有企業、大型民營企業、社會組織等投資興辦普惠性非營利性托育、幼教、醫療、養老、文化、體育等服務機構，有助于推動公共服務高質量、品牌化、專業化發展。二是推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治理和公共服務。以“五社聯動”為載體，通過公益創投、積分激勵等項目化機制，吸納社會組織、社會工作專業人才、志願者、慈善組織等提供專業化、品質化社區服務。以慈善捐贈、志願服務為渠道，通過價值共創的公共服務合作生産有助于縮小收入差距，以此發揮其在第三次分配中的積極作用。浙江省已搭建起五級慈善網絡體系，慈善與志願力量實施“夕陽紅”行動為老年人群體提供老有所學、老有所樂、老有所養、老有所醫等特色為老服務。公益慈善與志願服務作為公共服務合作生産的一種形态不僅有助于實現公共服務資源共享，有效供給有形的服務産品，也提供了無形的公共價值。另一方面，利用數字技術賦能公共服務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能力，推動大數據驅動的公共服務智能決策發展，以提升服務部門運行效率以及公共服務的泛在可及。具體表現為：一是構建數字化工作體系。以政務服務事項“一網通辦”、線上線下融合的政務服務體系和“一件事”服務平台為基礎，實現數據、流程、職能的跨層級、跨地域、跨部門、跨系統、跨業務的優質資源整合、管理服務升級和數字化重塑，是增進服務部門運行效能的重要支撐。二是構建公共服務數字化創新場景。目前公共服務數字化場景應用主要有三個方面：民生保障領域的公共服務應用，數字社會領域的公共服務應用，未來社區、未來鄉村領域的公共服務應用。通過各類場景化公共服務應用的“一端”集成，推動公共服務數字化智慧化發展，為形成決策、執行、監管、評價、反饋的公共服務智能化閉環管理機制奠定基礎。三是公共服務數字化應用輻射浙江全域。以人民為中心，促進公共服務智慧化均等化。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最終目的是實現結果均衡，縮小收入差距，在适宜度前提下提升人民群衆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數字賦能公共服務通過技術升級、資源共享、便捷服務、效能提升和價值創造，促使數字化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需求。浙江省實施公共服務數字化改革，以“大數據+網格化”推動公共服務标準化精細化便捷化管理。如公共服務由網上掌上“可辦”轉向“好辦易辦”，推出适應老年人、殘疾人等特殊人群需求的智能化服務，加速推進長三角地區醫療衛生、交通出行、旅遊觀光、文化體驗等領域率先在浙江實現同等待遇。

我國發達地區一些省市尤其是浙江省的共同富裕示範區建設，按照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和共建共治共享的原則和要求，開展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實踐探索，不僅推動公共服務的區域、城鄉和群體之間的普惠均衡和優質共享，也推動了公共服務體系化、多樣化和個性化發展，這些實踐探索為新征程上中國省域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以及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提供了諸多經驗借鑒。

四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實現路徑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既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基本手段，也是新發展階段公共服務高質量發展的創新探索。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在現實場域中仍然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一是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整體統籌制度有待建立，如何構建基于均衡性和可及性相互嵌合的政策體系。二是尚未對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風險進行科學分析和前瞻布局，如何對問題短闆進行精準識别與有效化解。三是基于共建共享的共同富裕戰略目标，圍繞實現公共服務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如何提升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治理體制機制與路徑選擇的可行性。因此，根據健全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水平、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的要求，基于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制度邏輯、行動邏輯和技術邏輯進一步思考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實現路徑。

（一）構建包容普惠的公共服務制度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了變化，要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讓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因此，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就要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要求，把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置于一個整體框架内開展系統思考，以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發展成果、紮實推進共同富裕為價值追求和目标指引，規劃制定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系統戰略與行動指南，開展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制度創新與政策優化。

一方面，應結合區域、城鄉、群體三個層面，系統構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相互統合的制度框架。縱向上考慮通過制度整合、資源統籌和治理創新三個維度的協作實現公共服務的供需匹配、動态均衡和服務可及，區域、城鄉、群體三個層面的聯動提升政策落實、資源調配、需求滿足的一緻性程度，縱向政策的内在一緻性與邏輯連貫性是持續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重要支撐。橫向上則應考慮制度政策的适配銜接、公共服務資源配置的合理優化、不同群體需求偏好的協調及治理機制與治理手段的創新，其中尤為重要的是基于包容普惠原則為全體社會成員建立公共服務均衡可及的制度，提高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和生活質量，讓發展成果惠及全體社會成員。

另一方面，應從均衡性和可及性兩個主軸厘清并提升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制度協調性。一是從均衡性維度考慮，需逐步優化區域、城鄉、群體三個層面增強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各項制度的匹配性。我國現有的公共服務所涉及的時間、空間、效率的區域均衡制度，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城鄉均衡發展制度及群體均衡制度仍有待健全。因此，要進一步縮小區域之間的公共服務均衡的差異，就需要加強時間、空間制約因素對增強均衡性的影響研究。二是統籌建設完善“财政可持續性—供需匹配—服務效能”相互協調的增強公共服務可及性的制度體系。精準識别公共服務需求，并以公共服務可及性制度的有效執行為目标，推動以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适宜度為測度标準的服務部門績效評估，以此構建增強公共服務可及性的責任體系，推動增強公共服務可及性各項配套政策的執行和落實。

（二）打造供需協調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在提供優質高效、滿足人民需求的公共服務基礎之上，是實現共同富裕和提升人民獲得感的保障。其本質是堅持建設人民滿意政府的方針，提升公共服務需求識别能力，實現公共服務供需精準匹配。同時，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是一項系統性、長期性的任務，隻有不斷滿足人民群衆多元化、個性化的公共服務需求，才能真正實現公共服務的優質共享，從而達到供需平衡，實現公共服務資源的高效配置。供需協調是供給側與需求側雙向形塑的過程，供需協調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和運行機制是中國公共服務發展的新方向。

一方面，重點關注和有效識别人民群衆的公共服務需求。一則創新優化公共服務需求識别的技術方法。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堅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深入群衆、深入基層”，指明了公共服務需求識别的主要工作方式，即深入了解群衆和基層的需求，發現人民群衆的急難愁盼問題，聚焦公共服務過程中的痛點難點堵點，逐步滿足公共服務的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推動公共服務從供給側導向向需求側導向轉變。二則系統構建公共服務需求清單。在考量公共服務現有資源總量布局前提下，劃分期望需求、普通需求和興奮需求，綜合分析人民群衆對公共服務内容、流程、參與的感知體驗，建立公共服務“用戶體驗”的有效需求清單，識别可能遺漏的或冗餘的需求。三則綜合分析公共服務需求的可行性并确定需要優先滿足的需求。需求識别應聚焦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分配制度、就業優先、社會保障、健康中國四大領域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均衡，補齊區域、城鄉和群體三大層面公共服務數量與質量的問題短闆。同時，圍繞地理條件歸類、社會心理、精神健康、财政保障等要素，綜合分析公共服務需求的可行性，以此作為依據确定需求的優先級順序。四則建立公共服務清單動态調整機制。關注社會多元主體的利益訴求，科學識别和預測公共服務需求的變化與趨勢，及時調整公共服務需求清單。

另一方面，要提升公共服務供需匹配能力。目前公共服務供需精準匹配的測度能力仍較為薄弱，因而需按照“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原則着力構建供需匹配的測度機制，建立公共服務供需匹配指數，以此為資源優化配置的決策提供依據。公共服務供需匹配既要考量供給側的可接受性和可承受性，也要考量需求側的可獲得性與可接近性，以避免公共服務資源投入不足、過度投入或資源錯配等問題。數字技術疊代升級在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同時，也推動了公共服務供給側—需求側關系的重塑。因此，公共服務供給側服務資源的結構數量、配置機制、覆蓋範圍應與需求側保持“均衡可及”的關系；同時，供給側資源優化配置應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通過推動供需精準匹配和資源優化配置提升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勢能。

（三）強化多元協同的公共服務效能建設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以切實增進民生福祉和推進共同富裕是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的關鍵環節。相應地，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也須站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視角去審視公共服務的治理績效。從這個角度而言，如何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是中國公共服務治理的經典叙事，也是政府公共服務效能的重要體現。

一方面，從目标協同、主體協同、供需協同和機制協同四個要素聯動的視角系統構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協同治理體系。現代公共服務種類的龐雜性和服務主體的多樣性，決定了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應基于其複雜性而采用多要素協同治理的新方法。四個要素聯動構成的協同治理體系既包含價值導向，也包括行動依規，進而指向公共服務治理績效與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不同層級、不同類型公共服務供給主體應基于共建共治共享原則拓展公共服務共同體建設新局面，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為目标導向，創新選擇合作供給、分類供給或合作生産等供給方式，公共服務供給數量、質量和水平應與供給能力、人民需求密切結合，綜合考量财政能力、經濟發展水平、人口密度、自然地理條件、基礎設施布局和文化因素等約束條件，不斷提高區域間、城鄉間、群體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水平，從而建立健全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運行管理體制機制。為避免政策碎片化執行和服務主體各自為政，尤其要重視加強激勵機制、動力機制、監督機制、責任機制及容錯機制建設。

另一方面，通過建立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作為目的的績效評估體系，開展評估以持續改進提升公共服務效能。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績效評估和公共服務效能提升涵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通過提高公共服務政策規劃與資源配置評估提升政府滿足不同區域、城鄉和群體對公共服務需求的能力。在目标導向上，以人民群衆偏好滿足為基礎，以是否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衡量向度，從而不斷提高人民群衆對公共服務的滿意度。第二，通過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公共服務資源利用效率評估實現資源有效配置與共享優化。因此，需綜合考量和研判制度結構、财政和人力資源、技術手段等約束條件以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高低，緻力于各層級政府服務部門的工作效能和執行效率的提升，促進公共服務治理能力的現代化。第三，通過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政策效果評估，以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有效性。由于公共服務合作供給、分類供給或合作生産等供給方式和政策選擇能拓展傳統公共服務供給和生産的渠道，通過對推動在合作、協同基礎上公共服務生産行為的政策評估，有助于調整完善政策保障合作各方權益，從而激發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價值創造力。總之，要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就必須建立公共服務績效評估體系，以提升人民群衆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四）推動數字賦能的公共服務治理創新

伴随以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快速發展，萬物互聯、數據融合、數據驅動和智能算法對人類社會發展産生了深遠影響，逐漸呈現出機器智能與社會智能融合互嵌賦能多元治理主體的“智治”格局。數字技術疊代升級在推動政府數字化轉型的同時，機會均等、過程均等和便利适宜等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影響要素開始出現新的變化，公共服務體制機制、服務流程及供給方式必須優化以适應新的變化趨勢。因此，各級政府需要以數字技術推動區域、城鄉、群體間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公共服務治理模式創新。而更為關鍵的是，通過數字賦能，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走向精準化的資源配置、系統化的前瞻布局、智能化的敏捷治理提供技術支撐，也展示出中國公共服務數字治理創新的新圖景。推動數字賦能的公共服務治理創新發展的關鍵如下。

一是構建精準化的公共服務資源配置機制。過去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的重點是縮小區域、城鄉、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差距。進入新發展階段，面對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方面要加強公共服務需求精準管理的大數據技術運用，構建公共服務需求精準感知、精準聚類、精準測量、精準滿足及精準監測的閉環管理機制，從需求精準管理角度切實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另一方面還要借助數據開放共享、機器學習、推薦算法等技術，從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目标導向、政務服務數據的互聯互通以及泛在便捷的智慧服務體驗等角度實現對公共服務用戶的精準畫像，以科學制定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個性化、情境化和精準化的資源配置政策方案。

二是構建系統化的公共服務前瞻布局與風險防範機制。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這一特點決定了我國需探尋具有自身特點的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以順利實現艱巨複雜的發展任務。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關系人民群衆最關心最現實的切身利益問題，其完成的效果直接影響着社會穩定，故而應在前瞻布局與風險防範方面做好充足準備。基于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發展目标，加強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開展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趨勢分析與情景規劃，對區域、城鄉和群體可感知可體驗的公共服務場景進行系統化前瞻布局。同時，利用大數據技術進行深度分析，預先發現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存在的問題和隐患，綜合運用行政化、法治化、社會化、市場化和數字化等手段進行有效的風險防範與管控。

三是構建數字化的公共服務敏捷治理機制。新一代大數據、雲計算和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以超強可控性、适應性、 靈活性、快速性和多樣性等特點，在公衆需求識别與轉化、信息開放與共享、公共服務疊代創新、識别與應對危機等方面助力提升政府治理效能。通過引入智能化技術，實現增強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制度整合、資源統籌與治理創新的有機融合。以大數據為基礎實時連續的公共服務智慧決策能夠動态獲取公共服務參與主體、資源配置及制度供給數據，通過回溯過去、把握現在、預測未來，為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政策規劃提供決策支持，有助于實現更加智慧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務敏捷治理。

結語

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是我國在新的曆史時期公共服務制度政策體系建設的重要目标和戰略選擇。公共服務制度政策體系的發展目标是走向持續優化的“均衡可及”和推動公共服務治理的現代化，以此助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公共服務治理的現代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新時代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根本宗旨而言，應“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确立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價值”，把握“國家治理為了人民”和“國家治理依靠人民”兩個方面。公共服務治理的現代化，其關鍵在于深入貫徹落實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價值理念，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對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謀篇布局，擘畫了緻力于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的中國公共服務善治圖景，凸顯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理念、新範式、新樣本，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提供了堅實保障。

總體而言，公共服務治理的現代化仍是一項任重而道遠的任務。因此，未來應積極開展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創新探索與深化研究。一是要建立全域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的立法保障，明确基本公共服務的開放性和透明度要求，建立公衆參與和監督機制，确保基本公共服務公平普遍惠及全體人民。二是要加強基層公共服務共同體建設。通過宜居宜業生活圈建設、郊野單元村莊規劃，整合教育、醫療、文化、就業創業等各類公共服務資源，實現公共服務設施共建共享，以增強人民群衆的凝聚力和認同感。三是要構建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指數。結合各層級政府服務部門的工作效能和執行效率因素，綜合評價公共服務供給過程中資源均衡配置和服務可及的能力。四是要重視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的理論創新。探索構建公共服務治理現代化的知識體系，打造增強基本公共服務均衡性和可及性實踐的中國樣闆。

（本文注釋内容略）

作者翁列恩，浙江工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杭州31001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5期P54—P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