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的東方社會論述與中國式現代化

馬克思的東方社會論述與中國式現代化

王小章

理論和實踐總在互動中彼此推進。實踐刺激、呼喚理論探索，理論探索促進、提升實踐的自覺。“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意味着對于我們正在進行着并将持續展開的偉大實踐的一種理論自覺，即對于中國走向現代文明的道路、手段、目标的自覺。回顧既往，走向這種自覺經曆了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從“中體西用”到“三民主義”;從中國社會性質論争中對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性質的認定，到“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中國革命道路的确立，以及“沒有中國共産黨……中國的工業化和農業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的論斷；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的“全面學習蘇聯”，到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的最終提出。在這近一個半世紀的曆程中，有許多現實經驗的和思想理論的因素或力量，刺激、推動了這種自覺。比如，西方學者對于西式現代化的反思與批判，梁漱溟、吳景超、費孝通等中國學者對于中國如何邁向現代文明的探索，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模仿西式現代化道路所帶來的災難性後果，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曾經曆的曲折，等等。在所有這些因素中，作為馬克思主義主要創立者的馬克思的理論無疑是促成、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自覺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且還将繼續不斷地推進這種理論自覺的廣度和深度。而如果說，曆史唯物論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形成和發展具有認識論、方法論的宏觀指導意義，那麼，馬克思的東方社會論述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無疑具有更具體的直接相關性。

1851年，中國爆發了太平天國運動。這一發生在遙遠東方的重大事件，立刻引起了兼具宏深的“世界曆史”眼光和敏銳現實感的馬克思的關注。在寫于1853年5月的《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基于現代經濟體系特别是貿易體系的世界性關聯和太平天國對于世界貿易、經濟的深刻影響，馬克思認為：“歐洲人民的下一次起義，他們下一階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潔政府的鬥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決定于天朝帝國（歐洲的直接對立面）目前所發生的事件，而不是決定于現存其他任何政治原因，甚至不是決定于俄國的威脅及其帶來的可能發生全歐戰争的後果。”雖然，太平天國運動失敗了，“歐洲人民的下一次起義”也沒有完全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發生，但是，由此引發的馬克思對于中國、對于東方社會的研究、論述和洞見，卻為我們認識和理解東方社會，特别是傳統中國社會在現代“世界曆史”進程中的命運，進而認識和理解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深刻的啟迪。

一

馬克思關于中國、關于東方社會曆史及其在資本主義大工業所開創的“世界曆史”進程中的命運的論述，是他關于人類整體曆史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從屬于其關于人類整體曆史發展的一般觀點的。因此，馬克思關于東方社會及其現代命運的論述，也必須放到他關于人類整體曆史進程的一般觀點中來理解。

那麼，馬克思是如何看待人類曆史的一般進程的？在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視角下，馬克思将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在總體上描繪成這樣一個基本進程或者說普遍方向：“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産能力隻是在狹小的範圍内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着。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産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财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因此，家長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狀态随着商業、奢侈、貨币、交換價值的發展而沒落下去，現代社會則随着這些東西同步發展起來。”換言之，曆史的進程，雖然其間不乏各種頓挫回旋，但總體上呈現為從個體隻是“一定的狹隘人群的附屬物”、隻是“共同體的财産”的“人的依賴關系”的狀況，通過資産階級“政治革命”而全面确立和肯定“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為特征的現代資産階級社會，進而邁向“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産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财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邁向“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的社會狀況的進程。

仔細體味馬克思對人類曆史進程的這一描述，不難發現，在其對既有曆史（第一、第二階段）和未來趨勢（第三階段）客觀叙述與判斷的筆調下，蘊含着一種強烈而鮮明的價值關懷，那就是對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關切。質言之，在馬克思看來，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應該促成人的自由、人的解放；而從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角度回顧人類實際的曆史進程，則在總體上也确實呈現為一個邁向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進程。之所以在馬克思筆下人類曆史的“實然”和人類曆史的“應然”在總體上會趨于一緻，原因在于，馬克思所說的“自由”或“解放”，并不僅僅是指單個的孤立個體所固有的消極、形式意義上的自由，更是指積極的、實質性的、作為人的潛能的充分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自由。這種自由是需要在曆史發展進程中不斷趨近的目标：“全面發展的個人——他們的社會關系作為他們自己的共同的關系，也是服從于他們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産物，而是曆史的産物。”正是在曆史進程中不斷發展提高的生産力以及相應的各種社會因素，為人的全面發展、人的自由向更深更廣的方向發展提供了現實的條件。也正因此，人類社會的曆史在總體上會呈現為一個邁向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的進程。

當然，這隻是就總體上的曆史進程的大方向而言。在這個總體進程的某些具體的階段或環節上，曆史發展的具體形式，特别是生産力向前突破所采取的社會（政治）形式，則可能甚至常常會背離人類的自由本性，從而表現出“曆史的暴虐”。這時，就會出現曆史與人性，或者說曆史與人類道義之間的緊張沖突。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時，馬克思指出，這個社會一方面創造了如此巨大的物質成就，從而為實現更大的自由、為人的解放提供了更大的現實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這些物質成就都是建立在剝削、奴役勞動的基礎上的，是在分裂為階級的社會成員之間的沖突對抗中取得的，是在對殖民地及其他落後國家與民族的剝奪中取得的，同時這些物質成就在其社會性上也表現為内部社會成員之間以及外部民族與民族之間的對抗力量，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态下，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這種物質成就不僅不是他們獲得自由的前提條件，而且還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與他們離異，它們構成的是他們自由的限制而非條件。馬克思還指出：“古代的觀點和現代世界相比，就顯得崇高得多，根據古代的觀點，人，不管是處在怎樣狹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規定上，總是表現為生産的目的，在現代世界，生産表現為人的目的，而财富則表現為生産的目的。”也就是說，在古代，總是物質的力量服務于人這個目的，因而具有道義上的正當性，而在現代，人卻異化侍奉物質力量的工具，因而是不義的。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應該抛棄現代回歸古代呢？馬克思緊接着說：“事實上，如果抛掉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那麼，财富不就是在普遍的交換中産生的個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産力等等的普遍性嗎？财富不就是人對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謂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統治的充分發展嗎？财富不就是人的創造天賦的絕對發揮嗎？這種發揮，除了先前的曆史發展之外沒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曆史發展使這種全面的發展，即不以舊有的尺度來衡量的人類全部力量的全面發展成為目的本身。在這裡，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産自己，而是生産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變易的絕對運動之中。”現代世界的物質力量或者說現代化包含着巨大的解放潛能，因此，為了人的解放，現代化的“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必須被抛棄，但是，現代化本身卻不可、也不能為之殉葬。不可，是因為它是人的解放所必須憑借的物質力量；不能，是因為它是曆史進程中最積極、最活躍、最主動的因素，即生産力向前發展所帶動的必然趨勢。現代化所需要的，是在去除了狹隘的資産階級社會形式下的進一步的健康發展和生長。

二

在上述這種關于人類整體曆史進程的一般觀點下，馬克思是如何看待當時的東方世界，特别是中國社會的命運的呢？且看馬克思的描述：滿族王朝的聲威一遇到英國的槍炮就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破了産，野蠻的、閉關自守的、與文明世界隔絕的狀态被打破，開始同外界發生聯系，這種聯系從那時起就在加利福尼亞和澳大利亞黃金的吸引之下迅速地發展起來。影響着中國的财政、社會風尚、工業和政治結構的破壞性因素，到1840年在英國大炮的轟擊之下得到了充分的發展；英國的大炮破壞了皇帝的權威，迫使天朝帝國與地上的世界接觸。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态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裡的木乃伊一接觸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

馬克思的上述描述中有兩點值得特别注意。第一，在他的筆下，舊中國在現代世界中已經是木乃伊一具，一旦與外部現代世界相接觸，解體是其無法逃脫的命運；第二，把舊中國推入現代世界的，是“英國大炮的轟擊”的血腥暴力。顯而易見，這裡上演的正是“現代世界”在向全球擴張進程中的“曆史”與“道義”之間的緊張沖突，或者說，是“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下的現代世界向東方社會的暴力擴張。

馬克思淋漓盡緻地揭示了在這一進程中代表着“現代文明”的西方國家，特别是英國的殘暴、虛僞、無恥和下作：非法的鴉片貿易年年靠摧殘人命和敗壞道德來填滿英國國庫；在所謂“合法”的貿易中常常通過賄賂下級官吏逃避關稅，從而使中國政府失去在商品進出口方面的合法收入；對那些被賣到秘魯沿岸去當不如牛馬的奴隸、被賣到古巴去當契約奴隸的受騙契約華工橫施暴行“以至殺害”;借口子虛烏有的“中國人的挑釁行為危及英國人的生命和财産”而挑起第二次鴉片戰争，從而使許許多多“無辜的居民和安居樂業的商人慘遭屠殺，他們的住宅被炮火夷為平地，人權橫遭侵犯”。英國的虛僞和無恥還在于，作為“帝國政府”，它假裝同違禁的鴉片貿易毫無關系，甚至還訂立禁止這種貿易的條約，但是作為“印度政府”，它又強迫孟加拉省等地種植罂粟，并按照中國吸食者的口味提煉和調制鴉片，最終運到中國，從而從“不合法”的鴉片貿易中獲得其最大的利益。

相比于作為現代文明世界之代表的英國的不義，舊世界的“野蠻人”或“半野蠻人”反而顯示出對于道義的堅持。在鴉片貿易事實上無法禁絕的情況下，将鴉片貿易合法化對于中國政府是有利的：在1830年，如果對此項貿易征收25%的關稅，就會帶來385萬美元的收入，到1837年，就會雙倍于此。實際上也确實有大臣提出過将鴉片貿易合法化的建議。但是，“天朝的野蠻人”鑒于“此種萬惡貿易毒害人民”，堅定地拒絕了這樣一項“随着人民的堕落的程度而必定會增大的稅收”，即使到了清王朝的處境無比艱難的1853年，也依然恪守着這個政策。“半野蠻人堅持道德原則，而文明人卻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在這場決鬥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

但是，“激于道義”的，終究是“陳腐世界”的代表，那“以自私自利的原則與之對抗”的，才是“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馬克思并不認為舊世界所顯示的“道義”能挽救其走向末日的命運，就像英國将古老中國拖入現代世界之方式的卑劣不義不是拒絕進入現代文明世界的理由一樣。如同在人類整體曆史的一般進程中現代化是必然的也是必須的，舊世界之彙入現代文明而終結也是必然且必須的。之所以是“必然”的，是因為，自從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從而“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于整個世界”以後，“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态”就再也不可能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資産階級，由于一切生産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裡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産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而之所以是“必須”的，則是因為，即使在舊世界的“道義”甚至溫情脈脈的表面之下，掩藏的始終是古老而深重的悲哀和愚昧。在談到“亞細亞社會形态”受到西方殖民勢力的破壞而沒落時，馬克思曾冷靜地說：“從人的感情上來說，親眼看到這無數辛勤經營的宗法制的祥和無害的社會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親眼看到它們的每個成員既喪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喪失祖傳的謀生手段，是會感到難過的；但是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些田園風味的農村公社不管看起來怎樣祥和無害，卻始終是東方專制制度的牢固基礎，它們使人的頭腦局限在極小的範圍内，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的作為和曆史首創精神。”與某些人（如梁漱溟等）面對中國傳統社會的衰亡而深深惋惜不同，在馬克思的兼具人類曆史與現實關懷的視野下，包括傳統中國社會在内的舊世界的終結和走向現代化既是應該的，也是必然的。實際上，面對現代世界的壓力，包括傳統中國在内的古老世界如果不走向現代文明，它自己傳統上的那點“道義”最終也堅守不住。前面提到，即使到了處境無比艱難的1853年，清王朝依然拒絕将鴉片貿易合法化，但是，到1858年，它終于堅持不住了，在這一年，清王朝還是與英國簽訂了《中英通商章程善後條約》，承認鴉片貿易合法化，對鴉片開征“洋藥稅”，并随即開始在國内自種、自産、自銷鴉片。

三

如上所述，自從大工業開創了“世界曆史”以後，“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态”就再也不可能存續了，包括古老中國在内的所有國家、民族，不管願意還是不願意，主動還是被動，都将普遍地進入現代世界。換言之，自從西方國家以自己的方式（資本主義的方式）開啟了現代化并将它向全世界擴張以後，現代化便成為世界性的潮流或者說命運。現代化是每一個國家、民族不能不做出的選擇，包括古老中國在内的所有國家、民族誰也不可能永遠地自外于這個潮流或命運。但是必須看到，在各個國家、民族開啟現代化而進入現代世界之時及之後，它們以往各自在相互隔絕的情況下于特定的自然環境和曆史條件中形成的特征并不就此消失。相反，這些特征會深刻并持久地影響它們進入現代世界、現代文明的方式，約束它們各自的現代化路徑。

那麼，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征是什麼？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實際上取決于觀察、分析、把握一個社會的角度。而馬克思觀察、分析、把握一個特定社會之基本特征的角度，無疑是與生産力相匹配的特定生産關系：“生産關系總合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曆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那麼，在生産關系的視角下，傳統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特征是什麼？這就涉及馬克思在分析包括古老中國在内的東方社會時所指出和闡述的“亞細亞生産方式”了。

什麼是“亞細亞生産方式”？對此問題的讨論已經耗費了學者們無數的筆墨，在此筆者不想再來饒舌，而隻想根據馬克思本人的相關叙說來簡要分析說明這種社會特征對于東方社會特别是中國社會現代化路徑的影響。在1853年寫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馬克思說，東方社會一切現象的基礎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這是“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的“資本主義生産以前的各種形式”一節中，馬克思進一步明确地闡釋了“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亞細亞生産方式”的基本特征：在大多數亞細亞的基本形式中，淩駕于所有這一切小的共同體之上的總合的統一體表現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實際的公社隻不過表現為世襲的占有者。因為這種統一體是實際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産的實際前提，所以統一體本身能夠表現為一種淩駕于這許多實際的單個共同體之上的特殊東西，而在這些單個的共同體中，各個個别的人事實上失去了财産，或者說，财産——即單個的人把勞動和再生産的自然條件看做屬于他的條件，看做他的主體的以無機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觀軀體這樣一種關系——對這個别的人來說是間接的财産，因為這種财産，是由作為這許多共同體之父的專制君主所體現的總的統一體，以這些特殊的公社為中介而賜予他的。因此，剩餘産品——其實，這在立法上被規定為通過勞動而實際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屬于這個最高的統一體。

顯然，所謂“不存在土地私有制”，并不意味着亞細亞生産方式是原始共産制，而是指土地王有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在作為小共同體的農村公社或村社（它們不過是土地的“世襲占有者”，或者說是專制君主所有的土地的托管者）之上存在一個壟斷土地所有權的專制君主或專制集權的中央政府。馬克思又進一步分析指出了為什麼在東方會形成專制君主或政府對于全國土地所有權的壟斷：因為在這裡，水利、交通等大型的公共工程是由高居于村社等小共同體之上的專制政府來舉辦的，即政府要承擔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職能，而在西方，這種職能是直接由小共同體來承擔的。

這樣，我們可以大緻看出“亞細亞生産方式”的基本特征：（1）作為淩駕于許多單個小共同體即村社或鄉村公社之上的“最高統一體”的專制君主或中央政府壟斷全國土地的所有權。（2）專制君主或中央政府承擔全國性的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職能，這種職能的承擔，既是土地王有制的主要成因，也是專制統治合法性的基礎。（3）村社及其成員隻不過是土地的“世襲占有者”，或者說是專制君主所有的土地的托管者，由于不是土地的所有者，剩餘産品就不屬于村社及其成員，而是以“地租和賦稅合為一體”的形式歸屬于作為最高統一體的專制君主。專制君主或中央政府對于土地的所有權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對于剩餘産品的占有，既是其履行公共職能的基礎，也是其專制統治的基礎。（4）在一個個的小共同體即村社内部，其經濟是簡單的自然經濟。這種自然經濟主要表現為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是，單個的人同自己的家庭緊密結合在一起，獨立地在分配給他的份地上勞動，男耕女織。最基本的生活資料可以從自己的勞動産品中獲得。第二個層次是，在一個村社内部，實行一定程度的分工，從而使整個村社的生活資料可以從村社内部解決。”

這樣一種“亞細亞生産方式”給包括中國在内的東方社會帶來了怎樣的影響？影響當然是多方面的，而着眼于本文所讨論的問題，則最突出的就是造成了所謂社會發展的“停滞”，或者說，造成了現代化的舉步維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本身具有強大的韌性。在《英中條約》《對華貿易》等多篇文章中，馬克思曾多次指出，阻礙英國對華貿易的主要因素，是依靠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相結合而存在的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而在亞細亞社會形式下，這種韌性就更強，更不容易瓦解，從而也就更加難以向現代轉型。這是因為，雖然大型公共職能的承擔是淩駕于許多單個小共同體即村社之上的專制君主或中央政府壟斷全國土地所有權以及相應的專制集權統治的成因，但是，這種壟斷和專制集權統治一旦形成，維護這種壟斷和統治就成為其首要的目的或者說利益所在。而為此目的，這個淩駕于無數村社小共同體之上的專制王權便會努力維持分散的小土地占有狀态。這一方面有利于維護和擴大納稅耕地面積，增加以“地租和賦稅合為一體”的方式獲取的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則可以抑制有可能威脅自己專制統治權力的地方豪強的産生。與此同時，這個淩駕于無數村社小共同體之上的專制王權還會不遺餘力地阻止村社小共同體與外部世界的交往交換，因為這種交往交換必然會瓦解村社共同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馬克思曾區分了兩種分工或交換：一種是基于不同共同體之間的自然差别的交換：“不同的共同體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産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它們的生産方式、生活方式和産品，也就各不相同。這種自然的差别，在共同體互相接觸時引起了産品的互相交換，從而使這些産品逐漸轉化為商品。”另一種與此正好相反，是在共同體内部（先是在家庭内部，然後是在氏族内部），由性别、年齡等差異而在生理的基礎上産生的自然分工。前者由交換形成分工，後者由分工産生交換；前者可稱為外部交換或分工，後者是内部分工或交換。但問題在于，如果沒有外部交換的推動，基于生理差異的内部分工永遠不可能改變共同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隻要那無數分散的村社小共同體走不出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态，社會也就難以走進現代世界的大門。而造成這種局面的關鍵，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了解東方天國的一把真正的鑰匙”，則在于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不同，在這裡，于一個個村社共同體之上聳立着一個壟斷全國土地所有權并占有所有剩餘産品的，進而控制着整個社會的專制王權或者說專制集中的中央權力。

如果說中國難以走進現代世界大門的關鍵，首先在于在一個個分散的村社共同體所總加而成的社會之上聳立着一個壟斷全國土地所有權并占有所有剩餘産品的，進而控制着整個社會的專制王權或者說專制、集中的中央權力，那麼顯而易見，中國要走向現代化的第一步，無疑是要克服、消除這個障礙，即要對這個專制王權或者說專制、集中的中央權力進行改造變革，特别是要改變其對于全國土地所有權的壟斷以及對于社會的宰制。唯有如此，才能釋放出社會和市場的活力和創造性，才能使人們表現出走向現代化所必需的“偉大的作為和曆史首創精神”。在這一點上，中國的情形和率先走上現代化道路的歐洲社會相當不同。在歐洲的中世紀，并不存在一個像中國的專制王權那樣淩駕于各個封建領主之上的中央集權政府。在那裡，成為早期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主要障礙的，正是這些封建領主本身。不過，領主與領主之間的各種競争也為日後成為現代社會之濫觞的工商業自治城市的自由生長和發展開啟或者說留下了空間。秦晖曾經就認為，西方（西歐）傳統上是“小共同體本位”的社會，而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大共同體本位”的社會。西方從小共同體本位的傳統社會向個體本位的現代社會演進需要經過一個“公民（市民）與王權的聯盟”，而中國從大共同體本位的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演進則要以“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作為中介。在“公民（市民）與王權聯盟”的情形下，為了避免公民（市民）被王權所利用，要走社會（小共同體）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傳統”王權之下變小共同體本位社會為公民（市民）社會，而後再以公民（市民）社會組織為紐帶制衡王權，變王朝國家為公民國家。而在“公民與小共同體聯盟”的情形下，就要求走國家（大共同體）改造先行之路。即先在“傳統”小共同體之上變傳統國家為公民國家（民主國家），然後再以民主國家為依托制約“莊主”，變小共同體本位為公民（市民）社會組織。盡管秦晖主要着意的是與“國家”相對的“社會”現代轉型，并且，對其所說的“公民與小共同體的聯盟”在中國的現實可能性，筆者也持保留态度，但是，他認為的中國的現代化須走國家（大共同體）改造先行之路，筆者認為，無疑是正确的。

四

與西方現代化先須破除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的掣肘不同，中國的現代化須走國家（state）改造先行之路，須先對那個專制、集中的中央權力進行改造變革。但是，必須指出，對國家專制權力的改造變革并不意味着要弱化國家權力（政府）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作用，恰恰相反，是要在以法治等手段對國家權力（政府）的運作進行必要約束的基礎上，進一步使其由保守、内斂、自私的權力，轉變為現代化導向的、開拓進取型的權力，從而在現代化進程中發揮更加積極、更加強有力的作用。相比于率先開啟現代化的西方國家，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政府）必須也必然要發揮更強的作用，扮演更主動的角色。

各個國家、民族的現代化路徑，除了會受到它們以往各自在相互隔絕的情況下形成的鮮明特征的影響，還會受到它們開啟現代化之時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格局的影響。如前所述，在資本主義大工業開啟了“世界曆史”之後，“各國以往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态”就再也不可能了。任何國家、民族都不可能離開這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體系而孤立地存在和發展。但是，在這個日益聯系在一起的世界分工體系中，不同國家、民族所處的地位是不一樣的。早在1848年的一個關于“自由貿易”的演講中，馬克思就分析指出，在所謂的“自由貿易”引起的“國際分工”中，那些已經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宗主國）會想方設法地将其殖民地變成單純的廉價原料生産地，它們通過“犧牲别國”而緻富，就像在它們國内，一個階級通過犧牲另一個階級而緻富一樣。也就是說，在這個日益一體化的世界格局中，那些已經現代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處于支配、控制的地位，而像印度、中國這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則處于劣勢的、被控制的地位。前者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可避免地會剝奪後者，犧牲後者。對于前者來說，與後者的一切關系都不過是基于利益的考量：維護自身的利益，擴大自身的利益，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剝奪、犧牲後者的利益。就像英國用槍炮和鴉片打開古老中國的大門，絕不是為了給中國帶來現代文明，而是為了自身的利益，因此一切“不能帶來錢财的問題”都不在英國的考量範圍之内。馬克思的上述分析或者說觀點後來在“依附理論”中得到了進一步的闡釋。“依附理論”區分了“未發展”（undeveloped）狀态和“不發達”（underdeveloped）狀态：前者指的是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啟動之前的狀态，那時全世界都還沒有發達國家，更沒有一體化但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格局；後者是指在一種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格局中處于劣勢的、受控制的地位的狀态。這是兩種全然不同的狀态。因此，從“未發展”狀态起步的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走過的現代化道路及其經驗，在後來那些包括中國在内的處于“不發達”狀态的國家那裡并沒有可複制性——最顯而易見的，這些國家、民族的現代化絕不可能借助侵略殖民之路。

包括古老中國在内的處于“不發達”狀态的國家必須走自己的現代化道路。對于這些國家來說，在不平等的世界格局中被支配被控制的地位已成了其無法像發達國家當初起步時那樣自然自發地走向現代化的一個關鍵因素，因此，對于這些國家來說，現代化的第一項要務，就是要改變世界格局中自身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這種關系，包括政治上的主權獨立，經濟上的擺脫被控制、被支配的地位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平等合作等。而這些，無疑都需要一個穩定而不任性的、強有力的、現代化導向的國家（政府）發揮遠比西方早發現代化國家更強、更積極的作用（特别是在其現代化的起步和早期階段），包括捍衛政治和經濟的獨立、推動和控制現代化的進程節奏、組織制定現代化的規劃方案，乃至直接介入某些經濟建設活動等。就此而言，東方國家傳統上承擔的大規模的經濟和社會職能，在其現代化進程中，需要的不是簡單的終結，而是在現代化導向下的創造性轉型。

五

如果說，“亞細亞生産方式”所表征的傳統中國社會的獨特特征，以及中國開啟現代化進程時在現代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不利地位，表明了中國的現代化隻能走自己的道路，表明了走西式現代化道路的“不可能”（當然，這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國的現代化在手段路徑上完全沒有共通之處），那麼，馬克思所分析指出的西式現代化本身所存在的問題，則表明了西式現代化的“不可欲”。“不可能”和“不可欲”，共同表明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性。

如前所述，在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時，馬克思指出，這個社會一方面創造了巨大的物質成就，從而為實現更大的自由、為人的解放提供了更大的現實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這些物質成就都是在“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下取得的，并且也被禁锢在這個“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之中，因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形态下，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這種物質成就不僅不是他獲得自由的前提條件，而且還作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和他離異，它們構成的是他們自由的限制而非條件。這就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或者說西式現代化的根本問題。要充分地釋放出現代化之物質成就對人的解放潛能，必須破除和抛棄這個“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在《不列颠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的結尾，馬克思明确指出，資産階級的工業和商業正在為新世界創造物質條件，正如地質變革創造了地球表層一樣，但是，“隻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産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産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怪那樣，隻有用被殺害者的頭顱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由“偉大的社會革命”所支配的現代化，在今天看來，無疑就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實際上，早就有學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的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對峙，從現在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為兩種現代化道路或模式之争，而不是人類社會兩個發展階段的不同。無疑，在實現現代化的一些具體的技術、手段、機制上，資本主義模式不乏值得社會主義模式借鑒之處，對此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并且還在繼續做出自己的探索和回答。但是，從總體上看，無論在現代化的基本路徑上，還是在（尤其在）現代化的目标方向上，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模式無疑更加合乎馬克思所關心的人性本質。在談到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式”時，人們往往比較容易想到與普遍性相對的特殊性，實際上，中國式現代化與其說是相對于“普遍性”而言，不如說是相對于作為一種現代化之特殊形态的“西式”而言。前面曾提到，英帝國将古老中國拖入現代世界之方式的卑劣不義不是中國拒絕進入現代文明世界的理由，但反過來，中國現代化的必然性也不能将這種卑劣不義變成高尚正義。社會主義的中國式現代化，無論在基本路徑還是目标方向上都必須拒絕這種卑劣不義，都必須回歸人的自由和解放。中國式現代化的一些基本内涵，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是對現代化的“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的破除與剝離，是以中國的方式向馬克思所指出的人的解放這一人類曆史普遍方向的回歸。在此意義上，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可欲的。

如同馬克思區分了“現代”與其“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深受馬克思的“世界曆史觀”影響的沃勒斯坦曾區分了兩種現代性:技術現代性和解放現代性。這兩種現代性的追求和實質非常不同，甚至互相對立，但是在曆史上卻又是深深地糾纏在一起，由此導緻了極度的混淆、搖擺不定和諸多的失望與幻滅:最初由于無論是捍衛技術現代性者還是捍衛解放現代性者都面對着同樣強大的政治敵人，因此兩種現代性被串聯在一起，其間的區别難以言表;後來作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之意識形态象征的、完全投身于技術現代性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籠絡了民族主義）的霸權統治，掩蓋了兩種現代性的沖突，同時也壓制了解放現代性;直到今天（從20世紀60年代西方各種新社會運動興起至今），兩種現代性之間的緊張沖突終于徹底彰顯，從而，一直在事實上被壓抑的解放現代性才重新浮出水面。沃勒斯坦說:“讓虛假的現代性（即自由主義意識形态所僞稱的兩種現代性同一而事實上壓抑了解放現代性的現代性——引者注）終結吧，而讓一種真正的解放現代性揚帆起航!”作為在人口規模巨大、文明積累深厚的國度展開的社會主義的中國式現代化，無疑必将成為“真正的解放現代性揚帆起航”的顯著的、甚至最為顯著的表征。中國式現代化的展開、推進和成就，必将為人類現代化開辟新道路，積累新經驗，書寫新篇章，将馬克思所憧憬的人的解放推向新階段，并進而促成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形成。與此同時，作為一種開放的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特别是其關于人類文明形态的豐富性、發展路徑的多樣性、發展方向的普遍性的思想，則必将在中國式現代化的展開、推進和成就中汲取新養料，獲得新生命，邁向新階段新形态。

（作者簡介：王小章, 杭州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來源：《天津社會科學》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