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人工智能時代的國際權力重塑

餘南平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技術不斷突破，特别是開源模型引領的低成本、本地化垂端部署趨勢，預示着通用人工智能（AGI）技術時代的開啟。與以往任何技術不同，AGI将通過自主學習真正實現技術自創生，引發全球生産力與生産關系深刻而徹底的變革；憑借其高度通用性和跨域融合能力，在多個維度重塑國際權力結構，并引發傳統意義上的國家間相互依賴關系發生變化。AGI極高的技術壁壘還将進一步增強全球權力的非對稱性，帶來國際權力結構出現新“極化”的潛在風險。盡管AGI的技術邊界尚未明确，但因其強大的跨域融合能力，伴随其演進過程，開源與閉源人工智能技術生态之間的競争将持續存在。與此同時，AGI所帶來的技術複雜性和不确定性，将推動國際權力結構的深刻變革，并引發未來國際關系的“大轉型”。

關鍵詞：通用人工智能（AGI） 國際權力 技術自創生技術複雜性 開源與閉源大模型

引言

當下人工智能技術代際變遷和技術“湧現”，促使國際社會直面新一代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 AI）對人類技術認知的持續突破。盡管精确定義人工智能十分困難，然而正如斯圖爾特·羅素（Stuart Russell）和彼得·諾維格（Peter Norvig）等學者所認識到的，人工智能在最廣泛意義上可以理解為機器所展現出的智能，且涵蓋思想與行為兩個維度。曆史上，人工智能技術融合了多學科知識與技術并不斷探索演進，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是當下最具前景的分支領域。與傳統人工智能不同，生成式人工智能基于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兩項關鍵技術，專注于從訓練數據中創建與生成新的有意義的内容，具有“湧現性”和“同質化”兩個關鍵屬性。這一技術發展為實現通用人工智能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AGI)，即創造與人類能力相媲美的人工智能，提供了新的現實可行路徑。雖然關于AGI實現的時間表觀點不一，然而相關理論和技術發展史的比較研究表明，當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經具有“通用性”。因此，當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以開源或閉源模型方式推動AGI漸進實現，并以颠覆性技術形态展現于國際社會時，已經為人工智能引領的新一代技術革命開辟了一條嶄新賽道。

技術變遷誘發國際權力變化并非國際關系研究的新議題。在傳統研究中，保羅·肯尼迪（Paul Kennedy）從大國興衰角度挖掘了技術變革對權力的影響。塞缪爾·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文明傳播曆史往往伴随着技術的轉移，西方文明主導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技術研發優勢。格倫·哈伯德（Glenn Hubbard）等學者則提出，技術失衡導緻經濟失衡，進而引發大國興衰與權力交替。同樣，面對人工智能技術時代的到來，國際關系研究也并非毫無準備。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等學者以人類未來為主題對人工智能時代的國際秩序進行了深入思考。學者們還運用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國際權力與國際關系變化進行了系統性讨論。同時，更有大量研究從多角度分析了人工智能時代國際權力的變化特點，包括大國間的人工智能權力博弈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論和研究主要基于以人為主體的“弱人工智能”技術的可見結果，并未預見人工智能本身的“質變”，特别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牽引的AGI持續“湧現”所推動的人工智能從“科技體”向“智能體”的全面轉變。以中國DeepSeek為代表的開源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橫空出世，更是打破了美國主導的閉源技術路徑，而千行百業的垂端應用拓展也在加速AGI的實現進程。當人工智能技術發展不再止步于“人機對話”，而是能夠深度介入生産和生活領域時，技術塑造社會和權力的機理與機制必将發生颠覆性改變。

AGI技術的發展前景不僅預示着客觀物質世界中一個全新“他者”的誕生，更标志着人類将首次面對由巨大的非人類能量所構築的“智能體”。它在重構人類知識體系的同時，也重構了生産力和客觀世界物質性的起點，并對生産關系及國際權力變革嵌入不可逆的技術革命進程産生深刻影響。本文拟從AGI的技術特性出發，探讨AGI重構國際權力的機理與影響，進而對未來國際權力格局重塑作出相應的展望。

一、通用人工智能的超越性技術特征

人工智能的發展與計算技術的進步有着内在的聯系。目前，人類正處于智能計算時代，多模态大模型、人形機器人、具身智能、智能體、人工智能垂域和端側應用正呈現着人工智能技術的最新發展方向。回顧人工智能技術幾十年來的開發曆史，令人意外的是，人工智能技術發展過程中沒有使用過任何定理，完全是在“無目标”的探索中實現技術自主進化。可以認為，人工智能正是在技術自主進化中不斷實現自我超越。技術超越賦予人工智能發展的全部本質。而目前以生成式大模型為底層技術架構的AGI技術超越，正呈現出與以往技術完全不同的特征。

（一）生成式與自主湧現性

生成式大模型技術的持續“湧現性”帶來技術自創生和技術複雜性提升。當下生成式大模型技術的最關鍵特征是以生成方式推動湧現能力（Emergent Ability）不斷釋放。特别是當預訓練數據量增加到某個值的條件下，大模型會在某一刻突然擁有以前沒有的認知能力，出現機器的“意識覺醒”現象。這種 “意識覺醒”創造的新型人機交互模式，不僅使得大模型能夠以不斷增強的“生成式智能輸出”方式介入人類生産與社會生活，更為重要的是，在不停歇地人機交互過程中，大模型能夠反向吸收越來越多的數據，通過生成支撐其持續湧現，推動和産生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自創生和自我組合進化。大模型的“湧現”特性不僅進一步增強了技術自身的智能性與通用性，還在已有信息技術複雜性基礎上，進一步進行技術組合與自我進化，推動技術本身的結構深化（structural deepening），将技術複雜性推向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因此，當AGI通過技術自創生加速了技術遞歸性，并加速提升技術層級和學習難度時，技術系統本身的複雜性和不确定性大幅增加。

（二）自主進化性與加速回歸

技術進化理論認為，技術形式如同生物生命形式一樣，經曆着一個持續進化的過程。馬克思是較早注意到生物進化與技術進化之間相似性的思想家之一。關于技術如何進化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布萊恩·阿瑟（Brian Arthur）通過對技術組件化和模塊化組合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技術進化的特質；凱文·凱利（Kevin Kelly）的“科技體”研究則闡明了技術進化源于思想，而不同于生物學上的基因；雷·庫茲韋爾（Ray Kurzweil）的技術進化加速回歸定律進一步指出了技術進化中複雜性呈幾何級數增長的趨勢。但上述認識都是建立在人作為技術發明和傳播主體的基礎之上的，技術進化在于人的發明與傳承。與之相比，AGI通過數據、算法、算力的組合協同，使得機器能夠自主學習，從而颠覆了傳統上依賴于人類主導技術進化的流程，推動 “科技體”向“智能體”轉變。因此，AGI是以幾何級而非算術級的加速方式進行機器學習，既能夠學習和創造知識，又能夠組合和跨域融合既有技術，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自我進化與加速回歸。

（三）通用性與跨域性

作為基座模型的生成式大模型技術，憑借其顯著的通用性和可擴展性，凸顯了其在人工智能發展中的關鍵作用。2021年，斯坦福大學等多所高校的研究人員提出了基座模型（Foundation Model）概念。在當下生成式大模型技術的進步中，基座模型更加清晰地解釋了預訓練模型的全新作用。這種全新的人工智能技術開發範式借助于海量的數據訓練，生成了可以解決多種下遊任務的大模型（包括多模态模型）。因此，從AGI技術發展的空間來看，未來在多元場景應用和開發效率提升的背景下，可能隻需要依賴一個或少數幾個大模型進行統一建設。應該認識到，通用技術（GPT）區别于其他大多數技術的主要特征在于，它得到普遍使用，容易催生互補性創新，且具有巨大的内在技術改進潛力。因此，當某些大模型可以成為統一且可擴展的開發工具，并進而形成通用技術特有的遞歸結構時，這些大模型将通過豐富多樣的應用場景和多元化的組合形式，産生更多的互補性“技術自創生”效應，如中國的開源大模型DeepSeek。這不僅會帶來更多的跨域創新和聯合，還能夠反向推動技術的通用性應用全面擴散，進而産生更多的技術組合進化和持續擴散效果。這一過程不僅将直接影響生産方式的重構、形成新生産力，還會作用于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構建。

（四）統一入口與強制标準性

生成式大模型技術帶來的統一入口能力與強制标準性正逐步顯現。在過去幾年，互聯網的普及發展出聊天和對話交互模式的用戶偏好，與此相對應，平台技術公司推出“對話即平台”（Conversation as a Platform）戰略，并成功構建了成熟的商業模式。同時，對話平台作為數據入口為技術平台公司累積了數據這一核心資産并強化了技術核心競争力。但與傳統平台提供對話空間和自由組合的對話模式完全不同，生成式大模型的聊天和對話是由人機交互過程中的“機器”提供解釋和問題答案，并輔助人類完成各種工作。基于此，大模型在創造統一入口的同時，還依據模型數據的内置與運算結果生成“标準”答案，産生了用戶運用模型帶來的信息選擇收斂性問題。而随着更多用戶偏好簡單、便捷的“标準化”解釋，既往互聯網世界中的多元性、個體性将被大模型的統一性和強制标準性所替換，而大模型還将通過“即時标準化”解釋的生成方式快速完成生産關系的構建。

（五）極端非對稱性與高壁壘性

生成式大模型的技術壁壘可能引發顯著的技術非對稱性。這種非對稱性不僅表現在生成式大模型的人機對話模式上，即由大模型充當“知識傳播者”提供标準化解釋，用戶被動地吸收答案和信息的模式。此外，非對稱性還表現在大模型基于技術壁壘和技術生态供給的選擇有限性上。目前在全球範圍内，僅有中國的DeepSeek，美國的OpenAI GPT系列模型、谷歌Gemini系列模型、Claude3系列模型等少數幾款大模型被廣泛使用且擁有足夠日活躍用戶量（DAU），它們均在短期内呈現出比經曆數十年發展的互聯網平台更強的“頭部平台集中壟斷”特征。因此，雖然生成式大模型開發技術本身看似并沒有不可逾越的技術壁壘，但基于Transformer模型的深度學習神經網絡技術，通過算力、算法、數據（涵蓋了語料選擇）等綜合要素所融合形成的技術壁壘，疊加資本之後，使得大模型開發在全球範圍内形成了極高的壁壘。

歸納而言，在傳統認知中，科技革命通過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所定義的“科學範式”轉化而成。科學與技術通常被視為兩種平行的知識層級結構，科技革命依賴于科學與技術之間的建模與實驗。然而，人工智能的發展卻成為“科學理論”研究範式的真正例外。AGI技術的發展不僅未受到人類習慣認知中的科學理論範式的主導，而且也未受到傳統技術範式所定義的技術邊界的限制。AGI在技術自我進化中完成自我複制和衍生，通過“全域”技術的通用性直接改造生産力。大模型憑借其超強的技術“強制性”，以生成式的方式迅速構建生産關系，進而形成物質與意識力量的快速統一與有機整合，導緻權力結構因底層技術變化而被重新塑造。

二、通用人工智能重構國際權力的機理

長期以來，國際關系學科對國際權力的認識分歧巨大，學者們定義了各種權力概念。無論是西方現實主義視角下的技術從屬國家物質權力，新自由主義眼中的技術作為外生“中立工具”，建構主義觀念下的技術嵌入社會規範，還是國際政治經濟學視域下對結構性權力的理解，理論研究都因體現着技術對國際權力的作用和影響而被廣泛關注。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手推磨産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産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從馬克思對曆史進程考察中的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互動的元理論解釋出發，技術的代際差異影響社會形态，塑造特定技術時代的相關理論認知，而技術超越則會重新建立新的理論認知框架。

當前，通用人工智能正通過重構知識生成方式、行為模式與認知體系，在人類社會系統中形成深層影響。盡管這些變化首先體現為個體能力與社會運行方式的演化，但它們并未止步于社會層面。當這一影響逐步擴展至生産組織邏輯與價值分配體系時，其作用便滲透進了經濟基礎與意識形态建構的多個層面，并逐步在國家層面積聚為技術掌控能力、認知處理能力、資源配置效率與話語表達能力，從而成為影響國家間相對實力和國家間關系的重要變量。在這一邏輯下，AGI的技術屬性不僅構成重塑知識權力、生産方式與意識表達體系的重要支點，也正在成為推動國際權力結構演化的關鍵變量，其對國際權力體系的介入路徑可以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一）AGI以技術複雜性重塑國際社會與權力

技術與權力關系是一個複雜且多維的學術研究領域，技術決定論、技術社會建構論、技術互動論、技術動力論和技術整體論間的理論争辯從未停止。需要重視的是，技術既可以是“因”，也可以是“果”；既可以塑造社會，也可以被社會所塑造。但随着技術規模的擴大和複雜程度的提高，技術系統對社會的塑造作用會越來越大，而其本身被社會塑造的反作用則會越來越小。事實上，技術複雜性一直作為一個重要變量，持續塑造和改變着社會與權力形态。

技術複雜性對權力的影響表現為随着技術系統的複雜性不斷提高，技術本身對社會與權力的塑造能力愈發顯著。特别是在AGI背景下，技術複雜性不僅表現為系統的高度集成性和多層次關聯性，還體現在其自主性進化機制所增添的額外複雜性上。既有研究對于技術自主性的認識是，當技術發展超過一定水平之後，就形成了自我生成、自我維持和自我規劃的機制，因而由不受限制、明确表達、強烈主張的目的來對技術實施統治就成了一種奢望。但這僅是學者對20世紀相對發達技術系統的“拟人化”比喻，體現了人在控制使用技術時被“相對矮化”的技術哲學反思。而在今天，AGI通過機器生成知識，不再完全依賴人類學習，利用自主進化與湧現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技術自創生。在AGI通過機器學習反複循環進化與跳躍式提升技術複雜度時，除AGI技術的發明者與擁有者（國家、科技公司）等少數群體外，社會大多數群體隻能被動地依附于這一高度複雜的技術系統，從而使技術本身成為一種權力形式和自主力量。

事實上，技術層級遞歸類似于人類社會系統中的權力分層結構，層次級别越高，向下的主導性和控制性越強。因此，與以往不同的是，AGI通過自主循環強化技術層級，并同時加深與放大技術複雜性，更進一步強化了其對社會與權力的塑造能力。置于國際社會背景中，AGI會持續提升全球技術複雜度，創造更多的國際社會不确定性。而國家及非國家行為體則可将AGI作為物質與意識統一的特殊權力形式，憑借技術複雜性對國際權力和國家間關系施加更強的主導與形塑作用。

（二）AGI以技術自主進化加速知識權力壟斷

技術政治學者從政治活動的方式來認識技術自主進化帶來的問題，關注技術進化帶來“上層建築”政治活動的被動性。而技術經濟學者則将技術自主進化視為經濟的表達，強調技術自我進化的主動性。然而，應該認識到，傳統上對技術自主進化的理解，局限于AGI出現之前的技術發展階段，此前的技術進化始終離不開人作為技術發明的控制主體，或人作為技術“代理人”的存在。而AGI的特别之處在于，技術自主進化與繁衍可以不再依靠人類生成，AGI能夠通過機器學習，以“數據基因”而非生物基因的方式，實現新模式下的技術自我進化和技術自創生。

在AGI模式下，機器通過自主學習和“數據基因”繁衍實現技術自我進化，顯然颠覆了人類傳統的學習、掌握和創造知識的模式。這一變革突出表現在人類知識能力進化的巨大差異上，關涉到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讨論國際體系結構性權力時提出的“知識權力”問題。毋庸置疑，結構性權力中的“知識權力”形成與行使必然與知識多少直接相關。“知識就是力量”這一名言不僅蘊含着“知識作為權力”的客觀現實，同時還強調了掌握知識（技術）并推動其進化的能力。換句話說，知識權力的存在與行使，依賴于權力行為體的知識存量，但更依賴于其創造知識增量的能力。而知識增量的獲取方式和速度，尤其是推動知識創造的潛在能力增長，則成為知識權力的核心決定因素。

人類發展至今的知識存量巨大。從知識增量和疊代速度來看，雷·庫茲韋爾以技術進化加速回歸定律推算，21世紀的技術進步将等價于以往200個世紀的發展總和。如今AGI的發展證明了技術進化加速回歸已經成為常态。AGI的數據量和計算能力呈幾何級速度增長，以不休止的機器學習自動提升自身“智力”的同時，AGI還通過跨學科構建新的知識系統，并在生成新知識的過程中構建強大的技術壁壘，颠覆人類傳統的知識獲取方式。由此，AGI開創了一種新的“數據基因”技術進化範式，改變了知識創造、生産和獲取的方式。在新的知識生産和技術進化範式中，掌握強大AGI的國家行為體将具備生成高壁壘知識的能力，從而塑造國家間關系。

（三）AGI以通用技術形态重塑國家經濟基礎

從技術重塑國家經濟基礎的底層邏輯來看，布萊恩·阿瑟提出的“經濟是技術的全部表達”對馬克思的生産方式變化内在動因進行了現代解釋，複雜經濟學理論也深入揭示了技術在經濟基礎中的決定性作用。應該認識到，國際政治是國内政治的延伸，與國家權力不同的是，國際權力具有多主體性、權力作用方式非權威性、權力相互影響與權力作用非直接接觸等諸多特征。因此，無論如何定義國際權力，相較于其他各種形式的權力，依賴經濟基礎支撐的經濟權力是一個國家對外施展政治、軍事、文化影響的核心，沒有經濟基礎支撐的權力從未存在過，而技術正是塑造國家經濟基礎的核心要素。

分析技術如何塑造國家經濟基礎顯然有不同的視角。諾貝爾獎獲得者保羅·羅默（Paul M. Romer）的經濟内生增長理論揭示了技術對于經濟增長的極端重要性。傳統國際關系研究中，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保羅·肯尼迪等通過技術領先部門來解釋大國的興衰。國際關系學者丹尼爾·W.德雷茲納則認為核武器等“威望技術”與互聯網等“通用技術”是兩類不同技術，并以不同的機制塑造國際權力。而傑弗裡·丁則進一步以人工智能為主題，通過回溯國際權力的曆史變革，探讨了通用技術與技術領先部門對國際權力的不同影響，并認為通用技術的擴散傳播為經濟領導權的重大轉變提供了契機，且影響更長效。

事實上，通用技術擴散的重要性已經被衆多實證研究所驗證。經濟增長總是由少數幾項關鍵的通用技術驅動，并充分反映在領先國家全要素勞動生産率少數幾個波次的快速提升上。但應該認識到，通用技術應用與擴散有其先決條件，并在不同國家之間呈現出“技術梯度”的差異化。通用技術在顯著提升某些國家全要素勞動生産率的同時，也會帶來技術的非對稱性，并因此進一步加劇國家間經濟基礎的差異，而這恰恰是影響國際權力的關鍵可變因素。以當下AGI的技術特性來看，AGI大模型多模态與多領域的互補，特别是中國的DeepSeek這類開源大模型在各行業垂直業務端的運用拓展，已經充分展現了通用技術全面擴散的特征，也為多國應用提供了可能的技術選擇空間。與傑弗裡·丁的看法不同，本文認為，除了技術的通用性外，AGI大模型的颠覆性已經使其本身成為領先技術，稀缺性更是使其成為前景無限的“威望技術”。由此，區别于核武器技術這一封閉型戰略技術，AGI将通過更複雜的擴散路徑對國際權力和國家間關系變化産生長遠的深刻影響。

（四）AGI以強制性塑造國際社會意識形态權力

國際權力相關研究已經認識到，物質能力隻是權力的重要來源之一，權力向影響力的轉化絕非必然發生，必須将意識形态權力與物質權力結合，才能真正獲得影響力。邁克爾·曼（Michael Mann）的社會權力理論将意識形态權力、經濟權力、軍事權力和政治權力視為相互作用“正交”的關系，每一種權力來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網絡，其中，意識形态權力源于人類生活的終極意義。社會學者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則通過對網絡社會權力理論構建，提出了“傳播即權力”的論斷。上述研究與認識都揭示了意識形态權力的重要性，并為理解AGI如何塑造國際社會意識形态權力提供了理論基礎。

丹尼爾·W.德雷茲納在讨論核武器“規範”形成時，論證了技術對國際體系中規範傳播的直接影響。類似地，互聯網技術的平台化模式，已經使用戶形成了強烈的黏性和使用依賴，如平台對生活習慣的塑造。鑒于AGI大模型技術統一入口能力與強制标準性的發展區别于過往所有技術，AGI特有的“生成”基礎依賴于大模型的數據選定，并通過人機互動的“議程設置”模式快速提供“标準答案”，涉及議程問題和文本解決方案，因而能夠通過模型輸出特定的“知識”與價值觀。這些“知識”與價值觀可以推動生産力與生産關系快速同步重構，形成新的經濟基礎，甚至還可以直接“生成”和塑造意識形态，進而獲得掌控意識形态的權力。

進一步而言，AGI的技術進化路線是以生成式大模型為基礎，大模型本身的訓練參數（數據）不僅龐大，還在持續人機互動中不斷接受新數據并輸出海量信息，創造信息“高熵”。在香農（Shannon）的信息論中，“熵”被定義為去除冗餘後的平均信息，也可以理解為“知識”。從塑造和構建意識形态的知識體系過程來看，AGI不似普通信息搜索平台那樣給予用戶選擇權，因為AGI大模型訓練本身的數據集選取已經嵌入特定的意識形态數據，通過這種數據集選取和輸出，AGI能夠以全新的“高熵”創造形式完成更廣泛意義的傳播。因此，本質上，AGI通過信息全域集成形成了活躍的“信息高熵”，從而獲得政治與文化領域的“知識創造性”和“規則解釋性”權力。AGI生成式的強制性不僅創造了信息“高熵”和知識生産的新形式，而且構建了國家意識形态權力的新生成方式，進而影響國家間關系。

（五）AGI以技術高壁壘強化國際權力非對稱性

國家間的非對稱性權力往往表現在經濟、軍事、政治等領域，技術作為隐藏要素，通常不會受到獨立關注。但細究曆史變遷中技術與權力之間的關系則可以發現，無論是英國崛起過程中以技術力量擊敗荷蘭，還是英法霸權争奪中英國技術的勝出，還是20世紀冷戰期間美蘇的技術博弈，技術作為非對稱性決定性力量影響國家間關系的效應都得以充分體現。而近年來，無人機與星鍊等颠覆性技術介入軍事沖突，更是帶來了戰争模式的變遷。

随着技術複雜性的不斷提升，技術壁壘也會随之增強。就當下的AGI大模型開發現狀而言，隻有少數大國才有能力緻力于這一技術的發展。其根源在于，AGI技術發展并不遵循傳統的工業技術進化路線，而是諸多技術要素的疊加産出。它以科技公司創新能力和資本融合為支撐，是一個國家現代科技水平與科技人才積累的綜合展現。因此，AGI技術本質上并不是傳統的“習得技術”，數據與算法融合的大模型也不符合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産權形式，傳統的技術溢出模式并不會在AGI技術領域簡單複制。基于此，在AGI技術壁壘難以被超越的現實下，掌握AGI的技術強國可能進一步擴大權力行使中的非對稱性，國際權力分布将更加集中。

值得一提的是，與星鍊、無人機等技術的“單域性”不同，AGI更多的是“多域”、颠覆性技術的集成。AGI在技術自創生中增強技術外延性的同時，還不斷通過技術自主進化産生更高層級的複雜性技術壁壘，如數據量、算法優化與算力提升等。這不僅使得對AGI技術學習、模仿、追随的難度呈幾何級别提升，而且會因其技術邊界的不可預知性和技術本身的不确定性帶來心理恐懼。技術開發者會主動控制AGI技術擴散，以維持和提升自身的領先地位。因此，無論基于權力維度還是基于市場維度，少數技術開發者可能強化AGI技術的非對稱優勢，進而增加與技術領先相對應的權力優勢。

綜上所述，AGI集成了技術複雜性、技術通用性、技術領先性、技術威懾性、技術壁壘性等諸多技術特性，并通過“數據基因”持續實現技術自主進化，進而呈現出與既有技術不同的新特質。AGI不僅在技術自創生中持續提升國家競争力的核心要素，重塑國家經濟基礎，還通過大模型技術的優勢和獨特性，使技術先進國獲得更多的非對稱性權力，并由此實現國際權力的重塑和國家間關系的變革。

三、通用人工智能重構國際權力的影響

技術變革必然會透過生産力變革引發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變革。正如前文所述，AGI具有作為颠覆性技術的關鍵本質特征，這些特征不僅标志着AGI在認知、生産與傳播機制方面的根本性突破，也深刻嵌入了國家能力結構與全球權力分布體系中，為AGI如何參與國際權力重構提供了現實邏輯和具體路徑。在此背景下，主權國家圍繞AGI的發展展開了激烈的權力競争博弈，科技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也借助技術優勢加速擴張國際權力。國際權力格局可能面對重大的結構性變革，具體概括如下。

（一）國家行為體的權力極化可能

曾有觀點認為，國際權力的兩極格局是一種曆史特例。也有研究對國際權力網絡化的“去極化”提供了新解釋。但AGI帶來的新問題除了其類似于核武器作為“威望技術”所具有的威懾性和非對稱性外，AGI還具有核武器所不具備的技術通用性和技術領先部門的特征。AGI能夠通過技術自創生循環和高技術壁壘所帶來的能量聚集效應，強化少數國家的非對稱性權力，使之持續拉開與他國的差距，從而出現權力極化的可能。

首先，從AGI重構生産方式所引發的國家經濟權力極化看。AGI通過“生成”方式将物質與信息深度快速融合，進而實現社會生産方式重構。相關研究也表明，AGI将提升全球經濟産出并在20年後實現一倍以上增長，而這将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和最快的經濟産出。但AGI是“全域”技術的高難度集成，其重構生産方式的核心變量是其技術自身，而非傳統生産要素。技術進化已證明不斷強化的“赢家通吃”效應是高技術時代的經濟規律。技術“采用滞後”（Adoption Lags）時間因技術疊代提升而被快速壓短，導緻技術落後國家的學習難度呈幾何級數量增加。這意味着，AGI發展将進一步打破傳統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假設，緻使技術弱國難以企及高門檻技術。未來，AGI生産方式将産生更強的“赢家通吃”場景，經濟增長結果将不會在國家間自動均勻分配。AGI技術的高門檻與難以複制性将導緻少數AGI領先國家更有機會通過“技術躍遷”實現經濟變異式增長，從而拉開國家間發展水平的結構性差距。

其次，從知識作為國際權力構成的維度看。技術權力的作用因在當下科技革命和大國博弈中日益彰顯而被重視。除了提升勞動生産率之外，AGI還在國家創新體系構建與AI4S（AI for Science）的探究中被重點應用。目前，前沿科技各領域已經通過AGI加速聚合，産出更多跨域成果并強化了少數國家的知識（技術）權力。跨域科技研發的突破性實踐表明，由于技術壁壘與人才的約束，全球能夠全面運用人工智能開展科研的國家屈指可數。而AGI可以加速技術自我疊代和跨域融合，在提升技術的跨域自創生能力的同時，必然帶來某些國家創新生态的進一步完善，實現科技水平的系統性躍遷。因此，當AGI推動國家科技能力躍遷與經濟增長範式重構進行深度融合時，不同國家在知識權力上的結構性分化趨勢可能進一步加劇。

再次，從AGI提升國家軍事能力的維度看。核武器的技術發明塑造了20世紀後半葉以來的國際權力格局。但與核技術相比，強大且更危險的人工智能的軍民兩用性更難區分。就軍事領域應用而言，AGI可以動态感知“全域戰場”，提升戰場節奏和軍事行動跨越地理邊界的能力。同時，AGI還可以增強人類士兵和自主武器系統的打擊精度和速度。目前，軍事沖突中無人機“蜂群”作戰模式的出現，驗證了M.C.霍洛維茨（M. C. Horowitz）早年對人工智能用于無人作戰系統中的價值預測。除了使國家間軍事能力出現明顯的“技術梯度差”外，AGI還能夠通過技術通用性帶來經濟與軍事價值的兼容性，在塑造國家軍事威懾力與極化政治影響力方面，可能會超越當今技術視野所能夠想象和認知的範圍。

最後，從AGI強化國際權力維度看。AGI生成的海量信息是對用戶信息消納後的“文化意識判斷”的再輸出。少數AGI大模型通過不斷吸收用戶數據與自動訓練，得以強化其能力，生成并輸出知識與價值觀的“世界标準”。不僅如此，AGI還可以生成虛構事件和虛假信息，實現信息操縱和全息控制，進而引導、塑造甚至改變跨國公民的政治态度。從本質上看，AGI在大模型數據收錄、清洗和算法設計的流程中，可能因人工标注和數據篩選而被植入某種意識形态偏見。

（二）非國家行為體的權力全面擴張

現代大型公司作為權力主體能夠與國家展開平等競争已經被充分認識。但傳統的國際權力分析仍傾向于從國家中心主義的視角，将國家與公司的國際權力二元分置。實際上，科技公司才是AGI的真正創造者，沒有科技公司的AGI技術和市場創造，國家不可能憑空獲得AGI技術時代的非對稱性國際權力。AGI的生成性與統一入口特征，使得AGI科技公司掌握了知識生成、價值輸出與用戶依附的閉環機制，從而突破傳統行為體分類，不僅具備行使國際權力的能力，還能夠憑借其技術優勢和資源壟斷，作為新“權力極”而實現權力全面擴張。

首先，從AGI科技公司的經濟壟斷權力生成看。馬克思早年就發現，壟斷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自我調節和部分質變的結果。羅伯特·W.考克斯（Robert W.Cox）在論述全球生産關系時也提出了主導與從屬群體的概念。而科技跨國公司恰是當下全球資本、生産、技術創新的壟斷性主導群體，且在全球生産網絡構建中獲得了空前增強的國際權力。如前所述，AGI具有生成式重構新生産方式的特殊能力，而這一能力恰為全球AGI科技公司所獨有。目前，全球市值排名前十的公司中，有七家是人工智能公司，市值合計高達13萬億美元以上，近乎日本年國内生産總值（GDP）的4倍，接近中國年GDP的總量。其中，英偉達等公司的市值已遠超許多發達國家的年GDP，AGI的發展正在推動史無前例的“富可敵國”跨國科技壟斷公司的出現。而最新發展态勢表明，AGI初創公司正在與大型跨國科技公司平台進行深度捆綁合作，如OpenAI與微軟、蘋果的産品與技術相互嵌入，新的AGI技術壟斷趨勢加速形成。這種趨勢不僅進一步擴大了AGI科技公司的大模型産品滲透度和應用空間，更是快速并持續極化了少數AGI科技公司的經濟壟斷權力。

其次，從AGI科技公司的知識權力塑造看。AGI是資本與技術高水平聚合發展的産物，必然帶來難以逾越的技術屏障和新型的“馬太效應”。在AGI公司技術權力形成過程中，資本和人才優勢已經構成了技術開發的高門檻，特别是少數幾家頭部公司幾乎彙聚了領域内全部的頂尖開發人才。目前，英偉達正以全球領先的計算能力，通過強大的人工智能開發系統塑造技術标準，形成技術生态壟斷。不僅如此，美國AGI科技公司還以“閉源”模式表現出明顯的技術排斥性。由此可見，AGI科技公司不僅實現了對科技産出的壟斷，還通過知識創造将技術權力的把控能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最後，從AGI科技公司衍生權力的強化擴張看。在表現形式上，AGI科技公司的權力擴展、滲透、構建是通過大模型平台互動的“信息高熵”釋放和回流的。AGI科技公司的權力既來源于其生産性結構權力的擴大，也來自其能夠滿足人類社會生活需要的即時性“知識威權”解釋權，這是一種基于社會“科學信任”的衍生權力。例如，各類全球人工智能峰會都會邀請人工智能公司高管和人工智能領域的知名學者參加。當企業家作為“主角”向世界科普AGI帶來的影響與變化時，政治家們則代表國家傾聽着企業和學者代表的專業意見。由此可見，AGI科技公司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被監管者”，而是憑借其對技術的“專屬解釋特權”，成為權力“新玩家”和“權力極”。

（三）國家間權力相互依賴出現變化

國家間相互依賴構成結構性權力。在相互依賴既有定義中就已經通過引入“不對稱性”，隐含了相互依賴可能會被“武器化”使用的可能。相互依賴不僅隐含國家間關系的“不對稱性”，而且能夠動态生成權力結構。這種相互依賴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過往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的國際合作機制構建。然而，通用性與自我演化能力使得AGI具備高度自循環的生産替代潛力，當其廣泛嵌入産業結構後，将重塑國家間相互依賴的必要性與結構邊界，進而帶來權力格局的相應調整。

首先，如果深究國家間相互依賴的必然性與必要性，除了資本力量驅動的市場規模擴張外，解決“短缺”問題是國家間相互依賴存在的根本基礎。當AGI技術發展進一步拓展與強化“數字技術增長内生性”時，未來将有更多的“短缺”問題被技術解決。雖然AGI發展不可能解決所有短缺問題（如市場短缺問題），但當AGI能夠有效加速解決更多的短缺問題，實現邊際成本持續下降并增加總量産出（包括推動“人工智能—腦機接口—人形機器人”閉環生産模式）時，AGI技術強國可以通過更多生産要素的自循環，強化其經濟權力。在此背景下，AGI技術強國對外的依賴性将顯著下降。

其次，從國家間相互依賴的經濟基礎聯系來看，全球生産網絡與國際貿易發展構建了全球價值鍊。全球價值鍊因國家間的能力差異，形成具有明顯的層級和控制性的網絡權力結構。但作為全球價值鍊與國際貿易重要基礎的“比較優勢”建立在資本驅動的生産要素低成本組合邏輯之上，這使得低收入國家可以憑借自身的“比較優勢”獲得相應的必要權力。但是，在AGI模式下，當機器作為主要勞動力改變AGI技術強國生産方式時，低技術的勞動力收益将被人工智能機器勞動力全面替代，國家在地理意義上的有形邊界可能會被AGI突破和蠶食。這不僅有可能改變現有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全球價值鍊結構，而且有可能弱化低技術國家的“比較優勢”，削弱其經濟基礎。

最後，随着人形機器人與人工智能大模型結合的新“勞動力”的出現，技術将越來越成為全球價值鍊的主導者和控制者。當人工智能機器生産方式颠覆現有勞動要素組合和各種比較優勢時，能夠通過AGI實現生産閉環的特定AGI技術強國，或将排斥基于成本降低的國際貿易合作。由于人工智能機器取代人類勞動所帶來的超低成本優勢，AGI可能在特定條件下促使部分技術領先國家形成更具自主性的生産鍊條， 形成“供應鍊系統自閉”和“價值鍊通吃”，進一步加大權力的非對稱性風險。

（四）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權力不平等加劇

随着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顯，世界主要大國目前都在努力進行必要的提前規範和治理介入，推動人工智能治理成為全球治理的新焦點。然而其高壁壘特性使得AGI治理标準和話語體系極易集中在少數行為體手中，固化了治理準入的不均衡格局，放大了全球治理體系中的能力差異，進而加劇了全球治理中的權力不平等。

首先，人工智能技術武器化“威懾權力”濫用問題。作為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先大國，美國正吸取過去将數據隐私政策主導權讓渡給歐洲的曆史教訓，有意在AGI政策和技術層面主動發揮全球領導力。歐盟則率先推出全球首部人工智能法案，以确保歐盟在制定全球性标準方面發揮主導作用，從而争奪戰略主導權。同樣，作為人工智能技術大國的中國也在積極進行各方面努力，推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新範式的形成。盡管大國對于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必要性和急迫性已在理念上達成一定共識，但對于具體問題的解決方案仍存在明顯分歧。因此，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除了需要解決當下面臨的“數據融合”難題外，更重要的是避免人工智能武器化和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上的濫用。

其次，人工智能技術主導權和技術排斥問題。技術主導權是當前國家間競争與博弈的重點。目前已知的技術均有其“邊界”和“終點”，而AGI技術發展的邊界仍是個未知數。有鑒于此，對于已經占據AGI技術權力制高點的國家和閉源大模型企業而言，無論是出于對AGI技術發展邊界未知的恐懼，還是出于保持AGI技術遙遙領先的權力控制需要，都會有意或無意地拒絕人工智能核心技術的轉讓。事實上，技術主導權争奪加劇了大國間的競争博弈，導緻當下國際技術合作緊密度的快速下降。這一趨勢不僅在先進生産制造領域充分顯現，而且在“自由探究”的科學技術研究領域也有所體現。美國對中國實行人工智能技術全面封鎖的政策就是對此的有力說明。因此，當AGI技術發展邊界未知帶來技術主導權未定，戰略恐懼感隐性嵌入AGI自身發展邏輯之中時，國際技術合作與科學技術交流的深化将被嚴重排斥，全球面臨新的技術割裂與不均衡。

最後，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深層次的權力分配問題。目前“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權力分配中的緊張關系，已經得到廣泛關注。盡管聯合國等多個國際組織已經發出高級别倡議，呼籲全球人工智能治理采取包容性和多方利益相關者參與的方式，但現實情況仍不樂觀。雖然在2025年的巴黎人工智能行動峰會上，中國的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大放異彩，但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相關技術還是鮮見身影。不平衡不僅充分體現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會議和論壇參與度上，也反映在人工智能發展技術專利的擁有量上。除中國外，全球發展中國家所擁有人工智能已授技術專利不足1%。發達國家已經壟斷了“全球南方”數字基礎設施，并使“全球南方”國家産生了榨取性技術依賴。因此，發展中國家人工智能自主技術薄弱限制了其在全球技術競争中的自主權，并使得它們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存在被邊緣化的可能。而中國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主張，特别是中國開源大模型的出現則可望使既有的人工智能治理權力分配極度不平衡的局面被打破，進而建設“人工智能人類命運共同體”。

綜上所述，AGI通過技術自創生循環強化某些國家的非對稱性權力并使之極化。與此同時，科技公司等非國家行為體在AGI技術發展中催化出更龐大的複合型權力，形成新的“權力極”，這是已往國際體系未曾面臨的新問題。就國際穩定而言，傳統研究提出了“單極穩定論”。但這種理論是建立在對已往技術的認識上的。擁有強大AGI能力的國家或聯盟是否會為實現自身權力而帶來更多沖突？極端主義力量是否會借用AGI技術實施更多恐怖主義行為？上述問題顯然是AGI加速權力極化可能帶來的國際穩定新隐憂。

結語

恩格斯在1894年《恩格斯緻瓦爾特·博爾吉烏斯》的信中明确指出了“全部技術”對國家、政治、法等帶來的決定性影響。就當下而言，AGI作為“全部技術”集成也必然會通過重塑國際權力影響國際關系。但正如邁克斯·泰格馬克（Max Tegmark）指出的那樣，目前，人類自身距離物理定律的極限依然十分遙遠——以當下最先進的計算技術與物理的極限之間進行測算，還有龐大的33個數量級需要跨越。發展進步中的AGI與其物理極限亦有相當大的距離，其可能性和變化性給國際權力構建與國際關系變化帶來的挑戰将是持續的。而在其發展過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開源與閉源技術的路線選擇，表面上看似是技術生态之争，但實質上背後深蘊着國際權力的重大博弈。

總之，AGI推動的國際權力重構将帶來國際關系的“大轉型”。這種轉型并不似波蘭尼（Karl Polanyi）所讨論的技術舊系統内的轉變和重構，而是在AGI塑造的新生産和生活方式變革中，以技術自創生為動力源的國際關系轉型。在這一過程中，人工智能大模型“開源”與“閉源”的技術路徑之争，表面上關涉技術生态體系的選擇，實則映射出國際權力配置中的制度邏輯與競争結構。在此背景下，推動構建更加包容、公平、可持續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生态顯得尤為關鍵。中國作為全球極少數具備大模型研發與應用能力的國家之一，已展現出在新一輪人工智能競争格局中的關鍵影響力。特别是中國在開源生态體系上的探索，為打破既有技術壁壘、降低技術采納門檻提供了可能路徑，也為建設全球性技術普惠機制、實現多方參與的治理結構貢獻了可行經驗。

未來，各國能否在應對技術權力不均的同時，推動構建協同發展、共享紅利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并以此實現“人工智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國際秩序變遷中的制度協調能力與技術正義底線，進而避免因技術壟斷而導緻的全球權力極化風險。

〔本文注釋内容略〕

作者餘南平，華東師範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上海20024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4期P41—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