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數字平台與新帝國主義壟斷新趨勢

超級數字平台與新帝國主義壟斷新趨勢

徐志向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背景下，習近平總書記特别強調，要“加強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研究，分析把握其出現的各種變化及其本質”(1)。根據現有研究，當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中已出現了兩個方面的新變化，一方面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催生了超級數字平台這一新型組織形态(2),另一方面則是壟斷資本主義從傳統帝國主義進入了新帝國主義階段并呈現出新的壟斷特征(3)。那麼，何為超級數字平台?超級數字平台對新帝國主義壟斷又有何推動作用?超級數字平台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新變化的實質和影響後果是什麼?對此我國該如何應對?對于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不僅有助于深化對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規律性認識，而且對于我國在促進平台經濟規範健康持續發展的同時更好維護國家利益具有重要意義。

一、超級數字平台是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型組織形态

所謂超級數字平台，借鑒紮拉奇與斯圖克關于“超級平台”的界定，是指以互聯網為載體，以數字化技術為支撐，能夠從網絡效應中得益進而控制整個生态系統的擁有強大市場力量的平台企業(4)。美國的數字巨頭公司蘋果、微軟、谷歌、亞馬遜、臉書等都是超級數字平台的典型代表。

超級數字平台是資本邏輯主導下的新型資本積累模式。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發生滞脹危機以後，一方面為應對制造業盈利能力下滑困境，互聯網技術開始從軍用轉向民用和通用，推動形成了以數字勞動國際分工為基礎的全球産業鍊。以信息技術發展為先導，信息傳遞實現了從單向傳導到分散式發現與擴散的突破，數據成為生産要素且其重要性日益凸顯，從而為數字平台的構建提供了硬件(技術化)與軟件(信息化)雙重條件。另一方面滞脹危機的爆發宣告了凱恩斯主義的失靈，助長了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勃興。随着新自由主義思潮甚嚣塵上，金融資本開始在全球大肆發掘新的投資機遇，而具有天然零邊際成本優勢的數字平台便成了最佳選擇，從而不斷推動數字平台的規模由小變大并趨于超級化。

不同于傳統企業的組織模式，超級數字平台作為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一種新型組織形态，借助新型網絡化、信息化、數字化技術所具有的高技術性、強滲透性和廣覆蓋性的特點與優勢，展現了新的重要特征，形成了“算法控制+數據集聚+跨域整合”的三維協同運轉體系。

首先，強大的算法控制是超級數字平台發展的核心驅動力。對于超級數字平台而言，“真正威脅通常來自會沖擊和颠覆整個市場的創新力”(5)。為了有效遏制競争，并有力保障大規模用戶同時訪問、支付交易、通信等複雜需求能夠得到持續穩定滿足，超級數字平台在建構、運營、盈利的整個過程中始終要有強大的算法和算力作為支撐，直至形成技術壟斷格局。超級數字平台技術壟斷的核心在于，通過對操作系統和算法、算力等先進技術及其技術标準以及知識産權的掌控而形成技術鉗制。基本途徑包括：一是在提升自身研發能力的同時控制技術工人并占有其研發成果，二是加強對互補技術企業、新興技術企業與關鍵技術企業的并購以占有其他企業的先進技術，三是濫用知識産權制度強化技術鎖定(6)。

其次，大規模的數據集聚是超級數字平台發展的關鍵生産力。技術壟斷為實現數據壟斷提供了“另一條腿”(7)。超級數字平台一旦形成，就如同大型中央聚合器一般發揮中心動力作用，此時用戶與商家之間的依賴關系完全依附于平台，平台擴張與用戶的大規模增加都會産生巨大的吸引力和創造力。平台每增加一個用戶實質上是增加了該用戶與所有現存用戶和潛在用戶之間的可能關聯，從而基于數據驅動的網絡效應也就越大，使得用戶資源和數量呈指數型增長。因而，數據所具有的非實體、可複制、無限增長以及時效性等特點，也就使數據成了數字平台發展和競争的關鍵生産要素。而對數據的控制就意味着對數據的獨占——數據私有化(8)。在算法操控下，數據壟斷的行為邏輯為：數據收集隐蔽化→數據産權私有化→數據使用暗箱化。超級數字平台正是憑借對數據的壟斷使其“可以自如地監控全球制造業的運作情況，從最小的執行機構到最大的工廠，利用這些數據進一步鞏固其壟斷地位”(9)。

最後，強大的跨域整合能力是超級數字平台發展的重要支撐力。數字平台超級化的底層邏輯在于突破了傳統行業組織架構的限制，具有實現更大規模跨域整合的優勢。不同于傳統自上而下的科層制組織架構，超級數字平台既可以通過“去中心化”操作和模塊化設計實現服務分區提升自主性和專業性，又可以通過網絡化和系統化實現多節點互聯互通提升整體性和協調性，由此構築的一體化開放式平台生态系統強化了超級數字平台的跨域整合能力。一方面，超級數字平台具有強大的跨行業整合能力。為了擴大市場份額，避免生産與消費脫節，超級數字平台通常以核心業務為基準，不斷拓展業務範圍，推動形成包括數字支付和金融服務、電商、物流、廣告、社交等在内的多元化業務矩陣，從而實現對線上線下、産業鍊上下遊以及其他行業的多維整合。另一方面，超級數字平台具有強大的跨境整合能力。超級數字平台往往利用跨行業資源和網絡支持實施國際化戰略，并通過收購、合作等形式對國際市場進行本地化整合，從而達成全球化布局和本地化深耕的雙重整合目标。

在“算法控制+數據集聚+跨域整合”三維協同運轉體系的助推下，超級數字平台不斷發展壯大，由此形成的生産力促進效應和生産關系調整效應，在一定程度上暫時緩和了資本主義勞資矛盾(10)。然而，盡管如此，超級數字平台依然沒有擺脫金融資本的統治邏輯，其實質是金融資本在數字經濟時代所呈現出的一種新形态，而且展現出了強大的全球擴張能力。

從本質來看，超級數字平台作為新型壟斷組織，是金融資本在數字經濟時代所呈現出的一種新形态，其背後的實際控制力是金融資本。列甯曾明确指出，“金融資本造成了壟斷組織的時代”(11),“帝國主義，或者說金融資本的統治，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12),而且列甯也高度認可了希法亭的論斷，即“金融資本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統治”(13)。由此深刻揭示出金融資本在壟斷資本主義中的統治者身份和支配性地位。20世紀70年代以來，随着金融資本支配性地位不斷強化(14),金融資本向代表先進生産力企業轉移和滲透并力圖對其實現控制的表現愈發凸顯。而超級數字平台作為以新型網絡化、信息化、數字化技術為依托的先進生産力，自然也就成了金融資本投資的最佳選擇。事實上，金融資本主要通過支撐平台虧損性擴張策略、助推平台形成頭部壟斷、在平台所有權構成中占據高比例以及幹預平台人事和經營決策等多種方式(15),實現對超級數字平台的實際控制，從而推動金融資本操縱下的壟斷組織由卡特爾、辛迪加、托拉斯等傳統形态向超級數字平台新形态轉變。

從發展趨勢來看，超級數字平台借助強大的網絡效應持續進行全球擴張，進而推動新帝國主義出現新的發展。丹·希勒認為，“無所不在的計算機網絡與現存的資本主義相結合，大大拓寬了市場的有效範圍”(16)。依托算法技術的生成與應用以及全球網絡基礎設施的構建，資本的全球擴張也将随之從現實地域空間轉向虛拟網絡空間。不同于以往傳統産業先國内後國外的縱向擴張邏輯，超級數字平台的擴張更具橫向性和同時性，即可以同時實現對國内外同行業乃至所有關聯行業的滲透或統治。已有研究表明，“土耳其有92%的網民訪問過臉書……全球9.44億網民中大部分人都在使用谷歌”(17)。因此，伴随超級數字平台的全球擴張，龐大的國際“數據池”所産生的強大網絡效應将進一步推動新帝國主義産生新的變化。

總之，正如列甯所揭示的，“集中發展到一定階段，可以說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壟斷”(18)。在資本邏輯驅動下，超級數字平台憑借自身優勢，不僅使其自身進入了狂熱的壟斷階段，而且也為進一步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朝向新趨勢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超級數字平台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新趨勢

超級數字平台作為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的新型組織形态，将會對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何種推動作用?下文将在明确何謂“新帝國主義”與“新帝國主義壟斷新趨勢”的基礎上，進一步概括超級數字平台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的新趨勢。

随着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從傳統帝國主義過渡到了新帝國主義。“新帝國主義”提出的本意是一種價值帝國主義，即建立在西方人普遍認可的自由民主價值觀之上的帝國主義(19)。但由于這一理論恰好與歐美“新帝國戰略”的表象目标相契合，所以既得到了西方右翼的吹捧，又被當代西方左翼從不同視角進行了批判。正如伍德所揭示的，“新帝國主義之所以成為新帝國主義，就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産物”(20),新帝國主義相較于傳統帝國主義實現了從“超經濟”統治向經濟控制的轉變。在此基礎上，大多西方左翼将“新帝國主義”看作“全球化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二戰後或冷戰結束後的美國資本主義霸權”(21)“作為剝奪性積累的帝國主義”(22)等。基于此，我國學者現已基本達成的共識是，新帝國主義是冷戰結束後國際壟斷資本加速擴張背景下産生的帝國主義演變的新階段(23)。可見，列甯之後，盡管時代背景發生了變化，但新帝國主義的壟斷實質并未改變(24),隻是在壟斷特征上産生了差異。不同于傳統帝國主義主要依賴軍事征服和直接占領殖民地的壟斷方式，新帝國主義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主要通過跨國公司、金融資本、技術控制等非軍事手段實現對全球資源和市場的壟斷，具有更加強烈的融合性、跨國性和隐匿性。伴随經濟金融化和全球化向縱深發展，新帝國主義壟斷的新特征主要體現為生産和流通的國際化與巨型跨國壟斷公司的形成、金融壟斷資本在全球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美元霸權和知識産權壟斷的強化以及以七國集團和北約等為主體的國際寡頭同盟的出現等(25)。

綜合以上分析，“新帝國主義”是當代壟斷資本主義發展的新階段。所謂“新”主要體現為壟斷特征所發生的新變化。然而，在現有新帝國主義所呈現的新的壟斷特征的基礎上，随着超級數字平台這一新型壟斷組織的産生和發展，勢必又将進一步對現有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更深層次、更寬領域的影響。所以，所謂“新帝國主義壟斷新趨勢”,是指在現有新帝國主義壟斷的基礎上，超級數字平台的發展又将進一步引發的新帝國主義壟斷的新的變化趨勢。這些“新趨勢”主要體現在壟斷的形式、手段、範圍以及功能四重維度。

1.壟斷形式的變化：從局部分子式壟斷向全球聚合式壟斷進階

不同于傳統形式下對單一商品或服務在局部範圍内所形成的碎片化的分子式壟斷，超級數字平台形成于信息透明度高的網絡市場環境，具有邊際成本低、形成速度快等特點，能夠利用網絡效應與規模效應快速集聚全球資源，推動形成全球聚合式壟斷新格局。

一方面，從生産和流通的全球聚合來看，超級數字平台壟斷基于網絡載體将價值生産端和價值實現端有機連接，能夠同時提供多元化商品或服務。通過在複雜網絡空間中使用算法實現“連接革命”,超級數字平台将生産者和消費者進行網絡聚合，使傳統商業模式下的單向線性價值鍊向新模式下的複雜平台價值矩陣轉變，從而形成“聚合式”壟斷。在這種壟斷模式下，超級數字平台不僅能夠利用技術主導性與用戶短期大量集聚的交叉網絡外部性優勢，打破傳統地域、交通、自然條件等因素的限制，縮短生産和流通時間，而且還能夠根據用戶數據分析作出合理決策，提升供求的适配性。另一方面，超級數字平台通過重塑全球價值鍊分工體系形成“根莖式”壟斷，推動實現全球價值鍊全域聚合。借助技術賦能、數據驅動和資源整合的内在優勢，超級數字平台可以在全球範圍内實現從“分包”到“衆包”的形式演進，進而構建起“多重競争結構”下的平行壟斷(對替代品或互補品的壟斷)與垂直壟斷(對供應鍊上下遊的壟斷)相交織的“根莖式”壟斷，達到圍繞核心價值對整個全球數字平台生态系統實施壟斷的目的，進而實現對全球價值鍊的利潤和核心權力的集中掌控。

2.壟斷手段的轉變：從生産和資本集中相結合向主要依靠資本集中進階

生産領域内的壟斷構成了列甯帝國主義理論的出發點(26),資本集中是以生産集中為基礎的。然而，随着具有投機性特征的超級數字平台的産生與發展，生産邏輯進一步讓位于投機邏輯，開始“将掠奪而不是生産視為主要模式”(27),金融資本在絕大程度上直接擺脫了生産性投資，使通過資本集中直接實現壟斷得以強化。

超級數字平台的投機性體現在多個維度：一是運營模式上，“平台企業并不具備生産的手段，而是創造連接的手段”(28),超級數字平台作為“交換中介”并不直接參與實物形式的商品生産，具有非生産性特征；二是資本運作上，超級數字平台可以通過持續擴大用戶規模而非依賴真實盈利能力制造增長預期，并利用杠杆化運作吸引資本湧入以推高估值形成投機；三是市場競争上，超級數字平台形成壟斷後能夠利用壟斷地位提高收費标準，并排擠其他競争者；四是價值攫取上，超級數字平台作為數字财富創造的重要聯結(29),可以利用未來數據使用預期收益的不确定性，将數據資源作為資産進行估值投機；五是國際擴張上，超級數字平台可以利用在不同國家間的政策差異和稅收優惠政策獲取投機性收益。超級數字平台的投機性吸引了大量金融壟斷資本的湧入，并強化了金融壟斷資本的特性與資本集中的主導權。依賴于超級數字平台的技術優勢、大數據資源以及跨域整合能力，金融壟斷資本能夠實現對價值鍊的深度控制，并通過多種金融手段獲取巨額利潤。舉要如下：一是通過放貸、債務投資和股權投資而獲得超級數字平台擴張帶來的收益；二是通過助力超級數字平台進行整合、兼并、聯合、收購等而獲益；三是通過提供支付、借貸、理财等金融産品收取服務費和利差收入，同時通過将資金投入到不同的金融資産中賺取高額投資回報；四是通過操控超級數字平台的上市進程、股價波動等而進行短期套利。如此一來，不僅進一步強化了金融壟斷資本對全球經濟的控制力，而且也使金融壟斷資本的寄生性、擴張性和腐朽性更加凸顯，推動資本集中成為壟斷的絕對手段。

3.壟斷範圍的拓展：從“限時空”壟斷向“超時空”壟斷進階

傳統壟斷是以有限的現實物理時空為基礎，在信息透明度相對較低的市場環境下，依靠生産和資本體量的規模效應進行長期資本積累而形成的，其核心在于對傳統生産要素、生産工具、生産規模以及産品或服務等物質形态的掌控，極易被時空的有限性所束縛。與之不同的是，超級數字平台聚焦于網絡虛拟平台上對算法、信息以及數據資源的壟斷，通過将現實時空拓展至網絡虛拟時空，打造全球數字網絡空間，從而突破了傳統時空限制，呈現出“超時空”的壟斷趨勢。

一方面，從時間維度來看，體現為全天候和全生命周期壟斷。超級數字平台通過利用全球化的網絡基礎設施、自動化技術和分布式計算提供全年無休的服務，使其具備了全時段壟斷的可能。相較于傳統企業獲得市場支配力和壟斷地位的過程是漫長且有限的，超級數字平台可以依托網絡空間、大數據以及數字化技術多維度迎合用戶需求，從而可以靈活更新、增加、切換業務範圍，通過快速占領市場份額實現壟斷。與此同時，超級數字平台通過設計與用戶需求相匹配的産品或服務，還可以使用戶長時間停留在其構建的平台生态中，從而延長用戶的平台使用時間并占據用戶的消費決策過程，實現對用戶注意力和時間資源的壟斷。此外，通過精确的市場引導、持續的用戶依賴、交易全流程的掌控，超級數字平台還能夠在用戶生命的每一個階段保持強大的影響力和支配力，實現對用戶生命周期、交易生命周期、數據行為的全面控制。

另一方面，從空間維度來看，超級數字平台将借助強大的滲透效應不斷推動“日常生活平台化”,在全球範圍實行全方位壟斷。在資本邏輯和競争邏輯的雙重驅動下，超級數字平台将處于持續進行算法優化精進狀态，由此也将強化超級數字平台對日常生活的滲透效應，逐漸引導個體的日常消費、日常交往以及日常觀念趨向平台化。所謂“日常生活”,是構成個體生活世界的最一般、最經常、最不可或缺的生存方式(30)。超級數字平台将不斷助推并加速全球公共産品與公共資源等關乎人們日常生活基本領域的商品化進程，使人們的衣食住行、教育醫療、社會交往、休閑娛樂以及思維觀念等在内的身體和心理基本活動的全方位數據都被平台廣泛收集，進而實現平台對于人們靜态信息(身份、性别、國籍等)和動态信息(位置、年齡、偏好等)的全面掌握。

4.壟斷功能的延伸：從經濟壟斷向超經濟壟斷進階

超級數字平台的發展将推動新帝國主義由經濟壟斷向涵蓋經濟、技術、政治、文化、意識形态等多重維度的更深層次的“超經濟”壟斷進階。

“超經濟”壟斷形成的基礎在于超級數字平台的話語權壟斷。所謂話語權壟斷，是指超級數字平台通過構建“技術壟斷→數據壟斷→話語權壟斷”的遞進式壟斷層級，在全球範圍内所形成的高度集中化的控制力。主要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算法主導下的信息流分發與搜索控制。超級數字平台可以依靠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算法，控制信息的傳播路徑和優先級，決定用戶接收的信息内容，形成“信息繭房”效應。二是對數據流量的集中化控制。超級數字平台利用其龐大的用戶基數，既可以形成強大的網絡效應提升對信息傳播的控制，還可以形成強大的鎖定效應提升用戶依賴性并實現對用戶注意力資源的控制。三是對平台内容和話語審核的控制。超級數字平台能夠憑借對平台審核機制的控制，對信息進行選擇性傳播并操縱全球言論尺度和輿論導向，同時還可以利用自身優勢主動生成内容并進行傳播。四是對規則制定和市場标準的控制。超級數字平台憑借平台使用規則制定的權力，可以從利己的角度随意制定商業規則和市場标準并進行改動。

以西方“普世價值”為主導的文化和意識形态霸權是“超經濟”壟斷的最典型特征。西方發達國家憑借超級數字平台的話語權壟斷，借助超級數字平台的文化生産和傳播功能以及多語言支持優勢，主導全球範圍内的文化和意識形态輸出，不斷削弱公共話語空間的多樣性，通過數字殖民持續鞏固其國際壟斷地位。一方面，平台内容通常以西方文化為标準，直接或間接反映西方自由主義價值觀，從而使平台運營本身強化西方文化的傳播能力。另一方面，平台通過算法優化優先推薦包含西方文化符号、價值觀念和娛樂形式的相關内容，鎖定全球用戶對西方文化的關注，進行意識形态的隐性滲透。同時，超級數字平台的崛起還加快了“監控式資本主義”的步伐(31),特别是美國長期利用互聯網技術與治理的獨特優勢進行全球網絡數據的監控與截獲，“棱鏡計劃”與“斯諾登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然而，以文化和意識形态輸出為代表的“超經濟”壟斷，表面上是一種獲得認同的方式，但實質上始終難以掩蓋其霸權與壟斷性強制的行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所倡導的“互聯網自由”,本質上無非是“号召我們将基本的人權托付給一群深具影響力、自私自利的社會行動者”(32)。

三、超級數字平台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新趨勢的實質與影響

超級數字平台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的新趨勢，隻是将超級數字平台作為中介而改變了傳統帝國主義壟斷的表現特征，實質上是數字技術發展背景下由資本邏輯主導的技術封建主義與數字帝國主義的合謀，由此将重塑全球剝奪式積累體系并進一步加劇資本主義社會的内在矛盾，直至引發“超級數字平台危機”。

1.實質：技術封建主義與數字帝國主義的合謀

超級數字平台作為在傳統産業基礎上形成的一種資本積累的新型“修複-增長”模式，看似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新興産物，但實質上遵循的卻是技術封建主義邏輯。技術封建主義的核心在于“投資的目的不再是發展生産力，而是發展掠奪的力量”(33)。在此基礎上，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表面上促進了全球的“數字化繁榮”,但實質上卻推動了數字帝國主義的強化(34)。因此，總體來看，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的實質是技術封建主義與數字帝國主義的合謀，二者相互嵌套、相互強化。

首先，超級數字平台的技術封建主義邏輯體現為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新變化。一方面，生産邏輯讓位于投機邏輯構成了超級數字平台的生産力基礎。正如呂格默爾将臉書稱作“數據強盜”(35),“數據至上”是超級數字平台的直接價值取向。超級數字平台憑借對數字技術的占有和使用，構建起強大的全球數據捕獲機制，不斷提升自身話語權，從而通過制定相應規則收取和提高服務費價格在全球獲取高額壟斷利潤，例如亞馬遜等服務平台收取的租賃費與優步等平台收取的壟斷租金等。另一方面，個人對算法和數據壟斷性控制結構的依賴構成了超級數字平台的生産關系基礎。超級數字平台的壟斷使得在人為幹預主導下的傳統壟斷方式被隐藏在算法背後的技術和數據壟斷所取代，表現出人工智能代替人類智能，成為操縱壟斷主謀的假象，緻使“人”逐漸異化為“被算法定義的人”,利用算法對于全面數據化的人的數據的處理與分析，使人作為人的特征被消解并不斷被算法的預設所牽引，人愈發具有了“技術農奴”的形象。

其次，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壟斷的新趨勢的實質是數字帝國主義。盡管有學者認為，将數字帝國主義看作新帝國主義的新階段還為時尚早(36),但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壟斷的新趨勢實質上依然體現出數字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超級數字平台通過構建“技術壟斷→數據壟斷→話語權壟斷”的遞進式壟斷層級，一方面強化了欠發達國家對發達國家數字基礎設施的依賴，有利于發達國家通過控制全球數據資源推動數字帝國主義擴張。另一方面，可以通過主導全球數字文化的生産與傳播向全球推廣其特定價值觀，削弱其他國家的本地文化傳統和社會價值觀，強化數字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态滲透。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數字帝國主義往往身披“人權”“平等”“自由”的華麗外衣，表面上宣揚是為了構建所謂的“大型中央計劃市場”(37),實際上其背後的掌控者卻是由食利者特權階級所形成的國際壟斷同盟。特别是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政府部門而言，其自身本來就是壟斷的重要推手，即便是采取了反壟斷的舉措也帶有鮮明的階級目的，歸根結底是為了資産階級長遠利益而在資本主義制度範圍内對生産關系作出的暫時内部調和(38)。

最後，技術封建主義和數字帝國主義并非獨立存在，而是相互嵌套、相互強化。二者形成的合謀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技術霸權與全球權力結構控制的結合。技術封建主義所構築的網絡虛拟空間領地為數字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提供了新的工具。例如，微軟、亞馬遜等公司通過雲計算技術控制全球企業數據，為其支配全球市場提供了基礎。二是資本積累與利潤流向的互助。數字帝國主義通過數字資本輸出收割全球利潤，而技術封建主義可以通過操縱利潤流向，确保這些利潤穩固集中在國際寡頭同盟手中。三是算法統治與數據剝削的協同。技術封建主義通過使用算法控制勞動者、消費者和企業行為，而數字帝國主義則可以将這種算法控制擴展到全球，捕獲全球用戶數據。四是規則重塑與主權削弱的配合。數字帝國主義在全球推廣自身規則(如電子支付标準、數據流動協議)的同時，技術封建主義可以通過技術手段确保規則落地，從而削弱他國主權。總之，技術封建主義和數字帝國主義的相互強化，深刻揭示了現代社會中信息、數據、技術和資本的高度集中，以及以此為基礎超級數字平台重塑全球剝奪式積累體系的真實目的。

2.影響效應：全球剝奪式積累體系的重塑

超級數字平台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的新趨勢，在通過對技術創新領域不斷進行創造性破壞以鞏固自身壟斷地位的同時，總是竭力加劇不平等效應，從而達到在全球範圍内進行長期持續剝奪式積累的目标。

首先，超級數字平台為實現并鞏固壟斷地位不斷産生創造性破壞效應。根據超級數字平台的發展特征，其自身發展的内在驅動力和潛在威脅均來源于技術創新。因此，對于超級數字平台而言，一方面會加快創新步伐，産生“創造”效應。超級數字平台不得不借助自身技術鉗制和數據規模優勢進行持續創新，并通過對行業标準的長期控制以及限制創新成果的推廣應用，形成并強化“競争→創新→壟斷→再創新→持續壟斷”機制。另一方面，又會遏制其他企業的創新，産生“破壞”效應。具體體現為：一是削弱行業創新動機。面對超級數字平台建立起的強大話語權，中小企業即使真正實現了創新，也難逃被收購或排擠的宿命。二是降低行業創新能力。超級數字平台為了實現技術鉗制目标，通常會選擇與金融部門、政府部門以及平台商家形成合謀，不僅阻斷了中小企業進行創新的資金來源和政策扶持，而且阻斷了其創新成果的應用渠道。三是擴大行業競争範圍。超級數字平台對本行業創新能力的“創造性破壞”,将引緻同一行業超級數字平台之間的競争演化為不同行業超級數字平台之間的競争。例如，谷歌通過發揮自身搜索引擎、地圖技術等優勢，自行研發無人駕駛汽車并提供“網約車”服務，從而削弱了優步的市場競争地位。

其次，超級數字平台推動下的新帝國主義壟斷加劇了不平等效應。丹·希勒曾明确指出，“數字資本主義沒有消除，反而助長了長期困擾市場制度的種種弊端：不平等與以強淩弱”(39),而超級數字平台作為數字資本主義發展的新産物使“不平等”更加凸顯。這種不平等主要體現為網絡權利的不平等及其衍生的交換關系的不平等。超級數字平台壟斷地位形成後所制造的全球“數字鴻溝”,削弱了欠發達國家以及發達國家的初創平台和線下企業網絡權利的獲得，強化了“中心-依附”關系。超級數字平台作為網絡規則的制定者，一方面通過建立與競争對手相隔離的産品和服務生态系統，迫使初創平台隻能以嵌套的方式被超級數字平台控制(40)。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線下企業被吸附到超級數字平台，加劇了線下企業對超級數字平台的依附，削弱了線下企業的選擇權、話語權和控制權。由此，傳統買家與賣家之間的直接對接變成了超級數字平台主導下用戶與賣家之間的間接交換，傳統賣家之間以及買家之間的内部競争關系變成了所有賣家和買家對平台的依附關系，從而加劇了産銷關系的不平等以及交換關系的不平等。

最後，超級數字平台推動下的新帝國主義壟斷強化了全球剝奪式積累效應。先是從直接的财富剝奪來看，超級數字平台作為商業媒介的核心始終處于霸主地位，以緻可以将主導權延伸至生産和消費領域，進而使得平台資本家的分配權大幅提升，既強化了平台資本家對産品制造商等其他資本家的财富剝奪，又強化了平台資本家對直接雇傭工人、“參與式”生産模式下“非雇傭工人”以及整個平台消費者群體的财富剝奪。此外，資本家同盟不僅将觸角延伸至對本國公共産品、公共資源、公共服務的掠奪，而且還通過設立跨國公司以及直接投資、技術轉讓、收購并購等方式掠奪他國資源與财富。戴維·哈維曾指出，“金錢的力量被用來主導文化生産和影響文化價值”(41),超級數字平台進一步為渲染“文化帝國主義”“媒介帝國主義”提供了強大助力。例如，美國通過控制媒介傳播平台，在塑造與渲染所謂“人類文明的巅峰”“美國價值”“美國式民族主義”的同時，大肆輸出資産階級意識形态與行為準則。有學者認為，“超級平台與其他利益相關方正投入巨資用于引導政治呼聲”(42)。這種“政治呼聲”主要表現為話語權壟斷，且不僅試圖對本國政治和意識形态進行控制，而且還妄圖剝奪他國的政治權力，以謀求對世界格局演變的幹預。

3.影響後果：超級數字平台危機

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産力的發展使利潤率的下降成為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在某一點上和勞動生産力本身的發展發生最強烈的對抗，因而必須不斷地通過危機來克服。”(43)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壟斷作為資本主義生産力發展的必然産物，不僅不會消除資本積累的痼疾，反而将通過構建新的剝削體系進一步加重資本主義社會的内在矛盾，并引緻超級數字平台危機。

超級數字平台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新趨勢的終極目标是構建“全時域+全方位”的全球剝削體系。超級數字平台作為資本積累方式變革的新産物，不僅沒有擺脫剩餘價值規律的支配，而且還使剝削進一步強化。首先，超級數字平台憑借持續技術革新和“算法加壓”,在相對縮短勞動者必要勞動時間的同時，又不斷延長剩餘勞動時間。特别是對于平台上被迫承擔“自我管理”責任的“獨立承包商”或“自由職業者”而言，為了維持收入水平，往往不得不延長工作時間。其次，超級數字平台壟斷将剝削的範圍從直接的價值剝削拓展到價值與權力的雙重剝削。借助話語權壟斷，超級數字平台逐步實現對生産權、發展權、自由權、選擇權、議價權、隐私權等權力的全面控制。最後，超級數字平台壟斷通過構建現實空間與虛拟空間相結合的全球網絡數字空間，形成了由即時性向永久性、局部性向全面性以及地區性向世界性轉變的超級數字殖民生态。在全球範圍内，超級數字平台壟斷加速了世界經貿格局的變化與全球産業後備軍的形成。

“全時域+全方位”的全球剝削體系勢必加重資本主義社會的内在矛盾，從而導緻生産相對過剩并引發“超級數字平台危機”。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壟斷在拓展剝削範圍的同時，一方面通過生産要素的優化配置提升了生産、交換和消費的效率，促進了生産社會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另一方面通過對中小私有者的盤剝，使生産資料的産權私有化程度更加集中(44)。與之相對應，一方是賺得盆滿缽滿的資産階級國際壟斷同盟，另一方則是因工資鉗制和消費異化而難以維持生計的廣大無産階級。流量至上的時代，工資形式已經由傳統計時工資和計件工資相結合演化為更加注重結果式的純計件工資形式，特别是銷售領域，依靠最終銷售業績領取所謂計件工資成了主導形式。而且“去勞動關系化”促使“朝不保夕族”的數量不斷增加，進一步加劇了就業的不穩定性。再者“日常生活平台化”背景下的“休閑異化”和“消費異化”使跨期消費、提前消費、透支消費大行其道，嚴重削弱了勞動者全生命周期的消費水平。因而，依循馬克思的觀點，“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終原因始終是：群衆貧窮和群衆的消費受到限制”(45)。随着資本主義對抗式分配關系的日益尖銳化以及由此産生的兩極分化，商品生産的相對過剩也必将産生。質言之，可以将這種表面爆發于超級數字平台而實質依然是生産相對過剩的危機稱作“超級數字平台危機”。

四、自覺規制資本邏輯下的數字平台發展弊端

根據上文分析，資本主義制度是超級數字平台推動新帝國主義壟斷産生新趨勢并将引緻“超級數字平台危機”的根源。當前，我國的數字技術和數字平台勃興發展，這就要求我們，既要正确把握數字平台的發展與服務大衆和資本積累新模式的辯證關系，推動我國數字平台規範健康持續發展，防止數字平台壟斷的發展趨向，又要有效應對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壟斷可能對我國造成的不利影響。

1.正确把握數字平台發展與服務大衆和資本積累新模式的辯證關系

數字平台是數字平台資本運動的載體(46),數字平台資本本身的特性内在決定了數字平台的發展特性。事實上，數字平台資本作為一種包含生産資本、商業資本、貨币資本多重屬性的複合型新型資本形态(47),同樣存在“資本的文明面和野蠻面‘共屬一體’的二重性”(48),同時具備資本的生産功能屬性和資本的生産關系屬性(49),進而存在正反兩個方面的雙重積累效應。

一方面，數字平台資本具有生産功能屬性和正向積累效應。從數字平台資本作為生産要素的視角來看，代表了先進的生産力水平，将極大解放和拓展人類生産力的作用廣度和深度(50)。此外，數字平台資本作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創新行為主體，還體現出了鮮明的創新性和網絡外部性(51),由此，數字平台資本的生産功能屬性也就使得數字平台可以為大衆提供多種便利。特别是在創造就業崗位、推動科技創新、優化資源配置、改善民生福祉、促進社會化大生産等諸多服務大衆的領域，能夠表現出很多的正向效應。另一方面，數字平台資本又具有生産關系屬性和負向積累效應。馬克思曾指出，“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産關系”(52)。數字平台資本作為資本邏輯統攝的新型資本形态，依然裹挾着資本增殖和擴張的本質傾向，數字平台資本積累新模式的本質依然表現為“一種生産支配人、物支配人、人支配人的社會關系”(53)。數字平台的搭建為數字平台資本實現規模和空間雙重維度的擴張提供了條件。在資本逐利性驅動下，數字平台資本能夠憑借對數字平台運行的話語權掌控進行無序擴張，不斷推動數字平台超級化以達到壟斷目标，進而又将造成一系列的負向效應。

因此，數字平台發展與服務大衆和資本積累新模式之間存在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這具體體現為二者既統一于數字平台發展的全過程，同時又相互對立，即數字平台的發展一方面具有服務大衆的正向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又将作為資本積累新模式形成壟斷産生負面影響。這種“對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無法調和的。而我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公有制為主體的所有制結構内在決定了可以通過做好頂層設計，實現對不同類型數字平台進行分類指導，從而自覺規制資本邏輯下的數字平台發展弊端，破解這種“對立”。

2.遵循分類指導原則與推動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

當前在全球數字平台發展勢頭強勁之際，我國既要遵循分類指導原則推動數字平台自身規範健康持續發展，又要加快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和推動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以有效應對國際挑戰。

第一，遵循分類指導原則推動我國數字平台規範健康持續發展。

鑒于數字平台發展所存在的正向功能性作用和負向積累效應，可對不同的數字平台進行分類，并遵循分類指導的原則，有針對性地指導我國數字平台更好發展。按照所有制形式可分為公有制數字平台和非公有制數字平台，按照功能作用可分為公益服務性數字平台和營利性的數字平台，按照競争性質可分為一般競争性數字平台和已經形成或将要形成壟斷的數字平台。在分類基礎上實行有針對性地指導。一是從所有制的角度，打破數字平台壟斷形成的私有制根源，強化“平台經濟社會主義公有制屬性”(54),保證數據資源的控制權牢牢掌握在國家和人民手中。二是從功能作用的角度，建議以“數字央企”為核心，搭建國家大數據綜合管理平台。通過結合市場導向和用戶需求，打造政府、企業、用戶“三位一體”數據協同管理平台，專門承擔大數據的統籌協調、配置管理、分類監管等職責，既能保證公益服務性數字平台持續發展，又能保證營利性的數字平台與國家發展戰略相統一。三是從競争性的角度，為明确數字資本的行為邊界，建議出台《數字勞動法》《數據流通法》《數據要素價值評估準則》,以及《數字資本管理法》和《數字資本管理處罰條例》。針對平台壟斷行為修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并制定發布《數字平台壟斷認定标準》。

第二，加快數字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創新。

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壟斷新趨勢加劇了世界體系的極化狀态，一極是超級數字壟斷平台占據主導地位的少數或個别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另一極則是被鉗制的其他國家。鑒于造成這一壟斷新趨勢的核心和基礎是技術壟斷，我國要加快數字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為此，我國要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強化科技創新與制度創新“雙輪驅動”,以推動構建國家創新體系為方向，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充分釋放全社會創新活力，全面提升創新能力。一是要聯合政府、高校、科研院所和企業等力量，建立高水平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機構、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以及高水平國家創新平台與國家科技管理平台；二是要建立健全科技創新資源集聚整合機制，放寬市場準入，破除壟斷和市場分割；三是要建立健全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注重科技創新政策與經濟、産業政策有效銜接，培育産學研結合、上中下遊銜接、大中小企業協同的良好創新格局；四是要建立健全人才發現、培養、使用、管理、流動、引進、競争、激勵體制機制以及科技創新評價指标體系，大力推進素質教育和科學普及；五是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堅持科技人才“引進來”和“走出去”相結合，積極融入全球創新網絡，用好國際創新資源，與世界各國共同構建及時高效的風險預警和應急機制。

第三，推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人類數字命運共同體。

當前，超級數字平台推動的新帝國主義壟斷在進行國際擴張的同時，持續進行文化和意識形态輸出。要想打破新帝國主義體系，尋求新的推動全球數字平台規範健康持續發展的路徑與模式，關鍵就在于推動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人類數字命運共同體。

首先，要堅持數字平台共建原則。隻有世界各國普遍參與、通力合作，才能為數字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創造良好開端。在此基礎上，要進一步深化全球網絡空間國際合作，加快網絡信息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主動圍繞數字基礎設施難題搭建國際科技創新合作平台，發揮各方比較優勢，加快全球數字創新合作行動計劃的實施步伐，推動構建“數字絲綢之路”。其次，要堅持數字平台共治原則。數字平台的發展壯大是數字經濟時代各國尋求新的經濟增長點的共同選擇，所以在面對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時理應共同制定治理規則。要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共同構建符合多方利益的全球治理模式，共同管控關鍵性互聯網資源。特别是在保障數據安全方面，各國應共同參與制定《全球信息保護法》和《全球數據安全法》。在《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下，總結全球安全倡議實驗區的成功經驗并加以推廣。最後，要在加快推進全球互聯網治理體系變革中，堅持數字平台共享原則。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世界是各國人民的世界”(55),數字平台的發展成果也理應由全世界人民共享。（參考文獻略）

（作者單位：西南财經大學經濟學院）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5 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