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關于作為制度性貧困的無産階級貧困思想

馬克思關于作為制度性貧困的無産階級貧困思想

牟成文 王韋君

制度性貧困是指由社會或者國家的制度性不公所造成的一種貧困。黑格爾認為：“當廣大群衆的生活降到一定水平——作為社會成員所必需的自然而然得到調整的水平——之下，從而喪失了自食其力的這種正義、正直和自尊的感情時，就會産生賤民。”直言之，他認為“賤民”是因其自身的個體性差異而非社會或者國家的制度性不公而“自然而然”産生的。馬克思結合自身所處時代的特征并以無産階級為例對此進行了深刻批判。他指出：“組成無産階級的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為造成的貧民，不是在社會的重擔下機械地壓出來的而是由于社會的急劇解體、特别是由于中間等級的解體而産生的群衆。”也就是說，總體而言，無産階級貧困是由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性不公而非無産階級的個體性差異所造成的，至于有無因個體性差異而“自然而然”形成的無産階級的個體性貧困，馬克思雖未排除此種可能性，但這顯然不是其所要聚焦的重點。馬克思關于無産階級貧困是一種制度性貧困的分析判斷是馬克思關于無産階級乃至全人類實現根本解放思想确立的理論基礎。馬克思還通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勞動、階級統治、剩餘價值等展開深刻批判進一步科學論證了無産階級貧困是一種制度性貧困的觀點。基于此，本文拟從如下三個方面來進行具體分析。

一、異化勞動：無産階級貧困的社會根源

馬克思較早聚焦異化勞動并通過對異化勞動與私有财産之間的邏輯關聯進行深度分析來揭示無産階級貧困的社會根源。

異化勞動或者勞動異化包含着異化與勞動兩個概念。這就意味着，要清楚把握作為概念的異化勞動或者勞動異化的内涵，勢必要先了解作為概念的異化與勞動的内涵。

異化是指本質逐漸喪失的過程及其結果的表征。事物的存在或者存在的事物是确立于其所具有的特定本質之上的。也就是說，本質确立了，事物就會按照原有狀況存在；反之，本質喪失了，事物就隻能成為其他，而成為其他的事物必然是對原來事物的異化。這樣一來，異化與本質喪失就存在着緣在關聯。在馬克思的筆下，與異化概念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有外化、物化等。雖然馬克思經常在未加區分的語境中使用上述三個概念，但仔細琢磨後就會發現其細微區别：異化突顯事物整體本質的逐漸喪失，外化側重于事物的内在外在化，物化側重于主體客體化或者客體主體化。無論是外化還是物化，都是對異化的進一步說明，也就是說，都是對本質逐漸喪失的過程及其結果的進一步說明。還可将上述三個概念之間的邏輯關聯作如下表述：異化是一個總概念；外化和物化是分概念，均從不同視角或者維度對異化這一總概念作出進一步說明。

勞動是人類運動的一種特殊形式。勞動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勞動指人類的所有活動；狹義的勞動指物質資料或者精神資料的生産活動，這類生産活動是一種能提供溢益性價值的人類活動，是人類維持自我生存與發展的唯一手段。勞動還有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之分：腦力勞動主要指人類依靠智力或者精神所展開的活動，體力勞動則主要指人類依靠肌肉或者骨骼所展開的活動。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分工是在物質生産與精神生産之間發生分殊時開始的。勞動既生産着人的自我，又生産着人的社會，還生産着人的自然；既牽涉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還牽涉人與自身的關系。

恩格斯指出：勞動是“人的自由活動”。被異化的勞動必然是抽離掉了人的自由這一本質的勞動，即異化勞動或者勞動異化，這是馬克思早期在批判資本主義社會時使用的核心概念。在使用異化勞動或者勞動異化概念的語境中，馬克思還提及物化的勞動、能動的外化、活動的外化、外化的活動等概念。在馬克思看來，異化勞動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異化勞動是一種能使勞動自身喪失其本質的活動。勞動包括勞動目的、勞動過程、勞動結果等要素：勞動目的指勞動主體為自身勞動力的使用所确立的意圖或者目标；勞動過程指勞動主體使用其勞動力的進程；勞動結果也被稱為勞動成果或者勞動效果等，指勞動主體在使用勞動力的過程中所産生的效能。異化勞動既然能使勞動喪失其本質，那麼，必然會使勞動目的、勞動過程、勞動結果等喪失其本質。以人的自由活動為本質的勞動必然是一種以成就或者發展勞動主體自身為勞動目的的勞動，但是，異化勞動卻使“勞動的現實化竟如此表現為非現實化，以緻工人非現實化到餓死的地步”；以人的自由活動為本質的勞動必然是一種以愉悅勞動主體之身心為勞動過程的勞動，但是，異化勞動卻使勞動主體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工人隻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以“人的自由活動”為本質的勞動必然是一種以勞動主體的勞動來肯定勞動主體自身為勞動結果的勞動，但是，異化勞動卻是一種以勞動主體的勞動來否定勞動主體自身為勞動結果的勞動，這樣的勞動必然不是一種讓勞動主體“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的勞動。

第二，異化勞動是一種能使勞動主體喪失其本質的活動。既然勞動的本質是人的自由活動，那麼，人的本質也必然要在“自由”中得到充分展現。但是，異化勞動卻使得“人對自己的勞動産品的關系、對對象化勞動的關系，就是對一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于他的對象的關系，那麼他對這一對象所以發生這種關系就在于有另一個異己的、敵對的、強有力的、不依賴于他的人是這一對象的主宰”。勞動主體之所以在異化勞動中深感其活動是一種不自由的活動，是因為他時刻感受到其活動是“替他人服務的、受他人支配的、處于他人的強迫和壓制之下的活動”。

第三，異化勞動是一種能使非勞動主體即不勞而獲者喪失其本質的活動。人，隻要是作為人而存在，就應該在“自由”中充分展現其本質。但是，非勞動主體即不勞而獲者同樣在不勞而獲中喪失“自由”這一人的本質。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不勞而獲者并未憑借以人的自由活動為本質的勞動來獲得其想要獲得的東西，而是通過巧取豪奪來達成其所圖。“勞動和勞動産品所歸屬的那個異己的存在物，勞動為之服務和勞動産品供其享受的那個存在物，隻能是人自身。”為此，馬克思指出：“凡是在工人那裡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活動的東西，在非工人那裡都表現為外化的、異化的狀态。”

第四，異化勞動是一種能使人的各種關系喪失其本質的活動。人的關系包括人同其自身的關系、人同他者的關系、人同社會的關系和人同自然的關系。以人的自由活動為本質的勞動所建構起來的各種關系必然是符合理性的關系，但是，異化勞動卻導緻人的各種關系喪失其本質，從而出現人的自我異化。馬克思将人的自我異化分為四個方面，即自然界同人相異化、人的生命活動同人相異化、人的類本質同人相異化、人同人相異化。

異化勞動的直接結果就是私有财産的出現，就此而言，私有财産從屬于異化勞動的現象學範疇，而異化勞動則從屬于構成私有财産的本質學範疇。馬克思還着重分析了私有财産的表現形式（工資、資本、利潤和地租等）及其本質。他指出：“用勞動産品、勞動對象來償付勞動本身的工資，不過是勞動異化的必然後果，因為在工資中，勞動并不表現為目的本身，而表現為工資的奴仆。”此外，資本也必然是異化勞動的結果，因為“在工人身上主觀地存在着這樣一個事實，即資本是完全失去自身的人；同樣，在資本身上也客觀地存在着這樣一個事實，即勞動是失去自身的人。但是，工人不幸而成為一種活的、因而是貧困的資本，這種資本隻要一瞬間不勞動便失去自己的利息，從而也失去自己的生存條件”。“工人隻有當他對自己作為資本存在的時候，才作為工人存在；而他隻有當某種資本對他存在的時候，才作為資本存在。資本的存在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資本的存在以一種對他來說無所謂的方式規定他的生活的内容。”利潤和地租是“表示貨币意義的資本和利息”，因此也必然是異化勞動的結果，因為“資本和土地的差别，利潤和地租的差别，這二者和工資的差别，工業和農業之間、私有的不動産和私有的動産之間的差别，仍然是曆史的差别，而不是基于事物本質的差别”，也就是說，它們在同異化勞動之間的關系上是沒有差别的。為此，馬克思指出：“私有财産一方面是外化勞動的産物，另一方面又是勞動借以外化的手段。”

私有财産的發展必然導緻勞動主體與非勞動主體之間、工資與資本之間出現尖銳矛盾甚至對立。馬克思描繪道：“工人生産的财富越多，他的産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工人創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變成廉價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勞動生産的不僅是商品，它生産作為商品的勞動自身和工人”，而且還生産出了資本家。就此而言，對勞動主體而言，占有必然表現為異化，自主活動必然表現為替他人活動或者為他人活動，生命活動必然表現為犧牲生命，對象生産必然表現為喪失對象，收獲物必然表現為由異己力量或者異己的人所有。

二、階級統治：無産階級貧困的政治根源

世界觀實現根本轉變後的馬克思，立足唯物史觀，通過對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非均衡結構進行深度剖析，揭示了無産階級貧困的政治根源。

階級統治是指統治階級把玩或者操控統治權力的過程及其結果。統治階級是指在物質和精神上占支配地位的階級，這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從發生學上看，階級統治與統治階級幾乎同時出場。統治權力則是指統治階級在實現階級統治中所使用的最強有力手段，包括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等。權力是行為主體在他者行為中展現其自身意志以及由此所形成的一種影響力或者操控力。統治權力是以權力為核心所确立的統治。就此而言，沒有權力，無法形成統治；僅有權力而無統治，權力也會因無“座架”可安放而變得毫無意義。權力構成統治的底氣，而統治則構成權力的寰圍。權力之所以能在統治中占據核心地位，是因為它具有如下特性：一是稀缺性。權力是一種極度稀缺的資源，因為它很難再生，盡管理論上有再生的可能，但在實踐中卻很難，尤其對特定政治組織或者個人而言，要讓權力失而複得非常難，再生的條件之苛刻、再生的成本之高昂自不待言。二是神秘性。權力在傳統階級社會中的運行，是一個隻能在黑箱或者灰箱中才能持續的過程，因此，極具神秘性。在此語境下，運行的權力無法公開，一旦公開，就會使自身異化為其他。三是隐匿性。權力是一種非常善于隐藏自身的東西。如上所述，權力隻有在統治中才會彰明其自身，也就是說，在統治以外，它是隐匿的。權力之所以要隐匿自身，是因為它無法在運行中成為公度性的東西。四是壟斷性。權力的存在意味着政治壟斷的存在，權力和壟斷之間，隻有實現有機統一，才能各自安好。五是支配性。權力是一種能支配他者意志甚至整全的東西。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權力的存在本身就彰顯着一種優勢或者條件的存在。掌握了權力，就具備了能操控他人的條件，因此，權力所有者必然能展現出一種優越性來。六是反噬性。權力是一種能反噬權力主體的東西。運行中的權力是有規律的。也就是說，權力隻有在規律中運行，才能成就權力主體；相反，如果權力的運行超出了其自身規律作用的範圍，就會給權力主體帶來麻煩甚至災難性後果。無論權力是以經濟形式出現，還是以政治形式、文化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出現，均包含着政治意味。隻要是權力出沒的地方，都會成為政治角鬥的戰場。直言之，隻要是權力的，必然是政治的。在馬克思那裡，統治權力屬于上層建築的範疇，因此，必然具有從屬于經濟基礎的特性。但是，一旦統治權力超出發生學的範疇，也就是說，一旦統治權力為某個階級所掌握，就會對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及其相互關系産生決定性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從如下幾方面得到印證。第一，不斷強化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氏族社會因不存在統治權力而不存在階級統治，那時“沒有士兵、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一切争端和糾紛，都由當事人的全體即氏族或部落來解決，或者由各個氏族相互解決”，也就是說，那時并不存在專屬于少數人的統治權力。隻是到了所謂的“文明時代”，統治權力才随着“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的剝削”的出現而出場。統治權力的出現，既是生産力發展達到一定程度的表征，又是生産力發展還不太充裕的表征。生産力發展的有限性決定：誰掌握生産力，誰就具備支配物質生産資料與精神生産資料的能力；誰能支配物質生産資料與精神生産資料，誰就能在社會中掌握生殺予奪的權力，這種權力還可分解為決定權、占有權、分配權等。當少數人通過铤而走險、暗箱操作或者明火執仗等手段将原初的公權力轉變為私人物品時，公權力就因喪失“公”的本質而異化成私權力。私權力的出現，既是私有制的一個典型表征，又是私有制的一個強大護佑，既意味着統治權力堂而皇之地出場，又意味着階級統治堂而皇之地出場。最早的階級統治主要包括政治統治、經濟統治和文化統治。政治統治的核心是政治權力，隻有掌握政治權力，才能實行政治統治，進而才能在社會中對各種社會事務（實際上都是政治事務）作出決斷并由此享有絕對的決定權；隻有享有絕對的決定權，才能在實行政治統治的同時實行經濟統治和文化統治。經濟統治主要表現為在物質生産資料上享有絕對的占有權與分配權，文化統治主要表現為在精神生産資料上享有絕對的占有權與分配權，而這一切都會在政治統治中得到适當體現。上述三種階級統治類型在同一統治過程中同位共頻。

對于統治階級而言，掌握統治權力之後的首要任務就是保持統治權力并由此來鞏固其統治地位。統治階級會盡其所能來鞏固統治地位并由此來保持統治權力，其慣用的手法是将自身的私利粉飾成普遍的公益，将在手的私權力裝扮成公權力。

第二，不斷固化被統治階級的被統治地位。被統治階級與統治階級相對立，兩者同時出現。被統治階級之所以處于被統治地位，是因為其既不能在物質生産資料也不能在精神生産資料的生産中占支配地位并由此享有絕對的占有權與分配權，更不能在社會中對各種社會事務尤其政治事務作出決斷并由此享有絕對的決定權，一言以蔽之，被統治階級是遠離統治權力的。其被統治地位具體表現為：政治上的被壓迫、經濟上的被剝削、文化上的被奴役等。

如果說構成統治階級的隻能是社會中的少數人的話，那麼，構成被統治階級的必然是社會中的絕大多數人；如果說統治階級構成社會上層的話，那麼，被統治階級隻能構成社會中下層。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鬥争》中，馬克思在對法國社會各階級的特性進行比較分析後證實了上述判斷。當時的法國社會主要由貴族地主階級、大資産階級、工業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農民階級和無産階級等構成。貴族地主階級主要由大土地所有者組成，盡管當時已經沒落，但所享有的特權、利益和尊榮依然使其處在法國社會的最上層。大資産階級主要由金融貴族、交易所巨賈、鐵路富商、煤鐵礦老闆、森林大王等組成，是1789年法國資産階級革命後出現的最大既得利益集團，處于法國社會的上層。工業資産階級主要由從事工業生産的資本家組成，在經濟實力方面比大資産階級稍遜一籌，處于法國社會的中上層。小資産階級主要是民主主義共和派，在臨時政府執行委員會中的代表是賴德律—洛蘭，在制憲國民議會中的代表是山嶽黨，在新聞出版界的代表是《改革報》。小資産階級雖曾在“六月革命”中夥同大資産階級和工業資産階級“攻打過無産階級”，但依然受到貴族地主階級、大資産階級和工業資産階級的盤剝，處于法國社會的中層或者中下層。農民階級同小資産階級一起構成法國社會的大多數。農民階級具有較為複雜的特性：一面是笨拙的而另一面又是狡猾的，一面是奸詐的而另一面又是天真的，一面是愚蠢的而另一面又是精明的。就此而言，農民階級是“文明人的頭腦難以理解的象形文字”，同樣受到貴族地主階級、大資産階級和工業資産階級的盤剝，構成法國社會的中下層。無産階級沒有任何生産資料，隻能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經濟狀況最困頓、政治地位最弱勢、社會地位最低下。由此可見，當時法國的統治階級隻能是以貴族地主階級、大資産階級、工業資産階級為代表的少數派，被統治階級則是以小資産階級、農民階級、無産階級等為代表的多數派。

第三，不斷強化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非對稱關系結構。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處于同一階級統治中的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必然會形成一種非對稱關系結構：一邊是享有絕對統治權力的統治階級所構成的統治集團，另一邊則是遠離統治權力的被統治階級所構成的被統治集團；統治集團憑借統治權力可以在社會上為所欲為、頤指氣使，而被統治集團因遠離統治權力而隻能在社會中逆來順受、忍氣吞聲；統治集團中的成員養尊處優、腦滿腸肥，而被統治集團中的成員卻含辛茹苦、飽經風霜。雖然作為少數派的統治集團會因偶然變故而以“流氓無産階級”身份淪落到多數派行列，或者作為多數派的被統治集團會因某種意外而以顯耀身份上升到少數派位階，但是，這些都無法從根本上改變階級統治尤其統治權力在不斷強化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非對稱關系結構中所産生的關鍵性影響。在此語境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總是處于對立态勢，經常進行着不同形式的鬥争，每次鬥争的結局，要麼是整個社會得到革命性鍛造，要麼是鬥争各方同歸于盡。

作為身處此種非對稱結構中的最底層群體，無産階級隻能掙紮在貧困線上。無産階級分擔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所有痛苦，卻無法分享這一發展所帶來的任何快樂。作為無産階級的個人有可能改變其身份，但作為無産階級的整體是無法在現存階級統治中根本超越其社會層級的。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統治必然需要無産階級這樣一種整體存在，因為無産階級不僅能生産出它自身，生産出資産階級，還能生産出生産關系，直言之，沒有無産階級，作為統治階級的資産階級必然難以為繼。

資本主義生産關系集中展現着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敵對性的相互對立”。勞動力作為“活的勞動”成為資本增殖的根本手段與方法，資本作為已經“積累起來的勞動”成為剝奪勞動即活的勞動的主要工具與媒介。此種“敵對性的相互對立”又集中展現在資本主義的生産過程中，“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表現為勞動過程轉化為社會過程的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勞動過程的這種社會形式表現為資本通過提高勞動過程的生産力來更有利地剝削勞動過程的一種方法”。

這樣一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統治必然會為資本家積累無限财富提供政治保障，也必然會成為無産階級積累起無限貧困的政治根源。

三、剩餘價值：無産階級貧困的經濟根源

在深刻批判與根本颠覆資産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即國民經濟學的過程中，馬克思确立了無産階級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在科學揭示剩餘價值存在秘密的同時也披露了無産階級貧困的經濟根源。

為科學揭示剩餘價值的存在秘密，馬克思前所未有地從商品這一“财富的元素形式”入手來聚焦剩餘價值的産生過程。

商品是用來交換的勞動産品，而勞動産品在資本主義社會當然是雇傭工人的勞動成果。由此就需要考察勞動。勞動存在着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别。具體勞動指“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或者說具體形式下的勞動；抽象勞動指“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或者說抽象掉具體形式之後的一般勞動。具體勞動生産商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則生産商品的價值。使用價值是指商品所具有的能滿足消費者某種需要的特性，即“物的有用性……不論财富的社會的形式如何，使用價值構成财富的物質”，使用價值構成财富的物質内容；價值是指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别的人類勞動”，價值構成物質财富的一般形式。勞動産品能夠順利變成商品，既表征着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的有機統一，又表征着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的有機統一。在資本主義社會，如果勞動産品無法變成商品，那就意味着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之間、使用價值與價值之間必然會出現矛盾甚至對立。商品存在着一般商品與特殊商品之别：一般商品指靠自身的屬性來滿足消費者某種需要的物，特殊商品指能生産出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的勞動力。特殊商品不僅具有一般商品的屬性，而且具有一般商品所不具備的特性即能生産出比自身價值更大的價值。

勞動力是“人的身體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他生産某種使用價值時就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勞動力隻有成為商品才能成為現實的勞動力，隻有成為現實的勞動力才能讓自己存活下來。資本家是指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貨币所有者隻有把貨币轉化為資本才能成為資本家，若想把貨币轉化為資本，必須在商品市場上找到“自由勞動者”。這裡的“自由”在馬克思看來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夠把自己的勞動力當做自己的商品來支配，另一方面，他沒有别的商品可以出賣，自由得一無所有，沒有任何實現自己的勞動力所必需的東西。”馬克思還指出：“隻有當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産生。”對于勞動力而言，他們有拒絕向某個資本家出賣自己的自由，卻沒有拒絕向所有資本家出賣自己的自由；他們有選擇某個時間出賣自己的自由，卻沒有選擇在所有時間中不出賣自己的自由。對于資本家而言，他們既占有生産資料，又占有生活資料，因此，擁有比勞動力多得多的選擇自由。

馬克思指出：“勞動力占有者和貨币占有者在市場上相遇，彼此作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發生關系，所不同的隻是一個是買者，一個是賣者，因此雙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勞動力所有者在出賣勞動力時可以主體身份同貨币所有者讨價還價，貨币所有者在購買勞動力這種特殊商品時同樣可以主體身份同勞動力所有者讨價還價。雙方達成一緻并完成交易後，勞動力所有者會立刻進入資本主義生産過程為貨币所有者生産勞動産品，貨币所有者也會在特定時間内向勞動力所有者支付工資。

此種看似平等的現象背後實則隐藏着一種極不平等的本質。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力所有者所出賣的，隻能是勞動力而非勞動；勞動力價值是由生産從而再生産其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對勞動力的使用隻受勞動力的工作能力與體力的限制；在購買了勞動力後，貨币所有者絕不會出于良心發現或者道義考量僅要求勞動力創造出相當于其自身價值的價值，而是會要求勞動力創造出最大化價值。由此就會出現一部分超出勞動力自身價值的價值，即剩餘價值，對剩餘價值的無止境追逐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唯一目的。資本主義生産過程是商品的生産過程、剩餘價值的生産過程、剩餘勞動的吸收過程、資本的生産過程的統一。馬克思指出：“原來的貨币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随于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就此而言，雇傭工人為資本家生産的剩餘價值越多，其自身所占有的價值就越少。

把剩餘價值當做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餘價值再轉化為資本，就是資本積累。馬克思指出：“積累是對社會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擴大被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數量的同時，也擴大了資本家直接和間接的統治。”資本家必然要把剩餘價值中的一部分作為資本投入生産過程，資本因此就具有無限擴大的趨勢。這就導緻資本主義生産過程必然會“再生産出勞動力和勞動條件的分離……再生産出剝削工人的條件，并使之永久化”，必然會“不斷迫使工人為了生活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不斷使資本家能夠為了發财緻富而購買勞動力”，必然會“把工人不斷地當做自己勞動力的賣者投回商品市場，并把工人自己的産品不斷地轉化為資本家的購買手段”。也就是說，資本家借着資本積累會購買更多勞動力和生産資料，進而能支配更多勞動力和生産資料為自己創造出更多剩餘價值。這一過程在資本家看來是能周而複始和無限循環的。在此基礎上，資本家能變得越來越富有，而雇傭工人即使萬般掙紮也無法改變越來越貧困的宿命。

馬克思還分析了剩餘價值的瓜分過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産生了三種資本：産業資本、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與此相應的出現了三種資本家集團：産業資本家集團、商業資本家集團和借貸資本家集團。除此之外，還出現了大土地所有者。這些群體都能從剩餘價值中分得一杯羹并以此作為自身生存與發展的基礎。

第一，産業資本家集團分得産業利潤。對于産業資本家集團而言，剩餘價值必然要轉化為利潤，這是擴大再生産的前提。利潤與剩餘價值來源相同，二者之間的細微差别在于：剩餘價值是對可變資本而言的，利潤則是對全部預付資本而言的。由此，剩餘價值是利潤的本質，而利潤則是剩餘價值的轉化形式。有利潤就會有利潤率，利潤率是剩餘價值與預付總資本之間的比率。利潤率因總是小于剩餘價值率而必然會遮蓋剩餘價值的真正來源。部門之間的競争和資本的自由流動會使各部門的利潤率趨于平均化，從而形成社會的平均利潤率。平均利潤率形成以後，各部門的資本家就會根據平均利潤率獲得與其資本量相适應的平均利潤。

第二，商業資本家集團分得商業利潤。商業資本家必然牽涉商業資本，商業資本是從産業資本的商品資本職能中分離出來并獨立發揮作用的一種資本形式，商業資本就是商業經營資本。馬克思指出：“商業資本隻是由于它的實現價值的職能，才在再生産過程中作為資本執行職能，因而才作為執行職能的資本，從總資本所生産的剩餘價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額。”乍看起來，商業利潤是來自商品的出售價格與進貨價格之間的差額，事實上這隻是一種假象，因為商業利潤絕非源于商品出售時的加價即不是源于流通領域，而是源于雇傭工人在生産過程中所創造的部分剩餘價值。這部分剩餘價值是産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商業資本家同産業資本家一樣隻能獲得平均利潤。

第三，借貸資本家集團分得利息。借貸資本家必然牽涉借貸資本，借貸資本是為了取得利息而暫時把貨币資本借貸給職能資本家使用的那部分資本。借貸資本家集團通過貨币的借貸來參與剩餘價值的瓜分。有利息就會有利息率，利息率是一定時期内利息額與借貸資金額（本金）之間的比率，也被簡稱為“利率”。利息率通常分為年利率、月利率、日利率三種。利息率的最高限額不能超過平均利潤率，在平均利潤率一定的條件下，利息率受借貸資本的供求關系調節。在資本主義社會，貨币資本的借貸主要通過銀行來進行。銀行是專門經營貨币資本并充當借貸關系中介人的企業。銀行資本家經營貨币資本業務的目的就是為了獲得利潤，銀行利潤等于放款利息與存款利息之間的差額。銀行利潤同銀行家投資銀行的自有資本的比率構成銀行資本的利潤率。銀行利潤同利息一樣均來源于雇傭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

第四，大土地所有者分得地租。地租是土地所有者在經濟上的實現。資本主義地租是農業資本家為取得土地使用權而付給土地所有者的且由農業工人創造的超過平均利潤的那部分剩餘價值。資本主義地租最為集中地展現着農業資本家和大土地所有者共同瓜分農業工人所創造的剩餘價值的事實。資本主義地租分為兩種基本形式：級差地租和絕對地租。土地面積相等但質量不同必然産生級差地租，級差地租是在資本主義農業中農業資本家向大土地所有者所繳納的地租，分為級差地租Ⅰ和級差地租Ⅱ，土地的等級差别是形成級差地租的條件；農業資本家無論租用什麼樣的土地都要繳納的地租構成絕對地租，絕對地租是由土地私有權的壟斷而産生的地租。

剩餘價值就是由雇傭工人創造并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那部分價值。馬克思科學揭示剩餘價值的存在秘密，不僅科學說明了無産階級貧困的經濟根源，而且還為從經濟學視角進一步深度闡釋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勞動和階級統治提供了強有力的實證基礎。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資本主義社會，異化勞動、階級統治、剩餘價值分别是無産階級貧困的社會根源、政治根源、經濟根源。而資本主義社會的異化勞動、階級統治、剩餘價值等則是以資本主義制度為制度基礎的。就此而言，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是無産階級貧困的總根源。這就決定，無産階級要想實現自身的根本解放，首先就要從根本上消除自身的制度性貧困；要想從根本上消除自身的制度性貧困，首先就要徹底“廢除資産階級的所有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自身的所有制；要想徹底廢除資産階級的所有制并在此基礎上建立自身的所有制，首先就要使自身上升為統治階級并争得民主；當自身上升為統治階級并争得民主之後，就要“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産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産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手裡，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産力的總量”，還要“對所有權和資産階級生産關系實行強制性的幹涉”。隻有這樣，無産階級才能在根本消除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性不公的基礎上消解自身的貧困。馬克思關于無産階級貧困是一種制度性貧困的分析判斷為馬克思關于無産階級乃至全人類實現根本解放思想的确立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也為我們全面把握與深刻領會馬克思關于無産階級乃至全人類實現根本解放思想提供了必要的理論指引。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