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關于發揮政治在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的探索

列甯關于發揮政治在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作用的探索

王衡 王詩龍

一、問題的提出

列甯作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締造者、第一個無産階級執政黨的創建者，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理論貢獻和在國際共産主義運動史上的實踐業績都是居功至偉且影響深遠的。他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帝國主義階段的内在規律，創造性地提出了社會主義有可能首先在帝國主義鍊條的薄弱環節取得突破與勝利，極大地豐富了無産階級政黨學說，堅決捍衛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嚴整和實踐性；他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使社會主義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取得了人類曆史的偉大成就；他晚年聚焦落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一重大命題，開啟了經濟文化落後國家走向社會主義的新道路，既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寶庫增添了新的内容，又為全世界廣大落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寶貴經驗。

列甯一生，無論是革命還是建設時期，都充分重視并善于充分發揮政治對經濟基礎的關鍵“反作用”。在列甯看來，作為上層建築的政治歸根結底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與此同時，政治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能動的反作用是巨大的，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甚至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他指出：“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并且“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列甯的這一論斷充分彰顯了對唯物辯證法爐火純青的運用，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論。

國内學界關于列甯政治觀的研究覆蓋無産階級政黨學說、國家理論、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以及政治文化理論等諸多維度，為進一步深入研究列甯的政治觀奠定了良好基礎。關于無産階級政黨學說，學者們聚焦無産階級政黨的政治任務、動員機制、組織形态、黨内民主與自我革命等關鍵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闡明了列甯對于無産階級政黨的功能、作用、建設等維度的認識；關于國家理論，學者們主要對民主集中制的國家政權組織形式、權力分配的優化方法、政治改革的可能路徑、有效國家的制度與政黨基礎、列甯政治理論的時代意義等内容進行了探讨；關于政治與經濟的關系，有學者以新經濟政策為例探讨了列甯在具體實踐中如何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以更好地發揮政治的重要作用；還有學者聚焦政治文化，研讨列甯如何整體性推進政治文化建設、發展政治認同與共識以及開展思想政治教育等内容。

現有研究關注的焦點側重于考察政治結構、權力體系、政治改革等政治體系内部因素，對于政治功能對經濟、文化、社會等領域的作用路徑、作用機制和作用過程等的研究還不夠細緻，相較于對政治在蘇俄社會主義革命中如何發揮作用的研究，關于政治在蘇俄社會主義建設中對于經濟社會發展作用的研究仍然相對缺乏。事實上，對于在相對落後的經濟文化基礎上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的國家來說，探索如何發揮政治的作用，既是列甯思考的重點，也是當今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普遍面對的現實課題。毛澤東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社會經濟制度發生根本變革的時期，尤其是這樣。”鑒于此，本文嘗試以政治與經濟、政治與上層建築其餘要素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切口，深入探讨十月革命勝利後列甯關于在經濟文化落後條件下如何發揮政治的關鍵作用，以牽引經濟社會發展、加速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

二、社會發展一般規律與政治作用發揮的兩種模式

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所達到的生産力的總和決定着社會狀況”，但在社會發展的辯證運動過程中，又是“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互作用、相互制約，支配着整個社會發展進程”。這兩個論斷闡明：其一，生産力是社會形态演變、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與基礎前提；其二，不能把生産力的根本地位庸俗化為“經濟決定論”或“生産力萬能論”。這兩條基本規律，為列甯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提供了邏輯起點。

一方面，長曆史周期視域下生産力與經濟基礎發揮着決定性作用。馬克思曾指出：“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産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産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适合的生産關系。這些生産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築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适應的現實基礎。”這段被列甯稱為對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完整的表述”表明，生産關系的本質由生産力決定，上層建築的本質由經濟基礎決定。相對應地，把握經濟建設的規律和國家建設的規律，必須回歸到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關系之中，即在“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産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産者的直接關系——這種關系的任何當時的形式必然總是同勞動方式和勞動社會生産力的一定的發展階段相适應——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隐蔽的秘密，發現隐藏着的基礎”。概括而言，盡管曆史發展中充滿着偶然性，但從長曆史時段來看，生産力與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是社會曆史與政治變革的根本動因、決定力量。

另一方面，特定曆史條件下政治可能發揮極為關鍵的作用。在唯物辯證法的視域下，生産力與構成經濟基礎的各種生産關系、構成上層建築的政治、文化、思想、藝術、宗教與哲學等要素之間，并不是一一對應的線性關系，也不是按照特定路徑依次變化的鍊式順序，而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各系統要素時刻處于交互作用之中。上層建築并不總是單純的作為經濟基礎變化的“伴随者”而出現，而是會對經濟基礎産生反作用，推動或者阻礙經濟基礎的變化。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曆史鬥争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着這一鬥争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包含政治、文化、思想、藝術等諸多非物質要素，并不是每種要素在特定曆史時空中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都是相同的。政治上層建築是整個上層建築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政治制度作為最頂端的政治上層建築，與政治權力的關系最為密切，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是最直接、最具決定性的，是上層建築的其他部分所不能比拟的。

上述兩個方面決定了社會形态的演進是統一性和多樣性的辯證發展過程。從一般規律來看，生産力和經濟基礎的變化是社會形态演進的根本約束條件與動力。在這一根本規定性的前提條件下，社會形态演進的動力存在兩種可能：一是在長曆史周期上，充分發揮生産力與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以生産力發展作為社會形态演進的根本動力；二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充分發揮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尤其是政治的關鍵性作用，首先實現上層建築的系統性變革，通過上層建築的變化推動經濟基礎的變化，或者在實現政治上層建築的變革的基礎上，通過政治直接作用于經濟基礎。如何選擇具體路徑，必須置于具體曆史環境與社會條件中來考察判斷。

十月革命勝利後，列甯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選擇體現了對社會形态演進規律的深刻理解。在當時的左派陣營中，對俄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問題主要有兩種看法：一是所謂“庸俗決定論”的觀點，将第一種路徑即生産力在長周期的根本作用，歪曲誤解為“生産力決定論”，代表人物有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他們忽略具體曆史條件，認為“俄國曆史還沒有磨好将來要用它烤成社會主義餡餅的那種面粉”，“俄國生産力還沒有發展到可以實行社會主義的高度”，這是從根本上否定十月革命；二是以列甯為代表的布爾什維克派的觀點，認為可以通過革命首先實現政治變革，然後以先進的政治模式為基礎，創造社會主義的各種條件，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即“我們為什麼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後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趕上别國人民呢？”充分發揮政治的關鍵作用也成為貫穿列甯在十月革命後關于如何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思考和實踐探索的一條邏輯主線。然而，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對于列甯乃至整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來說都是一個複雜的難題。對比十月革命前後，政治是變革過程中變化速度最快、變化程度最深刻的變量，而生産方式和文化上層建築等要素的變化則明顯相對漸進、緩慢。因此，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發揮政治這一要素的關鍵作用，探索政治作用于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的路徑、機制、模式與動力。

十月革命後列甯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可概括為“政治中軸模式”，即以政治作為社會變化、發展的中軸，帶動國家其他要素“同軸共轉”，使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更好地相适應，以推進社會主義建設。“政治中軸模式”經曆了明顯的演進和疊代過程：1917年到1920年底，列甯試圖通過政治全盤調整生産關系，使政治介入生産、分配全過程，實行戰時共産主義政策，以政治權力直接重塑經濟基礎，同時通過無産階級革命全盤掃清舊經濟、舊制度、舊文化；自1921年初，列甯逐漸放棄了“直接過渡”的想法，轉向新經濟政策并開始探索政治改革、政治發展以及社會文化問題，這一時期列甯逐漸走出通過政治直接塑造與控制生産關系的思路，轉而思考政治與上層建築其餘要素的互動關系，嘗試通過政治體制改革與發展社會主義文化推進社會主義建設，即以政治改革來完善政治體制、彰顯治理效能、帶動文化發展，最終以更完善的上層建築帶動經濟基礎變革。

三、以政治權力重塑經濟基礎的嘗試（1917—1920年）

十月革命勝利後，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同時面臨着國際國内的壓力與生産力落後的現實狀況，隻有充分發揮上層建築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不斷調整生産方式與資源配置模式，使其适應國内外形勢需要，才能保證紅色政權的存活與發展。這一時期，列甯關于發揮政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作用的核心主張在于，以政治權力重塑經濟基礎，同時通過無産階級革命全盤掃清舊經濟、舊制度、舊文化，試圖迅速完成過渡，進入社會主義社會。

（一）以政治權力重塑生産資料所有制

針對如何消滅剝削，1896年列甯就提出要“消滅勞動工具的私有制，所有工廠和礦山以及所有大地産等等都歸整個社會所有”，1918年蘇俄的第一部憲法中明确表述當時的主要任務是“确立強大的全俄蘇維埃政權形式的城鄉無産階級與貧農專政，以便完全鎮壓資産階級，消滅人對人的剝削，而奠立沒有階級劃分、沒有國家權力的社會主義”。在理論的指引下，1917—1920年，列甯領導蘇維埃政權強有力、大幅度地完成了對農業、工業兩大領域的生産資料所有制重塑。

在農業領域，十月革命勝利的第二天，列甯起草了《土地法令》，要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該法令經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後得到有力的貫徹與實施。國家沒收地主土地後，對土地進行再分配。1918年起，盡管面臨着内戰的強大壓力，列甯仍然領導蘇維埃政權在全國範圍内大力推進土地改革事業。截至1921年初，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大部分土地已分配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列甯通過無産階級專政的力量迅速完成了土地所有制變革，依靠國家機器廢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為社會主義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工業領域，十月革命剛剛勝利，列甯就領導蘇維埃政權開始了改變大工業生産資料所有制的進程。1917年底到1918年初，列甯領導蘇維埃政權對事關民生與國防的關鍵領域逐步實行國有化；1918年6月28日，列甯簽署了全國大工業國有化的法令，截至1918年底，大型企業的國有化進程完成；1920年11月，蘇俄政府法令要求将雇工十人以上或有機械動力而雇工五人以上的小工廠全部收歸國有，截至1920年底，全部工業以及私人商業已經實現國有化。在工業生産資料所有制的變革過程中，列甯領導的蘇維埃政權堅決鎮壓了資本家的反抗行動和部分商人的投機行為，以強有力的無産階級專政實現了工業領域生産資料的國有化進程。

（二）以政治權力重塑分配制度

列甯指導俄共（布）八大起草的文件指出：“蘇維埃政權現時的任務，是堅定不移地繼續在全國範圍内用有計劃的産品分配來代替貿易。目的是把全體居民組織到統一的消費公社網中，這種公社能把全部分配機關嚴格地集中起來，最迅速、最有計劃、最節省、用最少的勞動來分配一切必需品。”其内核是要以政治力量作為資源分配的主體，取代市場機制，對各類生産要素與消費用品的流通進行配置。

在工業生産資料的分配上，1918年起，列甯領導蘇維埃政權逐步介入工業生産資料的分配過程，建立“國家規模的合理的商品交換”制度，将農業機器、建築材料等工業生産資料與糧食進行強制交換。1918年，燃料等基礎性的生産資料由于戰争的需要首先開始由國家統一定向分配，對各個工廠及其他主要消費單位完全采取定額計劃分配的模式。1920年，勞動和國防委員會開始具體制定工業生産計劃，最高國民經濟委員會根據垂直管理原則設立50餘個管理總局，歸口管理本垂直領域企業的生産資料分配與生産産品分配，各企業不單獨進行盈虧與成本計算，企業生産所需與生産産品根據戰争以及國家工業建設需要定向進行分配。

在非糧食的日常消費用品分配上，列甯領導蘇維埃政權探索采用“供給制”，對全國民衆實行統一的定額供給制度。1918年起，列甯領導蘇維埃政權通過國營合作社分配站有計劃地為居民供應部分生活用品，對一些個人生活商品，如火柴、布匹、肥皂等進行國家壟斷經營，初步建立了實物分配制度。1919年起，列甯領導蘇維埃進一步擴展了國家集中供應體系，建立了統一的分配機關，将城鄉消費合作社聯合為一個統一的分配機構——消費公社，基本覆蓋了大部分工人群體。1920年初，蘇維埃開始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實行物品發放制，這标志着勞動者的工資完全實物化，并逐步推廣到各類日用品以及燃料分發上。

在糧食分配領域，1918年9月，人民委員會通過決議，撤銷地方蘇維埃關于自行購買和自由攜運食品的一切決定，減少了居民之間通過貨币進行糧食分配的市場行為，民衆依靠“不勞動者不得食”的原則獲得基本配給額度。1919年初，開始實行“餘糧收集制”，糧食人民委員部确立征收數額，自上而下攤派到每個農戶，農戶保留個人生活必需的口糧和種子後，餘糧全部上交。1920年1月17日，人民委員會發布了關于免費公共用膳的法令，通過免費公共食堂為大城市的居民進行食物分配。這種分配方式從莫斯科、彼得格勒逐漸向各個工業城市擴散開來，截至年底，大約有200萬工人通過公共食堂獲得食物。

（三）以政治權力重塑資源配置機制

列甯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貨币是“取得社會财富的憑證，千百萬小私有者緊緊地握住這種憑證，把它‘瞞過’國家的耳目”，因此他很早就提出了消滅貨币，消滅以資本主義市場配置資源的模式，提出了“以存折、支票和短期領物證等等來代替貨币，規定貨币必須存放到銀行等等”“把全國所有銀行合并成一個全國性的銀行”“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大‘辛迪加’即整個國家的工作者和職員”等極富創新意義的重要論斷，其内核是強化國家計劃配置資源的能力，逐步實現國家計劃下的資源流通。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列甯領導蘇維埃開始了重塑資源配置機制的過程。

1917年底至1920年底，蘇維埃對資源配置的程度逐漸加深，配置領域逐漸擴展，最終基本上取代了市場的作用。1917年12月，列甯領導蘇維埃成立最高經濟委員會，逐步對社會資源配置模式進行系統性調整，通過管理食品與日用消費品流通的方式對私營工商業進行監督與調節，并規定利潤額，極大增強了國家配置資源的能力。1918年6月，發布《關于布匹的采購和分配》法令，規定全部布匹資源的流通與配置統一由蘇維埃進行，杜絕了當時以布匹代替貨币進行商業活動的可能；與之基本同期進行的還有部分零售商業被收歸城市所有，蘇維埃通過“消費合作社”的形式在消費品交換領域逐步替代市場，并通過國家管理合作社的形式完成對全國食品與日用品的流通控制。1919年起，為進一步貫徹消滅貨币的方針，人民銀行的信貸職能大幅削減，部分職能歸并至相應的财政部門，1920年正式撤銷人民銀行。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一曆史時期，蘇維埃俄國同樣進行了政治、文化與社會領域的一系列建設，運用政治權力廢除了各種各樣的反動文化機構，推廣社會主義文化事業。但此時蘇俄社會主義建設最顯著的特點，無疑是通過無産階級專政的政治形态直接介入生産關系，嘗試以強有力的政治權力徹底改變俄國的經濟基礎。客觀來講，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這種模式确實對蘇俄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産生了正面作用，尤其是集中體現在面對帝國主義列強包圍和經濟危機的内外交困局面，蘇俄成功地保衛了新生的紅色政權，讓“又弱又落後的國家竟戰勝了世界上幾個最強大的國家”。但是随着時間的推移，這種政策逐漸激發起農民較為強烈的不滿，城市工人的積極性也日益受挫，出現了農民叛亂、工廠組織混亂等各類問題，至1921年初，包括工業産值、糧食産量、石油産量、鋼鐵産量等指标在内的各項經濟數據相比1913年出現明顯下滑，這種政策模式難以為繼，已經到了必須改革的地步。顯然，列甯試圖通過政治權力直接全盤改造生産關系，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嘗試在實踐中遇到了嚴重挫折，迫切需要探索政治發揮關鍵作用的新路徑、新模式。

四、以政治改革完善上層建築的調整與構想（1921—1924年）

對戰時共産主義政策的反思是政治改革的出場邏輯。面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的挫折，列甯多次在公開場合承認：“我們犯了錯誤：決定直接過渡到共産主義的生産和分配。”1921年春，他針對社會主義建設中遇到的問題進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調整，以更加順應經濟發展規律的新經濟政策取代了政治權力直接重塑經濟基礎的嘗試，允許商品經濟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允許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更加順應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1922年，列甯又系統性地思考了落後國家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時的諸多關鍵問題以及政治在其中的作用。這個階段，列甯關于發揮政治在社會主義建設中作用的理論與實踐的核心主張是，通過政治改革促進治理體系完善與治理功能提升，進而通過有效的政治能力推動社會文化繁榮，最終作用于經濟基礎，解放和發展生産力，為社會主義建設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文化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新模式并不意味着列甯放棄了改造經濟基礎的嘗試。恰恰相反，列甯認為政治的根本作用對象仍是經濟基礎。列甯指出：“從物質、經濟、生産意義上說，我們還沒有到達社會主義的‘前階’，而不通過我們尚未到達的這個‘前階’，就不能走進社會主義的大門。”從這個論斷可以看出，政治改革與文化革命具有非常清晰的最終目标，即解放與發展生産力，達到社會主義的“前階”。毫無疑問，社會主義建設是涉及經濟、政治、文化等要素在内的複雜活動，而之所以要花費時間精力研究這些要素的複雜關系，探索“在國家的正确調節（引導）下活躍國内商業”，是因為“掌握不了整個鍊條，建不成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基礎”，而之所以要發展文化等上層建築，是因為“隻就國内經濟關系來說，那麼我們現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義”。這些論斷鮮明地指出，鍊條的最終目的指向的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因此，盡管列甯在這一時期一定程度上放棄了以政治權力直接重塑經濟基礎的嘗試，但是他始終牢牢把握住發展生産力、變革經濟基礎這一社會主義建設的前提條件、基礎任務，把思考的重點聚焦于政治改革和文化建設上，以政治改革完善國家制度、政治能力、文化發展，從而以更加完善的上層建築為經濟基礎變革、實現生産力發展創造前提與條件。

（一）以治理體系的改革和治理效能的提升促進政治發展

列甯認識到，在落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兩個維度的政治改革帶動政治發展。其中，治理體系更加側重于靜态角度，指國家在治理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體制機制安排，覆蓋經濟、政治與社會建設等各個領域；而治理能力更加側重于動态角度，取決于國家機關與政黨能否在給定制度框架與制度資源供給的基礎上，有效管理社會各項事務，發揮治理功能，将治理體系轉化為治理效果。

其一，以治理體系的深入改革促進政治發展。對于治理體系的改革，列甯的中心思想是完善權力分配基本格局，制度化地擴大民主參與、監督。在完善國家權力分配格局方面，列甯提出了如下措施：一是完善俄共（布）與蘇維埃之間的權力分配格局與運行機制。1922年3月，列甯指出：“必須十分明确地劃分黨（及其中央）和蘇維埃政權的職責”，黨的職能是“對所有國家機關的工作進行總的領導”，蘇維埃國家機關需要擁有獨立性與自主性，黨本身不能直接行使國家權力，而是通過對國家機關的領導來行使國家權力，即黨不是強制的領域，隻有國家才是“實行強制的領域”，明确了政黨與政權之間的相互關系與政治格局。二是完善國家立法權的分配與運行。列甯晚年認為，對于制定經濟計劃等涉及專業知識的相關領域，要賦予由“内行、專家、科技界人士”所組成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部分立法權，“使國家計劃委員會的決定不被通常的蘇維埃審議程序推翻，改變決定要有特别程序”。提高立法的專業化程度與可操作性，改善“我們某些能夠對國家事務的方針起決定性影響的同志誇大了行政這一方面”的影響。列甯試圖通過完善立法權的分配與運行，制約已經出現的個人集權趨勢。三是完善政治監督體制機制。一方面，要提高中央監察委員會與工農檢查院的政治地位，改變工農檢查院作為中央委員的“附屬品”或中央委員的“助手”的格局，走上“中央委員會就會同中央監察委員會一起最終走上變成黨的最高代表會議的道路”；另一方面，要制度化地鞏固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權力，規定凡與政治局會議有關的文件，“一律應在會議前24小時送交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各委員”，同時中央監察委員會必須有委員出席政治局會議并履行監督職能。

其二，以治理效能的不斷提升促進政治發展。良好的治理體系必須通過治理功能的實現才能轉化為現實。在列甯的政治設想中，完善治理功能，主要體現在不斷提高國家機關與黨的部門的治理效能上。一是擴大機關民主程度。中央委員會要“吸收很多工人參加中央委員會”，而且“應當主要不是來自那些做過長期蘇維埃工作的工人”，通過擴大中央委員會的人數，調整委員結構，避免權力過分向少數人集中。對于國家計劃委員會，則進一步吸納專業人才與科學家，在決策中廣泛征求技術專業人士的意見，同時建議将斯大林調離總書記崗位。二是遏制官僚主義作風。列甯認為官僚主義作風和農奴制是“資産階級制度以前的糟糕之極的文化”。應對官僚主義，最關鍵的是長期發動群衆，“隻有當全體居民都參加管理工作時，才能把反官僚主義的鬥争進行到底”。同時需要精簡國家機關，對于當時存在的120多個國家機關與人民委員會，列甯認為真正有必要的隻有16個，并提出要大幅度削減工農檢查院的人數。“當前最主要的迫切任務，也是最近幾年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通過縮減蘇維埃機關、改善組織、消滅拖拉作風和官僚主義、減少非生産開支，來不斷地精簡蘇維埃機關和減少其費用。”三是推行科學管理方法。列甯充分汲取資本主義文明中的有益經驗做法，批判吸收西方文官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此改善國家機關與黨的部門的工作效率，如改進文書制度，提出要在借鑒西方文書制度的基礎上，“制定出文牍工作規範，然後全面推廣”。他主張建立個人責任制度，明确職權範圍，避免集體領導變為無人領導，降低會議頻率并提高會議效率，明确規定各人民委員會每周開會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兩小時等，不斷提高國家和黨的機關的制度科學性、管理有效性。

（二）充分發揮政治關鍵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發展

在落後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還要充分發揮政治的關鍵作用，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發展。由于沙俄時期統治階級有意識地推行愚民政策，剝奪了大量居民尤其是女性居民的受教育權利，加之常年的戰争狀态，導緻俄國居民的文化水平普遍較低。而這種落後的文化狀況嚴重制約了政治建設、生産力發展，導緻本該由無産階級進行的統治“實際上卻是通過無産階級先進階層來為勞動者實行管理而不是通過勞動群衆來實行管理的機關”。農民過低的受教育程度導緻農村合作化缺乏前提條件，因為“這一條件本身就包含有農民（正是人數衆多的農民）的文化水平的問題”。因此，如何運用政治的力量快速推動社會文化發展，同樣成為列甯晚年的重要思考。

一是以先進的政治引導文化發展。面對文化落後的社會現實，列甯結合本國實際情況作出了“我們的重心轉移到文化主義上去了”的判斷。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列甯給出的答案是以政治為文化發展奠定基礎和前提。早在1894年，列甯就對政治與文化的關系進行了思考，認為無産階級政黨是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思想領導者”，必須發揮政黨對文化發展的領導性作用，同時将文化宣傳工作視為無産階級革命事業的“齒輪”與“螺絲釘”，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必須服從無産階級的政治需要，這一思想貫穿列甯的全部實踐。十月革命後，針對新成立的文化機構，列甯又強調“派共産黨員到該局各中心機關和領導機關去擔任‘政治委員’”。列甯認為先進的文化要服務于政治，要通過政治來引導文化的發展。

二是改革黨政機關的選拔機制與學習風氣，充分發揮示範帶頭作用。列甯認為，文化建設必須首先從黨政機關自身的改革做起，要以制度化的保障和自主的學習來不斷提高工作人員的文化水平。一方面，他認為需要提高既有工作人員的文化水平，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一定要給自己提出這樣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還是學習”；另一方面，他認為應該改革黨政機關的選拔導向，吸納更多優秀的工人與知識分子，進一步提高黨政機關的人員素質，“把具有真正現代素質的人才，即同西歐優秀人才相比并不遜色的人才集中到工農檢查院裡來”，以一個文化先進的政治機關帶動社會文化發展。

三是改革國家資源配置模式，更多向教育領域傾斜。列甯認為，發展國民教育是建設社會主義文化最關鍵的任務，列甯構想通過一系列政策将社會資源向教育領域傾斜。第一，增加教育經費，通過精簡機構、清除冗員來削減不必要的經費，“以便把削減下來的款項轉用于教育人民委員部”，強化對推行國民教育的經費保障；第二，提高教師待遇，在政治上高度重視教師，營造全社會尊師重教的良好氛圍，把教師地位提到應有的高度，增加對教師的物質保障，提醒黨政機關“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師的面包配給額了”，同時“不斷地加強組織國民教師的工作”，振奮教師隊伍精神，強化教師隊伍建設；第三，進行教育機構改革，列甯特别提到了職業教育總局，認為其編制過于龐大，導緻人員冗餘，大量工作并非出于對國民教育的關切而是以部門利益為出發點，因此必須精簡機構，進行職能再造，以優化教育供給能力。

四是創新黨政機關協同方式，彌補城鄉間文化差異。十月革命勝利後，俄國仍然是農業國家，農民仍然占據全部人口的多數，且相較于城市，農村居民識字率與受教育水平更低，顯著阻礙了農業合作化的進程。對于如何迅速加強農村文化建設、提升農民文化水平，列甯進行了深入思考。一方面，要更加充分地發揮國家機關作用，對農村教育進行更多投入，對于“下農村”的各類項目“不要舍不得花錢”；另一方面，要更加充分發揮共産黨以及群衆團體的作用，尤其強調發揮工人階級以及先進政黨的示範帶動作用，在工廠中成立大量文化幫扶團體，支援農村文化發展，并且富有創造性地提出了“支部共建”的組織方法，提出要“做到把所有的城市支部都‘分配’給各農村支部……來滿足自己的兄弟支部的各種文化需求”，通過加速城鄉資源的流動，促進農村文化的發展。

五、結語

習近平指出：“一個國家的政治制度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同時又反作用于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基礎，乃至于起到決定性作用。在一個國家的各種制度中，政治制度處于關鍵環節。”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落後國家進行現代化建設往往是在高度壓縮的時空條件下推進的，具有速度快、幅度大、領域廣、矛盾多、反抗烈的顯著特點，尤其需要充分發揮政治上層建築的作用，統籌社會各個領域協調并進，以維持推進現代化必需的穩定政治社會秩序，化解傳統社會急速向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各類矛盾沖突。列甯在領導十月革命勝利後，圍繞如何發揮政治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後國家社會發展進程中作用的探索，具有穿越時空的理論和實踐價值，為我們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啟示與借鑒。

一方面，發揮“政治中軸”作用必須順應經濟發展規律。對于列甯所面臨的情況而言，通過政治直接改變生産關系以此來“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因此，列甯放棄了在短期内全盤重塑經濟基礎的做法，而是先以“權宜之計”新經濟政策尋求過渡。随着對經濟發展規律認識的深化，列甯進一步意識到這種在蘇維埃政權領導下以公有制為主，承認商品交換、承認市場作用、允許私人企業發展、保持适當政府幹預的新型政治經濟關系不是短期的權宜之計，而是需要“認真地和長期地（當然，正如我們已經正确指出的，并不是永遠）執行這個政策”，是在社會主義建設中需要長期堅持的政策與方法。這就啟示我們，社會建設與發展有其内在的客觀經濟規律，盲目冒進隻會造成嚴重的政治經濟後果。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必須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推動資源配置依據市場規則、市場指标、市場競争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的經濟職能，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争、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通過加快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新質生産力，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夯實物質基礎。

另一方面，發揮“政治中軸”作用必須不斷完善上層建築。對于列甯而言，國内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與“阻止西歐反革命國家扼殺我們”并堅持到世界革命的到來的現實要求是擺在他面前的客觀形勢。在經濟基礎短期内難以發生質變的前提下，經過深思熟慮，列甯在1923年提出“我們面前擺着兩個劃時代的主要任務”：第一個是“改造我們原封不動地從舊時代接收過來的簡直毫無用處的國家機關”；第二個是“在農民中進行的文化工作”，其實質是扭住政治這個核心，迅速推動上層建築發展，以更加完善的上層建築來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應對國際形勢變化。這就啟示我們，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進程中，必須把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标，堅持以制度建設為主線，築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創新重要制度。通過不斷加強馬克思主義執政黨建設，健全全過程人民民主制度體系，堅持全面依法治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推動生産關系和生産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适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

當然也必須注意到，與列甯所處的100多年前的蘇俄相比，當今的中國在具體國情上大相徑庭，中國式現代化所展現的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等鮮明的中國特色，以及中國獨特的曆史傳承、文化傳統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與蘇俄社會主義建設面臨的客觀條件存在顯著不同。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我們要在牢牢把握列甯關于政治如何發揮關鍵作用思想的精髓的基礎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斷豐富和發展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為拓展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來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