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疊變律：邏輯、現實與趨勢

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疊變律：邏輯、現實與趨勢

秦蒙

一、引 言

縱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發展史，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的普遍發展開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随着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形成和發展，國有經濟得到了大規模發展。進入20世紀80年代，在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歐美等發達國家掀起了國有企業私有化浪潮，國有經濟比重明顯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又出現了重新國有化的趨勢。由此可見，二戰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數次國有化和私有化的交替。21世紀以來，新自由主義盡管面臨多重挑戰，但仍牢牢掌握主流話語權，市場仍在不斷擴張，這勢必會激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内矛盾并加劇全球沖突，或許又将引發新一輪國有化趨勢轉變。

國内學者對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曆的國有化和私有化浪潮展開了諸多研究與總結，但基本上都是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和私有化交替出現的曆史現象的回顧以及對國有化和私有化浪潮各自出現的動機、産生的結果或績效的總結，缺少一個理論分析框架。本文可能的創新之處在于：第一，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和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雙向運動”理論，構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波蘭尼視角下分析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交替性演變規律的理論框架；第二，基于上述理論框架總結了20世紀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和私有化改革交替出現的曆史事實，以及21世紀治理危機背景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發展的最新動向。通過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疊變律的分析，本文強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是其本質特征，國有經濟作為公有制的載體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直接相關，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對國有經濟的侵蝕，正确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堅決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

二、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疊變律的理論分析邏輯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看，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導緻資本主義社會面臨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這要求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不斷調整以适應生産力發展的要求，由此決定了所有制結構和生産資料私人占有方式社會化趨勢的不斷提高。按照波蘭尼的“雙向運動”理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曆史，是市場的不斷擴張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社會保護運動之間的矛盾演化的曆史，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和私有化改革會随着市場化浪潮和反向社會保護運動間的矛盾運動而交替發生。波蘭尼的理論可以被理解為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一個補充，資本主義社會的“國有化—私有化”交替演變趨勢不僅是經濟危機所引緻的生産關系調整的結果，也受到政治權力、意識形态等上層建築因素的直接影響。因此，在分别梳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及其發展的理論、波蘭尼的“雙向運動”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馬克思主義—波蘭尼視角下理解資本主義“國有化—私有化”疊變律的理論分析框架。

1.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理論及其發展

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依據唯物辯證法和曆史唯物主義深刻分析了生産力與生産關系這一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辯證運動過程。在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基本矛盾表現為生産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制之間的矛盾。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發展必然會引發以生産相對過剩為主要特征的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社會必須不斷調整資本所有制的社會化形式以緩和基本矛盾(如19世紀中期出現的股份公司和私人壟斷資本所有制形式),當生産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與資本主義外殼不相容的地步時，“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無産階級将“一步步地奪取資産階級的全部資本”,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恩格斯進一步強調，當生産社會化程度發展到國家不得不承擔起對生産的管理的時候，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就達到了極限，“無論是向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轉變，還是向國家财産的轉變，都沒有消除生産力的資本屬性。…現代國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産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産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于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日益迫使人們把大規模的社會化的生産資料變為國家财産”,“無産階級将取得國家财産，并且首先把生産資料變為國家财産”,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

列甯遵循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範式，分析了壟斷資本主義發展到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以及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列甯指出，20世紀40年代的帝國主義戰争加速了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資本的積聚和國際化程度，國家政權與金融壟斷資本相結合，“壟斷資本主義正在向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變…許多國家實行生産和分配的社會調節”,這進一步提高了生産社會化水平，同時激化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無産階級做好了通過社會主義革命實現全面公有制的準備，因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的最充分的物質準備，是社會主義的前階”。

當前，伴随着經濟全球化、資本積累金融化、新科技革命等因素的影響，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呈現出新的特征和表現形式，資本主義社會也不斷對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進行有限度的調整與變革以适應生産社會化發展的規律。但資本主義私有制更加社會化的形式隻會導緻矛盾在更深層次和更大範圍上運動和發展，隻有實現生産資料公有制完全取代生産資料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危機。

2.波蘭尼的“雙向運動”理論

波蘭尼在《大轉型》一書中利用“嵌入”“脫嵌”概念和“雙向運動”理論駁斥了市場自由主義(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認為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必然會失敗，并轉向一個“新的、非市場基礎上的工業文明”,最終實現大轉型。波蘭尼的主要論點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在19世紀之前的前資本主義社會，市場和經濟都是社會系統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并“嵌入”在社會關系中；第二，19世紀資本主義興起，勞動力、土地和貨币等關鍵性生産要素被轉化為商品(虛拟商品),市場不但開始主導經濟生活，也逐漸主導政治、宗教和社會生活，最終導緻市場和經濟的“脫嵌”和市場自由主義的形成，這一“脫嵌”過程并不是自發産生的，而是有賴于政府幹預主義；第三，虛拟商品的出現會帶來社會解體的風險，并引發反向的社會保護運動。西方社會由此開啟了所謂的“雙向運動”,即一方是以自由放任為指導的市場擴張運動；另一方是各種社會力量起而保護社會免于市場侵害的反向運動。兩種方向的矛盾運動所積累的破壞性張力導緻資本主義社會陷入混亂，最終釀就危機、戰争和革命等危及資本主義的巨變。

基于上述論點，波蘭尼強調，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烏托邦”,市場和社會的矛盾運動必然會導緻資本主義社會産生不可調和的矛盾，隻有當市場的運行“内嵌”在市場以外的制度中，才能保證市場本身的有效運行。這樣一種“嵌入”于制度的市場在波蘭尼那裡被認為是存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盡管波蘭尼社會主義者的身份并未被馬克思主義學派正式承認，其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大轉型也并未實現，但其所提出的“嵌入”“脫嵌”概念和“雙向運動”理論仍對透析資本主義市場社會為何走向失敗這一問題具有重要的意義。

3.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疊變律的理論邏輯：基于馬克思主義-波蘭尼的視角

根據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産社會化和生産資料私有制之間矛盾的發展導緻資本主義不斷經曆着以生産相對過剩為主要特征的周期性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為應對危機對生産關系進行了有限度的調整和變革，所有制結構和生産資料占有方式的社會化趨勢逐漸增強,而生産關系社會化程度的提高又使得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更深層次和更大範圍内發展，資本主義最終會以更加嚴重的危機爆發形式走向滅亡。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矛盾運動始終支配着資本主義社會化進程，實現生産資料社會所有制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産社會化的最終發展趨勢和表現形式，最終結果就是不存在任何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和商品貨币關系(這一理論邏輯在圖1中表現為路徑A)。而按照波蘭尼的看法，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市場的無限擴張趨勢和反向的社會保護運動之間的沖突，這兩個沖突之間很難實現平衡，并最終導緻市場擴張和反向社會保護運動間呈現出一種如“鐘擺運動”般的趨勢，資本主義國有化與私有化也因此呈現出周期性切換的特征(這一理論邏輯在圖1中表現為路徑B)。②隻有國家(政府)等制度型式“内在于”市場，并把經濟關系重新“嵌入”到社會政治關系中後，才可以保證市場本身的運行以及社會整體的穩定。波蘭尼的思想可以被理解為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補充。波蘭尼在反對市場自由主義的時候，就發起過對傳統馬克思主義生産力一元決定論或經濟決定論的批判，這一批判直指政治與經濟的制度性分離這一弊端。馬克思主義學派已經有學者注意到了決定論式唯物史觀的缺陷，③列甯晚年基于俄國十月革命實踐展開了對第二國際以來流行的“生産力一元決定論”的反思；④毛澤東則根據中國革命實踐革新了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設想，并指出，生産力、經濟基礎具有決定性作用，這是世界曆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但生産關系、上層建築在“一定條件下”可能具有決定性的反作用，這是世界曆史發展的特殊規律。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張聞天等馬克思主義學者進一步闡述了生産力與生産關系之間兩種可能的因果關系以及生産關系的兩重功能，⑤孟捷在批判總結上述學者觀點的基礎上，以“有機生産方式的變遷”這一概念完成了對曆史唯物論的重構：生産關系在功能上具有兩重性，它一方面表現和适應生産力，另一方面也服務于剩餘的占有和支配。生産關系的這兩種功能并不總是協調一緻的，這意味着，生産關系的變革可能會受到生産力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隻有當上述兩重功能彼此統一時，生産關系的改變才會伴随着不可逆的生産方式整體的變遷(有機生産方式的變遷)。

那麼，又是哪些生産力之外的因素帶來了生産關系的改變呢?通過汲取波蘭尼的思想發現，經濟從來不是獨立的，而是“嵌入”在政治、宗教等社會關系或制度中，當這些社會關系或制度能夠在功能上起着生産關系的功能時，就能成為經濟基礎的一部分，并對生産關系和經濟基礎的改變起着決定性作用。在人類曆史上，血緣、宗教和國家等制度型式，都曾擔負過生産關系的功能，并因此直接成為經濟基礎的組成部分，對經濟制度和經濟基礎的型構起着決定性作用。在此意義上，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或者說經濟和政治、市場和國家之間的區别，就不是兩種不同制度的區别，而是制度在不同功能上的區别。

将有機生産方式變遷理論和波蘭尼的思想結合在一起，就可以構建闡述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互關系的完整分析框架，這一分析框架為解釋資本主義社會的制度變遷提供了理論基礎，也為理解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與私有化的交替提供了一個理論基石。一般來說，國有化過程就是将私人企業的生産資料收歸國有的過程，包含完全國有和部分國有兩種形式。按照馬克思主義-波蘭尼理論框架，資本主義社會為了緩解基本矛盾，使生産關系的社會化與生産力的社會化相适應，采取了國家權力和壟斷私人資本相結合的所有制結構；而當政治權力、意識形态等上層建築因素因承擔生産關系功能，成為生産關系的建構性原則後，就會直接導緻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制結構和私人占有方式的變化(這一理論邏輯在圖1中表現為路徑C)。具體來說，當國家作為一種制度嵌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後，就會推動資本主義社會國有化進程：一方面，國家會作為生産性主體承擔生産資料和消費資料的供給；另一方面，國家作為協調資産階級和社會整體利益之間的工具，在公共部門、社會福利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并重新分配财富和權力。而當資産階級政黨在意識形态上堅持國家對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工具屬性時，國家就會退出市場經濟，并引發波蘭尼所謂的“脫嵌”過程，走上以私有化為主的市場擴張道路。

三、20世紀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疊變的現實

縱覽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曆史，國有化和私有化在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發展實踐中常常交替出現。20世紀以來，以美國、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等為典型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就至少出現了3次國有化和私有化改革的切換：第一次是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規模國有化浪潮；第二次是1979～2008年間以“撒切爾主義”為起點的私有化改革浪潮；第三次是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重新國有化小浪潮。基于上述理論分析框架，介紹典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和私有化交替出現的曆史現實及其原因，以總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的“周期律”。

1.20世紀3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末的大規模國有化浪潮

以美國、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等為典型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和結束後推行了較大規模的國有化運動，這主要是以下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的技術革命使得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産社會化水平提高，生産力的快速發展對生産關系的社會化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如圖1中路徑A所描述的國有化演變趨勢路徑),資本主義生産組織形式和所有制結構也因此發生了變化：一方面，泰勒主義和半自動化裝配線生産方式成為二戰後的主要生産模式；另一方面，所有制結構和私人占有方式更加多元化和多樣化，生産資料所有制高度社會化，國家權力不斷和私人壟斷資本相融合。第二，凱恩斯國家幹預主義意識形态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和戰後經濟衰退時期被資本主義政黨接受，成為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建構性原則，國家作為一種制度型式“嵌入”經濟，并被要求作為生産性主體參與經濟，[27]國有經濟因此迅速發展(即如圖1中路徑C所描述的國有化演變趨勢路徑)。在新技術革命和凱恩斯國家幹預主義思潮的影響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國家壟斷資本得以迅速積累，資本主義生産的社會化程度得到了充分發展：工業流水線被自動化生産模式所取代，國家擁有了生産資料的所有者和管理者的雙重身份，國有企業不僅存在于郵政、電力、電信等帶有公共物品和自然壟斷屬性的行業中，還逐漸涉足建築業、制造業、航空業等競争性行業以及高科技行業以引導國内經濟和産業政策(參見表1)。這一時期國有資本的快速發展有效緩和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并促使資本主義國家曆經了30多年的長期繁榮時期(戰後“黃金年代”)。

美國是國有化程度很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但在1945年至20世紀60年代末這一期間，美國政府都延續了羅斯福新政時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發展計劃，并在聯邦制下創建了一些包括州政府、市政當局和聯邦政府在内的三個主體經營的政府企業，它們主要涉及郵政、交通運輸、公共服務事業、土地買賣等行業，且多以控股、參股的形式推行國有化。[28]英國、法國和聯邦德國則在二戰後展開了較大範圍的國有化改革，其中，英國分别在1945～1951年、1964～1968年和1974年至20世紀70年代末出現了三次國有化高潮。第一次和第二次國有化主要集中在金融、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以及鋼鐵等行業，國家通過收購私有企業、國家投資等方式在郵政、無線電廣播及通訊、電站、鐵路運輸、航空、鋼鐵和汽車等行業建立了大量國有企業。1974年開始的第三次國有化更是擴展到了競争性行業和高技術行業，對航天航空、電子計算機、汽車制造等行業通過控股或參股的方式進行了國有化改造。至20世紀70年代末，英國在郵政、無線電廣播及通訊、電站、鐵路運輸等基礎設施行業的國有化程度達到了100%,國有企業已經發展到18283家，國有企業産值占國民生産總值比重達10.5%。[30]在法國，經過1936～1938年、1944～1959年和1981～1982年三次“國有化”運動後，法國政府先後将銀行、保險公司和公共服務部門收歸國有；在運輸、通訊等領域成立了一批公私合營公司；同時還成立了法國煤炭公司、法國電力公司等國有企業。到20世紀70年代末，法國國有經濟已經形成了較大的規模，國家直接運營全國20%以上的資産，國有企業在郵政、電訊、鐵路等行業占比達100%;在鋼鐵、航空運輸業等行業占比超70%;在基礎化學、人造纖維等行業占比也超過了50%。[31]德國(聯邦德國)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并未推行大規模國有化，但卻形成了獨特的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在充分發揮市場自由競争的同時，輔以國家幹預來彌補市場運行中的缺陷。政府對具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部門實施了國有化或國家控股、參股，其中在鐵路運輸、電信、郵政等基礎設施部門基本實現了全部國有化；在煤、焦炭、石油，以及鋼鐵行業中也占有較大份額。

2.1979～2008年間以“撒切爾主義”為起點的私有化改革浪潮

凱恩斯國家幹預主義意識形态主導下的經濟政策雖然暫時緩解了資本主義基本矛盾，但同時又使基本矛盾在生産領域和分配領域呈現出了新的表現形式，最終導緻了1973～1975年的“滞漲危機”,資本主義黃金年代由此走向終結。經濟上的滞漲使得資本主義矛盾再次被激化，新自由主義及其經濟意識形态趁機而起，并取代凱恩斯主義意識形态成為這一時期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建構性原則，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此開啟了新自由主義時代。⑥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已經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調節公共政策的新經濟正統，它對這一時期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制度和經濟基礎的變革和型構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全面私有化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主要的經濟政策(即如圖1中路徑C所描述的國有化演變趨勢路徑)。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被重建，國家權力被用于重建自由市場，而公共資産、公共權力以及環境公共資源則被大規模私有化，[33]私人資本從凱恩斯國家幹預主義時期的約束中“脫嵌”出來，并能夠進入以往不能進入的重要生産性部門和公共部門，最終結果就是發達資本主義各國國有經濟比重都大幅度下降，公共财産和收入又從大衆手裡重新轉移到大資産階級手中。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 Volcker)在1979年10月展開了對美國貨币政策的改革以遏制通貨膨脹；裡根政府又進一步推進了以削減聯邦開支、緊縮貨币、放松管制(從航空、電信到金融等領域)、減稅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此後的克林頓政府奉行經濟自由化的政策，倡導最小政府，力主“重塑自由市場”。美國國有企業規模因此大幅度縮減，僅在1988～1992年間，美國聯邦政府就出售國有資産和削減各項補助金達250億美元。英國保守黨領袖撒切爾夫人大力推行了保守主義改革，國有企業私有化是改革的核心。1979～1990年間，英國政府分階段對不同類型的國有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革，依次售賣了石油、航天等處于競争性行業的國企以及處于自然壟斷和公用事業行業的部分國企。通過私有化改革，英國國有經濟規模大幅度縮減，英國飛機制造公司、英國電信公司、英國航空公司、鋼鐵、電和煤氣、石油、煤礦、鐵路，以及許多小型國有企業都被變賣了。到20世紀80年代末，英國國有資産售賣總額達250億英鎊。法國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實施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1986年希拉克政府頒布兩項私有化法案，并開始出售國有企業。1993年巴拉迪爾政府開啟了以股權向私人資本開放為特征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數千家國有企業被私有化。在此之後，法國國有企業數量明顯減少，且僅僅存在于電力、煤礦等基礎經濟部門。德國(聯邦德國)政府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開始了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主要目的在于提高經濟運行效率以及企業的國際競争力。20世紀90年代開始，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和自由化歐洲統一市場共識的影響，德國私有化改革進一步深化，聯邦政府大量減持文化産業、醫療、汽車、鋼鐵等行業國有企業的股份，并遵循企業經營原則；[7]21世紀初又逐漸放開了對郵政、電信、交通和能源領域的競争管制，聯邦鐵路、聯邦郵政和聯邦通訊這三大重要公共部門的私有化基本完成。德國國有企業數量因此大規模減少，聯邦政府直接參股企業和聯邦特别财産企業數量從1991年的214個下降至2002年的120個，重要直接參股企業從136個減少到了2002年的37個。

3.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重新國有化小浪潮

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主導的國有經濟私有化改革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反而引發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後，國有化趨勢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内又短暫興起。這主要是因為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政策導緻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集中激化并爆發，民衆對自由市場愈發不滿，社會要求保護的呼聲高漲。為應對危機、穩定金融市場、緩和社會各類矛盾，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不得不實施國有化舉措以改變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具體包括金融救助計劃以及刺激經濟增長的一攬子計劃，推行了降低存款準備金率、設立救助基金、金融機構國有化以及補助失業者、創造就業和增加政府投資等舉措。

美國小布什政府在2008年9月頒布了金融機構不良資産救助計劃(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該計劃通過認購優先股或普通股的方式向美國主要金融機構提供了大量資金援助——向9家主要銀行提供至少1250億美元的援助，向保險巨頭AIG提供400億美元；同時又向通用汽車公司和克萊斯勒公司提供174億美元的救助資金。随後的奧巴馬政府又在2009年2月通過了美國複蘇和再投資法案(ARRA,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ARRA法案主要通過醫保改革計劃、減稅計劃和基礎設施支出計劃以補助失業者、創造就業和增加政府投資。[35]英國政府于2008年10月推出了5000億英鎊的救市方案，其中2500億英鎊為銀行間貸款活動提供擔保，2000億英鎊為銀行機構提供短期貸款，500億英鎊以購買優先股的方式向蘇格蘭皇家銀行、蘇格蘭哈裡法克斯銀行(HBOS)等大型金融機構注資以穩定金融市場。卡梅倫政府執政後，宣布啟動政府産業戰略，并将航空航天、農業技術、生命科學、核工業等11個關鍵部門作為政府重點支持領域。法國在2008年推出了3600億歐元的救市計劃，其中400億歐元直接向銀行注資，3200億歐元為銀行借貸做擔保。同時，薩科齊政府還實施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的新舉措，包括成立戰略投資基金、加強銀行貸款監管等。德國議會在2008年10月通過了5000億歐元的金融救市方案，其中，4000億歐元為銀行間貸款提供擔保；800億歐元和200億歐元分别作為特别基金和預防性基金以幫助銀行增加自有資本或渡過危機。[36]2009年4月，德國又出資1020億歐元将住房抵押貸款銀行收歸了國有。

四、21世紀國家治理危機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與私有化的疊變

1.新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的國家治理危機與國有化

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迫使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一系列救市政策，并重啟了國有化，尤其是金融行業的國有化。這些救市政策和新一輪國有化的效果如何?是否意味着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揚棄新自由主義?新一輪的國有化是會繼續推進還是會切換為又一輪私有化?從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公開的增長數據可以發現，救市政策和國有化舉措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資本主義各國銀行系統，并使得經濟有所複蘇，但經濟的有限複蘇卻伴随着嚴重的财政赤字和債務、高失業率，以及繼續惡化的不平等狀況。這是因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在資本主義國家并未走向終結，反而朝向極化、保守化發展，危機治理政策本質上仍然是以新自由主義政策來挽救新自由主義本身。這些政策必然會在經濟上把資本主義各國拖入長期增長乏力甚至“滞脹”中，在政治上則預示着階級矛盾激化、民主政治亂象時代的到來，資本主義世界由此陷入國家治理危機。

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引導下，資本主義國家機器被塑造為私人财産所有者、企業、跨國公司和金融資本利益的維護者，國家必須服從壟斷金融資本的命令，并為壟斷金融資本創造高盈利的條件。在面臨金融危機時，資本主義各國通過對金融機構注資獲取股權的方式實現了金融機構從私有化向部分國有化的轉變，穩定了金融市場，但這些财政援助大部分都流向了壟斷金融資本和壟斷金融機構，而資金壓力卻轉移給了公共财政。2008～2010年間，西方各國的公共财政赤字率普遍上升，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年均财政赤字率分别達到了7.2%、8.8%、6.0%和2.5%。⑧為減輕财政壓力，削減赤字和債務，各國又從财政擴張轉為财政緊縮，實施了以減稅(主要是削減頂層稅率)、削減公共部門就業等政策，工人階級的利益不斷被侵蝕，底層失業人口不斷攀升，貧富分化日益嚴重。2010年以來，在大多數歐洲國家，最富裕的10%階層占有近60%國民财富；而在美國，2010～2011年間最上層10%的人群占有美國财富的72%,最底層的半數人口僅擁有約2%的财富。

不斷惡化的社會不平等狀況激化了資産階級和底層大衆之間的階級矛盾，社會大衆要求平等的聲音和對執政黨的不滿情緒席卷了西方世界，激進化的大衆運動和民粹主義政治在歐美各國興起，例如，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特朗普當選總統，歐洲的英國脫歐公投、法國國民陣線、德國選擇黨的崛起等都是激進化的體現。[41-44]意識形态是建構生産關系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面對國家治理危機背景下歐美民主政治亂象，金融危機後的國有化趨勢能否繼續推進?現實的答案是否定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仍牢牢掌握主流話語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經濟上仍然延續新自由主義政策，私有化再一次取代國有化。

2.資本主義國家後危機時代再度私有化

(1)美國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推進新一輪公共資産私有化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借助民粹主義話語，通過主張反對移民、反對經濟全球化獲得了中下階層白人群體的大力支持；與此同時，富人和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群也是支持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共和黨的中堅力量，他們利用充分的資金支持特朗普競選，并借助特朗普将國内社會矛盾成功轉嫁于種族主義、全球化和中國的快速崛起。由于中下層和富人階層的支持，特朗普成功戰勝了以克林頓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建制派精英，成為美國第45任總統。特朗普借助民粹主義運動的外衣，将民粹主義與市場自由主義相結合，延續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并通過政府幹預重建自由市場，繼續推行公共資産私有化，由此鞏固了金融資本霸權，擴大了金融資本帝國的積累空間。

在具體政策實施方面，特朗普政府對外将施政重點放在反移民、反少數族裔和反全球化上，并因此實施了貿易保護主義、收緊簽證等對外政策。對内則向保守主義靠攏，繼續實施有利于資本集團的“私有化、大規模減稅、削弱工會、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一方面，特朗普在2017年12月簽署了《減稅和就業法案》,并預計在未來時間内減少1.45億美元的稅收。通過減稅，政府減少了對市場的幹預，同時提高了資本利潤率并刺激了私人投資。[46]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在同一年撤回或推遲了1570項計劃中的監管，政府發布了67項放松管制措施，其中包括廢除《多德-弗蘭克金融法》,以促進金融市場自由化，并持續推進公共資産的私有化進程——金融資本能夠進入公共資産領域進行投機。統計數據顯示，到2017年，美國政府企業(government enterprises)增加值占國民收入的比重僅為0.7%。

(2)歐洲國家政治分化與私有化

随着歐洲一體化規模的擴大和程度的深化，歐盟在歐洲國家内部的權威不斷增強，但同時也導緻并強化了歐洲各國在歐洲事務上的意見分歧和政治分化。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歐盟就采取了緊縮的财政政策，但這一政策對成員國民衆的生活産生了嚴重的沖擊，并引發了許多社會抗議活動，民衆對歐盟和歐洲一體化的支持率直線下降，歐洲各國的極端政黨，尤其是民粹主義政黨借此機會試圖沖擊主流政黨的執政地位。英國、德國和法國作為歐盟三大最具話語權的國家，在面對民粹主義對歐洲一體化及歐盟政策的沖擊時，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德國在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D.Merkel)的領導下依舊支持一體化，法國對歐盟緊縮政策進行了修正，英國則選擇了公投脫歐，[47]各國公共資産私有化進程也在政治因素影響下加快推進。

盡管德國選擇黨自2013年成立以來民衆支持率不斷提高，但由于德國特殊的曆史因素以及相對穩定的政黨制度，德國右翼民粹主義勢力的發展受到了較大限制，[43]基民盟主席默克爾在2013年和2018年成功連任德國總理。以默克爾為首的德國政府繼續支持歐洲一體化的發展，帶頭推進“财政契約”和“歐洲穩定機制(ESM)”,并主張在歐盟各國展開以恢複競争力為核心的結構性改革，包括緊縮财政、削減福利等。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Nicolas Sarkozy)所堅持的緊縮财政和縮減政府公共開支政策因其連任失敗而終結，社會黨領袖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cois Hollande)為争取極右翼選民，力主在歐盟中推行更符合法國人利益的政策，并修正現行的“财政契約”,補充推行促進增長和創造就業的政策。但是，奧朗德提出的“促進增長與就業”的競選承諾在競選成功後并沒有落到實處，法國的失業率依舊不斷上升，經濟增長也基本停滞。國則走上了公投脫歐的道路，且伴随着脫歐成功，英國走上了更加新自由主義的道路，實施了緊縮政府開支、縮減勞工福利、減少對富豪和大資本的征稅、移民福利以及兒童福利等政策。總體來看，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結合導緻歐洲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私有化進程進一步加快，國有資産規模加速下降。統計數據顯示，英國、德國和法國在2012年分别出售了3006億歐元、1869億歐元和429億歐元的國有資産。

五、結語及若幹啟示

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理論和波蘭尼的“雙向運動”理論構建了一個分析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疊變規律的理論框架。在馬克思主義-波蘭尼的分析框架下，總結了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等4個代表性發達資本主義國家20世紀30年代以來所曆經的三次國有化和私有化的周期性切換現象，以及21世紀以來資本主義國家治理危機背景下各國國有經濟發展趨勢。深入分析、準确了解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疊變規律，對于進一步了解資本主義經濟運行規律、正确認識我國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運行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啟示。

第一，國有化和市場經濟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在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有其内在必然性，但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化始終是以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目的的，這導緻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化與私有化表現出一個交替出現的規律特征。基于馬克思主義-波蘭尼的理論框架，一方面，從根本上講，國有化是克服生産社會化和生産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矛盾的必然要求。國有企業作為生産資料社會化的一種具體形式，因而成為經濟危機治理的有效工具，這也是在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後資本主義各國出現一輪國有化浪潮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國有化也受到政治權力、意識形态等上層建築因素的直接影響。二戰後西方資本主義各國，尤其是歐洲各國受到國家幹預主義和福利國家思想影響，強調國家幹預的必要性，并将國有化視作協調國家、市場和社會三方關系，實現經濟社會均衡發展的必要手段。例如當時英國的工黨、法國的社會民主黨以及德國的社會民主黨都将國有化視作去商品化以及社會保護的重要手段之一，具體表現就是養老、醫療、教育、住房等涉及公共權力和公共服務領域的國有化程度不斷提高。但是，在資本主義基本制度下，國有化不可避免地會遇到自身發展的限度，大規模國有化勢必損害私有制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當國有化規模因治理危機或協調社會整體利益而侵蝕私人資本的盈利空間時，大壟斷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态——就會迫使國有化轉向私有化，國有企業的數量、規模以及對整體經濟的影響程度都大幅下降。

第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霸權地位導緻國有企業私有化改革依然是當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國有經濟發展的主流趨勢，這嚴重擠壓了國有經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生存空間，也侵蝕了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的空間，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各種社會矛盾必然進一步加深。20世紀80年代以來，以美、英為代表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内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對公共部門實行私有化、削減社會保障和福利、削弱工會力量和靈活勞動力市場、開放商品和資本市場、放松金融管制等新自由主義政策使得資本逐漸從國家和社會的各種約束中“脫嵌”出來。按照新自由主義的邏輯，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是實行全面私有化，國家(政府)完全從屬于資本或市場，并被塑造成為大資産階級或金融壟斷資本服務的工具，不再代表和維護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對金融危機的治理也隻是轉化為對大型壟斷金融企業的救助。金融危機後，新自由主義與民粹主義相結合繼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據主流話語權，私有化、自由化和去國家幹預化依然是歐美各國所采取的主要政策手段，這進一步加劇了兩極分化和不平等發展的态勢，為資本主義最終走向滅亡埋下了種子。

第三，我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極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生産力，而公有制和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精髓，國有經濟作為公有制的載體，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直接相關的，也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直接體現。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産資料公有制，我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實行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要求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須始終保持公有制在國民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充分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隻有在市場經濟中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經濟的按勞分配和有計劃發展的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才能得到體現，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産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克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固有的盲目性、自發性和滞後性以及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收入兩極分化等缺陷和弊病。[51]因此，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必須要做強做優做大國有經濟，增強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和影響，堅決跳出資本主義國家“國有化—私有化”的疊變律。

第四，必須警惕新自由主義私有化思潮對國有經濟的侵蝕，正确認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形成一個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的有機整體。根據“馬克思主義-波蘭尼”的理論邏輯，國家和市場之間的關系不是在制度上截然兩分的政治和經濟之間的關系，而是互相嵌入、彼此融合的關系。通過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兩個方面把經濟關系“嵌入”到社會政治關系中：一是擔負着克服“市場失靈”、引導市場經濟發展的功能；二是作為生産資料公共産權和公共利益的代表，在社會範圍内按照社會需要有計劃地調節社會再生産過程，合理配置社會資源以滿足人民群衆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52]因此，在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首要的就是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理直氣壯地發展壯大國有企業，提高國家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絕不走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道路。與此同時，也要在遵循市場運行規律的基礎上不斷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進一步簡政放權，規範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包括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國有資本監管機制等。通過這兩個方面的改革，最終形成一個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的有機整體，而這也正是對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命題的最好闡釋。

來源：《當代經濟研究》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