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粹主義思潮與世界政治重構的動力

西方民粹主義思潮與世界政治重構的動力

林紅

21世紀的世界政治以三場時代危機為開篇。2001年“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2015年歐洲難民危機接連沖擊了以新自由主義為價值基礎的西方世界的政治秩序。西方國家的國内政治首先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右翼化、保守化轉向，規模空前的民粹主義抗議浪潮和日漸加重的伊斯蘭恐懼症分化了其國内社會結構，削弱了其國内政治共識，西方國家的治理能力不斷被诟病。緊接着，西方國家内部的政治動蕩産生了輻射效應，引發了前所未有的“跨越全球的顯著而且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由民粹主義引領的極端保守主義思潮為全球性抗議活動提供了觀念動力。這股思潮生成了足以逆轉國内政治和國際政治的潛在力量，帶來了西方國家國内政治極化、國家間負面互動等緊張狀态。

國内政治與國際政治總是以某種方式連接在一起，對這種連接的觀察和讨論有很多維度。21世紀的西方民粹主義浪潮揭示了從政治思潮視角進行讨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民粹主義是一種足以激發極端行動的政治思潮，具有強大的、可能改變權力結構和制度安排的觀念力量。當前，有必要在西方民粹主義浪潮洶湧而來之時對世界政治進行重新解釋，在世界政治研究中，同時要重視西方國家國内政治和觀念變量的影響。本文旨在對民粹主義思潮如何影響世界政治變遷進行初步讨論，具體考察民粹主義思潮是如何連接西方國家國内政治過程與國際政治過程，進而開啟世界政治的重構進程。

一、價值觀轉向：集體不安全感與民粹主義的右翼化

與其他政治思潮一樣，民粹主義本質上是國内政治經濟變遷的産物。丹尼·羅德裡克（Dani Rodrik）認為，民粹主義就是全球化力量進入一國國内社會層面造成社會分化而産生的一種政治反彈。這場當代人正在見證的西方民粹主義反叛運動，本質上是一種反自由主義的民主反叛。用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的話來說，民粹主義時代是“民衆的叛亂”的時代，它将人民群衆的情感置于政治事件中最顯著的位置。對于各國執政精英來說，避免或平息“民衆的叛亂”是一項攸關生死的政治使命，它要求任何旨在消除不良狀況的國家治理必須得到普通民衆的支持，要求任何旨在重新強化國家凝聚力的社會價值觀念必須得到普通民衆的認同。

在西方國家，曆史上的民粹主義思潮受到國内經濟因素的強烈影響，主要回應民衆對經濟平等和分配正義的訴求。全球化時代的民粹主義同樣受到貧富分化和不平等問題的刺激。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洲國家的财政緊縮政策催生了追求平等分配的左翼民粹主義，同時桑德斯在美國也掀起了一場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左翼民粹主義運動。然而，由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影響，市場和資本、跨國公司和超國家組織得以滲透進國内政治過程，使得民衆與國家、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變得緊張起來。越來越多的普通民衆相信，經濟不平等問題與國家照看民衆的意願和能力下降有關，而正是全球化幹擾了國家的意願、削弱了國家的能力，并且帶來了更為嚴重的文化與價值沖擊。阿爾瓊·阿帕杜萊（Arjun Appadurai）認為，全球化一直在削弱民族國家，使其最終淪為民族共同體的幻想，成為國家實現全面統治的最後的文化資源。這種對國家能力的擔憂在西方社會滋生了一種深刻的集體不安全感，極大地助長了以反移民為核心的國家保守主義和單一民族國家認同，進而孕育了右翼化、保守化的民粹主義思潮。

全球化時代的集體不安全感存在于西方社會深刻的身份政治或文化戰争中。肯·喬威特（Ken Jowitt）從後冷戰的世界秩序中看到了邊界的重新劃分和身份認同的重新塑造，以及沖突的泛濫和不确定性的大幅增加。民衆從“9·11”事件與恐怖主義、金融危機與福利銳減、難民危機與消失的國界等現實關聯中感受到了國家的危機、身份的危機和生存的危機。财富、尊重和安全是社會成員的普遍目标，但是接連的危機沖擊嚴重動搖了人們追求這些目标的信心。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認為，人類是文化動物，有着對世界采取某種特定态度和賦予世界以意義的能力和意願，焦慮感和不安全感是一種對世界的悲觀态度，更包含有改變現狀、改變秩序的強烈意願。拉斯韋爾分析過世界政治與個體不安全感之間的複雜關系，認為在工業革命的影響下，劇烈的社會變遷導緻人們喪失了對傳統權威或價值的認同。他認為，由于個體被剝奪了人身安全感，沒有歸屬感，因而造成了普遍的焦慮，相信觀念、心理對政治過程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當前的政治經濟體系無法充分緩解大衆的焦慮感，大衆就會去尋找少數群體作為替罪羊，宣洩其憎恨，同時也會聽信别有用心的在野精英的蠱惑，為其反建制的政治方案背書，結果導緻“‘怨恨政治’成為國内政治甚至國際政治中攫取權力的有用工具”。在西歐和北歐，這種由集體不安全感驅動的“怨恨政治”表現為本土主義、排外主義和極端種族主義的日益上揚。關于外來移民擠占公共服務資源、削弱本土文化價值觀，難民湧入威脅本土公共安全等種種假定或判斷刺激了歐洲民衆的排外情緒。從社會層面上看，美國曆史上多項限制移民進入的政策行動也是源于普遍的不安全感，“這種普遍的不安全感的産生是由美國在世界的新角色和自身内在的改革所引起的”。在當今時代，美國人普遍的不安全感來自移民湧入帶來的文化與身份危機，本質上是對外部世界的不信任，從而産生了一種強烈的尋求歸屬和自我保護的大衆心理需求。從這種意義上看，民粹主義思潮是本土集體活動與外部社會文化相互沖突的結果，它建構了完全不同于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的價值觀念，為民族、宗教和部落等身份政治的卷土重來打開了大門。

21世紀的西方民粹主義喚醒了政治文化中更保守化、更本土化，因而更加孤立和排外的價值和觀念，它在強調上下對抗的階級政治的同時更加關注内外對抗的族群政治，從激進主義的左翼日益走向極端主義的右翼。從根源來看，複興的民粹主義思潮之所以具有更鮮明的右翼化和保守化色彩，與它從民族主義那裡獲得的意識形态資源密切相關。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民粹主義幾乎哪裡都存在，但其中的極端分子往往會引起危機。在某種意義上，他們大多是民族主義者和歐洲懷疑論者。”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的合流造就了一種被稱為民族民粹主義或右翼民粹主義的極端形态，為21世紀西方國家極端保守的國内意識形态确立了三個核心訴求。

首先，強調外部威脅的嚴重性。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都具有觸發對抗性政治的意識形态力量，前者将建制派精英視為敵人，後者将“非我族類”視為敵人。拉斯韋爾指出：“要能持續進行進攻，就必須有敵人的存在，有時在國内能找到這種敵人，即壟斷者、資本家或華爾街的投機商，更常有的是無意識的心靈把某種國外威脅作為攻擊的靶子。”由于移民的大量流入和難民問題的出現，本國族群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身份危機、文化危機，對出台寬松移民政策的自由派精英以及搶奪飯碗和福利的外國移民持敵視态度。從美國的特朗普執政、英國的脫歐成功、法國的“黃背心”運動，再到歐洲國家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集體崛起，都可以發現适宜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的社會土壤。在西方，一系列表達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訴求的事件成為對任何外部事物表達憤怒的象征。從反猶到仇視有色人種、穆斯林群體和其他少數族裔，社會積怨的表達都是對外的、情緒性的。盡管由白人群體主導的西方社會運動也有着工薪階層和底層民衆反對社會不公的左翼色彩，但是這種縱向反抗越來越讓位于由本土主義和排外主義價值觀推動的橫向反抗。

其次，強調以國家為中心的整體性利益。西方實踐表明，民粹主義崇尚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參與了現代國家的建構過程。二者對國家都有着堅定不移的忠誠，堅信國家在意識形态中居于決定性地位。二者的合流是對國家權力、國家利益受到全球化削弱和外部威脅的回應，它們合力将本土優先的甚至是排他的本民族利益偏好打造成新的國家利益，合力修正開放多元的自由主義對外戰略。民粹主義最初的目标是追求平等權利和分配正義，将實現平等公正寄望于強大的國家。與此相似的是，“民族主義浪潮有時以對平等的需求為名而興起，并擴大成為對異質文化者擁有霸權的帝國主義需求”。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和其他民粹主義領導人的“本國優先”主張都是打着國家利益的旗号來推行排外主義、孤立主義的反全球化理念。有“法國特朗普”之稱的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埃裡克·澤穆爾（Éric Zemmour）以“大規模移民是國家的厄運”為競選口号，宣稱日益加深的“伊斯蘭化”使“我們的國家處于危險之中”。與傳統的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不同，民族民粹主義不再用狹隘的民族觀念或階級觀念來解釋國家面臨的危機，而是将民族與人民結合起來，為其國家觀進行道德辯護。

再次，重視價值觀念的能動性力量。長久以來，觀念因素在國内事務和國際事務中的影響被普遍低估。盡管自1980年代新現實主義和新制度主義興起以來，觀念因素在新功利主義的框架下得到了考慮，但人們仍然隻強調其工具性，即觀念對于追求物質利益的個體單位的意義，而輕視了價值觀念對于政治行為體的能動作用。事實上，觀念、認同和價值能夠幫助行為體聚合偏好和訴求，進而影響集體行動和政治制度。海倫·米爾納（Helen Milner）認為，政治行為體的價值偏好相比于制度結構更具根本性，因為制度隻有同偏好結構結合在一起時才是重要的。在曆史實踐中，觀念超越利益或制度而作用于人類行動的事實比比皆是。弗裡德裡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曾這樣描述17世紀的歐洲宗教戰争：“很少有人會自願為國家和諸侯的利益而戰，而為宗教則商人、藝術家和農民均會樂于拿起武器。……為了宗教，人們甘願獻出财富和鮮血乃至放棄塵世間的所有希望。”在21世紀，身份政治、認同政治或信仰政治集結了推動政治變遷的巨大能量。極端排外的民族民粹主義對價值觀、意識形态建構有着強烈依賴，強調種族、宗教甚至語言等方面的文化差異，在具有差異性認同的群體之間挑動各種文化沖突。

二、政治過程重塑：民粹主義的影響

人類生活模式的變遷趨勢與兩個結構密切相關：一是社會利益結構；二是國家制度結構。這兩種結構的相互作用影響着地方、國家和世界等諸層次的人類活動。西方國際關系學界在辨析外交政策中的國内和國際因素時，對“是社會利益重要，還是國内制度更為重要”的問題進行過争論，各方均認為二者需要以某種一緻的方式納入考慮。制度取向的研究者認為，價值與利益偏好無法為政治變遷提供充分的解釋，他們相信社會事實的存在需要人們所建立的制度加以支撐和維系。然而，在全球化的沖擊下，無論是在工業化的西方，還是欠發達的第三世界，“現有制度在制約和調節緊張與沖突方面的無能為力将鼓勵人們嘗試新的制度安排”。全球化對西方國家國内政治的最大影響是改變了其社會利益結構和價值共識，尤其是帶來了貧富分化和身份危機。作為回應，民粹主義從主流族群的不滿和焦慮中形成新的價值觀念和政策訴求，要求變革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政治經濟秩序，并通過參與西方國家國内政治過程去影響公共政策。

民粹主義思潮将新的利益訴求與價值偏好輸入西方國家國内政治過程，對“國家—社會”關系、政黨政治格局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均産生了重大影響。其一，民粹主義強化了西方國家國内政治結構的社會主導性。所謂國内政治結構，一般指國家的政治制度、社會結構以及結合政治制度與社會結構的政策網絡。從構成上看，雖然決策組織處于政治結構的中心地位，但是國家與社會關系，或者說與國家相對的社會力量，對政治結構具有決定性影響。“一國的國内秩序在結構上涵蓋了政治社會運行中的機構與慣例、規則與程序，以及深嵌于政治文化中的價值與觀念。”彼得·古雷維奇（Peter Gourevitch）辨析了“強國家—弱社會”的國家主導型結構、“弱國家—強社會”的社會主導型結構。民粹主義的曆史實踐表明，它更容易在社會主導型結構中出現，因為反建制政治在一個“強國家—弱社會”的結構中很難生成，強大的國家有足夠的手段來控制可能分化國家的社會力量。在制度力量疲弱而社會力量強大的政治結構中，社會運動頻發，激進思潮高漲，民粹主義通常是易發現象。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西方國家國内民主訴求的高漲和外部經濟社會壓力的升級，尤其是經濟不平等和身份危機等現實問題的不斷刺激，民粹主義思潮更有機會煽動社會力量對建制派精英發起沖擊，利用社會不滿形成民意壓力，強化民間社會對國内政治結構的幹預和主導。如果說傳統的民粹主義強化了國内精英與社會民衆之間的對立關系，那麼在全球化的沖擊下，得到民族主義滋養的民粹主義還進一步突顯了本國與他國、本國與國際體系之間的對立關系，通過塑造排他性的政策偏好來影響本國的對外政策選擇和國際權力發揮。

其二，民粹主義通過參與政黨競争進入政治過程，導緻傳統政黨格局發生松動。卡斯·穆德（Cass Mudde）認為：“民粹主義浪潮是對數十年非民主的自由主義政策的一種非自由民主的回應。”全球化給西方國家的國内政治帶來了分配不公、身份危機、民主赤字等問題，加劇了民衆對建制派精英的怨恨和對主流政黨的失望。這種怨恨和失望促成了民粹主義政黨在選舉中的成功。自2010年開始，西方各國對民粹主義政黨的支持率已經達到了1960年以來的曆史最高水平。2017年，歐盟國家的民粹主義支持度達到19%，并保持着持續上升的趨勢。羅德裡克以一種“供給—需求”範式來解釋歐美主流政黨的潰敗和極端民粹主義政黨的崛起。他認為，歐美的主流政黨選擇從供給側發揮政治作用，即先于社會行動進行解釋性叙述，引導社會關注特定的綱領性方向，但是很少有明确的解決方案或有效的政策措施來應對民衆的不滿和擔憂；不同的是，處于邊緣地位的民粹主義政黨基于政治動員的考慮，積極回應社會民衆共同關注的現實議題，力争與需求方産生共鳴。歐美主流政黨的選民流失實際上是其回應能力衰退的結果，也是中右、中左的話語動員失去吸引力的結果。這種變化為身份政治和民粹主義話語提供了巨大的動員空間，反全球化、反移民、反歐盟等政策議題成為邊緣和極端的右翼民粹主義政黨擴大政治影響的話語工具。為了迎合民衆，一些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甚至提出了左右混合的政策綱領，即在社會文化上堅持反移民的右翼立場，而在政治經濟上偏向左翼的立場，要求加強公民福利待遇和擴大民主參與的政治權利。約翰·朱迪斯（John Judis）觀察到近年來歐洲右翼民粹主義政黨的靈活策略，發現這些政黨正在改變反稅收、反政府幹預的立場，部分采納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左翼主張，也開始反對新自由主義、支持福利國家，比如在法國，“勒龐的國民陣線成為了福利國家的捍衛者”。在西方國家，政治策略的靈活調整提高了民粹主義政黨的社會支持度，使其對傳統政黨格局的沖擊更為持久有力。就當前而言，盡管歐洲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并沒有發展到足以取代主流政黨的程度，但是它們的得票率、在議會中的地位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變，為傳統政治秩序和公共政策選擇帶來了重大挑戰。在美國，雖然民粹主義的制度化滲透缺乏歐洲多黨制之下的政黨政治路徑，但是這種滲透所造成的社會裂痕和政治極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兩黨政治格局，使兩黨在其國内議題上越來越難以達成共識。

其三，民粹主義全面參與西方國家的政黨、選舉和議會等活動，向政治過程輸入政策偏好。政治學研究通常關注國内政治中多元行為體及其競争或合作的政策偏好，認為國家政治很少是隻有單一政策制定者的完全等級制，尤其是在以民主政體自居的西方國家，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共同影響政策制定，執政黨、執政黨聯盟和反對黨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常常處于競争狀态，形成某種“否決型體制”。但是，國際關系的現有理論對國内政治的理解有所不同，它傾向于将國家視為單一行為體，“國内政治常常被視為按照等級制度原則來組織的，在國内政治的頂端有一個單一的行為者來行使最終的決策”。米爾納對此提出了質疑，認為一國内部是多頭政治，由具有不同偏好的行為體組成。以此為前提，她提出了一個解釋國内力量如何對國際政治産生影響的簡約模型，強調國家内部偏好和政治制度的差異對國際政治的重要影響。西方民粹主義的反建制政治反映了國家内部價值偏好存在差異的事實，更反映了多元行為體之間政治角力的複雜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國内行為體擁有四種關鍵力量：發起和設定議程的能力、修正政策提議的能力、批準或否決政策的能力、付諸公決的能力。不同國家的民粹主義政黨及其支持者程度不同地擁有這四種力量，尤其是在發起議程、否決政策和推動公決方面。喬治·塞布裡斯（George Tsebelis）關注作為“否決角色”的國内行為體，認為随着這些行為體數量的增加、偏好的分化和内部一緻性的降低，決策的困難程度也将随之提高。在西方國家，民粹主義在内政外交的決策過程中扮演着影響廣泛的否決者角色，它對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的反對不僅在國内掀起了有偏向性的政治動員，而且在反移民、反建制等特定議題上結成政治聯盟，直接影響了對外政策的偏好與選擇。

對外政策服務于國家利益，但是西方國家内部各集團之間關于何為國家利益的認知常常是不一緻的。在西方的政治實踐中，政府和執政黨基于國内政治目的來定義它們要追求的國家利益，制定相應的對外政策，例如，采取冒進或侵略性的對外政策行動來轉移國内民衆對經濟困境或分配不公的注意，改善政府執政的輿論環境或影響選舉結果。民粹主義政黨對國内公共政策的影響集中于福利、稅收、收入和就業等社會領域，極力推行以擴大國家幹預、增加福利、提高就業率為目标的公共政策；在對外政策方面則主張脫鈎和不合作，反對移民、反對自由貿易、反對國際規範。歐美民粹主義政黨的國内政治動員充滿着各種反全球化的訴求，它們通過社會運動、政黨政治和議會活動進入國内政治過程後，繼而将對外政策導向反對全球流動、反對跨國合作的保守主義方向。

三、世界性政治思潮的形成：民粹主義的外溢

民粹主義是一種受全球化外部刺激而形成的國内政治思潮，它在西方國家國内政治體系中塑造了反全球化、反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念和政策偏好，是西方國家社會分化、政治極化的重要推手。同時，民粹主義通過日益保守化的對外政策對他國行為和國際體系作出響應，迫使這些國家出台本土主義、排外主義的對外政策，将保守化的内部議題外化到國際層次，作為結果，民粹主義思潮通過制度化的途徑外溢到世界政治體系。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從全球化中獲利最多的美國和西歐國家，紛紛将其國内民粹主義壓力向外轉移，推行排他性和不合作的民粹主義對外政策和全球戰略，對世界政治的力量格局和利益格局造成重大影響。“科學技術的進步和追求承認的人性訴求是世界政治變遷的根本動力。”民粹主義是追求承認的人性訴求中最為激進的部分，它在右翼化極端化的過程中觸發了身份政治、宗教戰争或文化沖突，呼應了國内主流民衆的集體不安全感，也成為國家在世界政治中提升國家自主性、擴大國家利益的意識形态工具。

當今的西方民粹主義思潮并未達到颠覆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程度，甚至在各國自由派的圍攻反擊下還時有後退。但是，在以下三方面機制的相互作用下，這種解構性的國内政治思潮已不可避免地越出國界，發展成為對世界政治格局有着深遠影響的世界性政治思潮。

首先，西方國家國内政治經濟矛盾向外轉移。自由主義者聲稱主張自由貿易的自由政府能夠創造出一個良好的世界秩序。而民粹主義者則認為，全球化帶來的是一個“失控的世界”，不僅沒有創造良好的世界秩序，反而導緻更加嚴重的經濟不平等和身份危機。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認為，新自由主義“隻不過是少數富人為限制民衆的政治權力和權利而進行鬥争的現代稱謂而已”，因此，在民粹主義者看來，全球化是造成國内貧富分化的罪魁禍首。在二戰後的歐洲，當許多國家陷入嚴重的經濟低谷時，外國遊客、商人等會被本土居民視為一種威脅。中産階級和工人們看不到自己能從外國人那裡得到什麼直接的好處，很容易推斷出自己遭受了損失。而政治精英為了取悅國内選民，會選擇轉嫁國内經濟矛盾和纾解輿論壓力，于是積極塑造外部敵人，推行更加強硬的對外政策。在美國，特朗普的上台是美國傳統制造業衰退和白人身份危機加劇的結果，兩者都是全球化給美國帶來的國内困境，在中下層白人選民将特朗普推上總統寶座之後，特朗普随即将這些經濟與社會矛盾通過強硬脫鈎的外交政策向外轉移。

其次，世界體系中的中心國家反全球化運動的示範效應。在全球化的刺激下，民粹主義思潮在西方多數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但其對處于世界政治體系中心位置的美歐影響最為巨大。楊光斌指出：“中心國家政治發展所催生的政治思潮或話語體系，被中心國家作為事實性國家利益對外推廣，甚至組織國際機制去傳播其思想，從而使一種地方性知識或思想成為全球性思潮。”美國是全球化的主導國家，但“9·11”事件以來，其霸權地位難以為繼，美國國内輿論普遍認為技術創新的擴散和資本的流向日益有利于競争對手，加上維持全球秩序的巨大成本，越來越多的民衆相信美國作為主導國家的優勢地位遭到了嚴重侵蝕。這種國家性失落使得美國在右翼民粹主義國際化浪潮中沖在前面。受到“美國優先”理念的影響，由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三大支柱，即美國超強國家實力、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美國推崇的自由主義價值，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沖擊。美國政治的保守化也對許多國家的價值觀念和政策取向産生了影響，尤其是特朗普推脫國際責任、強調國内利益優先等政策舉措引發了重大的國際效應。“巴西的特朗普”“英國的特朗普”“法國的特朗普”等效仿者紛紛出現，許多國家通過内外政策的調整日益走向反全球化的保守主義方向。

再次，全球化對國家自主性的削弱。國家的對外行為本質上取決于國家體系内部權力配置的模式，這使得國際與國内的權力政治聯系在一起。“在多頭政治中，達成内部妥協至關重要，國際和對外政策就成為國内權力鬥争和達成内部妥協的一部分。”雙層博弈理論也認為，國内政治和國際政治都是以權力為中心的博弈過程，國内是批準博弈過程，國際則是談判博弈過程，總體上是連貫一體的權力政治。古雷維奇探讨過國際體系如何制約國内政治，國内結構如何影響國家行為以及國内社會的重要性等問題。“全球的一體化和普遍的世界主義減少了過去那種對獨立、身份和自主的感覺，推動許多國家讓渡它們的部分主權，以便在一個競争的全球市場中通過合作參與獲得利益。”因此，以資本、市場為優先原則的經濟全球化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國家對外部環境做出适當反應的能力，其連帶的結果是國家自主權受限，國際或超國家機制獲得更多影響國内權力分配的機會。在歐洲，歐盟機制對主權國家實際選擇的約束是疑歐主義思潮和反歐盟社會運動出現的重要原因。如果國家的權力行使受到進一步約束，“最可能出現的後果是在國家社會内和國家社會之間，出現一個由契約、聯合及互動構成的、擺脫政府機構中心政策有效控制的網絡”。民粹主義生成于去中心化的國内社會網絡中，但實質上是全球經濟的國内政治後果。

因此，民粹主義思潮出現在治理危機、身份危機不斷加劇的全球化時代，在西方造成了一種各個國家都在脫離控制、全球化正在崩解的意象。這種反全球化的世界性政治思潮帶來了三種重要變革。在國家間關系方面，民粹主義思潮強化了對國家身份的認同，國家利益至上的政策偏好改變了國家之間的互動模式。“管理全球化意味着新政治領域的開辟，也會夾雜着治理與政治權力的重組。”由于缺乏有效的國内戰略和全球戰略來應對全球化帶來的内外危機，主權危機、治理危機與身份危機不斷加劇并日益交織。在國内極端勢力的推動下，排他性的觀念塑造和政策選擇“将國家對外政策置于沖突和以鄰為壑的思維之中，在國内和國際層次上雙重内化‘我們’與‘他們’的身份差異”。全球化的衰退與民族民粹主義興盛同時發生，二者共同削弱了國家間的相互依賴、相互信任，各種貿易摩擦、經濟脫鈎和政治沖突頻繁發生，國家的行動目的或将回歸“保持權力、增加權力和顯示權力”。在此背景下，所謂積極參與國際政治甚至可能意味着在準備或卷入國家間某種形式的戰争。

在國際機制方面，民粹主義思潮削弱了對國際制度與規範的信任。民族民粹主義在總體上對外部世界持不友好的态度，尤其是對貿易、移民或一體化議題持懷疑或敵對的态度，這種态度不僅影響了國家間的信任與依存關系，也影響了對處理這些議題的國際機制的信任。特朗普對國際組織和國際公約的排斥、“美國優先”觀念對美國對外政策的主導等都具有明顯的右翼民粹主義色彩，嚴重削弱了美國國内對國際合作和多邊主義的信念。在各國的全球參與意願不斷下降的情況下，國際機制的功能很難發揮出來，結果将導緻國家間權力博弈和利益競争在相互懷疑和恐懼中加劇甚至失控。約翰·赫茲（John H. Herz）指出，從相互懷疑和相互恐懼中滋生的不安全感迫使國家為尋找更多的安全而進行權力競争，由于完全的安全始終無法最終求得，這樣的競争隻能導緻自我失敗。國際機制被削弱，不僅會導緻國家内部更加強烈的集體不安全感，還會使國家在世界體系中重新陷入無解的“安全困境”，進而軍備競賽加劇、戰争風險激增。

在全球價值共識方面，諸如新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全球主義和世界主義等支撐全球化的意識形态受到了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聯手攻擊。民粹主義與全球化的對立關系說明，國内民主政治與全球資本市場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羅德裡克認為，為解決這一矛盾，國家有三種選擇：一是限制國内民主而赢得國際市場競争力；二是限制全球化以建立國内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三是以國家主權為代價追求民主全球化。第一個選擇是新自由主義所需要的，第二個選擇是典型的民粹主義選項，第三個選擇與主流的主權觀與民主觀不符，這種無視國家利益的選擇不具有現實性。但是，不管如何選擇，國家都不可能同時擁有全球化、民主和民族自決。民粹主義對内追求民主與平等，對外要求主權與自決，将全球文明視為對本民族文化的威脅，反對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的文化溝通和文明對話，因此落得一個狹隘、極端和自私的名聲。然而，在民粹主義的本土至上價值觀影響下，地方性、族群性的認同政治不斷要求擴大行動空間。地區分離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等意識形态侵入國内和國際政治過程，國家主義、地方主義倫理正在超越全球主義和世界主義倫理。

四、世界政治體系重構：民粹主義的推動力

進入21世紀以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帶動了發展驅動力的結構性轉移。随着傳統制造業的衰微和人工智能的迅速發展，以及發展不平衡、分配不公平的日益加劇，世界經濟與政治格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與曆史上的任何時期一樣，世界性變遷的推動力都首先來自國家内部，21世紀的世界政治變遷在很大程度上源自民粹主義引領的國内反全球化力量。民粹主義思潮是造成國内經濟與社會變遷的強勁推手，尤其是與民族主義合流之後表現出更強烈的防禦性、排他性，其政治影響達到1930年代以來的最高點。英國左翼政治學家尚塔爾·墨菲（Chantal Mouffe）在其新著《為了左翼民粹主義》（For a Left Populism）中宣告“民粹主義時刻”的到來，意指當代西方新自由主義霸權秩序的危機時刻。事實上，金融危機、歐債危機、茶黨運動、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和歐洲難民危機等一連串“民粹主義時刻”為西方世界打造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民粹主義時代。在這個時代大潮當中，世界政治格局的重構已不可避免，以下重大變革宣告了這一重構進程的開啟。

首先，國内政治在世界政治中的影響力迅速上升。國際關系學界并不否認國内政治秩序對國家對外行為有着重要影響，但是傳統研究沒有對其給予足夠的重視。米爾納認為，國際關系研究的重要範式如現實主義和新制度主義都忽視了國内政治作為國際關系的關鍵部分的重要作用。國内因素而非國際事件是國家對外行為的根源的觀點并不新鮮，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早已觀察到，發生在希臘城邦中的事情要比城邦之間的互動更多地塑造它們的外部行為。現代國際關系理論在解釋所謂“安全困境”時也認為“國家往往是國際不安全的主要根源”，因為國家為了國内政治的需要可能會采取激怒他國的對外政策。卡列維·霍爾斯蒂（Kalevi J. Holsti）認為，不能假設戰争問題隻是國家間關系的問題，因為國家間的安全越來越取決于這些國家内部的安全，“當代政治與未來政治的問題本質上是個國内政治問題。”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曾對“9·11”之後的國際關系學争論提出了批評，認為分析美國遭受攻擊的後果，不僅需要抓住權力結構因素，還需要抓住主觀信念的變化及其對戰略的影響，必須考慮不同思想流派強調的世界政治因素，即探究國内政治與國際政治之間的聯系。因此，要理解世界政治的當代變遷，應高度重視國内政治過程的關鍵性作用。

民粹主義思潮是21世紀西方國家國内政治分析的重要議題，突顯了這些國家不斷加劇的國内政治過程的對抗性、多元性和不确定性。對民粹主義現象的解讀，要求突破将國家作為單一分析單位的傳統認識，不僅要關注行政機構、立法部門、官僚機構、政黨及利益集團在國内政治過程中的不同作用，及其對本國對外政策的不同影響，更要關注作為反建制力量的民粹主義政黨及其廣大支持者對國家對外政策的主張和影響。民粹主義在國内政治中強調分配正義和身份安全的價值理念，形成保守性、排他性的對外政策偏好，這既削弱了本國在國際事務的參與願意和對國際制度建設的投入程度，也妨礙了本國與外部世界的正常關系，削弱了地區性或全球性規範的功能發揮。因此，民粹主義思潮對當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發起的種種挑戰表明，世界政治研究應該從國内出發，充分考慮國内政治過程的複雜變遷。

其次，價值觀念成為推動世界政治變遷的重要動力。現實主義權力政治理論從嚴格的理性主義出發，将國家視為世界事務中最重要的行為體，強調國内政治與國際政治的區别，忽視甚至拒絕承認在國内政治中起重要作用的觀念與制度也可能對世界政治産生影響。然而，現實主義理論很難充分解釋民粹主義如何同時作用于國内政治和國際政治，身份政治又如何超越階級政治成為反建制的主力。戈爾茨坦和基歐漢考察了觀念影響對外政策的因果路徑，認為觀念可以幫助人們确定偏好，起到“路線圖”的作用；觀念可以起到将個體行為者集中到一起的“聚焦”作用；觀念可以通過制度化路徑影響政策選擇。楊光斌探讨了政治思潮影響世界政治變遷的内在機制，認為是國内需要催生了政治思想，誘發國内政治經濟秩序的變遷，中心國家成為政治思想對外傳播的主要推手，政治思想在改變世界秩序的同時，塑造了新的國際關系。圍繞特定價值偏好、政治理念而形成的國内政治思潮，通過制度化路徑進入政治過程，影響對外政策和國際戰略；與此同時，世界政治經濟的變遷又為國内政治過程輸入新的偏好與理念。因此，從國内到世界是連貫和循環的政治過程，觀念與價值在其中起到了觸發和驅動變遷的作用。

民粹主義取代自由主義、社會主義成為變革的動力，這是21世紀西方國家國内政治與國際政治變遷的新趨勢。這一趨勢使得國際政治研究面臨範式更替的挑戰，即既要充分考慮國内政治過程的作用，更要考慮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态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說，世界政治在概念上要比國際政治更能容納這兩種作用的發揮。“真正把世界聯系起來并形成‘世界政治’的，是以意識形态為核心的某種政治思潮——由意識形态（包括宗教）理論驅動而形成的一種趨勢性的政治現象。”民粹主義與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等一樣，都強調觀念從社會變遷中生成，認為社會結構塑造行為體的身份與偏好，也塑造其觀念與行為。盡管民粹主義隻是一種内核空洞、體系松散的價值觀念，但是它追求一種非自由主義的世界政治秩序，通過與民族主義的合流，建立了一套用于重塑國家權威和修補既有秩序漏洞的價值符号和行動規範。當前右翼民粹主義對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挑戰能否成功，結果尚未可知，但是，觀念的強大力量已經顯現。民粹主義要求返回民族國家、追求本國利益優先的保守主義價值觀念正在修改世界政治的演進方向。

最後，反體系運動将對世界政治體系産生持久的沖擊。世界政治是一種時而動蕩、時而穩定的體系性運動，受到特定時期的國内政治與國家間政治的影響，是政治、經濟和文化因素共同的結果。198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并沒有帶來一個真正穩定的世界政治體系，新自由主義也沒有在觀念和制度上将世界整合到某種統一體系内，反而導緻了國家内部嚴重的貧富分化和身份危機，甚至“在國家之間也存在相對剝奪的國家意象”王正毅指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隻能惠及少數人，多數人對此抱有抵制情緒；盡管多數人的抵制改變了力量對比并導緻新的政治調和，但是每一次調和都将反體系運動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政治穩定的框架内。反體系運動是世界體系的變革性因素，對世界政治體系的抵觸情緒和抗議行為動搖了現體系的穩定結構，造成以國家甚至地方為行動單元的碎片化趨勢。

民粹主義與民族主義合流形成的極端保守主義思潮是一種以身份認同、宗教文化等非物質利益為目标的意識形态，激發了力量強勁的反全球化抵制行動。國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是國内多元行為者相互博弈的結果，因此“一國的行動不是産生于對戰略利益估算形成的一緻，而是來自具有不同認識與利害關系的個體之間的争鬥”。民族民粹主義對觀念性、價值性的民族差異或文化分歧的強調，使得跨國家、跨民族的價值共識很難建立，族群矛盾和身份沖突也幾無可能妥協。世界政治秩序受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的離散作用，将變得更加破碎散漫、更加自在自為。從根源上來說，民粹主義之所以在西方國家的國内社會造成政治極化和身份沖突，在世界政治中助長國家間沖突和弱化國際規範，均源于其反抗性思維與保守主義價值觀。因此，民粹主義取向的外交政策通常持明确的防禦性、收縮性和排他性立場，要求國家拒絕承擔額外的國際責任、排斥可能需要利益妥協和權力讓渡的國際合作。民粹主義政策無疑會加劇世界政治中的懷疑主義情緒，鼓勵分化、對立和冒進的極端行為。如果民粹主義尤其是右翼民族民粹主義肆意濫觞，那麼世界政治将很難形成價值共識和統一行動，而是滑向更加碎片化的未來。

五、結語

世界政治體系如同一幅聯系松散的政治拼圖，每一個碎片背後都是多元實體對世界的不同理解，而不同理解的背後則是不同的價值觀念，其中既有引領全球化的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有堅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也有争論不休的“文化的全球化”與“文明的沖突”等後物質主義觀念。這些意識形态觀念所要理解的世界側面組合到一起，構成了世界政治的全景圖。

從曆史的視角來看，民粹主義是一種形成于國家内部的激進思潮，它引發了規模空前的抗争性社會運動，将權力、制度和觀念上的一系列變革從國内政治舞台帶到了世界政治舞台。從其初登政治舞台起，民粹主義就已經成為連結國内政治與世界政治的思想紐帶。當今世界已被全球化和新技術深刻改變，要理解世界政治的秩序建構及其變遷，必須具有更廣闊的視野。超越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所形塑的國際政治去理解世界政治已勢所必然，人們需要在一個世界性的視角下審視國内政治與國際政治的相互交織，需要關注權力、制度與觀念諸因素在不同政治過程中的相互作用。21世紀以來的實踐一再表明，民粹主義不僅參與、而且深刻影響着當今世界的政治變遷，正在成為西方各國以至全球政治圖景中的不可忽視的力量。世界政治的未來演進将因為民粹主義的經久不息而充滿不确定性。

（作者簡介：林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來源：《國外理論動态》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