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資本主義的三重批判及其新闡釋

當代資本主義的三重批判及其新闡釋

孔明安

　　20世紀的資本主義，特别是以美國為首的現代資本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金融資本主義，因為自從1929年美國爆發第一次經濟危機并引起全球範圍的經濟危機之後，資本主義的命運就與金融緊密地聯系在了一起。之後，除了20世紀70年代因為中東石油危機而引發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滞脹、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外，隻有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債危機算得上全球範圍内的經濟危機。2008年華爾街爆發的美國次債危機是一次典型的金融危機，它呈現出與1929年經濟危機不同的特點：次債危機雖然來勢兇猛，但是迄今為止似乎已經平穩地化解了次債引發的災難。雖然美國金融又爆發了新的危機，如2023年美國矽谷銀行出現擠兌風潮，但對美國經濟而言，似乎也是“有驚無險”，平穩着陸，美國經濟似乎重新走向了複興和繁榮，道瓊斯指數屢創新高，就業數據亮眼，“量化寬松貨币”的政策漸行退出。那麼，究竟如何看待當今以美國為首的當代金融資本主義及其新特征呢？

　　當今著名的精神分析學家和左翼學者齊澤克與法蘭克福學派的同路人索恩·雷特爾都對當代資本主義的運作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齊澤克運用現代精神分析理論與馬克思的辯證分析方法，條分縷析地勾勒出了當代金融資本主義的“悖論”性的新特征，并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分析。索恩·雷特爾則從馬克思的商品交換理論出發論及了商品拜物教和貨币拜物教産生的認識論起源。在此我們主要以齊澤克的批判為主，輔之以雷特爾對商品拜物教的分析批判，從金融資本、政治民主和生态危機三方面來分析一下當代資本主義在合法化外衣之下所掩蓋的矛盾及其危機，為全面深入研究資本主義做一參考。

　　一、金融資本·數字資本·福利資本

　　随着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資本積累表現出高度的集中與統一，其最終統一于“金融”為主導的資本帝國。學者索恩·雷特爾在《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中分析了馬克思商品拜物教中用“唯一性”概念來指稱金融貨币的這一集中特征。在金融市場與虛拟貨币的加持下，商品拜物教的“唯一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可以說，20世紀的資本主義進入了金融資本和數字資本的時代，這兩種形态就是這種“唯一性”的集中體現。在此背景下，金融資本足以支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甚至對全球經濟産生影響，例如美國紐約華爾街的金融投機能夠引起世界性的經濟危機。恩格斯早已有所察覺到金融資本的這一現象，他指出，“交易所就成為資本主義生産本身的最突出的代表”。表面上看，金融資本與數字資本有利于資本的集中，能夠迅速實現資本積累，然而在這一片繁茂的情境下卻蘊含着更大的危機。正如馬克思所預言的，資本主義在發展自身的同時也挖掘了自己的墳墓，資本積累不僅會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還會進一步導緻系統性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越是發展，其所遭受的異化程度便越厲害，這正是資本主義的悖論所在，20世紀的現代金融資本主義仍然延續着這一趨勢。

　　其一，就金融資本主義而言，金融資本的出現看似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崩潰，但實際上不過是暫時性地延緩了危機的發生，非但不能拯救資本主義，反而陷入更大的“後置性”危機之中。齊澤克對此指出，在以金融投機為主要特征的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市場的投機活動與精神分析有關主體的心理活動及其機制密切相關，尤其是它與拉康精神分析理論中的剩餘快感（對象a）的運作機制相類似。具體而言，資本主義金融活動中的主體是“悖論性”的：資本和金融市場中的主體與客體發生了根本性的颠倒和變化。齊澤克認為，現實生活中的主體并非是近代哲學康德意義上的那個“哥白尼革命”式的理性主體，而是一個受制于精神分析的剩餘快感（$◇a）的非理性主體，一個虛空的、欲望的、“悖論式”的主體。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的金融活動中，特别是股票市場和期貨市場的運作中，主體既是一個虛空的主體，又是一個充滿欲望的主體，一個“悖論式”的主體，也就是說，主體集“恐懼和貪婪”于一身。這裡，虛空與欲望、貪婪與恐懼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根據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現實中的主體是不完滿的，是一個被閹割的創傷性主體（$），一個虛空性和匮乏性的主體。同時正是由于主體的虛空和匮乏性特征，這也為主體無窮的欲望留下了相應的空間，而對象a就構成了主體的欲望成因。在資本主義的金融活動中，主體受欲望的驅使而不斷逐利，但當金融危機來臨之時，主體就會陷入無盡的恐慌與恐懼之中；為了擺脫金融危機，主體會不擇手段地淪為歇斯底裡的非理性主體，這一點在金融股票期貨市場最為典型。這種資本運作類似于精神分析中對象a的運作機制，主體雖然表面上是一個追逐利益最大化的主體，實則是受欲望驅使而卷入資本投機活動中的非理性主體，這其中充滿了諸多的無意識沖動。整個金融資本體系是一個巨大的吞金獸，它需要資本的不斷運作來維持自身的存活，然而資本主義金融化的這種活動導緻利潤更多地來源于非生産經營業務的投資和資本運作，所帶來的結果隻是單純地追求資本增值而非實體的經營利潤。如此一來，資本主義自身的漏洞和弊端就造成了無法避免的經濟結構崩塌和金融危機。一句話，主體本身是一個“悖論”性的存在物。正是由于主體的這一悖論才導緻了資本主義難以規避的金融危機，并最終導緻資本主義不可避免的總崩潰和滅亡，其中的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國1929年的經濟危機。危機之前的美國證券交易市場呈現出一派繁榮的景象，人們在拼命地投機買進股票，絲毫沒有意識到危機的來臨。然而，一旦危機爆發，人們驚慌失措，奪路而逃。同樣，在2008年爆發的美國次債危機及其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同樣如此。所以，資本主義金融市場的這一投機機制必然導緻投機主體的悖論性特征：一方面，使金融投機主體高度異化；另一方面，進一步加劇了金融資本主義的危機，加速了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滅亡。

　　當然，齊澤克從精神分析視野出發對金融資本主義的這一論斷與當前資本主義的現狀或多或少有不完全一緻的地方：資本主義看來似乎并沒有馬上消亡的迹象，反而還處于“繁榮發展”的時期，而且它與列甯100年前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所斷言的帝國主義是壟斷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也不完全一緻。那麼，如何來看待這種“不協調”的現象呢？

　　齊澤克指出，這一現象并非意味着資本主義危機的消失，而是當代資本主義通過虛拟資本和信用制度對危機一再延緩或推遲，向未來轉嫁，從而大大延緩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總爆發和總崩潰。就金融投資主體而言，由于主體本身是虛空的欲望主體，在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每個主體都是貪婪的，人們在拼命地從事資本的投資和金融投機活動；然而一旦危機來臨，人們則又陷入極度的恐慌和恐懼之中，想盡一切辦法來躲避危機。不僅個人如此，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如此，這是金融壟斷資本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高度異化。當金融危機突然爆發時，整個國家也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此時無論是個人還是國家，在心理層次上就是渴望迅速擺脫危機，減少損失，恢複經濟和生産。主體此時就從原來虛空的恐慌主體變成了一個“欲望”的主體，一個急欲擺脫“危機”的主體。此時此刻，化解危機所引發的“恐慌”的最佳辦法就是擴張性的财政政策和貨币政策，也就是大量印制鈔票、發行債券，以避免危機的進一步爆發和蔓延。當然，資本主義國家非常清楚這種擴張性的盲目濫發鈔票必将會導緻下一次更嚴重的經濟危機。但為了規避眼前的危機，渡過難關，已經顧不得那麼長遠和未來了。迅速填補眼前的“虛空”，化解危機，成為資本主義擺脫眼前危機的唯一選擇。然而，這種隻顧擺脫當前經濟困境而透支未來的貨币政策其實是一種将危機後置的方式，是在飲鸩止渴，因為從宏觀預算和預算平衡的角度出發，從賬務“平衡”或“算總賬”看，金融資本主義制度潛伏着巨大的危機，它最終必然導緻資本主義危機的總爆發和資本主義的滅亡。

　　其二，20世紀末至今，金融資本主義進入數字資本主義的階段。作為數字技術與金融資本聯姻的産物，數字資本主義憑借着高科技的數字技術将金融壟斷資本引入了更為高階的數字壟斷階段。在數字技術的加持下，數字資本具有相較于金融資本更深層的壟斷性，同時也顯現出更為嚴重的異化性，由此産生了數字拜物教。正如索恩·雷特爾所指出的，拜物教的産生源于形式上的唯一性。在商品拜物教與貨币拜物教中，商品與貨币都成為“唯一”的存在，它是衡量其他所有内容的唯一形式，“這個形式的本質作為商品之定在的唯一性，導緻了這樣一個事實，即貨币按其功能性本質來說是‘一’”。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一切事物能夠輕而易舉地被抽象化為純粹的數字，但這個數字絕非普通的數字遊戲，而是具有高度的唯一性,它憑借數字網絡平台，能在無形中建立起世界範圍内的聯系。由此數字資本将全球範圍内的資本市場囊括進自身的數字結構當中，它吸納大量的資本，進而實現對資本的集中控制與運用。數字作為世界的被抽象化了的統一性在人們之間流轉，并使他們無意識地關聯成為一個社會。數字資本之所以具有如此大的魔力，其奧秘并不在于資本，而在于數字的無限“魅力”。基于對馬克思商品拜物教的研究，索恩·雷特爾指出了拜物教抽象統一的巨大威力，他認為“純粹數學”是“腦力勞動與手工勞動之間不可逾越的分界線”。當然，雷特爾這裡談的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涉及的商品抽象或交換抽象，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數字資本。但是，從商品的商品抽象到金融資本，再到數字資本的抽象，其抽象過程和機制是類似的。正如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中的抽象一樣，數字資本中的數字抽象表面上标記的是包含于商品中的純粹量，但實際上反映了一種比商品拜物教和貨币拜物教更為隐秘的社會關系。數字資本産生之後，人們無須借助于商品，也無須求助于金融貨币，而僅僅依賴于純粹的數字符号就可以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由此數字崇拜的産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因數字崇拜而導緻的異化也就可想而知了。這裡，數字被“本質化”的過程，正是人的社會關系被“物化”的過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被轉化為數字之間的聯系，因此，原本不具有社會屬性的數字和數學符号便承擔了一種社會本性，這就是附加在數字之上的“數字拜物教”的特征。數字資本中虛拟貨币的盛行更是将這一拜物教推上了頂峰。數字資本的統一性使得社會生産簡單化，從而實現高效運行，正如數字資本主義的研究者丹·希勒（Dan Schiller）所指出的，“信息網絡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資本主義經濟文化的方方面面，成為資本主義發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與動力”。然而，無論金融資本還是數字，資本的高度的統一性将會招緻思維的單一化，如阿多諾在文化工業批判中所指出的，“在文化工業中，個性就是一種幻象，這不僅是因為生産方式已經被标準化。個人隻有與普遍性完全達成一緻，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沒有問題的”。社會的統一性導緻工具理性的盛行，最終導緻更深層的異化。

　　其三，當代資本主義另一個不容忽視的方面就是福利資本的誕生及其效應。如上所述，不論是金融資本還是數字資本，都是拜物教的産物，是壟斷資本在當代資本主義的變種，其目的在于實現資本更為集中的統一，以實現對資本的高效利用。然而悖論性的是，資本越是集中，其異化的程度便越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就越為冷漠。這必将進一步激化資本主義的矛盾，最終引發資本主義的危機。為了規避金融資本和數字資本的弊端，減緩并消除其所帶來的高度異化，克服資本主義的愈發嚴重的貧富分化，福利資本應運而生，福利資本主義順理成章地登上了曆史舞台。20世紀後半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針對失業、貧困家庭和女性紛紛出台了一系列的社會福利政策，旨在消除嚴重的貧富分化和性别歧視。資本主義國家一方面大量印發貨币，向金融領域和投資銀行注入大量資金，發放低息貸款；另一方面則制定社會福利法，展開家庭救助，提供失業救濟與社會補助，包括相應的養老、醫療等公共衛生服務。然而福利資本的出現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貧富分化這一社會現實，也難以消除日益嚴重的社會異化現象。必須承認，福利資本和福利資本主義的初衷設計是好的，但其實際效果并沒有像預期的那樣消除貧富分化，刺激消費、降低失業率進而提高窮人的就業率，相反，它導緻了福利分配中的腐敗，甚至出現了養“懶漢”的消極現象。不僅如此，由于實施社會福利需要大量資本，導緻濫發鈔票，緻使資本主義财政赤字，引發債務危機。例如希臘、葡萄牙、意大利、西班牙、塞浦路斯等歐洲福利國家相繼瀕臨破産，其緣由便在于大搞福利資本主義，導緻分配中的腐敗和“大鍋飯”現象，滋生了很多的“懶漢”。對于福利資本及其潛在的危害性，哈貝馬斯在《合法性危機》中已經多次提及。同樣，齊澤克也認為，當今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大量福利的普及也難以規避資本主義的危機，他指出了以索羅斯為代表的大資本家與福利資本主義的内在關聯。他認為，與金融資本一樣，福利資本及其實施也延緩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并通過某種外在的慈善活動來維持資本主義的再生産，如索羅斯或者蓋茨這樣的資本大鳄及其慈善活動并不僅僅是他們個人特質或者善心大發，因為“無論這類慈善活動是真誠的還是僞善的，它都是資本主義流通過程的邏輯結點，從嚴格的經濟觀點來看是必然的。因為這種行為延緩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危機。它恢複了平衡而沒有落入緻命的陷阱:憎恨的毀滅性邏輯和強化财富的中央集權式再分配隻能終結于普遍化的貧困。人們還會說，它也避免了通過主權性的支出即戰争來恢複某種平衡和聲張血氣的另一種模式。這個悖論指出了我們令人悲哀的困境:當代的資本主義不能依賴自身再生産自身，它需要外在的經濟慈善來支撐社會再生産的循環”。由此可見，福利資本的藥方不僅無法治好金融資本與數字資本所帶來的弊病，還會對國家财政造成極大的副作用。

　　總之，無論是金融資本、數字資本還是福利資本，都沒有從根源上改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反而導緻了更深度的社會異化。因而，隻有從制度上反對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真正消除資本的高度異化及其危害。在這一點上，雷特爾、齊澤克和馬克思都是不謀而合的。

　　二、政治民主化的形式及其悖論

　　當代金融資本的“唯一性”及其悖論性特征與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的形式性及其悖論密切關聯。對此，齊澤克有關當代資本主義民主政治的批判分析也是拉康式的“悖論”的分析方法。他認為，毫無疑問，當代資本主義在形式上是“民主的”，它是一種選票式的“民主”競争體制。但這一民主形式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實質的”或真正民主的實現，更不要談“全過程的民主”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這種民主式的選舉制度并非是人民的自願選擇，而是一種“被迫的”選擇，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和選票民主。因而，民主形式下掩藏的是實質上的非民主。政治的民主化意味着政治形式的民主化與真正民主實質之間的悖論。

　　其一，必須承認近代資本主義民主形式相對于在它之前的社會而言是一個巨大的進步。這一形式發端于英國的政治學家霍布斯，成型于洛克的自然法和《政府論》，并由17至18世紀的法國資産階級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讓·盧梭分别在《論法的精神》和《社會契約論》中所完善，最後為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費希特和黑格爾所深化。資産階級的這一民主形式又被稱為抽象民主或者形式民主，其要義在于強調民主的程序性和過程性，旨在通過民主的形式來實現民主的内容和本質。需要注意的是，資本主義的這一民主形式與其财産的私有和形式化的法制是密切關聯在一起的，離開财産的私有和司法制度來談資産階級的民主無異于緣木求魚，正如馬克思所言，由于資本主義的私有制及其民主形式，“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換句話說，對當今資本主義的批判必須注意到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在推動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巨大作用。其中相比于封建制度，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即它所建立的民主體制為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奠定基礎，從而釋放了巨大的生産力，這一點在英國的工業革命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因此，無視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在推動社會生産力方面的巨大進步而對之進行全面的否定，并不是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其二，要看到資産階級民主形式的“悖論性”特征。從形式上看，毫無疑問，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是适應資本主義生産力發展的，但在其抽象的和形式化的民主外衣下，資本主義的形式民主制卻掩蓋了其“非民主”的特性，也就是資産階級形式民主的“被迫性”或“強迫性”的特征。衆所周知，就主體的選擇而言，選擇意味着主體自願的行為。既然如此，為什麼齊澤克還說在資本主義的民主體制下還存在着“被迫選擇”呢？這就需要了解齊澤克所謂的“被迫選擇”的獨特含義。

　　一般而言，主體的選擇是自願的理性意志和決定，不存在所謂的“被迫”的選擇問題。換句話說，“被迫的”選擇對主體而言是一個僞命題。然而，從精神分析的視野看，齊澤克認為還有另一種的選擇即被迫的選擇。他認為，選擇與選擇的情境密切關聯。也就是說，存在着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理性的自主性的選擇，一種是無意識的“被迫的”選擇。資本主義體制下的諸多主體所面對的恰是後一種選擇，因而選擇是在主體某種情境下的“被動”選擇。齊澤克的這一觀點來自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精神分析理論認為，主體在面對選擇的情境時并非是在“好”與“壞”、“善”與“惡”之間的“二者選一”；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論”的選擇。因此，精神分析與近代哲學和現代倫理學有關“善惡”二分的二元論并不相同。如果按照“二元論”選擇模式，主體的選擇是非好即壞，然而精神分析的倫理學卻認為，在現實的社會中主體面對的選擇情境并非是“非好即壞”或者“非善即惡”，而是在“壞”與“更壞”、“惡”與“更惡”之間的選擇，這就是現實社會的殘酷真相或真正的社會現實，如在戰争狀态下常常出現的就是類似的情形。因此，在某種特殊情境下主體的選擇隻能是一種“無奈的”被迫選擇，甚至主體不得不“犧牲”某一方面而換取另一方面。齊澤克經常舉的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威廉·斯泰隆的小說《蘇菲的選擇》。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蘇菲和她的孩子被送進了納粹集中營，納粹軍官讓她進行了一個不可能或不得不的“被迫”選擇：蘇菲必須在自己的兩個孩子（姐姐和弟弟）之間進行選擇，被選擇的那個可以活下來，另一個則會被送進毒氣室。當然蘇菲還有一種選擇，即不做選擇，如此她兩個孩子都會送進毒氣室。在這種“被迫的”選擇情境下，蘇菲唯一的“理性”選擇隻能是選了自己的小兒子，而她的女兒則被送進了毒氣室。結果這一“被迫的”選擇及其所帶來的負罪感使蘇菲的精神幾乎崩潰，幾欲自殺，并長期困擾着她，最終她還是為此自殺。這裡，蘇菲的選擇當然并非是她本人的自願選擇，而是“不得不”的“被迫”選擇，一個“痛苦的但卻理性”不得不的選擇。這裡的選擇主體與其所選擇的情境或共同體之間非但不是“和諧”的，反而是沖突的。也就是說，主體對于其所處的情境或其群體非但不能自由選擇，而且其存在本身和特征就是受制于這個情境本身或共同體本身。因而，主體與其所處的社會情境或共同體之間處于一個矛盾或悖論之中：主體隻能做出“唯一的”所謂的“正确”選擇，否則隻會更加糟糕。選擇不是在好與壞，善與惡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壞與更壞之間的“被迫的”選擇。

　　同樣，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選舉及其政黨選舉，選舉人或大衆同樣是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而隻能是“被迫的”，大衆隻能在主要的兩個政黨之間進行投票選擇。因而，資本主義民主隻是在形式上保障每一個公民擁有平等的機會使用他們的權利，而實質上卻并非真正的民主。這裡，資本主義集民主形式上的“優越性”與實質上的“被迫性”或虛僞性于一身。本來被視為自由選舉的民主形式卻走向了其“被迫的”反面，成為大衆不得不服從的形式和體制。

　　其三，需要辨識的是資産階級民主形式的“表面”上的“誤認”特征。也就是說，人們對資本主義的選舉形式已經習以為常，并視之為“理所當然”，因而人們也不再懷疑甚至默認并默默服從。齊澤克經常以人們乘坐電梯的例子來闡釋資本主義的民主選舉制度。衆所周知，人們在進入電梯時總喜歡不停地按關門鍵，試圖控制電梯的關門速度，然而實際情況則是，關門鍵不過是一個擺設而已，電梯關門時間是早已設定好的，因而電梯的關門鍵并不能加快或阻礙電梯的關門速度，它不過是坐電梯者所産生的錯覺或“誤認”而已。人們認為自己的按鍵可以加快電梯的關門速度，但實際上起不到任何的效果。同樣，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選舉也具有類似的“誤認”效果。人們在舉行民主選舉投票時其實就像選擇電梯按鈕一樣，每四年或五年進行一次“輪流替換式”的投票選舉，使人們誤以為自己的投票可以改變選舉結果。然而實際上，其最後的效果與電梯關門的效果是一樣的，都是某種設計好的程序性效果。資本主義的選舉結果是早已設計好的“程序體制”，無論進行怎樣的投票，其最後的結果都大同小異。因此，民主選舉的“表面性的”“誤認”就成為資本主義民主選舉的本質。這裡，民主選舉表面的“欺騙性”昭然若揭，但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下，人們已經習以為常，把民主的形式誤認為是民主的本質。如此，民主的“形式”性也就遮蓋了民主選舉的“本質”。實質上，人們必須認識到，在資本主義社會，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主義從來就沒有什麼實質性的民主，民主從來是形式性的。

　　三、生态危機的必然性與擔憂生态學的困境

　　當代資本主義的危機不僅體現為金融危機和形式化民主的“被迫性”選擇上，而且還有第三個方面，即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帶來的生态危機。對于資本主義的生态危機，西方左翼學者已經研究了很多，齊澤克的獨特之處在于運用精神分析的創傷理論來分析資本主義的生态危機，并提出了“擔憂生态學”的構想。他認為隻要資本主義制度存在，資本主義的生态危機就難以消除。具體而言，他從兩個層次上來論述資本運作的生态危機。

　　其一，面對着人類社會中的主體與大自然的張力，齊澤克提出了一個石破天驚的命題，“自然并不存在”。衆所周知，我們生活在自然和宇宙這個巨大的星球上，也就是說，我們人類無時無刻離不開哺育我們的“自然”，既然如此，他為何提出如此怪誕的哲學命題呢？其實，所謂“自然并不存在”是基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論而提出的一個生态學命題。對于這一命題，需要從以下兩方面來理解。

　　一方面，“自然并不存在”意味着我們需要重新界定“自然”這一概念。也就是說，齊澤克這裡所謂的“自然”并非日常生活中我們與之打交道的那個“自然界”，而是在其精神分析意義上的自然。因為在他看來，那個原初的、原生态的和“實在”的自然經過我們人類的改造，早已不存在了；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被人類改造過飽經滄桑的“自然”；而那個原初并不存在的“自然”僅僅存在于我們的“幻想”建構中，是我們人類無意識“預設”的産物。因而，“自然并不存在”。

　　另一方面，這一命題還意味着人與自然關系之間的某種張力，作為主體的人成了自然的傷口或“創傷”。衆所周知，創傷是精神分析理論的核心概念。精神分析認為，主體一旦降臨到社會中就會受到語言和象征界的大他者的閹割，使得主體成為一個創傷的主體（$），一個被打上斜杠的主體。然而，在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考察上，齊澤克颠倒了人與自然的關系：不是作為主體的人，而是相反，自然反而成為一個受到主體威脅或遭受主體打壓的創傷者。正如“自然是不存在的”一樣，人與大自然的關系并非是“天人合一”般的“和諧共生”關系，而是一種“創傷性”的對立。相對于自然而言，人類就是那個代表了象征界的大他者，不斷地征服和改造自然，導緻了“自然并不存在”的境況，這就是大自然的“創傷”。在21世紀科技發達的今天，人與自然之間形成了一種“悖論性”的矛盾關系：一方面，人類離不開哺育我們的自然，人類必須尊重大自然的規律，敬畏自然；另一方面，人類的貪婪和欲望使得人類對自然進行無限制的開發和索取，對自然造成了難以彌補的破壞，形成了大自然的“創傷”。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說的那樣，人類對大自然的每一次“成功”征服都會遭到自然的無情報複，進而形成人與自然之間的張力，人成了“自然的傷口”。齊澤克指出，不僅“自然是不存在的”，而且“我們的邏輯與生态學的邏輯無異：人是‘自然的傷口’，自然的平衡再也無法複原；要與環境和諧相處，人唯一能做的事情便是全盤接受這個裂口、裂縫，接受這個結構性的斬草除根，事後盡可能修複；所有其他的解決方案，如這樣的幻覺——重返自然是可能的，如這樣的觀念——自然是可以全盤社會化的，都直接通往極權主義”。

　　因而，無論是“自然的人化”還是“人化的自然”，人類都不可能再回到那種理想和諧的“天人關系”，而是要在人與自然之間保持适度的張力，維持這種帶有創傷性的“脆弱平衡”。因此，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不存在最終的解決方案”。一旦打破這種“脆弱平衡”，那麼人類将陷入萬劫不複的大災難之中。

　　其二，在如何對待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齊澤克明确反對回歸原始自然的那些生态學家的觀點，也就是“擔憂生态學”的觀點。他說：“到目前為止，主導的生态觀點是擔憂和恐懼的生态學，即擔心人為的或自然的災難會擾亂或破壞人類文明，這種擔心會促使我們實施有計劃的措施以保護我們的安全。”一個不争的殘酷的現實是，不僅資本主義，甚至全球都面臨着嚴重的生态問題。如何看待這一日益嚴重的生态問題，學者們的看法各有不同。一些生态學家和生态社會主義者提出了各種解決生态問題的辦法，如福斯特、高茲、奧康納等。齊澤克對此并不認可，而是從精神分析的實在界和創傷的角度提出了他自己激進的生态學觀點。他認為，由于“自然并不存在”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張力，擔憂生态學那些杞人憂天的觀點并不成立。面對自然的傷口，我們隻能像接受實在界的存在那樣接受這個創傷的“不存在的”自然，一個我們與之朝夕相處的對象。

　　其三，對“擔憂生态學”的抛棄并非意味着人類對生态危機和生态災難聽之任之，而是要采取更加激進的“革命性”行動，像巴特爾比那樣采取否定的姿态對資本主義說“不”，以“死亡驅力”的方式而進行決絕的行動，對資本主義進行大拒絕。他說：“在拒絕雇主的命令時，巴特爾比不是否定謂語動詞。而是肯定非謂語動詞：他不說他不想去做，而說他甯願不去做”。那種幻想不消除資本主義制度來改善資本主義生态危機的想法無疑是一種天真的幻想。他認為，在生态學的邏輯和生态危機的分析中，人們擁有相同或類似于精神分析的邏輯，隻有如此，才能真正規避生态危機和生态災難。

　　四、結語

　　當人類進入21世紀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時代，我們必須對新時代出現的新問題重新思考和探讨。資本主義曆經幾百年的發展，雖曆經波折，但仍“垂而不死”“腐而不朽”，對此做一全方位的探讨，将是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如何運用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理論重新認識當今的資本主義及其矛盾，也是我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緊迫任務。對于西方左翼學者有關資本主義的批判分析，我們既不能完全贊同，也不要置之不理，而是需要在馬克思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進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齊澤克從精神分析視野對當代資本主義及其危機的三重分析批判，對于我們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矛盾，重新定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價值。鑒于此，對于當代資本主義，我們既不能認為其馬上消亡，也不能否認其内在的矛盾，認為它亘古不變，永世持存。用馬克思的觀點看，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從來就是在不斷的矛盾鬥争中此消彼長的；同樣，社會主義也是在與資本主義的鬥争中逐漸壯大起來的。因此，如何認識和分析當代資本主義本質及其特征，仍是東西方學者所面臨的一個重大課題。齊澤克對當代資本主義的分析和批判，雖不無道理，但其中也隐含了諸多的“激進”或“偏激”之處，需要我們進行認真的分析和更全面的評價。但無論如何，其犀利的觀點和獨特視野已成為當今研究資本主義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維度，對我們全面而深入地了解當代資本主義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具有不可或缺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注釋、參考文獻略）

　　（作者系南開大學6774澳门永利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甘肅社會科學》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