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文化領導權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控制的實質論析

馬克思主義文化領導權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控制的實質論析

——兼評“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誤區及其危害

孫奪

理解當代資本主義的本質，至關重要的是全面深入分析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控制機制。一定程度上看，20世紀初以來，左翼和工人運動中出現的布爾什維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分野，源頭之一正在于能否正确理解“工人階級的自發性”命題，列甯的《怎麼辦？》詳細論述了這一命題。在政治實踐中，這一命題可以具體概括為“自發的工人階級運動是否會受到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影響與控制”。雖然列甯生前敏銳、前瞻性地關注到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控制機制，但是這一控制機制例如公共關系産業的發展與成熟，卻主要發生在列甯去世後。從資本主義發展史來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控制機制進入系統化、産業化發展階段——産生并成熟于美國的公共關系産業，這是窺視這一機制的最好視角。正是由于對這一問題的不同理解，列甯主義主張以民主集中制（以職業革命家為核心）的無産階級先鋒隊在民主革命中獲取領導權的方式來推動無産階級革命，而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則寄希望于改良性質的自發工人運動，通過議會選舉“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借助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著作文本研究，1970年代以來，“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文化領導權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控制問題進行了廣泛研究。然而，“西方馬克思主義”總體上沒有按照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基本原理處理葛蘭西的文本，而是深陷伯恩施坦主義的基本理論框架。在這種前提下，他們無法理解列甯的“自發性”概念，更無法理解他提出的領導權理論——“自發性”是“領導權”的對立面，體現的是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控制能力（抑或霸權）；無産階級領導權的首要根本前提，正是通過建立新型無産階級先鋒隊政黨克服與超越“自發性”。隻要無産階級還沒有通過先進組織克服個人主義的自發狀态，形成階級意識、實現政治自覺，具備高度的共産主義覺悟和精神，整個社會就隻能處于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霸權之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各種嘗試，無論是傳統的改良式的議會選舉，還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新式的在市民社會（如教育、女權、種族、環保等等）領域進行的“陣地戰”乃至民粹主義的盲動，其最終歸宿隻會内化于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控制機制，成為資本主義延長生命的改良主義工具。

一、美國公共關系産業印證了列甯領導權理論的正确性

1913年9月至1914年11月，洛克菲勒财團科羅拉多燃料與鐵礦公司爆發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勞資沖突——聯合礦工工會在改善礦工處境的要求（如建立安全措施、有權在自己選擇的商店裡購物等）被拒後開始發動罷工。洛克菲勒家族雇用了專門鎮壓屠殺勞工的雇傭軍公司“博德文—菲爾茨偵探所”襲擊礦工，科羅拉多州州國民警衛隊也參與鎮壓。1914年4月20日，科羅拉多州爆發上千工人參加的遊擊戰，直到總統下令聯邦軍隊進入拉德羅維持秩序。曆史學家估計，共有約200人在科羅拉多州的罷工沖突中喪生。

洛克菲勒家族因這場大屠殺一度聲名狼藉。為更好幹預和控制輿論，小約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聘請記者艾維·李（Ivy Lee）幫助應對危機。美國著名的公共關系專家弗雷澤·西泰爾（(Fraser P.Seitel）指出：“企業的主管們逐漸發現，一個公司可能擁有豐富的資本、勞動力和自然資源，但如果缺乏科學的管理，尤其是缺乏影響公衆輿論的技能，則它注定是要失敗的。”艾維·李當時成立了宣傳顧問事務所“派克和李公司”，為資本家和企業提供收費的公共關系服務。艾維·李後來被稱為美國公共關系之父。

受雇于洛克菲勒财團後，艾維·李主張要向工人灌輸“為工業自由而鬥争”的觀念，“讓工人對自己的工作産生崇高感”“消除原來的積怨”。艾維·李站在煤礦資本家和管理層立場上，策劃了一系列以“科羅拉多為工業自由而鬥争”為主題的新聞簡報和評論文章，“持續不斷、高度密集地将材料投送給全國意見領袖們”，對事實進行片面剪裁乃至制造虛假信息來操縱和控制大衆輿論。例如，艾維·李根據礦工聯合會年度報告，摘取了幾位有名的罷工領袖的工資進行傳播和報道，但他将工人的年薪篡改成9周的薪水，使罷工領袖們的工資每天高達60美元乃至90美元，給公衆造成這樣的印象，“罷工領袖和礦工聯合會不過是在為了他們自己謀取利益罷了”。當時，一位自由派記者的喬治·克裡爾（George Creel)（後來成為威爾遜政府操控公共輿論的公共信息委員會主席）稱艾維·李為“公共輿論的下毒者”。“扒糞運動”領軍人物則受喬治·克裡爾的啟發，給艾維·李起了一個伴随他幾十年的綽号——“毒藥艾維”。

當罷工工人已經被壟斷資本家的軍隊和私人保安用難以想象的暴力血腥手段鎮壓下去後，“毒藥艾維”就通過向工人和公衆進行輿論洗腦，将這件事對壟斷資本家的危害降到最低。艾維·李策劃洛克菲勒有計劃地向公衆展示其日常生活，諸如打高爾夫球、參加教會活動、和鄰居交談、慶祝生日、慈善事業等，“取得公衆的理解和欣賞”。“年複一年，全國媒體的新聞标題和内容逐漸發生變化。早先的報紙标題是：《洛克菲勒：人還是獸？》《洛克菲勒面臨正義的懲罰》等。經過“毒藥艾維”運作後的報紙标題是：《洛克菲勒向失業基金再捐100萬元》《洛克菲勒基金會在佐治亞州和紅魔病做鬥争》等。”

美國公共關系産業是資産階級對工人階級進行意識形态控制的典型工具。拉德羅大屠殺後，以洛克菲勒為代表的壟斷财團發現，僅僅依靠暴力來維持國家機器遠遠不夠，對大衆的輿論、思想、心理控制至關重要。在1916年完成的“帝國主義論”中，列甯強調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個顯著特點，正是“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态也滲透到工人階級裡面去了。工人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并沒有隔着一道萬裡長城”。盡管列甯當時還無法細緻地了解美國剛剛産生的公共關系産業的基本情況，但他早已敏銳意識到資産階級意識形态控制問題。早在1902年1月完成的《怎麼辦？》一書中，列甯就已經高度重視工人階級的自發性運動“恰恰會受資産階級思想體系的控制”。他指出，“原因很簡單：資産階級思想體系的淵源比社會主義思想體系久遠得多，它經過了更加全面的加工，它擁有的傳播工具也多得不能相比”。于是“最流行的”“時刻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複活起來的”資産階級思想體系，“自發地而又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這種情況下，工人階級“最初碰到的”思想體系“總會是資産階級的（工聯主義的）思想體系”。

列甯《怎麼辦？》等著作的完成，成功抽掉了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及現代資産階級自由主義的政治理論基石——崇拜“自發性”，主張“普遍選舉權的實現會自然導緻人民民主”。列甯能夠指導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跟他創造性地提出民主集中制式的新型無産階級建黨思想和無産階級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理論密切相關。列甯能夠完成這些關鍵理論和實踐創新，其内在邏輯正是克服與超越無産階級自發性及打破帝國主義意識形态控制機制。列甯認為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階段，這是非常準确且必要的理論判斷——因為這個階段的資本主義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築都出現了一些新特點，比如美國的壟斷資産階級最早發展出了強大、完整、系統的意識形态控制機制。

從馬克思主義發展史角度看，馬克思、恩格斯早在1846年完成的《德意志意識形态》一書中就明确提出過“精神生産資料”與“思想的生産者”等概念。“支配着物質生産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着精神生産資料，因此，那些沒有精神生産資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隸屬于這個階級的。”馬克思、恩格斯認為，“構成統治階級的各個個人”“作為思維着的人”“作為思想的生産者進行統治”“他們調節着自己時代的思想的生産和分配”。值得關注的是，在馬克思、恩格斯1846年的分析中，無産階級與資産階級在思想上的“隸屬”關系，即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的思想滲透與控制，更多體現為自然與自發的過程。甚至在資産階級内部，承擔“物質勞動”分工的那部分人對承擔“精神勞動”分工的那部分人所“編造”的思想和幻想“采取比較消極的态度”。在《怎麼辦？》中，資産階級思想體系一方面是“自發地”，另一方面又是“最猖狂地迫使工人接受它”，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的思想控制在自發層面上又有了明顯的主動與強迫色彩。而在“帝國主義論”中，對“滲透到工人階級裡面去”的描述，進一步體現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态的主導性和能動性，其中蘊含對帝國主義産生以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控制機制新變化的敏銳洞察。

二、伯恩施坦主義的泥潭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葛蘭西領導權理論的誤讀

由于缺少自發性、領導權、資産階級意識形态控制等諸多理論分析維度，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掙紮于議會選舉的改良主義泥潭而無法自拔。從1970年代開始，西方社會福利國家模式陷入困境，新自由主義模式首先在英美随後在歐洲強勢崛起。在這一背景下，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實際上已經被宣布了政治死刑——1990年代的英國工黨和美國民主黨都全面地新自由主義化了。曆史的吊詭在于，自1970年代開始，經過《新左派評論》等出版物和媒介的推廣，列甯的領導權概念通過葛蘭西文本被西方左翼知識分子群體廣泛讨論，這一群體被佩裡·安德森（Perry Anderson）描述為“西方馬克思主義”，資本主義文化霸權和意識形态控制機制成為西方左翼知識分子讨論的中心議題。

在監獄中，葛蘭西重點分析了資産階級“通過象社會、工會或學校這樣一些所謂私人組織而行使的整個國家的領導權”，并将其稱之為“市民社會”。在葛蘭西看來，國家不僅是強制與暴力，“市民社會也是‘國家’，并且不僅如此，市民社會恰好構成國家”“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換句話說，國家是披上了強制的甲胄的領導權”。

市民社會是馬克思早期使用較多的一個來自黑格爾的概念，原文為“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德語中兼有市民社會和資産階級社會的雙重含義，既可以被廣義地理解為“社會組織”，也可以被具體理解為“資産階級社會”。在《資本論》中，馬克思也曾多次使用這個語詞，不過其含義多數為“資産階級社會”。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市民社會”這一用語是在18世紀産生的，當時财産關系已經擺脫了古典古代和中世紀的共同體，“真正的市民社會隻是随同資産階級發展起來的”“但是市民社會這一名稱始終标志着直接從生産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組織在一切時代都構成國家的基礎以及任何其他的觀念的上層建築的基礎”。馬克思在1846年12月緻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社會“是人們交互活動的産物”，人們不能自由選擇某一社會形式，“在人們的生産力發展的一定狀況下，就會有一定的交換和消費形式。在生産、交換和消費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就會有相應的社會制度、相應的家庭、等級或階級組織，一句話，就會有相應的市民社會。有一定的市民社會，就會有不過是市民社會的正式表現的相應的政治國家”。總之，具體的社會制度、家庭組織、階級組織即市民社會，都是直接從物質生産、交換、消費形式中發展起來；一定的市民社會決定一定的政治國家，市民社會包括生産、交換、消費在内，共同構成政治國家等上層建築的基礎。

葛蘭西研究市民社會問題的目的，是探究西方社會的革命戰略問題。其結論相當明确，即俄國與西方社會存在很大不同，俄國十月革命式的“運動戰”并不适合西方，“我以為伊裡奇很理解：1917年在東方勝利地運用過的運動戰，在西方必須改為陣地戰——這是唯一可能的形式”。葛蘭西談到，“從理論上探讨有關政治學中的運動戰問題的最有代表性的文獻之一”是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寫作的，盧森堡把直接的經濟因素（如經濟危機等等）比作運動戰中野戰炮兵的“重炮”，“作戰時把敵人的防禦陣地打開一道缺口，從而使我軍得以突入，取得（戰略上的）最後勝利”。葛蘭西認為，“這種觀點是一種十足的經濟決定論”，認為“經濟因素起作用的速度在時間空間方面都是無比迅速的”，這樣就淪為“等待出現奇迹的、徹頭徹尾的曆史神秘論了”。而盧森堡“由于某種‘經濟主義’和自發論偏見”“在事實上忽略了‘志願’和組織的因素”，這些因素作用之大遠遠超出她的估計。

關于“運動戰”與“陣地戰”的區别，葛蘭西認為，“在工業與社會發展先進的國家間發生戰争時，運動戰的作用隻能看作是戰術的，而不應看作戰略的”，“陣地戰是由雙方總的力量對比所‘決定’的”“陣地戰并不隻是塹壕戰，它還包括作戰軍隊後方的整個組織系統和工業系統”。因此，葛蘭西提出的“陣地戰”，其實是指敵我雙方總體力量的持久戰。

對于俄國與西方社會之間的差異，葛蘭西認為：“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還處于原始的混沌狀态；在西方，在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有一定的聯系，國家一有風吹草動，市民社會的堅固結構立即挺身而出。國家隻是外圍的壕溝，後面屹立着一個強大的碉堡工事網。”葛蘭西強調，在政治藝術和政治學領域，“至少就最先進的國家而論”應該做出從運動戰到陣地戰的改變，“因為在這些國家裡，‘市民社會’已經成為一種十分複雜的結構，能夠經受直接經濟因素的災難性‘襲擊’（危機、蕭條，等等）”。在葛蘭西看來，“市民社會的上層建築就象現代戰争中的塹壕體系一樣”，“在發生嚴重經濟危機時期”，政治上也會出現軍事上類似情況，“猛烈的炮擊似乎已經摧毀了敵人的傘部防禦體系，但實際上是摧毀了外線工事，在發動總攻沖鋒時，進攻部隊會發現他們依然面臨着一道十分堅固的防線”。

從關于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運動戰”和“陣地戰”之間的對比分析可見，葛蘭西實際上是強調：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市民社會構成結構堅固的“碉堡工事網”。當大危機、大蕭條等經濟因素災難性襲擊“政治國家”這一“外圍的壕溝”後，“市民社會”這個強大的防線依然能夠幫助資産階級抵禦無産階級的“總攻沖鋒”。因此，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無産階級尤其是要克服與避免盧森堡式的經濟主義決定論和自發論偏見，重視發揮無産階級“‘志願’和組織”的力量，增強自身總體力量，與資産階級打陣地戰和持久戰。

根據葛蘭西在獄中的分析，運動戰和陣地戰并不是完全割裂的，陣地戰是為了最終進行運動戰：“在政治中，隻有一個個地奪取陣地，這些陣地雖非決定性的，卻足以使國家無法充分調動其全部領導權手段，隻有到那時運動戰才能奏效。”因此，在市民社會中進行陣地戰并不具有決定性意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政治國家，“如果出于某種原因，這些陣地失掉了它們的價值，決定性的陣地反而處在危急中，那麼就得轉向包圍戰”。

需要強調的是，葛蘭西是在列甯主義基本政治戰略前提下讨論“運動戰”和“陣地戰”等問題的。“一個個地奪取”非決定性的“陣地”，目的是最終使具有決定性的陣地“國家”“處在危急中”，使最終的“運動戰”能夠取得勝利。這一切都必然有個前提——即“我們”這一主體的存在，即民主集中制的新型無産階級政黨（包括有機知識分子）組織起來的廣大無産階級和勞動人民，這一點是葛蘭西與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最根本的不同。

從1918年開始，深入研究過“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的葛蘭西便已經是一個列甯主義者。1919年5月，葛蘭西等人創辦《新秩序》，領導1919年和1920年都靈大罷工時期的“工廠委員會”運動。1920年5月8日，他在《新秩序》上發表《争取革新社會黨》一文，得到列甯贊賞，成為青年社會黨左派“新秩序派”的領袖。1921年1月21日，意大利共産黨建立，葛蘭西成為黨的創始人之一，當選為中央委員。1922年5月底，以意共駐共産國際代表的身份赴莫斯科，當選為執委會書記處書記，并在蘇聯建立了家庭。1924年8月當選為意大利共産黨總書記，1926年11月被捕。

然而，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潮流不是按照馬克思列甯主義，而是陷于伯恩施坦主義的窠臼來讨論由列甯提出而由葛蘭西延續的領導權議題。伯恩施坦主義的一系列緻命缺陷，諸如在哲學層面的二律背反——即在革命問題上奉行庸俗生産力論（機械唯物主義），在改良（如議會選舉）問題上奉行唯意志論（唯心主義），又在“西方馬克思主義”中複現，隻不過這一次阿基米德的支點不再是伯恩施坦提出的普遍選舉權，而是在脫離階級組織的前提下将希望寄托于在市民社會領域（如教育等）或文化領域開展“陣地戰”——争奪文化和意識形态領域的領導權。最終結果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進一步遠離了與物質勞動和工農業生産密切相關的無産階級和勞動群衆的政治運動，這實際上是進一步重複了伯恩施坦主義的緻命失誤即忽視和回避階級議題。

“西方馬克思主義”過高預估了學校等所謂“市民社會”的獨立性及其對國家暴力機器和經濟基礎的決定性作用——實際上這個領域留給合法的改良主義運動的空間或許不會比議會和選舉政治更大。通過葛蘭西，他們僅是正确看到了列甯主義幾十年前就指出的“病症”（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控制機制），但卻按照伯恩施坦主義的邏輯給出了更加錯誤的“藥方”（遠離無産階級組織和運動去改良市民社會領域），這何嘗不是“進一步，退兩步”？

“西方馬克思主義”确實深受葛蘭西影響，但是總體上卻脫離了葛蘭西堅持的馬克思列甯主義原則，在這個意義上，将葛蘭西與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劃入同一陣營，在邏輯上無法自洽。這種理論上的自我矛盾也體現于佩裡·安德森對“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研究。佩裡·安德森将葛蘭西稱為“西方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政治思想家”，但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著作中直接讨論階級鬥争中心問題的，葛蘭西是最後一人”。“西方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整體“幾乎傾全力于研究上層建築”，而且是“遠離經濟基礎、位于等級制度最頂端的那些特定的上層建築層次”，西方馬克思主義典型的研究對象甚至不是“國家或法律”“它注意的焦點是文化”。

葛蘭西之後的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考慮路易·阿爾都塞（Louis Pierre Althusser）的話，的确可以說大部分人都脫離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和階級鬥争的理論軌道，處于這一狀态的思想理論能否稱之為“馬克思主義”，是值得高度懷疑的。歐内斯托·拉克勞（Ernesto Laclau）、尚塔爾·莫菲（Chantal Mouffe）寫于20世紀80年代初的《領導權與社會主義的策略》（被佩裡·安德森認為是受葛蘭西領導權理論影響而産生的代表性著作），污蔑了列甯主義民主集中制的新型無産階級政黨，反對無産階級的“階級本質主義”，他們所提出的核心原則是“把等同的鍊條與各種反對不同從屬形式的民主鬥争聯系起來”，這一提議是西方左翼用“身份政治”取代“階級政治”戰略的始作俑者，即“反對男性至上主義、種族主義、性歧視的鬥争以及環境保護，需要與左翼領導權設計中的那些工人連接起來”。

雖然拉克勞和墨菲在語言和方法上力圖創新乃至标新立異，但他們整個思維框架仍沒有脫離伯恩施坦主義的陳舊理論體系，在實踐上也隻能是将伯恩施坦主義從日益疲憊的改良主義的議會選舉擴展到女權、種族、性少數人群、環保等領域，延續伯恩施坦主義在改良議題上的唯心主義幻想，認為這種“激進民主”可以根本改變資本主義。拉克勞和墨菲本來“希望蘇聯模式的崩潰會重新推動民主社會主義複興”，但卻無可奈何地看到主流的社會民主黨放棄左翼色彩、向右疾奔擁抱新自由主義。在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潮流走向窮途末路之時，他們卻依然強調“左翼最終接受了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義的重要性是件好事”。但是如何利用“自由民主制度和多元主義”來改變“現存領導權秩序”，拉克勞2005年給出的答案是回歸他早年所堅持的民粹主義策略，這些理論得到後來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如西班牙“我們能”黨的采納和運用。正如佩裡·安德森評論的，這一民粹主義模式距離葛蘭西，即“距離那位曾經關押在巴裡的囚徒已相去甚遠”。

由于缺乏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甯主義（如自發性、領導權等理論）的深入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整體上體現出實踐邏輯的匮乏無力與理論邏輯的内在混亂。喬萬尼·阿瑞基（Giovanni Arrighi）曾是1960年代末在意大利工人和學生運動中非常活躍的“葛蘭西小組”的負責人，在他70年代中期研究計劃中，“勞工居于核心地位”，但在其1994年出版的《漫長的20世紀》中“這一點卻消失不見了”，到《亞當·斯密在北京》這部續集中，“依舊不見其蹤影”。對此佩裡·安德森的評價是“空白背後乃失望之情”。或許在失望的背後還有“病急亂投醫”。在其最重要的代表作《漫長的20世紀》中，阿瑞基于結尾處認定日本将作為“新衛士”占據“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制高點”，從而可能發生制高點從美國轉移到日本的“換崗”現象。問題在于日本“缺少立國和戰争能力”，而“這種能力始終跟世界經濟的市場表層上面的資本主義表層的擴大再生産很有聯系”。阿瑞基按照亞當·斯密（Adam Smith）和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的邏輯推斷，日本“換崗”美國的結果必然是，資本主義曆史不會“由于某個機構的有意識行動而被迫終止”“而會由于世界市場形成過程的無意識結果而自動終止”“資本主義會跟發迹于當代的國家權力一起消亡”，資本主義曆史“會自動終止”，“不過是以永遠回到體系混亂狀态的方式來實現的”。

無論是在蘇東劇變不久、新自由主義甚嚣塵上的1994年，還是在今天來看，阿瑞基的這一重大判斷都是極為靜态、生硬乃至草率的，盲目樂觀的背後其實浸透着無邊的無奈、悲觀和絕望。這種情緒不僅是阿瑞基，而且誠如葛蘭西文本的中文翻譯者指出的，“失敗成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宿命”，“隻要是要在西方成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安德森就不能把任何人，包括他自己，從這種宿命裡拯救出來。如果我們把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讨》和後來的《追蹤曆史唯物主義》、《西歐左派圖繪》等著作放在一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條日益走向悲觀的道路”。

勞工運動其實是阿瑞基一直關注的重要命題。1990年（即在他寫作《漫長的20世紀》過程中），阿瑞基在《新左派評論》上發表了《馬克思主義世紀，美國世紀：塑造和重塑世界工人運動》這篇長文，文章回顧了《共産黨宣言》發表以來的國際勞工運動史。阿瑞基忽視了列甯主義理論和政治戰略在啟發無産階級階級意識和革命熱情、推動無産階級從自發狀态走向自覺狀态中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将俄國及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主要歸結到“日益廣泛的被剝削群衆的貧困”，“轟轟烈烈的抗議運動（1905年在俄羅斯帝國，1925—1927年在中國）未能改善無産階級的生存條件：其壓倒性的經曆是增加大衆的苦難，而不是增加社會權力”。按照這種分析框架，列甯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戰略在歐美發達國家是行不通的。于是阿瑞基對伯恩施坦主義在歐美的改良主義政治實踐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最重大的進步發生在英國和美國”“在1896年，組織起來的勞工是這兩個國家政治中的邊緣和從屬力量，但到1948年已經成為英國的執政黨，并對美國政府産生了決定性的影響”。阿瑞基強調：“所有這一切都是沿着伯恩施坦所預言和規定的道路實現的——這條道路就是，充滿活力和組織良好的運動能夠利用任何出現的機會将日益增長的勞動社會力量轉化為更大的經濟福利和更好的政治代表性。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革命的目标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問題，無産階級的革命先鋒隻找到很少的追随者。”

在《原霸》中，佩裡·安德森似乎贊成阿瑞基的上述判斷，并結合阿瑞基的文章對東西方革命命運不同的原因做出如下歸納：“發達的工業令斯堪的納維亞與英語圈，以及戰後的西歐與日本的工人階級客觀的社會力量達到了最高程度，但他們卻選擇了伯恩斯坦的改良主義道路。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俄國及東方其他國家，物質上的苦難卻為列甯的革命之路創造了主觀條件。”無論是阿瑞基還是佩裡·安德森，此類分析都鮮明地體現出濃厚的崇拜“自發性”特點，這跟列甯批判的伯恩施坦及葛蘭西批判的盧森堡非常一緻。無論在列甯還是葛蘭西看來，在德國受伯恩施坦主義、在俄國受孟什維克主義誤導的那些工人群衆，與其說他們是主動“選擇”了改良主義道路，不如說是資産階級、小資産階級意識形态霸權作用于客觀的結果。“物質上的苦難”并不是革命發生的充分必要條件，更重要的是工人階級的組織與覺悟以及先進政黨的發展程度，這就是為什麼比俄國、中國更加苦難的其他第三世界國家革命未能成功的原因。需要指出的是，20世紀上半葉，客觀革命形勢多次發生在歐美發達國家，如1918年德國十一月革命等。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些地區未曾成功，恰恰是由于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廣泛深入卻錯誤的影響，及其對革命的背叛與販賣。這一切都使革命的主觀條件未能成熟，使革命的客觀時機毀于一旦。

佩裡·安德森同樣習慣于從東西方社會的根本差異出發，尋找俄國十月革命勝利而西方革命失敗的原因。他在《絕對主義的國家系譜》中強調：“德國十一月革命的失敗如同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一樣對于歐洲曆史具有重大意義，其根源也在于革命所對抗的國家機器性質的差異。”安德森指出，“俄國革命歸根結底不是反對一個資本主義國家”“1917年垮台的沙皇專制制度是一個封建機器”，“布爾什維克進行了一場社會主義革命，但他們自始至終沒有遇到西方工人運動的主要敵人”。這類描述忽視了俄國革命和德國革命在客觀環境方面的共同之處，更完全回避了兩場革命中主觀條件上的巨大差異：在德國，尤其是在恩格斯去世後，伯恩施坦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一直占據工人運動的主流地位。在德國十一月革命中，第二國際修正主義勢力的叛賣活動起到了破壞、葬送革命的關鍵作用——曆史上鎮壓李蔔克内西、盧森堡等人組織的斯巴達克同盟的，正是與德意志帝國殘餘軍事封建力量（代表大資産階級和容克地主利益）勾結起來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臨時政府（伯恩施坦曾擔任這個政府的财政部部長助理及後來魏瑪共和國的議會議員）。

雖然佩裡·安德森在很多地方對伯恩施坦的改良主義和妥協主義提出過批評，但依然未能跳出伯恩施坦主義的陳舊框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讨》中，他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以自己的密碼式語言來說話”，“與工人階級的距離愈來愈遠”，但卻将主要原因歸罪于斯大林主義，認為其“破壞了與西方無産階級群衆性實踐相結合的土生土長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潛在力量”。但是，從西方共産主義運動實際曆史進程來看，斯大林主義産生的所謂“破壞性作用”遠遠無法與伯恩施坦主義和赫魯曉夫的破壞性政策相比。十月革命的勝利，使列甯主義無論在東方還是西方都取得長足進步，列甯主義優勢地位在東方更明顯，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東方國家受伯恩施坦主義幹擾與破壞程度較輕。在斯大林逝世前的20世紀四五十年代，馬克思列甯主義仍然在歐洲乃至在美國保持勃勃生機及擴張态勢，這是美國在50年代被迫采取麥卡錫主義來鎮壓左翼的關鍵原因。真正沖擊歐美左翼工人階級運動的，是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報告，在此之後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借助反對“斯大林主義”來排擠馬克思列甯主義，并在歐美左翼和工人中獲得更加全面也更加長期的“霸權”地位，不僅将歐美工人運動全面引入歧途，更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面攻破東方防線、全面催化蘇東劇變。

在1970年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潮流借助葛蘭西文本的研究轉向文化領導權問題前，深受葛蘭西影響的阿爾都塞的著作在1960年代的英國也曾引起左翼群體廣泛讨論和争論，結果是阿爾都塞所帶有的“列甯主義”成分遭到英國左翼普遍抵制。如果将阿爾都塞也歸入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陣營，那麼他和葛蘭西一樣也可以說是這個陣營的異類。在推動将馬克思主義與戰後其他新的學術、學科思想相結合的過程中，阿爾都塞是少有的認真對待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的知識分子，他試圖在創新過程中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尤其難能可貴的是捍衛列甯主義建黨原則與黨的群衆路線。在《論再生産》中，阿爾都塞正确區分了經濟剝削與政治壓迫的辯證關系，強調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歸根到底起決定性作用”，而暴力國家的壓迫則是被決定的、第二位的，“國家是壓迫的最終中心，由這個中心輻射出一切形式的壓迫：包括來自鎮壓性國家機器的鎮壓，即直接（通過警察、軍隊法院等等）或間接（通過行政部門）的肉體鎮壓，以及來自意識形态國家機器的一切形式的意識形态奴役”。因此，馬克思主義關于“下層建築和上層建築之間的區分”，即上層建築和“一切形式的壓迫”“歸根到底由下層建築”“由對處于生産關系（這種關系就是并且無非就是資本主義剝削關系）中的無産階級和其他工人進行的物質剝削所決定”這個論點，是“馬克思主義的一條基本真理”“今天重新質疑它的沒有别人，在這方面質疑的隻有那些十足的修正主義者”。阿爾都塞還反複強調無産階級先鋒隊在無産階級意識形态（不是無産階級的自發經驗）形成中的關鍵作用，強調要動員和領導群衆走向“真正的革命目标”“隻有作為無産階級先鋒隊的黨才能做到這一點”“但黨，隻有當它密切聯系群衆，與群衆打成一片，才能擔負起這種領導作用”。毫不奇怪，拉克勞和墨菲在高度贊賞伯恩施坦主義的同時，也批評阿爾都塞在主張“多元決定”的同時堅持經濟的“最後決定作用”。更不奇怪的是，拉克勞和墨菲完全贊同伯恩施坦式的建立在庸俗的經濟決定論基礎上的改良主義呓語——“工人階級日漸增長的經濟力量，社會合法性的發展，資本主義的‘人道化’，所有這些都導緻了工人階級的‘國有化’”。“工人不僅僅是無産者，他還變成了公民”“國家的民主化把國家轉變成了‘所有人民的’國家”，拉克勞和墨菲強調“伯恩斯坦再一次比正統更好地理解了工人階級已經處在國家領域之上這一基本真理”。

伯恩施坦主義的思維方式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潮流中的影響根深蒂固。1970年代，英國老一代新左派代表人物愛德華·湯普森（Edward Thompson）在《理論的貧困》中強行認定，“在高度斯大林主義的特定曆史時刻過去很久之後，斯大林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态，還在繼續自我複制”。湯普森非常武斷地将阿爾都塞及其支持者貼上斯大林主義的标簽，認為他們還遠遠不是“後斯大林主義一代”“他們每天都在斯大林主義意識形态的理論生産線上努力工作”“就理論而言，他們是斯大林主義者”。總而言之，伯恩施坦主義的思維模式和理論框架在“西方馬克思主義”潮流中起到了一種“思想過濾網”的作用，作為西方壟斷資産階級意識形态“霸權”的有機組成部分，它和強制性的暴力國家機器一起，以反對所謂“斯大林主義者”為入口，将馬克思主義尤其是列甯主義的基本政治、政黨理論排除在西方左翼和工人運動之外。考慮到戰後利用“民主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打擊“馬克思列甯主義”是“中央情報局反共政治行動的理論基礎”和“美國外交政策潛藏的或秘而不宣的主題”這一重大曆史背景的話，可以得出初步結論——軟弱且無力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盡管将霸權/領導權當作核心理論議題，但其自身狀态恰恰體現了壟斷資産階級意識形态霸權對西方左翼和工人運動進行主動塑造的能力。

從思想史角度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潮流是伯恩施坦主義“被迫”回應列甯主義所提出的領導權問題的結果，這一回應借助葛蘭西的獄中文本來實現并非偶然。與列甯明确、完整、清晰的“自發性—領導權—先鋒隊”理論框架不同，在意大利法西斯監獄中，葛蘭西創作的文本不得不包含大量隐語、代語、晦澀和模糊之處，這給那些“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們别出心裁的任意發揮創造了一定空間。此外，葛蘭西文本（它可能不同于葛蘭西理論）自身也有一定的不嚴謹之處。比如，他的“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公式或多或少突破了經濟與政治、社會與國家之間的劃分界限。“西方馬克思主義”則普遍更進一步，在批評庸俗經濟決定論的過程中又試圖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辯證關系命題，這顯然不是葛蘭西的本意。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總體堅持的是兩種作用（長期性的整體的經濟和生産力“歸根結底”的決定性作用與階級鬥争具體的“直接”的決定性作用）辯證統一的觀點，這在《共産黨宣言》《資本論》等著作中都有非常嚴密的邏輯體現。然而，“西方馬克思主義”中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在這方面某些代表性論斷缺乏邏輯嚴密性。比如為了突破馬克思主義關于“基礎與上層建築”乃至“物質與意識”關系的經典論斷，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其著作《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被佩裡·安德森稱贊為代表了戰後英國社會主義思想的主要貢獻）提出了文化唯物主義的主張，他強調傳統馬克思主義忽略了如下問題：“思維”和“想象”“隻能通過無可争辯的物質形式”，比如人聲和器具産生音響、書寫或印制文字等等，“才會為人們所理解接受”，“把這些具體的物質社會過程從整個物質社會過程中排除出去是錯誤的”。于是他主張“恢複完整的社會物質過程”“特别是要恢複文化生産作為社會的、物質的過程的一面”。固然人的意識活動哪怕僅停留在大腦中也會産生出某種物質成分（如腦電波），固然精神文化産品（如音樂、小說、詩歌、影視）的傳播必然通過物質性媒介，但是這絕不構成将物質與意識、經濟與政治（及文化）混為一談的理由。

葛蘭西關于東西方社會的區别、關于“在俄國國家就是一切，市民社會還處于原始的混沌狀态”、關于運動戰與陣地戰等問題的論斷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列甯關于無産階級自發性問題，關于資産階級和小資産階級意識形态滲透控制無産階級以及無産階級領導權和先鋒隊組織理論，不僅針對俄國無産階級，也針對歐洲無産階級。對列甯來說，俄國社會主義革命同樣存在突破葛蘭西所讨論的“市民社會”構築成的“塹壕體系”和“堅固防線”問題。比如，在列甯看來，伯恩施坦主義在德國的産生，本身就是西歐資産階級意識形态霸權滲透控制工人階級的結果。更加關鍵的是，即便是在俄國，伯恩施坦的思想在工人階級中也得到廣泛傳播，這其實反映了俄國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已經發展到一定程度。列甯領導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能夠成功，首要的政治前提就是他帶領戰友們戰勝了伯恩施坦主義的俄國變種，諸如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經濟主義、孟什維克主義等。用葛蘭西的話語說，列甯和布爾什維克恰恰是首先在俄國工人組織和工人運動這一“市民社會”領域通過十幾年的工人階級革命組織工作取得了政治和意識形态領導權，獲得了持久的“陣地戰”的勝利，為十月革命最後的“運動戰”總攻創造了條件。因此，俄國十月革命遠不是缺乏“市民社會”堅固防線的“國家”在一場突然爆發的“運動戰”“突擊戰”沖擊下的短期崩塌。

此外，俄國、中國及其他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乃至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的革命曆史也充分證明，其“市民社會”或許不如西方發達，但是半封建的社會土壤（諸如軍閥、官僚、宗教會道門、宗族鄉紳、地主民團）仍在帝國主義勢力的組織、支持下成為阻礙民主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重要敵人，而工業無産階級的客觀力量（比如占總人口的比例）比發達國家又更加弱小，因此，我們不能從理論上輕率得出在這些國家社會主義革命比西方更容易的結論——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而同一時期西方革命遭遇失敗，根本原因在于列甯主義未能在西歐戰勝伯恩施坦主義并在西方工人與群衆運動這一關鍵市民社會領域中獲得領導權。

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失誤，實際上是沒有看到葛蘭西和列甯的一緻性。在葛蘭西那裡，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毫無疑問是“市民社會”的關鍵場域，而放棄工人階級的政治組織工作，将市民社會領導權鬥争轉向文化尤其是“教育”領域（問題在于媒體是與教育同等重要的陣地，而工會組織則更為關鍵）的“陣地戰”，使“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必然成為無根之木。葛蘭西的獄中文本出于總結西方革命失敗的教訓、批評自發論和庸俗經濟決定論的目的，強調了東、西方社會的差異，強調西方革命的成功需要比俄國十月革命更加注重發揮無産階級階級意志和政治組織的作用，這顯然是以在西方堅持列甯主義為前提的。但是由于包括法西斯主義封鎖在内的各種原因，葛蘭西的獄中文本未能明确強調列甯主義在西方的适應性，這也給民主社會主義對其文本的斷章取義提供了機會。

三、從“隐形政府”看西方國家對市民社會的控制

葛蘭西關于“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的公式及“身體—甲胄”比喻（“國家是披上了強制的甲胄的領導權”的論斷将同意—領導權比喻為身體，将強制—國家比喻為甲胄），在突出西方發達國家“市民社會”和意識形态控制作用的同時，也弱化了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根本特征（仍是“政治暴力+強制”即資産階級專政）的重視與強調——現代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和所有制歸根結底是由資産階級政治暴力維護的，這也是無産階級專政還遠未過時的原因所在。正是葛蘭西文本的這些不嚴密性，給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否認資産階級自由民主制度的專制性、暴力性、強制性與階級性）創造了乘虛而入的機會。被“西方馬克思主義”忽略的問題在于，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霸權和文化霸權歸根結底是由資産階級國家暴力（乃至私人暴力）支持和維護的，對于這點，美國公共關系産業——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最重要的“市民社會”領域是最好的明證。

由于欠缺馬克思列甯主義方法論，“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控制機制的分析盡管可以在邏輯上形成閉環，但與資本主義的實際和本質卻相去甚遠。這個群體中相對傑出的思想家對資本主義文化和意識形态控制問題的實證剖析也流于表面。例如，雷蒙德·威廉斯在《傳播》中提出，資本主義對傳播系統的控制機制存在專制、家長式、商業三種系統，“專制系統傳播命令，以及促使人們接受命令，而家長式系統則傳播價值觀、習慣和品味，這是它作為統治少數群體的正當理由，它希望将這種正當理由擴展到全體人民。”而商業系統則以利潤為導向，個體藝術家“必須由擁有這些資本的個人或團體提供資金”“什麼都可以說，前提是你說得起，而且說得有收益。”雷蒙德·威廉斯判斷，“在過去的一代人中，主要的鬥争是在家長式系統和商業系統之間進行的，看起來好像商業系統一直在穩步獲勝。”問題在于，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控制系統，如公共關系産業，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僞裝成商業和産業的秘密情報系統完成的。這種市場資本與政治專制的高度統一模式遠遠超出了威廉斯理論框架的解釋範圍。為了解決問題，威廉斯提出了第四種即民主系統的方案，主張依托西方的政治民主體系，創建新型的公共服務機構來實現傳播自由。他認為“隻要社會的總體生活仍然是民主的，創造中間機構和契約制度”“可以使政府控制變得不可能”“所有關于資源實際分配的決定都應該公開辯論，并接受質疑和審查。”毫無疑問，錯誤的診斷體系導緻了無效的解決方案，雷蒙德·威廉斯的方案帶有明顯的伯恩施坦主義的思維慣性，注定難以成功。

無論是馬克思、列甯還是葛蘭西都認為，在改變壟斷資本主義生産關系（所有制）之前，實現自由、民主是不可能的，而徹底改變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前提隻能是消滅資本主義國家暴力機器。按照葛蘭西的文本邏輯，20世紀出現的公共關系産業毫無疑問屬于典型的“市民社會”領域，它預示着壟斷資本通過駕馭國家暴力機器（如秘密的情報機構），以商業和市場的方式成功實現了對“市民社會”全面的極權主義控制。公共關系産業實際上是意識形态和新聞輿論操縱産業，是美國壟斷資本和美國情報機構聯合起來控制社會輿論的“中介”和“白手套”，也是他們專業地操縱輿論、發動輿論戰争的“指揮部”。這些公關公司一般都由美國資深媒體和政治人士設立。通過旋轉門，美國情報機構中的輿論操縱專家和壟斷财團的公共關系骨幹往往是同一批人，他們能夠對大衆傳媒産生廣泛的影響力、操縱力、控制力，并且是專業的政治戰、輿論戰和心理戰專家。

不僅是公共關系産業所在的媒體傳播領域，而且在教育領域、在工會領域，帝國主義國家幾乎所有的“市民社會”都遭受财團和秘密情報機構的全面深入控制。比如美國的最大勞工組織勞聯和産聯早在20世紀40年代開始就被中央情報局控制，他們使用中情局的資金在美國及全世界進行反共主義活動，美國國務院的一名官員強調，“勞工在美國政府遏制和打敗共産主義的努力中提供了重大的政治支持。”今天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工會組織（最重要的市民社會領域之一）在新自由主義沖擊下雖然有所衰落，但仍是歐美非常重要的政治社會力量，可惜歐美左翼包括“西方馬克思主義”在這個領域的影響已經微乎其微。葛蘭西在領導權問題上播下的是列甯主義“龍種”，在西方收獲的是一堆伯恩施坦主義“跳蚤”。

根據列甯及葛蘭西對資産階級意識形态控制問題的分析，其首要的基本的結論應該是得出伯恩施坦主義議會選舉、自由民主式改良模式必然最終破産，如果工人運動受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影響，他們參與議會選舉的行動就隻能是維護資産階級政治秩序。美國公關關系産業的元老級實踐者兼理論大師愛德華·伯内斯在1928年出版的《宣傳》一書中坦白:“對于大衆的組織化習慣和觀點進行有意識地、明智地操控，乃是民主社會一項重要的構成因素。那些操縱這種隐蔽社會機制的人形成了一種看不見的統治，他們才是我們國家真正的統治力量。”

在20世紀以來美國現代史中，公共關系産業已經與美國秘密情報機構密切配合起來，成為“隐形政府”的重要組成部分。例如，20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公共關系産業曾與美國情報機構密切合作，成功遏制了尼加拉瓜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20世紀50年代聯合果品公司雇傭伯内斯及其公共關系公司，在美國情報機構的幫助下在美國和拉美發動了針對危地馬拉左翼政府的輿論戰，并最終推翻了危害聯合果品公司利益的危地馬拉民選進步左翼政權。伯内斯的傳記作者泰伊（Larry Tye）根據伯内斯留給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大批曆史檔案，提出了“伯内斯公式”：富有的私人機構、同情其事業的美國人員，再加上一個宣傳大師來煽動輿論，就足以推翻一個外國政府。此後這個公式被美國多次實施，運用于從格林納達到伊拉克的國際颠覆活動。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市民社會的認識甚至不如一些中右翼學者。學術界普遍采納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關于極權主義的研究來否定蘇聯，但是如下問題卻往往被回避：阿倫特在對極權主義的問題研究過程中，非常明确提出過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秘密情報機構形成“隐形政府”進而控制市民社會，導緻這些國家存在演變為極權主義國家的趨勢。1967年7月，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部分“帝國主義”新序言中強調過極權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内在關聯，強調美國當時存在的帝國主義現實傾向。阿倫特認為，“美國最近仍在走向帝國主義強權政治方向”，按照曆史經驗，當“民族國家”無力處理變為全球事務的外交事務時，“它在政治上的狹隘性和目光短淺必定走向極權主義的災難”。

阿倫特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在國内創建特務系統的目的并非它自稱的直接針對蘇聯特務網對美國民族生存的威脅，而是服務于美國世界霸權和統治全球的戰略意圖。她以艾倫·杜勒斯（Allen Dulles）1957年在耶魯大學的演講中宣稱美國的情報機構自1947年以來“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更有效地對政府具有影響力”為例證，強調美國情報機構的影響力還在“市民社會”領域持續增強，“最近才揭發出來的秘密機構成為‘隐形政府’（invisible government），影響一個國家的内部事務，以及文化、教育、經濟等各個部門，這種過于不祥的預兆令人無法默然置之”。在阿倫特看來，這并非新鮮事物，“人們不太知道帝國主義政治、‘隐形政府’統治、特務這三者之間傳統的密切關系”。阿倫特非常擔憂美國“隐形政府”對美國國内乃至全世界的破壞性作用，她強調：“在目前明顯地、卻也令人不愉快的是，某些似乎無法控制的過程之力量正要摧毀在新國家内建立憲法的一切希望，并破壞舊國家内的共和體制。”

在帝國主義秩序中，雖然“隐形政府”的作用愈發重要，但仍無法取代“暴力國家”，這兩者總是密切配合，共同發揮作用。正如列甯于1918年指出的，即使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在憲法上總是留下鎮壓無産階級的“後路”，如調動軍隊、實施戒嚴等，防止無産階級破壞資産階級的統治秩序，防止被剝削階級不再俯首聽命并試圖“破壞”自己的奴隸地位。列甯所着力批判的，正是伯恩施坦主義所謂普選權、政治自由與議會民主制消滅了階級鬥争和資本專政等謬論，而這些謬論在西方的影響則是異常持久的。例如，在1964年發表的著名論文《當前危機的起源》中，佩裡·安德森曾将英國權力結構的特質歸納為“市民社會”高于“國家”，即“官僚或軍事形式的相對無足輕重，經濟形式的非常直接的打擊能力，以及意識形态和文化形式的最終的至關重要性”。在此判斷前提下，他強調：“最終出現的議會民主制，英國以此而聞名，是工人階級最重要和最持久的勝利。”這些判斷帶有太過明顯的伯恩施坦印記。

“西方馬克思主義”忽視的問題是，正是由于一戰前後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将西方工人階級引入改良主義軌道，西方國家赤裸裸的暴力鎮壓特質才得以更多隐身幕後，但是二戰以來以秘密情報機構為核心的“隐形政府”的作用無論在西方還是全世界都日益凸顯。毫無疑問，如果沒有西方軍事情報機構借助資産階級意識形态霸權對社會主義國家實施的異常強大且專業的居高臨下的幹涉、滲透、颠覆活動（公開和隐蔽兼而有之）的話，社會主義國家必然會體現出遠高于資本主義的形式自由和形式民主。回顧20世紀以來的美國曆史，從1919年胡佛大搜捕到1949年麥卡錫運動再到2011年對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鎮壓，20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曆史呈現了這樣的規律：在以公共關系産業、大型媒體、秘密情報機構等為有機組成部分的“隐形政府”形成後，鎮壓性國家機器的凸顯程度，與社會主義運動的力量強度成正比——納粹德國的鎮壓性國家機器确實比美國更加明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恐怕正是當年德國共産黨和社會主義運動遠比美國要強大得多，同樣的案例還包括智利皮諾切特軍政府等。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實踐登峰造極，它将私人壟斷财團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态霸權擴張到史無前例的狀态。當不僅是國防武器供應商就連美國的監獄系統乃至軍隊也開始施行私有化的時代，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都統一嵌合于壟斷财團們的控制之下，從而使晚期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體制愈發體現出法西斯極權主義特征。

從美國意識形态控制機制的标志性機器——公共關系産業的産生與發展來看，20世紀帝國主義時代以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控制機制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與其說是葛蘭西式的“國家是披上了強制的甲胄的領導權”，不如說是壟斷資本主動地、有效地、全面地滲透和控制了所謂私人性的“市民社會”——這種控制既自下而上公開地通過市場與資本，又自上而下通過秘密的國家暴力機器如情報機構來完成。統一的、鎮壓性、強制性的國家機器（有形政府）已經與私人領域的教育、傳媒等意識形态國家機器（隐形政府）非常緊密地、有機地嵌合在一起形成互補關系——對于資本主義來說，如果用身體做比喻的話，暴力國家決然不是套在外面的可卸載的甲胄。暴力、強制性的國家是骨骼，說服、控制性的市民社會是肌肉，而融和金融和工業于一體的壟斷财團則是大腦與心髒中樞。

美國公共關系産業及“隐形政府”的出現，實際上再次證實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科學性、預見性。20世紀以來國際共産主義運動曆史說明，除馬克思、列甯開創的科學社會主義外，各國無産階級至今未能探索出其他的成功改造資本主義的第二種理論、第二條道路、第二套方案。對于歐美左翼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潮流來說，隻有徹底反思、否定、脫離以伯恩施坦為代表的民主社會主義理論軌道、回歸列甯主義傳統，才能從不斷重複的悲觀、失望、失敗中徹底走出。

（作者簡介：孫奪，内蒙古大學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中心講師）

來源：《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