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實質、危機和替代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實質、危機和替代

——大衛·萊恩最新演講評析

朝龍 邵顯越

　　2023年5月24日至26日，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劍橋大學社會學系榮休教授、伊曼紐爾學院名譽研究員大衛·萊恩（David Lane）分别以“資本主義：從古典到多樣”“新自由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作為世界體系的資本主義”為題，在北京大學做了幾場高質量的專題講座。文中引述的大衛·萊恩的觀點及相關例證，如無特别說明，均來自其2023年5月24日至26日的講座内容。萊恩的主要研究領域包括蘇聯和東歐的政治、後共産主義國家的資本主義轉型、多種樣态的資本主義、全球化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等，他尤其關注當下的地緣政治沖突、世界變局以及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萊恩的代表性學術著作主要有《反思“顔色革命”》（Rethinking the “Coloured Revolutions”）、《國家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轉型》（The Capitalist Transformation of State Socialism）、《變革中的區域聯盟：中國與西方》（Changing Regional Alliances for China and the West）等，代表性學術論文包括“世界體系中的後社會主義地區”“十月革命的意義”“國家經濟精英與政治精英的脫鈎：俄羅斯與英國的比較”等。2023年，萊恩出版了新著《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從社會民主主義到國家資本主義》（Global Neoliberal Capitalism and the Alternatives: From Social Democracy to State Capitalisms）。

　　在本次系列講座中，萊恩主要分析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實質、危機及其替代方案。他指出，資本主義在二戰後經曆了從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到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發展過程，新自由主義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充滿内部矛盾，它既是技術過程，又作為資本主義框架維護了跨國資本家階級的世界統治，加劇了其對社會的剝奪。關于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替代方案，萊恩主張以“中心—半中心—邊緣”來描述世界體系的内部結構，并認為以中國為代表的“半中心”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不利影響，為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實現創造了條件。

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實質

　　萊恩認為，在國際主義階段，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維持着經濟邊界，資本主義本身具有協調市場經濟、社會民主主義等多種發展模式。随着新自由主義的興起，民族國家的邊界被打破，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跨國資本家階級利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和政策體系走向全球擴張。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産生和發展的曆史表明，其在本質上是帝國主義的現代形式。

　　資本主義在二戰結束後至1970年代具有多種發展樣态。萊恩提出，新自由主義時期的資本主義的前身是英美等國實行的競争性市場資本主義。除此之外，二戰後，西方世界還出現了協調市場經濟、社會—民主型福利資本主義等模式。不同的發展模式通過調整資本主義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來保障資本家階級在國内的統治地位，保障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協調市場經濟的模式以德國、法國和日本等國為代表，主張由國家主導構建經濟體制，削弱市場的無政府狀态。其中，政府、企業資本和政黨作為共同的統治集團，形成了穩定的、相互合作的三角形結構。社會—民主型福利資本主義以瑞典、丹麥等國為代表。由于工會力量和工人階級是其重要的政治基礎，因此這些國家通常為民衆提供高标準的福利保障，包括教育、醫療、住房、養老金等。競争性市場資本主義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國家的公共職能，強化了國家在新興産業建設和基礎工業部門重建等領域的作用，但它主要倡導自由市場和自由競争。基于發展模式的差異，單個民族國家仍然能夠掌握資本的跨國流動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使資本主義在空間類型上表現為國際主義。萊恩認為，資本主義有三種空間類型，即一國内部的、國際的和全球的。國際主義的含義是資本主義國家經濟體之間的互動，民族國家持續扮演協調的角色，确定法律和國際政治規則。從總體上看，上述模式在1970年代之前取得了一定的發展成果。

　　1970年代末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時期。随着資本主義世界陷入經濟危機，凱恩斯主義失靈，社會矛盾激化。以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和美國總統羅納德·裡根（Ronald Reagan）為主要推動者的一場全盤自由化思潮在世界範圍内興起，開啟了資本主義的新一輪發展進程。萊恩認為，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綜合性的意識形态，它首先是一種經濟原則，以自利的個人為理論出發點。在新自由主義看來，“沒有社會這種東西”，自發交換或自發秩序是經濟生活有效運轉的基礎，并且，正是受個人利益驅動的經濟主體的有意的行為和反應保障了經濟均衡。因此，為了确保交易的順利進行，自由市場不關注個人的種族、性别、宗教信仰、膚色，隻關注人們能夠購買和出售什麼。同時，新自由主義主張生産要素，尤其是資本不受限制的流動，主張企業在全球範圍内都享有“建制權”，即在全球成立公司并建立分支機構的權利，這使得跨國公司在20世紀末迅速發展。跨國公司在各地動員資本，布局生産和經營，在組織全球生産網絡的基礎上推動國際分工和交換體系的擴大。為了推動經濟策略真正發揮作用，新自由主義還囊括了一整套在政治、社會、文化和國際關系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以最大程度地削弱國家之間的經濟壁壘。據此，萊恩将全球化定義為“一個侵蝕國界，整合各國經濟、文化、技術和治理，并産生相互依賴的複雜關系的過程”。這個過程推動資本主義突破國家經濟體之間的互動形式，一個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通過全球化建立起來。

　　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支配力量是跨國資本。萊恩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蘊含着資本主義的積累邏輯。自由主義者通常将現代資本主義視為以持續的、理性的企業活動為手段不斷追求利潤的過程。而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不僅關注全球化為物質生産過程帶來的技術變革，還主張從階級的視角分析全球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正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所指出的：“資産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産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全球化并不是無主體的。在20世紀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為資本的全球擴張提供了可能是最好的“保護殼”。一方面，依托電子信息、交通運輸和通信革命，全球化實現了遠程行動、時空壓縮及跨區域互聯互通，保障了市場機制的高效率運作。另一方面，技術成果本身是資本推動價值革命的結果。跨國公司對高新技術和知識産權的壟斷以及對後發國家社會财富的攫取，國際組織對世界經濟運行規則制定的主導權，都在這一過程中實現。所以，在萊恩看來，全球化資本主義是“一種通過不受阻礙的國際市場交換進行的商品和服務生産體系……國家雖然在全球市場中運作，但跨國機構不僅限制了國家的權力，還在很多方面取代了它（盡管不是所有方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是一種跨國形式的所有制和市場生産。

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缺陷與危機

　　新自由主義是與跨國公司及其背後的跨國資本家階級的全球統治相适應的意識形态和政策體系。因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實際運行中不僅無法避免經濟危機，而且還會因為保障跨國資本家對社會的剝奪而加劇一國内部乃至世界範圍内的貧富分化和社會對抗，使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陷入困境，這種情況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保障了跨國資本的全球積累，無法避免經濟危機。萊恩指出，新自由主義宣稱經濟單位之間的“自發秩序”會導向經濟均衡，而事實并非如此。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加劇了國家間的貧富分化。在冷戰後期，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體系深刻影響了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使一些東歐國家在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成為歐盟的成員國。然而，相較于歐盟的霸權成員，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改革卻使這些東歐國家始終處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從屬地位。此外，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機構也由英美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控制，它們以提供貸款等途徑将越來越多的國家納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改變了統治階級的内部結構。在全球化進程中，統治階級的勢力範圍突破了單個民族國家，一個基于霸權國家又有全球影響力的跨國資本家階級登上了政治舞台。萊恩認為，跨國資本家階級包括：跨國金融/非金融公司的所有者和控制者；部分國家和地區的官員，如一國的總統、總理等；行政技術集團，如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世界貿易組織的董事會成員和高管；意識形态集團，如部分政治智庫、學術機構的成員；“消費主義”集團，即商人和媒體。這些群體不僅能夠通過國際經濟組織與全球經濟運行緊密結合，還能夠掌握國家政權，借助自身所控制的輿論工具進一步影響本國的意識形态，壓制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聲音。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造成跨國資本不受限制的積累，2007—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是駁斥新自由主義“自發均衡”秩序的有力例證。

　　第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削弱了國家主權，使這些國家陷入公共福利危機。萊恩指出，一方面，新自由主義政策限制了國家履行公共職能的能力。相較于社會民主主義或協調性市場經濟，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不再具有保障民衆福利的積極作用，任何建立合作經濟的嘗試都被視為對個體自足、社會自治原則的侵犯。在這些國家，私營部門取代國家成為公共服務的提供者。跨國資本家一面通過調整就業、定價權等各種手段強化對民衆财富的剝奪，一面又通過削減福利、建立最小國家限制民衆對自身權利的争取，導緻這些國家逐漸走向公共福利危機和合法性危機。在一國内部，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制度設計與民主對立的本質日益凸顯。正如弗裡德裡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所說的那樣，民主并不優于法律和傳統。在西方，自由和法治才是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民主僅被視為“捍衛自由的過程性原則”。這意味着國家必須受到“民主選擇”的法律的約束，人們無權以多數決定來反對市場機制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措施，因為這違反了私有财産的自由。另一方面，國家作為自由主義秩序的積極捍衛者的角色顯著增強。在古典自由主義看來，個體對私人利益的追求将有利于公共福祉和社會利益。新自由主義進一步把這個結論引向全球化。在新自由主義看來，如果追求私人利益能夠保障社會利益，那麼這同樣有利于全世界的利益、所有人的利益，因此，全世界都有責任捍衛這種意識形态。即便在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政府也優先投入高額費用救助大金融機構，使民衆的處境進一步惡化。

　　第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激化了社會矛盾，導緻了新民粹主義的興起。萊恩指出，自2007—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去工業化、失業和蕭條已導緻西方國家面臨更為深刻的社會矛盾。在英國，目前約有400萬人需要接受政府的健康補助，他們沒有工作，也失去了其他收入來源。然而，無産階級在西方世界失去了自己的代表。在萊恩看來，西方的工人階級目前是由非常弱小的社會主義政黨來組織的。受選舉民主制度的制約，這些政黨也幾乎停止運作，喪失了影響力。列甯所設想的革命型政黨在這些國家已不存在。此外，工人階級職業結構的變化、内部階層分化和去地域化的狀況也嚴重地影響了其階級意識的發展。一個“創造性”的、主要從事計算機、建築、法律等行業的工人階層崛起，“勞動力主要由非無産階級的工人階級組成”。進一步而言，即使工人階級在西方國家有了自己的政治力量，這些力量也遠遠無法與跨國公司、國際機構與跨國資本家階級形成的緊密協作相抗衡。因此，社會主義政黨在西方世界的影響極為有限，傳統左翼政黨也因衰落而無力支持民衆運動。在此背景下，新民粹主義成為金融危機後逐步走向前台的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在英國，脫歐運動是新民粹主義的典型表現，在一定程度上顯示出民衆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反抗。南威爾士是英國重要的鋼鐵産地，也是英國脫歐意願最強烈的地區之一，因為歐盟為之提供的大量撥款均被用于修建道路和社會活動中心，而非用來支持當地的工業發展，導緻南威爾士存在着很高的酗酒率、離婚率、自殺率和人口流出率。萊恩認為，盡管新民粹主義呼喚國家主權，呼喚民衆對國家的重新控制，但它既不觸及資本全球統治的根基，也沒有提出重構社會的建設性方案，反而激化了西方社會的撕裂和對抗。新民粹主義是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内産生的，并不構成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挑戰，而是新自由主義的延續。

三、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替代方案

　　當下，新民粹主義正将世界引向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危險道路。在萊恩看來，這僅僅意味着20世紀末至今的全球化進程必須加上“資本主義”這一限定詞，意味着必須探索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替代道路，而不能否定全球化本身。其中，中國針對全球化提出的建設性方案為未來的全球秩序建構提供了一種有益的選擇。

　　萊恩認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危機無法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内部得到解決。無論是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中心國家還是邊緣國家，都無法推動對全球化的制度變革。一方面，中心國家可以調整新自由主義政策的部分内容，但國家始終是跨國資本集團意志的代理人。例如，為了對抗新自由主義，法國加強了對企業的國有化和對國有企業的管控；再如，為了保護成員國農業人口的福利，維持現有的産業結構，歐盟對其他國家的産品設置了高關稅，以避免其被北非的廉價農産品占據市場。這些局部調整僅維護了特定國家的政治經濟利益。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造成了邊緣國家對中心國家的依附，使其喪失了經濟主權和實質上的政治主權。新自由主義承認國家作為平等法權主體的交往規則，但同時又以其政策體系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擴展提供支撐。由霸權國支配的世界銀行、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等機構不僅具有在世界範圍内推廣新自由主義社會模式的權力，還能夠将自由主義國家對“非自由”國家的政治幹預合法化，并将其界定為“确保自由、法治”或“維和”的行動。全球化秩序的更疊需要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結構性變遷。正如存在着資本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工業化一樣，我們同樣可以設想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全球化。

　　在萊恩看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貢獻了有益的全球化方案。他認為，中國并未選擇依附于由霸權國家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而是始終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提供了一種新的全球化方案。在經濟上，中國引入市場關系和混合所有制經濟，并以社會主義制度調控市場，探索出了一種将國家力量與市場力量結合起來的制度形式。在1990—2017年間，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一直保持在較低水平，低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區，體現了中國的發展并不是完全放開市場的結果。萊恩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發展劃分為三個階段，即邊緣依附階段、競争共生階段和新均衡階段。他提出，在第一階段，中國在世界市場中隻是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提供者；在第二階段，随着國内的經濟增長、工業發展和技術創新，中國與西方國家走向了既相互競争又相互依存的關系；在當下，即第三階段，以中國為代表的國家形成了相對自主的經濟政治體系，成為與主導性中心國家互動的“半中心”力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保證了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并從中獲益，同時又能夠具備相當程度的獨立性，避免了被邊緣化的困境。〖JP2〗在政治上，中國塑造了一個強大的代表公共權力的國家，這個國家不隻關注個人自由，更關注社會整體的團結和集體利益的實現。政府有能力通過政策調整來扭轉全球化過程的負面影響，保護更多民衆的福祉。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國積極組建區域性政治和經濟組織，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緻力于實現國與國之間真正的主權平等。

　　萊恩認可中國在全球化秩序建構中發揮的積極作用。他認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世界體系理論的代表性學者通常将世界經濟劃分為中心—半邊緣—邊緣三部分，這一模型是有局限的。在沃勒斯坦那裡，中心主要指資本主義霸權國，以及由這些國家支配的政治、軍事組織和跨國公司，半邊緣由一些既擁有國有公司、同時又受到跨國公司剝削的國家組成，邊緣則在經濟、政治等各方面都依附于中心。由于中心的積累優勢，半邊緣形态是不穩定的，它或者會轉為中心，或者會進入邊緣。萊恩強調，這種理論無法解釋中心國家内部的多樣性及其相互沖突，也無法解釋那些挑戰中心國家霸權地位的國家和區域性組織的興起。事實上，20世紀後期以來的全球化為後發國家的經濟增長提供了條件。以金磚國家為例，在1980年，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的國内生産總值（GDP）總額僅占世界的11%和美洲的38%左右，而在2015年，這五個國家的GDP總額占到了世界的30%，至2020年，美洲的GDP總額僅為金磚五國的58%左右。可見，相較于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速，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經濟地位相對下降。經濟權力的變化進一步影響了地緣政治，促使新興市場國家不再處于世界體系的邊緣或半邊緣地帶，而是與資本主義霸權國構成相互依存的競争關系。由此，萊恩主張以“半中心”替代“半邊緣”概念，并把中國視為“半中心”力量的主要代表。應該注意的是，上述觀點雖然闡述了中國道路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的超越，但其對世界體系的結構分析是不準确的。因為按照沃勒斯坦的預測，市場關系是調節世界經濟的主導形式，所有國家最終都将加入一個單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因此，并不能簡單地以“半中心”的概念将中國納入由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體系。此外，“中心”和“半中心”側重考察後發國家與資本主義霸權國的競争和對抗關系，但在社會主義與跨國資本主義并存的曆史條件下，兩者之間的合作、交流同樣構成矛盾的一個方面。

四、結 語

　　綜上所述，萊恩在講座中對戰後資本主義發展的曆史進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導力量、内部矛盾以及新型全球化模式的建構可能進行了探讨。在二戰後，尤其是19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在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态的推動下突破了一國的經濟、政治邊界，逐漸發展為一個具有強大影響力的全球系統。它在實現生産過程技術變革的基礎上建立起了跨國形式的所有制關系，使跨國資本家集團成為有能力主導世界經濟、政治運行的統治階級。在跨國資本的統治之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無法避免一國内部與世界範圍内的經濟危機，無力保障西方國家民衆的經濟社會權益，導緻西方的社會矛盾日趨激烈。而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面臨的困境面前，中國對全球化提出的建設性方案将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提供一種積極的替代性選擇。

　　（作者簡介：宋朝龍、邵顯越，北京大學6774澳门永利）

　　來源：《國外理論動态》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