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的曆史演進

毛澤東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的曆史演進

田克勤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走過百年奮鬥曆程的中國共産黨在革命性鍛造中更加堅強有力，中國人民的前進動力更加強大、必勝信念更加堅定、曆史自覺和曆史主動精神更加強烈，我國發展具備了更為堅實的物質基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曆史進程，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了更為有利的條件，奠定了更加深厚的基礎。2023年12月26日，是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誕辰130周年。毛澤東作為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作為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中華文化從傳統向現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為黨在新時代提出“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論基礎。

一、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的出場語境

　　中華民族創造了綿延五千多年的燦爛文明，是世界上古老而偉大的民族，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然而，面對着近代以來世界和中國曆史發展的大變局及其所帶來的文明形态碰撞，中華文明面臨着嚴峻的生存考驗。中華文明向何處去成為中華民族尤其是中國共産黨亟須解決的重大課題，“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的探索由此展開。

　　1. 近代世界發展的大變局及中西文明形态的碰撞

　　中國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之一，也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是一個由多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在中華民族的開化史上，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1]孕育了豐厚的中華古代文明。“中國的封建社會繼續了三千年左右。直到十九世紀的中葉，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這個社會的内部才發生了重大的變化。”[2]

　　17世紀中葉，英國率先通過資産階級革命确立了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伴随着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國内外市場對棉紡織品的需求迅速增長，催生了生産方式的改進，工業革命便悄然發生了。18世紀60年代後，在英國進行工業革命的同時，美國、法國相繼爆發了獨立運動和大革命，資本主義制度在美國和法國也得以曆史性确立。19世紀中葉後，美國發生了第二次資産階級革命即美國南北戰争，日本通過明治維新也迅速走上了發展資本主義的道路，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文明形态不斷得以鞏固和擴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經濟、制度優勢，瘋狂地在非洲、亞洲等地搶占原料産地和商品傾銷市場，“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産階級的生産方式”。[3]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正在逐步地形成和快速拓展，推動世界範圍的時空場域處于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之中。在這個大變局中，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滋生的文明形态是最大的關鍵變量。

　　從文明形态的演進來看，從階級的形成、金屬工具的使用、文字的發展造就的古代文明，到工業革命造就的資産階級文明的産生，這“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産物，是生産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産物”，[4]符合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客觀規律。從文明形态對社會發展的作用來看，通過資産階級革命或民族解放運動建立起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文明，在政治上，推翻了封建制度或殖民統治的壓迫，反對專制，代之以自由競争及與其相适應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傳播資産階級自由、平等、民主價值理念，相比較封建主義制度及其文明形态來講，具有突出的曆史進步性；在經濟上，資本主義文明打破了社會原有的“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社會生産關系，生産方式的革新使所創造的社會生産力遠非封建社會所能比拟，并通過開拓世界市場而使自身文明成為世界性的，極大地推動了世界曆史發展和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在文化上，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實質都是資産階級文化運動，新興資産階級反對封建神學，人文主義、理性精神試圖将人從宗教束縛中解放出來，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喚醒了積極進取的時代精神，開辟了世界文明的新篇章。在世界發展大變局中，中國作為世界發展大國也不可能獨善其身，古老而傳統的中華文明在世界振幅巨大的變局中步履維艱，遭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文明危機。

　　2. 近代中國發展的大變局及對現代文明形态的艱難探索

　　在同一時代，中國封建社會和封建君主專制統治依然處于發展之中。17世紀末至整個18世紀，清朝時期的中國正經曆“康乾盛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将中國傳統社會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事實上，“在工業革命發生前的幾千年時間裡，中國經濟、科技、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第一方陣之中”。[5]中國曾在很長一段時期内處于世界經濟發展的領先地位，即便到了18世紀，中國的綜合國力也站在世界前列，無論是人口還是生産總值，均占有世界1/3的份額。但遺憾的是，清政府閉關鎖國、重農抑商等政策使中國錯失了發展工業革命的契機。置身于世界資本主義空前發展的大變局中，中國逐漸走向了落後。在政治上，封建君主專制的曆史局限性及其腐敗使社會陷入了僵化半僵化的狀态；在經濟上，強大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成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桎梏；在文化上，封建統治者的夜郎自大及其自身的思想禁锢導緻了中華文明日漸衰微。由于生産方式的日漸落後和制度日趨腐敗，中國封建社會及其制度形态還是走到了窮途末路。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6]最終，19世紀中期，外國資本主義的入侵打開了中國大門，中國被動卷入世界大變局并轉向了近代社會。

　　世界發展大變局對中國社會制度及其文明形态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和挑戰，資本主義文明和傳統古老的中華文明發生了空前激烈的交鋒。在一次又一次的帝國主義暴力入侵過程中，中華傳統文化日漸式微，近代中國節節敗退，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敗退和衰微的不僅表現在政治、經濟方面，更體現在文化和文明方面。由此，一部分先進的中國人開啟了尋覓救國救民方案和現代文明形态的艱難探索之旅。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初期，追求進步的中國人開始學習西方的新道理、新文明，試圖改造我們國家的制度和文明形态。因為“那時的外國隻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産階級的現代國家”，[7]因而學習的“新學”即西方資産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而“新學”中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與中國封建文化即“舊學”是截然對立的。先進中國人從“舊學”或“中學”、“新學”或“西學”的文化論争中探求近代中國社會變革和中華文明的出路，如從魏源在《海國圖志》開篇直陳“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張之洞在《勸學篇》中系統闡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從主張昌明舊學以挽救國家危亡的“國粹主義”或文化保守主義的“舊教條”，到主張以“全盤西洋化”、“全盤蘇化論”救治中國危亡的“洋教條”，均未行得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無論是激進還是保守，這些文化形态的探索都沒有科學地處理好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問題，其救國實踐方案和文明形态探索均以失敗告終。中華文明将如何推陳出新？如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曆史重擔落在了中國共産黨人的肩上。

　　3. 中國共産黨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的基本思路與方案

　　多次探索的失敗，使先進中國人對西方制度及文明先進性的懷疑産生了、發展了。帝國主義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争奪世界原料基地和霸權，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1929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的嚴重經濟危機，更突出暴露了西方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及其以私有制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文明形态的弊端。中國共産黨人作為中國先進生産方式的代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更進一步認清了資本主義文明的剝削性。資本主義“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産力（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産力）的任何增長……都不會使工人緻富，而隻會使資本緻富”，[8]資本家隐蔽地占有工人的剩餘勞動，通過不斷加大對工人剩餘價值的剝削，實現其自身财富的累積，資本主義及其制度文明是虛僞的、野蠻的文明。中國人民開始醒悟，西方資産階級所倡導的民主、公理、公正隻是外交辭令，中國人對資本主義制度及文明形态的幻想開始破滅。而“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俄國無産階級通過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其堅持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真理主張點亮了中國人民前進的燈塔，讓中國人重新看到了挽救中國時局、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希望和曙光。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從尊崇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全面轉向到社會主義文明形态。

　　中國共産黨一經成立，即成為中國革命的引領者，成為推動中華文明從傳統形态向現代形态轉變的領路人。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理論指引，科學地處理了近百年的中西文化形态論争，批駁了“土教條”和“洋教條”都是思想上的奴隸，明确指出：“必須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地恰當地統一起來，就是說，和民族的特點相結合，經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9]即提出了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方案重塑中華現代文明的新思路。在實踐中，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為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和文化革命而鬥争，志在建設一個中華民族的新社會、新國家。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旗幟鮮明地講到，“一句話，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建立中華民族的新文化，這就是我們在文化領域中的目的”，[10]即把一個政治上受壓迫的中國變為自由的中國，把一個經濟上受剝削的中國變為經濟上繁榮的中國，把一個被舊文化統治而愚昧落後的中國變為文明先進的中國，創造了經由新民主主義而達到社會主義的文明建構的基本思路。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經過艱苦探索，創立了毛澤東思想，為挽救中華文明衰落、帶領中華民族從傳統文明步入現代文明提供了根本指導思想。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人，在精神上由被動轉入主動，近代世界曆史上看不起中華文化的時代完結了，“已經複興了并正在複興着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文化”，[11]已大大超越資本主義世界關于現代世界和人類文明的認知水平。

二、毛澤東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演進的曆史貢獻

　　文化的本質屬于觀念形态、精神領域，但文明的内涵并不局限于精神領域。“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一個廣義的概念，是基于物質的、精神的、制度等多種文明形态上的整體性文明，是指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基于現代中國和“中華民族”主體而造就的新文明。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提出了中華民族新文化建設的理論主張，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綱領奠定了根本理論基礎；他關于馬克思主義要同中華民族特點相結合的理念，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的演進鋪墊了根本理論原則；尤其是他關于新中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的具體理論及實踐，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形态的演進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堅實物質基礎和深厚文化根基。

　　1. 破除舊政治、建立新政治，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确立奠定根本政治前提

　　舊政治是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桎梏。自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始，中國已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的政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孫中山在1924年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号召實行政治權力“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權主義，但國民黨卻一再違背這個聲明并造成了國難深重的局面。面對近代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艱巨曆史任務，以國民黨為代表的中國大資産階級“一直是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并和封建勢力結成同盟，反對革命人民的”，[12]不但不能盡此責任，而且具有投降敵人的反動性質。在這樣的曆史境遇下，唯有破除極少數剝削者統治廣大勞動人民的舊政治，建立起政治權力真正為最廣大人民所有、真正體現人民民主的新型政治制度、實現“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13]目标的新政治，才能夠徹底蕩滌近代中國、中國人民和中華文明所蒙受的恥辱。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勇于破除舊政治、建立新政治。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确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從中共一大确定黨的“無産階級專政”到土地革命戰争時期确定的“工農民主專政”，[14]從抗戰時期确定的“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15]再到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人民民主專政”，充分彰顯出毛澤東對新中國國體的認識在不斷深化。人民民主專政就是“對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16]讓廣大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在共産黨的領導之下選舉自己的政府，享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真正實現了絕大多數人的民主。二是進一步确認了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政治制度的政體。從過去叫“蘇維埃代表大會制度”[17]死搬蘇聯名詞，到“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黨對人民代表大會根本政治制度的确認充分彰顯了曆史自覺性。毛澤東深刻指明，我們要建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而不能采用資産階級議會制，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構，更能保障中國最廣大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得到實現。三是确立了中國共産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這是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的新型政黨制度，不是一黨制，更區别于西方多黨制。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的機構，同時更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實現形式。四是确立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基于多民族大分散、小聚居的實際情況，中國采取了不同于蘇聯聯邦制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讓少數民族依法管理本民族的地方性事務，充分保證了在國家的集中統一領導下少數民族的人民實現當家作主。這些政治制度是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政治領域的集中表現，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确立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

　　2. 破除舊經濟、建設新經濟，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提供堅實物質基礎

　　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國民政府統治時期中國的舊經濟已瀕臨崩潰，一方面，貨币超發引起了惡性通貨膨脹，人民的财富被殘酷掠奪，人民生活遭遇嚴重困難；另一方面，在帝國主義扶植下，社會财富日益掌握在國民政府及四大家族手中，四大家族官僚資本在抗戰勝利後發展到最高峰，壟斷了全國的經濟命脈。在這樣的經濟狀況下，人們迫切渴望建設一種新經濟，即實現物價的穩定，人民生活水平能得到改善，國民經濟能得以恢複和提升，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新經濟。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大力破除舊經濟、建設新經濟。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着力對舊經濟成分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産黨人沒收四大家族的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等官僚資本，将其收歸國家所有，改造成為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通過引導農民開展互助合作運動，引導手工業從供銷合作小組逐步發展到走生産合作的道路，和平贖買資本主義工商業等方法，實現了對生産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生産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真正實現國家不是“少數人所得而私”，建立起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在改造的過程中，不僅沒有對生産力的發展造成破壞，沒有造成劇烈的社會震蕩，而且極大地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二是着力發展以工業化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經濟。毛澤東在1949年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就提出了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思想，在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國民經濟第一個五年計劃也在同步展開。在1954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在開幕式上指出：“準備在幾個五年計劃之内，将我們現在這樣一個經濟上文化上落後的國家，建設成為一個工業化的具有高度現代文化程度的偉大的國家”，[18]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經濟發展目标。黨的八大根據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的形勢，明确指出了國家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産力，實現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在此基礎上，在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我們黨正式提出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9]的經濟建設目标，為此，還規劃了實現這一現代化構想的“兩步走”戰略步驟，領導人民全面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三是推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了重大成就。黨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過程中雖曆經嚴重曲折，但我國經濟依然保持了較快的發展速度，經濟實力顯著增強，如農業生産條件顯著改變，基本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化“從無到有”的問題，“兩彈一星”等國防尖端科技不斷取得突破，使社會經濟面貌煥然一新，為新的曆史時期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物質基礎。

　　3. 破除舊文化、發展新文化，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演進給予深厚文化滋養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态上的反映。”[20]文化屬于思想觀念形态，受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條件制約。在舊中國，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及半封建社會形态的影響，中國同時存在帝國主義文化和半封建文化，這些文化包含奴化思想、提倡舊禮教舊思想，替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服務，結成文化上的反動同盟。對此，毛澤東指出，“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21]倡導發展以共産主義思想為指導、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根基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中華民族主體性的新文化。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着力破除舊文化、發展新文化。這集中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一是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系統回溯了近代以來特别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文化變遷，深刻總結了中國文化戰線鬥争的曆史轉變，即在“五四”前表現為資産階級的新文化和封建階級的舊文化的鬥争，而在“五四”後，由于資産階級的文化思想開始落後，中國産生了嶄新的文化生力軍，催生了“中國共産黨人所領導的共産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産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22]并與以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為代表的舊文化展開了激烈鬥争。無産階級的文化思想即在于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這種新文化究竟是什麼樣子？毛澤東對此作出明确回答：“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文化，就是人民大衆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23]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提出，為新中國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提供了基本理論遵循。二是明确提出了科學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态度和原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在建設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如何處理其與中華傳統文化的關系問題。對此，毛澤東堅持從曆史主義原則出發，一再強調決不能割斷曆史、忘記傳統，明确提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24]突出強調繼承曆史文化遺産對于發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增進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重要性。同時，毛澤東基于曆史辯證法提出對中華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進行合理區分和辯證對待。“清理古代文化的發展過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華”，[25]即要對“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東西”進行科學繼承，而對“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進行摒棄與剔除。這一對待中華傳統文化的科學态度，為深入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推進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奠定了基本原則。三是明确提出了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在社會主義國家裡，如何發展和繁榮科學文化事業，毛澤東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毛澤東在1951年為中國戲曲研究院成立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他在1956年4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作總結報告時說：“‘百花齊放、百家争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争鳴。”[26] “雙百”方針的提出使中國文化和理論界出現了繁榮景象。盡管後來随着階級鬥争擴大化使這一方針的貫徹遭到嚴重挫折，但随着改革開放後思想路線的撥亂反正，特别是鄧小平在此基礎上提出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雙百”方針又得以順利實行，并始終成為指導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基本方針。毛澤東提出的文化綱領和文化建設等方針，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演進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除此之外，毛澤東在社會生活領域、國際戰略和對外交往等領域也提出了重要思想理論，對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三、毛澤東推動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曆史演進的當代啟示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既是從曆史縱深處走來，更是基于回應時代的關切。在強國建設新的起點上，我們要充分承繼毛澤東提出的關于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的基本立場、基本要求、基本原則，赓續曆史文脈，堅定文化自信，回答好、解決好新時代如何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這一重大曆史和時代課題。

　　1. 始終立足中華民族立場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堅守中華民族立場，即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曆史實踐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曆史底蘊，把馬克思主義的共産主義崇高價值理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内蘊的愛國主義價值内核結合起來，不照搬其他文化，堅決反對“洋奴文化”，緻力于發展本民族的文化。毛澤東一直倡導文化建設要堅持中華民族立場，強調“民族的”文化就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它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帶有我們民族的特性”，[27]文化建設必須堅守民族立場，馬克思主義也要和中華民族的自身特點相結合。此外，毛澤東還特别重視對中華民族自身的曆史及文明的傳承，他指出，“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28]“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29]毛澤東始終立足于中華民族立場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的重要思想，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指導意義。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繼續将中華民族立場作為傳承曆史文化、發展現代文明的根本立場，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多次強調，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立足于中華民族的偉大曆史實踐，“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曆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30]要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面深入了解中華文明的曆史，以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審視中華民族的發展曆程，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吸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精髓，讓中華文明在引領人類文明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在不斷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提升中華民族的精神境界。

　　2. 緊緊依靠中國人民力量

　　中國最廣大人民是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主體。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站穩無産階級立場即人民立場，堅持文化建設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根本立場、觀點和方法。毛澤東始終堅持新文化建設要牢牢堅守人民立場，為了人民、依靠人民。如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衆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衆服務，并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31]文化戰線中文藝工作者要“站在無産階級的和人民大衆的立場”，[32]不能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場，不能使自己脫離群衆，要認真學習群衆的語言，人民生活是最生動、最豐富的藝術原料，“必須到群衆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衆中去，到火熱的鬥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33]提出了文化建設的群衆路線方法問題等，鮮明體現了社會主義文化的本質屬性。這些寶貴思想在新時代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中依然具有鮮明的時代價值。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把堅持人民立場貫徹到文化和文明建設領域，以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訴求、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價值目标，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生産生活實踐作為文化發展、理論創新、文明建設的不竭源泉，突出強調“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創造的”，[34]“要站穩人民立場、把握人民願望、尊重人民創造、集中人民智慧”，[35]把馬克思主義與人民群衆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念融通起來，注重發揮全體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充分依靠中國人民的主體力量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正是始終堅持一切為了人民、緊緊依靠人民力量，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才得以彰顯出如此朝氣蓬勃的強大生命力。

　　3. 堅定不移走自己的道路

　　中華文明在生成及曆史演進中，走過了不同于世界其他文明發展曆程，培育了獨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保持原創性、主體性，堅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繼續傳承發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堅持走自己的路。在推進中華民族新文化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一再強調不能丢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形成和創造優秀的革命文化，并對于其他外來的文化和思想要“根據具體條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國的實際”，[36]要“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裡生長起來”，[37]事實上提出了新文化建設必須走自己的道路的鮮明論斷。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在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建設過程中，充分繼承了毛澤東關于獨立自主進行文明建設這一重大論斷。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遠，要有引領力、凝聚力、塑造力、輻射力，就必須有自己的主體性”，[38]深刻闡明了中華民族現代文化蘊含了主體性的深刻意蘊。即這一文化“是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39]

　　要堅定中華文化的主體性，堅守文化意義上的自我，“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用中國道理總結中國經驗，并将其上升為中國理論，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在堅持“兩個結合”、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中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為人類文明新形态提供有力的理論支撐。

　　4. 以開放的态度對待人類文明成果

　　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秉持開放包容的态度，吸收和借鑒一切人類文明成果，并要促進外來文化的本土化。中華民族文化雖然具有民族性，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毛澤東始終堅持以開放的态度對待人類文明成果，建設中華民族新文化。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就明确提出，“中國應該大量吸收外國的進步文化，作為自己文化食糧的原料”，“例如各資本主義國家啟蒙時代的文化，凡屬我們今天用得着的東西，都應該吸收”，[40]但是，在吸收的過程中，要對其粗細、優劣進行鑒别，不能“全盤西化”或形式主義地吸收，還必須讓外來文化具有中國的特點，促進其實現本土化。毛澤東科學對待人類文明成果的正确态度，對于指導新時代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依然具有深遠意義。新時代中國共産黨人繼續秉持開放包容的态度對待世界文明，堅守中華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特性，破解文化“中西之争”，明确提出“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41]強調各文明具有平等性，吸收借鑒西方先進文明理論，同時注重“促進外來文化本土化，不斷培育和創造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42]不斷提升中華文明的凝聚力、影響力和感召力，正以胸懷天下的博大胸襟帶領中國人民不斷鑄就中華文明新的輝煌。

　　以毛澤東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對于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形态的曆史演進所作出的重大曆史貢獻，為我們黨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堅持和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以及構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新形态奠定了根本理論原則，提供了重要方向引領。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産黨要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要把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作為自己的文化使命，“更有效地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要堅持“兩個結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尤其是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作為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的理論遵循；就要統籌推進物質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會文明、生态文明的協調發展、推進中華民族現代文明與人類現代文明的交流互鑒。所有這些，都需要我們從毛澤東關于中華民族新文化建設的理論中汲取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2023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