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和理論結構

再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和理論結構

楊耕

　　馬克思主義的創立猶如人類曆史上的壯麗日出，不僅深刻地改變了人類思想史的面貌，而且深刻地改變了人類曆史的進程，沒有一種理論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人類産生了如此廣泛而深刻的影響。然而，由于社會生活和曆史任務的改變，“馬克思主義這一活的學說的各個不同方面也就不能不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列甯選集》第2卷，第279頁），由于馬克思主義内部不同的派别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的理解，由于馬克思主義外部不同的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有不同的解讀，所以，如何從整體上準确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就成了一個争論不休、有待全面而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馬克思主義思想史首先應該說明，在一定的時期中，什麼樣的馬克思主義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體現了創造性的解決辦法，哪一種馬克思主義是經得起曆史考驗的最深刻的馬克思主義，并且是真正符合當代曆史要求的馬克思主義”，從而真正把握“統一的”“完整的馬克思主義”。（參見弗蘭尼斯基，第5-6、2、1頁）本文拟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和理論結構作一新的考察和審視，以深化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

一、關于人類解放學說和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科學的高度統一

　　理論體系往往以理論家個人的名字命名，但它并非僅僅屬于理論家個人。由理論家們所創造的理論體系，不管它們在形式上如何抽象，不管它們具有什麼樣的“個性”，都和理論家本人所處的時代密切相關。亞裡士多德思想、盧梭理論、黑格爾哲學、斯密經濟學、聖西門學說、凱恩斯主義……離開了它們各自的時代都是無法理解的。從根本上說，任何一種理論體系都是一定時代的産物。馬克思主義同樣如此。馬克思主義并不是馬克思個人的自我表現，而是馬克思在解答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問題中産生的，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占據統治地位的時代的産物，其理論主題——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就是時代課題在理論上的反映和升華。

　　馬克思的時代就是資本主義的時代。從曆史上看，“資産階級在曆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4頁）然而，資産階級在取得巨大的曆史性勝利的同時，也給自己帶來了巨大的社會性問題，這就是，生産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私有制之間存在着無法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導緻人的活動、人的關系和人的世界都異化了：“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貶值成正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頁），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資本具有獨立性和個性，而活動着的個人卻沒有獨立性和個性”（《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87頁）。這種異化集中體現在無産階級身上，無産階級集中體現了使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1頁）。因此，揭露并消除這種異化，實現人類解放就成為馬克思那個時代的時代課題。

　　然而，包括“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在内的西方社會理論并沒有科學地解答這一時代課題。“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抽象的人道主義，它既不理解無産階級的曆史地位，也沒有發現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因而它向人們展示的仍然是抽象的真、善、美。“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似乎在給人們提供某種希望，實際上是在掩飾現實的苦難，撫慰被壓迫的生靈。與“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者不同，馬克思不僅提出了人類解放的問題，而且認為能夠完成這一曆史任務、擔當“解放者”這一曆史角色的，隻能是無産階級。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無産階級不是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後果”發生“片面矛盾”，而是同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發生“全面矛盾”，因而是一個如果“不從其他一切社會領域解放出來并同時解放其他一切社會領域，就不能解放自己”（同上，第466頁）的階級。這就是說，無産階級是一個需要自己解放自己，并且隻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後解放自己的階級。作為這樣一個特殊的“解放者”，無産階級需要自己的理論，以達到“自我認識和自我意識”，并形成“明确的階級意識”。

　　正因為如此，探讨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目标、内涵和途徑，就成為馬克思首要的和主要的工作。正是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批判，馬克思主義發現了人的異化的秘密所在，并力圖付諸“革命的實踐”，消除人的異化，實現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無産階級要求否定私有财産，隻不過是把社會已經提升為無産階級的原則的東西，把未經無産階級的協助、作為社會的否定結果而體現在它的身上，即無産階級身上的東西提升為社會的原則。”（同上，第466-467頁）“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産主義者說來，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頁）。

　　馬克思主義就是為無産階級改變世界的實踐活動而創立的，其最高目标，就是力圖通過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人對物的占有關系來消除人與人的異化關系，實現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讓馬克思一生魂牽夢繞，從精神上和方向上決定了馬克思一生的理論活動。從根本上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主題就是“人類解放何以可能”這一時代課題在理論上的反映和升華。“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為人類求解放。”（習近平，2018年，第8頁）抽掉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這一理論主題，“馬克思主義”就會成為無魂的軀殼。

　　我們斷然拒絕這樣一種觀點，即馬克思主義“見物不見人”，在馬克思主義中存在着“人學空場”。對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出，馬克思畢生關注的都是消除人的異化狀況，實現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從而确立“有個性的個人”（《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9頁），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頁）。正是在馬克思主義中，我們看到了一種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徹底的批判精神，透視出一種對人的異化狀态的深切的關注之情，領悟到一種旨在實現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強烈的使命意識。由此，馬克思主義實現了對人的現實關懷和終極關懷的統一。這是一種雙重關懷，是全部人類思想史上對人的最激動人心的關懷。

　　但是，我們應當明白，馬克思主義不是抽象的人道主義，關注的不是抽象的人。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如果不能給工人、勞動者這些占人口絕大多數、被壓迫的人們以真實的利益和自由，人類解放就是空話甚至淪為一種欺騙；馬克思主義也不是“倫理的社會主義”，僅僅出于對工人、勞動者的同情，僅僅通過“倫理的使命”而重建社會主義學說。馬克思對工人、勞動者這些“受苦的人”當然懷有真摯的同情，但馬克思并不以此作為立論根據，正像妙手回春的聖醫并不以對病人的同情代替診斷、開出藥方一樣。馬克思不是心懷濟世的救世主，而是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完美結合；馬克思主義不是一種純粹的“道德抗議”，而是意識形态和科學理論的高度統一。

　　任何一門科學都以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為己任，任何一種學說要成為科學，就必須發現和把握某種規律。人的本質在現實性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黑人就是黑人。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他才成為奴隸。紡紗機是紡棉花的機器。隻有在一定的關系下，它才成為資本。”（《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44頁）“資本家和雇傭工人，本身不過是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體現者，人格化，是由社會生産過程加在個人身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是這些一定的社會生産關系的産物。”（《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5頁）一言以蔽之，“社會人的一定性質,即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一定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04頁）因此，要科學地解答“人類解放何以可能”，就要科學地解答人類曆史“向何處去”，即發現和把握社會生活的本質和社會發展的規律。馬克思主義立論的依據就是社會發展規律，即曆史規律。馬克思主義就是關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運動規律、社會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并使這種科學性轉化為人們的價值目标和理想追求。抽掉社會發展規律，“馬克思主義”就會成為無根的浮萍。

　　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既是關于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學說，又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于人類解放學說和關于社會發展規律科學的統一；既是一種價值觀念，又是一種科學理論，是價值觀念和科學理論的統一。馬克思主義毫不掩飾自己對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價值追求，同時從社會發展規律中探求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的可能性、條件和途徑。在馬克思主義體系中，價值判斷以科學判斷為依據，科學判斷又蘊含着價值判斷，而且“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258頁）。

　　“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說的體系。”（《列甯選集》第2卷，第418頁）列甯對馬克思主義的定義表明，馬克思隻有一個，這就是作為馬克思主義主要創始人的馬克思，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馬克思，是虛構的馬克思；同樣，離開了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是虛構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不能以虛無主義的态度對待作為馬克思主義主要創始人——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說，奉行沒有馬克思的馬克思主義。在我看來，這是打引号的馬克思主義。我們應當注意，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說的“體系”，而不是馬克思的著作和觀點的“總和”。馬克思主義當然表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但其中的某本著作、某一觀點并不能等同于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是貫穿在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且不斷重複出現、具有規律性概括的觀點和學說，這些觀點和學說在邏輯上是嚴密的、完整的，因而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從曆史的角度看，把馬克思的某本著作、某一觀點從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某一階段分離出來；從邏輯的角度看，把馬克思的某一觀點、某一學說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體系中分割開來，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

　　同時，我們也不能以教條主義的态度對待馬克思主義，認為隻有堅持馬克思的所有觀點和學說，才是馬克思主義。在我看來，這同樣是打引号的馬克思主義。按照這種标準，馬克思主義就會終止于1883年，連恩格斯的思想、列甯主義都不屬于馬克思主義的範疇，因為恩格斯的思想的确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馬克思學說的範圍，而列甯主義的确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突破了馬克思的觀點，并用一些新的觀點代替了原有的觀點。馬克思是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創始人，但我們又不能把馬克思的觀點和學說與馬克思主義完全等同起來。馬克思主義是在批判資本主義、探索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産生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由馬克思所創立，為他的後繼者所發展的關于批判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正因為如此，列甯在《卡爾·馬克思》中提出了“馬克思的學說”和“馬克思主義”這兩個概念。（參見《列甯選集》第2卷，第417、413頁）

二、哲學批判、政治批判和資本批判的高度統一

　　批判性是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征。早在馬克思主義創立之初，馬克思就明确提出，“對現存的一切進行無情的批判”，“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頁）當代世界的發展表明，馬克思的批判性仍然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德裡達指出：“求助于某種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仍然是當務之急，而且将必定是無限期地必要的”，并認為忠實于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是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隻要我們繼承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并“使馬克思主義的批判适應新的條件，不論是新的生産方式、經濟和科學技術的力量與知識的占有，還是國内法或國際法的話語與實踐的司法程序，或公民資格和國籍的種種新問題等等，那麼這種馬克思主義的批判就仍然能夠結出碩果”。（參見德裡達，第122頁）

　　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表明，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批判理論。但是，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并不是一種“純粹”的道德批判，而是一種同科學性高度統一的批判性。馬克思主義以社會發展規律為對象，從“經驗的觀察”出發，“根據經驗來揭示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同生産的聯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頁），深刻地揭示了研究對象的規律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把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稱為“實證的批判”，把馬克思主義稱為“真正實證的科學”，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的科學”（同上，第30-31頁）。這就是說，馬克思主義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觀”（同上，第261頁）和“真正實證的科學”的高度統一，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是革命性和科學性的高度統一，不存在兩個各自獨立的“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與“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正如列甯所說，“馬克思認為他的理論的全部價值在于這個理論‘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這一理論對世界各國社會主義者所具有的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嚴格的和高度的科學性（它是社會科學的最新成就）同革命性結合起來，并且不僅僅是因為學說的創始人兼有學者和革命家的品質而偶然地結合起來，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結合在這個理論本身中”。（《列甯全集》第1卷，第291頁）

　　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又是批判和自我批判的高度統一，即馬克思主義不僅以批判精神對待其他社會思潮、理論體系，而且以批判精神對待自己，它總是在同現實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反觀自己，總是在同其他社會思潮、理論體系的相互作用中反思自己，并在這種自我批判的過程中不斷地修正、深化、發展自己。馬克思主義高度重視自我批判，并認為“所說的曆史發展總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的：最後的形式總是把過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發展的各個階段，并且因為它很少而且隻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進行自我批判……所以總是對過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隻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說是在可能範圍内準備好時，才有助于對早期神話作客觀的理解。同樣，資産階級經濟隻有在資産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已經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東方的經濟”。（《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3-44頁）正因為馬克思主義高度重視自我批判，是批判和自我批判高度統一的批判理論，所以，馬克思主義始終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思想體系、話語體系。德裡達看到這一點，并明确指出：“要想繼續從馬克思主義的精神中吸取靈感，就必須忠實于總是在原則上構成馬克思主義而且首要地是構成馬克思主義的一種激進的批判的東西，那就是一種随時準備進行自我批判的步驟。這種批判在原則上顯然是自願接受它自身的變革、價值重估和自我闡釋的。”（德裡達，第124頁）應該說，德裡達的這一見解正确而深刻。

　　馬克思曾把自己的哲學稱為“批判的哲學”（《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頁），但是，馬克思的批判哲學不同于康德的批判哲學，或者說，馬克思的哲學批判不同于康德的哲學批判。康德的哲學批判是“純粹”的哲學批判，馬克思的哲學批判從一開始就是和政治批判結合在一起的：“彼岸世界的真理消逝以後,曆史的任務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聖形象被揭穿以後,揭露非神聖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曆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于是對天國的批判就變成對塵世的批判,對宗教的批判就變成對法的批判,對神學的批判就變成對政治的批判”（同上，第453頁）。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哲學批判和政治批判高度統一甚至融為一體，其針芒所向就是資本主義社會。“辯證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資産階級及其誇誇其談的代言人的惱怒和恐怖，因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頁）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首先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的政治結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批判的政治内涵使其産生巨大的政治效應，馬克思主義哲學與時代的統一性首先就是通過這種政治效應實現的。

　　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對時代課題的解答，即對“人類解放何以可能”和人類曆史“向何處去”的探讨始終貫穿着哲學批判：“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批判”“對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對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所代表的現代德國哲學的批判”……哲學批判和政治批判的高度統一，使馬克思對政治以及哲學本身有了更透徹的理解，對現實的社會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從而科學地解答了時代課題。“正像古代各族是在幻想中、神話中經曆了自己的史前時期一樣,我們德意志人是在思想中、哲學中經曆自己的未來的曆史的。我們是本世紀的哲學同時代人,而不是本世紀的曆史同時代人。德國的哲學是德國曆史在觀念上的繼續。因此,當我們不去批判我們現實曆史的oeuvres incomplètes〔未完成的著作〕,而來批判我們觀念曆史的oeuvres posthumes〔遺著〕——哲學的時候,我們的批判恰恰接觸到了本世紀所謂的that is the question!〔問題所在!〕的那些問題的中心。在先進國家是同現代國家制度的實際脫離,在甚至還沒有這種制度的德國,首先卻是同這種制度的哲學反映的批判脫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8頁）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批判本質上是“唯物主義的批判”，“隻有這種批判才是科學的批判，這種批判就是把政治、法律、社會和習俗等等方面的事實拿來同經濟、生産關系體系，以及在一切對抗性社會關系基礎上必然形成的各個階級的利益加以對照”（《列甯全集》第1卷，第291頁）。正是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使唯物主義轉變為“批判的唯物主義”（同上，第368頁）。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批判并沒有停留在“純粹”哲學的層面上，而是把哲學批判延伸到對現實生活過程的批判。這是因為，“意識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如果在全部意識形态中，人們和他們的關系就像在照相機中一樣是倒現着的，那末這種現象也是從人們生活的曆史過程中産生的，正如物象在眼網膜上的倒影是直接從人們生活的物理過程中産生的一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頁）在馬克思的時代，對實際生活過程的批判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批判，也就是資本批判。正是在這種批判中，馬克思發現，“形而上學”中的“抽象存在”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抽象統治”具有同一性，在資本主義社會，個人受“抽象統治”，而“抽象或觀念，無非是那些統治個人的物質關系的理論表現”（《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11頁）。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社會中“抽象關系”的統治和形而上學中“抽象存在”的統治具有必然的關聯性及其同一性。用阿多諾的話來說就是，形而上學中的同一性原則與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同一性原則不僅對應，而且同源，正是在商品交換中，同一性原則獲得了它的社會形式，離開了同一性原則，這種社會形式便不能存在。實際上，這種同一性的根源就是資本。

　　的确如此。資産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就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問題在于，“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社會形态的生産關系，它體現在一個物上，并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0頁），“産品和資本之間的區别恰恰在于：産品作為資本表示着屬于某個社會曆史形式的一定關系”（《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20頁）；資本不僅是人與物的關系，而且是人與人的關系，并使人與人的關系采取了物的形式，表現為物與物的關系，表現為物對人的支配關系。由此，人的關系、人的活動都異化了。正如馬克思所說，“人本身的活動對人說來就成為一種異己的、與他對立的力量，這種力量驅使着人，而不是人駕馭着這種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頁）

　　更重要的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是一個不斷自我建構和自我擴張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資本不僅改變了人與自然的關系，而且改變了人與人的關系；不僅改變了與人相關的自然界的存在屬性，而且改變了人類社會的存在形式。資本“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5-236頁）這就是說，正是資本使資本主義社會總體化了。“如果說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産，一方面創造出一個普遍的勞動體系，——即剩餘勞動，創造價值的勞動，——那麼，另一方面也創造出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屬性和人的屬性的體系，創造出一個普遍有用性的體系，甚至科學也同人的一切物質的和精神的屬性一樣，表現為這個普遍有用性體系的體現者，而且再也沒有什麼東西在這個社會生産和交換的範圍之外表現為自在的更高的東西，表現為自為的合理的東西。因此，隻有資本才創造出資産階級社會，并創造出社會成員對自然界和社會聯系的普遍占有。”（同上，第392-393頁）馬克思的這一精彩表述表明，資本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規定、存在形式和建構原則，并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建制。

　　正是在哲學批判和資本批判雙重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主義發現了“資本也是一種社會生産關系。這是資産階級的生産關系，是資産階級社會的生産關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45頁），發現了“資本是資産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5頁），是一種“自在”“自為”運動着的存在，是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和最高的社會存在。一言以蔽之，資本本身就是一種獨特的社會存在。這樣，馬克思主義便揚棄了抽象的存在，發現了現實的社會存在及其秘密，發現了人與人的關系以物化方式而存在的秘密，發現了人的活動和生存狀态異化的秘密；同時，“資産階級社會是曆史上最發達的和最複雜的生産組織。因此，那些表現它的各種關系的範疇以及對于它的結構的理解，同時也能使我們透視一切已經覆滅的社會形式的結構和生産關系”（同上，第43頁）。正因為如此，通過資本批判，馬克思不僅發現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動規律，而且發現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哲學批判和資本批判高度統一，這是馬克思的獨特的思維方式，是馬克思主義的獨特的存在方式。

　　在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産力（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産力）的任何增長，——例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辟、機器等等，——都不會使工人緻富，而隻會使資本緻富，也就是隻會使支配勞動的權力更加增大，隻會使資本的生産力增長。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隻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觀權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68頁）。當代的世界市場體系、國際政治結構和主流意識形态，都證明了馬克思主義資本批判的真理性及其深刻性、超越性，并表明我們仍然處在資本支配一切的時代。在當代，無論是對科學技術、政治制度和價值觀念的研究，還是對個人生存方式、社會生産方式和國際交往方式的研究，我們都必須明白，資本是當代社會的最高存在和建構原則，研究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批判為理論基礎。否則，任何理論“創新”都是無病的呻吟。

三、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所在

　　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不是“哲學社會主義”，即不是依據哲學的演繹或推導而建構的，而是以哲學批判為前提，以資本批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是哲學批判和資本批判的政治結論；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也不是“倫理社會主義”，即不是僅僅通過對資本主義的“道德批判”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倫理公設”而建構的，而是把道德批判、價值判斷建立在科學判斷基礎上的，正如列甯所說，馬克思主義“不限于評論現代制度，評價和斥責這個制度”，而且“還對這個制度作了科學的解釋”，即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态”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作了客觀分析”。（參見《列甯全集》第1卷，第127頁）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理論之所以是“科學”社會主義，是因為它以曆史規律，尤其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動規律為客觀依據。馬克思指出：共産主義“必然在私有财産的運動中，即在經濟中，為自己既找到經驗的基礎，也找到理論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1頁）。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資産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财富在私人手裡的積累，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而資本形成和增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剩餘價值不斷生産和實現的過程，剩餘價值規律由此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問題在于,資本的增殖或剩餘價值的實現依賴于生産過程向流通過程的轉化,而資本離開生産過程重新進入流通過程時,立刻就受到兩種限制:

　　一是資本作為生産出來的産品受到現有消費量或消費能力的限制。資本的生産和積累本質上就是資本主義生産關系的生産和再生産，它必然造成兩極對立，即一邊是為數很少的人不斷積累财富,一邊是為數衆多的人不斷陷入相對貧困。這就必然造成極其有限的消費能力，造成生産能力與消費能力之間的巨大反差。

　　二是資本生産出來的産品受到現有等價物的量的限制，尤其是貨币量的限制。剩餘價值的實現需要“剩餘等價物”。正如産品作為使用價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費，産品作為價值受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産。由于資本主義的生産都是以追求剩餘價值為目的的，個别企業生産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産、世界市場弱組織性處在對立之中，因而在交換總體上就沒有實現所有剩餘價值的等價物。這就必然導緻使用價值的生産受到交換價值的限制，受到貨币量的限制。所以，馬克思指出：“剩餘等價物現在表現為［對于資本的］第二個限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88頁）。

　　從根本上說,這兩個限制就是對生産力無限發展趨勢的限制，而資本總是力圖在不斷發展生産力和不斷變革生産關系的過程中突破這種限制。“資産階級除非對生産工具，從而對生産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5頁）問題在于，這每一次“創造性的破壞”，都使資本主義陷入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危機之中。從1825年的經濟危機到20世紀80年代的滞脹危機，再到21世紀初的全球金融危機，這一系列經濟危機一方面表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矛盾不斷具有新的表現形式，另一方面又體現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矛盾在不斷積累和加深。資産階級不理解或者說忘記了，無論是消費量的限制，還是貨币量的限制，歸根到底，都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對生産力無限發展趨勢的限制。所以，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産的真正限制是資本自身”（《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78頁）。實際上，這是資産階級無法突破也不願意突破的“大限”。“勞動和資本的這種對立一達到極限，就必然成為全部私有财産關系的頂點、最高階段和滅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6頁）這表明，資本主義或遲或早、或這樣或那樣必然要被社會主義所代替。

　　當然，曆史規律不同于自然規律。自然規律形成并實現于人的活動之外，曆史規律生成并實現于人的活動之中；自然規律表現為動力學規律，曆史規律表現為統計學規律。正因為如此，自然科學既能預見，又能預報，而社會科學隻能預見，不能預報。所謂預報，是對某一具體事物在較短的時間、确定的空間範圍必然或可能出現的判斷；預見則是以規律為依據的關于發展趨勢的判斷,或者說,是一種隻涉及發展趨勢的判斷。我們不可能預報具體曆史事件發生的時間、空間，但可以依據社會發展規律預見社會發展的趨勢和社會發展的未來走向。正是依據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依據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矛盾運動的規律,馬克思主義科學地預見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趨勢，并科學地制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

　　其一，在經濟上實現生産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無産階級應“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産力的總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生産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是社會主義社會“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沒有“生産力的巨大增長和高度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争取必需品的鬥争,也就是說，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灰複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9頁）。社會主義的實踐完全證實了馬克思主義這一觀點的真理性、深刻性及其巨大的超越性。

　　其二，在生産關系上建立生産資料公有制,實現共同富裕。社會主義制度同資本主義制度之間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别就在于,“在實行全部生産資料公有制（先是單個國家實行）的基礎上組織生産”（《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693頁），并以此為基礎逐步實現人民共同富裕,即“生産将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2頁）。就公有制與個人的關系來說，每個社會成員隻有同其他社會成員聯合成一個整體,才能獲得生産資料所有者的地位，占有主體的這種整體性決定了公共所有的财産權不能在個人之間任意分割、自由交易；同時，生産資料公有制又不能成為脫離個人的抽象物，相反，财産應當也必須“受所有的個人支配”，“聯合起來的個人對全部生産力總和的占有，消滅着私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6、77頁）。正是在這個特定的意義上，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就是重建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指出：“從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産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産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種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産的生産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頁）

　　其三，在分配方式上實行按勞分配，實現平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任何人都不能憑借對生産資料的壟斷而獲得特殊的經濟利益，隻有勞動才能成為人們占有生産資料和獲得産品的根據；同時，由于還存在非自主的社會分工，勞動還主要是一種謀生手段，勞動能力是個人“天賦”的權利，具有私人性質，所以，勞動者所創造的産品在做了各項社會扣除之後，還必須以他們各自付出的勞動量為基礎進行分配，即在産品占有、獲得收入的分配方式上實行按勞分配。按勞分配的實質就在于，以勞動作為占有産品、獲得收入的“同一原則”“同一尺度”。正如馬克思所說，“這裡通行的是調節商品交換（就它是等價的交換而言）的同一原則”，“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勞動——來計量”。（《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4頁）由于按勞分配不承認任何階級差别，由于按勞分配按照勞動這一“同一原則”“同一尺度”來計量，因而它本質上是一種“平等的權利”。“權利決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同上，第305頁）在社會主義社會，全部社會公平的重建隻能以現實的經濟結構，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

　　其四，在政治上實現社會主義民主。“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産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争得民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93頁），建立“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權力”（《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頁）。社會主義需要民主，沒有民主，也就沒有社會主義，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民主也需要社會主義，隻有社會主義才能實現更真實、更深刻、更廣泛的民主。同時，在從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産主義社會的“革命轉變時期”“政治過渡時期”，應實行無産階級專政。這就是說，實施無産階級專政有特定的時空限制，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向共産主義社會（社會主義是共産主義的初級階段）的“革命轉變時期”“政治過渡時期”，其實質“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547頁）。無産階級專政與社會主義民主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在恩格斯看來，“民主共和國”是無産階級專政的形式。

　　其五，在人本身的發展上,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1894年,意大利社會黨人卡内帕請恩格斯為《新紀元》周刊題詞，以表述共産主義社會的本質特征。為此,恩格斯從《共産黨宣言》中找出這樣一段話,即“代替那存在着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産階級舊社會的,将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并認為除了這一段話外,“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參見同上，第730-731頁）從《德意志意識形态》提出确立“有個性的個人”,到《共産黨宣言》提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從《資本論》重申人的“自由個性”，到《哥達綱領批判》重申“個人的全面發展”，再到《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強調人将“成為自己的社會結合的主人”“成為自然界的主人”“成為自己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貫穿科學社會主義中的一條永恒的金帶就是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共産主義就是“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頁），而不斷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新社會的本質要求。

　　以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為前提，以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規律和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為内容，這正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所在。一種學說的後繼者，可以放棄其創立者的某些具體觀點并補充新的觀點，可以也應當發展其創立者的觀點，但不能放棄這種學說的宗旨、主題和基本原則。放棄了這種學說的宗旨、主題和基本原則，也就不是這種學說的“後繼者”，而是“背叛者”。“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會主義。”（習近平，2018年，第26頁）同時，馬克思制定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但并沒有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提供“預定看法”。馬克思是普羅米修斯，而不是上帝；馬克思主義是科學，而不是啟示錄,它沒有也不想“教條式地預料未來”,沒有也不可能提供關于未來社會一切問題的答案。自诩為包含一切問題答案的學說隻能是神學，而不可能是科學。“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頁）我們隻能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本性”期待它做它所能做的事,而不能要求它做它不能做或做不到的事。

四、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高度統一

　　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批判、政治批判和資本批判以及科學社會主義科學性的分析，内含着一個重要問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内在結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曆史上，明确提出并分析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構成問題的，是列甯。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中，列甯明确地把馬克思主義劃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并結合馬克思主義的“三個理論來源”，即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對“三個組成部分”的内容作了扼要的論述。

　　列甯的這一劃分是正确的，其立足點是既成的事實，而不是抽象的“應當”，即馬克思主義應當包括什麼。馬克思主義是理論體系，而不是觀點的彙集，我們不能因為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言論涉及到某種理論、某一學科，就認為馬克思主義包含着類似的理論、某一學科，或去建構馬克思主義的某某學。馬克思是科學家，而不是神學家；馬克思主義是科學體系，而不是神學大全；馬克思主義為我們解答曆史難題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方法，而不是提供了全能的解釋，我們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博大精深，就把馬克思主義理解為或建構成包羅萬象、全能解釋的理論體系。曆史已經證明，凡是以包羅萬象、全能解釋自诩的理論體系，如同希圖萬世一系的封建王朝一樣，無一不走向沒落。

　　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成為馬克思的三個理論來源，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這三個部分之所以構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構，是由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這一理論主題決定的，是由探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運動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這一原因決定的。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馬克思主義主要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大組成部分構成。這三大組成部分分别來源于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然而，最終升華為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因，是馬克思對所處的時代和世界的深入考察，是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習近平，2018年，第6-7頁）這就是說，馬克思并不是按照事先構思的體系及其結構建構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的，并不是先建構一個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構成的理論結構，然後再去探讨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探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相反，包括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三個部分在内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結構是在探讨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探讨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過程中逐步形成、成熟和定型的。

　　哲學不是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學，沒有經過哲學論證的政治，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缺乏說服力和凝聚力，很難得到人們的認同，因此，無産階級需要自己的哲學，哲學是無産階級的“精神武器”，是人類解放的“頭腦”。（參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121頁）隻有馬克思主義哲學才為無産階級指明了如何擺脫“精神奴役”的出路；無産階級需要自己的經濟學，“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頁），沒有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學分析，就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建立馬克思主義，隻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才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運動規律和無産階級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真實地位；科學社會主義就是馬克思、恩格斯通過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哲學批判而得出的不同的政治結論，是關于無産階級解放運動的性質、條件和使命的學說。正如恩格斯所說，“完成這一解放世界的事業，是現代無産階級的曆史使命。深入考察這一事業的曆史條件以及這一事業的性質本身，從而使負有使命完成這一事業的今天受壓迫的階級認識到自己的行動的條件和性質，這就是無産階級運動的理論表現即科學社會主義的任務”。（《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760頁）這就是圍繞着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這一理論主題而展開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邏輯。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的真實關系來看，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是在批判德國古典哲學，而且是在批判英國古典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生成的；在批判英國古典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過程中生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反過來又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前提。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他一經得到唯物主義曆史觀，就用于“指導”他的經濟學研究，而唯物主義辯證法是他的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111頁）按照恩格斯的觀點，“科學社會主義本質上就是德國的産物，而且也隻能産生在古典哲學還生氣勃勃地保存着自覺的辯證法傳統的國家，即在德國。唯物主義曆史觀及其在現代的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階級鬥争上的特别應用，隻有借助于辯證法才有可能”。（《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691-692頁）

　　同時，“自從《資本論》問世以來，唯物主義曆史觀已經不是假設，而是科學地證明了的原理”（《列甯全集》第1卷，第112頁）。這是因為，作為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而且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上層建築；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階級關系，而且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家庭關系；不僅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态，而且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日常生活，從而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活動規律和發展規律，并由此科學地證明了唯物主義曆史觀。正如列甯所說，“既然運用唯物主義去分析和說明一種社會形态就取得了如此輝煌的成果，那麼，十分自然，曆史唯物主義已不再是什麼假設，而是經過科學檢驗的理論了”。（同上，第115頁）不僅如此，《資本論》本身又内含着辯證法，“馬克思和恩格斯稱之為辯證方法（它與形而上學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會學中的科學方法，這個方法把社會看作處在不斷發展中的活的機體”，“闡明調節這個社會機體的産生、生存、發展和死亡以及這一機體為另一更高的機體所代替的特殊規律（曆史規律）”。（同上，第135、136頁）這就是說，《資本論》不僅使唯物主義曆史觀成為科學檢驗的理論，而且使唯物主義辯證法也成為經過科學檢驗的理論了。

　　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僅是一種關于資本的理論，而且是對資本的理論批判或批判理論，意味着“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嚴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論（哲學）概念的産生”（阿爾都塞，第215頁），因而具有深刻的哲學内涵。如前所述，正是在資本批判的過程中，馬克思發現了現實的存在，即人們的“社會存在”，發現了人的生存本體和現存世界的本體。因此，馬克思主義以商品為起點，以資本為核心範疇而展開的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本質上是一種存在論或本體論意義上的批判。我們既不能從西方傳統哲學、“學院哲學”的視角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批判，也不能從西方傳統經濟學、“學院經濟學”的視角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批判。實際上，馬克思主義的資本批判理論已經越出了經濟學的邊界，而到了哲學的“首府”——存在論或本體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對資本主義的經濟分析和對資本主義的哲學批判是高度統一的。正因為如此，《資本論》的副書名就是“政治經濟學批判”。

　　科學社會主義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尤其是剩餘價值理論為中心發展起來的。《資本論》以事實為根據，以唯物主義曆史觀為“指導”，揭示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矛盾、運行機制和發展規律及其趨勢，指出了實現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的途徑。因此，恩格斯指出：《資本論》“所涉及的不是鼓動性的詞句,而是嚴密的科學結論。任何人,不管他對社會主義采取什麼态度,都不能不承認,社會主義在這裡第一次得到科學的論述”（《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11-412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列甯認為，《資本論》就是“叙述科學社會主義的主要的和基本的著作”（《列甯全集》第1卷，第154頁）。同時，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前提和根本原則又蘊含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曆史唯物主義最重要的任務是，對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作出準确的判斷，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本質”（盧卡奇，第318頁），而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高命題，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高命題。所以，馬克思認為，新唯物主義也就是“共産主義的唯物主義”，“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産主義者”。

　　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意義隻有在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關聯中，才能顯示出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隻有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這一概念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刻的理解；而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隻有在同科學社會主義的關聯中，在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這一更大的政治背景中，才能得到深入而全面的理解。隻有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統一的、完整的馬克思主義。

　　當然，我們注意到，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并非一緻，而且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和争論。從曆史上看，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後，對他的學說産生分歧和争論，不乏先例。但是，像馬克思主義這樣在世界範圍内進行如此持久而廣泛的讨論，産生如此重大的分歧和争論，卻是罕見的。米爾斯由此認為，“正如大多數複雜的思想家一樣，馬克思并沒有得到人們統一的認識。我們根據他在不同的發展階段寫出的書籍、小冊子、論文和書信對他的著述做出什麼樣的說明，取決于我們自己的觀點，因此，這些說明中的任何一種都不能代表‘真正的馬克思’”。“人們對馬克思的确沒有一個統一的認識；每一個研究者都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去認識馬克思。”（米爾斯，第39頁）米爾斯描述的問題是真實的，但他對問題的回答卻是錯誤的，即不存在一個客觀意義上的、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存在的隻是不同的人所理解的不同的馬克思主義。

　　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對馬克思主義認識的分歧，是由認識者生活其中的特定的曆史環境、既定的“認知圖式”“理解的前結構”決定的。人們總是生活在特定的曆史環境中，并在特定的意識形态氛圍中進行認識活動。曆史環境的不可複制性，曆史進程的不可逆轉性，曆史事件的不可重複性，使認識者不可能完全“回到”被認識者生活的特定的曆史情境；同時，任何一個認識者在研究理解某一著作、某一學說之前，都有一個包括知識結構、價值觀念在内的既定的“認知圖式”“理解的前結構”在其頭腦中存在着，并制約着認識者的認識活動，這就使認識者不可能完全“設身處地”地從被認識者的角度去理解被認識者的著作，因而也就不可能完全恢複和再現被認識者學說的“本來面目”。特定的曆史環境、既定的“認知圖式”“理解的前結構”支配着認識者理解問題的維度、深度和廣度，即使最沒“定見”的認識者也不可能“毫無偏見”。人們的認識永遠是具體的、曆史的，它不可能超出認識者的曆史環境，必然受到認識者的既定的“認知圖式”“理解的前結構”的制約。

　　但是，我們又能站在當代實踐和科學的基礎上，通過對馬克思主義産生的時代背景的考察，通過對馬克思主義著作的分析，通過對馬克思主義曆史的梳理，使作為認識者的我們的視界和作為被認識者的馬克思的視界融合起來，從而不斷走向馬克思，走進馬克思思想的深處，理解和把握馬克思主義的本質特征，即理解和把握“本來如此”的馬克思主義。就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構而言，“本來如此”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由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這“三個組成部分”構成的。無疑，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都有各自的相對獨立性，在今天的學科建制中屬于不同的學科。但是，在馬克思主義中，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不僅相互依存，更重要的，是相互滲透，構成了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把其中任何一個部分、任何一個學說同整體割裂開來，都會使其喪失原有的性質，并會導緻對作為一個整體的馬克思主義的誤解、曲解甚至“肢解”。

　　海爾布隆納的觀點進一步證實了列甯觀點的合理性。海爾布隆納指出：“馬克思主義思想一定存在可識别的同一性，或者，說得更準确一些是，受馬克思著作啟發而形成的、我們用混合詞‘馬克思主義’描繪的思想具有可識别的同一性。這種同一性源于一組共有的前提，無論這些文獻的作者所持的觀點多麼嚴格或多麼有悖于傳統或這些觀點之間多麼不一緻，我們在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中都能發現它們。換句話說，我們認為存在一組界定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前提，這樣，包含了這些前提要素的任何分析都可以被合理地劃歸為‘馬克思主義’”（海爾布隆納，第5-6頁），并認為這種“共有的前提”以及“同一性”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辯證法，二是曆史唯物主義，三是對資本主義的看法，四是社會主義的信念。海爾布隆納不僅提供了一個衡量是否是馬克思主義的共同的、客觀的标準，而且實際上表明，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構成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結構。

　　正是由于由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構成的理論結構正确反映了人與世界的總體關系，正确地反映了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運動規律，正是由于這一理論結構深刻體現着無産階級和“全世界的受苦人”的根本利益，所以，産生于19世紀中葉的馬克思主義又超越了19世紀中葉這個特定的時代，并為人類思想史展示了一個新的思想地平線。福柯公正而深刻地指出：馬克思主義“在政治經濟學的基礎上揭示了一個全新的話語實踐”，“在現時，寫曆史而不使用一系列和馬克思的思想直接或間接地相聯系的思想，并把自己放在由馬克思所定義和描寫的思想地平線内，那是不可能的”。（Foucoult, p.21）正因為如此，每當世界發生重大曆史事件時，人們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轉向馬克思，“求助”馬克思。在一定意義上說，在倫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馬克思，比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埋頭著述的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馬克思主義依然是我們時代的真理和良心，依然占據真理和道義的制高點。

五、建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态

　　馬克思主義創立時的主要研究對象是德國、英國和法國，（《〈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以德國為主要研究對象，提出了無産階級曆史使命的思想；《共産黨宣言》以“資産階級經濟發展的典型國家”——英國和“資産階級政治發展的典型國家”——法國為主要研究對象（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4頁）；《資本論》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典型地點”——英國為主要研究對象，而且“在理論闡述上主要是用英國作為例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頁）。）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僅僅停留在馬克思主義創立時的主要研究對象上，而應當也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創立時的主要思想來源是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經濟學和法國空想社會主義，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僅僅停留在馬克思主義創立時的主要思想來源上，而應當也必須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從而使馬克思主義不僅具有“中國内涵”，而且具有“中國形态”。

　　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是建立在抽象的“必須”上，而是确實存在這種結合的可能性，即不僅必須結合，而且能夠結合。從總體上看，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關注的是道德原則和倫理秩序，重在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由于人倫關系是人類社會中的普遍關系，因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某些規則就具有普遍性的一面，并在某種程度上契合着某些現代問題；而且中國傳統文化離它所維護的封建制度的距離越遠，它的意識形态性質就越弱，它所蘊含的具有普遍性的觀點的現實意義就越凸顯。觀念系統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構性，觀念因素之間具有可分離性、可相容性。一種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觀念因素，有些是不能脫離原觀念系統而存在的，有些則可以經過改造容納到别的觀念系統中。因此，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建立之後，把中國傳統文化轉化為研究對象，對它進行科學研究、文化批判，達到客觀理解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由此，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其原有的觀念系統中解析出來，在新的基礎上加以重構，不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馬克思指出：“中國的社會主義跟歐洲的社會主義像中國哲學跟黑格爾哲學一樣具有共同之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65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關系同樣如此，二者之間同樣具有“共同之點”、契合之處。“馬克思主義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來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機結合。”（習近平，2023年）共同之點、相互契合，這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理論前提、理論依據，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能夠同馬克思主義結合的内在規定性。

　　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例子，從文化典籍中尋找“微言大義”，這是外在的拼接，而不是内在的融合；不是術語的簡單轉換，觀點的簡單對接，把“矛盾”變為“陰陽”，“規律”變為“道”，共産主義社會變為“大同社會”……這是文字遊戲、簡單類比，而不是創造性轉換、創新性發展；更不是用中國傳統文化去“化”馬克思主義，建構所謂的“儒學馬克思主義”，這種“化”的結果隻能使馬克思主義“空心化”。曆史已經證明，不是傳統文化挽救了中國，而是中國革命的勝利使中國傳統文化避免了同近代中國一道走向沒落；不是傳統文化把一個貧窮落後的中國推向世界，而是改革開放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巨大成就把中國傳統文化推向世界，使孔夫子真正“周遊列國”、名揚四海，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複興有了可能。沒有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沒有中國建設、改革的巨大成就，就不會有中華民族的文化複興。

　　我們應當注意，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畢竟産生于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社會功能。馬克思主義是現代工業文明、市場經濟的産物，是關于無産階級和人類解放的科學；以儒家學說為主導的中國傳統文化則是古代農業文明、自然經濟的産物，在總體上是封建社會的官方意識形态，因而我們不能僅僅依靠重釋傳統文化來解決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所面臨的資源、環境和人本身的發展問題。因此，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就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中國傳統文化進行分析，分清糟粕與精華，尋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的共同之點、契合之處，對那些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之點、契合之處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并使二者融為一體，造就一種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結合’的結果是互相成就。‘結合’不是‘拼盤’，不是簡單的‘物理反應’，而是深刻的‘化學反應’，造就了一個有機統一的新的文化生命體。”（同上）精神生産不同于肉體的物質生産。以基因為遺傳物質的物種延續是同種相生，而精神生産則可以通過對不同文化形态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創造，造就新的文化形态。正像親緣繁殖不利于種的發育一樣，一種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一定是突破單一的文化系統、博采衆長而創新的文化形态。

　　一種文化的生命力不是抛棄傳統，而是在何種程度上以及如何繼承傳統、再造傳統。問題在于，對傳統文化繼承什麼、批判什麼、揚棄什麼，對優秀傳統文化如何轉換和發展，這并不取決于傳統文化本身，而是取決于當代中國的實踐。當代中國實踐的最重要特征就在于，它把現代化、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改革這三重重大的社會變革濃縮在同一個時空中進行了。“三重變革”“三位一體”必然引發一系列的現實問題，必然引起人們一系列的理論思考，包括對傳統文化的思考：生态文明建設使古老的“天人合一”的理念發出了“迷人的微笑”，市場經濟實踐使古老的“義利兼顧”的思想“閃亮登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使明德弘道的學說重放光彩……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動的活水，可水往哪個方向流，卻是和現實的實踐需要以及社會制度密切相關的。因此，我們應以當代中國的實踐，即中國式現代化為思維坐标，以馬克思主義為方法分析中國傳統文化，進而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形态。

　　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産黨人的指導思想和“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也是中國共産黨人分析中國具體實際的一個重要方面；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和文化基因，“中國人民的理想和奮鬥，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和精神世界，是始終深深植根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沃土之中的”（《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第282頁）。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發展，社會主義的中國是具有五千多年曆史的古老中國的當下存在。因此，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既是馬克思主義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發展的曆史必然；既是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觀念形态上的反映和升華，又會反過來深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将拓展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文化根基。

　　從馬克思主義的曆史看，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社會主義綱領“美國化”：“美國工人階級的最終綱領，應該而且一定會基本上同整個戰鬥的歐洲工人階級現在所采用的綱領一樣，同德美社會主義工人黨的綱領一樣。在這方面，這個黨必須在運動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這一點，它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自外域，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學習英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394頁）“脫下外國服裝”“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學習英語”“美國化”表明，恩格斯實際上初步提出了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問題，蘊含着把馬克思主義與不同國家的實際和文化相結合的思想。列甯明确指出：馬克思主義的“應用”“在英國不同于法國，在法國不同于德國，在德國不同于俄國”，并強調“對于俄國社會黨人來說，尤其需要獨立地探讨馬克思的理論”。（《列甯選集》第1卷，第274頁）

　　毛澤東明确提出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并強調“對于中國共産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隻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4頁）同時，毛澤東又提出學習、總結、承繼中國“優秀的曆史遺産”，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的“民族形式”：“學習我們的曆史遺産，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我們這個民族有數千年的曆史，有它的特點，有它的許多珍貴品。對于這些，我們還是小學生。今天的中國是曆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曆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曆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産。”（同上，第533-534頁）因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具有“中國特性”。在毛澤東看來，這是一個“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同上，第534頁）。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理解這一“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的極端重要性，深刻理解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具有時代性的課題，在深刻總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曆史經驗，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明确指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的“關鍵所在”，并強調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讓我們能夠在更廣闊的文化空間中，充分運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寶貴資源，探索面向未來的理論和制度創新”，從而鞏固“文化主體性”。（參見習近平，2023年）這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對“全黨亟待了解并亟待解決的問題”的科學解答，是對具有時代性的課題的科學解答。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分析中國面臨的現實問題，并使現實問題上升為理論問題、理論觀點，從而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内涵”；同時，在這個過程中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對其中與馬克思主義具有共同之點、契合之處的理論觀點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并使其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從而進一步深化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内涵”，并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中國形态”。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奠定了實踐基礎；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使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如果說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廣闊的社會空間，那麼，把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則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辟了廣闊的文化空間，必将進一步推進和拓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深度和廣度。

　　馬克思主義來自西方，“移自外域”，相對于中國傳統文化來說，馬克思主義屬于外來文化，但是，在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形成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不僅屬于馬克思主義，而且屬于中國文化。馬克思主義不僅改變了中國，而且改變了中國文化，更重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本身已經進入、融入中國文化中，“激活”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充實”了馬克思主義的文化生命，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為馬克思主義“注入”了中國的實踐内涵和中華民族的深沉智慧，使馬克思主義具有了中國形态。曆史已經證明，馬克思主義不僅深刻改變了世界，而且也深刻改變了中國，并引領中國走進現代世界，推動了中華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現代轉型。“馬克思主義指引中國成功走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康莊大道，中國共産黨人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忠誠信奉者、堅定實踐者，正在為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而執着努力！”（習近平，2018年，第15頁）

　　（作者簡介：楊耕，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學院教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主編。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學部委員）

　　來源：《哲學研究》202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