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邏輯下的元宇宙：一個政治經濟學分析視角

資本邏輯下的元宇宙：一個政治經濟學分析視角

孟茁 胡海波

　　元宇宙（Metaverse）正在成為數字時代的奇點。愈發先進的數字技術已經深度地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産生活，并在不經意間形塑着人類當下與未來的生存方式。就元宇宙概念而言，其肇始于尼爾·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科幻小說《雪崩》中所描繪的一個平行于現實世界的虛拟世界構想。在紮克伯格等人的美好設想下，經由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鍊技術及其可預見的未來技術的支撐，元宇宙世界将成為連通現實與虛拟的數字平台。人們在這裡将突破空間的限制，通過自由化身的虛拟本體登錄元宇宙來進行各項社交活動和經濟交往。在這一深刻變化的曆史進程當中，人的勞動方式、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将發生變革，人類文明将在元宇宙世界以數字化方式被重塑。但問題在于，當紮克伯格們為我們勾勒出一個高度自由的數字烏托邦的同時，是否回避了元宇宙背後所隐藏的資本邏輯呢？因為元宇宙兼具技術基礎和經濟基礎，當其成立時，人類的虛實兩重社會都将同資本權力扭結在一起，用戶也會将自己的全部托付給資本，資本将完成新的造神運動，成為數字時代的造物主，所有用戶的利益都将依附于它，而那時整個社會就會成為資本的人質。于此，我們有必要反思：基于數字虛拟技術的元宇宙構想，會是一道屬于人類文明演進的新曙光，還是一場前所未有的世界觀坍塌？它所帶來的會是自由與解放，還是一種新的奴役與剝削？如此，透視并解構元宇宙的本質就成為本文研究的當務之急。

一、元宇宙：以何種姿态出場

　　2021年，被普遍認為是元宇宙元年。先是遊戲公司Roblox的招股說明書上出現了元宇宙概念的身影，而後紮克伯格正式宣布将Facebook改名為Meta以全面布局元宇宙世界；微軟則緊随其後在2022年初以687 億美元收購著名遊戲公司——動視暴雪，力圖打造一個虛拟辦公與娛樂互通的元宇宙平台。一時間，元宇宙概念引爆了資本市場的狂歡與社會輿論的普遍關注。那麼，何為元宇宙？

　　（一）元宇宙構想：有關人類未來的元叙事

　　元宇宙首先是一個構想，一個有關未來人類共同體的想象。維基百科對于元宇宙的定義是：“一個集體虛拟共享空間，由虛拟增強的物理現實和物理持久的虛拟空間融合而創造，包括所有虛拟世界、增強現實和互聯網的總和。”但學界就元宇宙概念的共識并未達成，因為今天的元宇宙構想之豐富已遠超斯蒂芬森的科幻概念，是一個“未設限的概念”。從語義學來看，作為前綴的“meta”表示在某事物之後或之外，具有超越的意思，因而Metaverse 可以直譯為“超越現實物理世界的宇宙”。不過，比起元宇宙的語彙定義，把這種超越看作是一種元叙事（meta-narrative）或許更加有助于我們理解元宇宙。元叙事的叙事形式是“大叙事”，是具有主題性、目的性、連貫性和統一性的無所不包的宏大叙事，因而常常是有關“永恒真理”和“人類解救”的故事。顯然，屬于元宇宙的元叙事正是一個有關人類未來的故事，即希望通過打通虛拟與現實的鴻溝而實現宇宙的同一，為實現人類的終極目标提供了一個美好願景。

　　30年前，《雪崩》創作的時代正是互聯網方興未艾之時，彼時的人們信心滿滿，賦予這一新生事物以打破人類社會舊秩序，建立新紀元的使命。正如未來學家尼葛洛龐帝所預言的那樣：數字化世界“将滋養心靈抵禦無明；分享繁盛；以合作取代競争”。在科技樂觀主義之下，有關互聯網的美好故事層出不窮，數字空間成為那一代人消弭現實恐懼與不安的理想之境。但在今天，萬物互聯的互聯網時代卻并沒有成為平等、自由、和諧和去中心化的數字烏托邦，反倒是加劇了階級矛盾激化、社會關系闆結以及貧富差異懸殊的社會問題。因此，對技術的迷戀和愈發焦慮的社會情緒促使人們通過更加頻繁的技術疊代尋找新的突破點。而作為這種社會情緒的具象化體現，時代選擇了元宇宙。它和更早的互聯網“元叙事”有着相同邏輯，并在長久的曆史中引導着未來走向。在“更好”“更智能”與“更自由”的象征性意義話語之中，元宇宙布局中的全部行為和整體秩序似乎都得到了終極的正當化。它指向了未來社會的技術叙事，也再度承載了人們關于數字化未來的美好想象。然而，這一表達卻隐藏了一種“實際的叙事”，那就是有關收益和财富的商業邏輯，更确切地說是資本在技術進步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二）元宇宙的産生：技術與資本的合謀

　　曆史地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興起在某種意義上正是作為獲得資本增殖新途徑與緩解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舉措。20 世紀80 年代末，互聯網技術走向社會化普及并成為服務于資本主義生産實踐的工具。互聯網的升級與維護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而以銀行業為代表的商業領域又需要計算機網絡以提升效率。于是，互聯網技術的主要服務對象和建設支持就變為了企業與資本。也正是互聯網數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數字化所帶來的商業增益以及數據本身也逐漸成為一種具有極大商業價值的産品，促使着資本力量加速推進數字化進程。與之相伴，資本利潤的另一面則是市場危機。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基礎設施建設的普及與寬松的貨币政策就是作為解決經濟持續低迷問題的組合拳而出現；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依托于互聯網的大數據、雲計算等各種數字技術再度作為“拯救大兵”而獲得飛速發展。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所帶來的經濟加速衰退與互聯網紅利的褪去，特别是現實有效需求的衰退，資本亟需尋找新出路以扭轉危局，元宇宙的登場也就顯得合情合理。疫情之下，現實中的大規模人口流動阻滞，諸多經濟、社交與娛樂活動不得不轉為線上活動，網絡會議、在線教育、流媒體影視作品等層出不窮，現實與虛拟的界限在不斷模糊，而這種生産生活方式的改變也倒逼着更多企業選擇虛拟在線化。這一過程直接推動了元宇宙世界的形成，并映射出人類社會的數字化轉型。所以，一旦我們剝離掉技術進步論的濾鏡便立刻發現，“數字技術的發展是長期趨勢和經濟周期性運動的産物，數字技術‘不可遏制地追求的全面性’在今天和資本‘不可遏制地追求的普遍性’實現了最大限度的合流”。這種技術與資本之間的耦合正是現代社會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應該說，技術本身的科學化和進步乃是科學與技術演進的内生邏輯，但“曆史性‘登場’的資本卻出演了‘助産士’或‘催化劑’角色，加快了這一進程”。資本一經降臨，便以強大的滲透和整合能力将科學與技術的演進擠出原有的緩慢軌道，推動科技與資本化進程的并軌。在這一過程中，資本并不直接地創造科學，但為了生産過程的需要，利用和占有着科學技術。這意味着技術不隻是人類本質力量的外化延展，而且服務于資本以獲得利潤增殖的價值目的。當資本為科技的發展提供資金，“新技術、新組織形式、新剝削模式、新就業機會和新市場都會出現，創造出一種積累資本的新途徑”。這樣看來，元宇宙的發展邏輯在本質上不過是一個自近代工業化時代伊始，因機器化大生産的普遍應用而形成的資本增殖需求與技術進步關系的一種延展。

二、數字勞動：元宇宙的資本生成邏輯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是人的本質所在，勞動不隻是關涉到人類生存根基，也是人的本質與主體地位的确證。人類究竟是什麼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産是一緻的——既和他們生産什麼一緻，又和他們怎樣生産一緻”。當我們研究元宇宙世界架構中人的生存和發展狀态時，同樣不能繞開勞動問題。那麼，随着數字技術的深度介入，生産勞動在元宇宙世界中将以怎樣的形式展開？是否意味着數字勞動改變了勞動的生産本性？又是否意味着對資本邏輯的揚棄？諸多疑問都指向了技術進步叙事背後的勞動真相及隐藏其中的資本邏輯。

　　（一）數字勞動的形式轉換與生産性本質

　　當下，随着數字技術在社會生産領域的廣泛應用，數字勞動作為一種新的勞動方式逐漸形成。但是圍繞數字勞動的概念界定，學界并沒有形成統一的認識。傳播政治經濟學代表達拉斯·斯麥茲（Dallas Walker Smythe）借由馬克思勞動價值理論，率先提出了受衆商品理論，揭示出大衆媒介作為資本主義的重要生産工具對受衆勞動的剝削事實，“受衆勞動”的概念成為數字勞動的雛形。意大利自治主義的代表人物米歇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奈格裡（Antonio Negri）則立足于馬克思所提出的“一般智力”概念以及對“機器論片段”的改寫，指出數字勞動是一種以非物質性勞動為核心的勞動形式，非物質性勞動構成了解釋數字社會的基礎。而後，蒂齊亞納·特拉諾瓦（Tiziana Terranova）借用“非物質勞動”的概念，指出免費勞動乃是基于互聯網“數字經濟”而逐漸形成的新型勞動方式。他認為，人們在網絡中發布信息、浏覽和回複郵件，上傳和分享視頻等活動都屬于“勞動”範疇。因為這些内容為衆多的網絡平台提供了素材内容，吸引其他用戶點擊浏覽和分享，不斷增加網絡平台的流量，而作為私人所有的網絡平台卻并未為用戶支付應得的勞動報酬，于是免費勞動成為一種為數據增殖而服務的勞動形式。在免費勞動的基礎之上，尤裡安·庫克裡奇（Julian Kücklich）則提出了“玩勞動”的概念。他在《不穩定的玩工：遊戲模組愛好者和數字遊戲産業》中分析了作為彈性勞動力的遊戲用戶如何在開放性的遊戲設計與改編的過程中，同時作為“玩家”與“勞工”為遊戲公司提供盈利的過程。這一機制既是一種娛樂機制，又被納入到遊戲公司的生産體系以獲得利潤增殖，自然具有了不同于傳統意義上的雇傭勞動特質。克裡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出發，認為在數字媒體技術和内容的生産過程中凡是為資本積累所需要的勞動都屬于數字勞動範疇，即數字勞動同時包括網絡用戶的無償勞動以及傳統雇傭下的勞動形式。雖然學者們在如何界定數字勞動的問題上存在着分歧，但是他們的理論判斷都沒有離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理論基礎，即馬克思關于一般生産勞動的概述，這也意味着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在數字時代仍然具有着強大的批判力。

　　在馬克思看來：“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中介、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如果整個過程從其結果的角度、從産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麼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兩者表現為生産資料，勞動本身則表現為生産勞動。”他同時強調理解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下的勞動範疇，“始終是從貨币所有者、資本家的角度來區分的，不是從勞動者的角度來區分的”，也就是說，“隻有為資本家生産剩餘價值或者為資本的自行增殖服務的工人，才是生産工人”。換言之，理解數字勞動的出發點不在于物質性或非物質性的勞動形式變化，而在于數字勞動是否具有社會關系的特殊規定性，是否具有為資本增殖而服務的特質。沿此路向，我們結合馬克思指出的“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所構成的勞動過程要素來展開分析。事實上，數字勞動應該具有三種類型。其一，數字技術與傳統勞動結合的勞動形式，即數字化勞動。這是以雇傭關系為前提，融合數字技術的物質性生産勞動。以元宇宙為例則主要表現為硬件設備開發維修等工作。其二，以雇傭關系為前提，以知識、信息、思想和情感等數據化存在為勞動對象的非物質性生産勞動，這種勞動以軟件開發、系統維護、跟蹤用戶信息等為主要工作。其三，則是以無雇傭關系為前提，以數字平台用戶的在線行為活動為主要形式的主動或被動的數字勞動。主動性是指如用戶在網絡中上傳各種視頻影音可以為平台帶來流量和收益，但由于無雇傭關系，故而是一種無償勞動；被動性則是指用戶的網絡在線活動會産生大量數據，這些數據一經收集、分析和利用則能夠被企業平台加以利用，進而達到精準投放廣告和個性化服務以獲得收益。從以上分析來看，數字勞動的要素之間紛繁錯雜，相較于傳統勞動确乎有了新的變化。但就勞動的生産性而言，數字時代下的數字勞動并沒有脫離生産性勞動的範疇。因為就物質性的數字化勞動與非物質性的數字化勞動而言，它們是與企業資本形成了一種雇傭制關系，“他們的勞動參與到整個生産過程之中與處于生産體系中的其他工人共同進行價值創造，由此，不能說數字勞動不具備社會關系的特殊規定性”。而就主動性生産的用戶和雇傭勞動者而言，雖然兩者的主體性有所差異，但是都以數據作為生産要素，都是在單位時間内消耗體力與腦力的過程并産出數據産品，是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結合。具體勞動通過與其他生産資料結合以創造商品的使用價值，而抽象勞動則形成商品的價值，商品凝結着無差别的人類勞動，剩餘價值被資本家無償占有。而最為特殊的用戶被動性生産，雖然與上述情況都有所不同，但能夠直接作為數據産品加以利用，進而成為潛在的商品。

　　由此來看，數字生産并沒有根本地改變勞動與資本之間的矛盾關系，生産勞動仍然是價值的源泉。是以，我們要繼續追問的便是數字勞動何以推動資本邏輯在元宇宙布局中的加速生成。

　　（二）數據商品化向數字資本的邏輯進階

　　數據化與商品化的結合是數字時代下資本生成邏輯的關鍵環節。我們每一個個體的生命活動都會産生活動痕迹，它反映着我們的生存狀态、生活習慣和價值取向。在數字時代之前，我們也會産生各種活動痕迹，但隻是以相對零散和孤立的形式而存在，這種隐形的力量還不足以成為一種社會支配性框架。而現在“一切皆可數字化定義，一切皆可數字化驅動，一切皆可數字化連接，一切皆可數字化呈現，一切皆可數字化融合，數字技術将實現從技術主義向新技術主義的最關鍵跳躍。新技術主義不隻是一種技術意識形态，而是通過真正将自身本質力量對象化建構起來的數字化存在方式，隻有在數字技術的坐标軸上，以身體為核心的生産叙事和生活叙事才能找到其特定的存在意義”。元宇宙作為數字技術的集大成者，無疑是放大了這種趨勢，将數據化、虛拟化的生存狀态引入生活的不同角落。尤其是在紮克伯格們的美好構想中，遵循去中心化底層邏輯的元宇宙乃是一個能夠容納所有用戶的實時交互系統，用戶能夠在其中感受到沉浸式的物理體驗并與現實社會實現經濟、生活的互通。這意味着我們在元宇宙中将會以一種極緻的數據形式而存在。

　　作為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入口，“商品既是進入交換過程時的價值與使用價值的統一，又代表着生産者和消費者的關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數字化的當下，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求數據能夠成為商品，但是并非所有的數據都可以被稱之為商品，隻有包含價值和使用價值兩重屬性，能夠滿足人們的需要并用以交換的數據産品才能夠作為數據商品。因此，數據從生産到消費，從産品化到商品化的過渡過程在數字資本生成的過程中是極為重要的。如前所述，不論是雇傭勞動下的數字勞動還是數字平台用戶主動創作産生的數據都有賴于人自身的體腦能力的消耗，因此是典型的勞動産品，同時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而用戶被動産出的數據雖然不直接具有價值屬性，但在經過其他雇傭勞動者的加工、分析和整理後就具有了商品屬性，同樣成為數據商品。在這個意義上，元宇宙世界中的用戶數據最終都會成為被用于獲取利潤的有效數據，即數據的商品化。

　　“資本家以占有勞動者剩餘勞動的形式獲取剩餘價值，剩餘勞動本質上是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必要勞動時間的勞動，即無酬勞動。因此，剩餘價值就是勞動者在無酬勞動時間内創造的價值，其實質是無酬勞動時間的對象化。”在元宇宙這一數據帝國中，有很大一部分就來自于用戶無償的數據生産。這些海量數據實時更新并且被平台以極其隐蔽的形式捕捉，再經過分析和處理，搖身一變成為具有“有用的”數據。這意味着人的整個生存世界就成為圍繞數據生産、數據交換和數據消費的數據化存在，而“企業建立在數字勞工無償勞動基礎上的對原始數據的私人占有成為了數據商品化的催化劑，這是一個将使用價值轉化為交換價值的過程，為資本家們獲取資本積累提供了更多‘好用’的途徑”。一如用戶在Roblox 的遊戲元宇宙中以“打金”的形式出賣自己的時間與精力為遊戲平台積累數據信息，甚至是不自覺地在Facebook的社交元宇宙中通過點贊和轉發成為免費的數據流量搬運工。顯然，資本在實現累積的同時以極其隐蔽的方式完成了資本剝削。

　　（三）數字資本主義的崛起

　　不可否認的是，“随着時間的推移，舊資本總有一天也會從頭到尾地更新，會脫皮，并且同樣會以技術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來”。作為技術背後推手的資本已然渡過了工業化與金融化的形态，借由數字技術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與規模滲透到日常生活與工作之中，正如維克托·邁爾所指認的那樣：“我們的經濟将從金融資本主義轉向數據資本主義。”或者我們稱之為數字資本主義。然而不論是産業資本、金融資本還是數字資本，始終不變的是對某種資源的占據，從而使其在任何一個時期都能獲得優勢和主動權。産業資本時代，資本家通過占有貨币、廠房機器等生産工具作為資本，表現為一種實物性的資源掌控；金融資本時代，銀行作為借貸關系平台掌控資金的流動與支配，表現為一種貨币性的資源掌控；而就數字資本主義而言，它是“以數據、平台、資本為關鍵要素融合而成的資本主義經濟新樣态”。數據作為核心資源，構成了數字時代的“普照之光”。

　　當下，我們仍可以發現産業勞動在元宇宙世界中依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因為“隻要人類還是以生命體的形式存在，就永遠離不開實體性的物質生産，不僅離不開物質生産，而且這些産業勞動必定是作為全部經濟學事實存在的根基”。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金融資本對于社會經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數字資本主義的崛起也的确在諸多方面消除了以往資本主義體系的弊病。數字資本依托數字平台和數字網絡以數據化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生産盲目性，降低了金融投資的風險性。而這源自于數字技術以及數字化生存模式的持續演進，元宇宙世界的搭建無非是放大了這種數字化境遇。

　　從表面上看，資本争先恐後地進入這場元宇宙殺局隻是資本之間的角力，與普通用戶并不直接相關，用戶享受的隻是元宇宙所帶來的便利，但事實并非如此。在元宇宙這個數字地盤上，用戶的依賴度與沉浸度越深就意味着暴露越多的數據，更多的數據也就意味着元宇宙世界可以更為精準地将用戶以标簽化而掌控。我們不否認元宇宙在未來生産和生活中的積極意義，但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它帶來更多便捷服務的同時也必将帶來更多的數據監控。通過智能穿戴設備、腦機接口等技術，我們的身體、情緒乃至思想都将暴露無疑，進而産生更加赤裸的生命宰制，即阿甘本所指認的那種“赤裸生命”。當生命遠離并逐漸喪失其所擁有的豐富且異質性的生命形式時，人之為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将被抹去，進而呈現為一種數據狀态下的生物性主體，這恰恰符合了新自由主義所宣揚的那種“開心地活着”的政治馴服。當我們成為一種被非我操縱的生命，在面對資本的力量時也就不會有讨價還價的餘地。于此，我們仍需聚焦于數字資本的剝削機制，闡明資本何以在元宇宙世界真實地掌控一切。

三、自由還是規訓：元宇宙的資本剝削邏輯解析

　　元宇宙世界中的數字勞動以形式自由的可能性釋放出一種虛假信号，其背後隐藏着數字資本邏輯對數字用戶支配的現實性回歸。作為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未來，不論元宇宙以何種技術人性化地顯示出勞動自由的可能，卻并不能改變數字勞動服務于資本積累以增加剩餘價值的事實。面對數字勞動者逐漸淪為“數據佃農”的狀态，反思數字資本何以将用戶引誘進數字技術搭建的虛拟空間，揭示資本對勞動對象的剝削泛化、剝削形式的隐蔽化以及剝削場域的多元化，剖析清楚數字勞動的主體性異化是極為必要的。

　　（一）數字圈地運動：平台化的數據壟斷

　　加拿大學者尼克·斯爾尼塞克（Nick Srnicek）在其著作《平台資本主義》中創造了一個新的概念——平台資本主義，并指出數字平台已經成為諸多企業建構以數據為中心的經濟模式。平台借助先進的數字技術和龐大的用戶群，可以進入生活各個領域，并對其形态和規則進行改寫甚至颠覆。隻不過，“平台資本主義基于信息技術，将經濟的支配移植成勞動的‘請求’，将生産者的出賣轉換成勞動者的‘選擇’，這一方面迎合了資本去政治化的曆史要求，另一方面則隐蔽化了資本剝削的過程”。

　　首先，數字平台有着利維坦般的觸手，不斷地介入社會各領域并将它們納入到自身的增殖體系當中。當下，元宇宙作為互聯網的升級版，其建構方向就是一個包括一切人類活動的數字平台，其視野和功能都将超越當前的數字平台以成為一個“平台的平台”，有關生産、金融、消費的物質平台與娛樂的虛拟平台都将融入元宇宙平台，以最大程度強化數據捕捉機制。可以說，“元宇宙發明的不是一種技術，而是一個技術+的無限開放平台，任何可兼容的新技術都可以添加到元宇宙。”随着技術融合創新，更多用戶将被吸引并加入其中。因為“使用平台的用戶越多，平台對其他人而言就越有價值。”更多的忠實用戶吸引更多新用戶，這意味着誰掌握了平台，誰就自然地具有了對用戶數據的壟斷性優勢。在完成這種壟斷性的數字圈地運動之後，平台就可以以數字化的封建領主自居，即通過向用戶提供“數字土地”以收取“數字地租”，并實現對數據占有的盈利化。所以，不論是開放式的搜索引擎、社交系統還是共享經濟模式的提出，隻要當我們以非雇傭的用戶形式登錄平台，其自身生産的原始數據痕迹就會被平台收集和無償占有。而當我們以數字勞工的雇傭形式登錄平台時，不過是替平台打工以加工冰冷的數據信息，将自身的勞動力交給了資本家。如此看來，無論是Facebook、Roblox 還是微軟和騰訊，這些布局元宇宙的急先鋒在搶先吸納用戶從而搶占先機以獲得更高收益的同時，卻回避了元宇宙布局背後的資本邏輯，那個将權力賦予領主化、多元化和日常化的數字平台的真正主人。

　　其次，當平台資本主義在完成數據壟斷之後，對核心算法的掌握則是權力的直接體現。在2020 年聖丹斯電影節上映的紀錄片《編碼歧視》中，導演沙裡尼·坎塔亞（Shalini Kantayya）就與算法正義聯盟（Algorithmic Justice League）創始人喬伊·布蘭維尼（Joy Buolamwini）探讨了關于人工智能的算法被不同平台用以評估個體價值及其産生的社會問題，發現了有關算法的隐藏權力。比如，布蘭維尼就找到了面部識别和人工智能系統中存在着對有色人種歧視的證據，而這些證據同種族監控、優生學等黑暗的曆史實踐相關。在性别問題上，亞馬遜公司在篩選簡曆時使用算法造成女性歧視，而部分銀行利用算法來統計用戶的信用值，在信貸等金融服務中也存在女性歧視。尤其是在此前的Facebook 洩密事件中，人們驚恐地發現大數據的握有者已經通過收集用戶言論以及信息推送左右用戶的政治傾向并由此影響國家的政治走向。2021 年10 月，Facebook 前員工弗朗西斯·豪根（Frances Haugen）更是舉證Facebook 将股東利益置于公共利益之上，以“為股東提供最大财務回報”為核心要求。紮克伯格通過建立秘密的後台系統，對不同的用戶采用不同審核标準，以此達到分配用戶話語權的目的，并控制用戶的影響力，看似是社交平台的Facebook已然成為了一個搜集、分析和掌握人類行為的中心。顯然，作為數據流的我們在與掌握算法的平台的關系中淪為了主奴關系中的後者，而在更深處數字平台也是資本這個上帝的奴仆。

　　最終，曾經屬于資本支配社會的權力遁入了數據的隐性網絡，傳統的壟斷模式被取代，“産生了‘幾乎沒有資産的形式來産生利潤’的增殖模式，既呈現出‘可被剝削的工人與低利率世界的大量剩餘資本交織在一起的’怪象，又表現出一種不剝削工人而實現了平台繁榮與資本湧現的假象”。事實上，數字平台成為新的權力中心隻是意味着資本運行模式的改變，而絕非資本增殖與剝削本性的改變。資本統攝下的數字平台與算法的存在從來不是為了實現真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相反，要麼是為了維護自身的統治，要麼是為了實現增殖。“‘服務就是力量’。元宇宙是互聯網世界的升級版，是一個幾乎無所不包、幾乎無所不能的服務平台，這個平台的功能如此大全以至于成為一個‘世界’，因此元宇宙必定是資本的新機會，金融資本大概率會壟斷幾乎一切服務而證明‘服務就是力量’，并通過虛在世界控制實在世界，以中介壟斷來控制用戶終端，使服務系統成為控制一切人的技術機制。”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對于“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肮髒的東西”的判斷從來沒有過時，資本主義隻不過是披上了一個數字化的僞裝外衣罷了。

　　（二）“自由化”勞動與社會生活領域的被侵占

　　正如約翰·穆勒所質疑的那樣：“一切已有的機械發明，是否減輕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勞”，技術進步與人類自由的關系問題總是引人深思。而馬克思也早已給出了答案：“機器就其本身來說縮短勞動時間，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延長工作日；因為機器本身減輕勞動，而它的資本主義應用提高勞動強度。”如果說數字技術的革新本意在于将人們從惡劣的勞動環境、繁雜的勞動過程中解放出來，那麼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則非但沒有使勞動者獲得更多的空閑和自由，反倒是以隐蔽的方式延長了他們的剩餘勞動時間，加劇了勞動強度。

　　首先，數字化的持續推進加強了個體之間的聯系，而固定資本的特性逐漸趨于去組織化、去地域化，這也就意味着數字資本操控表現為一種勞動時空的自由化。馬克思曾指出：“人數較多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空間（或者說同一勞動場所），為了生産同種商品，在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下工作，這在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産的起點。”早期的資本主義勞動通過空間的布局與調控将封建時代的分散化手工業生産結合起來，以空間化取代舊日勞作的時間化來赢得更高的效益。而現在，元宇宙世界則打破了空間限制，所建構的虛拟數字世界體系可以利用高速、即時的信息傳輸抵消資本流通的時間成本，将傳統行業的物質生産與信息服務業等非物質性生産以時空壓縮的數字化方式聯結起來。通過數字智能化設備登錄元宇宙世界，處于生産過程之外的用戶也可以随時随地将自身勞動與資源整合為具有開放性、共享性、增殖性等特點的數據存在，進而使任何登錄元宇宙的用戶都可能成為勞動者，任何的數字設備也都可以成為勞動工具，任何地點更是可以經由沉浸式的虛拟技術而成為熟悉的工作環境。而這種開放式的勞動空間和方便的互操作性也意味着更高效的勞動産出。這就模糊了社會生産與再生産過程中各環節之間的界限，改變了傳統生産方式之下的穩定勞資關系，以高度彈性化和靈活化的方式将雇傭範圍擴展至世界的各個角落，而每個人随時都可能成為被吸納其中的數字勞工。

　　其次，數字資本主義進一步侵入了個人的社會生活領域。換言之，元宇宙世界中的數字勞動呈現為勞動過程的生活化。以往，生産與生活保持着相對的分離，惡劣環境和高強度勞動使得人們自然地排斥那種令人生厭和倍感折磨的異化勞動，“隻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人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勞動”。而未來的數字技術引擎使得勞動環境變得相對舒适和惬意，并且勞動過程不再是持續的高強度，而是碎片化的工作模式。這大大提升了人們勞動過程中的幸福感。紮克伯格将這一改變稱之為“無限辦公室”概念，即通過元宇宙世界中的虛拟技術，實現工作環境的個性化和工作節奏的自由化，以此提升個人工作的專注時間和生産力。不僅如此，消費和娛樂也将會成為數字勞動的新形式。不論是在線購物、社交還是遊戲，隻要元宇宙用戶生産和創造的數據信息具有使用價值，那麼這種無形的數字勞動就一刻也不會停止，并且要讓用戶對這種玩樂性勞動樂此不疲，毫無覺察。

　　最後，勞動時空的限制将被打破，勞動、娛樂與休閑的時間界限不斷消解與模糊，我們的生活本身也變成了生産活動。以往我們通過必要勞動時間和剩餘勞動時間來區分勞動者為滿足自身生活以及為資本家被迫勞動的差别，但元宇宙所導向的生活世界的生産化，意味着數字資本可以通過先進的技術支持打造更為“貼心”的勞動幻象，模糊勞動時空概念将剝削隐形化，使得勞動者除卻睡眠時間無時無刻不為資本服務，甚至是勞動者自願壓縮睡眠時間，在超額的勞動與無盡的娛樂中為資本掌控，其所創造的相對剩餘價值和絕對剩餘價值都将被剝削。

　　總的來說，比起前資本主義時代嚴苛的人身依附，資本主義時代的工人勞動有了一定的自由。但這種自由隻是選擇在哪裡出賣勞動力，是否出賣勞動力的權力卻并不屬于自身。因為這種勞動力交換隻是形式上的自由，失去生存資料的事實決定了工人不得不出賣僅剩的勞動力以維持生計，事實上的不平等在數字資本主義時代仍未發生改變。“但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于一定曆史社會形态的生産關系。”數字資本所映射的社會關系正是在資本操控數字勞動與壟斷數字财富的過程中顯現出來。作為數字資本的一場盛宴，元宇宙将虛拟帶入現實，并用新的形式自由假象來遮蔽數字勞動的生命不自由，而這正是元宇宙世界中的資本剝削真相。

　　（三）資本剝削下的數字生命異化

　　當剖析清楚了元宇宙如何以平台化的方式壟斷數據和算法，如何巧借“自由”和“輕松”之名目增加勞動者的勞動意願，如何模糊勞動與生活界限以謀取剩餘價值之後，我們需要回到作為勞動主體的人的視角，反思資本剝削下人的數字生命異化狀态以及為何無法逃出資本剝削的牢籠。

　　早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就提出有關于人的異化問題。他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人同自己的勞動産品、自己的生命活動、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的直接結果就是人同人相異化”。由于工人繁重的生産性勞動不過為其自身的對立物——資本而服務，因而工人并不能在生産性勞動中獲得自我确證，而隻是在資本權力的操控下與自由自覺的人類本質相背離。馬克思也頗有預見性地指出：“因為資本是工人的對立面，所以文明的進步隻會增大支配勞動的客體的權力。”以文明進步為名，當數字時代的人們将自己毫無保留地交給數字技術和虛拟空間，也就為自身編織了一張滿是異質性力量的數字之網。因為隻要存在着“商品的‘交換法則’與數據私有化及其價值增殖的資本的‘生産邏輯’，那麼數字資本與數字技術會形成更大的、更隐蔽的‘社會權力’，必然會帶來對數字勞動者更深層面的規制與異化”。

　　當我們登錄數字平台時，通常都需要與之簽訂開放個人信息權、隐私權的協議以獲得平台使用權，這意味着數據作為生産資料的所有權歸屬于數字平台，也意味着生産者從一開始就被迫與生産資料分離。而生産出的數據商品又會被企業平台據為己有，通過轉賣交易獲得增益。因而，數字勞動者的勞動也就從屬于資本家而非自己。“工人生産的越多，他能夠消費的就越少”，當資本家所獲得的剩餘價值越大，也就意味着數字勞動者與勞動資料、勞動産品相異化的程度越深。在數字勞動的過程中，移動設備作為勞動工具本應是為勞動主體所操控。但随着諸如電腦、手機等勞動工具的智能化，導緻了勞動主體對工具的極度依賴，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一種勞動群體的“去技能化”。譬如在短視頻制作過程中，勞動者隻需要将拍攝好的視頻放入系統預設好的模闆中就能自動生成一部作品，這既降低了勞動的技術難度，也提高了視頻創作的效率性，進而吸引更多人加入這種模式展開勞動創作。但是這種模闆化的勞動也降低了勞動本身的創造性，複雜的“創造性”被簡單的“操作性”能力替代，人逐漸成為被智能化勞動工具控制的對象。也正是勞動工具的智能化和傻瓜式操作，就能夠将一切“活”的生命變成産業後備大軍，甚至是兒童和老人這些補充性的勞動力也可以成為非雇傭性的數字勞動者，進而呈現為一種技術操縱人的異化狀态。與此同時，相比于機器大工業時代，數字勞動不再局限在廠房和車間。這意味着勞動者的勞動異化狀态并不會随着機器轟鳴的結束而終止，而是一并延伸到了數字化的日常生活，使得“從生産環節中成為機器的一部分拓展為生命存在的一切要素成為數字智能的一部分”。換言之，勞動者同時處在一種“他者”的剝削和“自我”剝削的異化狀态。特别是勞動者處于非雇傭狀态時，數字資本也會通過娛樂和消費中的瘾性機制和獎勵機制使其獲得心理上的滿足感，進而保持一種“在線”狀态，倒逼勞動者自願地消耗時間、注意力以及财富。事實上，資本主義社會長久以來的馴化術就是虛拟出一個美好生活的具象投影，将人之為人的生命精神異化為本能和欲望的物質刺激，特别是“當文字、圖像和光影等早期文化工業載體被各種現代信息介質所替代，個體從被動的接受者轉變為自媒體時代的參與者，基于階級社會現實的虛拟快感發展為直擊感官的虛假快感”。一旦陷入其中，人們往往難以覺察真實世界為某種優于現實的影像化赝品所替代，也就自然地喪失了對現實處境的判斷與反思能力。

　　如此，我們可以發現數字勞動者在與勞動資料、勞動産品、勞動工具和勞動過程相異化的同時，也就呈現為自我生命的異化。人越是與數字世界相異化，也就越是依賴于資本控制。當一切行為方式都被數據操控，當創造性被智能技術的操作性消磨殆盡，當所有人都可以作為數字勞工為資本服務時，數字社會中的“内卷”現象就必然會出現，而我們也變成了甯願被剝削也不希望失去被剝削機會的數字無産者。如此，維持勞動者的生命異化狀态對于資本家而言也就有了不可抗拒的理由和動力，那麼打造一個完全數字化的虛拟世界，甚至是颠覆國家權力與制度也從根本上符合資本主義的剝削本性。

四、元宇宙的未來邏輯與可能的出路

　　我們真的需要元宇宙嗎？應該說，我們确實需要一個技術改善生活，幫助我們走向文明與幸福的元宇宙。但問題是作為新世代的源代碼，元宇宙世界在不斷升級的技術支撐以及自由平等的價值“外衣”下，正在通過數字資本與政治權力結盟的方式重啟舊日的烏托邦構想。隻不過，這樣的數字烏托邦将會是屬于我們的“異托邦”。面對從不懂得自律的資本，面對資本全面掌控生命過程和社會關系的權力野心，我們就必須穿越數字資本在元宇宙世界中布下的迷霧以尋得與之博弈的機會。

　　（一）元宇宙在資本邏輯主導下的權力訴求

　　對于元宇宙而言，當資本以數字權力的形式占有數字勞動者、勞動資料以及勞動産品時，也就具備了影響世界的能力。而當資本不再滿足于商業領域的掌控權時，就會向更廣闊的政治領域延伸。“公司勝于國家”，這是Facebook早年間的一句著名口号，而今天這句口号正在變成現實。對于那些坐擁數十億的龐大用戶群的互聯網巨頭而言，技術層面的突破隻是時間問題，真正的障礙在于對現實國家權力的沖擊。它們在擴張公司規模的同時，也正通過元宇宙數字帝國的構建來重塑世界的權力格局。

　　《大西洋月刊》的執行主編阿德裡安娜·拉弗朗斯（Adrienne LaFrance）曾撰文指出，以Facebook為代表的互聯網巨頭正在打造自己的元宇宙帝國，并實際地展現出對現實政治的影響力。在她看來，物理意義上的土地在元宇宙世界中不再重要，用戶取代了人民，數字貨币取代了由國家主權背書的貨币。管理權限用戶等級的平台治理規則以及建立類似立法機關的下屬機構的嘗試都表明，一個不同于傳統國家的新型社會組織形式正在興起。不僅如此，由于數字用戶對彼此間的聚合已經産生了明确認同，培養作為共同體的想象也就成為可能。想象的共同體作為一個人們自發的、由下而上凝聚而成的共同體，正是形成民族和國家的關鍵所在。如今，數字平台以及用戶聚合而來的共同想象已經成為了紮克伯格們的政治權力源泉，它們絲毫不掩飾對于權力的觊觎，尤其是政治權力，諸如幹預民主、破壞選舉等一系列的政治黑曆史都表明了它們對于現實政治的影響。當紮克伯格們時常用“社交聯系是一項人權”或者“政治廣告是聲音的重要組成部分”之類的口号來标榜所謂的民主價值觀時，其目的不過是将追求利潤的行為僞裝起來，并實現對用戶的政治化操縱罷了。因此，與現實結合的元宇宙絕不單單是科技的堆積，也意味着新世界秩序的厘定。作為新世界與新秩序制定者的互聯網巨頭，它們的實現路徑将指向兩個方向：其一，與資本主義國家合謀，成為極權國家機器；其二，超越傳統的國家制度，新王登基。

　　資本是狡猾的。就目前來看，數字資本想要徹底擺脫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束縛的時機還未到，更可能的是尋求與政治權力的融合。無論是喬治·奧威爾筆下的“老大哥”，還是邊沁所提出的全景式“圓形監獄”隐喻，統治階級一直都将監控作為重要的統治手段和權力的體現。伴随數字化生存方式的成型，人民的思想和行為被資本主義政權與互聯網企業監控已經成為事實，“其外觀雖然是政治性的——對個人的數字軌迹的監視、搜集和評估，但同時也為生産需要和滿足需要的大數據分析提供‘原料’，并最終服務于技術壟斷資産階級積累财富的目的”。作為數字資本與政治掌控相結合的監控資本主義體系，一面将權力的罩子緊緊地扣在人民之上，一面又将技術壟斷綁在國家霸權之上，不斷發起意識形态與話語權的挑戰，走向了一種數字資本同帝國主義的結盟——數字帝國主義。就20 世紀以來的帝國主義概念而言，它不再強調傳統的殖民擴張，而是“已經從地理學意義上的顯性廣度空間擴張轉向了文明學、人類學意義上的隐性空間擴張，并最終打造出資本力量操控一切、人們普遍認同的全球控制社會”。換言之，資本秩序作為一種普遍性的全球秩序建構正在超越地緣意義上的民族和國家的秩序形式。數字帝國主義沒有改變資本邏輯在秩序建構中的核心地位，而是改變了資本秩序建構的方式。憑借其所掌握數字技術的先發優勢，數字帝國主義利用數字網絡、智能設備終端以及數字平台等進行廣泛的價值觀念輸出和數字化生活方式推行，以滲透和颠覆敵對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最終建構起一個數字帝國主義的世界霸權。

　　當然，資本更是無情的。在資本主義興起的曆史中，資本的本性決定了其始終都妄圖尋求一種能夠滿足自由擴張的社會組織形式。以自由為名，資本主義一路将封建舊勢力橫掃，建立了資本主義國家的組織形式。而一旦資本發現可以繞開國家政府，找到更利于自由擴張的途徑時，就會毫不猶豫地踐踏和抛棄當下的國家組織形式。如今，數字技術的迅猛發展為去中心化虛拟空間的開辟提供了可能，經濟文化系統正在被移植到元宇宙世界當中，成為獨立于現實國家的社會系統。這也正是拉弗朗斯警示元宇宙發展會威脅國家權力的原因所在。斯蒂芬森在小說《鑽石時代》就描繪出了由公司取代國家的賽博末世景象：私人企業家和組織成為了權力的絕對掌握者，瓜分了大部分的國家土地，建立了強大的個人領地，國家安全也是全權交付給雇傭軍隊，政府不過是處理日常繁瑣工作罷了。顯然，斯蒂芬森所描繪的正是數字資本發展的極緻呈現，當數字資本操控政府，政府作為數字資本的附庸接受監管，其“守夜人”的身份也被剝奪。我們當然不希望斯蒂芬森的小說變成現實，但元宇宙的去中心化将會導向唯一的中心，那就是更好地實現資本的野蠻生長。

　　這樣看來，無論元宇宙的未來是走向與資本主義政府結合的極權統治，還是走向反對國家政權的又一次“光榮革命”，都将是屬于資本的烏托邦以及屬于我們的數字牢籠。曾經，移動互聯網的願景是改變人與人之間的連接；現在，元宇宙要做的卻是控制人與人之間的連接，主宰未來中的你我命運。當潘多拉的魔盒已經打開，我們是否還有機會讓元宇宙世界變得至少無害？

　　（二）一種積極的可能性：公共性的元宇宙世界

　　有關數字技術與數字資本的讨論，實際地構成了有關反思元宇宙建構的立論支點。當我們面對元宇宙這一虛拟世界時，選擇逃離數字化生存顯然已經不太可能，通過技術加速的方式也不過是加劇人的數字異化。因為從現實性活動向虛拟化生活的巨大轉變沒有在根本上改變資本積累與勞動剝削的本質性關系。于此，唯有揚棄和超越數字資本邏輯，恢複數字主體的理性回歸，元宇宙世界中的自由與解放才有了可能。

　　首先，引導和強化元宇宙作為數字平台與數據應用的公共屬性。凱爾納指出：“技術均可以用來作為統治或是解放的工具，操縱社會或是啟蒙社會的工具，這取決于現在與将來的文化的創造者和行動主義的知識分子怎樣定奪運用和開發新技術以及新技術将為誰的利益而服務。”元宇宙世界中的每一個人都會源源不斷地生産出數據流并最終彙成一個自由、平等和共享的開源系統，然而這些用戶數據卻被平台巨頭或明或暗地壟斷并加以牟利，以此反制用戶。面對這一現實，國家與政府需要從法律層面對元宇宙當中的用戶數據本身予以确權，特别是對關涉公共利益的數字資源加以掌控，積極構建一種數據公有化和數字共享的所有權制度。從而将元宇宙世界建基于公共性之上，以保證數字勞動公有化、數字平台公共化和一般數據共享化。即元宇宙屬于人民。

　　其次，确立合理的資本觀念以防止資本依托元宇宙的無序擴張。數字資本會本能地依靠壟斷數據所有權來管控生命個體，造成生命的赤裸與異化狀态，但智能化、高效化、協調化的數字技術依托元宇宙這一架構同樣能為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帶來新的可能。特别是對于正在不斷推進數字化升級過程中的中國而言，既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更要借助資本在推進元宇宙建構中的文明一面，使之服務于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的完善，從而在構築數字安全屏障的前提下激活數字經濟活力，構建出數字文明服務于民的新格局。

　　最後，以“共建共享共治”理念規範引導和構建積極有序的元宇宙數字化生存邊界。由于數據自身并不能輕易突破資本關系的控制，因而數據用戶的主體意識就顯得至關重要。“隻有更廣泛、更公開的協同共享，才能打破由大數據公司來壟斷數據網絡的既定事實，将這種數據網絡還給真正參與到數字化實踐中的互聯的個體”。我們需要以主人的身份在元宇宙世界中重新占有和運用數據，對抗數據監控與生命的拆解，使數字化勞動擺脫資本強迫下的“惬意”勞動，實現真正的自主性勞動與理性消費，将元宇宙真正地建構為“個人所有制”的數字空間，并最終結成符合人類生命本真的數字化共同體。總而言之，在元宇宙世界加速生成的當下，隻有将數字技術與人的自由和發展這一真正的曆史目的聯系起來，徹底将數字勞動引向關乎人民福祉的道路上，使數字消費朝着符合人的全面發展與個性自由的方向轉變，元宇宙世界的建構才是一個具有真實意義的數字世界。

結語

　　在人類的内心深處，總是保有對美好未來的烏托邦想象，但真正的烏托邦既不是現實的延伸，也不是現實的純粹彼岸，而應該存在于現實與幻想的張力之中。就事實來看，元宇宙的出現并不會消除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下人的異化狀态，反倒是資本以更加隐蔽的數字形式展開對勞動者的剝削，而建構屬于全人類的烏托邦世界的美好叙事也不過是遮蓋資本邏輯的“畫皮”。當然，我們不必陷入悲觀主義的泥沼之中，而應該正視元宇宙所帶來的社會生産力和人類知識的爆炸式增長，并引導和規範數字資本在元宇宙世界建構中的積極作用。惟此，人們所得到的就不隻是冰冷的數據，而是美好的數字新世界。

　　（作者簡介：孟茁，東北師範大學6774澳门永利，博士研究生；胡海波，東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部，哲學學院教授）

　　來源：《求是學刊》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