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社會理論的時間性審視及其當代意義

馬克思社會理論的時間性審視及其當代意義

王陽 許皖豫

一、馬克思社會理論的時間性審視

　　時間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要範疇，也是馬克思構建其理論大廈的筋骨，貫穿于馬克思社會理論體系的始末。馬克思在青年時期就注意到時間概念蘊藏的豐富理論價值。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專門設有一章來讨論時間，提出了時間是人的感性活動的形體化反應的觀點，進而把時間、感性和現象世界緊密聯系起來。雖然在馬克思後來的理論中，我們很少看到關于時間問題的專門論述，但時間作為一個潛在線索始終蘊藏在其理論展述中。馬克思對時間的重視“将馬克思曆史唯物主義與過去的一切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界劃開來，也使他的視野真正地超出了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牢籠的本質所在”。在《資本論》中，時間構成了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概念工具，這裡的時間與早期哲學層面的時間内涵已有了某種區别，這時馬克思關于時間的論述已經轉換到以政治經濟學為語境的物化時間上來。時間成了衡量社會勞動的度量，而不隻是人的感性形式。在此，時間的物理特性和心理特性在實踐中取得了統一，從而發展出“勞動時間”“自由時間”“閑暇時間”等一系列重要概念。可見，在馬克思的理論中，時間并不是曆史之外的存在，而是内在于曆史之中的人類實踐活動的過程延展。“曆史”一詞不能被曲解為外在的、平均化的抽象時間，而是感性的、能動的時間，是“自由自覺的活動”，人類實踐活動的時間性塑造了人類社會的曆史存在。重新審視馬克思主義的時間性問題，對于我們梳理當下繁雜的時間社會理論，重塑馬克思主義解釋當代社會現象的權威性具有重要意義。

　　時間的社會特征為認識人類行為提供了全新視角。在馬克思之後，學者們充分重視時間所蘊含的豐富理論價值。學者們更加明确地區分了自然時間和社會時間的不同，并細緻地區分物理時間、社會時間、心理時間等概念。在具體研究中，塗爾幹将時間和社會事實相結合，明确了時間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塗爾幹指出，時間是一種由社會所建立的制度，用以促成集體行動的發生，同時這種制度也會構築出有相應韻律的社會集體生活。塗爾幹研究的實際是建立在“時間曆法”等獨特時間點上的社會制度而非時間本身，強調“年月日時分秒”等不僅是一種物理度量的劃分，還是一種制度，會對人的行為産生結構性影響。挖掘這些結構性力量，就成了時間研究的主要任務。這些研究一類是建立在時間流變基礎上的社會結構理論，把社會看作特定曆史（時間）條件下的結果。如社會轉型理論、社會形态理論等。另一類可概括為關于“時間秩序”的研究，關注社會行動的時間序列，構成了時間的社會形式。在此基礎上，一些研究者開始關注時間與權力的關系，構成了時間政治學的研究脈絡。這些研究已形成豐富的理論成果，對于當代社會的具體現象具有較強的解釋力。

　　但是既有的時間理論要麼是在形而上的層次上讨論玄妙的時間哲學，要麼是對與時間相關的具體社會現象的研究，本質上是研究那些與時間相關聯的社會事實，關于時間概念的使用相當随意。這與馬克思的時間理論已經相去甚遠，有些研究已經脫離了客觀時間的唯物性特征，也脫離了主觀時間的曆史辯證性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性。實際上，馬克思社會理論中關于時間的深刻論述并不過時，不僅能夠而且應該為解釋當下一系列社會新現象提供思想資源。馬克思社會理論中的時間性議題可以概括為宏觀和微觀兩重意蘊：在宏觀層面，馬克思是時間政治學的集大成者，五種社會形态的理論使時間成為了證成社會曆史的尺度。在微觀層面，時間被視作為衡量商品價值，标志人之解放的尺度。資本主義社會中商品的交換價值就是以量化的勞動時間為度量的，物化勞動時間使勞動産品成為商品，成為可比較的交換價值，而貨币就是其表達的形式。作為一種死的無差别的勞動時間，物化勞動時間成為了資本主義社會具有通約性的坐标。馬克思依據資本主義生産活動的社會内容和曆史特征，區分了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的内涵。馬克思認為隻有在“自由時間”内工人才能真正超越必需和外在目的的制約，把時間占為己有，成為真正的自由的社會主體。在自由時間概念基礎上，馬克思又将其區分為“一般閑暇時間”和“從事較高級活動的時間”，用以說明工人階級自由時間的消極狀态。從以上理論可以看到，馬克思關于時間的認識與其社會理論具有内在一緻性。馬克思主義的人民性和實踐性特征賦予了馬克思主義時間觀以批判性特質，其本質是揭示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下的社會不平等問題。雖然馬克思研究的是工業社會的特征，其時間概念更多在工廠化的“标準時間”層面，但對于以“彈性時間”“碎片化時間”為特征的現代社會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在西方左翼學者當中，許多學者繼承了馬克思的時間觀，演化出具有啟發性的當代社會批判理論。例如，哈維提出了“時空壓縮”理論，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為了加速資本周轉的流通以增加獲利。吉登斯提出了“時間的虛化”問題，說明現代社會時間與空間的分離現象及其帶來的影響。卡斯特爾提出了“無時間的時間”概念，說明在現代信息化的網絡社會，社會序列秩序正在變得混亂，社會生活出現了越來越普遍的不連續性與韻律的解構。羅薩對這些觀點進行了歸納并指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點是時間與空間去同步化的“加速”，而且由于速率的差異，人類的日常生活與世界的運行出現了脫節，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異化形式。科恩探讨了時間在行使權力中的作用，把時間直接置于政治進程的核心位置，将其作為具有政治價值的主要因素。

　　可見，在中西方兩種世界中，馬克思的時間觀均不過時。馬克思通過将剩餘勞動時間和自由時間對立，提出了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時間觀念：人類的解放和自由發展問題正是從這種時間的維度上展示出了可能性。受所處時代的限制，馬克思雖然未預料到自由時間的異化，但馬克思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的基本理論，對于解釋和改進當代社會的不平等問題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論意義。在人工智能、互聯網等飛速發展的當下，勞動的形式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時間支配權的争奪成為當代社會的重要特征，社會的不平等變得更加隐蔽。“996”“窮忙族”等社會流行現象體現了現代社會的主體狀态，也反應了資本主義的深層次困境。本研究将沿着馬克思關于自由時間的讨論，開發一個關于時間不平等的概念工具，在經驗材料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之間建立有意義的對話，從而推動馬克思主義時間觀對于當代社會現象的批判性認識的發展。

二、時間都去哪兒了：社會不平等的時間映射

　　（一）自由時間與不平等問題

　　對自由時間的闡述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時間觀的核心内容。要理解自由時間，必須先理解馬克思的勞動時間概念。所謂勞動時間有兩種類型，即作為對象化勞動存在的“物化的勞動時間”和與之相對應的作為活勞動存在的“主體的勞動時間”。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建立在對物化勞動的批判之上，認為資本主義的曆史本質就是這種物化勞動時間在空間延展的曆史，資本邏輯就是以全面的物化的勞動時間來衡量一切的邏輯。而作為活勞動存在的“主體的勞動時間”，是一種“作為對象化價值的價值非存在，是價值的觀念存在；它是價值的可能性，并且作為活動是價值創造。與資本相對立的勞動，是單純抽象的形式，是創造價值的活動的單純可能性，這種活動隻是作為才能，作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體中”。馬克思将這種主體勞動作為勞動者的自由時間，認為隻有當異化的、可計算的物化勞動時間被主體性的勞動時間所替代，并被人類所支配時，人類的自由王國才會真正來臨。

　　然而，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自由時間的獲得不可能随心所欲。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之間的時間分配是不平等的，工人為了生存，不得不把自己的主體性勞動時間同資本家手中的物化勞動時間相交換，工人得到貨币，而資本家則獲得了作為主體而存在的勞動時間。馬克思沿着“自由時間”的産生和分配這條線索，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不平等。在資本主義社會，交換價值構成了整個社會的結構基礎，勞動時間對于交換價值具有決定性意義。資本家為獲取更高的交換價值，通過延長工人的勞動時間，創造更多的社會剩餘勞動，并且為其他社會成員自由時間的産生創造條件。“個人的全部時間都成為勞動時間，從而使個人降到僅僅是工人的地位，使他從屬于勞動。因此，最發達的機器體系現在迫使工人比野蠻人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或者比他自己過去用最簡單、最粗笨的工具時勞動的時間還要長”；“時間就是一切，人不算什麼；人至多不過是時間的體現”。由此可見，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一方面建立在生産資料所有制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更深刻地建立在具有本體論的時間尺度之上，認為時間權力的争奪是影射勞資雙方鬥争的一個重要場域，從而深刻地揭示了時間背後的社會不平等問題。

　　馬克思以自由時間想象為基礎，勾畫出未來社會的形态，即随着技術的進步和生産力的發展，延長的剩餘勞動時間為工人階級和整個社會成員創造了大量的自由時間。馬克思認為，當生産力高度發達時，人們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不僅包括資本主義時期的自由時間，還包括自由探索時的非強制性勞動時間。這些時間都是積極創造、可以自我支配的時間，“用于發展不追求任何實踐目的的人的能力和社會的潛力”的實踐。然而，受時空環境的限制，馬克思關于未來社會的想象是高度抽象的。伴随社會生産力的發展，雖然自由時間确實增加了，但這些自由時間在性質上卻并未呈現出“積極性”的一面；相反，資本主義的不平等更深地隐藏于時間之後，構成了自由時間的新異化。随着新一輪産業革命的發展，當代資本主義正展現出一些新特征。生産力高度發達，特别是當代互聯網經濟、智能社會的興起，“機器換人”以及勞動時空場域的分離，使人們可以更自由地選擇勞動的形式，從而更多地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享受時間。勞動者獲得了大量的非勞動時間，且不必要用這些自由時間去交換貨币。然而，就主體感受上來講，當代社會的閑暇時間并未展現出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時間的幸福；相反，時間的荒廢與焦慮正成為現代人的“背景樂”，人們普遍感受到的不是自由的臨近，而是自由的新焦慮。對于這些問題，一些國内學者區分了從事積極活動的自由時間和“随意消閑、無所事事”的閑暇時間，以此來解釋自由時間概念的内在張力。但這些研究并未說明自由時間“不自由”的具體表現形式，也沒有從馬克思主義時間觀的基本立場和方法論層面出發去揭示閑暇時間的本質。而在這樣一種看似自由的時間樣态下，實際上深刻隐藏着社會的不平等。事實上，當代社會大量閑暇時間和自由時間的産生并沒有徹底擺脫不平等的社會控制，相反随着市場經濟與個體化趨勢的加深，勞動過程中主體意識的覺醒，傳統的勞資不平等正在轉向更為隐蔽的、多元的形态，且自由時間下不自由的生活狀态已成為社會不平等的映射。

　　（二）時間不平等的社會表現

　　第一，時間占用。與資本主義早期勞資雙方圍繞勞動時間進行的争奪不同，在發達資本主義進入“後工業社會”以後，嚴格的勞動分工和時間控制被解除，勞動者擁有高度自主的控制權，從而能夠靈活應對勞動過程中的各種不确定狀況和顧客動态，進而滿足多樣化的消費需求。這種勞動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馬克思“物化勞動時間”和“主體勞動時間”的邊界，創造了一種脫離機器的、創造性勞動的新形态。人們可以更便捷地從事生産活動，并為“彈性工作”時間創造可能。随着互聯網以及智能時代的到來，時間和空間的去同步化帶來了廣泛的社會轉變，物化勞動時間與主體勞動時間，以及勞動時間與自由時間之間的邊界都變得愈加模糊。這種轉變更好地适應了個體化時代勞動者自主意識增強而帶來的對時間自由的強烈訴求。然而，享有靈活的勞動時間并不意味着資本主動出讓了勞動時間的控制權；相反，資本以賦予勞動者工作時間靈活性的方式換取了勞動者的“甘願”。但甘願不等于滿意，靈活也并不意味着自由。不平等的時間控制權讓勞動者的自由時間被大量模糊地占用。比如，在權力不對等的背景下，勞動者可能無法拒絕來自上級随時随地的指令，特别是在微信等互聯網技術高度發達的背景下，主體時間在不平等的占用中已然支離破碎。同時，勞動主體的自主性幻象使其很容易陷入布若威所描述的“趕工遊戲”中而不自知，讓勞動時間進一步延長。

　　第二，時間消費。與工業化時代廣大勞動者缺乏必要的“自由時間”不同，人工智能等現代技術的發展使“機器換人”成為一種趨勢，勞動者正在擁有越來越多的非勞動時間。然而，正如馬克思對自由時間中“一般性消遣活動”和“較高級活動”的區分，勞動者主體自由時間的支配實際是分化的。随着生産力的發展，特别是在福特主義之後，“讓工人消費得起商品”成為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形态。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從壓榨工人剩餘勞動時間向自由時間“殖民”轉變成為一種新趨勢。如果說在馬克思生活的時代，提高生産率是為了“節約時間”獲取更多剩餘價值，那麼此時的資本邏輯強調的則是消費得掉才有新的生産。西方左翼學者馬爾庫塞認為“馬克思的‘自由時間’不是閑暇時間”，他将“閑暇時間”理解為一種不平等的強制時間，說明了自由時間的内在張力。大衛·哈維認為，當資本過度積累後，必須要通過消費才能修複資本的循環機制，因此，一定要開辟專門供人消費商品的時間。德波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時間應分為勞動的與非勞動的部分，前者是商品生産時間，即不可逆時間的抽象化，後者以消費時間的補充形式存在着，是商品生産時間的副産品，是作為異化消費的“景觀時間”，如“金色海灘旅遊周”“黃金度假周”等等。總結而言，當代社會的勞動者雖然獲得了大量可以自由安排的時間，但這些時間仍然是被資本占用的。例如，現代社會的網絡遊戲、娛樂平台等，很大程度上已經主導了我們的閑暇時間。此外，資本派生組織通過信用機制、金融機制等實現了“時間轉移”，從而強化了時間消費機制并更隐蔽地推動了資本循環的修複。

　　第三，時間失序。在馬克思的時間哲學裡，時間本質是主體的實踐感受。“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覺是時間本身，這就不能超出時間的界限”，就如同時間變量在量子物理層面沒有确切的意義一樣，如果脫離了具有感性知覺的主體，那麼時間的重要性就無從談起。所以時間在一定意義上與人對生命的感知是分不開的，對生命時序的認知塑造了人的時間感，這也是生命曆程理論立論的基礎。與傳統靜态社會人們複刻自然循環時間觀念以及不可預知的生命曆程不同，現代社會的時間觀念進入了不可逆的進程，并且人的生命也成為了可以被規劃的形态。這種關于生命的單向度認知與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壓縮的時空共同塑造了一種難以抗拒的時間秩序，構成了現代社會的時間結構。然而這樣的時間結構并不是平等的共識，而是建立在資本主導的生産生活方式之上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适應高度緊張的時間結構。因而，自由時間所帶來的自主性幻象讓我們飽受苦惱，因為我們不得不在緊張的時間結構中來規劃自己的生命，并産生生命曆程的混亂。例如，筆者在以往研究中指出，當下職業女性不得不面臨現代社會“生命時間表”的加速與拖拽，其與傳統社會時間表會産生結構性沖突，并造成主體生命曆程的多重時間糾纏。表現在現實社會中，不僅體現為婚姻時間推遲的時間焦慮，而且還容易産生“催婚”等影響幸福感的代際沖突。這些例子隻是現代社會時間失序的冰山一角，在不平等且緊張的時間結構下，我們的時間感知變得混亂且無奈，這或許也是人生“躺平”的根源之一。

三、我們都是打工人：時間困境與社會認同

　　時間成為前台，而資本隐居其後，已成為當代社會運行的潛在特征。自由時間支配權的争奪正成為日常生活領域的重要事件。時間的占用、消費及生命曆程的失序也在主觀世界決定着人們的認知，進而在實踐中影響曆史的軌迹。要揭示這一過程就要回歸馬克思另一個重要理論，即階級的觀點和分析方法。盡管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在現代社會面臨許多挑戰，但不可否認的是，階級分析方法已成為社會分析的一種基本範式，并對于當代許多新社會現象的分析具有深刻的思想穿透力。馬克思的階級分析主要包含三個層面，即基于生産資料歸屬關系的階級歸屬、階級成員利益一緻的自覺意識、階級成員間的普遍聯系和組織化。在馬克思的時代，激烈的勞資沖突和經濟利益的分化讓階級差異變得顯著，但在當代社會，社會的分化與歸屬已然超越經濟決定論，呈現出更多元和隐蔽的特征。時間就是影響社會歸屬和實際感受的重要變量，在一個自發運轉的社會系統中，我們都可能淪為時間的奴役，從而呈現出一種動态的階級歸屬與社會認同。雖然這裡沿用階級概念并不準确，但這并不妨礙我們沿着馬克思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來呈現當代社會的時間困境與社會認同。

　　（一）時間統治：自由困境下的社會歸屬

　　“個人現在受抽象統治”是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統治形式的論斷，這裡的“抽象”是指建立在對物的依賴關系基礎上的人們的社會關系，它表征着個人從屬于以抽象勞動為核心的普遍交換和社會生産的統治形式，而完成這種抽象統治的關鍵正是時間。不斷延長的勞動時間形成了最直接的人身支配，使得個人意志在抽象的時間統治中顯得微不足道。在機器大生産的時代，無論是“皮鞭”之下的強迫勞動，還是通過流水線的科學管理來實現對工人勞動過程的控制，抑或是通過“制造同意”來實現勞動者身心的妥協，對于勞動者生産時間的統治都是社會支配的主要方式。生産資料的所有權決定了這個時代支配權力的歸屬，并由此形成了馬克思筆下的階級歸屬。在當代社會，雖然生産方式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革，“彈性工作”制的出現讓勞動者從固定的生産模式下解脫出來，但這并不代表時間統治的資本邏輯發生了變化。有研究者就指出，當前大量平台經濟中，雖然工作環境不再拘泥于傳統的物理空間，勞動者逃離了流水線上工頭們無時無刻不在的監視，但在“責任自治”和現代信息技術的雙重控制下，勞動者反而處于更加嚴密而精細的監控體系之下。那些因為向往自由而選擇彈性工作時間的人，最後得到的隻能是虛假的自由。而且彈性工作制下的待命時間也因為工作任務的“時間占用”而變得碎片化，甚至都難以稱得上“閑暇時間”。那麼，對于那些從事“較高級活動”的工作者而言是否更好一些呢？答案也是否定的。在不平等的社會關系中，随着現代通信技術的發展，勞動脫離了空間的限制，被占用的勞動過程變得越來越抽象化，“時間占用”更加頻繁；同時由于時間消費的普遍化，人們在時間上的消費，如玩遊戲、看電影等活動無不受到資本邏輯的支配，大量“閑暇時間”呈現出“虛假自由”的特征。事實上，資本在消費活動中通過文化的建構、人們生活習慣的培養，把消費者烘托為“上帝”，其本質不過是資本邏輯對人們的變相控制。可以說，基于消費的時間統治正是資本在消費領域施展統治的時間體現，是資本通過時間控制從而服務于自身增殖邏輯的外在表征。總之，對自由時間支配權的控制已經成為時間統治的主要内容，反應了當代社會不平等的社會關系和資本邏輯精細化、數字化的過程。對于自由時間的掌控與支配已經構成了社會歸屬的區分标準，它與主體的自覺意識和人格化特征緊密結合起來成為新的社會歸屬。真正擁有時間控制權的群體仍是資本的所有者，但資本的所有者在獲得時間支配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被控制的角色，最終在時間控制與被控制的過程中統統淪為時間的奴隸。

　　（二）“打工人”話語：新勞動者的意識自覺

　　階級自覺是馬克思階級理論的一個重要命題，且已在理論層面形成了廣泛的讨論。在馬克思主義的語境中，階級意識的覺醒是無産階級從“自在”狀态轉換為“自為”狀态的關鍵，也是伴随資本主義的深度發展逐步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覺醒過程。與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工廠中分裂的社會結構不同，二十世紀末信息技術的興起，使勞動群體内部職業分工越來越複雜，大量商業、管理和技術崗位從業者持續增加，“工人階級”内部呈現出巨大的分化，越來越多的人處于缺乏生産資料而靠勞動換取工資生存的境地。“工人階級”的理論話語在事實上逐漸淡化并處于被不斷塑造的過程。如米爾斯等人提出“新工人階級”概念以囊括經理、銷售和服務人員、掌握專業技術的工人、辦公室職員等。一些新興經濟業态使雇傭模式發生根本變革，臨時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彈性工作機制成為主流，勞動形态更多元化，“工人階級”被描述為“不穩定的無産階級”、“數字勞工”等新概念。然而，這些被知識分子概括的“工人階級”新特征并未成為勞動者自覺的階級意識，相反階級意識在分化的勞動體系下變得愈加模糊。近年來，在青年勞動者内部逐步形成了“打工人”的自嘲性語辭，且成為網絡流行現象。“我們都是打工人”“窮忙族”“打工人不為難打工人”“打工人要團結”等成為一種超越職業類型和社會分層的、泛在的群體意識。如果說傳統工人階級的意識自覺是基于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而産生的，那麼當下的“打工人”意識則更多植根于時間統治的焦慮。一方面，現代社會的分工制度使全體勞動者必須以受雇傭的方式進入社會系統，這樣的社會系統正是由資本精心編織的。資本通過對時間的嚴密支配建構了新的生産關系，并在自由的幻象中使勞動者陷入被動和焦慮，看似自主性的創造活動實則充滿被控制感。另一方面，在時空高度壓縮的數字時代，勞動者在各種各樣的“時間競賽”和“全景暢視”的時間監控下，正淪為超速運轉的系統“工具人”。“工具人”的角色和身份是多元化的，有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有文化創造者也有體力勞動者，雖然他們被系統從現實的群體聯結中脫離出來成為獨立的個體，但他們的自我感知卻是相似的。這些自在的感知通過互聯網的形式成為自為的群體意識，構成了新勞動者的意識自覺。

　　（三）“躺平”“摸魚”“佛系”：去組織化的時間抗争

　　在馬克思的階級理論中，除了讨論經濟條件和基于經濟利益形成的共識對于階級産生的重要性外，他還強調階級成員間的“普遍聯系”和一定“政治組織”的領導等政治條件。這一點在馬克思關于法國農民的論述中尤為顯著。隻有形成一定的政治組織，才能促成階級間的共同活動和政治鬥争。圍繞勞動時間的抗争是階級鬥争的重要主題，這不僅體現為關于勞動時間長短的量的争奪，還體現為對建立在單位勞動時間之上勞動強度的抗争。在早期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時間與空間的統一性使得組織化的階級抗争成為可能。然而，随着生産力的進一步發展，勞動時間和空間的分離加劇了整個社會的個體化趨勢，傳統的、組織化的普遍聯系在日趨個體化的社會關系中變成了“無根的浮萍”。在這樣的生産關系中，勞動者的個性得以充分彰顯，勞資二元矛盾變得更加多元化，直接導緻了傳統階級歸屬的模糊性，但這并不代表階級鬥争的理論已失去了生命力。“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傳統階級鬥争在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發展中呈現出新的形式，且這種新形式的抗争與勞動者個體化趨勢相一緻，是以去組織化的方式進行的。斯科特最先發現了這個秘密，他在研究馬來西亞農民反抗鬥争的日常形式時指出，農民會使用偷懶、裝糊塗、開小差、磨洋工等“弱者的武器”進行自衛性的消耗戰，以反抗不平等。所謂的弱者武器，實則正是以時間的武器對抗時間的不平等。這在互聯網技術充分發展的今天變得更為便利，普遍覺醒的“打工人”意識可通過網絡發酵産生自我認同，也會通過網絡共鳴形成超越個體特征的集體行動。“躺平”“摸魚”“佛系”“00後不奉陪”等網絡熱詞從線上的流行文化，進一步擴展為勞動者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識的行動。如有研究者發現，外賣騎手會通過與顧客的情感實踐，與監管者的“共謀”以及“用腳投票”等方式對抗不平等的時間控制。而“躺平”的職業态度正成為一種流行的職業文化并獲得了某種合理性。以上現象表明，去組織化的時間抗争形式也成為了對抗時間不自由的新武器。

四、自由時間的解放：馬克思主義時間觀的當代啟示

　　盡管時間的抗争無處不在，但就當代社會普遍化的時間控制機制而言，這些反抗因資本對自由時間的統治而顯得微不足道。德波指出，在異化的時間環境中，主體通過自我迷失以達到自我實現，通過變成他樣而成為其自身的真理。那些建立在日常生活中的時間占用、消費以及個體生命的失序，無不建立在勞動者自願的行動之上。現代性的自由承諾在系統化的時間模型中變成了每個人自我奴役的開端，自由時間的願望也在現代化進程中落空。面對時間的統治，人道主義式的批判或是行為主義式的吐槽都是無效的，隻有重拾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武器，切中時間統治背後的資本邏輯、權力邏輯，并以之作為分析視阈，才能找到走出時間困境的通途，而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就在于獲得自由時間的解放。根據馬克思的預測，在共産主義的時代，勞動者将能夠在自由時間裡從事創造性的生産活動。雖然馬克思沒有預測到，在資本主義社會，能動主體的時間同樣存在異化的可能，但他仍然向我們描述了自由時間的理想形态。因此，我們隻有戳破自由時間下的自由假象，批判資本主義不切實際的自由承諾，才能擺脫現代人的時間焦慮和由此而來的新的奴役形态。這為馬克思主義重新出場創造了機會，在馬克思自由時間的理論啟示中探讨時間自由的可能，将為我們重塑當代社會的自由叙事。在自動化、人工智能等現代科技發展的今天，自由時間的解放不僅應成為衡量社會進步的尺度，而且已經成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前提，且本身就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這是馬克思早已描述過的，“整個人類的發展，就其超出人的自然存在所直接需要的發展來說，無非是對這種自由時間的運用，并且整個人類發展的前提就是把這種自由時間作為必要的基礎”。遺憾的是，受所處時代的限制，馬克思并沒有對如何更好地運用自由時間以及面臨的具體困境作出說明，而這些問題正在成為困擾當代人的新境遇。雖然後現代學者用解構的視角給出了反抗這種困境的答案，但這些批判與行動顯得彌散和無力。那麼，如何擺脫時間的困境呢？實際上許多馬克思主義學者已經對此進行了思考，這些思考給予了我們啟示。

　　首先，在勞動過程已經和主體能動性深度結合的時代，勞動者的自覺将成為擺脫困境的首要條件。雖然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但是社會意識的産生與創造本身也是勞動過程。隻有勞動者的精神生産、精神勞動自覺才能為日常生活中磨滅的時光賦意，才能更加主動地重塑時間的運用邏輯。比如，列斐伏爾為解決當代社會人異化問題所提出的“總體的人”的方案，歸根到底也就是需要人的自覺。馬克思認為自由時間是“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馬克思主義的時間觀為我們提供了自我覺醒的武器，主動掌握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時間觀是擺脫時間困境的基礎。其次，如何在現代性“鐵的牢籠”中建立比較健全的社會制度以改變時間不平等背後的社會關系，是時間自由的客觀基礎。易言之，如何建立以人為中心的現代化制度，限制日常生活中無限度的系統殖民，合理控制經濟活動的速度，遵從自然規律，建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态文明至關重要，而這也正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再次，對自由時間的合理組織成為對抗時間統治、獲取時間自由的重要手段。實際上，在馬克思關于自由社會的暢想中，人們并不懼怕勞動，勞動不是負擔而是快樂。這時勞動将與休閑融為一體，勞動者不僅會獲得對勞動過程的決定權和支配權，而且能夠正确認識自身需求和勞動行為的社會意義，從而獲得時間的真正自由。這也說明了自由時間并不是人的主體性消耗的時間，而是積極的自由的勞動時間。因此，将現代社會中大量虛耗的閑暇時間以合理的方式組織起來，是推動時間自由的重要途徑。科西克就提出了“作為有組織的閑暇的自由時間”概念，認為“自由時間與閑暇不同，後者可以是曆史性異化的一部分。自由時間的存在，不僅假定勞動時間的縮短，而且還以物像化的揚棄為前提”。馬爾庫塞也認為，“閑暇時間必須組織起來，甚至被治理”，“因為實現個人的全面發展并不是一種閑暇的事情。自由時間是屬于自由社會的，而閑暇時間是屬于強制性社會的”。這些理論都深刻洞見了自由時間不自由的事實，如果自由時間不能夠合理組織起來，勞動者就必将接受系統的殖民而淪為曆史性異化的一部分。總而言之，馬克思主義的時間觀蘊含着人類實現自由解放的理論前景，是馬克思社會理論的重要維度。深刻理解把握馬克思主義時間觀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對于我們考察當代社會的時間困境，科學分析時間不平等的類型與實踐機制及其帶給日常生活的各種影響，對抗因時間不平等造成的新異化現象具有積極意義。現代性帶來的時間困境已經引發了人們的種種不适，并表現為各種暴力的宣洩和語辭的抗争，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破解這些現實難題仍然是需要當代學者持續研究的問題。

　　（作者簡介：王陽，華東理工大學6774澳门永利副教授，複旦大學6774澳门永利博士後流動站研究人員；許皖豫，華東理工大學6774澳门永利研究）

　　來源：《社會主義研究》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