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機器觀視域下數字異化的根源分析與消解進路
王潔钰 高奇
随着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區塊鍊以及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的蓬勃發展,人類社會生産和生活越來越被數字技術所結成的“數字之網”籠罩、覆蓋和滲透。數字技術的發展浪潮引發了國内外學者關于數字技術的讨論熱潮。一方面,“不少數字經濟學家正在為這種披着數字技術和算法技術外衣的新經濟形态而歡呼”[1];另一方面,一些學者從技術哲學層面展開了對數字技術的批判性研究。美國哲學家唐娜·哈拉維曾提出,“[20]世紀晚期的機器完全模糊了自然和人造、心智和身體、自我發展和外部設計以及其他許多适用于有機體和機器之間的區别。”[2]321法國當代技術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進一步開展了關于“機器剝奪人類的技術個體資格”[3]75的讨論。美國學者尼古拉·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中也指出:“計算不再隻和計算機有關,它決定我們的生存。”[4]15誠然,以數字化、自動化、智能化為特征的數字技術變革了人類的勞動形式,帶來了資源高效配置與解放生産力的顯著成果。然而,一旦數字技術完全被數字資本所控制,就會發展為一種異己的、統治人的力量,開始控制并奴役人類,産生數字異化現象。盡管在數字化時代出現了許多傳統批判理論未涉及的新問題,但并未超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視野。當前的數字異化現象是機器異化在數字化時代的表現形式,依舊符合機器體系出現引發勞動與資本關系變化的内容,這種邏輯的關聯性也證明了馬克思機器觀的持續在場。鑒于此,本文以馬克思機器觀為理論基礎,以馬克思機器觀視域下的機器異化批判為出發點,通過論證機器異化與數字異化在特征與實質等方面的一緻性,洞悉數字異化的産生根源,為後面數字異化的現象分析和消解進路提供科學理論指導,為數字技術創新和數字勞動發展提供可行性方案。
一、馬克思機器觀視域下數字異化的本質分析
人類社會進入數字化時代後,數字技術的發展催生了新的生産關系,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類的勞動,但也産生了新的異化形态——數字異化。數字異化作為機器異化在當代的表現形式,其異化形态往往更加隐蔽、抽象。因此,如何消解數字異化成為當代社會發展的重要課題。盡管在當代社會出現了許多新問題,但這些問題在本質上依舊是馬克思機器觀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物化結構的後果,因此,馬克思機器觀依然能夠為數字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提供相應的理論指導。通過分析數字異化的産生根源和發生條件,進一步探究消解數字異化的可能路徑,從而實現數字技術真正為人類服務的社會價值。
(一)數字異化的産生根源:資本的逐利本質
馬克思機器觀分析了機器體系、一般智力與資本主義生産之間的關系,認為勞動資料經過不斷發展最終會形成綜合了科學知識和勞動經驗的機器體系,并以生産力形式提高社會生産的規模和效率;同時解釋了“一般智力”的概念,他指出,“一般社會知識,已經在多麼大的程度上變成了直接的生産力,從而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在多麼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5]198也就是說,“一般智力”是指社會總體智力,并通過科學技術外化為社會生産力,這種“一般智力”既包含着科學知識和技術,也包括運用知識和技術的綜合能力。因此,在正常情況下,機器是為了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由人創造并生産出來的,受人的智力系統控制。然而在資本邏輯下,機器體系不僅是“一般智力”的體現,更作為固定資本的形式存在,并通過使用和磨損等方式将自身的部分價值轉移到産品的價值中。一方面,機器體系逐漸占有知識和技能,使勞動者與知識、技能相分離,成為與勞動者相異化的力量,機器體系越發展,與勞動者相異化的程度就越嚴重;另一方面,由于機器體系取代勞動者具備了知識和技能,導緻勞動者無法主導生産過程,隻能成為機器體系和勞動對象的中介,聽憑機器體系的命令,甚至還會被機器體系所代替。
綜上而言,“對資本說來,隻有在機器的價值和它所代替的勞動力的價值之間存在差額的情況下,機器才會被使用”[6]451。也就是說,在資本邏輯下,機器的使用是為了獲取剩餘價值、實現資本積累,因而必然會産生出與工人相異化的力量。工人會越來越貧困,并逐漸被機器體系所控制,失去個人思維和勞動自由。同樣的,在數字資本的控制下,數字技術也是為了生産剩餘價值和替代勞動者才被使用的,必然會産生數字異化現象。而在共産主義社會,機器的使用與資本主義社會不同。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的注釋中寫道:“在共産主義社會,機器的使用範圍将和在資産階級社會完全不同。”[6]451因此,要想消解數字異化,必須從數字異化的産生根源出發,明确并控制數字技術的使用範圍。例如,近年來,在傳統行業和傳統部門方面存在着部分勞動量大且技能性不高的工作。應對這一情況,我國積極采用“弱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來幫助完成這類工作。這樣既節約了勞動力成本,又促進了數字技術和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盡管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類生産和生活的效率,但它隻是人類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種工具和媒介,無法代替人類的思維和意識。數字技術的應用必須在合理的使用範圍内進行,不能無限度地肆意使用,更不能取代人類而存在。
(二)數字異化的發生條件: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
馬克思通過區别工具與機器的真正本質,區分了工場手工業和機器大工業兩種生産方式的根本不同,闡明了工人在兩種生産方式中地位的本質差别,“在工場手工業和手工業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廠中,是工人服侍機器”[6]486。也就是說,在工場手工業中,工人通過使用和利用工具來生産和改造産品,在勞動過程中具有參與性和主動性。然而,在機器大工業中主要是由機器來完成産品的生産過程。機器成為生産的中心,工人淪為機器的助手。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明确指出了機器的資本屬性,“它就在勞動過程本身中作為資本,作為支配和吮吸活勞動力的死勞動而同工人相對立”[6]487。機器體系的應用擺脫了生産過程中對工人技術的依賴以及勞動力生理的限制,極大地提高了社會整體生産力,縮短了必要勞動時間,促進了資本的增殖。不僅如此,資本家還通過提高機器的生産速度和工人看管機器的數量來不斷提高剩餘價值,機器成為資本攫取相對剩餘價值的重要手段。在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下,機器成為資本剝削工人、支配勞動的工具。由機器生産提升的社會生産力越高,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就越嚴重。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造成了對工人愈加嚴重的剝削,使工人處于異化狀态。
當前,人類社會進入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逐步深入到人類社會生産和生活的各個方面,數字技術成為機器體系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表現形式。數字技術自産生以來為人類社會的生産和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人類對數字技術的需要也逐步提高。但需要注意的是,數字技術不是一般的傳統機器,一旦數字技術被數字資本所控制,它們不僅會在生産過程中排擠和異化工人,還會在社會生活中排擠和異化人類本身,甚至會取代人類成為社會成員的一分子。一方面,機器體系削弱了人的勞動技能和人類記憶及思考的能力。例如,手機的輸入法常常使我們忘記字詞的具體寫法,定位和導航系統常常使我們忘記對方位的判斷和對位置的記憶,網絡搜索常常使我們忘記知識的具體内容,這些都會使我們逐漸喪失學習和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數字資本控制下的數字技術也不斷侵蝕和統治人們的日常生活,通過互聯網等數字平台操控着人們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例如,社交媒體通過不斷挖掘個人數據和興趣點進一步投放相關的商業廣告,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思想觀念,刺激人們的消費,使人們逐步落入消費陷阱之中。
(三)數字異化的消減機理:發揮機器的積極作用
雖然在資本主義生産關系下機器的運用是為了生産剩餘價值,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工人的勞動,加重了對工人的剝削。但事實上,機器以及數字技術本身是中性的,其應用并不會造成異化問題。由于機器本身具有操作性強、使用簡單以及不受生理限制等特點,機器生産也大大提高了勞動生産率,縮短了勞動時間,提高了人們的工作效率。因此,對于數字技術需要辯證地看待。在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數字技術越發展,數字異化的程度就越嚴重。在社會主義制度條件下,必須利用好數字技術的作用優勢,實現數字技術服務于社會化生産和生活的價值取向。
在馬克思機器觀的理論框架中,可以發現機器生産具有雙重效應。因此,要努力發揮數字技術的積極作用,通過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保障數字技術的良性發展。一方面,機器的應用帶來了生産力的巨大飛躍,擴大了生産的範圍和規模,促進了生産的科學化和自動化。機器作為技術的集合體,“本身就是能工巧匠”[5]185,以機器為中心的社會化大生産能夠使生産過程更具連續性和自動性,将過去獨立的生産部門聯合起來同時作業,提高了批量生産的效率和質量,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巨大發展。随着機器的發展進步,人們駕馭機器的能力不斷提升,人的綜合素質和總體能力也進一步提升,推動了人類社會的整體發展。另一方面,機器的應用促進了社會分工,加深了分工的精細化程度,加快了分工發展的速度,推進了生産的社會化發展。首先,機器的使用影響着社會分工,促進了生産的規範化和标準化。機器大工業将生産過程拆分為多個組成部分,“隻要任何物品的生産中有可能用機械制造它的某一部分,這種物品的生産就立即分成兩個彼此獨立的部門”[7]627。這樣,每個部門僅負責某一部分的生産流程,整個生産過程更加标準化。其次,機器的使用深化了分工的精細化程度。過去的社會生産十分依賴勞動者的技藝,而在機器大規模地投入使用并不斷改良之後,生産流程被拆分成不同部分,“機器的采用加劇了社會内部的分工,簡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職能”[7]628,每個工人隻需要負責熟練部分的生産工序,分工日益精細化。最後,機器的使用加快了分工發展的速度。馬克思認為,機器和分工并不是反題,兩者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機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發展都使分工加劇,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劇也同樣引起機械方面的新發明”[7]627。進入數字化時代,數字技術不斷推陳出新,更使分工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數字技術作為一種生産力影響着分工這一生産關系,産品的更新速度加快,分工的更新周期縮短,促進了生産的全球化發展。因此,必須努力發揮數字技術的積極效應,才能提高數字生産力的水平,進而實現數字化生産和智能化生産。
通過馬克思機器觀視域下機器異化與數字異化之間的内在邏輯關系分析,可以得出,數字異化與機器異化在本質上具有一緻性。事實上,随着技術發展階段的不同,異化的表現樣式也不同。數字異化正是機器異化在數字化時代的邏輯深化。因此,當代社會的數字異化問題仍處于馬克思機器觀的視域體系之中,對于消解數字異化問題、破除數字異化困境,仍然需要我們從馬克思機器觀中獲得理論指導和分析。
二、當代社會數字異化的現實表征
随着數字經濟的迅速發展,數字技術越來越融入到人類社會生産和生活中。在應然狀态下,數字技術應更好地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服務;然而,在數字資本的控制下,數字技術的存在和發展卻在某種程度上背離了人類創造數字技術的初衷,甚至催生出新的異化形态——數字異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同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不可分離的矛盾和對抗是不存在的,因為這些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産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産生的。”[6]508同樣的,數字異化也不是由數字技術本身所産生的,而是從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中産生的。當前,數字異化已經成為一個全球性的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存在着較為明顯的數字異化現象。與此同時,随着經濟的全球化和社會的數字化發展,數字資本不斷擴張,數字異化效應逐漸外溢,進而也影響到我國社會某些領域和某些方面的發展。
(一)數字資本操縱數字社會生産和生活
數字資本誕生于資本邏輯與數字技術相互滲透并結合的過程中,是一種利用數字技術和數據信息等實現剩餘價值增殖的資本。随着數字技術的興起與發展,人類社會生産和生活不可避免地受到數字資本的影響。數字資本逐步成為資本運作的核心,通過數字化方式精準掌握各種數字資源。在數字資本的控制下,人類社會的生産活動、消費活動、思維方式和行為習慣被數字化和量化,産生了與人類社會發展相背離的數字異化現象。數字化時代,雖然産品的生産方式和銷售形式有所變化,但這隻不過是數字資本隐藏勞動剝削的手段,是通過強化物的關系來遮蔽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并沒有改變數字資本的逐利本性。一方面,數字資本通過建立數字平台(如社交媒體、網購平台等)收集用戶的信息,并對收集到的信息加以整合和分析,再利用大數據算法等方式進行測算,從而實現對社會成員的精準推送、精準生産以及精準銷售,由此達到管理和控制人類社會各個領域的目的。在數字資本的控制和影響下,人類的所有行為方式和社會活動都會被數字化,未來社會的發展趨勢和每個個體的行為方式與數據緊密聯系,數字資本甚至可以随意控制人類社會的整體走向以及社會關系的發展。另一方面,數字資本控制着數字生産力和生産關系的發展。數字資本利用數字技術推進社會生産,通過“科技雇員”的生産方式繼續獲得剩餘價值、積累數字資本,數字技術成為資本獲利的工具。資本獲取利潤後,再注入到新的科技研發和人才培養中去,繼續為資本獲取利潤和生産剩餘價值服務。在這種情況下,發明和運用數字技術的人也會被自己發明和生産的數字産品、數字服務所控制,數字技術逐漸成為控制人類社會生産和日常生活的主體。與此同時,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産生的數據信息也影響着人類社會的生産和消費活動,進一步控制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加重了數字異化現象。
綜上而言,數字資本利用數字技術将所有人和物拴在資本的鍊條上。伴随着數字資本不斷擴張,數字異化也不斷加深。數字資本利用數字技術和數據信息逐步實現對勞動者的奴役以及對人類社會的控制,最終會激化出難以解決的社會問題和矛盾。
(二)“技術至上”使人淪為數字世界的機器
當前,數字技術滲透到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深刻改變着人類社會生産和生活。數字技術在帶來高效資源配置與技術進步成果的同時,也使數字資本獲得了新的異化力量和形式。雖然科學技術在不斷更新,但人類社會結構、生存狀态以及勞動形式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8]580也就是說,技術成為一種異己的、敵對的、統治人的力量,機器成為控制人的主體,人反而成為被機器統治的奴隸。人的勞動在生産實踐中可以被替代,人類本身也被簡化為數據信息或數字符号。每個人被物化、數字化,失去了自身的特質和個性,既可以被控制和操縱,也可以像“機器”一樣被修理和管理。數字資本甚至可以控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社會組織結構的發展。
不可否認,數字技術的出現的确為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進步、提供了便利,但仍需要注意數字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歸根到底是為了獲取更多的剩餘價值和資本積累,最終是為少數人服務的。一方面,數字技術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生活帶來了諸多便利。既能夠為人們提供社交、學習、購物以及出行等日常生活方面的便利,又能夠使人們輕易收獲感官上的真切體驗,快速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求。但在這種情況下,人們也不再渴望思考和進步。由于所有的信息都能夠輕而易舉地獲得,人們會逐漸放棄自我尋找的意志和意願,心甘情願地被數字技術和數據信息控制。人逐漸被異化,成為被物化和被數字化的人。另一方面,數字資本利用數字技術和數字平台控制勞動者的思想和行為,使人淪為生産剩餘價值的機器。人們機械地從事着數字勞動,無法察覺被數字資本所剝削的事實。“數字雇員”們表面上是操控智能設備和數字平台的數字世界建構者,實際上卻是被智能設備和數字平台等數字技術所裹挾的“勞工貴族”,他們往往需要長時間緊盯屏幕,經常神經緊張地面對各種層出不窮的消息和信息,久而久之會産生工作壓力大、精神壓力大以及身體素質變差等問題。不僅如此,數字技術還打破了過去傳統的時空界限,使得勞動與休息的邊界逐漸模糊起來。例如,人們可以在家中、咖啡廳、書店甚至是地鐵或高鐵上利用手機和筆記本電腦等工具随時随地辦公,并通過大數據、信息系統和數字平台等數字技術随時獲取和交流數據信息,勞動不再拘泥于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人們的自由時間被異化為勞動時間。數字資本借助數字技術和數字平台開始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加深對工人的剝削和奴役,并迅速積累和擴張。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被異化,成為數字世界中生産剩餘價值的數字化工具,喪失了人的本質。
(三)“數據至上”降低了人的思考分析能力
數據發展之初是一種人們認識世界的工具,它作為表達和傳遞信息的載體能夠極大地提升人們的認知能力和工作效率。但是,随着數字經濟和大數據技術的快速發展,人們認識世界的過程逐漸圍繞着數據展開,數據發展為衡量“萬物的尺度”。人們開始從“相信數據”轉變為“崇拜數據”,從“運用數據”最終陷入到“數據漩渦”之中。這種數據崇拜觀念是數字異化在思維方式上的具體表現,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态能夠統治人的觀念、控制人的行為,是一種與人的自由意志相悖的異化力量,阻礙着人類社會的發展與前進。
數字資本通過給人們灌輸“數據至上”“流量為王”的價值觀念,使數據崇拜現象靡然成風。人們在工作和生活中極端依賴數據,本該由個人獨立思考完成的事情也被數據所代替。人的思考和分析能力降低,逐漸喪失了自主性和創造性。一方面,“數據至上”通過數字平台以及智能設備降低人們深度思考、分析問題以及解決問題的興趣和能力。以抖音、快手、視頻号等短視頻平台為例,通過簡單直觀和搞笑娛樂為主的設計要素,對短視頻進行一定的技術加工,促使人們在觀看視頻的過程中獲得快感,提升用戶的沉浸式體驗,最終形成上瘾體驗。一旦人們對短視頻上瘾,就會付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泛娛樂化的短視頻平台之中,由此維持之前所獲得的假性輕松及快感。人們每天越來越沉迷于刷視頻、刷微博等碎片化的時間,而對于深度分析和獨立思考等需要更多努力才能完成的事情不再感興趣。數字資本對于人們的精神壓榨在不經意之間無限拓展。人成為受資本控制的提線木偶,卷入數字異化的漩渦之中,難以實現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另一方面,大數據等數字技術變革了科學認知和理論分析的方式,“數據至上”的經驗主義強調量化分析的評價标準,取代了過去用理論範式來認識世界和分析問題的方式。人們不再注重觀察和分析事物之間的因果關系,而是通過實時搜索數據[(如熱搜等)]來預測事情的發生、找到解決問題的相關方法。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隻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8]38數字化時代,這樣的異化現象不僅存在于工作之中,更體現在人類社會生活中。從對數據和算法的信任與認同,到被數字技術所控制和裹挾,量化考察的評價标準已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們獲取理論知識和運用理論知識的能力逐漸下降,喪失了人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最終會成為數字世界中的一枚“數字符号”,失去深度思考和分析的能力。
(四)“數字圍城”阻礙了人類社會現實交往
随着數字技術與社交媒體的不斷發展,人類社會交往由物理空間轉向數字空間,由以物質交往為主的現實交往轉向以數字交往為主的虛拟交往。數字世界超越了日常生活中的現實空間,通過數字技術的方式不斷重構着人們的社會生活和社會交往。當前,數字網絡媒體借助符号仿像、虛拟現實等技術極大地滿足了人們對生活的需求,但囿于數字異化,被資本化後的社交媒體也會成為阻礙人們現實交往的“數字圍城”,使人們逐漸喪失現實交往的能力,阻礙人們的正常社會交往。
數字資本控制下的社交媒體和數字算法剝奪了人們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通過大數據推送等方式潛移默化地影響着人們的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阻礙着人們在現實世界中的社會交往。首先,數字社交媒體的長期使用會使人們陷入自我封閉的虛拟空間之中,失去對現實交往的興趣。當前,數字資本為了鞏固其壟斷地位,通過數字社交媒體不斷設置各式各樣的交互方式,吸引用戶在社交平台上“立人設”來收獲點贊和評論。人們在數字世界中獲得了虛假的滿足感,忘記了真實的自己和生活。人們逐漸沉浸在虛拟世界的交往中,厭倦并拒絕參與現實世界中的社交活動。其次,長期使用數字社交媒體會使人們難以适應現實交往的環境,削弱人們在現實交往中的溝通交流能力,帶來個體交往疏離、交往體驗感差等異化風險。雖然數字技術在一定程度上給人們的交往活動、觀點表達和信息傳遞帶來了方便,豐富了交往的形式和途徑,提高了交往的效率,但與此同時,也削弱了人們在現實交往中正常的語言邏輯和溝通能力。廣泛的虛拟交往不斷壓縮着人類現實交往的空間,破壞了人們在現實交往實踐中的真實感受和情感體驗。例如,目前人們在社交平台上越來越多地使用微信表情包、網絡縮略詞等表達自己的情緒和觀點。雖然這些新的表達方式能夠給人們帶來一定的新鮮感,但是也破壞了現實生活中正常的語言邏輯,緻使人們在不能使用表情包和縮略詞時難以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阻礙了人們之間的現實交往。最後,交往方式的數字化轉變催生出大量的數字弱勢群體,人們使用數字技術的代際差距較大,數字鴻溝在代際差異方面的表現更為明顯。随着數字平台的迅猛發展,年輕人能夠自由且快速地獲取信息和知識,并運用數字媒介進行社會生産和生活,但與此同時,老年人對于智能設備卻常常手足無措,面對網絡流行語等新型表達方式更是不知所雲,甚至還會因為無法使用智能設備而被邊緣化,成為數字化社會生活中的數字邊緣人群和數字弱勢群體。在數字資本的控制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異化為數據與數據的關系,年輕群體與老年群體之間存在着巨大的數字鴻溝,面臨着交往異化的風險。人們在數字資本的影響下視野愈發狹窄,難以建立起對客觀世界完整準确的認識,成為數字世界中“單向度的人”和受算法控制的“烏合之衆”。
三、馬克思機器觀視域下數字異化的消解進路
數字技術作為賦能人類社會生産和生活的動力,不能阻礙或壓制其發展。我們應當深入推進數字技術與社會發展的有機融合,以馬克思機器觀為理論指導破解數字異化困境,消除數字崇拜現象,使數字技術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為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服務。運用馬克思機器觀在具體實踐層面消解數字異化,實現數字技術與人類社會的良性互構和雙向發展。
(一)以人民邏輯超越資本邏輯,解放和發展數字生産力
數字技術的價值屬性是中性的,它可以由任何階級所運用,為任一階級所服務,但是,由不同階級運用會展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數字資本會利用數字技術幹預人類社會的生産和生活,控制人們的勞動以及消費等活動,走向人類發展的對立面,隻為少數人的利益服務。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機器隻是一種生産力”[7]622,而人民群衆的解放和發展狀況“不僅僅決定于生産力的發展,而且還決定于生産力是否歸人民所有。”[8]689因此,必須解放和發展數字生産力,運用人民邏輯抵禦資本邏輯所帶來的數字異化風險,合理運用數字技術,由此釋放數字科技的技術優勢,将技術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讓人類社會真正享受到數字技術所帶來的好處與便利。
首先,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不動搖,以人民邏輯超越資本邏輯的局限性,運用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邏輯改變資本邏輯控制下的數字技術,消減數字異化的影響,保障數字經濟和數字技術為人民服務。數字技術的應用與發展是在一定的社會制度下進行的,會因社會制度的不同而表現出不同的價值屬性。當前,我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為數字技術的發展提供了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好的制度保障。因此,必須發展為了人民、依靠人民、服務人民的數字經濟,将數字技術與人民邏輯相結合,創造更多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數字技術、數字産品、數字服務和數字文明,從而不斷解放和發展數字生産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其次,明确數字技術的性質和發展方向,合理運用數字技術。我國的數字技術是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數字技術,實現全體人民的福祉是其發展目的。因此,要保證數字技術的發展是為人民服務的,在現實層面上深化數字技術的人民邏輯,維護社會生産的有序發展,防止數字資本的無序擴張,保障勞動者與消費者的合法權益。與此同時,積極運用數字技術和數字平台推動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将數字科技要素嵌入到國家建設和社會治理等領域,為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堅實的物質基礎和技術保障。
最後,數字技術的發展不能脫離國家的規制,在運用數字技術的過程中貫徹人民邏輯既要構建科學系統的數字科技發展機制和體系,也要通過立法形式保障數字科技為全體人民服務。通過完善數字科技發展體系來規避數字異化的風險,将人民邏輯根植數字化建設,健全數字化服務體系,不斷提升數字化服務水平。通過建立健全法律保障體系來保護數據安全,防止國家機密、企業信息及個人隐私等數據信息洩露,進一步提高國家治理現代化水平,改善和促進民生發展。
(二)把握數字技術的使用界限,實現數字與人文完美融合
當前,數字技術應用已經滲透到人類社會的許多領域,成為促進社會生産和生活的重要方式。我們應以馬克思機器觀為理論指導不斷消解數字異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視野中觀察和思考數字文明的發展趨勢和未來走向。正确把握數字技術的使用界限,平衡數字技術與人類社會的關系,利用數字技術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實現數字與人文的完美融合。
首先,必須明确數字技術的應用領域和使用界限,保證數字技術的應用和發展在可控範圍内,防止數字資本對技術應用進行非法幹預。打破數字資本對于數字技術的壟斷和霸權,解放數字技術和數字生産力。當前,數字異化現象已經楔入到社會生活的許多領域,消除數字異化必須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體系,形成全新的數字技術應用場景。國家需要明确區分公共數據、國家數據以及個人數據,并對數字平台和數據信息的運用進行确權,通過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保障數字技術的合法化應用。
其次,要将數字技術應用與人文教育相融合,不斷提升人們的數字思維和綜合素質。通過全民數字教育和人文教育相結合的方式提高人們在數字技術應用過程中的人文素養,使人們不僅會用數字技術,且善用數字技術。要打破數字技術的算法黑箱,消除區域差異、代際差異中的數字鴻溝,破除數字技術的“神秘感”,不斷提升人們的數字素養,促進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相融合,使人們成為兼具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的數字技術應用者。與此同時,具備良好的人文素養更是專業技術人才的基本要求。因此,培養專業的數字技術人才,既要充分發揮技術設計者和發明者的創造力,更要保證他們始終保持“技術向善”的發明理念,才能使數字效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服務,真正被全民所掌握和運用,實現科技資源的共建共享,推進數字技術與人文精神在發展過程中融合與統一。
最後,準确把握數字技術對人類社會的價值和影響,發揮數字技術對人類社會整體進步與人的全面發展的積極作用,推進數字技術與人類文明的協同發展,實現數字與人文的完美融合。當前,數字技術獲得了颠覆性的發展與進步,為人文社會發展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方法。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破除數字異化,既要堅持以人為本,擺脫數字異化,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也要以數字思維、數字技術和數字方法推動人類社會創新發展和經濟高質量發展,實現數字技術與人文發展的良性互動。
(三)喚醒“數字人”的主體意識,提升勞動者的數字能力
随着數字技術的更新與發展,數字化勞動迅速崛起,逐步代替了傳統的體力勞動,勞動者不再需要高強度的體力勞動,而是需要通過數字技術和數字平台進行數字勞動,創新型、技術型和知識型的數字勞動者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亟須力量。因此,必須喚醒“數字人”的主體意識,培塑人的主體性,提高人們的學習和思考能力,消解數字異化對人的裹挾與控制,提升勞動者把握數字技術以及運用數字技術的能力。
首先,人們要積極轉變以往的思維方式和勞動觀念,不斷提升自我,努力提高自身的數字素質和數字能力,實現自我革新。要培養理性思維,主動養成獨立思考、理性思考和深度思考的習慣,減少碎片化吸收網絡信息的時間。通過閱讀書本、觀看紀錄片和新聞等方式逐步建立起個人對于世界的觀察與思考,深化自身對于事物的理解和看法,重塑個人的價值追求和精神世界,在個人與社會的統一中實現人的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
其次,人們需要通過專業學習和終身學習不斷增強個人的知識儲備,提升運用數字技術和數據信息的能力。要對數字勞動者進行專業的數字技術培訓和數字化生産過程培訓,使勞動者能夠熟練運用大數據、互聯網、雲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積極參與和引領數字化生産活動,全面提升其科學素養和數字能力,遏制數字異化對勞動者的掣肘,不斷發揮數字技術的正向賦能作用,實現開放共享、合作共赢、積極進取和實踐創新的數字勞動。人們還可以通過技術賦能的方式賦予機器更多的操作執行能力,使機器設備獲得更多合理範圍内的決策權和執行權,幫助人類分擔那些重複性、枯燥性以及繁重型、危險型的工作,有助于增強人們勞動的創造性和安全性,提升社會生産的效率和質量。
最後,必須辯證看待并合理使用數字技術,優化利用各類數字平台和資源,充分發揮數字媒介對人類社會發展的積極作用,使其為人的全面發展服務。近年來,随着數字技術的持續性突破和發展,人們逐漸能夠勝任各類高科技工作和數字化勞動,數字能力進一步提升。數字化技術和智能化設備延伸了人的身體結構和大腦機能,勞動者可以通過對數字技術的賦權和賦能提高勞動的數字化和智能化程度。數字技術在多個領域上輔助人們進行社會生産和生活,促進了人類勞動向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方向發展。因此,我們對于數字技術需要持辯證把握的态度。通過合理運用數字技術,實現數字技術與人類社會的協作與發展,由此生産出更多更豐富的數字化産品和數字化服務,進一步為人類社會發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數字化方法和工具,提升人類社會的整體數字能力。
(四)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突破數字交往異化困境
數字技術革命瓦解了過去人類社會之間的封閉狀态,人們的交往突破了傳統空間的限制,人類社會被數字技術連成一個整體。當前,人類社會交往遭受着數字異化的風險和束縛,需要多元主體共同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淨化網絡社交環境,對抗虛拟交往異化,重塑數字社交中人的主體性,構建共建共享的數據資源環境,促進人與人、人與數字技術之間的和諧發展。
首先,要建立以服務人民需求為導向的公共數字平台,讓人民群衆自主進行數字交往、共享數字資源,充分享受數字技術的發展成果。通過建立公共數字平台保障公共數字資源的共用共享,破除數字資本支配下被割裂、被壓迫的虛拟交往形式。“在真正的共同體的條件下,各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并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己的自由”[7]571,真正實現人與人、人與技術之間的充分互動,走出數字資本圈地,打破數字交往異化,培塑積極的數字交往模式,發展廣闊的數字交往形态,推動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
其次,要構建數據資源共建共享環境,建立數字網絡綜合治理系統,防止數字資本的無序擴張,營造健康安全的數字生态。國家要加強數字監管和數字治理,明确數字交往中的主體責任,保證數字平台和社交媒體在滿足人們交往需求的同時,也要保障數字交往的安全性。不斷提升人們的數字交往素養,推動數字經濟的創新發展模式,促進數字技術應用不斷滿足人們的物質需要和精神需求,支撐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最後,要加強同國際網絡之間的交流與合作,與世界各國聯合起來建立全球網絡治理體系和數字合作平台,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共同抵禦數字交往異化。當前,人類社會正處在全球數字化進程之中,全球範圍内的數字交往活動成為人類社會交往的發展趨勢。在此基礎上,必須加快構建數字命運共同體,打破數字壁壘,彌合數字鴻溝,推動各國之間的數字化交流互鑒和數字貿易合作。努力傳播優秀數字文化、生産優質數字産品,使世界人民共享數字文明成果,實現人類數字文明向前發展。“生産力的高度發展要求生産關系的變革。”[9]面對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發展,我國正在加快建設數字中國,推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因此,要以數字技術發展深度驅動社會生産、生活以及治理方式的變革,消解數字異化現象,提升數字中國建設的整體性和協同性,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數字異化作為機器異化在數字化時代的表現形式,其實質仍然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物化結構所引發的後果。馬克思機器觀明确了機器異化的産生根源和發生條件,能夠為消解數字異化、發揮數字技術的賦能作用提供正确的理論指導。當前,我國在5G、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區塊鍊、量子計算等數字科技領域不斷突破創新,這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馬克思機器理論的論證與判斷。在發展數字經濟的過程中,我國要繼續堅持社會主義本質和人民主體地位。以馬克思機器觀為理論指導,努力發揮數字技術的優勢作用,揚棄數字技術的異化屬性,使數字技術重新成為幫助人類學習、思考、生活和工作的工具,幫助人類社會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 6774澳门永利)
來源:《思想教育研究》202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