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40年的壟斷資本主義

　　考林（K.Cowling）的《壟斷資本主義》一書的出版日期，接近于從福特主義、凱恩斯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視角來看待産業化經濟的時代轉移的時期。人們通常從新自由主義、金融化和全球化的角度來看待1980年前後的這一時期。這一方向的轉變以1979年英國撒切爾夫人和1981年美國裡根的當選為标志，放松管制、私有化和反工會議程是這個新時代的開端。本文考察了大約1980年以來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和金融化的演變與壟斷資本主義分析之間的關系。壟斷資本主義理論經常與長期停滞這一概念聯系在一起，筆者在本文中也有探讨。

　　壟斷資本主義理論将寡頭壟斷和壟斷的産業化資本主義經濟視為占主導地位的産業結構，随之而來的是壟斷和寡頭壟斷權力的行使。在并購的推動下，産業集中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對壟斷和寡頭壟斷權力行使的分析，借鑒了産業經濟學（理論文獻和實證文獻，特别是結構—行為—績效文獻）和卡萊茨基經濟學（壟斷程度）的理論。卡萊茨基（M.Kalecki）假設，（産業層面的）的價格—成本利潤率将基于“壟斷程度”和更廣泛的市場力量。根據勒納（A.P.Lerner）的研究，價格—成本利潤率與需求彈性有關；壟斷程度根據需求彈性來解釋。然而，卡萊茨基的“壟斷程度”的概念以及由此而來的壟斷資本主義研究者的分析方法都相當寬泛。在關于結構—行為—績效（SCP）的文獻中，價格—成本利潤率與産業集中度、有效的（如果是隐性的）共謀程度以及包括規模經濟和廣告在内的進入壁壘有關。

　　沿着上述思路，考林和沃特森（M.Waterson）提出了一個正式的寡頭壟斷模型，考林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這個模型。通過非正式的求和，我們可以從行業水平的價格—成本利潤率得出整體的價格—成本利潤率。更重要的是，價格—成本利潤率一方面可以很容易地轉化為産出中的剩餘份額，另一方面可以轉化為實際産品工資。因此，“壟斷程度”提供了一種以權力行使為特征的收入分配理論。卡萊茨基等人将這種權力擴大到産品市場之外，包括資本對勞動的權力。剩餘包括利潤和管理層的報酬，這與一些管理主義文獻有一定程度的結合，特别是在管理者被認為有一定權力為自己謀取部分剩餘的情況下。

　　顯然，壟斷資本主義分析是以一種與新自由主義學說完全不同的方式描繪資本主義經濟。新自由主義學說描繪了競争和自由市場帶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世界，認為市場的這些有益影響是由激勵和追求利潤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機制的擴展，将市場交易擴展到以往被排除在外的領域，并強調解除對市場的管制。作為一種學說，新自由主義強調市場和競争的有益作用，這在很大程度上借鑒了奧地利學派經濟學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新古典主義傳統引出了這樣一種觀點，即完全競争的市場被認為是有效的和（帕累托）最優的結果。需要做出的假設（例如不存在外部性、規模經濟）可能被認為是強有力的，但還是被用來支持取消那些被認為阻礙實現競争結果的限制和規定的論點。奧地利學派的方法強調競争的創業發現過程。

　　在不同的時期或不同的國家，對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追求并不一緻，也不完全符合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這些新自由主義政策包括減稅，特别是對公司利潤進行減稅，在提供激勵和促進投資的基礎上從直接稅轉向間接稅。産品和金融市場的私有化、自由化是另一個主要因素。私有化往往涉及曾經的公共壟斷變成私人壟斷，盡管還要受一定的管制（有監管俘獲的問題）。另一個主要因素涉及工會的作用和影響力的削弱。工作、就業和工資方面的發展，不穩定工作的增長以及零工時合同等，都與新自由主義創造所謂競争性勞動力市場的觀點相一緻。

　　新古典主義者和奧地利學派的理論模型和分析可以與“實存的新自由主義”進行對比。正如壟斷資本主義所描述的，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大型公司的絕對規模和相對規模都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這并不意味着企業間競争性行為或資本流動性意義上的競争必然下降，盡管寡頭壟斷的情況有助于它們暗中串謀和相互了解。

　　新自由主義的标志應該是促進競争和消除競争壁壘。人們譴責那些使進入某個行業變得困難重重的法規，認為其鞏固了大公司根深蒂固的地位，減少了競争，尤其是“可競争市場”形式的競争。在新自由主義的世界裡，競争和壟斷政策是一個悖論——尋求加強競争，而公司的行為和特性又會削弱競争。芝加哥學派的論點是，限制競争的是政府行為。新自由主義時代不是一個強競争政策的時代——沒有哪家公司被“拆分”（美國電話電報公司除外），可與美國20世紀初的反壟斷措施相提并論。并購政策阻止了一些兼并，并對其他一些兼并施加了條件。但是，正如米格（M.Meagher）所說，并購是集中度上升的重要因素。普遍的證據表明，并購并沒有提高被兼并公司的整體盈利能力。考林等人認為，随着市場力量在兼并後的上升，企業的盈利能力往往會得到提高，但生産效率很可能會下降。

　　人們經常以“經濟繁榮将随之而來”這一理由來倡導新自由主義政策議程。正如上面概括的那樣，一般的經濟結果并不支持來自新自由主義議程的任何巨大成功，盡管許多其他政策和結構變化會影響經濟表現。羅森伯格（S.Rosenberg）指出：“總的來說，在過去的40年裡，新自由主義議程對美國的政治經濟産生了重大影響。”新自由主義的韌性提出了新自由主義議程本身是否成功及其對經濟福祉有什麼影響的問題。羅森伯格指出，“擁有壟斷和/或寡頭壟斷權力的公司的重要性日益增加，這與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是不一緻的，後者強調通過自由競争市場來協調個人的決策”，這是對壟斷資本主義以及不存在自由競争市場的明确反映。此外，“在産品市場和工作場所的權力如此集中的情況下，不能像新自由主義所假設的那樣，認為收入主要是基于勞動力和資本等生産要素的生産貢獻來進行分配的”。羅森伯格還指出，利潤率的擴大并沒有帶來高額的私人投資，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下，美國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加劇，且經濟沒有變得更有活力或更有效率。

　　根據阿爾伯森（K.Albertson）和斯特普尼（P.Stepney）引用撒切爾夫人的說法，英國新自由主義試驗本身的失敗是顯而易見的，因為“證據不支持以下主張”，即“她通過應用新自由主義政策改善了英國及其所有公民的經濟前景……撒切爾夫人執政期間的經濟增長比前幾屆政府更弱。如果後來的政府表現不佳，那并不是因為它們從根本上背離了她的政策處方。缺乏增長的代價不成比例地由窮人承擔了”。

　　過去40年的新自由主義時代造成了日益嚴重的不平等，而不是其承諾的提高增長率，且幾乎沒有降低失業率。“實存的新自由主義”的現實一直是壟斷資本主義。

　　從國際貿易、外國直接投資、跨國企業和國際供應鍊的增長來看，自1980年以來的這一時期無疑是一個（超）全球化的時期。從國際貿易規模和外國直接投資規模等指标來看，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化的步伐已經放緩。

　　壟斷資本主義分析似乎就是所謂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行業層面上，利潤率和剩餘被認為是由壟斷程度所驅動的，而壟斷程度本身又基于産業集中度和進入壁壘等因素。總體水平上的利潤率（以及收入在工資和利潤之間的分配）是基于行業水平上的利潤率的總和。1960年代，美國經濟在國際貿易中的參與度很低（不到GDP的10%），而英國有着更高的貿易參與度，但它主要是制成品的出口國以及農産品和大宗商品的進口國。考林曾指出，外國公司與國内公司之間也許并不存在競争關系，事實上它們在跨國公司内部可能處于同一所有權之下。蘇格登（R.Sugden）、考林等人認為，在評估進口所反映的國際競争的影響時，必須适當考慮提供進口産品的公司的所有權。很大一部分國際貿易是以跨國企業内部貨物流動的形式進行的。考林和蘇格登認為，跨國企業能夠削弱工人的權利，導緻工資降低和勞動強度提高。跨國公司的崛起很可能導緻壟斷程度的上升，而非國際競争論所認為的下降。

　　正如福斯特（J.B.Foster）所寫的那樣：“壟斷資本理論的衆多批評者聲稱，通過打破美國霸權，使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整體更易受到對外貿易和資本流動的影響，資本的國際化已經摧毀了壟斷性積累的結構。”考林、福斯特和麥切斯尼（R.McChesney）等學者指出：“現實情況是資本在世界範圍内的持續集中化和中心化，或壟斷資本的國際化。日益集中的少數資本控制着國家經濟和國際經濟的命脈。”

　　過去40年來，跨國公司的發展、外國直接投資的增長和國際供應鍊的增長是衆所周知的。例如，外國直接投資快速增長，盡管增幅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有所放緩；外國直接投資的存量相對于全球GDP的比例，從1990年的9%增長到2019年的42%。考林和湯姆林森（P.Tomlinson）指出，“在世界的舞台上，通信、信息技術和媒體行業的集中度越來越高。最近，私有化的公用事業領域也出現了重要的兼并/聯合活動”，“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少數大公司正在成為這些[公用事業]行業在全球層面的主導者”。

　　在過去的40年裡，跨國壟斷資本主義的建立及鞏固是顯而易見的。随着國際貿易的增長和資本流動而出現的國際競争的加劇，壟斷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内不斷複制。

　　1980年前後以來的這段時期通常被認為是金融化的時代（以前也有過金融化時代，而金融部門的激增是在戰後逐漸出現的）。金融化是一個有争議的概念，本部分重點讨論金融化的特征及其對壟斷資本主義分析的影響。

　　愛潑斯坦（G.Epstein）從“金融化意味着金融動機、金融市場、金融行為者和金融機構在國内經濟和國際經濟運行中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這一角度來探讨金融化。克裡普納（G.Krippner）在關于金融化的文獻中确定了四個寬泛的主題，其中第一個主題與本部分的讨論尤其相關，即“股東價值的優勢”。範德茲萬（N.Van der Zwan）在其調查中指出了金融化的三種研究方法：作為積累制度的金融化、現代公司的金融化和日常的金融化。其中，公司的金融化包括對股東價值的追求以及非金融公司參與金融活動的程度。

　　壟斷資本主義分析似乎主要（或完全）與非金融公司有關。根據人們的設想，非金融公司隻從事為生産和投資提供資金的金融交易，且隻持有與生産和投資有關的金融資産。關于金融化的研究文獻指出，非金融公司在金融投資（以犧牲非金融投資為代價）和提供資金（例如用于購物的消費貸款）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

　　非金融公司與金融部門之間的關系通常被描述為是相對被動的，金融部門為非金融公司提供資金，并掌握着哪些公司獲得資金、以何種價格獲得資金的權力。金融化涉及這些關系的基本變化。斯威齊（P.Sweezy）提到了“金融資本的勝利”，認為它“一旦脫離了其最初作為滿足人類需求的實體生産經濟的适度助手這一角色，就不可避免地成為投機資本，隻為自己的自我擴張而努力”。他還寫道：“一個相對獨立的金融上層建築的發展位于世界經濟和大多數國家單位之上。它由中央銀行、地區銀行、地方銀行以及各種金融資産和服務中的諸多交易商組成。所有這些都通過市場網絡相互連接，其中一些是結構化的、受監管的，另一些是非正式的、不受監管的。”斯威齊認為，現在的金融擴張是依靠停滞不前的實體經濟，金融部門與實體部門之間的倒置關系是理解全球經濟新趨勢的關鍵。

　　金融化涉及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相對于經濟規模）的增長，以及影子銀行、證券化及衍生品的發展。人們通常認為，所謂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率呈正相關，金融發展提高了儲蓄率，引導和監督資金進入投資領域。而近幾十年來的大量證據表明，這種正相關關系已經結束。我們可以提供多種證據來解釋金融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負相關關系。包括抵押貸款在内的家庭債務的增長将被視為金融部門活動的增加以及貸款和存款增長的表現。家庭債務可能會提供短期刺激（如果不可持續），但無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随着金融部門轉向衍生品的産生及其大量交易，其促進儲蓄和為實際投資融資的作用已經轉移。

　　巴蘭（P.Baran）和斯威齊強調，控制權掌握在公司的最高管理層的手中，包括董事會、首席執行官和一些外部利益的代表，但真正的權力掌握在内部人士的手中。管理層被視為一個自我延續的群體。追求利潤是公司運作的核心。“與小企業相比，大公司的經濟更多地受到盈利邏輯的支配。”

　　如上所述，一系列關于金融化的文獻涉及“追求股東價值”。壟斷資本總是被設想成為公司追求利潤，并假定利潤最大化的形式。我之所以說“形式”，是因為在不确定的世界裡，優化是很難被設計和實現的。在卡萊茨基和考林的表述中，它更類似于剩餘，剩餘被最大化，并被管理層的工資和報告利潤分享了。

　　在意識形态層面，追求股東價值的推動力來自弗裡德曼（M.Friedman）等人。他們認為，管理者的唯一責任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因此，他們譴責任何對企業責任和社會責任的追求，以及任何對股東以外的利益相關者利益的考慮。任何追求利潤以外的目标的企業高管都是“過去幾十年來破壞自由社會基礎的知識力量的不知情的傀儡”。然而，“追求股東價值”的主要動力來自作為公司股權所有者的金融機構和所謂的“公司控制權市場”。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通過各種途徑對公司管理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實施提升股東價值的商業行為。追求股東價值是以犧牲公司的其他利益相關者、工人、客戶和廣大民衆為代價的。這種對“追求股東價值”的關注與關于管理控制公司的文獻形成了鮮明對比。在後者的描述中，公司更注重于追求規模、銷售額和銷售增長率，即使這有損于利潤和股票市場估值。在1980年代，人們普遍認為，公司主要或者完全依賴内部資金進行投資，一般調整留存金/分紅政策和利潤率就足以使内部資金滿足公司的預期增長率和投資率。

　　關于金融化的文獻包括金融化對投資、創新以及收入分配和不平等的影響的研究。我認為，這些研究的主旨與壟斷資本主義分析一緻。在《金融化、金融危機和不平等》一文中，我回顧了關于金融化和收入分配的實證研究。這些研究涉及金融化的不同維度，并為所選的維度使用了相對簡單的指标。從這些研究中得出的一般結論是，金融化、工會和集體談判權等一系列因素确實會影響收入分配，特别是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收入份額。這些研究發現與金融化文獻的預期是一緻的，即金融化提高了利潤份額，減少了收入的勞動份額。

　　杜蘭德（C.Durand）和古德（M.Gueuder）通過讨論四個相互競争的關于金融化、全球化和壟斷對投資的影響的假設，并研究法國、德國、日本、英國和美國的相關實際情況，總結出了解釋公司投資行為的四個命題，每個命題都有一定的經驗支持。第一個命題被稱為“食利者的報複”，非金融公司的金融支付增加，故可用于投資的資金減少。第二個命題與管理層金融投資偏好的變化有關，以國内生産性投資為代價。第三個命題是外國投資替代國内投資，低工資國家的廉價投入使成本溢價增加。第四個命題是競争壓力下降，壟斷加劇，這導緻公司在提高利潤的同時降低了投資動機。

　　總之，金融化進程推動公司進一步關注利潤和股市估值，損害了公司中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也導緻了高管薪酬大幅上漲。金融化加劇了長期停滞的傾向，這将在下文進一步讨論。目前的總體趨勢是，金融化使收入重新分配，從工資轉向利潤，并使不平等加劇，這一切都可能降低需求水平。金融部門的增長與産出的增長速度無關，投資和創新的步伐似乎也因金融化而放緩。

　　壟斷資本主義分析描繪了産業集中度上升和利潤率擴大的趨勢。在産業層面，集中度和市場力量的其他衡量标準與利潤率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産業經濟學文獻試圖通過“反向”因果關系論證的發展來削弱集中的重要性，即高利潤意味着效率，高效的公司進行擴張并排擠低效的公司，因此集中度上升。“可競争市場”的觀點試圖削弱集中的重要性。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許多國家的産業集中度不斷提高。普賴爾（F.L.Pryor）使用加權集中率對整個美國經濟進行了研究。他認為，從1960年到1980年代初，集中度有所下降，随後又有所上升，未來可能會持續上升。随後的上升得到格魯隆（G.Grullon）等人的證實。他們發現，在之前的20年裡，美國超過3/4的行業都經曆了集中水平的上升。

　　戴維斯（L.Davis）和奧漢加齊（Ö.Orhangazi）指出：“1997—2012年間，美國各行業的平均集中度有所提高，其中大部分發生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事實上，集中度提高的很大一部分是由零售業和信息服務業推動的。”他們沒有發現産業集中水平與盈利能力、加價或投資率之間的統一關系。“高度集中的行業并不是最有利可圖的（相反，中度集中的産業賺取的利潤率最高），而且，除了幾個特定的行業（例如信息服務業）之外，那些高度集中的行業的利潤率并不是最高的。”

　　米格指出，有證據顯示，整個經濟領域的競争正在讓位于壟斷，市場無可避免地趨于集中，而我們似乎無法對此實施約束，以防止金錢和權力的積累。反壟斷、競争和壟斷政策在實踐中對市場力量的約束作用很小，對加強市場力量的并購的微弱限制就是一個例證。認為“通過自由市場競争，專注于為股東提供最大回報的公司，會以某種方式使廣大公衆受益”的想法是完全落伍的。而且，“市場的結果不是‘自然的’，它們是通過社會的委托或不作為，由市場最偏愛的人選擇的”。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網站上的一篇博客指出：“自1980年以來，發達經濟體上市公司的全球價格加成平均上漲了30%以上。在過去的20年裡，數字行業加價的增幅是整個經濟增幅的兩倍。”作者指出，越來越多的迹象表明，在許多行業中，市場的力量正變得根深蒂固，占主導地位的公司幾乎沒有競争對手。作者進一步估計，就加價而言，公司的流動性很小，那些在某一年排名處于前10名的公司在下一年保持高加價的可能性幾乎為85%，比1990年代高得多。并購被認為是導緻這些趨勢的因素之一。并購有助于提高市場力量和提高價格，占主導地位的公司的并購導緻整個行業的商業活力下降——因為所有競争對手的增長和研發支出都受到了沖擊。

　　古特雷斯（G.Guttiérrez）和菲利蓬（T.Philippon）認為，就美國而言，大多數行業的集中度和盈利能力都有所提高。進入21世紀初以來，相對于盈利能力、融資成本和市場價值的衡量标準，商業投資一直很弱。人們普遍注意到，利潤與投資之間的聯系被打破了。通過對國内競争減少、有效經營規模擴大、無形投資和全球化這四種解釋的分析，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到2016年，國内競争的減少已經導緻非住宅商業資本短缺5%—10%。

　　迪茲（F.Diez）等人研究發現，在少數公司的推動下，加價的增長在各國和各行業中都廣泛存在。加價增長主要是由于現有企業平均加價的增長，以及對從現有公司那裡獲得市場份額的新公司的重新分配效應。

　　埃克霍特（E.Eeckhout）列舉了過去40年來美國集中度上升的諸多例子。他将此與“平均加價從1980年的1.21上升到2019年的1.54聯系起來。平均加價在1980—1990年代出現了急劇上升，随後在2000年開始出現了為期10年的停滞，然後又在大衰退後的2010年出現了新的急劇上升”。他确定了引發市場力量的三個主要因素。一是供應方面的規模經濟。“難以複制的新技術會産生永久的技術優勢。它們通常需要大量的前期投資，而這些投資往往導緻規模經濟。”二是需求回歸規模。“規模經濟是由使用而不是建造成本創造的”。三是“通過規模經濟的學習”。埃克霍特特别提到了創建占主導地位的公司，即通過并購和“殺手級收購”公司收購可能成為潛在對手的有前途的初創公司。

　　勞動力市場萎縮背後的力量是商品和服務市場競争的減少。從技術到紡織品，我們的時代以快速的技術進步為特征。這些技術進步賦予少數公司巨大的權力。反過來，伴随着競争的缺乏，在工人中産生了殘酷的不平等。

　　亨利（A.Henley）對美國上百個行業進行的一項早期研究發現，一個行業内的企業結構和市場行為與該行業内收入的功能分配有重要關系。他還觀察到，集中度和廣告強度都與勞動份額呈負相關，特别是與用于生産工人工資的增殖份額呈負相關。

　　蘭伯特（T.E.Lambert）根據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PCA)，以四家公司的集中率、資本與勞動比率、每個企業的雇員人數、每個企業的銷售額、每個企業的資産與銷售比率和工會虛拟人為基礎，創建了大企業指數（Big Business Index, BBI）。“大企業指數是一個一緻的、具有統計學意義的自變量，用于衡量管理和監督強度、管理和監督人員的平均工資以及首席執行官的平均工資占銷售額的比重”，并與前三個因變量呈正相關，與其他因變量呈負相關。

　　生産結構的轉變已經從制造業轉移到服務業，特别是信息技術産業。瑞卡普（C.Rikap）指出：“21世紀的領先企業是知識壟斷企業。市值排名前10的企業中有八家是知識壟斷企業。它們依賴于對部分社會知識的永久壟斷和不斷擴大的壟斷而發展。對知識的私人占有産生了無形資産以及所謂的智力知識或技術科學租金……無形資産的集中已經成為資本集中的主要驅動力。”她認為，這是“資本主義内部的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知識壟斷不斷加強，其結果是創新與增長之間的紐帶斷裂，其原因（至少部分原因）是知識食利主義和掠奪的長期存在”。

　　杜蘭德和米爾伯格（W.Milberg）發現，“在這些[全球價值]鍊中，對無形資産的強化使用創造了新的壟斷力量來源”。他們的分析建立在“知識壟斷資本主義”的概念之上，其中，政府對知識産權的保護具有鎖定無形資産創造的壟斷力量的效果。我們将其擴展到“信息租金”上，它因規模經濟的存在以及與生産無形資産相關的網絡外部性而産生。

　　奧托（D.Autor）等人的研究聚焦于勞動份額。正如他們所指出的那樣，幾十年來，勞動份額一直在下降。他們尋求用超級明星公司的崛起來解釋勞動份額的下降。他們分析了自1982年以來美國經濟普查的微觀面闆數據，并記錄了經驗模式，以評估基于超級明星公司的崛起導緻勞動份額下降的新解釋。他們認為：“如果全球化或技術變革将銷售推向每個行業中生産率最高的公司，那麼随着行業日益由超級明星公司主導，産品市場集中度将上升，這些公司也将具有高加價和低勞動附加值份額的特征。”“超級明星公司的崛起涉及‘赢家通吃’的機制，這可能是因許多行業的平台競争加劇，或與無形資本增長和信息技術進步相關的規模優勢而産生的。”

　　瑞卡普和倫德瓦爾（B.-ÅLundvall）認為：“科技巨頭是全球化階段的積極推動者，這一階段的特征是數字服務貿易的增長與向無形資産的普遍轉變相結合。”他們表明，谷歌、亞馬遜和微軟“不斷壟斷知識，同時将創新步驟外包給其他公司和研究機構”。他們還将科技巨頭稱為數據驅動的知識壟斷者，認為其組織和控制着全球企業創新體系。

　　科維裡（A.Coveri）等人指出：“由于平台和數據相關商業模式的顯著崛起，市場集中度不斷提高。”他們試圖“遵循壟斷資本主義學者提出的激進觀點，對巨型數字平台在當代資本主義中承擔的主導作用進行分析”，并确定了“施加控制和積累權力的四個驅動因素”，即增長和多樣化、研發和技術投資，勞動碎片化和監視，以及政府和報複性權力。

　　伯奇（K.Birch）和科克倫（D.T.Cochrane）重點關注大型科技公司獲得的經濟租金。他們認為，在大型科技生态系統中，存在以下四種新興的數字租金形式：（1）通過控制生态系統創造的“飛地租金”（enclave rents）；（2）通過對未來叙事的表演性實現創造的“預期壟斷租金”（expected monopoly rents）；（3）通過用戶對數字服務和産品的參與度來區分用戶排名和指标構成的“參與租金”（engagement rents）；（4）通過利用生态系統規則和規範獲得的“反身性租金”（reflexivity rents）。

　　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在國家内部也有普遍上升的趨勢，收入在工資與利潤之間的分配也在向利潤轉移。壟斷資本主義分析對理解這些趨勢有什麼貢獻（如果有的話）？這種關于集中化趨勢的簡要概述（盡管主要集中在美國）将支持一般的壟斷資本觀點，即産業集中度趨于上升會對市場力量、較高的利潤率和較低的勞動收入份額産生影響。應該強調的是，信息服務、數字科技或“大型科技”産業對集中度上升和利潤率提高的推動。這些“大型科技”産業具有有利于高度集中的特性，而積極的收購政策又加強了這種高度集中的趨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1970年代中期，西方工業化國家進入了高經濟增長率和低失業率的“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在這一時期，各國内部的收入不平等趨于穩定或下降,收入分配也趨于向工資傾斜。這一時期随着1973—1974年的經濟危機而結束，危機包括金融崩潰以及商品價格特别是石油價格的快速上漲。1970年代後半期是一個高失業率和低增長時期。自大約1980年以來，西方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較1980年以前普遍放緩，特别是自大約2000年以來。表1和圖1列出了一些關于産出增長和失業率的彙總數據。

　　李（Li M.）和門迪塔-穆諾茲（I.Mendieta-Muñoz）提出了“長期産出增長率是否會下降”的問題，并作出回答。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長期産出和技術進步增長率的永久性下降與大衰退的不利影響無關”。自1960年以來，包括七國集團國家在内（取決于數據的可用性），“長期産出增長率自1960年代末開始下降，長期技術進步增長率自1960年代初開始下降。這些發現表明，生産率的放緩是長期GDP增長下降的主要驅動因素”。失業率總體上一直保持高位（見圖1），而這些失業率并不能反映令人沮喪的工人效應和就業不足。

　　壟斷資本主義分析具有“長期停滞主義”方法的實質性因素。這在斯坦德爾（J.Steindl）和卡萊茨基的研究中有着明顯的體現，并被後來的作者所采納。人們認為，寡頭壟斷和壟斷行為不利于投資和創新，而收入分配向利潤的轉移往往會降低需求。

　　在過去10年左右的時間裡，“長期停滞”的觀點受到了廣泛讨論。然而，大多數主流經濟學文獻圍繞“自然利率”概念來看待長期停滞。長期以來，壟斷資本主義分析一直關注“長期停滞”。漢森（A.H.Hansen）對增長放緩的擔憂源于人口增長率的下降、技術進步特征的變化以及美國新領土供應的下降，他認為這些将降低對投資品的需求。

　　壟斷資本主義分析側重于兩條思路：一是寡頭壟斷和壟斷的條件會降低投資和創新的傾向；二是收入分配從工資到利潤、再到向食利者收入的轉移往往會壓低總需求水平。

　　人們通常認為，壟斷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企業投資壓力沒有在競争資本主義條件下那麼嚴重。斯坦德爾認為，寡頭壟斷的興起傾向于減少投資傾向，從而對産出和增長産生影響。随着壟斷程度的提高，産能利用率下降，對投資也産生了不利影響。卡萊茨基認為，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放緩“至少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創新強度的下降”。這在“資本主義黃金時代”開始時相當糟糕，在過去的30年裡變得更加相關。斯坦德爾把這種趨勢的原因之一歸結為“資本主義日益增長的壟斷性阻礙了新發明的應用”。

　　考林認為，公司“在試圖确保其壟斷地位時，會投資于研發等工作，但在此之後，它們隻是将發明束之高閣”，這對相關公司來說，可能是其最佳行為。“所有這些都表明，保護性研發可能是旨在維持和加強壟斷地位的計劃性過剩産能的一個廣泛而重要的組成部分。”

　　關于收入分配變化和對總需求的影響的論點，是基于工資和利潤支出的不同傾向。近年來，這些論點在工資主導型與利潤主導型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一般的（盡管不是普遍的）結論是，經濟以工資為主導，這意味着，過去幾十年來收入分配向利潤方向的轉變對經濟增長和就業率産生了負面影響。

　　最近的一項研究得出以下結論：“競争減少，市場集中度提高，就業機會減少（盡管對在大公司工作的人來說，可能工作會更穩定），淨商業投資減少，工人生産率提高（這可能會減少對更多工人的需求，同時可以為大公司帶來更高的利潤率），這些可能導緻美國經濟目前和未來的停滞。”此外，研發工作“未能産生大量具有變革性質的創新……關于創造就業、創建新公司和淨商業投資的研發工作表現出喜憂參半的結果，甚至是負面的……這些發現還暗示，研發是在壟斷資本的情況下被用來加強壟斷的”。

　　蘭伯特探讨了壟斷資本與企業家精神之間的關系。他認為，美國的企業家精神正在下降，“壟斷資本及其附帶特征可能正在扼殺美國的企業家精神”，并暗示“美國經濟長期停滞的趨勢可能會加劇”。

　　盡管毫無疑問有許多因素在發揮作用，但壟斷資本主義分析從工資主導與利潤主導的文獻中找到了經驗支持，即由于集中度和市場力量的提高，從工資到利潤的轉變減緩了需求。壟斷資本主義的影響正在減緩有效的創新。如上所述，金融化有其自身的相關貢獻，需求和投資很可能因金融化進程的影響而大大降低。

　　過去40年（以及之前）推行的促進市場、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議程推動了壟斷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新自由主義政策議程的追求導緻經濟增長比“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更慢，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劇，收入普遍從工資轉向利潤。對于美國和英國（以及其他一些國家）來說，曾經接近于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東西顯然已經演變成跨國壟斷資本主義。産業集中度一直呈上升趨勢，兼并和松懈的反壟斷政策加劇了這一趨勢。所謂的“大型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集中度和利潤率的上升，各種規模經濟、先發優勢和對競争對手的積極收購都促進了集中度的上升。

　　壟斷資本分析和金融化分析（特别是“追求股東價值”）為過去20年增長放緩到近乎“長期滞漲”提供了寶貴的解釋。未來的增長率可能需要保持在較低水平，其原因與氣候危機和環境退化有關，這些都與國内生産總值的水平和變化率有關。未來任何的增長在結構上都必将與過去的增長大為不同，而金融化的壟斷資本主義無法進行這種增長結構的調整。

　　（作者：馬爾科姆·索耶（Malcolm Sawyer），英國利茲大學商學院；譯者：趙慶傑，中國政法大學6774澳门永利）

　　（本文系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