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的共同特征與中國特色

現代化的共同特征與中國特色

袁銀傳

　　“現代化”是一個過程性概念，迄今為止并沒有一個統一定型的定義，比較通行的理解和解釋是指人類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發展過程，亦即人類社會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由自給自足小生産向社會化大生産、由傳統威權政治向現代民主政治、由禮俗社會向契約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由封閉内卷向開放創新的變革與躍遷過程。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由之路和必然選擇，是人類文明的發展動力和前進方向。西方現代化以文藝複興和思想啟蒙為思想理論先導，以地理大發現和海外貿易為商業契機，以機器大工業生産代替傳統家庭手工業生産為科技發展動力，率先啟動了現代化巨輪。作為人類現代文明的先行者，西方式現代化在凱歌行進過程中，展現出傳統農業社會所未有的巨大活力與重大成就，極大地推動了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和社會曆史進步，推動人類社會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邁進。然而，西方現代化以資本主義制度為支撐，以金錢為本位，以個人主義為核心，遵循對内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對外殖民掠奪和擴張的資本運演邏輯，其結果是導緻社會階級兩極分化、物質主義膨脹、物質與精神對立、人與自然對抗、侵略與戰争不斷，使人類陷入危機與動蕩之中，尤其是給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深重災難。超越資本運演邏輯和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真正實現以人民為中心、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成為人類社會現代化新的選擇和發展方向。

　　唯物辯證法關于矛盾普遍性與矛盾特殊性二者之間辯證關系的原理，是理解和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基石。唯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科學内涵和内在邏輯，它啟迪我們，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共性與個性、絕對性與相對性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轉化的對立統一關系。一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寓于個性之中，沒有特殊性就沒有普遍性；另一方面，矛盾的特殊性又不能離開普遍性而孤立存在，在同類事物中，共性要制約和規範個性的發展，某一事物無論其多麼特殊和複雜，都要受到同類事物共同發展規律的制約和支配。正如毛澤東在《矛盾論》中所指出的：“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棄了辯證法。”中國式現代化深刻體現了人類文明發展曆史進程中現代化的普遍性、共同特征與中國國情決定的特殊性、個性特征二者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首先是現代化，具有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遵循人類現代化發展的普遍規律，借鑒吸收人類現代化所創造的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另一方面，中國式現代化又具有自己鮮明的中國特色，它開辟了現代化發展的中國道路，創造了社會主義文明的中國形态，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

一、現代化的前提是對傳統文明的反思批判與整體超越

　　現代化的前提是破除阻礙社會發展進步的因素和環節，是對傳統的思想觀念、價值倫理、社會制度與行為方式的反思批判與整體超越。通過對不适合時代發展要求的傳統思想觀念與社會制度的反思與批判，探尋反映新的時代精神、推動人類文明發展進步的新道路。從曆史上看，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過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過長期的思想啟蒙、社會革命、制度設計、行為規制，才逐步擺脫王權至上、封建采邑和封閉自守的前現代化狀态，推動傳統國家與社會向現代化國家與社會的轉型。

　　西方國家現代化是從破除傳統的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價值體系開啟的。先後經曆文藝複興運動、宗教改革運動、思想啟蒙運動和資産階級革命運動，以神為中心的價值信仰體系和封建專制主義制度被摧毀，以個人主義、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和社會制度建構起來，開啟了資産階級主導的西方現代化曆史進程。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産黨宣言》中指出：“資産階級在曆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資産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在資産階級主導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凱歌行進過程中，“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

　　西方現代化在推動社會生産力發展和人類曆史發展進步的同時，卻帶來了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克服的災難性後果：以物質占有為中心的發展模式造成了資本對勞動者的剝削、奴役和控制，導緻了物的升值和人的貶值，導緻物質主義的膨脹以及社會階級的分化與對立；以個人主義為核心的價值觀和行為方式，造成人與自然之間、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的分裂與對抗；在西方中心主義和霸權主義基礎上，形成“中心-邊緣”二元對立的發展格局和國際分工體系，造成廣大發展中國家主權喪失、被奴役和殖民化，是廣大發展中國家長期貧困落後的深刻根源，并且導緻國際社會長期陷入動蕩和戰争的深淵；以對自然資源的掠奪和無度消費為中心的生産方式和消費方式，造成了生态環境急劇惡化，導緻嚴重的環境災難、生态危機和發展瓶頸。

　　面對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發展困境，中國式現代化堅定不移地站在人類曆史正确的一邊，站在人類文明進步的一邊，旗幟鮮明地高舉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大旗，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和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現代化觀，堅持推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式現代化廣泛吸取各國現代化建設的曆史經驗，規避了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發展弊端和風險，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方向，堅持人民至上和集體主義的現代化價值導向，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在人口規模巨大的社會主義東方大國，成功走出了一條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道路，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中國智慧和中國經驗。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現代化觀，緻力于實現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超越了資本邏輯主導的以物為本、以個人主義為中心的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科學的曆史觀和正确的現代化觀引領現代化發展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大的力量，民心反映時代精神、曆史潮流和發展趨勢。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人民幹革命、搞建設、抓改革、促發展，其根本目的是實現最廣大人民群衆的根本利益。習近平強調：“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深厚基礎和最大底氣。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複興，這既是我們黨領導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新發展理念的‘根’和‘魂’。隻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确的發展觀、現代化觀。”

　　第二，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方向和道路，緻力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國式現代化既追求物質生活的富裕，同時也追求精神生活的富裕，物質貧困不是社會主義，精神匮乏也不是社會主義。習近平強調：“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我們說的共同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衆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人與自然是和諧共生的生命共同體，“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内在要求”。中國共産黨人牢固樹立和切實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價值理念，堅定不移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藍圖。

　　第三，中國式現代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緻力于更好維護世界和平與人類進步。西方式現代化以資本主義制度為載體，遵循對内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對外進行殖民擴張和财富掠奪的資本運演邏輯，是導緻人類社會長期陷入動蕩、戰争和各種危機的根源。正如馬克思所言：“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着血和肮髒的東西。”而中華民族是與人為善、熱愛和平、協和萬邦的友好民族，中國共産黨胸懷天下，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現代化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現代化發展也需要中國。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一方面立足中國國情，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為維護國家安全和世界和平提供堅實保障，是世界和平安甯的穩定器和壓艙石；另一方面，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借鑒吸收世界各國人民創造的文明成果，自覺遵守和積極維護《聯合國憲章》的根本宗旨以及國際法的基本規則，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二、現代化的主體由反映現代精神的先進階級來領導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主要論述了兩個重要問題：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起源、本質以及社會倫理與經濟行為之間的關系。該書在肯定精神文化因素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巨大推動力的前提下，闡述了新教倫理與潛藏在資本主義發展背後的某種心理驅動力即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某些關系。馬克斯·韋伯從新教倫理的角度，解釋了先發資本主義國家實現現代化離不開具有現代精神的人來領導的觀點，“在技術工人中，天主教教徒表現出了非常強烈的留守本行業的傾向，更多的時候他們會成為本行業的師傅，然而新教教徒則大部分被吸引到工廠裡成為高級的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在馬克斯·韋伯看來，不同于封建貴族的安逸享樂和對于上帝的盲目崇拜，宗教改革後誕生的諸如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是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等是具有“天職觀”的現代資産階級，他們崇尚人的理性，弘揚人的主體精神，提倡現世苦修，主張“因信稱義”、與上帝直接對話，緻力于追求知識、真理和文明，發揚艱苦勞動精神和積極進取精神，通過勤奮、節約、守時等個人努力積累财富并回報社會。這種“天職觀”改變了當時基督教的倫理模式，令宗教行為具有了現實的世俗主義基礎，孕育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理性精神，成為推進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内在精神動力。所謂“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将個人通過自己的勤奮努力、節儉守時以增加資本的活動視為一種盡責盡職的行動，把賺錢本身作為人生目的、職業責任和美德能力的體現。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新教入世禁欲主義“這種倫理中的‘至善’就是賺取更多的錢與嚴格避免任何本能的生活享樂的結合”，這為資本主義企業家提供了一種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從而成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産生的重要條件之一。但實際上，馬克斯·韋伯宣揚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本質上就是個人至上、自我中心、追求剩餘價值和效益最大化的資本邏輯運演精神。

　　與對内剝削壓迫勞動人民、對外進行掠奪和殖民擴張以滿足占人口少數的資産階級利益的西方式現代化領導者根本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由具有人民情懷、胸懷天下、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具有共産主義崇高信仰的中國共産黨人來領導。中國共産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秉承共産黨人胸懷天下的人類情懷和解放全人類的曆史使命，具有自我革命的鬥争精神和大公無私的政治品格，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整體利益、長遠利益。中國共産黨人超越了資産階級的狹隘眼界，緻力于人民幸福、民族複興、世界大同、人類進步，以曆史主動精神領導中國人民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曆史飛躍，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核心和中流砥柱。

　　中國共産黨所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是以人民為中心、為實現人口規模巨大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在幅員遼闊、人口衆多、曆史文化積澱深厚的東方大國推進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前無古人的偉大創舉，現代化的艱巨性和複雜性前所未有。除了人口規模巨大的難題之外，由于自然曆史原因，我國城鄉之間、地區之間、行業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比較突出，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式現代化要重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問題，帶領人口規模巨大的全體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實現“五位一體”的現代化，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的現代化的統一，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是：“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質量發展，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豐富人民精神世界，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

　　人民群衆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體，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必須充分發揮和釋放億萬人民群衆的創造偉力。“黨的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黨執政興國的最大底氣。”在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中國共産黨人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始終将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黨的奮鬥目标，“始終牢記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堅持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堅持為人民執政、靠人民執政，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始終圍繞促進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三、現代化的價值目标是要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

　　縱觀世界各國，現代化的價值目标都是要實現工業化和城鎮化。世界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大緻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8世紀中後期至19世紀中期，第一次技術革命以英國工業革命為開端，蒸汽機被引入生産勞動過程，大機器生産代替了手工勞動，農業人口出現大量剩餘向工廠轉移，形成近現代城市雛形。正如習近平指出的：“18世紀出現了蒸汽機等重大發明，成就了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了人類社會現代化曆程。”第二階段是19世紀中後期到20世紀初期，第二次科技革命以電動機、量子論、相對論的出現為标志，重工業取代輕工業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導産業，繼而發生了生命科學和信息科學的變革，基于新科學知識的重大技術突破層出不窮，引發了以電子技術、航空、航天、核能、計算機、互聯網等為裡程碑的技術革命，極大提高了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以及社會生産力水平，引發了農村人口繼續向工業城市轉移的浪潮，現代城市體系趨于成熟。第三階段是20世紀中期至今，由第三次科技革命即電子信息技術為主導的新技術革命，使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邁進，宇宙演化、物質結構、生命起源以及人工智能等一些重大科學問題的原創性突破正在開辟新前沿新方向，許多重大颠覆性技術創新已經或正在創造新産業新業态，制造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新材料技術以及新能源技術等廣泛滲透到幾乎所有領域，極大地帶動了以綠色、智能以及泛在為特征的群體性重大技術變革，雲計算、大數據以及移動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同機器人和智能制造技術等相互融合步伐加快，數字化、智能化的發展引發城市邊際效應不斷增強，并且随着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成為世界發展的普遍趨勢。

　　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城鎮化是普遍建立在主客二元相互對立基礎之上的，主要遵循“中心-邊緣”“從屬于”的資本運演邏輯，即資本主義工業化、城鎮化“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産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城鎮化基本上建立在對内殘酷剝削本國勞動人民、對外對廣大亞非拉國家進行野蠻掠奪和殖民擴張的資本原始積累基礎之上。諸如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海外殖民擴張，英國的“羊吃人”圈地運動，西方長達幾個世紀的奴隸貿易，以及美國“西進運動”對印第安人的屠殺等，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給本國勞動人民和世界人民犯下的“原罪”。而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進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以增進人民福祉、協調城鄉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并在廣泛吸取人類工業化、城鎮化有益成果和曆史經驗的基礎之上，摒棄了西方“中心-邊緣”二元對立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模式，打破了以資本、資産階級、城市、西方為中心的西方現代化老路，實現了現代化由“以物為中心”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整體超越，引領了人類實現現代化的正确方向與道路。

　　中國式現代化當然也要實現工業化、城鎮化等價值目标，但是與西方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道路根本不同。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實現工業化，又要進行生态保護，創造優美環境，特别是防止和避免走“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西方工業化老路，而是以信息化帶動和引領工業化，用“數字中國”帶動工業化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美麗中國”。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既要實現城市化，又要防止出現西方城市化過程中産生的城鄉“中心-邊緣”二元對立，以及“城市病”、城市“貧民窟”的西方現代化陷阱和怪圈，立足于中國國情，以“新型城鎮化”“鄉村振興”“美麗鄉村”建設開辟新型城鎮化發展新道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開啟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

　　此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普遍走的是一條“串聯式”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國式現代化基于當代中國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等各種問題交織，以及前現代、現代性、後現代等各種矛盾重疊的基本國情，走出了一條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并聯式”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

　　回顧中國社會主義工業化和城鎮化的發展曆程，我們可以看出，1949年剛剛取得政治獨立的新中國，面臨着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軍事威脅、經濟封鎖、政治孤立、外交制裁的嚴峻局面，國家建設主要是學習借鑒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化發展道路，舉全國之力優先發展重工業，迅速補齊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技術革命的短闆，從而在較短的時間内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實施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大規模工業化奠定了比較雄厚的物質基礎和人才基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實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我們黨在保持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基礎上，通過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以及對外開放，把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通過“對内搞好”與對外開放的共同作用，産業結構不斷升級，經濟增長方式實現了從粗放型為主向質量效益型為主的轉變，主要依靠科學技術進步實現經濟發展的全面趕超，為打赢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了重要保障。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有效解決了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各種社會矛盾交織疊加的突出問題，擺脫了對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模式的路徑依賴，走出了一條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新型工業化道路，從而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打下了堅實基礎，同時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現代化道路的全新選擇和中國經驗。正如習近平指出的：“我國現代化同西方發達國家有很大不同。西方發達國家是一個‘串聯式’的發展過程，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順序發展，發展到目前水平用了二百多年時間。我們要後來居上，把‘失去的二百年’找回來，決定了我國發展必然是一個‘并聯式’的過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是疊加發展的。”通過“并聯式”疊加超越發展，我們順利實現了現代化的“彎道超車”。

四、現代化的杠杆依靠科技、資本、市場來推動

　　馬克思主義認為，科學技術是一種在曆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科技進步與資本積累互相影響，從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到資本積聚與集中，再到資本主義社會産業後備軍的形成、平均利潤率下降的規律，都含有科技進步的影響，同時資本積累又反過來不斷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從而有利于進一步開拓世界市場，因而資本的增殖與市場、科技密不可分，正是由于科技、資本、市場之間的相互作用而産生的推動力，才促成了資本主義的社會化大生産。随着三次技術革命的發生和廣泛應用，這三要素之間的杠杆作用越來越顯著。第一次技術革命時期的英國，不僅促進了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而且确立了資産階級的統治地位，繼而通過幾個世紀海外貿易和殖民統治積累了大量資本，通過圈地運動進一步掠奪了大量雇傭勞動力，使廣大農村人口加入産業工人的隊伍，這些廉價勞動力為推動生産技術的革新、醞釀英國國内市場化以及開拓國際市場，貢獻了巨大力量。第二次科技革命使資本主義制度在全世界範圍内普遍确立起來，資本在全球的野蠻擴張和對廣大亞非拉殖民地的肆意掠奪進一步加深。在此時期自然科學取得突破性進展，一系列高新技術獲得了廣泛的應用，不僅進一步開拓了世界市場，而且世界市場又因此進一步擴大了對商品的需求。與此同時，随着資本主義生産規模的擴大和國内外市場的廣泛開辟，科學技術被資本家采取各種手段應用于剝削工人勞動的過程之中。馬克思就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下的科學技術發展趨勢作出如下深刻評述：“科學獲得的使命是：成為生産财富的手段，成為緻富的手段……資本不創造科學，但是它為了生産過程的需要，利用科學，占有科學。”“由于自然科學被資本用做緻富手段，從而科學本身也成為那些發展科學的人的緻富手段。”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後，資本主義國家盡管大力推行福利制度和國家壟斷資本主義，使得資本主義國家内部的勞資矛盾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緩和，但是由于生産的社會化和生産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二者的矛盾和對立并沒有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成為資本主義制度無法解決的痼疾。在資本邏輯驅動下，一方面，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其結果就是導緻資本主義生産過程中資本家所能獲得的平均利潤和投機概率大大下降，最終導緻資本主義生産的停滞；另一方面，在資本的操控下，科學技術作為剝削勞動的手段和奴役人的工具，使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越來越成為沒有主體意識的單向度的人。

　　既然科技、資本、市場三者之間存在着相互促進的密切關系，我們就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将三者的長處更緊密地結合起來，使之相得益彰，特别是中國式現代化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發揮科技、資本、市場等生産要素的作用機制來推動現代化發展。在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的推動下，科技、資本、市場三者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科學技術發展在資本主義生産體制下遇到了難以逾越的制度瓶頸，這就給以社會化勞動為基礎、由廣大勞動人民掌握政權的社會主義國家發展提供了巨大空間。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揚棄了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建立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利用國内市場和國際市場雙循環，使社會生産力獲得了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綜合國力得到大幅度躍升，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就被迅速釋放出來。中國式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制度性質保證了科技的進步是解放和發展生産力，創造雄厚的物質基礎和豐富的精神産品，為全體人民服務，解決社會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帶來的矛盾，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并把高效的市場配置與有效的宏觀調控有機結合起來，最大程度上保證科技更好更快發展，從根本上避免了科技成果被個人或者少數利益集團獨占的可能性，使得科學技術成為可持續、高質量發展的不竭動力，而這恰恰是在以資本增殖為中心的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做到的。中國式現代化充分地把握住了後發國家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以發展高科技作為核心杠杆和驅動力，大力發展信息、數字高科技，提出“沒有信息化就沒有現代化”的網絡強國建設目标。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産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

　　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除了大量引進外國的先進技術之外，還采取多種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優化國内投資環境，出台一系列優惠政策，大量吸收外資來華進行投資，取得了積極效果。中國式現代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增強國有資本雄厚實力，同時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民間資本的積極作用。我們既壯大和利用資本，把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提升國有企業的核心競争力，使資本作為重要生産要素發揮積極作用，“促進各類資本良性發展、共同發展，發揮其發展生産力、創造社會财富、增進人民福祉的作用”，同時，我們又馴服和遏制資本的瘋狂任性和無度張揚，規範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堅決打擊以權力為依托的資本逐利行為，着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背後的腐敗行為”。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産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産力發展的重要力量，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範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

　　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市場與政府相結合、效率與公平相統一，既充分發揮市場在配置資源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實現了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的良性互動和辯證結合，在做大蛋糕的同時還要分好蛋糕，打造橄榄型的分配結構，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着力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标準市場準入體系，并下大力氣完善産權保護、市場準入、公平競争和社會信用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我們“健全資本市場功能，提高直接融資比重。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争，破除地方保護和行政性壟斷，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對外高舉和平、發展、合作、共赢的旗幟，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對現代社會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的批判繼承與辯證揚棄；而同時，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因始終關注全人類共同利益和公共性福祉，與“西方文明中心論”和“西方文明優越論”的偏狹與弊端形成鮮明對照。中華文明正是以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兼收并蓄的寬容心态，同世界其他文明在求同存異中尋求和諧共生，才使得中華文明曆久彌新，不斷煥發新的生命力。盡管當今世界動蕩沖突不斷、經濟全球化面臨挑戰、遏制打壓行為頻發頻現，但未從根本上改變人類文明對話和文化互鑒的基本格局和主流趨向。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建設需要保持充分自信、保持戰略定力，一如既往地積極融入世界文明體系之中，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為人類文明事業繼續作出獨有的、不可替代的、載入史冊的偉大貢獻。

　　（作者簡介：袁銀傳，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中國曆史唯物主義學會副會長，武漢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