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毛澤東不僅成功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更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作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研究延安時期毛澤東《實踐論》《矛盾論》《論新階段》等經典著述就能發現，這些著作不但是中國革命勝利的理論指導，而且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标志性成果。本文聚焦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經典著述，重點探索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話語原創，努力為不斷“開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的新境界”作出貢獻。
馬克思主義科學實踐觀是指導我們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銳利思想武器，強調要将“對象、現實、感性……當作實踐去理解”。毛澤東對此有深刻理解，将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務實”思想結合，形成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想問題、辦事情必須一切從實際出發，毛澤東主動将其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務實思想、“實事求是”思想相結合，确立了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實事求是”主要有如下含義：第一，嚴謹治學的态度。中國古代有注釋經學的治學方法，實事求是做學問意味着要認真、細緻考察文獻、經書等。第二，敢于直面現實的人生态度。以儒家為代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追求“内聖外王”，強調修身、擔責、作貢獻，實際上就是要求實事求是地對待生活、社會等，主動擔當與作為。第三，求實求變的反迷信思想。實事求是要求科學把握事物實質，積極變革現實等，墨子“三表法”、子産“天道遠，人道彌”、韓非“參驗”等都是實事求是的原初表達。毛澤東深刻把握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主動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
“共産黨人的理論原理……是現存的階級鬥争、我們眼前的曆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要求我們必須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毛澤東深知一切從實際出發的重要性，從1938年第一次使用“實事求是”，到黨的七大正式确定“實事求是”為黨的思想路線，他34次使用這一概念。首先，毛澤東在延安整風報告會上對實事求是做了新解釋：“實事”即我們要深入理解現實、把握現實；“是”即事物内部的聯系，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求”就是研究，即通過人的能動性開展實踐、調研、探索等，主動把實事求是發展成為主觀符合客觀的能動過程，有極強的創新意義。其次，毛澤東使實事求是真正回到中國現實。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實事”多指真實史料，毛澤東的“實事”則更多地指客觀情況、客觀需要、客觀表現等，是中國國情、中國現實、中國形勢的宏觀判斷與表達，突破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實事求是”的内容。另外，毛澤東講究“求”，意味着我們要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主動實現對事物本質的認識與把握。最後，毛澤東指出實事求是具有方法論意義。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方法，強調“自覺的能動性是人類的特點”，使“實事求是”成為人們善于從客觀實際出發，找到問題、找準問題，尋找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
延安時期經過革命實踐磨煉，尤其是抗日戰争、大生産運動、整風運動，“實事求是”逐步深入人心，成為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内容。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曾講到“學術方面，主張澈底研究”，強調要實事求是做學問。延安時期，毛澤東重視實際考察，強調調研，注重培養黨員幹部調查研究的習慣；積極推崇實事求是的黨風、文風、學風；提倡言之有物，理論聯系實際的工作作風等，這與馬克思強調“必須從最過硬的事實出發”一脈相承，是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創新性表達：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繼承發展了中國古人的優良學風和深入實際、注重現實、提倡進步等思想，融會貫通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與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中再現光芒；實事求是标志着中國共産黨成熟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真正開始從中國實際出發思考與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中國的形象表達，深刻闡釋了馬克思主義立場和觀點，是馬克思主義紮根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表現。
毛澤東主動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實事求是思想表達的标志性著作《實踐論》《矛盾論》。
實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認識的思想基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實事求是”雖然已經涉及認識論，但道德外衣模糊了其哲學意義。毛澤東在《實踐論》中主動賦予知行關系普遍的認識論意義，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首先，毛澤東對“知行關系”做了辯證唯物主義改造，将“知行關系”解釋為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主動把“知”和“行”從傳統道德中解放出來，指出“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于物質的生産活動”“從事生産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從而使“行”成為實實在在的人類實踐活動。其次，毛澤東堅定馬克思主義立場，把“知行”關系置于唯物主義認識論範圍内進行論述，指出“行”就是實踐，“知”就是理論。“物質生産活動”是人類最基礎、最重要的活動形式，“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主動賦予“知”“行”以能動性，強調“心之官則思”。“運用之妙，存乎一心”使“知”“行”關系變成人們實事求是認識事物的過程。最後，毛澤東根據實事求是原則科學概括出實踐的三種形式，“人的社會實踐，不限于生産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争，政治生活”，并第一次把“科學和藝術的活動”)确定為實踐的基本形式，強調理論是實踐發展的結果，源于實踐、高于實踐，隻有在實踐中才有力量發展，“對于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隻是到了伴随巨大生産力”。毛澤東對知行關系的科學闡釋，使實事求是有了唯物主義哲學根基。
實事求是的過程就是矛盾分析法的過程，毛澤東深刻理解對立統一規律，主動将馬克思主義矛盾學說上升到世界觀、方法論和價值觀高度，“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毛澤東指出矛盾規律是事物運動發展的基本規律，要求我們在認識事物的時候，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真正把握事物的本質。毛澤東還詳細分析了矛盾特殊性和矛盾普遍性以及二者的關系。矛盾普遍性原理告訴我們矛盾是事物的常态，必須科學認識矛盾，正确看待矛盾，用矛盾眼光實事求是地看待世界；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訴我們必須分層、分類、分範圍研究矛盾，必須實事求是地具體分析、具體研究客觀實際情況。另外，毛澤東指出矛盾分析法是做到實事求是的基本方法。矛盾是現實世界的普遍存在，人的活動就是不斷發現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學會實事求是地分析矛盾，科學把握事物的本質、規律和特點，才能真正做到實事求是。
從實際出發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也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産黨是實事求是的模範，必須實事求是地分析與認識中國革命，《實踐論》通過分析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得出“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循環往複以至無窮”的人類認識規律，并認為隻有實事求是地分析中國革命的基礎、動力、方式等，才能科學把握中國革命的規律，真正實現“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矛盾論》繼續指出：“這是兩個認識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循環往複”，明确提出我們對中國革命規律的認識過程就是實事求是的過程，我們必須學會使用這種方法。另外，毛澤東還用大量篇幅分析中國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明确指出中國共産黨人克服教條主義的過程就是實事求是的過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過程。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産黨積極開展革命行動、整風運動、大生産運動等，就是不斷堅持、貫徹與執行實事求是思想的過程，逐步使黨員幹部真正把握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視社會調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樣講究調查研究、實地考察，延安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積極開展調查研究活動，為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奠定重要基礎。
調查研究是馬克思主義認識社會的重要方式。1839年，恩格斯就寫出第一份調研報告《烏培河谷的來信》，公開抨擊了宗教的僞善和先定學說的荒謬，社會反響很大。馬克思深知調查研究的偉大意義，積極利用布魯塞爾通訊委員會的國際通訊充分了解國際工人運動的實際情況。馬克思、恩格斯要求我們在運用《共産黨宣言》時，“随時随地都要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轉移”。毛澤東主動将馬克思主義中蘊含的調查研究思想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每是問”精神結合起來，真正注意“了解中國是個什麼東西”。青年時期毛澤東就注重遊學考察，參加革命後他積極開展長沙、湘潭等調查，後來又進行了湖南考察、尋烏調查、興國調查、長岡鄉調查等，為延安時期實事求是思想的提出奠定重要實踐基礎。
“每事問”是中國式調查研究的形象表達。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更是深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價值的傑出代表。為說明“中國革命也需要作調查研究工作”，毛澤東引用孔夫子話語“每事問”、中國俗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類的普遍經驗“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親口嘗一嘗”等，啟發人們要深刻認識調查研究的重要價值。“每事問”出自《論語·八佾》，講到“子入太廟，每事問”，記載孔子到太廟參加魯國國君祭祖的典禮，一進太廟，就問這問那，幾乎問每一件事，後來指遇事多做了解、多向人請教，實際上是中國式調查研究的話語表達。“每事問”是一種做事态度，更是一種工作方法。青年毛澤東遊學考察，提倡“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1919年他組織成立“問題研究會”，要求“問題之研究，有須實地調查者，須實地調查之”。1920年他緻信周世钊，“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領導紅四軍時，毛澤東積極提倡調查研究，主動将調查研究寫入黨的決議。在毛澤東的正确領導下，調查研究逐步成為延安時期全黨的重要工作方法。黨中央專門成立中央調查研究局，内設調查局、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三個科室，具體領導全黨調研國内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及社會階級關系等。毛澤東不斷掀起全黨範圍内的調查研究，延安時期組成兩大調查研究團：一是西北局調查研究團，調查對象陝甘甯邊區綏德、米脂特區，寫出一系列調查報告如《米東農業生産一般情況》《印鬥九保調查統計》等；二是延安農村調查團，重點調查米脂楊家溝，寫出《米脂楊家溝調查》等。此外，還有中央青委考察團、婦女生活調查團、戰地考察團等，他通過這些手段推動調查研究成為我們黨重要的工作方法。
毛澤東非常“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總是身體力行開展調查研究。延安時期，他提出“調查研究是轉變黨的作風的關鍵一環”，積極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廣大黨員幹部在工作中逐步認識到調查研究的重要價值。延安時期，黨中央還出版了一系列調查研究的文件、書籍、文章等，如《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農村調查〉序言和跋》《關于農村調查》《出發歸來記》、政治課本《調查研究》等，較為詳細介紹了調查研究的具體方法。總之，經過廣泛的調查研究活動，全黨充分認識了調查研究的重要意義，真正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并做到從中國實踐出發探尋中國道路。
二、掌握群衆觀點和群衆路線工作方法是“結合”的結果
人民性是馬克思主義最鮮明的底色。馬克思早在1839年就提到“人民性”；1842年還講到出版物的“人民性”。延安時期，毛澤東立足唯物史觀，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敬天保民”“王道”“德治”“民以食為天”等民本思想進行了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形成中國共産黨的群衆觀點、群衆路線。
（一）群衆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人民性與“民本”思想相結合的典範
孟子講“民貴君輕”，提醒統治者重視群衆的作用，這與恩格斯講到的“構成曆史的真正的最後動力的動力……不如說是使廣大群衆、使整個整個的民族……行動起來的動機”，有一定相似性，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貴君輕”僅是統治策略，毛澤東對其進行了馬克思主義改造與發展，形成了中國共産黨路線和政策的出發點——群衆觀點。
群衆觀點是毛澤東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民本思想的創新性發展。恩格斯概括唯物史觀：“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态所掩蓋着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這與“民本”思想有一定相通性，但“民本”思想有明顯的階級性。毛澤東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深刻反思“民以食為天”“民貴君輕”等，形成群衆路線的創新性表達：首先指出“民”是政治曆史概念的基本成分，中國共産黨要代表人民群衆的利益并為實現他們的利益奮鬥終生，為此毛澤東主動把人民群衆看作中國革命的主力軍，注重給予選舉權、被選舉權等，要求黨要以“最廣大人民群衆所擁護為最高标準”。其次，毛澤東把“畏民”觀升華為“愛民”觀，提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人民上帝”說，突破了中國傳統社會“君”為中心的民本觀，賦予“民”實實在在的地位、尊嚴和利益。毛澤東指出：“我們的第一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東西，而是給人民以東西。”以往統治者“‘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最後，毛澤東以“愛民”為前提和中介，把“聽政于民”提煉為我們黨“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以人民群衆的社會實踐和根本利益為标準，是科學性和主動性的有機統一，既升華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又創新了馬克思主義群衆史觀。
“群衆觀點是共産黨員革命的出發點與歸宿。”群衆觀點是毛澤東将馬克思主義群衆史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結合的産物，延安時期毛澤東對其進行了創造性說明。群衆觀點是一種政治立場。1929年毛澤東就指出：“與站在政治觀點即群衆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這是一個很嚴重的政治路線問題。”延安時期毛澤東強調群衆觀點，要求中國共産黨要代表人民群衆利益，真正從群衆利益出發，胸懷“滿腔熱情”，敢于“當小學生”，敢于放下“臭架子”，真正尊重群衆首創精神，真正向群衆學習。群衆觀點是一種思維方式。毛澤東強調：“想問題從群衆出發就好辦。”1943年，毛澤東發表《切實執行十大政策》，要求我們所有的事情都從群衆出發。正如他舉例，部隊中，領導要替士兵着想，機關、學校裡，領導要替大廚房、雜務人員着想，共産黨員要替人民着想。群衆觀點是一種工作方法。毛澤東分析，“把群衆力量組織起來，這是一種方針。還有什麼與此相反的方針沒有呢？有的。那就是缺乏群衆觀點”。概言之，群衆觀點就是相信人民群衆是中國共産黨的銅牆鐵壁，隻有主動與人民群衆團結一緻，真正把群衆組織起來，積極教育人民群衆，組織人民群衆，才能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任務。
（二）群衆路線是應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而提出的工作路線
延安時期，毛澤東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上主動改造“民心”“民本”“順民”等思想，提出“凡屬正确的領導，必須是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真正把黨的群衆觀點與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曆史唯物主義有機結合，科學概括出中國共産黨基本工作路線——群衆路線。
“曆史活動是群衆的活動”，毛澤東從小生活在農村，對群衆路線有深刻理解。第一，堅持群衆路線就意味着找準中國革命的主力軍。中國革命的主體“就是中國的老百姓……革命的骨幹呢？就是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人農民”。為此，毛澤東積極提倡深入群衆、動員群衆、發動群衆，提出“戰争的偉力……存在于民衆之中”。第二，堅持群衆路線就是把握中國革命實質。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的實質是群衆戰争，因此，動員群衆、組織群衆就是中國革命的任務。毛澤東指出中國的抗日戰争隻有發揮群衆作用，才有可能勝利。第三，堅持群衆路線就是順應最大多數人的意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強調“順民心”“民為貴”等，都沒有真正使人民群衆确立曆史主體地位。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的群衆路線講求“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才真正找到中國社會進步，真正實現調動群衆積極性、集中群衆智慧的科學方法。
群衆路線是中國共産黨的工作路線，具有豐富内涵。首先，群衆路線充分肯定民衆的基本權利。毛澤東指出，戰争的偉力“存在于民衆之中”。這要求我們必須将“捉兵法”“買兵法”改為“廣泛的熱烈的政治動員”，真正實現官兵一緻、軍民一緻，“和民衆達成一片”。其次，群衆路線肯定人民群衆的重要性。《論持久戰》中毛澤東詳細分析日本是強國，但是是小國，民衆不足，不足以全面占領中國，因此他認為隻要中國兵民團結、同心同德，就能取得勝利。毛澤東1939年高度評價農民起義和農民戰争；1940年他提出“中國的革命實質上是農民革命”；1941年講到“群衆是真正的英雄”；1945年總結人民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最後，群衆路線指出領導幹部幹工作的過程就是動員群衆的過程。毛澤東曾指出群衆路線不能貫徹，原因“就是他們做一件事情，總不願意向被領導的人講清楚，不懂得發揮被領導者的積極性和創造力”。1948年毛澤東更強調，“對其中極少數堅決的反革命分子，才經過群衆路線予以适當的處置”，意味着群衆路線就是要求黨員幹部必須積極走入群衆、教育群衆、動員群衆，幹好工作，即使遇到最艱難的工作也隻有通過群衆路線才能解決。
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醜。”因此，馬克思、恩格斯在領導國際工人運動過程中非常重視保障工人利益。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注重貫徹群衆觀點和群衆路線，找到了中國革命成功的根本方法。第一，堅信黨與群衆相結合是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根本方法。毛澤東指出，“群衆有偉大的創造力”“無論在什麼問題上，一定要能夠同群衆相結合。”真正注重“放手将解決問題的責任交給各分區，交給廣大群衆”。第二，形成群衆—領導—群衆的工作機制。毛澤東要求幹部必須注重傾聽群衆聲音、接受群衆監督、虛心聽群衆批評，真正和群衆結合起來。他主動把辯證唯物主義“實踐—認識—實踐”的基本原理同群衆結合起來，既實現“民本”思想的時代化、現代化，又形成群衆路線的工作方法。第三，群衆路線是中國共産黨宗旨的具體貫徹與落實。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毛澤東對中國共産黨員提出的價值标準和道德标準，群衆觀點和群衆路線是其基本要求，因此毛澤東注重“采取領導骨幹和廣大群衆相結合的方法”，主張真正做到“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
中華民族具有“萬物皆備于我”“為仁由己”“自作主宰”“依自不依他”等民族氣節，但近代不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為拯救民族于危亡，毛澤東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民族“自給自足”“艱苦奮鬥”“自力更生”“自強不息”等優秀品格結合起來，重新确立起中華民族獨立自主基本原則。
（一）獨立自主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自給自足”思想融合的結果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講究“自給自足”，強調要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但是一般僅針對内部，格局較小、視野狹窄，毛澤東對其進行了創造性轉化。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自給自足”，“自”是“自己”，“給”是“供給”，“足”是“滿足”，強調靠己不靠他，“農民不但生産自己需要的農産品，而且生産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剝削農民勞動産品為自己享用，是典型的封建經濟形式、自我中心主義者，強調自己管理自己，有鮮明的局限性和狹隘性及一定的排外性。馬克思主義是開放的理論，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就使整個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的根據地成功避免了“小圈子思維”蔓延。此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自給自足”思想是樸素唯物主義的體現。中華民族雖然始終堅持從自己的實際情況出發，主張把生存基本點放在自己身上，注重以自己的力量解決問題，堅持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具有唯物主義特質，但缺乏能動性、主體性，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後，中華民族自強、自主、獨立等思想和特質就煥發出新的生機。
獨立自主是中國革命勝利的基點。馬克思要求工人階級“組織成為與有産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後，高度重視民族獨立，多次以“自給自足”“自己動手”等話語強調我們在革命年代必須注重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決自己的問題。首先，毛澤東高度肯定“自給自足”的重大意義，強調我們隻有能獨立解決糧食、兵力、武器等問題，才能為抗戰勝利奠定基礎。抗日戰争是持久戰，毛澤東要求我們必須“組織各根據地上的經濟”，1937年他指示山西八路軍必須“發動民衆，收編潰軍，擴大自己，自給自足，不靠别人”。1942年他指出邊區必須實行自給自足制度，必須自己動手，豐衣足食。1945年他再次講到“假定将來有了外援，生活資料也隻能由我們自己來供給”，始終強調我們必須堅守自給自足的底線。其次，毛澤東對“自給自足”做了馬克思主義改造。毛澤東明确指出根據地的自給自足不同于封建社會的自給自足，不僅滿足吃、穿、住等基本需求，還強調形成依靠自己的制度與精神，為克服困難打下基礎，他指出：“紅軍應在統一戰線基本原則下……進一步發揮獨立自主精神。”其一，強調把工作基點必須放在自己身上。毛澤東明确指出中國共産黨就是靠自己發展自己，靠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1942年毛澤東曾緻電周恩來、劉少奇等，指出：“邊區現實行半統籌統支半自給自足制度，已走上軌道，不怕封鎖了。”其二，強調獨立自主是一種曆史主動。1945年毛澤東講到，“不靠任何外援，準備精神的與實力的條件對付将來内戰危險，應是你們今後工作的出發點”，強調我們要有提前做好工作的心理準備和實力準備，真正主動克服困難。
（二）獨立自主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自力更生思想結合的典範
馬克思主義要求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認識‘自己’運動的泉源上”。毛澤東主動将其和中華民族自力更生思想結合，形成中華民族獨立自主、自信自立的品格。
首先，1936年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中強調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依靠中國自己，必須主動和中國人民的價值觀念結合起來：“我們的方針要放在什麼基點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叫做自力更生。”中華民族一路走來，筚路藍縷，始終堅信中國問題靠中國人自己解決，必須“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體軍民的創造力”。其次，獨立自主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民族“依自不依他”民族氣節結合的産物。馬克思講無産階級“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延安時期毛澤東始終堅持獨立自主革命原則，積極進行抗日戰争，積極開展根據地建設、黨的建設，相信中國共産黨就是中國革命的中流砥柱，必須注重動員人民群衆。最後，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走向未來的根本原則。延安時期雖然任務重、條件差、問題多，但是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獨立自主原則，始終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赢得民族未來。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陝北公學都自信地講出“中國不會亡，因為有陝公”；面對蔣介石發動的内戰，中國共産黨堅信“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相信依靠人民群衆可以打出一個新中國，為此毛澤東積極帶領西北野戰軍轉戰陝北、馳騁戰場。
延安時期，毛澤東的經典著作有150多次使用獨立自主，始終強調中國革命必須依靠中國人民獨立自主完成。首先他強調獨立自主完成中國革命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正如毛澤東講到中國抗戰必須“采取獨立自主的積極的作戰方針”“必須采用獨立自主的遊擊戰和運動戰”，但是“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内，能動地争取戰争的勝利”。為此始終不放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有理有理有節的原則等，正因為中國共産黨堅持從實際出發，從而使得其獨立自主的抗戰原則最有底氣。毛澤東指出，獨立自主必須依靠人民群衆的力量。他高度重視政治動員，強調“動員了全國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敵于滅頂之災的汪洋大海”，實際上就是他真正看到了人民群衆的作用。毛澤東還強調獨立自主是人的精神支柱：“中國必然要變成一個中國人民獨立自主的中國”，為此，他積極組織開展革命鬥争、生産運動、整風運動，始終堅信“中國共産黨能”，正因為延安時期中國共産黨有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柱，才創造出延安精神，赢得了革命勝利。
中華民族有民族氣節，強調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抗戰，但也積極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并注重利用外援。抗日戰争時期，毛澤東指出：“‘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把抗日民族革命戰争引向勝利之途的中心一環。”“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政策，既須統一，又須獨立。”毛澤東能将統一戰線的原則和獨立自主的策略有機結合，為我們赢得民族獨立奠定重要基礎。毛澤東科學認識獨立自主與利用外援的關系。獨立自主是我們的立黨之本，但也不放棄一切可能的外援，“外援是不可少的”。《新民主主義論》把中國革命看成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就是為了尋找更多的國際合作者，但是中國共産黨利用外援的前提是獨立自主，正如毛澤東所言，“在堅持獨立戰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則下盡可能地利用外援”，“但是我們不能依賴它”。延安時期毛澤東積極接待斯諾、貝特蘭、世界學聯、美軍觀察者等外國各界人士的采訪，并主動和他們交朋友、談心，還專門成立延安國際處負責接待外來考察團等，注重在獨立自主基礎上形成黨的對外政策，積極擴大黨的國際聲譽。新時代中國共産黨同樣堅持獨立自主基本原則，積極堅守“獨立自主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是我們立黨立國的重要原則”。
（三）獨立自主是馬克思主義鬥争精神與中國人民艱苦奮鬥傳統結合的創新性體現
馬克思主義無産階級鬥争學說，與中華民族艱苦奮鬥的傳統具有内在統一性。延安時期毛澤東主動把馬克思主義鬥争精神與中國傳統的奮鬥精神結合起來，形成中華民族艱苦奮鬥的優良品格。
馬克思、恩格斯不畏艱難，積極支持工人運動，一次又一次掀起國際工人運動新高潮，毛澤東主動把馬克思主義鬥争精神與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品質結合，形成中華民族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首先，毛澤東指出中國共産黨的獨立自主以艱苦奮鬥為基礎。“沒有中國共産黨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艱苦奮鬥，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産黨過去依靠艱苦奮鬥取得革命成功，未來還需要繼續依靠艱苦奮鬥。其次，毛澤東指出艱苦奮鬥是中國共産黨的品質。1938年八路軍後方留守處發出布告：“陝甘甯邊區軍民，服從政府領導……艱苦奮鬥，不敢告勞。”1941年毛澤東稱贊新四軍“雖受日寇和反共軍夾擊，必能艱苦奮鬥，盡忠民族國家到底”。正因為中國共産黨艱苦奮鬥，敢于吃苦，敢于為民奮鬥，才赢得了人民群衆的擁護。最後，毛澤東指出艱苦奮鬥是我們戰勝困難的精神支柱。艱苦奮鬥是途徑，更是精神，正因為擁有艱苦奮鬥的精神支柱，因此抗日的困難、根據地的困難、黨的建設的困難、國共合作的困難等，都沒有壓垮中國共産黨，并使我們黨始終保持革命樂觀主義精神。1939年毛澤東和《新華日報》記者談話：“我國國力和敵人對比，還是相差很遠，要準備實行反攻的力量，非全國一緻，艱苦奮鬥，是不可能的”，強調中國共産黨隻有弘揚艱苦奮鬥精神，才能赢得革命成功。
獨立自主不是空話，必須以艱苦奮鬥為基礎。近代中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但因為中國共産黨有艱苦奮鬥的法寶，才不斷走出一條獨立自主的革命道路。延安時期毛澤東不僅多次用“艱苦奮鬥”，還賦予艱苦奮鬥豐富内涵。其一，艱苦奮鬥的主體是人民群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人民沒有政治權利，也沒有人格地位，自然也不是社會主體，毛澤東主動把人民群衆看作中國革命艱苦奮鬥的主體，“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衆”。其二，艱苦奮鬥必須從實際出發。艱苦奮鬥不是蠻幹，強調要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充分了解現實，真正做到從實際出發探尋解決問題的科學方法。其三，艱苦奮鬥的目的是改善生活。艱苦奮鬥是優良傳統，而不是“苦行僧”，艱苦奮鬥的目的在于改善生活，正如毛澤東講到，“在有根據地的條件下，不提倡發展生産并在發展生産的條件下為改善物質生活而鬥争，隻是片面地提倡艱苦奮鬥的觀點，是錯誤的”，強調要把艱苦奮鬥與改善生活結合起來，真正實現民族獨立、人民富裕。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篇章是中國共産黨人依靠自身力量實踐出來的。”我們要看到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新形态，是中國豐富實踐經驗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産物。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标志着中國人民真正有了自主精神。毛澤東強調：“自從中國人學會了馬克思列甯主義以後，中國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動轉入主動。”新時代我們将繼續自信自立地探索民族複興道路。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典型形态——毛澤東思想的産生，既成功改造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又成功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标志着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經得到結合，形成了創新性的話語體系。
話語表達方式是思想的外衣，毛澤東不僅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結合的話語内容原創，還高度重視創新發展話語表達方式，成功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名言、中國警句、中國曆史、中國文學、中國寓言、中國俗語等話語方式的結合，充分彰顯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
1965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的成語典故》收集《毛澤東選集》中242個成語典故；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成語典故注釋》收集《毛澤東選集》中691個成語注釋；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詞語典故手冊》收集《毛澤東選集》中1101個詞語典故。延安時期毛澤東使用過數個成語典故，有些直接引用，有些點化生奇，有些直接創造，有些翻新使用，形成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獨特的表達方式，尤其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用“自相矛盾”中的“矛盾”表示事物對立統一的兩個方面。“矛盾”在中國古代是兩種作用不同的武器。《韓非子·難勢》記載着《自相矛盾》的故事。毛澤東也使用過“自相矛盾”的本意，強調說話前後不能沖突，但《矛盾論》中他用“矛盾”表示事物的兩個方面關系，認為“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都始終存在“矛盾着的雙方”。毛澤東這樣使用，既突破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矛盾”的本意，又形象生動地表達了對立統一的範疇，既詳細分析了矛盾的同一性和鬥争性，又詳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同時，毛澤東使矛盾原理轉化為矛盾分析法，要求人們要善于使用矛盾分析法處理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創舉，深深影響着中國人的思維方式。
第二，用“相反相成”說明矛盾的同一性和鬥争性。“相反相成”最早出于《老子》“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天下萬物生于有，有生于無”，本意強調有與無、難與易，相反相成、對立統一，共同推動事物發展。《漢書·藝文志》講到：“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毛澤東引用“相反相成”說明矛盾的同一性和鬥争性，“相反”指矛盾雙方的互相排斥、互相鬥争；“相成”指在一定條件之下矛盾雙方的互相聯結、統一。毛澤東主動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相反相成”建立在唯物主義基礎上，既使其有了确定的哲學意義，又使其成為事物的兩個基本特性。毛澤東科學論述了二者的辯證統一關系，相反即對立，相成即統一，二者共處于同一事物，是事物的兩個方面，正如他講到“怎樣解釋戰争中提倡勇敢犧牲呢？豈非與‘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形象展示出“相反相成”的意義。毛澤東用“相反相成”表達矛盾的同一性和鬥争性，既形象生動，又充滿辯證色彩，還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本土化。
第三，用“物極必反”闡釋矛盾雙方相互轉化原理。“物極必反”中的“極”即頂點，“反”即相反。《戰國策·秦策》講：“臣聞物至而反，冬夏是也。”《例疑子·環流》講：“物極則反，命日環流。”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物極必反”指事物發展到了頂點，必然向相反方向轉化，是一種循環論觀點。毛澤東用“物極必反”說明矛盾相互轉化，是一個創造性的表達，賦予其“度”的意義，強調事物超過一定的“度”，才向相反方向轉化，毛澤東指出“‘訓政’多年，毫無結果。物極必反，憲政為先。然而言論不自由，黨禁未開放，一切猶是反憲政之行為”，強調把握“度”。毛澤東還賦予其發展的意義，用“物極必反”表達事物向對立面轉化的含義，闡釋出這是一個有新事物産生的發展過程，不是簡單的循環往複；賦予其“适”“必”等意義。用“物極必反”表達矛盾相互轉化原理，并賦予其“适”“必”等意義，使“物極必反”成為一個能動的實踐過程，表達出人對事物變化發展的把握，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
毛澤東讀中國文學名著注重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相結合，形成獨特的表達方法，《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文學卷）統計毛澤東共閱讀并批注過的文學名著達107本，尤其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用《三國演義》的故事闡釋曆史演變。1936年毛澤東與邵力子談論國内合作，他講到“國共兩黨實無不能合作之理。《三國演義》雲：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弟與先生分十年矣，今又有合的機會，先生其有意乎？書不盡意”，指出國共合作有可能，有基礎，表明他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描述曆史發展現象，實則是對曆史規律探索的表達。1944年毛澤東緻信楊紹萱、齊燕銘，談及《逼上梁山》劇本，指出：“曆史是人民創造的……這種曆史的颠倒，現在由你們再颠倒過來，恢複了曆史的面目……你們這個開端将是舊劇革命的劃時期的開端……希望你們多編多演，蔚成風氣，推向全國去！”可知，毛澤東主張用群衆史觀改造中國曆史戲劇劇本。1945年毛澤東和黃炎培談論曆史發展規律，指出中國共産黨找到了跳出“合”“興”的秘訣——人民監督。毛澤東對中國王朝“合”與“分”“興”與“衰”的讨論，凸顯了人民群衆的作用，表明我們黨找到跳出曆史周期律的答案，這其中無疑具有唯物主義辯證法特質。
第二，用“三打祝家莊”的故事闡釋曆史規律。1937年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用宋江三次攻打祝家莊的故事闡釋摸清情況、調整方法等對解決問題的意義。毛澤東喜歡《水浒傳》，多次引用該劇目說明曆史發展規律。1942年7月延安平劇院成立，毛澤東指示要創作“三打祝家莊”故事劇本；1942年11月，毛澤東再次引用“三打祝家莊”的故事，強調統一戰線中裡應外合、相互配合的意義，要求要将合法鬥争和秘密鬥争結合起來；1944年“三打祝家莊”正式成立劇本小組，并從毛澤東那裡借來120回本《水浒傳》。毛澤東聽了劇本小組的創作彙報後再次指示：“第一，要寫好梁山主力軍；第二，要寫好梁山地下軍；第三要寫好祝家莊的群衆力量。”945年該劇在延安公演，毛澤東寫信祝賀“很有教育意義”。“三打祝家莊”的故事被毛澤東闡釋為摸清實情、内外結合、順應民衆需求等馬克思主義方法，既通俗又好懂，有效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
第三，用經典神話故事闡釋曆史唯物主義原理。《矛盾論》中毛澤東引用“誇父逐日”“羿射九日”和《聊齋志異》中的鬼狐變人等故事闡釋矛盾變化，指出神話故事和童話故事均具有幻想的同一性。“幻想的同一性”是馬克思主義反映論的體現，既揭示了神話故事的實質，又使馬克思主義反映論得到豐富，啟發我們必須堅持唯物主義立場，從實際出發，真正實現“具體的同一”。《論持久戰》再次引用孫悟空的事例，說明中華民族一定要依靠人民群衆的力量才能戰勝法西斯主義，“我之包圍好似如來佛的手掌……把這幾個新式孫悟空——法西斯侵略主義者，最後壓倒在山底……形成一個使法西斯孫悟空無處逃跑的天羅地網”。這個比喻形象說明了人民群衆在抗日戰争中的作用，既實現了中國神話故事的脫胎換骨，又實現了曆史唯物主義的本土化。
毛澤東廣泛閱讀中國曆史著作、軍事書目，注重與馬克思主義戰争學說結合，形成毛澤東獨特的軍事辯證法思想。
“春秋無義戰”是毛澤東對帝國主義戰争的總體看法。《孟子·盡心下》記載，孟子在向公孫醜談起梁惠王時，認為梁惠王很不仁義，他為了争奪土地而驅使老百姓作戰，又驅使他的子弟戰死，孟子講“春秋無義戰”。毛澤東借用“春秋無義戰”說明帝國主義戰争的性質，指出“隻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中國曆史上戰争很多，研究戰略戰術也很多，但是缺乏對戰争本身的思考，毛澤東寫作《中國革命戰争的戰略問題》指出戰争的實質、規律、目的等，形成正确的戰争觀，明确指出戰争的目的“在于消滅戰争”，人民群衆隻能“用戰争反對戰争”。毛澤東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義戰”表達馬克思主義軍事觀點，通俗易懂、簡單明了，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有機結合。
毛澤東用“人心向背”“因勢利導”闡釋戰争勝負的決定因素。《魏書·楊舞傳》講到“兼觀民情向背，然後可行”，意思是戰争必須看老百姓的态度。中國古代雖然重視民心，但僅把人民群衆看作工具，沒有真正看到人民群衆的曆史作用。毛澤東用“人心向背”“因勢利導”等表達戰争，“人心”“勢”均是唯物因素，“向”是方向，強調我們要尊重事物發展規律，看到“人心”“勢”的客觀因素，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導”，真正發揮人民群衆在戰争中的作用，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戰争理論的中國化，又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化。
毛澤東用中國傳統辯證法思想闡釋軍事戰略戰術，如用“誘敵深入”“避其銳氣”“攻其不備”“聲東擊西”“兵不厭詐”“養精蓄銳”“以一當十”等充滿中國文化底蘊的辯證思想闡釋中國革命鬥争策略，形成戰争中正确處理敵方與我方、全局與局部、集中與分散、持久與速戰、統一戰線與獨立自主等的認識，形成遊擊戰、運動戰、陣地戰等多種人民戰争戰術，形成“靈活機動”“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積極防禦”“戰略上藐視、戰略上重視”等人民戰争戰略，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軍事原則的本土化運用，又實現了中華優秀傳統軍事文化的創新性發展。
民間俗語是人民群衆在生活實踐中創造出來的具有口語性和通俗性的語言，簡略通俗、明了易懂、意味深刻。毛澤東非常善于使用這種話語方式表達馬克思主義。
如，毛澤東用民間故事闡釋馬克思主義觀點。“虎”是中國人熟悉的動物，他經常用“虎”的詞語典故、民間俗語表達馬克思主義觀點，如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表達實踐的重要性；用“調虎離山”“坐山觀虎鬥”“為虎作伥”“投畀豺虎”“虎狼”“九牛二虎之力”等形容蔣介石領導下的黑暗統治，實際上是階級鬥争學說的形象表達。另外毛澤東還用“真老虎”“假老虎”“紙老虎”“鐵老虎”“活老虎”等表達反動派，要求我們要通過現象看本質，真正認識到反動派的真面目。毛澤東為民衆最熟悉的“虎”賦予廣泛的社會意義，使其生動表現了統治階級的形象，既實現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争學說的中國化，又提升了中國民間故事的社會價值與意義。
又如，毛澤東善于用民間順口溜闡釋馬克思主義哲學。毛澤東對民間俗語理解深刻，并善靈活運用，如用“吃一塹，長一智”表達實踐與認識的關系，“吃一塹”意味着認識必須經過社會實踐，“長一智”是認識結果，形象生動；用“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衆人拾柴火焰高”等形容多人多智、團結合作的重要性。“諸葛亮”是人民群衆家喻戶曉的傳奇人物，“臭皮匠”是弱者形象，“諸葛亮”“臭皮匠”一強一弱形成鮮明對比，讓人民群衆真正感受到團結起來的重要性。另外，毛澤東還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表示要認清新事物，啟示人們看到未來和希望，注重促進事物發展；用“夾着尾巴做人”形容共産黨人要始終保持謙虛謹慎的優秀品質；用“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形象表達做事欠全面考慮，就容易陷入自我困境。毛澤東這些通俗表達既使我們可以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哲理，又使中國傳統俗語得到激活、創造。
再如，用民間俚語表達馬克思主義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澤東非常重視将馬克思主義原理轉化為工作方法，如他用當“班子”、抓“牽牛鼻子”“彈鋼琴”等表達我們必須抓重點、抓關鍵、抓核心；用“黨八股”“勤務員”“孺子牛”“勞動大學”“批評與自我批評”等形容中國革命過程中的現象、方法、問題、途徑等，既使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轉化為中國俗語，又使中國傳統詞彙得到複蘇、生奇、化用。毛澤東是思想大師，也是語言大師，靈活地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不僅實現了二者在内容上的創新，還實現了二者在表達方式上的統一。新時代我們要認真研究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話語創新，真正貫徹與落實好習近平關于“兩個結合”的重要論述，牢牢堅持“六個堅持”，不斷推動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與創新。
（作者簡介：常改香，延安大學政法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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