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幹掉貪婪的資本饕餮——解讀南希•弗雷澤的《食人資本主義》

如何幹掉貪婪的資本饕餮——解讀南希·弗雷澤的《食人資本主義》

藍 江

2022年南希· 弗雷澤的新書《食人資本主義》(Cannibal Capitalism)的确起了一個十分駭人的标題。從詞源學來看，cannibal并不是标準的英文單詞，而是西班牙人在大航海時期，遇到了加勒比海上的泰諾人，西班牙人發現泰諾人會同類相食，他們吃人的時候，發音是caniba, 這個詞被西班牙人轉化為西班牙語中的caníbal, 最後演變成英語中的cannibal, 意思是動物的同類相食，當然，用在人身上的時候就變成了食人。但是，對于讀者來說，為什麼在南希· 弗雷澤眼中，當代資本主義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後的資本主義是“食人資本主義”?當代資本主義如何“食人”?這便是南希· 弗雷澤這本書需要向我們解答的問題。

在一次采訪中，南希· 弗雷澤表示對Verso出版社設計的封面非常滿意。封面上是一個銜尾蛇(ouroboros)的形象，代表着一條蛇正在吞噬自己的尾巴，也意味着它在吞噬着自己的身體。換言之，通過銜尾蛇的形象，南希· 弗雷澤想給我們表達的意思是：資本主義的貪婪欲望，從一個危機點到另一個危機點，從生态破壞到民主崩潰，從種族暴力到護理工作的貶值，這些危機點都在新冠疫情發生中達到了頂點。用南希· 弗雷澤自己的話來說：“對于一個系統來說，它就是在吞噬自己的社會、政治和自然基礎——被吞噬的這些東西也是我們社會的基礎。”

顯然，南希· 弗雷澤通過食人和銜尾蛇的形象告訴我們，在巨大的金融危機和社會危機面前，在新冠疫情肆虐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問題面前，她必須重新拾起曾經被遺棄的資本主義的批判的鋒芒。曾經從女性主義的身份政治來進行修正資本主義社會不平等和不公正的理想主義，最終讓位于用批判的武器來将其鋒芒對準資本主義體制本身。而在她身後，矗立着馬克思、恩格斯、法蘭克福學派、卡爾· 波蘭尼這些資本主義批判的大師。而在今天，她重新用資本主義批判穿透了資本主義危機的症候，即資本主義是一條不斷吞噬着自己身體和根基的銜尾蛇，如果我們繼續依賴于這個殘忍而不人道的制度，整個人類也會随之滅亡。不過，為了厘清南希· 弗雷澤在《食人資本主義》的基本脈絡，我們必須回到她自己的思想發展史。

一、從承認到再分配

出生于1947年的南希· 弗雷澤當然首先是一位女性主義思想家。在她生活和學習的那個年代，正趕上波芙娃、伊利格雷(Irigaray)、克裡斯蒂娃(Kristeva)等人的女性主義理論的流行；即使在美國，與弗雷澤同行的也有朱迪斯· 巴特勒(Judith Butler)、伊麗絲· 馬裡翁· 楊(Iris Marion Young)這樣的女性主義思想家。但與此同時，南希· 弗雷澤也認為自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精神的承襲者，盡管她并沒有去過法蘭克福，但在弗雷澤的書中，早已将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哈貝馬斯、霍耐特等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家作為自己的精神向導。正因為如此，才塑造了南希· 弗雷澤早期獨特的寫作風格。她秉承了女性主義的獨特立場，堅持從女性的平等和公正角度來重新思考政治哲學和經濟制度的問題，所以她對羅爾斯等人為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進行了回應，提出女性地位的平等，是對羅爾斯提出的“自由優先于善”原則的駁斥和抨擊。正如南希· 弗雷澤自己曾批判指出的：“結果是出現了女性主義政治的新階段，在其中，性别正義被重新建構。在這一階段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挑戰分配不公和錯誤承認的互相聯結的不公正。”由此空間，南希· 弗雷澤發現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框架下，天然存在着對性别正義的歧視和偏差，從而導緻在新自由主義多元文化的框架下，勢必帶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

在這個方面，南希· 弗雷澤有一個明确的對話對象，這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霍耐特(Honneth),而霍耐特正是主張和羅爾斯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合流的哈貝馬斯的高足。相對于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霍耐特意識到，交往理性和主體間性模式固然是好的，但是，在參與對話和協商的主體間性之前，還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什麼樣的人可以參與對話和協商，什麼樣的主體可以成為主體間性的主體之一呢?通過重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霍耐特明确提出了以“承認”(Anerkennung)為中心的身份政治的概念，他指出：“為了揭示主體甚至在敵對競争的條件下也能夠在法的基礎上獨立解決沖突(如生活契約論說陳述的那樣),理論焦點就必須轉向主體間性的交往關系，這種關系常常已經預先保證了最低限度的規範共識，因為隻有在這些契約之前的相互承認關系中(這種相互承認關系決定了社會競争關系),通過互惠限制各自自由領域的個人意志中的道德潛能才能積極表現出來。”3霍耐特的意思很明确，即在我們參與對話協商達成協議之前，有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我們彼此互相承認對方為主體，我們隻有具有主體的身份才能進入到對話中，解決主體間的矛盾沖突。但是，在漫長的曆史發展過程中，對主體身份的承認不是自然而然的過程，正如南希· 弗雷澤所看到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黑人就不是主體，隻有那些白人莊園主才是主體，女人長期以來不被承認為主體，因為隻有家裡的成年男性才能有主體的資格。因此，人并非天生就具有主體的身份，隻有當主體成為某種身份，代表某種身份背後的政治團體利益時，他們才具有主體間性的資格。

但是，一旦将黑人或女性承認為主體，在政治哲學領域中的不平等就解決了嗎?南希· 弗雷澤顯然看到了霍耐特承認理論中的一個痼疾。表面上，霍耐特試圖通過承認問題，解決了黑人、女性、LGBT+、其他少數族裔沒有權利，無法參與到真正的政治對話之中的問題，但是承認的身份政治也随之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南希· 弗雷澤在一本與霍耐特針鋒相對的對話集《再分配，還是承認?》(Redistribution or Recognition?)中入木三分地指出：“讓我來解釋。把承認看作是一個正義的問題，就是把它當作一個社會地位的問題。這意味着要考察文化價值的制度化模式，以及這種模式對社會參與者的相對地位的影響。如果以這種模式承認參與者為同伴，能夠在社會生活中彼此平等地參與，那麼我們就可以談論互惠的承認和地位平等。相反，當文化價值的制度化模式将一些行為者構成為低等的、被排斥的、完全是另類的，或者幹脆是不可見的，因此在社會互動中不完全是夥伴，那麼我們就應該說是錯誤的承認和低劣的地位。”簡言之，南希· 弗雷澤認為，承認依賴于中文化價值的制度模式，這種相互承認的模式并不是将參與者建構為平等的個體，而是以某種文化身份參與到模式之中。某些身份如黑人和女性、LGBT等，即便可以被承認參與對話和協商，但是他們已經帶上某種象征化的“标記”,比如黑人是“野蠻的”,女性是“激情的”或“歇斯底裡的”。與其說參與對話和行為是主體，不如說他們是帶着某種象征化的身份面具進入到對話之中的。一位女性議員進入到會場，就必須為女性說話，而黑人對話者自然說不出除了黑人立場之外的任何事情。表面上，承認理論賦予了各個不同個體身份，允許他們以身份參與到對話與協商中，參與到主體間性的社會交往之中，但實際上，他們不是他們自己，而僅僅隻是他們的身份。身份政治一方面賦予他們政治權利，也将他們的靈魂和肉身禁锢在那個象征化的身份之上。

不過，這個時期的南希· 弗雷澤并非否定承認的政治價值，她仍然承認理論下的身份政治是進步的，但是這種承認的身份政治很容易堕入到一種簡化主義(reductionism),即将活生生的個體還原為某種在既定的文化價值模式中的固定身份的投影。為了避免這種壞的簡化主義，就必須進行所謂的承認批判(critique of recognition),在南希· 弗雷澤看來，最重要的事情并非徹底推翻承認政治塑造起來的對話和協商的公共理性，而是需要通過承認批判，實現對承認背後的不平等的文化價值模式進行修正。也就是說，承認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背後的文化價值模式，這種文化價值模式造成了各種身份地位的不平等，如果有一個更為平等的文化價值模式、平等而公正地分配各種價值，那麼承認理論就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換言之，在承認理論之前，必須建立一個更為平等的分配模式，更為公正的文化價值的制度，這就是再分配(redistribution)。用南希· 弗雷澤自己的話來說：“如前所述，我的概念的規範性核心是平等參與的概念。根據這一規範，正義要求社會安排允許所有(成年)社會成員作為同齡人彼此互動。我聲稱，為了使參與的平等性成為可能，至少必須滿足兩個條件。首先，物質資源的分配必須确保參與者的獨立性和‘話語權’,我稱之為參與性平等的客觀條件。它排除了阻礙平等參與的經濟依賴性和不平等的形式和程度。……第二個條件要求文化價值的制度化模式對所有參與者表示平等的尊重，并确保實現社會尊重的平等機會。我将把這稱為參與性平等的主體間性條件。它排除了系統地貶低某些類别的人和與之相關的品質的制度化規範。”也就是說，如果承認是主體間性交往的前提，那麼更為平等的文化價值的制度模式的再分配就是承認的前提，承認總是一種物質資源分配和文化價值分配下的承認。因為一旦獲得承認，主體就以某種身份參與到資本主義的體制中；但如果這個體制存在問題，那麼承認的身份政治反而加深了底層民主的苦難命運。

換言之，對霍耐特的承認批判，必然走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再分配批判。早期的南希· 弗雷澤并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她起先隻想用“再分配”概念來補充霍耐特的承認理論，正如哈貝馬斯認為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制度并沒有完結，通過商談倫理和協商政治的修複，仍然可以建立以主體間性交往理性為基石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霍耐特的承認理論是交往理性理論的修正和補充，而南希· 弗雷澤自己也隻是用再分配理論來修正和補充霍耐特的承認理論。在這個事情上的南希· 弗雷澤沒有想到，她的再分配勢必種下徹底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種子，因為當她的“再分配”将理論的矛頭指向更為平等的文化價值制度模式時，實際上已經隐含了資本主義不可能在自身内部解決這個問題。資本主義的貪婪和逐利正在日益摧毀讓其得以存在的社會基礎，而這是之後南希· 弗雷澤在經曆了金融風暴和新冠疫情才逐漸認識到的問題，這也是她在2018年發表了《女性主義宣言》之後意識到的問題。也就是說，隻有回到階級問題，回到馬克思和波蘭尼的論述，徹底批判資本主義的制度，才能找到一個更為平等的“再分配”;承認理論解決不了這個問題，隻有對資本主義進行最徹底的批判，才能為人類找到有希望的未來。

二、告别身份政治，走向資本批判

翻開《食人資本主義》的扉頁，南希· 弗雷澤寫道：“獻給拉合爾· 耶齊(Rahel Jaeggi)。”一般來說，書的緻辭是獻給最重要的親人和恩師，或者對自己的思想産生重大影響的人物，而拉合爾· 耶齊比南希· 弗雷澤整整小20歲，而且是曾經與自己對話的霍耐特的弟子。南希· 弗雷澤這樣一本新書，為什麼會獻給一個學術上和年齡上的晚輩?在緻辭下面，還有一句：“她是不可或缺的對話夥伴和密友。”讓南希· 弗雷澤與耶齊成為忘年交的或許是一次對話，正是這次對話改變了南希· 弗雷澤之前的思考，對于耶齊的老師霍耐特，南希· 弗雷澤與之針鋒相對，用資本主義再分配批判來修正霍耐特的承認批判。但對于拉合爾· 耶齊，南希· 弗雷澤完全沒有這種銳利的刀鋒，而是用溫柔的緻辭向耶齊表達了感謝，同時在《食人資本主義》中，弗雷澤也多次提及了耶齊的貢獻，那麼耶齊對弗雷澤産生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2016年，鑒于拉合爾· 耶齊和南希· 弗雷澤都有批判理論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背景，英國Polity出版社的編輯約翰· 湯普森(John Thompson)便邀請二人就“批判理論下的資本主義”進行了一次對談。這次對談的成果，于2018年經編輯整理之後，以《資本主義：一次批判理論下的對話》(Capitalism:A Conversation in Critical Theory)為标題公開出版。盡管耶齊是霍耐特的學生，但與霍耐特秉承哈貝馬斯的交往理性轉向，試圖用承認理論來修正商談倫理的主體間性理論的根基不同，耶齊似乎沒有打算在交往理性和新自由主義政治哲學領域中繼續糾纏下去，反而她通過對“異化”概念的重新解讀，重新回到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傳統，她更接近于霍克海默、阿多諾、本雅明，而不是哈貝馬斯和霍耐特。因此，耶齊在與南希· 弗雷澤的對話中延續了這種資本主義批判的思想傳統。例如，耶齊指出：“這正是我的異化定義，我認為異化是某種無力感和不自由，而這種無力感和不自由正是由創造了異化并使之運轉起來的人類的‘流離’和臣服所導緻的。但我們也應該讨論資本主義社會中市場所施加的‘結構化力量’。這可能是資本主義區别于非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個獨特特征。我特别想到的是，在資本主義下，商品交換的結構被深深地注入社會生活中的說法。這種說法有不同的版本，但基本的想法是，把某種東西當作銷售而生産的商品，就是改變我們與它和與我們自己的關系。這涉及去個人化或漠不關心，并以工具性的，而不是内在的價值來确定與世界的關系。通過這種方式，市場行使了一種定性的結構化力量：它塑造了‘世界觀’,我們生活的‘語法’。”對于這樣的觀點，南希· 弗雷澤也稱贊道：“這是非常法蘭克福學派的觀點!”換言之，耶齊提出了自己的生活形式批判，這意味着她不再關注個體與個體的主體間性的交往模式，而是關注資本主義以經濟和生産為中心的制度化模式。對我們的世界觀、生活方式的塑造問題，哈貝馬斯的主體間性的交往理性仍然以資本主義的商品交換結構為原型，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哈貝馬斯和霍耐特的交往理性批判、主體間性理論和承認理論，不可能真正掙脫資本主義的框架，他們頂多算是資本主義下的修正理論，他們看不到資本主義貪婪和霸權帶來的全球性的災難，也看不到資本主義的生産模式對其他非資本主義的掠奪和吞噬。

南希· 弗雷澤在與耶齊的對話中顯然深受觸動。在這裡，她的一些發言已經預示了後來的《食人資本主義》的萌芽。例如，弗雷澤談道：“馬克思在這一點上很有見地。他說，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資本本身成為主體。人類是它的棋子，淪落到通過喂養野獸來弄清他們如何在夾縫中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弗雷澤和耶齊一樣，不再将所有人看成主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變成了一個怪獸，它需要生存，它需要擴張，它需要将自己的力量布滿全球，因此這個作為主體的資本，必然需要不斷地吞噬它所能吞噬的東西，到了後來甚至那些不能被它吞噬的東西，包括它自己在内，都必然被資本吞噬掉。在資本面前，人類的主體性是孱弱的，人類主體與資本主體根本不在同一個層次上，人類是資本主體的棋子，而資本這個野獸殘忍無情，随意地吞噬着任何物體和生命，讓人類成為滋養資本主義的食物。在這個方面，耶齊顯然也認可資本主義食人的邏輯：“經濟實踐總是已經嵌入到生活形式中，考慮到這一點，将資本主義定義為一個可以獨立于它們的系統的努力就變得複雜了——特别是如果我們想避免你自己批評過的在無辜的‘生活世界’和經濟動态的自由流動的‘系統’之間的嚴格區分。這種劃分将資本主義視為一台自我延續的‘機器’,它以人為食，但決不是由人驅動。”

這正是在對話中耶齊賦予南希· 弗雷澤的新的思考方向，在一定程度上，讓弗雷澤從傳統的身份政治批判中走出來。因為這種身份政治批判(即便是經過修正的再分配身份政治)不可能真正觸及那個背後吞噬着人類生命和創造力的資本怪獸，即便在觀念上創造出讓各個身份平等的制度模式，也不可能在現實層面上得以實施。一位真正驅動資本主義現實問題的，恰恰是一種隐秘的資本主義實在論的力量，這就是美國左翼批判家馬克· 費舍(Mark Fisher)的“資本主義實在論”(capitalism realism),用費舍的話來說就是：“資本主義是一個超抽象的非個人結構，沒有我們的合作，它将一無是處。資本是一個抽象的寄生蟲，一個貪得無厭的吸血鬼和僵屍制造者；但它轉化為死勞動的活肉體是我們的肉體，而它制造的僵屍是我們的僵屍。在某種意義上，政治精英是我們的仆人；他們從我們這裡提供的悲慘服務是清洗我們的性欲，為我們義務性地重新呈現我們不被承認的欲望，好像他們與我們無關。”當這樣的饕餮式的資本怪獸盤踞在我們之上的時候，真正的解放(無論采用何種協商和議程)都是不可能的，這或許是南希· 弗雷澤選擇覺醒的原因之一，因此，在《食人資本主義》的開頭，她就大聲疾呼：“在資本依賴掠奪财富的情況下，受到威脅的是這個系統的普遍性——因此也是它的合法性——以及它的統治階級通過包括同意和武力在内的混合方式實施霸權統治的能力。在每一種情況下，這個系統都有一種内在的自我穩定的傾向。由于未能補償或修複其隐秘場所，資本不斷吞噬它所依賴的支撐。就像一條吃自己尾巴的蛇，它吞噬了讓自己成為可能的條件。”正如弗雷澤反複強調，資本主義是一種制度，這種制度的根源并不在于穩定和平衡的結構，資本主義的真正規則隻有一個，讓不知餍足的資本怪獸不斷地吞噬能吞噬的一切。今天的生态危機、生産關系危機、性别危機、政治危機并不是資本主義的異常狀态，恰恰相反，這是資本主義制度發展的必然結果，政治、階級、性别、生态都是它所能吞噬的食物，在沒有解決掉資本這條貪婪的貪吃蛇之前，人類各種各樣的危機不可能根除。所以，我們需要對資本主義及其資本饕餮巨獸進行最徹底地批判。

三、回到馬克思和卡爾· 波蘭尼

對于資本主義的批判，如果不能停留在身份政治上的原因，那麼批判需要回到最原始的武器。對于左翼批判理論來說，最有效的武器有兩個，一個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另一個就是卡爾· 波蘭尼(Karl Polany)在《大轉型》一書中提到的經濟嵌入社會的問題。我們分别看看南希· 弗雷澤是如何回到馬克思和卡爾· 波蘭尼的。

實際上，在與耶齊的對話中，南希· 弗雷澤已經重新意識到馬克思對于當代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性。在2018年的《女性主義宣言》中，她就意識到身份政治的悲哀在于選擇了部分精英人物作為某個身份代表，讓她們參與政治，就仿佛擁有該身份的人都得到解放一樣。譬如說，在面對2016年大選的時候，希拉裡與特朗普競選，自由女性主義仿佛認為希拉裡當上了美國總統就代表着全體女性的解放，但是，即便奧巴馬當了總統，美國黑人的糟糕境地也沒有絲毫改善；同樣，希拉裡當了美國總統，那些底層女性尤其是西班牙裔和底層女工的狀況也不會有任何好轉。所以，弗雷澤強調說：“自由女性主義的目的是精英統治，而不是平等。她們不是為了摒棄社會等級制，而是提出一個女性化版的等級制，保證頂層的女人和男人同屬于那個高貴的階級。十分明确，其受益人是那些已經擁有相當高貴的社會、文化和經濟地位的人。與在财富和收入上的巨大不平等相一緻，自由女性主義為新自由主義提供了一個逐漸閃耀的光輝，掩蓋了她們在尋求解放上的政策越來越退化。自由女性主義是歐洲伊斯蘭恐懼症和美國全球金融霸權的同路人。”在這個意義上，弗雷澤意識到階級問題或平等問題優先于性别議題，因為女性和黑人中也有精英和資産階級，也有資本的仆從，但底層地位的人，無論何種種族、膚色、性别，他們在公共領域中都無法發出自己的聲音。所以，解決底層被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的問題，不是身份政治，不是講究政治正确的文化政治學，而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

在《食人資本主義》中，南希· 弗雷澤用了一章篇幅，讨論了馬克思的剝削和壓迫理論，并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延伸提出了主要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外圍國家的掠奪地位。後者我們完全可以視為南希· 弗雷澤在馬克思主義的框架下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的延伸。在對馬克思的《資本論》進行分析之後，弗雷澤給出了一個解讀，即資本主義平等交換是建立在一個不平等交換基礎上的，這是資本主義交換體系的一個花招，即用剝削之後的價格作為工資來交換工人的勞動力。因此，弗雷澤提出：“馬克思的理論有許多優點，其中有一個優點毋庸置疑。通過從剝削的角度來看待資本主義，它揭露了在交換視角下所掩蓋的東西：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雙重)自由工人的階級統治的結構性基礎。”不過，這并不是南希· 弗雷澤在《食人資本主義》中讨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的理由，她更關心的是，資本主義内部對工人勞動力的剝削，是以外部對非資本主義體系世界的掠奪為前提的。也就是說，當資本主義生産開始時，它們不僅需要剝削國内的工人，也需要從各種非資本主義體系中掠奪而來的資源，這些資源包括了對殖民地和外圍構架的直接掠奪，對内在的少數族裔和女性家務護理勞動的掠奪，也包括被資本主義認為是無生命存在的自然資源的掠奪。總而言之，隻有通過掠奪，才能讓工人在大機器的工廠裡進行生産；隻有通過掠奪，華爾街的金融機制才能不停歇地運轉；隻有通過掠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才能建立霸權的帝國主義秩序，将資本主義對第三世界或外圍國家的掠奪徹底合法化。南希· 弗雷澤帶着痛心疾首的腔調寫道：

掠奪是通過沒收他人的力量和自然資源，并将它們掠奪到資本擴張循環之中。這或許是公然暴力的沒收，如新世界的奴隸制；也可能披着商業外衣的，如當今時代的掠奪性貸款和債務贖回權。被掠奪的主體可能是資本主義外圍的農村或原住民共同體，或者是資本主義中心區的主體或從屬群體的成員。一旦被掠奪，這些群體可能最終成為被剝削的無産者，如果夠幸運，或者說如果不夠幸運，可能淪為貧民、貧民窟居民、佃農、“土著人”或奴隸，成為薪資合同之外的被持續掠奪對象。被沒收的資産可能是勞動力、土地、動物、工具、礦藏或能源，但也可能是人、他們的性和生殖能力、他們的孩子和身體器官。然而，重要的是，被掠奪的能力被納入資本的價值增殖過程。簡單偷竊不夠用。與資本主義興起之前的那種掠奪不同，我在這裡所謂的掠奪是沒收+掠奪并用之于資本積累。

也就是說，南希· 弗雷澤盡管認同馬克思在資本主義内部的剝削形式，也認同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本結論，但南希· 弗雷澤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主義批判僅僅停留在資本主義内部是不夠的，所以在《食人資本主義》中，她提出需要一種率“擴展版”(expanding)的資本主義批判視角，即将純粹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擴大到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對社會生活之中的非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掠奪。這表示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系統與非資本主義系統實際上屬于兩個體系，而資本主義不僅在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内部通過剝削壓迫實現資本增殖，也通過不斷掠奪外部的非資本主義社會體系而維持和發展資本主義。但實際上，這些所謂的外部的非資本主義社會體系，是讓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成為可能的必要前提，一旦資本主義貪婪地吞噬了這些社會體系，意味着資本主義正在吞噬自己的身體和根基，成為《食人資本主義》封面上的銜尾蛇隐喻。

其實，南希· 弗雷澤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社會體系之間做出的區分，與其說來自馬克思，不如說來自出生于匈牙利後來到英國的思想家卡爾· 波蘭尼。波蘭尼一生的著述不算多，但留下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大轉型》(The Great Transformations)。在書中，波蘭尼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不僅存在着經濟體系，也存在着社會體系。波蘭尼使用了嵌入(embeddedness)的概念來批判以哈耶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派，這種學派認為政府隻需要當好守夜人的角色，而市場可以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實現社會的最佳配置。但波蘭尼堅持認為這種理想化的市場社會從未存在過。與哈耶克的判斷相反，波蘭尼認為在19世紀之前，人類的經濟活動包括市場在内，一直都是嵌入在社會體系之中的。但是，在走向資本主義社會之後，這一切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從根本上講，這正是由市場控制經濟體系會對整個社會組織産生緻命後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讓社會的運轉從屬于市場。與經濟嵌入社會關系相反，社會關系被嵌入經濟體系之中。經濟因素對社會存續所具有的生死攸關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結果。因為一旦經濟體系通過分立的、以特定動機為基礎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來運轉，社會就必須以使該體系得以根據自身的法則運轉的方式來形塑自身”。簡言之，與哈耶克主張讓經濟和市場來控制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不同，卡爾· 波蘭尼主張用社會價值和體系來抵抗經濟體系和市場的吞噬，保證社會體系不被市場徹底消化掉。

在《食人資本主義》中，卡爾· 波蘭尼對南希· 弗雷澤的另一個影響體現在《大轉型》的曆史分期。實際上，南希· 弗雷澤在書中建立了一個完整的食人資本主義坐标軸，有一個橫軸，這些橫軸涉及被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吞噬掉的各個社會體系和非資本主義體系，包括對殖民地和第三世界、外圍國家的掠奪，對女性和其他家庭成員家務勞動和護理工作的掠奪，對所謂的無生命的自然的恣意開采，對傳統的公共政治領域的話語霸權等。但縱軸上，弗雷澤明顯直接采用了波蘭尼的曆史分期，即将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分成了三個時期：(1)16—18世紀的商業資本主義或重商主義資本主義的形式，這是資本主義萌芽階段；(2)19世紀的自由主義—殖民資本主義時期，這個時期開始對外掠奪，已經對女性、兒童和其他少數群體“内在殖民”;(3)“二戰”後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其實，卡爾· 波蘭尼的《大轉型》也隻寫到這個階段為止，畢竟波蘭尼的《大轉型》與哈耶克的市場理論的鬥争也出現在這個階段。不過，如果南希· 弗雷澤如今邯鄲學步式地隻談到國家資本主義階段，《食人資本主義》就無法顯現出其特定的價值，弗雷澤在一定程度上擴展了波蘭尼的結論，即在我們今天，面對的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這個階段被弗雷澤命名為“金融資本主義”階段。

這個“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為什麼這麼重要?相對于國家資本主義階段有什麼區别?對于南希· 弗雷澤來說，主要的區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通過何種手段來牟利和剝削，而是在于它們如何利用不同的方式來吞噬非經濟的社會體系。以家庭護理和關懷來說，在國家資本主義階段，由于需要妻子充當家庭護理和關懷的工作，因此，女性被塑造成中産階級家庭的賢妻良母的形象，妻子養育孩子，做好家務，照顧老人等，也就是說，丈夫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受剝削是以妻子犧牲自己承擔資本主義的再生産和護理工作為前提的。但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表面上看女性主義鬥争讓妻子和其他女性擁有了和男性一起工作的權利，但這正是金融資本主義所需要的類型，家庭和護理工作業已被資本主義商品化，家政公司通過雇傭拉丁裔和黑人女性，從而讓白人中産階級家庭的女性可以和丈夫一樣為資本主義的利潤而奮鬥。此外，大型公司為了吸引這些優秀的女性員工，甚至試圖通過商業化服務取代原先不可能被取代的服務。在南希· 弗雷澤的書中，就列舉了蘋果和Meta等公司，為了留住那些具有較強技術能力的女性員工，他們可以為員工報銷代孕和冷凍卵子的服務，讓她們不至于為生育和撫養下一代而耽誤為資本主義高科技企業創造利潤。當資本主義大企業為女性報銷這一類費用的時候，并不是體現了資本家的良心發現以及對女性員工的關心，而是這些原先不可被商業化和資本化的領域被資本主義吞噬之後(提供資本化的代孕服務和冷凍卵子服務),女性再沒有其他理由拒絕老闆的判斷，将她們社會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綁定在資本主義的戰車上，變成資本饕餮巨大身軀的一部分。這是資本主義的危機，但不是暫時的危機，因為這個危機在作為吞噬自己身體的銜尾蛇式的資本主義形象中業已奠定了，無法在資本主義内部來克服這場危機。因此，南希· 弗雷澤高聲呼喊道：“這個階段，失控的金融化淹沒了社會政治領域，使其權力減少到無法解決緊迫的問題，包括那些危及資本長期積累前景的問題。”

結語：超越食人資本主義

《食人資本主義》雖然是2022年上市的新書，但隻有書的“後記”部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後寫的，但是正如南希· 弗雷澤所說，新冠疫情本身不是問題，當一個社會是健全的時候，新冠疫情的沖擊不至于導緻整個社會的崩潰。但是，在2020年的時候，南希· 弗雷澤看到，面對新冠疫情危機，美國政府沒有處理好，而這次新冠危機與其說暴露的是人類面對自然的脆弱，不如說是食人資本主義本身吞噬了自己賴以生存的基礎，從而裹挾着資本主義體制下的所有人走向滅亡。因此，新冠疫情以及金融危機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并不是可以在資本主義體制下解決的問題，這些問題毋甯說是資本主義固有本質所帶來的問題，除非資本主義制度滅亡，否則這些問題不可能真正得到解決。用南希的話來說，“這場疫情是所有食人資本主義矛盾的交彙點：在這裡，食人的自然和護理工作，政治能力和邊緣化的人口，在一場緻命的狂歡中合并在一起。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資本主義功能紊亂的狂歡，毫無疑問，新冠疫情确立了一勞永逸地廢除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必然性”。

在這個意義上，南希· 弗雷澤通過《食人資本主義》向我們表明，她已經徹底走出早年依賴于女性主義身份政治和再分配的政治哲學，她意識到徹底摒棄資本主義體制，建立一個更為平等的文化價值的制度模式，食人資本主義的危機才能被超越，才能思考一個更為平等的社會。或許，我們可以用《食人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句話來結尾：

現在是時候該餓死這頭饕餮巨獸，一勞永逸地幹掉食人資本主義!（注釋略）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哲學系、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圖書評論》 202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