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發展理路、内在困境及其出路

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發展理路、内在困境及其出路

鄭祥福 淩哲宏

   20世紀伊始，馬克思主義逐漸呈現出多樣化與本土化的發展态勢。繼列甯将馬克思主義俄國化後，秘魯共産黨的奠基人何塞·卡洛斯·馬裡亞特吉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曆程，為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提供了諸多經驗。然而，拉美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的問題上也面臨諸多挑戰，這與他們對馬克思主義本質的理解以及拉丁美洲的現實息息相關。為了解釋其内在根源，有必要回溯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曆程，闡述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曆史必然性及其發展機理。

一、19世紀末至1917年：拉美馬克思主義與本土思潮的機械雜糅

　　自巴拉圭獨立戰争以來，拉丁美洲殖民地解放運動風起雲湧，遭受西班牙、葡萄牙長達300多年殖民統治的拉美大陸，在西蒙·玻利瓦爾、聖馬丁·馬托拉斯等獨立運動先驅的帶領下先後獲得了解放和獨立。獨立後的拉美國家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在政治上建立什麼樣的政權？在經濟上走什麼樣的道路？在思想上形成什麼樣的主導意識形态？一言以蔽之，拉美向何處去？一時間，空想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基督教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古典自由主義等政治經濟思潮輪番登場。在各種思潮的喧嚣中，馬克思主義逐漸進入拉美，開始對拉美國家發展道路的選擇産生影響。1880年代，拉美的進步知識分子開始傳播馬克思主義并逐步将其付諸實踐。

　　作為早期拉美馬克思主義者，阿根廷共産黨的奠基人胡安·胡斯托曾嘗試将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與社會達爾文主義相調和。1894年，胡斯托在阿根廷創建了國際工人社會主義黨。該黨于1896年更名為阿根廷社會主義黨，1900年更名為阿根廷社會黨，1918年從中分離出阿根廷共産黨。1898年，胡斯托翻譯出版了首部完整的西語版《資本論》第1卷，并開始在拉美傳播馬克思主義。但是，胡斯托并非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19世紀末，他曾支持阿根廷社會主義黨提出的“放棄建立無産階級政權”的《原則宣言》。盡管他辯稱其靈感主要來自馬克思，但實際上卻受到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施坦、讓·饒勒斯以及實證主義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埃米爾·塗爾幹、赫伯特·斯賓塞等人的影響，反對暴力革命，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有自我進化的能力。1912年，胡斯托通過競選成為阿根廷國會議員，并于1921年當選阿根廷總統。他在執政期間一方面推行社會改革，另一方面又對同資産階級或帝國主義合作持寬容态度，因此被視為馬克思主義溫和派的代表。

　　著名詩人曼努埃爾·烏加特是另一位阿根廷的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也是一位反對美國和西班牙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者。20世紀初，他曾作為阿根廷社會黨的代表常駐歐洲，進而與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國際）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基于拉美各國發展不平等的現實，烏加特重視民族差異，反對第二國際提出的“共産主義應以消除國家（民族）邊界為目标”的綱領，并在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上與第二國際意見相左，認為社會主義者不應反對自己的民族，“社會主義不等于民族自殺”。作為馬克思主義革命派，烏加特為馬克思主義拉美化作出了重要貢獻，奠定了拉美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然而，随着其與胡斯托等馬克思主義溫和派的矛盾白熱化，烏加特在黨内被邊緣化，并于1916年被開除出阿根廷社會黨，他所緻力于的馬克思主義拉美化也遭遇挫折。

　　智利工人運動領袖路易斯·埃米利奧·雷卡巴倫同樣是早期拉美馬克思主義革命派的代表人物。1912年，他創立了智利社會主義工人黨，1922年改稱智利共産黨。受“教育哲學”啟發，雷卡巴倫主張采用教育與宣傳兩種方式動員工人，以進步的思想武裝工人頭腦，喚醒他們的主體意識和革命鬥志，進而發動無産階級革命。為此，他帶頭興辦無産階級學校，并将這種動員方式普及至整個拉美地區，緻使拉美進步知識分子紛紛效仿。雷卡巴倫還積極緻力于媒體宣傳和教育，先後創辦了多份無産階級報刊，為勞工發聲。1924年，雷卡巴倫因反對軍事獨裁的鬥争失敗以及對革命前景感到失望而自殺。

　　總之，馬克思主義在拉美的早期傳播，一方面受到拉美反動勢力的鉗制以及當時拉美盛行的實證主義和達爾文社會主義的影響，另一方面也面臨馬克思主義在拉美尚未紮根于群衆、尤其難以獲得受壓迫最深的拉美土著的共鳴等難題。為此，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以溫和立場調和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性，試圖讓馬克思主義在拉美獲得更大的政治生存空間；另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則意識到無産階級尚未充分覺醒，因而選擇以理性的姿态進行思想啟蒙，動員無産階級革命。于是，早期的拉美馬克思主義隻能在與拉美本土激進左翼的結合中催生出工團主義等思潮，設想以工人自治代替國家，最終淪為一種烏托邦。

    二、1918—1959年：拉美馬克思主義同“拉美例外論”和教條主義的鬥争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推動了世界馬克思主義走向新時代，列甯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理解和運用成為各國無産階級革命的典範，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浪潮迅速席卷拉丁美洲。在深入研究拉美國情的基礎上，拉美進步知識分子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拉美各國實際相結合并進行了辯證的創造，将馬克思主義拉美化推向新階段。

　　馬克思主義拉美化是在與“拉美例外論”的論戰中拉開序幕的。早期拉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曾遭受熱衷于資産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的橫加指責，他們受殖民宗主國的影響，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歐洲的産物，不适應拉美實際。針對這種“拉美例外論”，被稱為“拉美馬克思主義之父”的馬裡亞特吉指出：“社會主義不能是社會主義制度毫無生機的複制品或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教條主義應用。它必須是一種‘英雄的創造’；拉美的現實必須賦予它生命。”為此，他不僅提出“馬克思主義必須拉美化”的口号，而且将拉美化馬克思主義從與本土思潮的機械雜糅引向了辯證創造的通途大道。1919—1923年，馬裡亞特吉流亡歐洲，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1923年夏回國後，他在潛心研究秘魯國情的基礎上完成了代表作《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顧名思義，這部著作由七篇論文彙集而成，集中反映了馬裡亞特吉的拉美化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内容包括：（1）為秘魯無産階級革命找到了革命的主體——印第安民族，因為他們受殖民者和資産階級壓迫最深、反抗意識最強；（2）揭露了歐美帝國主義企圖控制拉美的真相，号召斬斷暗中支持秘魯獨裁政權和封建殘餘勢力的帝國主義在秘魯的特權，因為它們使秘魯社會百弊叢生、改革寸步難行；（3）找到了秘魯式的無産階級革命道路；（4）反對将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反對将人數衆多的拉美宗教信徒拒之于革命隊伍之外，主張利用拉美神學凝聚共識，構建起拉美人對共産主義的崇拜，從而激發他們的革命潛能；（5）重視意識形态對國家發展的重要作用，主張文化上的“去殖民化”，認為秘魯文學應植根于本土，實現民族精神的獨立和自由，而不是延續西班牙殖民文化傳統，削弱革命鬥志。《關于秘魯國情的七篇論文》标志着馬裡亞特吉已經成熟地将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運用于分析拉美社會和秘魯現實，正确地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必須拉美化的理論依據。時至今日，拉美人仍然認為：“馬裡亞特吉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早期的——也是獨特的——拉美民族馬克思主義的典範。”

　　與馬裡亞特吉不同，拉美另一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梅裡亞更寄希望于青年和知識分子來領導無産階級革命。盡管他承認工農和印第安人中蘊藏着巨大的革命潛力，但認為他們有待“開化”。在創辦何塞·馬蒂人民大學時，梅裡亞将“科學教育、政治反教條主義和社會正義”作為三大原則，并推崇古巴解放運動先驅何塞·馬蒂的獨立自由精神，主張把無産階級革命同反對帝國主義統治的鬥争緊密聯系起來。他指出：“摧毀帝國主義的明确鬥争……并不是一個十分布爾喬亞的民族鬥争，而是一個無産階級的國際鬥争，隻有肅清帝國主義的根源，即資本主義，真正自由的國度才會存在。”為此，他認為古巴革命應當利用國内階級矛盾，發動無産階級革命，一舉推翻國内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勢力，最後建立古巴社會主義新國家。

　　在20世紀初的二三十年中，馬裡亞特吉和梅裡亞等拉美馬克思主義者開辟了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美好前景。但是，在兩位思想家相繼逝世後，馬克思主義拉美化進程開始面臨内外困境，不得不在與教條主義的鬥争中艱難前行。就内部而言，一些所謂的“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将共産國際的指示教條化，質疑馬裡亞特吉等人的本土化方案的可行性，将他們斥為“異端”。就外部來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加緊了對拉美利益的争奪，而蘇聯為與美帝抗衡，試圖動員拉美無産階級發動革命。在這種背景下，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重任落到了一名外來者維多利奧·柯多維拉的身上。意大利人柯多維亞于1911年加入意大利社會黨，1912年流亡阿根廷後加入阿根廷社會黨，并很快成為該黨左翼領導人。1917年，他為阿根廷創辦了第一份馬克思主義報紙《國際主義報》。1918年，阿根廷社會黨左翼同右翼決裂，随後拉美第一個共産黨組織——阿根廷國際社會黨成立。1920年，阿根廷國際社會黨改稱阿根廷共産黨，而柯多維拉因工作表現和能力突出受到重用，并成為共産國際南美書記處負責人。此後，他一邊扮演拉美反帝急先鋒的角色，一邊以其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見解影響蘇聯對整個拉美的政策。1928年，在共産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上，“發現美洲”成為一項重要議題。然而，這次會議提出的“第三時期”理論完全脫離了亞非拉各國革命的實際。該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已進入全面崩潰時期，從而把無産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提上日程，結果給各國共産主義運動造成誤導并使其因此陷入困境。随後，因二戰爆發、美蘇争霸等原因，拉美共産主義運動被要求服從蘇聯的利益，并受到斯大林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白勞德主義等的影響，教條主義盛行，馬克思主義拉美化進程也因此停滞了30多年。

　　到了1950年代，在美蘇争霸的國際環境下，蘇聯領導人開始倡導社會主義和平過渡的方針，主張拉美共産黨通過選舉上台執政。這導緻拉美大多數共産黨盲目相信資本主義制度的包容性，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探索也因此轉向社會改良，從而催生出 “軍事社會主義”“合作社會主義”等拉美社會主義本土化實踐。墨西哥社會主義人民黨創始人維森特·隆巴多·托萊達諾在領導墨西哥勞工運動的實踐中将馬克思主義與墨西哥本土的革命思想相結合，提出了與政府合作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設想。為此，他于1936年組建了墨西哥勞工聯合會，并運用唯物史觀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端，号召“不同階級利益的統一、通力合作，支持國家工業化”，試圖通過工業革新不斷改善拉美底層民衆的生活水平。此外，他還主張将馬克思主義作為墨西哥大學改革的教育指導原則。

三、1960年後：拉美馬克思主義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多元探索 

   1959年古巴革命的勝利，以及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對本國道路的探索，轉變了蘇聯對拉美的長期影響，将馬克思主義拉美化推向開放性的發展道路，重新燃起了拉美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發展的希望。在政治上，拉美各國紛紛效仿古巴革命，推行社會主義；在經濟上，拉美誕生了馬克思主義的“依附理論”，用來解釋并解決拉美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問題；在文化上，解放神學、解放哲學和解放教育學等啟蒙運動強化了拉美民衆的主體意識，使他們擺脫了西方資本主義的精神奴役。

　　（一）卡斯特羅主義和格瓦拉主義的興起

　　古巴革命是拉美社會主義革命的榜樣，它不僅為西半球建立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掃清了障礙，而且刺激了拉美底層民衆的廣泛覺醒。菲德爾·卡斯特羅和切·格瓦拉領導的遊擊戰徹底擊敗了美國支持的獨裁者富爾亨西奧·巴蒂斯塔政權，創造了拉美無産階級通過遊擊戰打敗美帝的“神話”，也成就了影響深遠的“卡斯特羅主義”和“格瓦拉主義”。卡斯特羅曾為拉美革命者繪制了鬥争方案，即強化黨的領導，依靠革命的知識分子，團結工農，發揮能動的革命精神，采取遊擊戰争，消耗敵人的意志，打擊來自各方面的敵人。古巴革命勝利後，在卡斯特羅主義的指導下，古巴堅持社會主義道路60多年不動搖，倡導社會公正、人民民主和拉美團結。因此可以說，卡斯特羅主義是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一個轉折點。

　　如果說卡斯特羅對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貢獻主要集中在革命和政治領域，那麼格瓦拉的精神則深入到社會文化領域，并成為西方左翼運動的象征。格瓦拉認為，古巴革命勝利的關鍵在于遊擊戰，而格瓦拉主義也成為“遊擊中心論”的代名詞。古巴建立社會主義制度後，格瓦拉又提出了社會主義“新人”理論。他指出，經濟制度、政治權利、文化教育等措施将保障古巴人獲得全新的物質和精神武裝，通過與社會産生積極的互動成為“新人”，而不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異化的人”。作為曾經分管古巴經濟建設的國家領導人，格瓦拉在理論與實踐中堅決反對教條主義，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本質上是開放的，馬克思主義必須以“知性的勇猛”來應對新問題，不能成為“冰冷的經院哲學”和一種防禦性思想。因此，正是格瓦拉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開放進程。

　　（二）依附理論和解放哲學的形成

   20世紀晚期，拉美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遭遇重重困境。1970年代，智利的薩爾瓦多·吉列莫爾·阿連德政府被推翻，“阿連德社會主義”提出的通過和平方式向社會主義過渡方案宣告失敗。1979年上台執政的尼加拉瓜桑蒂諾民族解放陣線在1990年選舉失利，淪為反對黨。1970年代從秘魯共産黨中分離出來并于1980年代活躍于秘魯的“光輝道路”曾号召“為建立真正屬于被剝削階級人民的政權而戰鬥”，但卻在1997年被列為恐怖組織，其創始人也死于獄中。1994年，被稱為“後冷戰時代反抗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槍”的墨西哥薩帕塔農民起義難以擴大成全國性的革命，不得不于1996年與政府簽訂和平協議。與此同時，美國對古巴實施了長達50多年的封鎖，緻使其在經濟發展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難。為了防止拉美出現第二個“古巴”，美國傾力将拉美打造成其“後花園”，通過軍事幹預和秘密行動不斷迫害拉美左翼，在這種形勢下，拉美馬克思主義巧妙地深入到經濟和文化領域，創造性地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新成果——依附理論和解放哲學。

   20世紀中葉，受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二分法分析框架、“宗主國—殖民地”等思想的啟發，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構建了“中心—外圍”理論。在此基礎上，智利學者恩佐·法萊托和巴西學者、前總統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等人進一步發展出馬克思主義的依附理論。依附理論認為，資本主導的世界市場形成了“大工業中心”和“為大工業中心提供原材料的外圍國家”這一發展結構，由于發達的中心國家在科技、人力、資源等方面占主導地位，于是出現了支配并剝削落後的外圍國家的現象，從而形成了兩者之間的經濟依附關系，而這種經濟依附還帶來了政治、文化等領域的依附。發展中國家要實現發展，就應當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賴，阻止西方國家在經濟、技術、思想、文化等領域的入侵。對此，以世界體系理論奠基人之一安德烈·岡德·弗蘭克為代表的激進主義依附派認為，唯有通過革命，外圍國家才能徹底擺脫被剝削的曆史命運；而以巴西著名經濟學家塞爾索·福爾塔為代表的改良主義依附派則認為，中心國家并不想失去外圍國家的配合，因而外圍國家應依靠強有力的政府，以談判或建立組織的方式來維護平等自主、互利發展的關系。依附理論将馬克思主義與經濟民族主義有機地結合起來，在思想方法和理論淵源上汲取了馬克思和列甯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分析，同時又将本民族經濟的發展放在第一位，拓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殖民地國家如何發展經濟的研究。馬克思主義依附理論的産生，使20世紀下半葉拉美國家思考如何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擺脫對西方國家的依附問題成為潮流，标志着拉美民族的集體覺醒，因此依附理論也被稱為殖民地國家或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學。

　　與依附理論相伴而生的還有極具拉美特色的解放神學、解放哲學和解放教育學。1970年代，以列奧波爾多·塞亞為代表的一些拉美哲學家率先對西方哲學發起挑戰，嘗試構建“第三世界”的哲學。塞亞認為：“哲學就是覺悟，就是意識到依附狀态，意識到受壓迫的地位，就是覺悟起來去争取解放。哲學已經不是一項規劃，而是一種态度，要用這種态度來建立解放哲學，建立非異化的哲學。這種哲學必須以批判的方式從歐洲哲學中解放出來。”此後，拉美湧現出一大批立足“第三世界”的本土哲學家及其解放哲學，例如，恩裡克·杜塞爾的解放倫理學對“解放他者”的建構，阿圖羅·阿道關于世界文化中心“西移”的讨論，奧古斯托·薩拉紮·邦迪對作為“統治者文化”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批判，弗朗西斯科·米羅·奎薩達關于“具體環境中的人本主義”的論述，等等。總之，拉美的解放哲學家嘗試通過恢複本土文化擺脫對歐美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依附，讓拉美人的精神世界接受“洗禮”，體現了1970—1980年代拉美馬克思主義在理論上的提升，充分表明了拉美人民不再屈從于西方大國、想要以獨立自主的姿态步入21世紀的信念。

　　（三）古巴社會主義的“更新”實踐與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戰略

　　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給世界共産主義運動帶來了嚴峻考驗，拉美共産黨也在曆經20世紀風雲變幻的世界共産主義運動後作出了策略調整。當時，很多人以為古巴在失去了蘇聯的支援後時日不多，但它卻憑借古巴化社會主義改革走向了21世紀，并提出了“更新”古巴的社會主義模式，其主旨是經濟、政治領域的“結構變革”和“觀念革新”，以改變依附型經濟發展模式，加強與拉美各國的聯系，在堅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注重效率，改革沉重的官僚體制，發揚批評和創新精神，反對僵化和教條主義。古巴社會主義的“更新”實踐最終使其和平渡過了特殊困難時期。

　　與此同時，1999年，委内瑞拉共産黨聯合國内左翼政黨組建了“統一社會主義黨”，推舉烏戈·查韋斯上台執政，這被視為拉美社會主義複興的标志。以查韋斯提出的“21世紀社會主義”戰略為代表，在拉美掀起了“粉紅色浪潮”：拉斐爾·科雷亞當選總統後提出了在厄瓜多爾建設“21世紀社會主義”的主張；玻利維亞第一位印第安人總統埃沃·莫拉萊斯提出了“印第安美洲社會主義”和“美好生活社會主義”的價值理念；巴西曆史上首位女總統迪爾瑪·羅塞夫繼承了前總統路易斯·伊納西奧·盧拉的“勞工社會主義”理論。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國的左翼政黨也在執政後相繼推出了溫和派的社會主義改革。他們高舉“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的旗幟，史無前例地關注民族身份，提出印第安民族身份、“美好生活”原則、均衡性、宇宙價值觀等具有民族色彩的社會主義理念，追求構建體現多民族特色的政治體制、建立保障印第安人民權益的社會模式、發掘印第安民族的社會價值等實踐體系，不斷汲取社會主義思想的靈感，關注從外國先進的建設模式中“以我為主，為我所用”的經驗。查韋斯指出：“我們必須重塑社會主義，但它不是我們看到的蘇聯社會主義。”科雷亞也指出：“傳統社會主義有一個固定模式，教條主義就是傳統社會主義的一個缺陷。我們不能給新的社會主義設定一個模式，而必須根據每個國家人民的現實情況來制定一套符合實際的解決方案。”

　　總之，20世紀下半葉以來，馬克思主義拉美化不斷走向深入。在曆經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和文化理論與實踐探索後，馬克思主義拉美化以一種新的姿态，運用無産階級革命的遊擊策略，将社會主義擴展到美洲大陸，這是拉美化馬克思主義的标志性成就。随着解放神學、解放哲學、依附理論等馬克思主義拉美化成果深入到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拉美民衆開始以一種更加理性和成熟的心态看待馬克思主義。盡管拉美“21世紀社會主義”還存在着各種不足，但在探索拉美發展道路的進程中，在馬克思主義與本土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拉美馬克思主義日益展現出民族色彩以及靈活、開放、多樣化的特點。

四、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内在困境及其出路

　　馬克思主義拉美化雖然取得了豐碩成果，但在理論和實踐上仍面臨諸多問題。

　　從理論上看，其一，多數拉美國家受托洛茨基主義、斯大林主義、白勞德主義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延緩了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進程，渙散了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探索的力量，導緻拉美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未能取得類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那樣的突破，反而屢屢陷入不同意見的争論之中。其二，一些拉美知識分子受當地文化或“拉美例外論”影響，隻看到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結論，淺嘗辄止地從某些理論表述中獲取靈感，卻忽視了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意義，沒有将馬克思主義上升為意識形态，因而無法達成思想上的統一，從而影響了社會主義實踐的發展。其三，一些拉美馬克思主義者或者把共産國際和蘇聯的指示以及古巴革命的成功經驗等奉為圭臬，或者空喊格瓦拉、卡斯特羅、馬裡亞特吉等拉美革命領袖的“名言”，沒有認識到“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馬克思主義活的靈魂”，未能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關鍵在于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來分析拉美各個時期的現實問題，制定相應的戰略策略。

　　從實踐上看，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後，作為馬克思主義拉美化代表的拉美共産黨的革命意志受到沖擊，在思想上、組織上陷入混亂，大批共産黨人對社會主義失去信心。進入新世紀後，拉美共産黨大都難以上台執政，隻能作為參政黨或在野黨，這使社會主義的理念和目标難以在國家政策中得到體現。許多拉美國家的共産黨甚至轉向了社會民主黨，雖然絕大多數拉美社會民主黨都在政治上偏向左翼，後來還成立了“社會黨國際”，試圖團結起來共籌拉美的未來發展，但從總體上講，拉美地區的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潮。因此，如何應對現實，提高黨的影響力，争取民衆的認同，在選舉中獲取多數席位，成為拉美各國共産黨人亟待解決的一個重大問題。

　　基于上述分析，反思馬克思主義拉美化進程及其實踐得失，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發展取決于深刻理解和把握以下要點。

　　第一，必須深刻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總體性，堅決反對試圖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是一個有機整體，任何試圖将三者割裂開來的做法都将導緻實踐上的失敗，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盡管20世紀以來許多國家都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目标，例如阿拉伯國家的納塞爾社會主義、非洲的村社社會主義、拉美的解放神學社會主義、西歐的民主社會主義等，但是這些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都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尤其是脫離了社會主義的靈魂——曆史唯物主義，從而抹殺了社會主義的科學性。迄今為止的曆史證明，那些所謂改良的馬克思主義或改良的社會主義不可能獲得成功。隻有在馬克思主義的曆史唯物主義指導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才能一步步走向勝利。

　　第二，本地土著及其傳統文化是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深刻基礎。拉美土著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都處于社會最底層，他們是拉美社會變革的最重要力量，但物質和文化基礎的薄弱又使其難當革命大任。因此，拉美革命必須團結當地土著和印第安人，提高他們的經濟基礎、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培育他們的主體意識，提高民族凝聚力。正如馬裡亞特吉所指出的：“我們的社會主義運動主要根源之一，可以在我們的土著民族的社會主義中發現。”言下之意，如果沒有土著群衆的參與，拉美社會主義就沒有未來。

　　第三，政黨建設是馬克思主義拉美化實踐獲得成功的關鍵。為了發展拉美馬克思主義、鞏固拉美社會主義，必須建設一個能夠團結廣大底層群衆的政黨。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21世紀初拉美各國的“粉色浪潮”正是得益于此，當時整個拉美地區共有20多個共産黨。當前，雖然拉美左翼在一些理論和現實問題上存在明顯的意見分歧，但基本面向依然向好，強大的韌勁沒有改變。隻要拉美共産黨能夠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提出為大多數人服務的施政綱領，并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統一全社會的思想意識，抵制外來幹涉，旗幟鮮明地同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錯誤思想和政治觀點作鬥争，争取絕大多數群衆的支持，就能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的目标。

　　第四，拉美共産黨人必須正視馬克思主義拉美化的曆史經驗，深入研究和探索具有拉美特色的社會主義。列甯曾經指出：“社會主義自從成為科學以來，就要求人們把它當作科學來對待，就是說，要求人們去研究它。必須以高度的熱情把由此獲得的日益明确的意識傳播到工人群衆中去。”拉美共産黨應當根據國情深入研究社會主義道路的各個階段及其具體任務，制定相應的方針和策略，在不斷反思曆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将馬克思主義推向本土化、民族化、時代化。如今，拉美共産黨人仍然受到馬裡亞特吉、梅裡亞、雷卡巴倫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精神感召，不斷汲取他們的理論養分，孜孜不倦地探索拉美社會主義道路，這是一個艱辛的過程，但前途是光明的。

　　（作者：鄭祥福、淩哲宏，浙江師範大學6774澳门永利）

　　來源：《國外理論動态》202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