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甯關于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的重要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列甯關于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的重要思想及其當代價值

李東明

　　列甯具有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的鮮明品格。早在建黨初期，列甯就強調社會民主黨人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發揮社會民主黨對工人運動的政治引領作用。在之後的革命與建設時期，列甯更是圍繞“從政治上看問題”進行了寶貴的理論思考與實踐探索。這不僅使布爾什維克黨不斷掌握政治主動和有效化解各種政治風險，而且為無産階級政黨如何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和提升黨的政治領導力提供了示範。2020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民主生活會時強調：“必須增強政治意識，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雖然當前的政治實踐無論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上都與列甯時期大不相同，但是重溫列甯關于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思想主張，從中探尋源頭活水，對于我們加強黨的政治建設和防範化解重大政治風險仍大有裨益。

一、觀察分析形勢要善于把握政治因素

　　列甯認為，無産階級政黨在觀察和解決問題時，首先應當從政治上加以考慮，要善于從紛繁複雜的事務表象中把握政治因素，避免出現政治上的極端幼稚和政治上的極端近視。早在建黨初期，列甯就強調社會民主黨人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必須透過工人階級經濟問題的表象把握政治因素，發揮社會民主黨的政治領導作用。在列甯的早期著作中不乏“從政治上看”“從政治上來進行推斷”“從政治上考慮”“善于在政治上估計”等字眼，足見他對該問題的高度重視。

　　在列甯看來，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和善于把握政治因素的人，就能夠“站如松”“坐如鐘”而不容易受各種事務表象所裹挾和幹擾，“就不會因為這些表面現象，因為一大堆個人沖突、糾紛、謾罵等等而感到驚慌失措、迷茫困惑、憂郁不安”。同時，列甯認為，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和把握政治因素，事關黨能否在曆史緊要關頭保持頭腦清醒并且作出正确的選擇。 

　　例如，針對黨内不少人甚至包括一些高層領導幹部由于不善于考察實行糧食稅等新經濟政策背後的政治因素而表現出來的質疑甚至是反對，列甯要求全黨在觀察分析形勢時要把握政治因素，要充分認識到黨領導蘇維埃政權實行的糧食稅政策“首先而且主要是一個政治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的本質在于工人階級如何對待農民。提出這個問題就意味着我們必須對這兩個主要階級之間的關系（這兩個階級之間的鬥争或妥協決定着我國整個革命的命運）作新的、也許可以說是更慎重更精确的補充考察，并且作一定的修正”。顯然，在列甯看來，俄共（布）由于在小農占人口大多數的國家執政，加之在農民對黨的政策表現出極度不信任的情況下，就必須考察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的關系這一重要政治因素，才能保持政治上的頭腦清醒并且作出正确的政策選擇，否則“黨就可能不穩定，它的垮台就不可避免”。

　　基于這樣的認識，在蘇維埃俄國從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緊要關頭，列甯特别強調全黨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在觀察分析形勢時必須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當時，針對黨内關于工會地位與作用的激烈争論，列甯強調：“問題隻在于（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也隻能在于）：一個階級如果不從政治上正确地看問題，就不能維持它的統治，因而也就不能完成它的生産任務。”這裡，列甯之所以作出該論斷，正是基于他在分析客觀形勢時對政治因素的精準把握。 

   1920年年底，蘇維埃俄國粉碎了外國武裝幹涉和國内白衛分子的叛亂，但是4年帝國主義戰争和3年國内戰争緻使俄國的生産遭到嚴重破壞，造成了難以忍受的饑荒和災難。這種經濟上的危機反映到政治方面，則是農民對餘糧收集制的不滿、小資産階級的動搖、無政府主義的泛濫、工人階級隊伍受到侵害和反革命活動的越發猖獗等。這說明，随着蘇維埃政權戰勝了國外武裝幹涉和國内武裝叛亂，所有被戰争掩蓋的矛盾和問題因和平建設時期的到來而愈發凸顯，所有适用于戰時的政策、體制、策略等也因和平建設時期的到來而顯得不合時宜。

　　其中，工會在戰後如何擺正位置和發揮作用，是延續戰時的軍事化和國家化，還是成為把黨與勞動群衆連接起來的“傳動裝置”并且在經濟建設中發揮有益作用，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更是一個亟須解答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是否解決，關乎新經濟政策能否順利推行。這是因為，新經濟政策雖然主要是經濟領域的變革，但生産關系的調整必然會引起上層建築層面的變化，經濟領域允許小生産者的商品經濟和自由貿易，允許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存在與發展，決定了戰時一切為赢得戰争而建立起來的國家體制和戰略架構也要随之調整，包括工會的地位和作用。對此，列甯認為工會的地位和作用問題絕不簡單是黨内反對派所講的經濟問題，而首先應當是事關能否維持政權穩定和搞好經濟建設的政治問題。 

　　但問題是，黨内不少人甚至包括托洛茨基、布哈林這樣一些高層領導幹部的思想跟不上急劇變化的形勢，尤其是在觀察分析形勢時不善于首先把握政治因素，繼續堅持戰時工會軍事化的做法，緻使黨内産生激烈的意見分歧。這場意見分歧實則暴露出黨在采取新經濟政策前夕的混亂、動搖與猶豫不決。托洛茨基認為“和平的間隙”是短暫的，要求工會延續“戰時共産主義”時期的軍事化和國有化，他告訴工會說，強制勞動、嚴密組織勞動和使勞動軍事化都不隻是緊急措施，并說工人國家按常規有權強制任何公民在國家選定的地方完成任何工作。布哈林在工會問題上采取了模棱兩可的态度，試圖在列甯的觀點與反對派的觀點之間搭建橋梁而在“理論上堕落到折中主義立場”。

　　針對他們的主張，列甯站在政治高度強調工會不應該是強制性的國家組織，而應該是教育組織，是連接黨與人民群衆的傳動裝置和國家政權的蓄水池。列甯反對托洛茨基的根本錯誤即托洛茨基硬說在一個“工人國家”裡，工會作為工人階級的保護組織是多餘的。列甯認為，無産階級專政并不能完全由國家機關來實現，需要利用工會把黨和非黨群衆、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聯系起來，保護無産階級不受自己國家的侵犯，同時更好組織工人群衆來保護自己的國家，“實現這兩種保護，都必須通過一種特殊的辦法，即把我們的國家措施和我們同我們的工會的協商、‘結合’這兩方面配合起來”。顯然，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相比，列甯對工會地位和作用的分析首先考慮的是政治因素，他關于工會要保護工人不受國家侵犯和組織工人保護國家政權的觀點，也更符合結束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和實施新經濟政策的政治形勢。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在回駁托洛茨基與布哈林關于列甯隻是從政治上看問題的責難時，列甯指出：“政治同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這一點，就是忘記了馬克思主義的最起碼的常識。”這裡，列甯強調政治與經濟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并不意味着政治決定經濟，更不意味着政治可以代替經濟，而想說明的是，在審視現實生活當中的各種經濟關系和經濟問題時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要善于從蘇維埃政權生死存亡的政治角度來看待政策制定與發展戰略問題，不能将眼光僅僅停留在表面性的經濟關系，不能因為經濟關系表象遮蔽從政治上看問題的首要性與必要性。在列甯看來，無産階級政黨倘若不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在政治上“差之毫厘”，在實踐中就會“謬以千裡”。他指出：“從政治上看問題，意思就是說：如果對待工會的态度不正确，就會使蘇維埃政權滅亡，使無産階級專政滅亡（在俄國這樣的農民國家裡，如果由于黨的錯誤而造成黨和工會的分裂，那就一定會使蘇維埃政權遭到毀滅）。”顯然，列甯認為，工會軍事化的做法已經嚴重背離了客觀形勢的需要和國家發展戰略的要求，倘若不考慮其背後的政治因素便會危及黨的執政安全和國家的政治安全，因此他強調在談論工會的作用和任務“這樣廣泛的問題而不從政治方面去考慮目前局勢的特點是不行的”。

　　遺憾的是，黨内反對派并未重視列甯的政治告誡，依然是撇開政治因素而侈談經濟問題，緻使黨在政治上陷入了極其危險和被動的局面。1921年2月，工人的自發罷工橫掃彼得格勒，他們開始願意接受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政治鼓動，并且積極響應當地的農民起義。反革命分子打着為工人和農民請命的幌子，積極從事反對俄共（布）執政和蘇維埃政權的活動。形勢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喀琅施塔得水兵發生暴動，說明利用工會軍事化管理國家經濟的政策在實踐中已經行不通，證明了列甯在分析觀察形勢時首先把握政治因素的正确性，這也使得列甯的主張在黨内逐漸獲得了更大程度上的認同與支持。

二、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的錯誤

　　政治風險是任何一個政黨尤其是執政黨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直接關乎政權穩定、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對于無産階級政黨而言，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強化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必須切實防範化解重大政治風險。實際上，在俄共（布）從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變之際，對于托洛茨基、布哈林挑起的工會問題的争論及其引發的各種政治風險，列甯感到非常痛心和惋惜，明确提出了“必須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的錯誤”的重要論斷，指出“如果我們犯了政治錯誤，那整個經濟建設就要受挫，那就不得不去争論糾偏和确定方針的問題”。

   1.不要因為黨内無休止的争論緻使黨無法專注于自己的中心工作，出現使黨偏離既定發展目标的政治危險 

　　新經濟政策實施的背景是戰時共産主義政策所導緻的政治危險。不恰當的政策以及急于求成的戰略目标導緻廣大農民、工人以及士兵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喪失政治信任，并且直接威脅到布爾什維克黨的執政地位。面對生死存亡的考驗，黨内必須思想統一，已經容不得理論家們再對黨的重大決策作長時間對與錯、是與非的争論。因此，在列甯看來，越是在事關黨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黨越是需要“緊密的團結——而且不隻是形式上的團結——需要齊心協力的工作，需要統一的意志”。

　　但相反的是，黨的寶貴時間和精力卻被這場抽象的、非急需的概念争論所牽制，忽略了經濟恢複和民生改善，緻使本已困難重重的蘇維埃政權更加不堪重負、瀕臨生死邊緣。對此，列甯在《再論工會、目前局勢及托洛茨基同志和布哈林同志的錯誤》中批評道：“托洛茨基同志所犯的并且由布哈林同志加深的政治錯誤，卻使我們黨離開經濟任務，離開‘生産’工作，迫使我們——遺憾得很——花許多時間來糾正這些錯誤，來同工團主義傾向（它可能導緻無産階級專政的滅亡）進行争論，來同對工會運動的錯誤态度（這種态度可能導緻蘇維埃政權的滅亡）進行争論，來就一般的‘提綱’進行争論，而不是進行切實的、實際的、‘經濟方面的’争論。”“這種錯誤，假如不認識，不改正，那就會導緻無産階級專政的滅亡。”本來，針對工會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在小範圍内讨論與研究是無可厚非的，但是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不顧政治大局，在全黨挑起激烈争論，消耗黨的寶貴時間和精力，将黨置于極其危險的境地，顯然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 

　　基于上述判斷，列甯在黨的十大上，再次批評占用黨大量時間就工會問題進行辯論不僅是一種“過分的奢侈行為”，而且是犯了嚴重的政治錯誤。他強調：“這種奢侈行為确實是完全不能容許的；我們進行這場辯論，無疑是犯了錯誤，我們沒有認識到，我們在這場辯論中把根據客觀條件不應占首要地位的問題，放到了首要地位；我們搞起這種奢侈行為，卻沒有認識到，我們因此而大大轉移了對緊要的、嚴重的、迫在眉睫的危機問題的注意力。”

   2.黨内不能出現派别活動和派别鬥争，以免發生黨的分裂的政治危險

　　黨内出現意見分歧是在所難免的，也是黨内民主的重要體現，但基本前提是不能突破黨的政治紀律和黨的原則範圍，以免出現黨的分裂的政治危險。當時的問題在于，由托洛茨基等人在全黨挑起的争論導緻黨内出現了以列甯和季諾維也夫為首的“十人綱領派”、托洛茨基派、“緩沖集團”“工人反對派”“民主集中派”、諾根派、梁贊諾夫派、伊格納托夫派等八大政治派别并且演變成了嚴重的政治派别活動。列甯認為，任由這種意見分歧發展下去不但會影響黨的中心工作，而且還會助長黨内派别活動，進而可能造成黨的分裂，危及黨的生命，因此必須盡早消除這種意見分歧，以免出現導緻黨的分裂的危險。列甯在對黨内派别活動進行揭批的基礎上，提醒全黨要高度關注這種危險性的發展。他指出：“大的分歧有時是由很小的、甚至開始時是微不足道的分歧發展起來的。大家都知道，每個人在一生中總要有幾十次小的創傷或者擦傷的，但是，如果傷口化膿，如果引起血液感染，這種小小的創傷也會變成最危險的病症，甚至是不治之症。在一切沖突中（甚至在純粹個人的沖突中）常常是這樣。在政治上也常常是這樣。” 

　　在列甯看來，人生中的輕微擦傷稍有不慎便有演變成不治之症的可能，政治上的分歧倘若處理不當，同樣也有可能演變成嚴重的政治危險。因此，他強調：“任何分歧，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分歧，如果有可能發展成為分裂，發展成為嚴重的分裂而足以動搖和破壞整個政治大廈，足以造成——用布哈林同志的比喻來說——火車傾覆的話，那麼這種分歧在政治上就會是危險的。”實際上，俄共（布）黨内的紛争與混亂愈演愈烈，派别活動也日益猖獗，有力說明黨内意見分歧已經突破了黨的穩定邊界，緻使黨出現了分裂迹象。正因為如此，列甯反複強調全黨要善于從政治上認識和處理黨内意見分歧，必須高度警惕和防範黨内派别活動導緻黨的分裂的政治危險。

   3.黨内的意見分歧必須不能被敵對勢力所利用，以免成為其颠覆無産階級政權和黨的執政地位的“尖刀利器” 

　　俄共（布）黨内反對派挑起的全黨激烈争論，明面上似乎是發揚黨内民主，但實質上已經被敵對勢力所利用，危及了黨的執政地位和蘇維埃政權的政治安全，正如列甯所指出的那樣，“俄共内部的意見分歧與某些派别活動的苗頭事實上在慫恿和支持喀琅施塔得的叛亂者社會革命黨人和白衛分子”。針對黨内外、境内外敵對勢力利用無産階級政黨内部意見分歧反對黨的執政地位和無産階級專政的嚴峻事實，列甯告誡全黨必須清楚認識到，“這些敵人已經知道公開打着白衛旗幟進行反革命活動是沒有指望了，所以現在他們竭力抓住俄共内部的意見分歧，設法使政權轉到表面上最像承認蘇維埃政權的那些政治派别手中，用這種辦法來推進反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列甯這麼說并不意味着就絕對不允許黨内存在任何的意見分歧，更不意味着就不要任何形式的批評，而是要求每一個黨員在提出批評時，在批評形式上“應當考慮到黨處在敵人的包圍之中這一情況”，在批評内容上要合理适當且必須通過正确途徑，“而決不采取那種有助于無産階級的階級敵人的方式”。在此基礎上，列甯起草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會關于黨的統一的決議草案初稿》，重申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号召全黨要有政治意識和顧全政治大局，旗幟鮮明反對派别活動。 

   4.黨内不能隻是在形式上停止争論，更要在實質上實現思想上的統一和行動上的一緻，避免發生資本主義複辟的政治危險

　　列甯認為，在無産階級占少數、農民已經破産的情況下，無産階級中間或無産階級政黨與無産階級群衆中間出現“政治摩擦”或發生分裂是極其危險的。他分析稱，在俄國這樣的國家，由于小資産階級自發勢力占有巨大優勢，由于人民生活極端困苦，小資産階級情緒和半無産階級群衆的情緒就表現出嚴重的動搖，即“時而傾向于鞏固同無産階級的聯盟，時而又傾向于資産階級複辟”，而18—20世紀的曆史革命經驗都十分清楚表明，“隻要無産階級的革命先鋒隊的統一、力量和影響稍微受到削弱，這種動搖的結果就隻能是資本家和地主的政權以及私有制的複辟（恢複）”。 

　　在列甯看來，黨内争論尖銳化的政治危險，就在于導緻無産階級隊伍的分化和削弱無産階級先鋒隊的力量，甚至會發生資本主義的複辟。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俄共（布）十大通過了列甯的建議，但是列甯強調不能因為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動可能很快被平定就掉以輕心，而需要從政治上加以分析和總結。他說：“我們必須把這種情況同各種危機聯系起來，從政治上慎重地加以考慮，仔細地加以分析。”作為務實的偉大政治家，列甯敏銳地察覺到，水兵喊出“自由貿易”“沒有共産黨人參加的蘇維埃”等口号，實則“暴露出來的是小資産階級的即無政府主義的自發勢力，它利用自由貿易的口号，無時無刻不在反對無産階級專政……這種小資産階級反革命勢力無疑要比鄧尼金、尤登尼奇和高爾察克合起來還要危險”。列甯提醒全黨，要高度警惕資産階級勢力正在利用農民不滿情緒“動搖蘇維埃政權”的“這種政治上的危險性”。他說：“我們必須記住，資産階級正在竭力煽動農民反對工人……這一切将直接導緻推翻無産階級專政，就是說，導緻複辟資本主義，複辟地主和資本家的舊政權。”面對這種“資本的勝利”“資本的完全複辟”的政治危險，列甯強調全黨應當“不隻是在形式上停止黨内的争論”，而是“更加團結，更守紀律，更能和衷共濟地工作。否則我們便不能戰勝命運給我們帶來的危險”。 

　　在此之後，為了打消黨内一些人對新經濟政策可能導緻資本主義複辟的擔憂和疑慮，真正實現黨在新經濟政策上的思想統一，列甯在承認新經濟政策某種程度上會導緻資本主義“複活”的基礎上，一方面指出利用資本主義發展社會主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提出了“少争論些字眼”的主張，因為新經濟政策是面對嚴峻形勢、克服執政危機的必然選擇，在名詞上争論是毫無意義的，問題的關鍵在于提高黨的經濟領導能力，在與私人資本鬥争中戰勝資本主義。

三、謀劃推動工作必須落實政治要求

　　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不是坐而論道，而是要付諸行動，将政治要求落實到具體工作當中。作為務實的革命家、政治家，列甯反複強調黨的工作必須聯系政治、落實政治要求，并且就如何更好落實政治要求進行了深刻思考。

   1.黨的各項工作必須緊密結合黨中央精神，确保黨的重大決策部署落地落實 

　　為了推動新經濟政策的貫徹與實施，列甯先後在《在全俄省、縣國民教育局政治教育委員會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經濟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中，就新經濟政策的貫徹落實等問題向政治教育委員會提出了一系列任務。

　　一方面，列甯指出政治教育委員會的工作必須緊密聯系國家經濟建設這個當前最主要的政治，切實擔負起為新經濟政策宣傳鼓動的使命。他強調，教育工作作為無産階級專政的一個重要任務，不能不問政治和脫離政治，尤其是不能脫離當前國家經濟建設的政治。為此，他認為必須建立一支同黨和黨的思想保持緊密聯系、能夠貫徹黨的精神的新的教育大軍， “在實踐中說明應該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整個宣傳工作應該建立在經濟建設的政治經驗之上”，即歸根到底要落實到實際指導國家的經濟建設上。 

　　另一方面，列甯指出政治教育委員會的首要任務就是使人們認識新經濟政策并确保落實。列甯認為：“在任何一次深刻的政治變革以後，人民需要用很長時間來消化這種變革。”作為新生事物，新經濟政策一開始就遭到了諸多質疑，無政府工團主義分子宣稱新經濟政策似乎會在蘇維埃俄國導緻資本主義複辟，路标轉換派也将新經濟政策視為向資本主義的演變，人民群衆乃至黨内很多領導幹部也都表示不理解。列甯指出，新經濟政策是繼無産階級奪取政權之後的又一次深刻政治變革，政治教育委員會的任務就是要同新經濟政策時期的思想混亂現象作鬥争，在此基礎上使人們都深刻認識它的政治意義并将其付諸實踐。這裡，列甯雖然主要是在強調黨的教育工作必須緊密結合黨中央精神和落實政治要求，但列甯領導俄共（布）實施新經濟政策的實踐實際上是把國家經濟建設的政治要求落實到謀劃重大戰略、制定重大決策、部署重大任務、推進重大工作的方方面面。

   2.黨的工作必須适應形勢變化，根據新的政治要求主動識變求變應變 

   在列甯看來，政治具有時代性、動态性與問題指向性，内在地決定了不同時期無産階級政黨所從事的政治勢必會根據黨的工作重心和任務的變化、社會主要矛盾和黨所面臨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列甯指出，“要是用舊觀點來理解政治，就要犯很大的嚴重的錯誤”，呼籲全黨要“習慣于聯系政治，特别是聯系對我們有用的政治，即共産主義所必需的政治來進行工作”。列甯認為，随着國家經濟建設的任務已經成為主要政治任務，黨的工作重心也要從聯系過去從事戰争的政治轉移到目前“國家建設的政治”“經濟方面的政治”上來。列甯強調“機關必須服從于政治”，“既然政治要求堅決轉變，要求靈活性和巧妙的過渡辦法，那麼領導者就應當理解這一點”。

　　在新經濟政策實施過程中，列甯明确指出：“當前的基本政治任務是使黨和蘇維埃的全體工作人員充分領會和确切執行新經濟政策。”新經濟政策實施半年後，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複活并且對部分工農群衆産生了較大影響。在黨和國家機關内，濫用職權、官僚主義、貪污腐化等現象也有所滋長。這些事實說明，新的形勢再次要求俄共（布）必須轉變之前的工作方法和措施，必須從市場存在出發并考慮市場的規律來掌握市場，把調節市場和貨币流通工作掌握在自己手中。 

　　鑒于此，列甯主張共産黨人要提升應變本領，向全黨發出了“學會經商”并且同資本家展開“經濟競賽”的号召。他要求廣大黨員要充分認識到，必須準備在市場基礎上同資本家進行激烈且殘酷的鬥争，而且也是從市場規律出發，他強調共産黨人必須學習管理經濟，因為共産黨人缺乏管理經濟的應變本領，新經濟政策就像一輛不聽使喚的汽車，“不是開往要它去的地方，而是開往别人要它去的地方”。這裡，列甯無疑是在強調，倘若共産黨人不能根據形勢和任務的變化主動識變求變應變，缺乏駕馭資本和管理經濟的本領，就不僅不能保證新經濟政策的正确方向，反而還會陷入政治被動。

   3.共産黨人不能坐而論道、空喊口号，更不能為困難找借口，必須為落實政治要求想辦法 

　　為了保證新經濟政策的确切執行，列甯要求共産黨人必須在真抓實幹中找準方法，而不能停留在高談闊論和空喊口号上，更不能因為遇到風險挑戰就畏首畏尾、踟蹰不前或輕言放棄。針對黨内一些人對糧食稅等新經濟政策的不解甚至是“空談”主義，列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道：“誰若認為把農民提到第一位就等于‘放棄’或者類似放棄無産階級專政，那他簡直是不動腦筋，隻會空談。”

　　在此基礎上，列甯反複強調共産黨人必須做好經濟工作，少一些空談，多一些實幹。他指出，“我們的口号是：打倒空喊家！”“要善于根據時局的特點和任務進行切實的實際的工作！我們需要的不是空話，而是實幹”。列甯認為，迅速“提高農民的生産力”，既是無可争辯的普通百姓真理，更是共産黨人當前迫切需要去落實的政治要求，問題早已不在于讨論要不要做，而在于要采取什麼樣的“方法”去做好。 

　　與此同時，面對黨内有些人關于新經濟政策允許資本主義因素增長可能會損及黨執政安全的擔憂，列甯并沒有隐瞞事情的真相與困難，而是坦率承認“資本主義關系的加強，其本身就是危險性的增強”。列甯從不回避矛盾，也從不畏懼困難與挑戰，反而着重強調共産黨人不能為困難找借口，關鍵是要為落實想辦法。因為“全部問題，無論是理論上的還是實踐上的問題，在于找出正确的方法”，既能夠将資本主義的發展納入蘇維埃國家建設的軌道，同時又能夠“保證在不久的将來把國家資本主義變成社會主義”。

　　在列甯看來，與其整日憂心忡忡、擔驚受怕，不如想方設法提高經濟工作的能力、積極作為，通過做好實際的經濟工作來有效化解資本主義因素增長給共産黨執政帶來的政治風險，因此他強調：“全部問題就在于誰跑在誰的前面？資本家如果先組織起來，他們就會把共産黨人趕走，那就什麼也不用談了。”這說明，面對風險挑戰，害怕與擔憂是無濟于事的，重在抓落實中增長才幹，才能在與資本家的激烈較量中占領先機、赢得主動。 

   4.共産黨人必須善于抓住主要政治環節進行工作

　　早在革命時期，列甯就特别善于抓住特定時機鍊條上的特殊政治環節進行工作，并且不失時機地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取得了十月革命的勝利。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列甯反複強調共産黨人“僅僅一般地做一個革命者和社會主義擁護者或者共産主義者是不夠的。必須善于在每個特定時機找出鍊條上的特殊環節，必須全力抓住這個環節，以便抓住整個鍊條并切實地準備過渡到下一個環節”。 

　　在他看來，真正的革命者如果不能清醒地考慮和權衡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采取适當的策略，不善于做到觀察分析形勢要素和抓住主要政治環節進行工作，那麼就極容易為此而碰壁。列甯在《俄共（布）中央委員會政治報告》 中再次強調：“政治事态總是非常錯綜複雜的。它好比一條鍊子。你要抓住整條鍊子，就必須抓住主要環節。不能你想抓哪個環節就挑哪個環節。”在該報告中，列甯對俄共（布）從十月革命勝利到1922年執政幾年時間裡的關鍵政治環節逐一作了分析，借此說明無産階級政黨之所以能夠不斷攻堅克難、從勝利走向勝利，原因就在于能夠突出工作重點和從關鍵政治環節上尋求問題的解決。

四、列甯關于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重要思想的當代價值

　　列甯關于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思想主張，為布爾什維克黨不斷掌握政治主動和有效化解各種政治風險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指導作用。盡管我們當前的政治實踐同列甯時期相比已有極大不同，但重溫列甯關于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的思想主張對于加強新時代黨的政治建設，提高黨防範化解重大政治風險的能力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1.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必須做到觀察分析形勢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

　　無論是在建黨初期，還是在戰時共産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轉變的緊要關頭，以及在實施新經濟政策的過程中，列甯無不是站在政治高度審視問題和争取掌握政治主動。在列甯看來，黨在觀察和分析問題時，首先應當是從政治上加以考慮和把握政治因素，才能頭腦清、預判早、應對快。正是因為列甯有着極強的政治判斷力，做到了在觀察分析形勢時首先是對政治因素的精準把握，他才能夠在曆史進程的關鍵時刻作出正确的選擇，不但将人民是否滿意作為制定政策和判斷工作得失的标準，而且果斷排除黨内各種幹擾，迅速而堅決地進行理論糾偏與實踐匡正。 

　　雖然我國的政治實踐同列甯時期相比已迥然不同，但列甯的主張卻有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當前，世界正經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家也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關鍵時期，國内外兩個大局交疊碰撞，風險挑戰更是前所未有。這要求全黨必須增強政治意識，要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特别是在觀察分析形勢時要洞悉其背後的政治因素，進一步提高政治敏銳性、政治鑒别力和把握政治大局的能力，因為“隻有站在政治高度看，對黨中央的大政方針和決策部署才能領會更透徹，工作起來才能更有預見性和主動性”，隻有不斷提高政治判斷力，才能“做到在重大問題和關鍵環節上頭腦特别清醒、眼睛特别明亮，善于從一般事務中發現政治問題，善于從傾向性、苗頭性問題中發現政治端倪，善于從錯綜複雜的矛盾關系中把握政治邏輯，堅持政治立場不移、政治方向不偏”。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指出，“提高政治能力，很重要的一條就是要善于從政治上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就要求黨的領導幹部不斷提高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别力，觀察分析形勢首先要把握政治因素，特别是能夠透過現象看本質，做到眼睛亮、見事早、行動快。

   2.不斷提高政治領悟力，必須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的錯誤 

　　針對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在工會問題上挑起的黨内激烈争論，列甯向全黨發出了“必須不發生政治上的危險和政治上的錯誤”的強烈呼籲。在列甯看來，全黨必須具備從政治上領會新經濟政策精神的能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的決定保持高度一緻，從黨和國家政治大局出發分析形勢以及處理問題要防範政治風險，必須不發生危及黨的執政地位和國家政治安全的政治錯誤。在列甯的極力主張和實踐努力下，黨内由意見分歧所引發的派别活動得到了有效遏制，實現了黨在新經濟政策上的思想統一，使黨能夠專注于發展國民經濟和改善民生，粉碎了敵對勢力颠覆新生蘇維埃政權和複辟資本主義的圖謀，成功化解了黨所面臨的嚴峻政治風險。列甯指出：“今天的狀況，已經使我們不必擔心他們會有什麼反對我們的活動了。”這充分證明了一個道理：政治上的主動是最有利的主動，政治上的被動是最危險的被動。

　　在新的曆史時期，面對前所未有複雜多變的國内外形勢，習近平總書記也是反複強調講政治必須提高政治領悟力，“必須對黨中央精神深入學習、融會貫通，堅持用黨中央精神分析形勢、推動工作，始終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這要求，全黨必須積極響應習近平總書記的号召，旗幟鮮明講政治，不斷提高對黨中央精神和黨中央決定的領悟能力，“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确保全黨上下擰成一股繩，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積極防範重大政治風險和避免出現政治上的颠覆性錯誤。 

   3.不斷提高政治執行力，必須做到謀劃推動工作要落實政治要求

　　善于從政治上看問題并非是抽象的，而是需要落實到具體工作當中，倘若沒有堅定堅決、不折不扣、落實落細的執行力，再好的制度、政策、思路勢必會如“鏡中花”“水中月”般流于空談。作為務實的偉大政治家，列甯清醒認識到，從政治上看問題絕不是坐而論道的高談闊論，而是必須要落實到實際工作當中，并且圍繞如何有效落實政治要求進行深刻思考，包括要緊密結合黨中央精神和保證黨的重大決策部署落地落實、根據時勢變化主動識變求變應變、不能流于空談和畏懼艱難險阻、要善于抓住主要政治環節進行工作等。這些思想主張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當前，國際局勢波谲雲詭，國内改革任務也異常艱巨繁重，以怎樣的狀态和姿态應對前進道路上的風險挑戰，考驗的正是政治執行力。因此，全黨需要不斷提高政治執行力，必須做到謀劃推動工作要落實政治要求，在具體工作中不能空喊口号、流于形式，要“經常同黨中央精神對表對标”，在吃透黨中央精神、堅決執行黨中央決定的基礎上，根據形勢變化結合實際創造性地開展工作，讓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落到實處、産生實效。

（作者簡介：李東明，廣西師範大學6774澳门永利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廣西高校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廣西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區域實踐研究中心研究員）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