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一步，退兩步》批判孟什維克關于組織的觀點及其現實啟示

《進一步，退兩步》批判孟什維克關于組織的觀點及其現實啟示

黃蓉生 劉東旭

《進一步，退兩步》著于1904年2月至5月，是列甯為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組織路線而撰寫的一部論戰性、批判性的經典文獻。在該著作中，列甯闡明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在組織觀點上的分歧，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克服落後思想傾向、建立新型無産階級政黨方面向前邁進了一步，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後馬爾托夫等人的分裂破壞活動使黨倒退了兩步，由此揭露了孟什維克的組織觀點的實質與危害，深刻闡明了無産階級政黨組織建設的基本原則，至今仍然閃爍着真理光芒。

中國共産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聚焦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強調“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組織建設是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堅定不移加強和推進組織建設，是中國共産黨提高黨的建設質量，發揮領導核心優勢的堅實基礎。回望黨百餘年來波瀾壯闊的曆史不難看出，始終注重組織建設，是黨凝聚起磅礴的隊伍力量，從弱小走向強大，成為世界上最大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重溫這部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史上第一部系統闡述無産階級政黨組織建設的經典文獻，對于增強黨組織凝聚力和戰鬥力，保持黨的肌體健康，深入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一、批判孟什維克試圖建立界限模糊的黨組織的“黨員稱号散布得愈廣泛愈好”等言論，強調黨是無産階級有組織的整體

要不要把俄國社會民主黨建設成一個具有嚴密組織性的無産階級政黨，是列甯同孟什維克進行論戰的首要問題。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但這次大會未制定規範的組織章程，更沒有形成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無産階級政黨的共識，俄國社會民主黨逐漸暴露出組織觀念渙散、組織意識淡薄、漠視組織規範等問題。為了徹底解決這些問題，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向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二大”提交了黨章草案，對黨員條件作出規定，“凡承認黨綱、在物質上支持黨并在黨的一個組織領導下經常親自協助黨的人，可以作為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黨員”。同時，孟什維克強調黨與組織是兩個不同的範疇，宣稱“黨員稱号散布得愈廣泛愈好”， “讓任何一個大學教授、任何一個中學生和‘每一個罷工者’都能自封為黨員”；因為這樣可以增強黨的影響力與号召力，強調黨不是一個具有嚴密組織性的整體，而是由一些自稱為黨員的人組成的純粹政治聯盟，等等。

孟什維克的這些言論，貶低了無産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其實質是對無産階級政黨組織性的否定。如若任由這些錯誤言論蔓延，勢必削弱黨的制度規範，導緻黨組織出現人員結構複雜、組織行為渙散等問題。列甯對此有着清醒認識，嚴肅地指出，這是“反映了他的（或者他們的）不堅定性、動搖性和政治态度模糊”，沒有認識到“黨是階級的先進覺悟階層，是階級的先鋒隊”。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它的害處就是會産生一種把黨和階級混淆起來的瓦解組織的思想”。對馬爾托夫等人強調捍衛黨的組織性就會将自覺靠近黨的人抛在黨外的言論，列甯嚴厲指出，如果不對具有堅定組織性的人和靠近黨的人加以區分，就會抹殺兩者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正因為人們的覺悟程度和積極程度有差别，所以必須區别他們同黨的關系的密切程度”。列甯針對孟什維克模糊黨的組織界限的種種言論強調，“黨應當是組織的總和（并且不是什麼簡單的算術式的總和，而是一個整體）”。在列甯看來，俄國社會民主黨不應是組織成員的簡單聚集，而是有着嚴密組織體系的集合體。列甯将其概括為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和基層組織，并深刻闡明了各自在黨的組織體系中的職責。黨的中央組織包括中央委員會和黨代表大會，前者主要負責領導黨的各項活動，後者主要負責“制定黨綱、黨章以及全黨活動的指導原則”。黨的地方組織主要指市、區各級黨組織，其主要職責是執行中央委員會的指示與決策，“但是它們在地方委員會監督下進行工作并受其管轄”。黨的基層組織主要指基層黨支部，它是連接黨同人民群衆的紐帶。黨的中央組織、地方組織、基層組織職責分明、上下貫通，使黨成為集中統一的有機整體。這個整體由于組織體系的嚴密性而表現出令行禁止的堅定執行力，是黨統一思想和行動的重要基礎。

需要指出的是，列甯強調黨是無産階級的有機整體，并非隻是澄清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組織觀點的分歧，而是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即針對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黨面臨的險惡政治環境而言的。列甯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面臨的突出問題在于，其一，原本應該擁護黨的組織原則的孟什維克陷入國際機會主義的泥潭，他們拒絕承認《火星報》的組織觀點，打着改良主義的旗号否定黨的組織性，“不僅沒有使我們共同的工作集中化，而且也沒有使我們避免分裂”。其二，19世紀末20世紀初，俄國沙皇制度的腐敗使帝國主義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矛盾不斷加劇，社會問題持續升級。俄國社會民主黨要确保工人階級事業取得勝利，就必須保證黨的組織的嚴密性，從而彙聚革命事業的強大力量。其三，建設一個具有嚴密組織性的無産階級政黨是一項異常艱巨的任務，沒有任何可以效仿和參照的現實對象。這意味着隻有确立正确的組織觀點，才有可能使其成為走在時代發展前列的無産階級政黨。列甯批判孟什維克試圖建立界限模糊的黨組織的種種言論，引導俄國社會民主黨堅持嚴格的黨員标準、嚴密的組織結構、規範的組織原則，使其能夠把握曆史主動，為奪取俄國革命事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二、批判孟什維克将黨與工會相等同的“革命家組織應當由廣泛的工人組織圍繞起來”等思想，強調黨是工會和其他一切群衆組織的領導核心

工會和其他一切群衆組織要不要堅持黨的領導是列甯同孟什維克開展理論交鋒的又一核心問題。這一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認識黨同工會以及其他群衆組織的關系。孟什維克認為，黨的組織性質和策略同工會及其他群衆組織并無根本差異，“革命家組織應當由廣泛的工人組織圍繞起來”。基于這一思想，他們主張工會和其他一切群衆組織在政治動員、思想凝聚、戰略制定等方面的獨立性，反對建立一個具備強大引領作用且能彙聚各方組織力量的無産階級政黨。與此同時，孟什維克“拿我們是階級的黨作借口來為組織界限模糊辯護，為把有組織和無組織現象混淆起來的觀點辯護”，混淆作為無産階級先鋒隊的黨與群衆組織在革命運動中的角色，宣稱維護黨中央權威和反對派别活動，“就是維護各個小團體的獨立性、獨特性以及狹隘利益”。

孟什維克的這種認識，同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之初出現的“經濟派”有着密切聯系。“經濟派”否定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鼓吹工人運動的自發性，認為黨的領導對工人運動無關緊要，“純粹工人運動本身就能夠創造出而且一定會創造出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态”。“經濟派”的這些宣傳和主張，助長了俄國工會運動的自由主義傾向，在孟什維克中産生了惡劣影響。他們“擁護經濟派所謂不必有‘革命家組織’的思想”，認為工會和其他一切群衆組織具有獨立性，這種獨立性與黨的領導不構成矛盾關系，更不會沖擊和破壞黨的領導，因此黨“可以有意把某一個雖然不完全可靠，但有工作能力的組織在一定條件下接納到黨内來，以便考驗它，試圖把它引上正确道路，用自己的領導來克服它的局部的偏向”。可見，孟什維克片面地認為工會和其他一切群衆組織是獨立于黨之外的實體，進而否定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領導作用。

列甯認為，這種觀點是将黨同工會以及其他群衆組織相等同，嚴重削弱了黨的領導與先鋒隊作用。在列甯看來，領導無産階級開展革命鬥争的任務隻能由俄國社會民主黨來完成，“因為社會民主黨的直接的和責無旁貸的義務就是領導無産階級的一切表現形式的階級鬥争”。列甯指出，孟什維克強調包括工會在内的群衆組織可以不接受黨的領導的主張帶有“機會主義”論調，“按實質來說不過是工聯主義的鬥争形式同全面的自覺的社會民主主義的鬥争等同起來”。列甯強調，如若堅持孟什維克的組織觀點，俄國社會民主黨必将重蹈以往無政府狀态的覆轍。“一方面是縮小工會運動的規模并且削弱工人在工會運動基礎上的團結，另一方面，這會把模糊不清和動搖不定的現象帶進社會民主黨内。”為消除這些危害，工會絕不能獨立于黨的領導之外，俄國社會民主黨要将自己的思想通過一定形式灌輸給工會，“使工會接受自己的影響”。後來，列甯将此凝練為“黨直接依靠工會來進行自己的工作”，批駁了否定黨的領導的錯誤思想。

列甯指出，俄國社會民主黨是工會和其他一切群衆組織的領導核心。“我們是階級的黨，這是就我們在事實上本着社會民主主義精神領導幾乎整個或者甚至整個無産階級來說的”，“幾乎整個階級（而在戰争時期，在國内戰争年代，甚至是整個階級）都應當在我們黨的領導下行動”，表明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在工人階級及其他組織中的角色定位。這種角色定位，決定黨對工會和其他一切群衆組織的領導，并非淩駕于工人階級之上的控制和操縱，而是與千百萬人民群衆保持密切聯系。黨作為工人階級及其他組織的領導核心，是由職業革命家、地方黨組織以及人民群衆組成的，“這樣的小組、工會和團體必須遍布各地，履行各種不同的職能”，由此才能發揮黨的領導核心作用。

三、批判孟什維克“個人的權利不受限制”等“自治制”觀點，強調集中制原則必須體現在黨的組織章程中

俄國社會民主黨在組織原則上是選擇“自治制”還是集中制，是列甯同孟什維克在組織觀點上的重要分歧。1898年俄國社會民主黨成立後，俄國工人運動具備了一定的組織基礎，但社會民主黨的活動主要以分散的小組活動為主。這種分散的小組活動推崇國際修正主義路線，迷戀自發的工人運動，缺少執行黨的決策的堅定性。為了改變這一現狀，孟什維克主張實行“自治制”，即“個人的權利不受限制；他們可以彼此沖突；每個個人都可以自行确定自身的權利範圍”。與此同時，他們攻擊集中制是集權主義，并說執行黨中央決策是限制黨員自由意志，“反對把人們變成‘小輪子和小螺絲釘’”。孟什維克的這些觀點表明，他們堅信實行“自治制”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必然選擇，更是改變黨組織渙散以及思想混亂等問題的重要途徑。

列甯針對上述觀點，從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實際出發指出，“自治制”隻會破壞黨的團結，隻有把集中制作為組織原則，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黨的組織優勢。列甯強調，“自治制”同孟什維克在組織觀點上的“尾巴主義”相聯系，其基本特征是反對“唯命是從”，本質上就是想證明“部分不應當服從整體，部分在決定自己對整體的關系時可以有自治權”。在列甯看來，“自治制”的這些特征是孟什維克在組織綱領方面的落後表現，如若對其置之不理，勢必使黨内滋生自由化傾向，削弱黨中央權威，導緻組織松散。列甯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當務之急就是同“自治制”作堅決鬥争，保證黨的工作集中化，使部分服從整體。“沒有少數服從多數，沒有部分服從整體，那是不可想象的。”絕不能将真正社會民主主義的集中制和官僚主義的集中制相趨同，後者注重的不是黨的内部的統一，“而是用純粹機械手段，用一貫壓制個人首創性和社會主動性的辦法實現和保持的外表的、形式上的一緻”，“這種集中制‘根本不能把社會的各個組成成分有機地聯合起來’”。

同時，列甯有力批判了“自治制”的機會主義本性。孟什維克以“通過黨綱要比通過黨章更能促進工作的集中化”為立論依據，批評列甯倡導的集中制原則“完全是想使中央機關有無限權力來随意幹預一切”。列甯對此予以批駁指出，這是企圖用“尾巴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來替俄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不良心理辯護。這種辯護“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出自機會主義的本性，而且不僅在俄國，在全世界都是如此”。列甯認為，“自治制”與國際機會主義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它是國際機會主義的“變異”，深刻揭示了“自治制”的機會主義性質并非孟什維克所獨有，在一切機會主義蔓延的社會民主黨内都能看到，隻不過在具體表現上有一定差異。

列甯從集中制和黨的組織章程的關系出發，批判孟什維克“自治制”觀點是将集中制和組織章程對立起來，強調集中制必須體現在黨的組織章程中。列甯認為，俄國社會民主黨必須高度重視組織章程，因為“章程是組織的形式表現”。為了确保集中制的貫徹執行，回應孟什維克的質疑，列甯分析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二大”前不需要制定黨章的緣由。主要在于，當時的俄國社會民主黨是由衆多缺乏聯系的單個小組構成，“并沒有任何正式規定的整體意志作為他的行動的準繩”，解決重大問題不是通過黨章，“‘而是用鬥争和退出相威脅’來解決”，在小組習氣盛行的時代，此種現象是曆史的必然。在此基礎上，列甯強調，随着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對組織渙散弊端的認識逐步深化，需要制定黨章，實現組織的規範化，即“正式章程所以必要，正是為了用廣泛的黨的聯系來代替狹隘的小組聯系”。全體黨員都嚴格遵守黨章，才能消除“自治制”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幹擾，确保組織成員行動統一，“才能保證我們擺脫小組的剛愎自用，擺脫小組的任意胡鬧，擺脫美其名為思想鬥争的自由‘過程’的小組争吵”，使集中制原則在綱領、策略、行動等方面得到充分體現，進而将黨建設成為堅強有力的統一整體。

四、批判孟什維克否定黨的紀律的“任何無産階級的組織和紀律都好像是農奴制”等主張，強調黨的紀律是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的平等紀律

當時俄國社會民主黨要不要制定并執行嚴格統一的紀律，是列甯同孟什維克進行論戰的焦點之一。孟什維克認為，“任何無産階級的組織和紀律都好像是農奴制”，指責列甯強調黨的紀律是壓制黨内民主的專制主義，不僅會使黨員恪守僵化教條，而且會壓制黨員個性，打擊黨員參與黨内生活的主動性。孟什維克的這些主張，本質上是要“力圖削弱黨的紀律，力圖把黨的紀律化為烏有”，引發了黨内嚴重危機。主要體現在：孟什維克公開否定關于黨的紀律的條文，拒絕執行中央機關決議；瘋狂奪取中央領導權，要求撤銷“二大”選出的孟什維克占少數的《火星報》舊編輯部。這使中央機關在黨的組織體系中的權威性受到極大挑戰，組織紀律遭受嚴重踐踏。這表明，對孟什維克否定黨的紀律的主張予以清算，已經成為俄國社會民主黨一項勢在必行的工作。列甯對孟什維克否定黨的紀律的種種主張給予了深刻批判，并在批判中證明了嚴格紀律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必然選擇。

一方面，列甯批判了孟什維克懼怕黨的紀律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心理。以馬爾托夫為代表的孟什維克将黨的紀律視為政治口号，“攻擊‘盲目服從’、遵守‘死闆紀律’的要求”。針對這一觀點，列甯強調，這是馬爾托夫等人暴露出的“不了解無産階級組織的理論的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的心理”，反映了資産階級生活環境下知識分子的一般特點，而且“都是同仇恨紀律的心理有密切聯系的”。這種心理在俄國社會民主黨虛無主義者的身上體現得尤為突出，它保護并贊美小組習氣，漠視黨的制度的嚴肅性，反對集中領導下的分工，是對黨的紀律的嚴重踐踏和破壞。不徹底清除這種思想，黨就不可能建立嚴格統一的紀律，黨的混亂狀态就會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列甯批判了孟什維克忽視黨的紀律産生的物質條件。孟什維克脫離俄國的經濟基礎、生産方式等物質因素空談黨的紀律，他們将黨的紀律視為道德規範，認為遵守紀律是“把黨員變成‘政治僵屍’”。列甯對此批駁指出，黨的紀律依賴于一定的經濟基礎、階級力量、組織架構，這些物質條件猶如一個“工廠”，為黨提供發展動力，“使它紀律化，教它學會組織，使它成為其餘一切被剝削勞動群衆的首腦”。正因為無産階級在這種“工廠”受過嚴格訓練，其組織成員才有較強的組織性，從而為無産階級政黨的紀律性和組織的産生提供了物質基礎。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的組織紀律性是由工作環境培養和鍛造的，是與其他階級相比所特有的優點，“無産階級由它的全部生活養成的組織性，要比許多知識分子徹底得多”。

列甯在對孟什維克否定黨的紀律種種主張的批判中，強調無産階級政黨所具有的組織性已經擺脫了資産階級知識分子畏懼紀律的幼稚階段。随着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建立，必須有嚴格統一的紀律保證黨的決策貫徹執行，“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原則，無産階級的組織和黨的紀律，必定獲得完全的勝利，懷疑這一點，即使是片刻懷疑，也是一種行同嚴重犯罪的意志薄弱的表現”。列甯指出，黨的紀律以馬克思主義為基礎，正是由于俄國社會民主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所以它特别容易接受資産階級知識分子難以接受的紀律和組織”。無産階級政黨不承認任何方面的特權，任何黨的領導人和組織都不能淩駕于黨的紀律之上，“應當學會不僅要求普通黨員，而且要求‘上層人物’履行黨員的義務”。無産階級政黨紀律必然成為黨的組織的堅不可摧的利器，“就是因為它根據馬克思主義原則形成的思想一緻是用組織的物質統一來鞏固的”。這一重要論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黨學說，深刻闡釋了黨的紀律的形成條件、理論基礎，表明紀律是無産階級政黨區别于松散政治團體的标志，為無産階級政黨加強紀律建設、規範黨員行為指明了方向。

五、列甯批判孟什維克組織觀點對“必須持之以恒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現實啟示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全面從嚴治黨還遠未到大功告成的時候，決不能跌入抓一抓、松一松，出了問題再抓一抓、又松一松的循環，必須持之以恒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列甯在《進一步，退兩步》中對孟什維克組織觀點的批判及其闡明的關于無産階級政黨組織建設的思想，不僅有效解決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當時的嚴重危機，而且為無産階級政黨加強組織建設提供了生動示範，對于新時代我們黨堅定不移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具有重要的現實啟示。

1. 構建嚴密的組織體系

列甯批判孟什維克模糊黨的組織界限的種種言論，強調俄國社會民主黨要成為無産階級有組織的整體，為中國共産黨構建嚴密的組織體系提供了重要借鑒。縱觀新時代黨的組織建設，“有的辦事不靠組織而靠熟人、靠關系，形形色色的關系網越織越密，方方面面的潛規則越用越靈；有的黨組織對黨員、幹部疏于管理，缺乏嚴肅認真的組織生活”。如若對這些問題姑息縱容，勢必弱化黨的組織功能，削弱黨的組織優勢，引發黨内組織生活庸俗化和随意化。“隻有黨的各級組織都健全、都過硬，形成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嚴密組織體系，黨的領導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新的曆史條件下，我們仍然需要進一步強化黨的組織力，構建嚴密的組織體系。

第一，優化黨的基層組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基層黨組織是黨執政大廈的地基，地基固則大廈堅，地基松則大廈傾”，要把優化基層組織作為提升組織凝聚力的重要基礎。優化黨的基層組織，一要依據地域特點、行業特性與黨員分布狀況，精準謀劃基層組織布局，擴大基層黨組織覆蓋面，“做到黨員工作生活在哪裡、黨組織就覆蓋到哪裡”；二要創新基層黨組織活動方式，構建開放式黨建格局，健全組織工作機制，打造上下貫通、權威高效的組織體系。第二，增強黨的組織功能。黨的組織功能關乎黨的領導力，是構建嚴密組織體系的重要依托。增強黨的組織功能，要以提升組織凝聚力和戰鬥力為重要目标，通過嚴肅黨内組織生活，落實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持續整頓軟弱渙散基層黨組織，着力提升黨的組織的政治領導、組織凝聚、服務群衆等功能，形成黨的領導縱到底、橫到邊、全覆蓋的工作格局；要補齊基層黨組織建設短闆與弱項，建立健全包括組織運行、組織監督、組織管理等在内的組織制度體系，提升組織工作實效。第三，發揮黨員的先鋒模範作用。黨員是黨的肌體的細胞，黨的組織體系要靠廣大黨員發揮先鋒模範作用來牢固。實踐反複證明，“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力量和作用，既取決于黨員數量，更取決于黨員質量”。構建嚴密的組織體系，必須加強黨員隊伍建設，嚴格執行入黨條件要求，嚴格黨員教育與管理；必須強化黨員的政治曆練、思想淬煉、實踐鍛煉，讓對黨忠誠、履職盡責的高素質隊伍成為增強黨的組織力的重要保障。

2.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

列甯批判孟什維克将黨與工會相等同的思想，深刻诠釋了黨是工人階級及其他組織的領導核心，為新時代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提供了科學指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定海神針’”。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得到全面強化，但背離黨的領導的深層次問題并未徹底解決，“黨内存在不少對堅持黨的領導認識模糊、行動乏力問題，存在不少落實黨的領導弱化、虛化、淡化問題”。因此，要學習列甯同孟什維克損害黨的領導的言行作鬥争的勇氣，牢固樹立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政治自覺。

第一，發揮黨總攬全局的領導核心作用。這是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的根本保證。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決貫徹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提升黨把方向、謀大局、抓大事的能力。要在大是大非問題面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保證黨中央政令暢通和工作高效，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緻，“切實做到黨中央提倡的堅決響應，黨中央決定的堅決執行，黨中央禁止的堅決不做”。第二，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旗幟鮮明講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鞏固執政地位的根本保障，“沒有強有力的政治保證，黨的團結統一就是一句空話”。為此，要将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黨的各項建設的首位，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增強黨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原則性、戰鬥性。要将黨内政治文化融入共産黨人的精神血脈，用理想信念、精神感召、德性操守的力量磨砺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築牢黨的領導的政治根基。第三，鞏固和完善黨的全面領導的制度體系。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需要一整套制度安排。要完善黨中央重大決策落實機制，構建科學有效的教育懲處、巡察巡視、監督評估等配套機制，堅決整治對待黨中央決策部署不敬畏、不在乎、不落實等問題，實現制度治黨和依規治黨協同發力，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

3. 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

列甯批駁孟什維克“自治制”觀點，使俄國社會民主黨人認清了“自治制”的本來面目，排除了思想認識上的重大分歧。中國共産黨自成立伊始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為根本組織原則，并在實踐中加以完善和發展，對于統一全黨意志、實現組織鞏固，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然而必須看到，民主不集中、集中缺民主、中間“腸梗阻”等難題仍然存在，“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等短闆急需補齊。一些人“認為民主集中制就是先民主、後集中，把民主和集中的關系看成是先後兩個階段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告誡全黨，“我們要堅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則……增進協調和配合，形成治國理政的強大合力，切實防止出現相互掣肘、内耗嚴重的現象”。列甯在《進一步，退兩步》中對集中制的科學闡述，指出的無産階級政黨要通過運用集中制原則來加強黨的組織建設的思想為此提供了重要啟迪。

第一，堅持和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是全鍊條、全覆蓋、全方位的民主。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要堅持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相結合，拓寬民主參與渠道，健全民主監督體系，保障決策的科學性與民主性；要構建多層次、常态化的協商體系，開展深入廣泛的政黨協商、人大協商、政府協商、人民團體協商以及基層協商，充分吸納各方建議，有效平衡民主與效率，彰顯民主集中制優勢。第二，加強民主集中制教育。要通過定期開展專題講座、集中培訓、線上學習等形式多樣的活動，引導黨員幹部深刻理解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實質與運行程序，克服片面強調民主或集中的錯誤傾向，增強貫徹民主集中制的思想自覺。要利用網站、短視頻、移動客戶端等新媒體平台廣泛宣傳落實民主集中制的先進典型，以生動鮮活的案例引導廣大黨員認識民主集中制在凝聚共識、高效決策等方面的作用，使民主集中制理念深入人心。第三，健全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制度體系。要健全民主集中制的決策機制、領導機制、保障機制，對現有涉及民主集中制的黨内法規制度進行全面梳理、查缺補漏，細化完善集體領導和分工負責等關鍵環節的相關規定，增強制度的針對性與可操作性。要整合黨内監督、輿論監督、群衆監督等多元力量，形成全方位、立體化的監督網絡，“把上級對下級、同級之間以及下級對上級的監督充分調動起來”，确保民主集中制落到實處、見到實效。

4. 嚴明黨的紀律與規矩

列甯關于嚴格黨的紀律的觀點，為俄國社會民主黨統一思想和行動提供了重要保障。嚴格紀律和規矩是我們黨作為百年大黨和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組織優勢。進入新時代，我們黨常态化開展紀律教育，引導全體黨員自覺遵守紀律，營造風清氣正的黨内政治生态。然而不可否認，“一些黨員、幹部對紀律規定還置若罔聞，搞‘四風’毫無顧忌，搞腐敗心存僥幸”。不改變這種局面，将損害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阻礙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黨要管黨、從嚴治黨，靠什麼管，憑什麼治？就要靠嚴明紀律”。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對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經驗總結，也是對列甯黨的紀律思想的創新發展，為新征程上堅定不移地推進全面從嚴治黨提供了行動指南。

第一，嚴明黨的政治紀律。黨的紀律包含多個方面，政治紀律是最根本、最核心的紀律，遵守政治紀律是嚴明黨的各項紀律的保證。“一個政黨，不嚴明政治紀律，就會分崩離析。”黨的政治紀律的這一本質屬性決定了嚴明黨的紀律必須發揮政治紀律的管總作用，确保政治紀律成為全體黨員堅持正确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場的重要保障。要把嚴守政治紀律作為重大政治原則，堅決糾察一切違反黨的政治紀律的言行，營造風清氣正的黨内政治生态。第二，健全和完善黨内法規。黨内法規是嚴明黨的紀律的重要依據。要完善以黨章為根本的黨内法規體系，發揮法規制度的激勵約束作用，突出黨内法規的指導性與針對性，把紀律和規矩立起來，“真正做到誰把法律當兒戲，誰就必然要受到法律的懲罰”。第三，強化紀律執行力。嚴格黨的紀律關鍵在于執行和落實。“很多問題，不是沒有政策規定，而是有政策規定卻不執行。”這就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黨員幹部必須提高紀律執行力，堅決維護紀律的嚴肅性與權威性，既要堅持黨紀面前人人平等，執行紀律沒有例外；又要強化經常性紀律教育，把黨規黨紀作為黨性教育的必修課，真正做到執紀必嚴、亂紀必查、違紀必究。

（作者單位：西南大學）

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