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的思考、實踐及其啟示

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的思考、實踐及其啟示

劉海飛 陳戀念

毛澤東是一個十分有情懷同時非常重視從曆史中探尋經驗智慧的人。在黨的各個曆史時刻，毛澤東曾經多次告誡全黨同志，一定要汲取明末起義軍領袖李自成的失敗教訓。特别是新中國即将建立的時刻，毛澤東反複強調，我們在“趕考”的路上“決不當李自成”,并且在進京之後采取了一系列的實際舉措，從而踐行了自己的諾言，穩固了建立的新政權。以史鑒今、以史啟智。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強調指出，“全黨要牢記毛澤東同志提出的‘我們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警示”。應當說，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的思考、實踐在當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啟示意義。過去，學界對毛澤東“決不當李自成”的思考有一些闡釋介紹性的文章，但對毛澤東在“決不當李自成”上的具體實踐歸納挖掘較少，也較缺乏在此基礎上更深層的總結分析，本文拟在這些方面做進一步的探讨。

一、毛澤東對李自成的長期關注和“決不當李自成”的思考

李自成是中國曆史上一位著名的農民領袖，他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曾經攻陷北京、促使明朝滅亡，但在進駐北京後，起義軍卻很快腐化并在很短的時間内敗亡，釀成曆史悲劇(本文姑且概括其為“李自成失敗”),這引發人們深思。從年少起，毛澤東就關注到李自成這位農民起義領袖，在參加革命後的各個曆史時期，毛澤東對“李自成失敗”都進行了一定的思考，同時提出要對其進行深刻鏡鑒。

(一)大革命、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對“李自成失敗”的初步思考

衆所周知，毛澤東在讀私塾時，就愛看一些“雜書”,其中就有關于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書籍，而李自成率領廣大貧苦農民與封建統治集團作鬥争、“均田免糧”的事迹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腦海裡。

據史料記載，最早反映毛澤東對“李自成失敗”進行思考是他1921年在衡陽第三師範學校作演講時，他向學生介紹中國曆史上曆次農民起義(其中就包含李自成起義)的事迹，在對起義經驗教訓進行總結時指出，他們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先進階級和政黨的領導。1926年，毛澤東在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為學員授課時，再一次引用了“李自成失敗”。在對“李自成失敗”進行評價時，毛澤東既肯定了李自成起義在曆史上積極的一面，也指出了其敗亡的主要緣由，即“他們的舉動，多為暴動”。大革命失敗後，毛澤東拒絕瞿秋白等人的邀請，不到位于上海的黨中央工作，“不住高樓大廈”,而是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最終創建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顯然，這是毛澤東對“李自成失敗”思考借鑒的結果。1929年，在古田會議上，毛澤東強調指出，要與“李闖式的流寇主義”作鬥争，因為這種“流寇主義”實際上已經“為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在這裡，“流寇主義”主要是指李自成“沒有鞏固的根據地”的意思。

由上看出，毛澤東對“李自成失敗”進行經驗教訓總結時，歸納了兩個主要原因，即沒有先進階級或組織的領導及沒有鞏固的根據地。正是在這一總結的基礎上，毛澤東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創立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及“将支部建在連上”等理論。

(二)抗日戰争時期毛澤東對“李自成失敗”的深入思考

日寇入侵中國後，在抗戰中毛澤東再次強調，曆史上有過很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争”,最後都沒有成功，隻有從思想上“徹底地克服了流寇主義”,并且在全國各地廣為建立根據地，“才能有利于長期支持的遊擊戰争”。

1944年上半年，有兩件事促使毛澤東更加關注李自成由勝利轉向失敗的曆史教訓。一件是閱讀了陝甘甯邊區政府副主席李鼎銘推薦、李健侯撰寫的描述李自成起義事迹的《永昌演義》,另一件是閱讀了郭沫若撰寫的《甲申三百年祭》史論。在認真閱讀《永昌演義》後緻信李鼎銘時，毛澤東表示《永昌演義》如能按新曆史觀點加以改造，将“極有教育人民的作用”。1944年3月19日，郭沫若撰寫達2萬字的《甲申三百年祭》(以下簡稱“郭文”)的史論，主要是總結明朝滅亡和李自成農民起義從興到敗的教訓，文章在重慶《新華日報》上連載發出。郭文發表後，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他指示将其印成單行本并明确為黨的整風文件之一。在毛澤東看來，李自成起義失敗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為關鍵的是驕傲輕敵，這曾為毛澤東多次提及。1944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幹會議上作《學習和時局》講演時指出，黨的曆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對此，全黨同志“都要引為鑒戒”。同年11月，毛澤東緻信郭沫若時指出，李自成“小勝即驕傲，大勝更驕傲”,所以“一次又一次吃虧”,同時還提出如何才能避免今後犯此種毛病，“實在值得注意”。

抗戰勝利前夕，毛澤東将對“李自成失敗”的思考引入到如何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上來。1945年7月初，當時毛澤東會見來延安訪問商談的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會見中，黃炎培一方面深信中共即将在全國執政，但另一方面，他又對毛澤東說，縱覽曆史，始終是未能跳出“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顯然，“李自成失敗”是這樣的典型案例。正是鑒于此，黃炎培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條新路”來，從而可以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支配。對黃炎培的擔憂，毛澤東給出了自信的回答：我們已經找到了一條新路，這“就是民主”,就是“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毛澤東的回答反映了他對“李自成失敗”更為深層次的思考。

(三)解放戰争後期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的思考

在解放戰争取得重大勝利、工作重心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時刻，如何防止“李自成失敗”的發生，還一直在毛澤東腦海中萦繞。鑒于此，毛澤東采取了一定的舉措，這些舉措代表了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的思考，是對“李自成失敗”乃至曆史上治亂興衰規律深刻借鑒的結果。

一是提出“兩個務必”。1949年春夏之際，中國革命形勢已經發展到大轉折的關鍵時刻，黨在全國範圍内面臨着執政的考驗。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對全黨發出了振聾發聩的警示，他指出，由于勝利，“黨内的驕傲”等情緒，還有“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有可能滋長起來。可以看出，毛澤東列舉的“驕傲”“以功臣自居”等“情緒”都是李自成起義軍到北京後曾有過的行為表現，毛澤東認為這種情況也可能在黨内發生，因此要做好預防。正是鑒于此，毛澤東明确提出了“兩個務必”。顯然，“兩個務必”的提出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是他對在延安時期閱讀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文及與黃炎培進行“窯洞對話”等的後續思考或回應。

二是訂立紀律規矩。在即将取得全國勝利的形勢下，毛澤東不僅告誡全黨同志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和艱苦奮鬥，而且還強調要訂立紀律規矩，增強紀律的嚴肅性。首先，高度強調紀律的重要性和嚴肅性。1948年9月，在西柏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就反對無政府無紀律狀态，提出了“軍隊向前進，生産長一寸，加強紀律性”這一戰略任務。在與身邊衛士聊天時，毛澤東提醒他們要守紀律，指出“誰也不準違犯紀律”。其次，訂立必要的紀律和規矩。一次在與中央和一些大區同志談話時，毛澤東說道，新中國馬上快成立了，我們不能像李自成當初進北京那樣，“要約法幾章”。“約法幾章”最後付諸了行動，這就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定下來的“六條規定”。

三是開展警示教育。毛澤東不僅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醒全黨同志要警惕資産階級“糖衣炮彈”的攻擊，還利用各種機會進行思想教育和指示開展警示教育工作。在和衛士長李銀橋聊天時，他告誡一定不要“中了資産階級的糖衣炮彈，不要當李自成”。北平解放後，在對解放軍首批入城部隊開展教育時，他還指示大家排演觀看《闖王進京》等節目,告誡大家要以之為鑒。

二、“進京趕考”後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的實踐探索

李自成為什麼失敗得這麼快?由上看出，外在原因是其主觀意識上的輕敵，而根源則在于其領導集團的腐敗。應當說，“李自成失敗”給了中共很大的啟迪。作為黨的領袖，毛澤東在“進京趕考”之後，對如何“不當李自成”、避免重蹈李自成覆轍，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充分展現了一名成熟政治家的作為和擔當。

(一)以身作則：帶頭自律樹立良好作風，并告誡身邊人及全黨，要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政治本色

作為起義軍的領袖，李自成雖然“十分樸素”,能“與其下共甘苦”,但是由于他不能約束衆人、難以“使士卒不要懈怠而敗了軍紀”,從而導緻整個起義軍迅速腐化，這是最深刻的教訓。用今天的話講，李自成是“負有領導責任”的。對此，毛澤東與李自成的表現渾然不同。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是黨政軍的最高領導人，在親友們看來，是擁有了很大權力權威的大人物。尋求親友幫助、依靠親友提攜，是人心理上的共通之處，毛澤東的親友們亦如此。在當時，有一些親友寫信給他(其中包括表兄文運昌和楊開慧的兄長楊開智),期望予以推薦工作或安排來京工作，但毛澤東沒有答應他們。毛澤東認為，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自己應當帶頭自律、不搞特殊化。為了讓親友們把握好界限，毛澤東定下了“三條規矩”。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特别強調“公私分明”,他以自己的行動表現在全黨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毛澤東深知，自己要教育全黨“決不當李自成”,那就必須首先以身作則、率先垂範。

新中國是在一窮二白基礎上建立的，因此财政上是不寬裕的。鑒于此，毛澤東首先是嚴控自己開支，盡可能地勤儉節約，以帶動他人一起艱苦奮鬥。在籌建政協會議之際，毛澤東身着補丁衣服見了張瀾等民主人士,受到了在場人員的尊敬。毛澤東的飲食生活也非常簡單，不講究。對平時收受的禮品，他一般都是囑咐交公。與此同時，毛澤東的家規很嚴，不允許孩子們搞特殊。毛澤東非常懂得上行下效的道理，他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來樹立廉政的風氣。1956年11月，毛澤東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明确提出要“提倡艱苦奮鬥”。同時，他講了關于“酸菜”和“蘋果”兩個意味深長的故事，以此告誡全黨。

(二)掃除障礙：提出宜将剩勇追窮寇，保持清醒頭腦，掃除威脅新政權的敵人

進入北京後，重敵在旁卻渾然不覺、不思進取，隻求“貪圖享樂”,這是李自成農民起義軍的悲劇所在。基于“李自成失敗”的教訓，毛澤東提出保持清醒頭腦，以“宜将剩勇追窮寇”的精神狀态，去掃除威脅新政權的所有敵人。

三大戰役之後，中國共産黨已經基本奠定勝局，實現在軍隊力量對比上的優勢，當時的目标是突破長江天險，直搗國民黨的首府——南京。但是，國民黨一方抛出了“劃江而治”的臆想，而當時的美蘇兩國都曾力促共産黨與國民黨和談。1948年底，國民黨一方請求蘇聯居中調停國共之争。面對斯大林等人的暗示和施壓，毛澤東于新年之際發表《将革命進行到底》一文，直言中國共産黨的目的不是要偏安一隅，而是要建立一個強大統一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1949年4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發起渡江戰役的決定，進一步消滅國民黨有生力量，之後又乘勝追擊，将蔣介石趕到了台灣。新中國成立後，又繼續“進行清匪、反霸鬥争”,掃除這些封建社會長期存在的罪惡敵人。

新中國成立不久，國際形勢風雲變幻，首先是美國出兵朝鮮，之後，又派第七艦隊封鎖台灣海峽。這使得中國東北安全的重要屏障——東北亞燃起了戰雲。對曆史十分熟知的毛澤東，聯想到了李自成大順政權從戰略上忽視“關外問題”而痛失關外，最後短時間内敗亡的教訓,所以不能再犯這種颠覆性的錯誤。正是因為此，毛澤東力排衆議，在經曆艱苦抉擇後作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在緻信周恩來時他指出，中國人民志願軍“應當和必須入朝參戰”,并強調，這對中國乃至世界“都極為有利”。應當說，“抗美援朝”戰争打出了國人的氣勢，自此，中國東北屏障安全穩定，新生的人民政權得以穩固。

(三)統一戰線：明确要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共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廣泛開展統一戰線工作

作為農民領袖，李自成也是缺乏遠見卓識的。李自成的農民起義軍沒有顧及崇祯的“和解政策”并與之達成一個民族統一戰線，且“終于把吳三桂逼反了”。基于對李自成在這方面失敗教訓的思考，毛澤東特别重視運用好統一戰線這一法寶，具體體現如下。

首先，體現在對城市接管的政策上。黨在全國逐漸取得勝利後，接管、建設好城市成為一項重要日程。在此過程中，如何安排舊政府人員，是新政權面臨的重要問題。對此，黨和政府采取的是“包下來”的政策，并“使所有的人都有出路”。應當說，改造和留用舊政權人員，是一項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的有效政策。一方面，有利于新舊政權的交接過渡；另一方面，還可以團結更多的人開展社會主義建設。在當時國民黨舊政權中，不乏各類人才和有識之士，這恰恰是新中國建設所急需的。

其次，體現在民主聯合政府的建立上。随着解放戰争的勝利發展，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廣闊的胸襟和氣度，邀請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到北京來參加政治協商會議，并将就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問題進行商讨。在新政府中，一些非中共人士也被吸收擔任領導幹部。毛澤東還強調，一定要“打破關門主義”。正是中國共産黨的坦誠相見，黨外民主人士才逐漸消除顧慮，從而積極擁護支持中共及新中國建設偉業。

最後，體現在對民族資産階級等的團結上。1950年6月，黨的七屆三中全會召開。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并指出，面對這樣複雜的鬥争，必須處理好同各方面的關系，“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與民族資産階級等建成統一戰線，使得革命的力量更加強大，這對新生政權的穩固同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這種政策策略與李自成集團的“樹敵太多”相比判若兩重境界。

衆所周知，天平在兩邊砝碼不斷增減之前，是可能會來回擺蕩的。新中國成立之初，一些人的政治态度仍存在搖擺不定的情況。毛澤東通過統一戰線的舉措，不僅赢得了工農大衆這個“最大砝碼”的支持，而且也赢得更多中間進步力量的支持，從而使天平最終倒向了中共這一邊。

(四)聯系群衆：強調不搞官僚主義，不脫離群衆，牢記共産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郭沫若曾講到李自成起義軍進京後，“紛紛然，昏昏然”,隻顧“在京城裡面享樂”。這實際上是嚴重脫離了群衆。對毛澤東來說，他深深懂得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革命時期，我們緊緊依靠人民群衆，最終奪取了勝利；新中國成立後，我們也決不能就此與群衆分隔開來。

中共是以為人民群衆服務為宗旨的，密切聯系群衆則是黨的優良傳統。從“進京趕考”的那個時刻開始，毛澤東就非常注意盡量不要打擾群衆的正常生活。當時，解放軍在入城的三天後才舉行入城儀式。為了端正入城部隊作風，在入城之前，軍管會就“拟定了入城守則”,并普遍進行了“入城紀律教育”。嚴守紀律的人民解放軍，受到北平人民的交口稱贊。

毛澤東曾多次強調不搞官僚主義，不脫離群衆。1949年新中國成立在即，毛澤東親自主持起草制定了《共同綱領》,其中第十八條規定中國的所有機關，都應當要厲行廉潔樸素的“革命工作作風”,禁止貪污和浪費，要“反對脫離人民群衆的官僚主義作風”。在這麼重要的文件中強調艱苦樸素，反對官僚主義作風，顯示了毛澤東的高瞻遠矚。1956年，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總結講話時，他再次明确提出要提高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及形成“脫離人民群衆的貴族階層”。

毛澤東還在實際工作中堅決反對官僚主義作風。1950年初，毛主席訪蘇回國途經東北三省時，對當時各地接待中的浪費現象進行了批評。在哈爾濱，他還為松江省委題詞：“學習”“奮鬥”“不要沾染官僚主義作風”。在長春，毛澤東對戒嚴不讓老百姓出來的行為進行了批評，指出是“太脫離群衆”。在沈陽召開的領導幹部會上，他引用了李自成等人的典故尖銳指出：“你們要做劉宗敏，我可不想當李自成啊!”

訪蘇後的東北之行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一次重要調研，其反映的問題可能具有普遍性。毛澤東之所以言辭“激烈”,不給這些“地方官員”面子，就是因為他敏銳地意識到，這種脫離群衆的官僚主義、奢靡之風，會侵蝕黨和人民政府的肌膚、傷及新生政權，他希望通過“敲打”他們起到震懾作用。

(五)防患未然：為防止官員腐化，組織“三反”運動，處理張子善、劉青山等腐敗分子

前面提到，李自成的軍隊進入北京後，迅速腐敗。正是因為此，毛澤東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講話中，特别提到有一些共産黨人可能會“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正如毛澤東所料，新中國成立後不久，黨和國家機關中的貪腐現象便頻頻出現。

誠如樹欲靜而風不止，船欲穩而浪不停。新中國剛成立後不久，有一些共産黨人就開始忘乎所以、蛻化變質。面對這一嚴峻形勢，究竟何去何從、采取什麼樣的應對措施，成為對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重要考驗。1950年5月，中共中央發出指示，要求在全黨範圍開展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以進一步糾正黨員幹部中存在的居功自傲情緒和“革命到頭”思想苗頭。根據之前所揭示出來的貪腐問題，毛澤東又及時部署了“三反”運動。對組織“三反”運動的初衷，毛澤東在相關講話中指出，隻有這樣，才能使很多黨員避免“被資産階級所腐蝕”,才能防止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預料的情況在現實中發生。

在“三反”運動中，不少領導幹部被判處死刑。其中被毛澤東下決心處決的劉青山、張子善就是其中的典型，這兩人都曾在槍林彈雨中立過功，但是在執政掌權擔任主要領導幹部以後，就開始蛻化變質，貪污嚴重。當有人去為他們求情時，毛澤東說，正是因為他們兩人的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隻有這樣，才有可能挽救更多“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幹部”。也就是說，隻有處理他們，才能讓更多的幹部不敢仿效去腐敗，才能“不當李自成”。

(六)制度保障：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等政治經濟制度，倡導建立人民群衆來信等重要制度

如前所述，毛澤東曾評價李自成“他們的舉動，多為暴動”。由于隻是“暴動”,所以建立的政權還是代表少數人，因此也難逃“興亡忽焉”的曆史命運。毛澤東在對“李自成失敗”深度思考中認識到，封建社會之所以不斷更疊，在于其制度是代表和保護少數人的利益，人民無法監督政府。而隻有當維護最廣大人民群衆利益的制度真正建立起來，才有可能跳出曆史周期率的“宿命”。

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和國家的制度進行了頂層設計，并突出了它的“人民”屬性。1948年9月，在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明确強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第十二條則明确規定“國家政權屬于人民”。綜上，正如黨的第三個曆史決議所指出的，我國實現了幾千年來由“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

在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等政治制度的同時，根據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原理，毛澤東還明确了确保人民核心利益的經濟制度解決方案。新中國成立後，我國進行全國性的土地改革，但是這時土地隻是從以前的地主私有改成了農民個人私有，仍存在土地再度集中的風險，而李自成等農民起義喊的口号就是均田均貧富。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在時機成熟的時候，毛澤東推進了社會主義改造，促進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土地由之前的農民私有改變成國有和集體所有的兩種公有制形式，從而從制度上避免了土地私人化和大量集中現象的發生。

1951年5月16日，毛澤東在相關文件上批示，“必須重視人民的通信”,要将之看成為“共産黨和人民政府加強和人民聯系”的一種有效方法。與此同時，毛澤東還率先垂範，堅持親自處理群衆來信。同時，他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也盡量自己處理來信。信訪工作的第一要義，就在于始終把自己當作人民群衆中的一員，時刻把自己的心和老百姓貼在一起。應當說，信訪工作制度，是聯系群衆的重要制度，也是讓人民群衆來監督政府的重要體現。

三、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思考實踐的現實啟示

由上看出，在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決不當李自成”上進行了一系列的實踐探索，從而鞏固了新生政權，在“進京趕考”路上交出了一份很好的答卷。2013年7月11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西柏坡，強調“要繼續把人民對我們黨的‘考試’、把我們黨正在經受和将要經受各種考驗的‘考試’考好，努力交出優異的答卷”。那麼，如何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向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優異答卷，實現黨的長期執政，這需要我們不斷從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思考實踐中得出更多的啟迪和智慧。

(一)必須注重從曆史中汲取智慧

毛澤東之所以對“李自成失敗”這麼關注，是因為它給人的啟示經驗教訓最深刻。李自成和他的領導集團成員中，除了極少數人如被猜忌遭誤殺的李岩等頭腦較清醒外，其他人都不懂得從曆史興衰中去汲取教訓，結果導緻暴政、貪污腐化，其短期内走向敗亡也是必然。如何避免在推翻舊統治者獲得執政地位後又走到人民的對立面成為新的特權階層，仍然是當前與今後一個重大的課題。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非常支持姚雪垠完成長篇曆史小說《李自成》的創作，其意義也就在此。從這點來看，毛澤東在革命時期對李自成的長期關注和對“決不當李自成”的深刻思考、新中國成立之後毛澤東對“決不當李自成”的實踐探索，無疑是他留給後世的一份寶貴政治遺産。能否很好地繼承這份遺産并将之運用好，無疑事關中國共産黨是否長期執政以及長興不衰。

曆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人類最好的老師。每到曆史關頭，我們黨都會總結自己的曆史，并從中汲取智慧，從而更好地把握曆史主動。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中國曆史上的從嚴治吏和黨史上的從嚴管黨治黨經驗基礎上，提出和實施了全面從嚴治黨戰略，從而管住了過去想管但管不住的一些問題，因此也辦成了過去想辦而辦不成的一些大事。在建黨百年之際，黨中央推動“四史”學習、開展黨史學習教育、制定第三個曆史決議，其目的也在于繼續總結曆史經驗、從中汲取智慧，從而為今天的治國理政所用。

(二)時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和戰略家，他深邃的目光往往能穿透百十年乃至更長時間的曆史風雲。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是他戰略家思維的反映。曆史曾經證實了毛澤東的預判，比如在革命即将勝利的時候，他就預測部分人會經不住“糖衣炮彈”的攻擊，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去遏制。又如毛澤東曾擔心社會主義國家的黨和政權會變質，并可能導緻亡黨亡國，這一點後來在蘇聯和東歐也得到了驗證。對毛澤東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及其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的戰略思想，我們應當高度重視并一定程度地去防患未然。

越是赢得勝利的時候，越要告誡自己居安思危。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許多場合都強調了全體黨員幹部要保持趕考的心态。建黨百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再次向全黨發出告示，強調要時刻警惕我們的黨會不會變得“老态龍鐘、疾病纏身”,對于自身存在的問題不能“處理動作慢騰騰、軟綿綿”,這充分顯示了他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應當說，在當今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中，在複雜的國際社會環境中，“黑天鵝”“灰犀牛”等現象是随時存在的，我們要始終警醒自己，及時化解問題，堅持自我革新，永葆青春常态，始終做到防患于未然，萬無一失。

(三)持之以恒發揚黨的光榮傳統

應當說，正是依靠密切聯系群衆、艱苦奮鬥等優良傳統，中國共産黨取得了革命的勝利。20世紀40年代，南洋愛國僑領陳嘉庚來到延安訪問，當時毛澤東正是用自己種的菜和延安老鄉養的雞所做飯菜招待了他。通過将延安與南京政府的招待宴席相比較，陳嘉庚斷言将來“得天下者，共産黨也!”。密切聯系群衆、軍民魚水情也是我們黨的優良傳統。新中國成立後，因工作需要，中央機關大部分都搬進了中南海辦公，但毛澤東卻從不進故宮。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他時時告誡自己“不當李自成”、不脫離群衆的一種方式。毛澤東還形象地将黨和人民群衆的關系比作魚水關系，強調黨員幹部不要與群衆産生隔閡，始終明白“魚離不開水”的道理。

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反複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所有這些真知灼見，都是對我們黨密切聯系群衆、人民觀點的繼承和發揚。與此同時，習近平總書記還強調，無論什麼時候，“艱苦奮鬥、勤儉節約的思想永遠不能丢”。新征程中，隻有始終保持黨同群衆的魚水關系和血肉聯系，始終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持之以恒發揚黨的光榮傳統，才能為長期執政奠定基礎，才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四)堅持持之以恒正風肅紀

作風優良、紀律嚴明，是中國共産黨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的奧妙所在。在各個曆史時期，加強作風和紀律建設是黨取得成果的重要保證。“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中國共産黨軍隊區别于舊軍隊的重要标志。1944年7月，時任美國駐華使館外交官謝偉思來到延安，他在一份報告中寫道，他和觀察組成員有一種共同的感覺，好像在一個不同國度“遇見了不同的人民”。這些“不同的人民”,就是用鐵的紀律、艱苦奮鬥的優良作風所“武裝”的中國共産黨人與他的軍隊。作風優良、紀律嚴明在進入大城市北京、上海時也都有體現。例如，攻克上海後，數十萬解放軍露宿街頭。正是有了這種優良作風，許多人才願意選擇站在中國共産黨這邊，決定留在大陸參加新中國的建設。

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正風肅紀高度重視，努力使這種優良傳統在全黨傳承。2012年12月，中央八項規定、六項禁令先後頒布實施。通過對比可以發現，中央六項禁令中有三項恰好就對應在西柏坡制定的六項規定中的“不送禮”。為了更好地依規治黨，中央還三次修訂《中國共産黨紀律工作條例》,并正式形成了六個方面的紀律。黨的二十大，習近平總書記又明确提出了“三個務必”。從“六條規定”到新時代的中央八項規定，從“兩個務必”到“三個務必”,反映的是黨重視作風紀律建設的優良傳統。如今，時代又給出了新的考題，黨面臨的“趕考”遠未結束，必須一如既往地重視正風肅紀，才能在新的“趕考”路上交出好的答卷。

(五)始終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執着

反腐敗是最徹底的自我革命。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查出的大貪污犯劉青山、張子善，毛澤東主張予以嚴刑，反映了毛澤東在反腐敗鬥争上的堅決果斷。事實證明，“三反”“五反”運動有效地遏制了當時黨内和社會上存在的腐敗現象，并且長時期發揮作用，使得黨内腐敗現象得到遏制。毛澤東在這些案件的處理上，既有深謀遠慮的一面，也有雷厲風行的一面。他很清楚地認為，腐敗分子是“叛徒和毒蟲”,“大貪污犯是人民的敵人”,必須要徹底幹淨地進行肅清。

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着眼于管黨治黨戰略全局，以“越是艱險越向前”的英雄氣概，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擔當，堅持重拳出擊，處理了一大批害群之馬。“打虎”“拍蠅”“獵狐”,黨中央嚴肅查處了一批已經腐化變質的領導幹部和重大案件，迎來了反腐敗鬥争的壓倒性勝利态勢。然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腐敗的土壤、制度不完善、物質世界對人性的誘惑腐蝕還依然客觀存在，每一名黨員幹部實際上都面臨着黨性與人品的嚴峻考驗。壓倒性勝利并不斷鞏固将是一場拉鋸戰，反腐敗鬥争永遠在路上，隻有始終保持反腐敗永遠在路上的堅韌執着，才能為推動黨的自我革命、使黨永葆生機活力創造前提基礎。

(六)統籌用好“兩個答案”破解曆史周期率

從黨的十八大上任總書記起，習近平就在思考黃炎培當年提出的“曆史興亡周期率”問題。2013年12月26日，在出席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時，他強調要“着力解決好‘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曆史性課題”。言必有諾，在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跳出治亂興衰的曆史周期率的探索，延安時期，毛澤東曾給出“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答案。曆經百年奮鬥後，黨又給出第二個答案，“這就是自我革命”。這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對跳出曆史周期率問題思考的心路曆程。毛澤東和習近平對跳出治亂興衰曆史周期率答案的相繼給出，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産黨人在這一問題上的接力，也充分顯示了黨的領導人的責任擔當。

在黨的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百年來，黨既靠“發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監督”,又靠“全面從嚴治黨、推進自我革命”,從而确保了自身不斷發展壯大、長盛不衰。由此可以看出，自我革命和民主監督如同中共跳出曆史周期率的一體兩翼，二者内外協同、内外結合、雙輪驅動，這就是堅持辯證法的體現。做好自我革命是為了讓黨始終保持先進性、純潔性，确保黨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從而使人民民主、人民監督政府成為可能。而隻有讓人民來監督黨和政府，才能進一步增強自我革命的自覺性和緊迫性。正是鑒于此，“兩個答案”必須統籌來用，一起發力，不可偏頗某一方。而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要推動人民群衆監督政府的相關制度真正建立以及進一步健全黨的自我革命制度規範體系，并使之協同發揮作用。

（基金：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創新項目(2024YZD017)）

（作者簡介：劉海飛，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陳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

來源：《湖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