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兩個結合”的光輝典範

發布時間:2024-06-13 發布者: 浏覽次數:

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兩個結合”的光輝典範

王偉光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活的靈魂的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與中華優秀傳統哲學思想相結合的産物——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哲學的真谛,是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話語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哲學概括。毛澤東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概括為中國共産黨全部言行的思想基礎、基本遵循和理論指南。鄧小平對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極端重要性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無産階級世界觀的基礎”,我們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中國共産黨百餘年的實踐經驗表明,能否始終不渝地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關系黨和人民事業的興衰成敗。

實事求是起源甚早,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基因之一。“實事求是”最早見于東漢史學家班固撰寫的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漢書》。在該書卷53《景十三王傳》中,班固記載了漢景帝劉啟之子河間獻王劉德的生平,稱其“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據《漢書》記載,劉德酷愛讀書,喜好藏書,其“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于是四方學問之士皆不遠千裡前來獻書。與當時另一位喜好藏書的西漢宗室淮南王劉安相比,劉德十分注重對先秦時期儒家古文舊籍的搜集,“《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他還在封地内大力尊崇儒學,廣受當時學者好評,“山東諸儒多從而遊”,其中就包括毛苌等知名大儒。毛苌從毛亨學《詩》,是古文詩學傳授譜系中的重要學者,後人尊稱“小毛公”。此外,劉安還在封地設立儒學博士,傳授《毛氏詩》《春秋左傳》等儒家經典。在劉安的倡導和搜集整理下,一批因為秦火劫難和秦漢之際戰亂而散失亡逸的古籍重現天日,在我國古代典籍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修學好古,實事求是”是班固對劉德的評價,指的是劉德在整理、編校古籍時所秉承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學風和一絲不苟的治學精神。唐代學者顔師古在注釋《漢書》時,将“實事求是”解釋為“務得事實,每求真是”的治學态度,已然帶有哲學認識論的意義了。

就“實事求是”這一概念在中國古代産生時的原初語境而言,其首先指的是一種紮實認真的治學方法和治學精神。其中,“實事”并不是客觀存在的事物,而是指文獻典籍等實證材料。“是”也不具有“規律”“真理”的含義,而是指蘊含在這些文獻典籍中的道理,“求是”則是指通過對文獻典籍的考證、分析而獲取正确的知識和結論。由此可見,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重要基因之一的“實事求是”,原本指治學講究科學方法,富于科學精神,對于學術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漫長的曆史演進過程中,“實事求是”這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起源甚早的概念被反複論述和言說,逐漸深化擴展為具有深厚哲學認識論内涵的思想。具體來看,西漢以降,“實事求是”思想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演進脈絡大體上沿着四個層面的線索展開:

一是學術研究層面。作為學術研究所堅持的基本原則和重要方法,“實事求是”産生于西漢,大盛于清代,是中國傳統學術極為重視并奉行不替的基本原則。乾嘉學者曾對“實事求是”進行了較多論述。錢大昕認為,“通儒之學,必自實事求是始”。阮元自言:“餘之說經,推明古訓,實事求是而已,非敢立異也。”近代以降,中國傳統學術發生深刻變化,但是實事求是的治學精神與方法準則仍尊奉不改,至今仍被學術界廣泛推崇。二是修身倫理層面。古代哲人将對待學術研究的嚴謹态度推廣開來,逐步發展出一套為人處世的修身準則與道德倫理。儒家創始人孔子要求弟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論語·為政》),并提出以“行”來檢驗“言”的主張,“始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求“善”求“真”,“知行合一”“言行一緻”等“實事求是”的修身理念成為傳統士人不斷追求并躬行實踐的倫理準則。三是認識世界的方法論層面。古代學者将“實事求是”的态度用于觀察和了解世界,指出認識世界必須以“格物”為基礎。《大學》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緻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朱熹進一步加以解釋說,“所謂緻知在格物者,言欲緻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将客觀、真實地了解和分析事物看作是認識世界的基本方法。伴随着程朱理學的傳播和官方化,“實事求是”的這一意涵被廣泛接受,成為宋明以降中國傳統學者認識和分析世界時所秉承的基本方法論。

需要指出的是,“實事求是”思想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演進脈絡中,以上三個層面彼此之間并不是互相割裂的,而是呈現為一個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有機整體。在中華文明的漫長演進過程中,“實事求是”上述三個層面的意涵同步演進、融合發展,其哲學認識論層面的含義逐步衍生并深化。通過“格物緻知”和“即物窮理”,以朱熹為代表的思想家将産生之初原本作為治學方法的“實事求是”加以深化和升華,将其上升到哲學認識論層面。與此同時,理學家還對修身準則與道德倫理層面的“實事求是”加以深化,将其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普遍遵行的行為準則和倫理道德。通過這番解說與闡釋,宋明儒者賦予了“實事求是”中的“是”以規律、法則的意涵,這使得宋明理學所追求的“是”,既是作為封建道德倫理修身養性的規律、法則的“是”,也是具有理學核心概念——“理”之内涵的“是”。古老的實事求是思想開啟了向哲學認識論演化的曆程。在宋明理學那裡,對實事求是思想的繼承與發揮又分為客觀唯心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總體來看,以上三個層面的“實事求是”思想脈絡相互融通,共同向着哲學認識論方向的演進發展。

四是哲學認識論層面。中國傳統哲學在其發展演變的曆史過程中,先後出現了以王充、範缜、王安石、張載、王夫之等為代表的一批具有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學者,他們富于求實精神,反對迷信、破除虛妄,堅持以科學的态度看待世界、探究規律。王夫之主張即事窮理、即物窮理,認為“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實事求是”中的“實事”具有了客觀事物的含義,“求是”則是指從客觀的事實出發求得正确的認識,即從對客觀事物的觀察和研究中探索規律。

在文明曆史的漫長演進過程中,中華民族素來重視的求實務實精神與在社會實踐中不斷發展的樸素唯物主義認識論賦予了“實事求是”思想傳統以深厚的哲學智慧。早在上古時期,中華民族的始祖們就在與大自然的鬥争中十分注重求真務實。相傳大禹從前人失敗的教訓中吸取教訓,認清了河流運行的規律和洪水發生的根源,改以疏浚的方法治水,終于獲得成功。《詩經·大雅》雲“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意思是說世間萬物都有其運行的規律和法則。從墨家的“三表法”到名家的“曆物諸題”、道家的“道法自然”和法家的“循名而責實”,無不蘊含着豐富的哲學智慧。經過曆代學者的诠釋,從對客觀實際的深刻把握中總結規律、把握規律、遵循規律成為傳統中國人為學行事、治國安邦的認識論的共同準則。

在“實事求是”思想的演變過程中,以上四個層面線索互相補充,與中華民族在千百年的社會實踐中所形成的求真務實精神相融合,形成了“知行合一”的知行觀,成為中華優秀傳統知行觀的核心理念,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知”與“行”及二者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中國哲學史上一個被反複論及、不斷讨論的重要話題。不同時代的思想家們對何為知、何為行、知行先後、知行難易等問題進行了觀點各異的讨論,大體可分為樸素唯物主義知行觀和唯心主義知行觀,後者又有客觀唯心主義知行觀和主觀唯心主義知行觀的區别。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樸素唯物主義知行觀,還是唯心主義知行觀,其所論述的“行”盡管各有側重,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意義上的實踐範疇。他們多主張知行合一,強調躬行實踐,倡導言行一緻,反對知行脫節,重視實幹。例如,宋明時代的思想家們圍繞知行關系進行了長時間的争論,但無論是主張“知先行後”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程朱理學,還是提出“知行合一”的主觀唯心主義的陸王心學,以及主張“行先知後”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家們,均重視“行”,強調躬行踐履,認為知行之間互相依賴、不可偏廢。隻不過他們對“行”分别有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個根本不同的解釋。五四運動以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這一固有的知行合一、躬行實踐的知行觀,在馬克思主義的滋養下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對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極其重要的推動作用。

在中國革命的偉大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依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物質決定精神、實踐決定認識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基本原理,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實事求是”哲學智慧進行了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改造,吸收其中唯物主義認識論、真理觀的合理成分,使之發生了創造性轉化。具體說來,就是将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與中華優秀傳統思想中知行合一、重行務實、重視實踐效驗的哲學認識論的優秀觀點結合起來,加以當代升華,形成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即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的思想路線。

20世紀20—30年代,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總結中國革命經驗與教訓、反對“左”傾、右傾路線錯誤的過程中,深谙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哲學精粹”的毛澤東逐步創立了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毛澤東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反對教條主義,提出“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指出“中國革命鬥争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藉此,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初具雛形。

1937年,毛澤東發表《實踐論》,闡發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的觀點,深刻闡述了知行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意義。毛澤東指出,“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曆史的統一”,強調“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毛澤東強調實踐是認識的唯一來源,闡明了辯證唯物主義知行合一觀和馬克思主義認識論。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作報告時,使用“實事求是”的概念,提出“共産黨員應是實事求是的模範”。1941年,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毛澤東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對“實事求是”進行了創造性的全新诠釋:“‘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内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這是對黨的思想路線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哲學概括。在延安馬克思主義學習教育和整風運動中,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成為統一全黨思想的思想基礎。“實事求是”也成為中央黨校的校訓,成為黨的幹部教育的根本要求。1945年,毛澤東以“實事求是,力戒空談”為黨的七大紀念冊題詞。“實事求是”四個簡單樸實的字包含了深刻而豐富的哲學内涵,集中體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本思想,科學總結了中國人民鬥争實踐基本經驗,成為全黨始終如一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行動指南。

新中國成立後,在探索如何在中國這樣一個落後的農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毛澤東提出把“把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探索在我們國家裡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結合新的實際豐富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提出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為黨和人民事業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引,至今仍有重要指導意義。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在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我們黨堅持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根據實事求是原則解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難題。鄧小平堅持黨的思想路線,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說自己是“實事求是派”。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後,以江澤民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開創了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黨的十四大通過的黨章修正案規定:“黨的思想路線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系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全黨必須依據這條思想路線,積極探索,大膽試驗,創造性地開展工作,不斷研究新情況,總結新經驗,解決新問題,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黨的十六大又将黨章相關内容進一步表述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黨的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形成了科學發展觀這一重大戰略思想,要求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精神、大興求真務實之風,進一步深化了對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認識。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經過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産黨人在實踐中不斷堅持、豐富、創新和發展,成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不斷取得勝利的重要法寶。

百餘年來,中國共産黨在帶領全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偉大實踐中,一直十分注重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真理同中國的獨特國情和中華民族的悠久文明曆史、優秀文化傳統結合起來,并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實事求是”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創造的極具中國智慧、中國氣派和中國特色的“中國話語”,具有獨特的原創性。2020年9月,習近平考察湖南期間,專程前往嶽麓書院考察調研,指出嶽麓書院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策源地和有重要影響的地方。這一重要論述,既是對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重要一脈的湖湘文化務實重行理念的肯定,也是對中國共産黨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湖湘貢獻的肯定。在漫長的文明演進和曆史變遷過程中,湖南人逐步形成了崇實重行、勇于創新的地域文化精神,湖湘文化也由是成為中華文明百花園中一朵鮮豔奪目的瑰寶。特别是鴉片戰争以後,在“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的艱難時刻,一批又一批來自湖南的傑出人才為争取民族獨立和解放前仆後繼,使“清季以來,湖南人才輩出,功業之盛,舉世無出其右”,為推動中華民族發展并走向複興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崇尚實際、注重行動是湖湘學人的學風特點和精神特質,實事求是、務實重行是湖湘學術的哲學精髓。嶽麓書院作為中國古代四大書院之一,也是傳承和弘揚湘學“實事求是,務實重行”理念的重要空間。嶽麓書院之辦學,最早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北宋開寶九年(976),潭州知州朱洞于嶽麓山下始建書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見山長周式,并禦書頒賜“嶽麓書院”匾額,“嶽麓書院”之名自此相沿未改。宋元明清四代,嶽麓書院始終弦歌不絕,并逐步發展成為傳播和發展湖湘文化的重鎮。1914年,賓步程出任湖南公立高等工業學校(後改名為湖南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校長,他将學校由長沙河東落星田遷到嶽麓書院原址,并親書“實事求是”匾額懸于講堂,以此為校訓,激勵學生立足客觀實際,矢志追求真理,踏實做人做事。從此,在嶽麓書院這一具有特殊象征意義的學術空間中,“實事求是”作為一種求實精神和治學方法進一步深刻地融入了湖湘文化。

從湖南走出的毛澤東深受湖湘文化崇實重行理念的影響。“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偉大奠基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是為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人類進步事業作出重大貢獻的偉大國際主義者”。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毛澤東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核心概念之一的“實事求是”思想進行改造,進行了創造性的重新诠釋,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方面之一。在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不同階段,伴随着實踐的豐富與發展,“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得到了不斷豐富和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多次發表關于實事求是的重要講話,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在新時代煥發出了新的光彩。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追溯“實事求是”思想發展的悠久曆程,可以說,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是從古老的嶽麓書院走來,從深厚的湖湘文化中走來,從悠久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走來,從中國人民偉大的鬥争實踐中走來,從中國共産黨人百年奮鬥中走來,是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光輝典範。

(作者簡介:王偉光,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院長、黨組書記、學部委員,中國辯證唯物主義研究會會長)

來源:《求索》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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