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經濟學理論體系建構的進展和展望

人文經濟學理論體系建構的進展和展望

王立勝 段博森

自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兩會期間就蘇州和杭州這兩座經濟發達、文化繁榮的曆史名城提出了研究其中的“人文經濟學”重要命題之後，人文經濟學引起我國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學者們逐步開展人文經濟學的理論體系建構，通過對其從理論到實踐的基本問題的研究讨論形塑其思想框架與學科體系。事實上，這也是人文經濟學研究體系化學理化的重要一步。從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學者們主要對人文經濟學的基本特征、理論内涵、體系化學理化建構及其具體實踐等問題進行初步讨論，并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學術認知與學術成果，為人文經濟學的深入研究、更好地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人文經濟建設打下良好基礎。

一、人文經濟學的基本特征

人文經濟學作為一個全新的學術命題，在理論體系構建過程中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對其基本特征的讨論。學者們針對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學科屬性、研究方法及基本性質等方面進行讨論。

（一）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學科屬性

一個學科的研究對象往往與其學科屬性有關，同樣，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與其學科屬性息息相關。關于這一點，學者們分别從各自的視角出發予以分析讨論。從目前已有的文獻看，大體上可将其分為經濟學、人文學和文明學三種類型。

在認為人文經濟學屬于經濟學學科的學者們看來，人文經濟學是在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突破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經濟學的基礎上，對“理性人”的經濟學假設進行否定而創立的一種以人民為中心的具有人文關懷與人文意識的新經濟學體系。正是在這個基礎上，羅衛東認為，人文經濟學是以全體人民的發展、富裕和幸福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它聚焦于“全體人的需要”這一根本目的，以及與之匹配的财富生産、積累和分配方式。白永秀等進一步指出，這種需要可以分為物質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因為經濟繁榮絕不隻表現為物質财富的增加，還表現為道德水準、文化素養等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這種物質與精神協調發展、共同繁榮的關系要表現在以更合理的分配關系促進共同富裕，以及保障人在社會生産、分配、交換和消費過程中的主體地位上，這就要求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所處的地位、需求及共同富裕。

而在經濟學之外，一些學者更多地以一種人文學科的視角來看待人文經濟學，認為人文經濟學雖然研究的是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但不限于純粹的經濟學範疇。比如，孫茹茹認為，從現有的經濟學體系看，人文思考仍然處于從屬地位。而從其思想源流來看，來自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和中國傳統哲學思想的人文經濟學更應被納入哲學範疇，其對基于當代中國文化實踐理解、辨析和發展人文經濟學具有更高的适配性和合理性。從這個角度出發可以判斷，人文經濟學是研究當代中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的理論。蘇振源從文化哲學的角度出發，認為文化産品是一種承載特定文化理念的特殊商品，其意識形态屬性與産業屬性緊密相連，因此人文經濟學要對如何使文化事業與文化産業協調發展進行深入研究，研究理解社會主義文化市場規律，為駕馭文化市場、壯大主流文化陣地構建堅持社會效益第一性、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相統一的人文經濟體系，更好地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的繁榮進步。

除經濟學科和人文學科的視角外，還有學者從人文經濟學“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化”的内涵出發，認為人文經濟學具有多重維度。如，陳立旭指出，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就是人文經濟本身，而人文經濟不囿于一種維度，事實上人文與經濟的相互作用存在多個維度。分析人文經濟必須避免以偏概全，人文經濟學也不能僅僅将人文經濟多個維度中的某一個維度作為研究對象，而是必須着眼于整體和系統。常修澤認為，人文經濟學既要與文史哲社法等人文社會學科相結合，還要聚焦于經濟過程本身，因此既不能超越經濟學，也不能将其窄化為文化經濟學。但問題在于，人文經濟的豐富内涵如果僅從經濟範疇予以解釋，則一樣會被窄化為文化經濟學或人文的經濟分析，而任由多學科各自解釋又難成體系。這就在呼喚一個新的交叉學科的出現。樊浩指出，人文經濟學應該是一種文明學，其不是目前已有的某一學科，而是人文—經濟一體化的文明學，通過建構人文—經濟辯證融合的生态，為現代中華文明與中國式現代化奠定根基。也就是說，人文經濟學要研究的對象是經濟與文化的辯證作用，換言之就是如何構造中國的現代文明。事實上，從經濟學科與人文學科的視角出發的人文經濟學研究已經開始要求避免文化或經濟的單方面決定論，羅衛東認識到，人文經濟學完全無法離開哲學（倫理學）這個母體，它是介于實證經濟學與哲學（倫理學）之間的一門學科。但囿于已有的學科範式和學科傳統，人文經濟學的内涵難以獲得充分的表達，而隻有從文明學的維度出發，才能将其他學科視角統一起來，并更好地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偉大事業。

（二）人文經濟學的研究方法

由于人文經濟學本身是一個多學科交叉的新興學科，所以其研究方法也必然是多學科、多角度、多領域的混合。但這并不意味着沒有一個方法論的總體指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唯物史觀是我們共産黨人認識把握曆史的根本方法”。在這一點上，無論認為人文經濟學屬于哪一種學科屬性的學者們意見是一緻的，即認為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思想指導的人文經濟學要以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作為方法論的基礎。如，桑明旭指出，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定位、基本主張、實踐要求及建構原則都應從唯物史觀的立場、觀點、方法出發，這樣才能予以正确理解。但是，唯物史觀和辯證唯物主義隻是基礎，要想對人文經濟學有更進一步的認識，就必須發展出具體的研究方法，而學者們在這一點上又有所不同。如，羅衛東主張借鑒各類學科的研究方法，在現象層面上可以繼續采用實證方法與數理建模的方法，但要防止濫用，同時要多借鑒生理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研究方法。此外，他指出人文經濟學更需要建立體現“人文”特色的研究方法，即基于個人心智的共情和内省方法，要綜合考慮人的主觀和客觀、現狀與預期、靜态與動态、意義與行動等因素，對此演化經濟學的方法是值得借鑒的。胡承槐等認為，人文經濟學要采用超越抽象走向具體總體的系統方法，具體來說就是采用系統思維，将經濟與文化作為既相互聯系又相互獨立的兩個領域看待，并将之運用于文化産業發展、曆史發展及以全球化為背景的國際結構考察中。新華社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課題組提出，要把握好物質與精神、傳統與現代、效率與公平、自立與互鑒四種關系，正确把握這四種關系是深刻理解和踐行人文經濟學的重要方法論。任平則從理解和把握人文經濟學的方法論自覺着手，認為要從五個方面提升方法論自覺，即以文本文獻研究深刻理解習近平總書記有關人文經濟學的最新觀點論斷與本質内涵，以樣本案例研究推動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創新，以反思批判性對話解決西方經濟學造成的人文缺失困境，以創新性思考理解掌握人文經濟學的戰略使命，以系統性思維把握人文經濟學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資源。

（三）人文經濟學的基本性質

對人文經濟學的基本性質問題，羅衛東認為人文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不同，它遵循“人的邏輯”，這就使人文經濟學本身因為“人”的現實實存與理想願景都被納入考慮而具有跨學科特性，由此人文經濟學既是實證的，又是規範的，并且它還因為“人”及其社會的動态演化而具備無窮可能性，所以必然是動态的、開放的。事實上，這種動态性和開放性本身也預示着人文經濟學理論的實踐性。胡承槐等認為，構建人文經濟學理論體系是現實的社會主義實踐發展向理論研究提出的客觀要求，它具有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基礎，并且還要進一步服務于國家的總體發展與民族複興偉業，更科學地推動社會主義實踐進程。而科學的實踐同樣需要科學的理論指導，人文經濟學在實踐性之外同樣還要具有科學性。值得指出的是，在實證性、規範性、動态性、開放性、科學性與實踐性之外，人文經濟學還具有批判性和人民性。任平認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從本質上不同于西方人文經濟學就在于，西方人文經濟學雖然也主張“人文回歸”，主張人的道德、倫理對經濟學的約束作用，但沒有“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立場，也就是沒有人民性，隻能使所謂的人文經濟學淪為空洞抽象的人本經濟學，而對西方經濟學人文缺失現象的真正超越必須回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上來。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正是在全面繼承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思想傳統的基礎上，在解決西方經濟學人文缺失弊端的同時，又以人文邏輯來構建自身的理論。

二、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内涵

在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内涵問題上，學者們主要針對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系、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及人文經濟學的重要意義展開讨論。

（一）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系

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問題是人文經濟學最重要的學術命題。韓喜平等從國内外思想理論的演進曆史出發，認為文化與經濟發展有緊密的内在關系，文化能凝聚共識，形成聚合力與感召力，統一經濟發展方向的意志，能深刻影響經濟道路的選擇且在經濟領域發揮現實作用，能為經濟發展提供理念指引并規範經濟主體的行為。文化對經濟的影響會随着社會的不斷進步而與日俱增，經濟會越來越滲透着文化因素，從而在世界範圍内呈現趨向先進文明與發達經濟體的文化演進态勢，并基于經濟發展的現實成果最終構建起具有不同民族特色的文化經濟體。這就需要每個國家、民族根據自身的不同文化傳統進行現代文化經濟體建構。洪銀興以現代化為切入點指出，文化現代化與經濟現代化的區别在于，經濟現代化存在一個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追趕問題，而文化現代化卻并不是對西方發達國家的追趕，而主要是在自身文化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以創造社會主義現代文化，中國式現代化正是要以此為基礎形成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文化與經濟相互支撐、共同繁榮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向勇認為，人文經濟的協同發展是在繼承儒釋道共同構成的中華文化人文價值基礎上，通過錨定人文資源的有效組合、全民創意的有效協調、價值認同的有效整合及多元效益的有效共生這些目标框架引導人文經濟活動。但值得指出的是，按照唯物史觀的觀點，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卻又是複雜的。胡敏指出，雖然從一系列數據呈現的表象看，文化對經濟具有促進作用，但文化并非一直對經濟有正向作用。在曆史上，文化與經濟是時而相互促進、時而相互阻礙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又會反作用于經濟基礎，先進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衆掌握，就會轉化為強大的物質力量；反之，落後的、錯誤的觀念如果不破除，就會成為社會發展進步的桎梏。正是由于這一點，在社會主義中國就要格外重視與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相匹配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築。鄭吉偉等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在唯物史觀視域下，勞動者立場自然就是社會的主流人文立場，它既是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在社會意識上的反映，也在維護着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但在當前的數字經濟時代，傳統的生産關系和雇傭關系發生改變，存在數字勞動過程中勞動主體不被确證、勞動者生産境遇不被重視的現象，這是隻注重經濟效益而忽視人文關懷的表現。值得指出的是，雖然數字經濟時代文化與經濟之間出現的矛盾是随着社會進步誕生的新問題，但從曆史的角度看，這仍然是由來已久的文化與經濟相互阻礙問題的必然結果。何雨從福柯的知識考古學的方法入手，認為從曆史的角度與現實的角度看，人文與經濟的緊張狀态是有區别的。前者表現出的是東西方在傳統觀念上通過宗教或道德觀念實現人文對經濟發展的正當性的鉗制，而後者則表現為由于現代性的建立導緻的經濟擺脫前現代的人文鉗制而造成的自我擴張。當人文關懷與經濟發展各自側重的目标不同時，就會呈現這種緊張關系，反之則呈現和合關系，而中國式現代化為這種和合關系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條件與新的可能。但這種可能隻是一種潛在的“應然”，要将這種應然轉化為實然還需要一個明确的實踐主體。對這一問題，王生升等認為，依據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經濟與文化是要統一于“現實的人”的物質與精神生活需要的，其反映在中國具體實際中就是中國的經濟高質量發展與文化繁榮要統一于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從這個前提出發，經濟發展水平就決定了文化的現實内容與表現形式，文化建設也反作用于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方式，而社會主義國家是促進經濟與文化良性發展的實踐主體，其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人民群衆從而以國家經濟治理的聯合方式主動運用經濟發展規律而非被動受其支配。

（二）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對于文化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當下社會如何協調好兩者關系的讨論是人文經濟學的題中之義，而解決方法或理論建構的基礎是多元的，因為人文經濟學本身并沒有提供現成的理論基礎。這就意味着，需要對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進行研究。針對這一問題，學者們紛紛從各自的學科角度出發給出了自己的觀點。如，羅衛東認為，人文經濟學的構建需要從以儒家為代表的人文主義經濟思想、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中的人文主義元素和西方現當代主流經濟學及異端經濟學的人文主義思想中進行深度挖掘和利用。但如前所述，人文經濟學本身就是單一學科的理論構建，它要面對的問題是當前數字經濟時代，在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人文經濟一體化的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建構問題，因此作為資本主義經濟學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和西方異端經濟學都不足以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根本遵循與理論支撐。王國壇等認為，人文經濟學有着深刻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和思想淵源，所以其要建立不以謀利為目的的着眼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與共同發展的理論體系，而馬克思勞動思想中的人文意蘊為其提供了啟發和借鑒。因為馬克思是在繼承了歐洲人文主義思想遺産的基礎上又對其進行了超越，并且這種超越體現在馬克思以勞動作為基礎的科學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理論之中。事實上，人類的解放本質與核心正是在于勞動的解放，也隻有從勞動層面尤其是馬克思的一般勞動入手，才能在看破資本主義價值觀虛僞本質的同時，認識到共産主義社會人類平等觀念、人的“為他性”的社會本質及最終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的共産主義價值觀内涵。

除此之外，正如任平指出的，人文經濟學不但有着守正創新的理論邏輯，還有着深厚的文化根脈。也就是說，人文經濟學不但繼承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還同時繼承發揚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因。但決不能将這種優秀傳統文化基因認為是儒家傳統為代表或是其他文化切片作為整體的代言，對待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采用整體性繼承原則，即不能非曆史地、碎片化地截取文化基因，人文經濟形态的形成是文化整體地包容經濟、浸潤經濟、滲透經濟的結果。沒有整體繼承和整體包容、浸潤，僅僅指望抽取一兩個文化基因碎片就能用外科手術方式“嵌入”經濟機體造就人文經濟，那是絕對的空想。從這個意義上說，人文經濟學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基礎就是在曆史中作為整體而存在的。因此，雖然傳統儒家思想能夠提供一定的借鑒意義，但它并不能代表整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這個基礎上，可以對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基礎進行多角度解讀。如，代玉啟從精神富裕的角度出發，認為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建構是在繼承發揚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富有理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民本經濟思想及中國共産黨對精神富有的百年探索經驗而形成的理論體系。胡钰從經濟學發展理論的角度出發，認為以人為本的人文經濟學既源于馬克思主義，也源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構建人文經濟學理論體系要在現有的主流經濟學理論基礎上引入其缺少的人文要素，主要研究人文要素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重點圍繞微觀生産與消費行為的人文效率與人文效用，以及宏觀經濟環境的人文公共品展開。此外，人文經濟學的發展理論還要求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實現“人文的自覺”，充分尊重和發揮人的作用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簡而言之，人文經濟學要研究和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與經濟的和合關系，從根本上說不能離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指導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曆史土壤，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也正是從其中繼承并将進一步結合中國式現代化實踐而發揚光大。但需要指出的是，這裡對人文經濟學理論基礎的讨論大多集中于人文經濟學的經濟思想基礎，而政治、文化、社會、生态文明等多方向、多領域的理論基礎尚未被發掘。

（三）人文經濟學的重要意義

人文經濟學作為一個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嶄新命題，其理論體系的創建具有重要意義。從學術理論而言，張繼焦等認為，人文經濟學的提出對于經濟學研究來說是一次重要的文化轉向，同時也是對當前經濟學尤其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超越。他們指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經濟學研究基于“理性人”假設，其理解現代世界的基本框架為“資本—财富—經濟”，人文精神在其中因被抽象化處理而被排除。人文經濟學則從習近平經濟思想與習近平文化思想中獲得正确指引，以唯物史觀為基本方法，認識到文化與經濟的辯證統一關系。李揚等指出，人文經濟學的意義在于提供了一種新的科學的經濟社會發展思維框架，即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福祉為歸宿，促進人文與經濟交融互生，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提供物質和精神的雙重驅動、混合推動、一體聯動、全息運動。它超越了西方經濟學的局限，為經濟發展提供合理而充沛的文化驅動力與文化引領力。胡承槐等認為，在理論上人文經濟學将極大拓寬經濟學研究視域，并轉變其方法、豐富其理論，使經濟學理論更好地反映經濟客觀情況，推動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祛魅。郭志偉認為，人文經濟學的理論意義在于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規律的闡釋，并通過與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進行對比分析，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在實踐意義上，胡于凝認為，人文經濟學打破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人文悖論，推動人文精神向經濟學理論的回歸；面對當前嚴峻的世界局勢，中國經濟秉持着人文經濟學“人民至上”的發展思想，造就了中國經濟發展奇迹，為世界經濟增加了人文韌性；還啟示世界各國在立足自身的優秀文化傳統、人文基因及國情的基礎上，積極吸收和汲取其他優秀文明的養分，促進人類文明共同進步，為世界文明交流互鑒提供了人文智慧。任平認為，人文經濟學新實踐所要實現的重大戰略體現為“五新”：人文新目的、新目标，發展人文新範式、新動能，設計人文新賽道，設計人文新規則，形成人文經濟新形态。胡承槐等指出，構建人文經濟學在實踐上的現實意義在于極大促進“兩個結合”更加深入和廣泛，為黨和國家統籌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提供更科學的理論基礎，在全社會進一步形成以人為本的價值理念，保證人的發展的全面性。樊浩認為，人文經濟學理論對破解現代文明的前沿問題具有超越文化—經濟的現代性文明悖論、促使文化與經濟的互動互榮、為經濟發展提供人文動力與人文後力和塑造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态四個方面的意義。孫琳指出，人文經濟的文化生産方式以創造性的文化生産為特征，與流水線式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相區别，它是讓文化勞動過程本身成為無法複制的創造性生産過程，使文化産品能沖破利己主義的物化價值觀念，獲得了一種人文價值。這種人文價值是無價的，它的積累與剩餘價值、資本生産和流通過程的物質變換都無關，而是實現了對物化主體的超越。并且這種人文經濟雖然仍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它同時為世界曆史的現代化建設貢獻了新範式，提出了新可能，從而又具有了世界性意義。

三、人文經濟學的體系化學理化建構

針對人文經濟學的體系化學理化建構問題，學者們主要圍繞其曆史發生、話語創新和學術體系構建展開讨論。

（一）人文經濟學的曆史發生

雖然人文經濟學是習近平總書記在2023年提出的新命題，但并不意味着其就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新的”理論建構。事實上，人文經濟學的提出有其曆史發生過程，而厘清這個過程會對人文經濟學的體系化學理化建構提供助益。王忠等從經濟學理論演進的思想史角度出發，認為人文經濟學的演進曆程可以分為孕育、萌芽、初創、拓展及深化五個階段，從孕育階段對經濟活動中蘊含的人性、道德和倫理等核心問題的揭示到當代不再局限于經濟理論本身，而是借助心理學、地理學、社會學等多元的方法論工具研究經濟現象背後的人文内核，人文經濟學在理論演進過程中越發強調經濟活動嵌入的社會文化語境，為全球經濟的複雜性和非均衡性提供了獨到的诠釋路徑與研究範式。這是将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純粹的理論構建，并着重于作為一般概念的普世性。但現實中，中國的人文經濟學或新時代人文經濟學作為人文經濟學的中國表達，與西方資本主義人文經濟學并不是僅存在文化傳承的曆史差異和表達差異，隻有從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出發，才能真正對人文經濟學的曆史發生有清晰的認識，并深刻認識其社會主義先進性。高德步從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曆史入手，認為中國經濟學随着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曆史變遷，也同樣經曆了從按照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照着講”，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中國化的“接着講”，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及其人文構建的“自己講”的變化過程，而構建人文經濟學就是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文領域。從“人”的角度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人為本，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經濟學；從“文”的角度看，它是研究民族曆史、體現民族價值、采取民族形式的經濟學。韓喜平等指出，人文經濟學是一種以文化為要素的發展經濟學，而中國作為一個有着深厚曆史底蘊的文化大國，人民更容易在經濟行為和社會觀念上受到文化的深刻影響，在如今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更是突出。他們認為，黨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的重視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取得輝煌成就的重要原因。在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使人們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滿足，因此人文經濟學的構建就是要響應時代要求，更加深入理解發展的内涵，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兼顧文化效益的提升，順應經濟發展趨勢，更好地發揮文化在經濟中的作用，這在經濟理論上也是一種曆史的必然。值得指出的是，上述研究都是較為單一的經濟學發生，而非真正意義上的包含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文明在内的新文明秩序的發生。孫茹茹跳出單純的經濟學學科意識，認為人文經濟學的曆史發生存在一個從經濟學到哲學的理論轉向，并将之描述為從“與人相關經濟學”理論向“與經濟協調的人文”的哲學理論躍升，在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的曆史轉型過程中，就呈現為從一般概念的人文經濟學到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轉變。事實上，它同樣與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關，特别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随着經濟建設成為全黨的工作中心，在一定時期産生了對經濟發展的重視大于文化發展，造成精神文明建設與物質文明建設失調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新的起點上繼續推動文化繁榮、建設文化強國、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是我們在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人文經濟學正是基于新時代中國文化思想和哲學思想發展的最新成果，也是“第二個結合”的重要成果，其理論原點與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相伴随。因此，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研究突破單一的經濟界限，為人文經濟學的文明論意義增加了理論維度。

（二）人文經濟學的話語創新

人文經濟學作為服務于開創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工具，本身也是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一部分，因此一定要在理論上有話語創新，才能更好地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有所助益。周露平将這種話語創新視為一種人文經濟學的中國化叙事，認為這是從古典經濟學到中國人文經濟學的三個方向的叙事轉換，即從以“經濟中心主義”的财富經濟轉向“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文經濟、從以資本為中心的曆史觀轉向以人類命運為内容的大曆史觀、從以私人經濟學的資本話題轉向共富經濟學的中國命題，這種轉向還要結合中國人文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和思想資源進行理解。面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資源，高德步指出，人文經濟學的中國特色來源于中華民族傳統文化，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人文傳統進行現代闡釋，并作為人文經濟學構建的基礎框架。他認為“春秋三事”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政治經濟理念具有普适性的意義，“正德”即以道德作為人文經濟學的主導價值，“利用”即以生産力作為人文經濟學的工具價值，“厚生”即将以民為本作為人文經濟學的根本價值，這“三事”最後要由“惟和”即人與自然、社會、曆史的和諧發展作為人文經濟學追求的目标來統合協調，最終達到“天人合一”的總體和諧。王忠等認為，從曆史維度講，中國傳統的民本、義利之辨等人文經濟思想為人文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土壤，它将經濟置于道德倫理之中，為市場經濟提供了三大基因，即以世俗化為核心的經世緻用、義利相兼的道德傳統，以及感性和理性并重的情理交融，它們為人文經濟學的話語創新提供了思想底蘊與理論基礎。從理論維度講，人文經濟學的話語構建将西方經濟學的數理邏輯與中國自身的人文邏輯相整合，不但促進了方法論的創新，還得以探索更複雜、更多元維度的經濟過程。從實踐維度講，人文經濟學與中國的經濟實踐在互相促進、互動統一中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提供了理論支撐和實踐遵循。這些都将有效構建起立足中國、借鑒世界、面向未來的人文經濟學中國話語體系。魏建結合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提出了将文化納入經濟增長的“增長共識理論”，認為文化是一種決定社會發展客觀方向的客觀存在，同時也是基于目标、價值、行動認同形成的增長共識所構成的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随着經濟的增長，增長共識也會更新為增長文化，從而以文化和經濟的互融互促實現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此外，段進軍從西方異端經濟學的角度對人文經濟學的話語創新進行補充，認為人文經濟學的話語構建要從批判和反思主流經濟學的“理性人”假設的邏輯起點開始。他結合了奧地利學派的主張，提出“行動—規則—空間”三維理論範式，以真實的“行動人”作為邏輯起點，人的行動和行動的協調生成了自發的經濟秩序和基于自發秩序的動态文化生态系統，由此人文經濟學獲得了主體概念，并且人生活在一種自發秩序和社會文化生态的結構之中，社會文化生态結構會深刻影響着人的行動和行動的協調。以此為基礎，“行動—規則—空間”三維新範式将人的微觀行動與宏觀空間秩序聯系在一起，将人的創造性概念納入體系之中，深刻揭示了人文經濟學由個體行動和行動協調，以及由此形成的自發秩序與多元包容開放的文化生态之間的良性互動所呈現的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的本質内涵。

（三）人文經濟學的學術體系構建

人文經濟學的學術體系構建是關系到人文經濟學理論能否順利發展的重要問題。任平指出，人文經濟學作為“學”就是要形成專業化、學理化、體系化的自主知識系統，具體來說需要把握七個關鍵環節：破除西方經濟學的狹隘認識，深刻闡明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内涵；把握好人文經濟學的基本特征；強調以人興文、以文興人，人文興産，文興生活，文化生态，人、産、城融合的未來發展的人文新範式；構建現代化經濟發展的人文新規則；構建現代化經濟發展的人文運行新體制；構建人文經濟學新理論體系；構建人文經濟學新話語體系。白永秀等從人文經濟學學科建設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文經濟學的框架體系應主要包含八個部分：讨論人文經濟學頂層設計的導論部分、讨論人文經濟思想源流和曆史發展的曆史部分、讨論人民在宏微觀社會經濟活動中占主體地位的主體部分、讨論物質與精神協調關系的關系部分、讨論人的全面發展部分、讨論文化産品二重性（社會性與經濟性的統一）的文化部分、讨論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和以人民為中心的分配關系的富裕部分、讨論人文經濟學發展趨勢與創立路徑的展望部分。李曉樂認為，對人文經濟學的學術體系構建要從以下幾個方面着手：要從人文與經濟的關系、人文價值回歸經濟學研究兩個方面加強對人文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研究；加強人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方法、假設條件、具體範疇、數據模型及人才組織等各方面軟硬件的基礎設施建設；堅持問題導向，對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人文與經濟融合發展實踐和重大矛盾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加強田野調查和動态跟蹤研究、典型案例研究，構建人文價值判斷體系和考核指标體系。桑明旭認為，在加強人文經濟學學理化闡釋方面，要厘清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本質内涵和基本特征，辨識新時代人文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總體差異，甄别西方經濟學的新自由主義本質，闡明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唯物史觀基礎，揭示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社會現實根源，澄清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傳統文化基因。在加強人文經濟學的體系化表達方面，要把人文經濟學設立為經濟學的重要學科方向，以書院制、實驗班的形式推進學科交叉融合的人文經濟學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積極推進人文經濟學原理、中國人文經濟史、西方人文經濟史、人文經濟學原著選讀、人文經濟學方法論等高質量教材編寫，建設新時代人文經濟學文獻數據庫、案例數據庫等教學研究支撐平台。

四、關于人文經濟學實踐問題的讨論

在人文經濟學的具體實踐問題，即人文經濟的具體建設問題上，學者們主要圍繞人文經濟城市、人文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的關系及人文經濟建設與新質生産力發展的關系展開研究。

（一）對人文經濟城市的研究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人文經濟學這一命題的背景，是基于對蘇州和杭州這兩座曆史文化名城經濟發展與文化發達的互相促進、互相轉化情況的思考，并鼓勵研究這裡的人文經濟規律。這實際也提出了對人文經濟城市進行研究的重要命題。針對這一問題，學者們從不同角度對不同城市進行研究。如，陳忠從城鎮化的角度讨論人文經濟的建設問題，認為城鎮化并不是西方化或都市化，也不是城鄉二元對立，相反，推進人文城市、倫理城市的人文城鎮化是人文經濟的落地方式。要發展人文經濟，就要把握城鎮化的倫理，用倫理生态思維去克服空間權利的粘性化，建設多元主體參與的共治型城鎮化；防範城鎮的公式化傾向，結合不同地區的情況，探索各具特色的融合型城鎮化；防止城鎮化的塗層異化問題，營建健康可持續的城鄉命運共同體。而在人文經濟城市建設的具體分類上，張繼焦等将城市按照人文經濟實踐分為四種類型：人文經濟協調發展型、經濟先行文化滞後型、文化先行經濟滞後型和人文經濟雙重困境型。蘇州、杭州、濰坊這些城市就是文化經濟化與經濟文化化同時進行，并在階段性探索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實踐經驗的人文經濟協調發展型城市；而正在衰退中的資源型城市鶴崗、個舊等地則屬于經濟和文化關系較為疏離，整體呈滞後狀态的人文經濟雙重困境型城市；鄂爾多斯這種經濟先行文化滞後型和烏拉蓋地區這種文化先行經濟滞後型雖然各有優勢，但都存在結構性失調的問題，這種結構性失調會導緻經濟發展不可持續和文化發展缺乏物質支持。文化或經濟的單向度發展本質是一種低質量的發展，解決這種單向度發展的結構失調問題，關鍵在于處理好經濟和文化的關系。而針對城市的經濟文化關系的處理問題，王忠等從城市的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認為人文經濟的理論邏輯對解決城市精神生活的貧瘠問題有所幫助。将城市的演進分為六個階段，即農業/手工業城市、商業城市、工業城市、科技城市、創意城市和人文城市，其中的人文城市是城市未來的發展方向，它是對傳統農業/手工業城市的回歸和超越。要将城市看作一個有機的生态系統，把人文精神融入城市空間供給、社會互動和經濟結構之中，突破“市場—社會”二元對立，發展多元和包容的城市經濟體系，讓經濟市場更好地“嵌入”社會生活。

在這個基礎上，對于中國人文經濟樣本城市的研究就有了較為清晰的框架，并且可以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對具體的城市進行人文經濟研究。羅衛東等研究了習近平總書記重點提到的人文經濟學樣本城市杭州，認為杭州人文經濟建設的啟示在于：發展人文經濟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具體表現，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人文經濟發展要緊貼人民群衆的日常生活，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兩創”。向勇則對另一曆史文化名城蘇州的人文經濟建設進行了研究，認為蘇州呈現曆史文化底蘊深厚、新興科技創新能力強、現代産業質量高等特征。具體來說，人文精神塑造了蘇州的社會環境，為蘇州積累了社會資本；古典園林、昆曲評彈、小橋流水等人文資源構建了城市品質生活，為産業創新營造了空間環境；精緻典雅的“蘇式”人文生活涵養了當地充滿活力的商業環境。孫亞南等對“中國近代第一城”南通進行了考察。南通雖然在曆史上長期處于封閉落後的狀态，但随着張謇1895年采取了建設工業體系、革新教育體系、創辦慈善事業、發展文化事業、科學規劃城市建設等系列措施，南通在三十年的時間裡迅速成為在近代僅次于上海和無錫的江蘇第三大城市，這就是一場人文經濟實踐。具體來說，張謇秉持“文化為本，經濟為體”的理念，認識到經濟手段隻有與文化價值相融合，才能真正形成有效發展動力，因此，要注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雙向建設，以中國自身的人文思想底蘊和西方文明發展趨勢為經濟提供發展向度，以市場化運作的産業經營和教育興盛作為文化的繁榮保障。此外，學者們還對無錫、鹽城、佛山、紹興等城市進行了研究讨論，為人文經濟城市建設進一步收集案例、總結經驗。

（二）人文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關系的研究

如前文所述，人文經濟學是與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息息相關的指導人文經濟建設的規律總結。這也随之提出了新的問題，即人文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之間的具體關系問題。季文認為，人文經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核心要義，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特征，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路徑。李曉樂認為，人文是人所能達到的文明形态和該文明形态的養成過程，人文經濟則是在經濟發展中對人文關懷的重視，它注重人的幸福感、安全感和滿意度而非僅僅關注經濟增長水平，本質是通過文化賦能獲得經濟發展的強勁驅動力。因此，人文關懷是人文經濟的基礎，人文經濟又是人文關懷的具體實踐。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自覺就體現在人文經濟和人文關懷之間的良性互動中，它可以解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過程中累積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展的不協調問題，促進二者良性發展。李程骅認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人文經濟學命題是相互貫通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需要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等一系列的重大關系，而這些都要依靠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體現出中國式現代化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人文關懷，人文經濟學與之契合的原因就在于這種人文關懷的内在貫通。而在此基礎上，要以人文經濟學激活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動能，強化蘇杭等人文經濟學區域實踐的示範引領效應，讓人文經濟建設探索出更富成效的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新路徑。龔天平等從價值的角度出發，認為中國式現代化視域下，人文經濟學是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是順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人民群衆美好生活願景的新選擇，是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形塑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新呼籲。

除在宏觀方面讨論中國式現代化與人文經濟的關系外，學者們還就具體的領域進行研究。如，戰炤磊等從高質量發展的角度出發，認為人文經濟學在理念上與高質量發展相互兼容、在目标上相互融通。在高質量發展的語境下，人文經濟學的内在要求就成為按照人文邏輯對現代化産業體系進行系統變革。鮑淑君等認為，人文經濟會為高質量發展賦能，因為人文經濟遵循了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具體表現，回歸了以人為本的高質量發展，并且提供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動力。可以通過構建現代化文化産業體系，發展具有區域特色的人文經濟以及人文經濟的理論研究與學科建設，進一步提升全民文化素養，夯實人文經濟的人才基礎等途徑，實現人文經濟賦能實踐。徐政等從共同富裕的角度分析，認為人文經濟的目标是實現共同富裕，讓全體人民群衆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從絕對層面來講，我國已經曆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人文經濟在防止返貧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從相對層面看，人文經濟可以有效解決相對貧困。從物質層面看，人文經濟可以推動經濟可持續發展與生産力進步；從精神層面看，人文經濟強調人的尊嚴價值及幸福感，追求人的全面發展與社會和諧穩定。從時間層面看，中國當下正處于社會轉型階段，人文經濟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與區域之間的協調發展，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更好的環境；從空間層面看，人文經濟旨在促進文化産業與經濟發展的有機融合，實現從地方到全國的共同富裕。彭萌萌等從人文經濟學視域下的江蘇鄉村振興問題出發，認為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其實質在于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解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城鄉不平衡發展的問題，這與人文經濟學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具有一緻性。王俊等從蘇州銅官山村的鄉村振興實踐出發，認為人文經濟學作為一種促進文化與經濟實現高水平互促互動的新發展範式，旨在通過文化與經濟交融共生凸顯人文關懷、關注人文發展，以人文經濟學理念引領鄉村振興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踐的重要途徑。

（三）人文經濟與發展新質生産力關系的研究

新質生産力是基于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轉型背景而提出的，它本身就昭示着與以往粗放式的生産力發展模式不同的新的生産力發展模式，以及與資本邏輯不同的人文邏輯。因此，人文經濟學與新質生産力的關系及人文經濟如何與新質生産力發展相互作用的問題也成為學者們讨論的重點之一。張佑林認為，新質生産力與人文經濟學有着天然的内在關聯，人文經濟可以作用于新質生産力的主體建構、營商環境優化、高端内容生成，并以企業家創新為主體、科技創新為内生動力、高科技産業園區為載體，促進文化、科技、教育、制度、企業家等多元要素賦能新質生産力發展。周紹東等從唯物史觀出發，認為人文經濟學是“第二個結合”的産物，新質生産力則是以生産力三要素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内涵，并以創新為特點，人文經濟學和新質生産力的中介是新型生産關系。要發展新質生産力，就要在生産資料所有制關系上以“共有”理念引導先進優質勞動資料的流通順暢，在分配關系上以“共享”理念激發勞動主體創新創造的積極性，還要在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上以“共治”理念促進新質生産力要素的優化組合。魏鵬舉從文化與科技融合的角度出發，認為新質生産力是科技與文化深度融合的先進生産力。一方面，新質生産力促進文化高質量發展，主要表現為文化數字化、内容智能化、産消共創化和貿易元宇宙等提升文化保護傳承水平、促進文化創新發展、高效滿足文化需求的一系列科技文化融合現象；另一方面，文化高質量發展又在提供創新空間和應用場景、創新文化環境和高水平人才，以及提供人文價值規範等方面涵養和推動新質生産力高水平健康發展。任平認為，人文經濟學是新質生産力發展的人文邏輯，新質生産力和人文經濟學的交融互動關系要從新時代人文經濟學的五大功能出發予以理解，即“以人民為中心”作為人文新目标并表示新質生産力高質量發展未來方向的“定向功能”；以人文底蘊支撐、人文要素浸潤、人文價值引領、人文靈魂主導新質生産力，表示新質生産力高質量發展新動能的“動力功能”；以多元、平等、包容、合作、共赢等理念設計人文新賽道，表示新質生産力高質量發展新路徑的“路徑功能”；以有高度的人文價值導向和内容的法律、制度和規則，為新質生産力高質量發展提供規則保障的“保障功能”；與中國式現代化相契合，表示新質生産力高質量發展未來前景的“踐行功能”。

五、研究結論與展望

從目前有關人文經濟學的研究讨論看，對人文經濟學的學科屬性的理解大多還停留在經濟學範疇。即使很多學者已經認識到人文經濟學的跨學科屬性及其服務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問題導向，但囿于已有的學科劃分，仍然将之歸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發展經濟學或産業經濟學等經濟學學科的具體分支，不能充分認識到構建人文經濟學所包含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文明“五位一體”的新文明建設所需要的文明論内涵，這也影響了對人文經濟學的基本特征、理論内涵、體系化學理化建構與具體實踐的進一步研究方向。并且，在人文經濟學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思想繼承上，還存在将儒家文化視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代表的問題，而事實上這本身就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一種窄化處理。在人文經濟學的實踐問題上，一方面，對于人文城市關注較多，且研究大多集中于習近平總書記提到的蘇杭及整體上較為發達的江蘇、浙江和廣東等省份的城市，對于中西部地區的研究相對匮乏；另一方面，對人文鄉村關注較少，對人文企業管理沒有給予足夠重視。

因此，對人文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應聚焦于人文經濟學服務于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形态這一目标，結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文明“五位一體”的新文明秩序建構的大背景進行文明學意義的研究探讨。在理論方面，要進一步深化認識，對人文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人文經濟學的基本範疇，人文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人文經濟學的方法論，人文經濟學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思想基礎，以及文明、文化、人文三者之間的關系、人與經濟的關系等問題予以關注和回答。在實踐方面，人文經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經濟形态，要繼續對人文經濟與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征、九個本質要求的内涵關系進行深入分析，并積極與新質生産力、新型生産關系相結合，最終服務于人文城市、人文企業、人文鄉村三者積極聯動的人文經濟建設中。不但要研究蘇杭等地的人文經濟建設經驗，還要注重将這種經驗與中西部地區的人文經濟建設相結合，并進一步探索中西部地區的人文經濟建設路徑。

（作者單位：王立勝：山東理工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段博森：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哲學院）

來源：《經濟縱橫》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