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哲學邏輯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哲學邏輯

黃海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習近平，2022年，第43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背景下，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曆史之變加速演進，話語體系領域呈現出文化多元、思想分化、鬥争激烈的複雜局面，這一問題也日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熱點。當前，學術界已經從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什麼、為什麼、怎麼說、說什麼、怎麼建等角度進行了大量闡釋，這些讨論進一步豐富和深化了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認識。話語體系同理論體系、學術體系密切相關，是學術體系的特定表達、理論體系的外化表現。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圍繞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問題，聚焦如何“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一核心主題，立足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動實踐，闡述中國實踐成果、理論成果與制度成果于一體的話語集群。它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窠臼”，生發出譬如“中國式現代化”話語、“全人類共同價值”話語、“人類命運共同體”話語、“人類文明新形态”話語等具有自身主體性的系統化邏輯化的話語表達，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提供話語支撐。在哲學層面從一元與多樣、批判與建構、一般與特殊、應然與實然的邏輯關系視角，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設的一系列基礎問題展開學理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一元與多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前提性問題

一元與多樣實質上讨論的是哲學範疇中“一”與“多”的辯證關系問題，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要面對的前提性問題。這裡的“一”，就是話語背後的“道”，隻有守護好“道”，才能守護好話語之根本。一元與多樣的關系問題，或者說“一與多”的關系問題，是一個古老而常新的哲學命題。一元與多樣是具有相互依賴、相互規定的存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的“一元”，即一元的指導和基點；“多樣”，即話語集群的組成。

基于一元與多樣的哲學邏輯，話語體系中的一元，是話語理論作為不可分割的一種整體性存在，是管總、管方向的根本理論；多樣則表現為話語組和話語群作為可分性的多樣性存在，即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話語組、話語群的多維搭建。話語體系的一元能夠指導多樣，并以多樣作為發展的基礎；多樣則遵循和服從于一元，必須以一元作為存在的前提。即是說，在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構中，必須以根本理論為指導，根本理論是建構方法、建構思路、建構路徑的指導思想和指導原則；同時，話語體系的建構離不開話語的多樣性存在，話語組、話語群的多維搭建所強調的是突破單一或者零碎語句的思維局限，推進話語的生成進一步具象化，以“呈體系的存在”生發系統化邏輯化的話語集群。從這一邏輯出發，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建構首先要解決好前提性問題，科學認識一元與多樣的關系，通過一元把握多樣，通過多樣補充一元，如果割裂二者的内在聯系，必然導緻對一元和多樣的片面認識。從一元與多樣的哲學邏輯出發，可以從兩個維度把握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構。

一方面，新時代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構建，有着明确的“一元”的思想理論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話語的背後是思想、是‘道’。”（《習近平關于總體國家安全觀論述摘編》，第122頁）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根本理論，即這一話語體系所應遵循的根本指導思想，或者說“道”。這個“道”就是指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并在中國實踐中生發壯大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創新理論成果，就是使中華民族凝聚團結、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态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國共産黨為什麼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馬克思主義行，是中國化時代化的馬克思主義行。”（習近平，2022年，第16頁）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形成是馬克思主義“魂脈”指導、基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的話語呈現和話語表達，從毛澤東思想到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再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的内容生産與演進軌迹始終與中國共産黨理論創新的步伐保持一緻；同時，不管時代如何變遷，時空如何轉換，作為“根脈”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始終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成的本質要素之一，“不忘曆史才能開辟未來，善于繼承才能善于創新。優秀傳統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傳承和發展的根本”（《習近平著作選讀》第1卷，第281頁），新時代以來無論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還是正确義利觀、人類命運共同體、全人類共同價值等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都可見“草灰蛇線伏脈千裡”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要素。堅守馬克思主義“魂脈”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根脈”，決定着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構建，要不斷創造和生發“多樣”的标識性概念、标識性概括、标識性提煉和标識性表達的話語集合。這個“多”就是多樣态、立體式、多層次、全方位的話語集群。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基于經濟社會發展實踐中所總結提煉出來的特定話語體系，是中國傳統話語和現代話語體系的有機融合，建立在我國發展的曆史傳統、文化傳統和現實基礎之上，是基于當代中國的生動實踐，不斷創造和生發出的具有自身主體性和普遍意義的諸多标識性概念、标識性概括、标識性提煉和标識性表達的話語集合。話語表達的最終目的是達緻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認同理論範式，形成多樣态、立體式、多層次、全方位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充分彰顯中國主體性、充分展現中國形象、充分講好中國故事、充分做好中國表達。比如“中國式現代化”話語的出場，就深刻體現了中國的現代化是具有自身主體性的現代化，與西方現代化有着本質區别。中國式現代化既不是西方現代化的注腳，也不是從西方現代化中“分離”出來的一種現代化，而是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深植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沃土、在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創新理論成果指導下走出的一條完全不同的現代化道路。與“西方現代化”相比，“中國式現代化”具有自身的話語主體性。彰顯話語主體性是話語能夠避免成為“人雲亦雲”的基點，而體現話語背後的思想和“道”又是具有話語主體性的基點。諸如“中國式現代化”這樣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就是在“一元”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土壤中生發出來的、分層多樣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話語集成。

二、批判與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的策略性問題

批判與建構實質上讨論的是哲學範疇中“破”與“立”的辯證關系問題，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要面對的策略性問題。批判與建構是一對重要的哲學範疇，人類文明的推進、人類思想的進步、人類社會的發展正是在批判與建構的交替互動和螺旋上升中完成的，兩者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構成理論和實踐活動發展的基本方式。批判是建構的前提，“立”以“破”為前提。批判是對對象的否定，是一種哲學反思的結果，“目的的活動不是指向自己……而且為了通過消滅外部世界的規定的（方面、特征、現象）來獲得具有外部現實形式的實在性……”（《列甯全集》第55卷，第183頁）；建構是批判的目的，“破”是為了“立”。批判已經存在或固有的思維、理念、意識和活動，是為了獲得基于對原有事物的批判性思維基礎上新的思維、理念、意識和活動。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通過對杜林錯誤觀點的批判，闡述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内在聯系，闡明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批判黑格爾哲學的階級實質、肯定費爾巴哈唯物主義立場的同時批判其唯心主義觀點，進而建構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

基于批判與建構的哲學邏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建構，要堅持批判與建構相統一的方法策略。所謂批判，即基于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認知前提，從認識論和方法論根源直面西方話語霸權背後的核心命題，跳出西方社會科學背後隐藏的話語“陷阱”，打破西方話語迷思；所謂建構，即以應有的文化自覺，堅持立足和彰顯自身主體性，構建接中國地氣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話語體系。在與西方話語并存且西方話語長期占據優勢地位的境遇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這一與西方話語相比，全新且富有蓬勃生機的現實存在，既是在中國土壤中自主生成的，也是在批判中建構、在建構中批判而生成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在建構中必然包含對西方話語的批判，這種批判不是盲目的否定，而是批判中内含建構，是以建構為目的的批判。在對西方話語的批判中，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得以更好地建構。正如馬克思在《關于〈哲學的貧困〉》一文中所指出的，“為了給隻想闡明社會生産的真實曆史發展的、批判的、唯物主義的社會主義掃清道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25-426頁）。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構在方法策略上既要借鑒西方話語又要“跳出”西方話語，在對其批判的基礎上基于自身主體性進行建構和發展。

一方面，長期以來，西方以其先發優勢掌握和占據話語主動，基于“西方中心主義”的認識論，以西方文明基礎之上生發出來的意識形态和話語體系“構造”非西方文明的“他者”。對這一思維模式下的話語“陷阱”，必須高度警惕、勇于打破，清醒認知西方話語體系是一種文明類型的“地方性知識”而不是所謂的“普世”真理，更不能以此作為對其他非西方文化進行所謂“拯救”和“改造”的圭臬。比如“現代化”這一話語，在以往諸多認知中往往演化為“現代化=西方化”的話語“窠臼”，這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義”認識論下的錯誤認知。人類曆史進程中的現代化确實起源于西方，西方近代以來的工業文明開啟了人類現代化的曆程，取得了現代化的先發優勢。西方現代化雖然帶來了經濟、科技、文明的發展，但是其起步是建立在對本國人民的壓迫和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殖民、侵略和掠奪基礎上的，其發展過程中充滿了暴力、血腥和不平等，充滿了對人的勞動和價值的異化和剝奪，充滿了物欲同時缺失了作為主體的人的尊嚴，并且在現時代愈加凸顯。之所以能夠制造“現代化=西方化”的話語“陷阱”，就在于西方國家基于其先發優勢和話語優勢，以“西方中心主義”的思維将其他非西方文化“去主體化”，進而建構了一種虛假的話語“鏡像”。隻有通過對這種話語背後的認識論根源進行深刻批判，才能夠把握現代化的本質，進而在“中國式現代化”話語建構中更合規律性、更顯主體性地達緻話語叙事的呈現力和表達力，更加堅定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而不是“西方現代化”老路的信心和決心。

另一方面，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構建，是源于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在自主選擇道路和自主實踐探索中進行的自主性知識生産，是自主性建構的産物。還是以“中國式現代化”話語為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的内涵外延清晰，内容要素充分，基本特征凝練，價值意蘊豐富，具有典型的話語叙事張力。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重要講話中的表述是“創造了中國式現代化新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習近平，2021年，第14頁）。“中國式現代化”與“人類文明新形态”是連起來表述的，這其中蘊含的話語特質就是：“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條現代化新路，是與西方現代化不同的，中國人民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是與資本主義現代化不同的，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走出來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與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西方現代化不同的，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與物質文明畸形發展、人的片面發展的西方現代化不同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與人與自然截然“二元對立”的西方現代化不同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與充滿殖民、侵略、暴力、掠奪的西方現代化不同的，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話語叙事通過諸種“不同”的“批判性建構”和具有自身内在規定的“自主性建構”，表達出“中國式現代化”的普遍意義，進而達緻話語的能指、所指和意指功能實現。在“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體系和話語體系的建構中，我們打破了“西方中心主義”的話語桎梏，生發創造出“中國式現代化”話語叙事，理直氣壯地宣告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因此，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建構，是一種在批判中建構、在建構中批判的互動過程，内在統一于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話語體系的自主性知識生産之中。

三、一般與特殊：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的生成性問題

一般與特殊實質上讨論的是哲學範疇中“共性”與“個性”的辯證關系，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要面對的生成性問題。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應該如何生成？基于一般與特殊的哲學邏輯，是一般（共性）與特殊（個性）的統一。一般與特殊是揭示事物矛盾共性與個性的一對基本範疇，一般就是共性的一面，特殊就是個性的一面。矛盾的一般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一般隻能在個别中存在，隻能通過個别而存在”，“任何一般都是個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質）”（《列甯全集》第55卷，第307頁）；矛盾的特殊性包含着一般性，是具象而非抽象的特殊性，“個别一定與一般相聯而存在”（同上）。一般與特殊相結合的辯證法，亦即共性與個性相結合的辯證法，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哲學基礎，也就是說，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生成與建構，需要掌握一般與特殊的辯證法，處理好兩者相互聯結、相互制約、相互過渡的辯證關系，達緻話語體系構建内在的合規定性和合邏輯性。正如毛澤東所指出：“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于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棄了辯證法。”（《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320頁）

一般，強調的是話語能指的“共性”。話語作為一種以系統表達個體或群體思想觀念的言語或文字，是人類社會得以在漫長的曆史時空中延續發展的重要介質和工具。不同的人之間、不同的人群之間、不同的國家和民族之間，都是可以交流的。交流的介質就是話語，話語的背後則是各個不同的文明和文化。馬克思的世界曆史理論深刻闡釋了人類交流和聯系的必然性。他認為：“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産是如此，精神的生産也是如此。”（《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頁）人類文明交流的必然性對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生産提出一種哲學意義上的“可通約性”的内在規定性，即話語的生産要符合一般的話語生産機制、話語傳播機理、話語權轉化邏輯，在話語的能指意義上符合話語的一般規律和普遍邏輯，避免“自說自話”。正如毛澤東曾指出:“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聽衆，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衆嗎？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裡面想些什麼東西，能夠做成知心朋友嗎？”（《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36-837頁）特殊，強調的是話語能指上的“個性”，即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要有自己的核心理論、核心議題、核心範疇和核心表達。在話語的所指意義上既要遵循一般規律性，更要創新自己的話語表達方式，展現出中國自己獨特的語言形式、思維方式以及曆史文化，體現中國氣質和中國品格。長期以來，西方話語一直以所謂的“曆史終結論”“中國威脅論”“社會主義失敗論”“中國特色資本主義論”等各式話語“陷阱”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攻擊和歪曲。中國故事如何講好？中國聲音如何表達？解決“挨打”“挨餓”問題之後，如何改變“挨罵”的問題？關鍵就在于話語構建要把中國故事、中國道路講得更生動、更具體、更豐富，更有特色和風格，要能夠創造出既為各國所接受又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表達方式，不能“人雲亦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要“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一卷，第156頁）。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從語義上分析，包括“中國特色”和“話語體系”兩個關鍵詞。一方面，“話語體系”是指所有話語構成和話語表達的共有特性，即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沒有脫離知識生産的基本規律、沒有脫離話語和話語權生成的基本機理，沒有脫離話語生産機制和話語權轉化的基本邏輯，沒有“自說自話”，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普遍性、共性，即做到了“融通中外”。比如“全人類共同價值”的話語生成就是如此。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産黨将繼續同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一道，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第12頁）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是全人類的追求，中國旗幟鮮明地提出包含這些人類文明普遍性要素在内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具有典型的話語生産的一般性特征，而且這種一般性因其建立在各個國家作為平等、自主的主體前提下而更具話語生産的一般性意義。與之相反的是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話語，不僅将生發于自己本土經驗上的“價值”利用其話語優勢強行“建構”出所謂的“一般性意義”，更以其軍事、經濟和科技優勢居高臨下地對非西方文化進行頤指氣使的說教和幹涉，充滿意識形态偏見，其話語本質和話語意義離真正的一般性相距甚遠。

另一方面，“中國特色”是指這一話語體系具有不同于其他話語體系的特點與“個性”，話語理論、話語生成和話語權轉化都在政治制度、經濟社會、風土人情等各個方面打下了深深的“中國烙印”，特别是呈現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話語體系與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在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和價值論上的融通，具有其他或一般話語體系所不能達到的所指的話語特質，更具話語張力，這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特殊性、個性，彰顯的是文化主體性。還以“中國式現代化”為例，“中國式現代化”迥異于西方現代化，不是對西方現代化的簡單因襲與發展，而是基于中國理論指導、植根中國文化、基于中國國情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帶領中國人民獨立自主走出的、具有完全自主性和主體性的現代化道路。這一标識性概念和标識性表達，既有世界現代化一般規律的呈現、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話語能指既表現出文明性、科學性、科技性等普遍的共性特征，又有着基于自己國情的生動特質和探索人類社會現代化未來發展方向的鮮明特征，這一凸顯中國特質的話語，因其“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新的選擇”（習近平，2022年，第16頁）和“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而更具一般性意義。我們圍繞現代化這一命題，基于中國式現代化這一生動實踐，不斷演繹發展出“工業化”“四個現代化”“兩步走”“三步走”“新三步走”“小康”“全面小康”“共同富裕”等諸多代表中國式現代化的立場、觀點、行動、表達、傳播等内容的表達範式和話語集群，以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創新中創造出的中國奇迹，向世界生成乃至證成了具有中國特點與個性、且仍在持續生發和生産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因此，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生成與建構，既是話語體系“一般性知識”的存在，又是話語體系“地方性知識”的發展，因這種本土性而更具一般性意義，是一般性與特殊性的統一、共性和個性的有機結合。

四、應然與實然：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的實踐性問題

應然與實然實質上讨論的是哲學範疇中“理想”與“現實”的辯證關系，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構建要面對的實踐性問題，即“講什麼”和“怎麼講”相融通的實踐問題。應然和實然既相互聯系又相互區别，兩者之間的關系，表現為理想存在與現實狀态的關系。實然是現有的存在，是當下出現的現實存在；應然潛在于實然中，是未來應該出現的理想存在。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應然與實然都是相互依賴的存在，現實性包含“應然”的因素，理想性也包含“實然”的因素。換言之，哲學意義上的“應然”是一種理想狀态，是事物“應該怎麼樣”的理想呈現，而“實然”則是一種客觀狀态，是事物“實際怎麼樣”的現實表達。事物的發展規律，正是在這種理論理性與實踐理性中交替呈現、複線交織；人類文明的發展，也正是在對“應然”的不懈追求中實現“實然”狀态的不斷提升、最終達緻“必然”的結果。

“理論隻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衆；而理論隻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1頁）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構的應然，強調的是話語生成的“應然”，即話語的生成方式和生成内容是什麼，解決的是“講什麼”的問題，意在使話語要言之有據、言之有物。作為理想的存在，話語體系的“應然”聚焦在其内容、結構、要素、功能等到底應該表達的是什麼，到底應該提出什麼樣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才能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實然，強調的則是話語表達的“實然”，即話語的表達方式和實踐證成怎麼樣，解決的是“怎麼講”的問題，使話語言之有理、言之有效。作為現實的存在，話語體系的“實然”不僅僅是所謂看得見、摸得着的現存的“現象”或“表象”，而是借由應然的理想高度對如何達到這一理想高度的背後的理性思考，進而在必然性與偶然性、本質與現象、感性與理性的統一中把握“現實”，探尋到底應該通過什麼樣的邏輯架構、基本維度、建構原則才能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并最終找到一條通向“必然”的光明大道。簡言之，就是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内容生産與形式表達既要解決“講什麼”的問題，也要解決“怎麼講”的問題，通過内容生産與形式表達的統一，從而實現從“應然”追求出發，不斷把握和提升“實然”狀态，最終達到話語功能實現的“必然”。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内容生産與形式表達的有機統一，話語能指和話語所指的有機結合，話語叙事向話語權的有機轉化，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必須最大程度跨越哲學語義上的“不可通約性”，最大限度減少語義表達中的“效應遞減性”。提升話語表達力、影響力和穿透力，最緊要的是基于堅實的理論基礎和紮實的實踐内容，實現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衆話語的融通融合，生發和形成有理據、有修辭、接地氣的話語體系和話語表達。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是政治話語、學術話語和大衆話語的有機統一。政治話語作為對政治語境下的文化及價值标準的政治表達，表現出政治性、權威性、感召性；學術話語作為主要從學理上闡釋和界定話語生成、傳播、轉化等内容的理論表達，表現出理論性、學術性、系統性；大衆話語作為立足群衆利益、面向群衆需要的大衆表達，表現出通俗性、易接受性、廣泛性。通過正确處理政治話語、學術話語與大衆話語的關系，用通俗、樸實的話語表達問題、回應問題，把政治話語和學術話語轉化為大衆話語，通過話語創造讓話語大衆化、生活化、通俗化，貼近群衆生活、走進群衆心間，才能使話語内容指向的“應然”與話語表達的“實然”成為真正飛入尋常百姓家的“必然”。

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既要有政治的高度，也要有理論的厚度，還要有大衆生活的溫度。在高度、厚度和溫度的互動融合中，徹底的理論是根本基礎，是拆解西方話語“陷阱”、跳出西方話語“窠臼”的根本。豐富的實踐是内容保障，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立足點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動實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豐富實踐是理論和政策研究的‘富礦’”（《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668頁），豐富、深刻而又充滿智慧的中國式現代化實踐是中國話語立足的經驗事實，是支撐相關話語理論、跳出西方話語“陷阱”特别是打破“西方中心主義”話語桎梏的關鍵。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構建應置身于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之中，持續生産與其發展過程相匹配的、系統生動、既具學理意蘊又具鮮活實踐表達的話語體系。精煉的表達是必然要求，是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推動黨的創新理論深入人心的重要方面。話語内容和話語表達兼具政治性、學術性和大衆性，才能有效“認識世界”“解釋世界”“改造世界”，真正讓話語與生活無縫對接、話語實踐與話語效果融為一體，有效形成從話語生産到話語權力的邏輯轉化。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強調：“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叙事體系，全面提升國際傳播效能。”（《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第34頁）面對國際傳播“西強東弱”和西方發達國家依然把控國際話語權主導地位的客觀現實，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提升同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尤為亟需。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第316頁），并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叙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後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同上，第317頁）。從哲學範疇中的一元與多樣、批判與建構、一般與特殊、應然與實然的邏輯關聯出發，追問具有自身主體性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到底是什麼、講什麼、怎麼講，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和治理效能進一步轉化為話語優勢，是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相統一、建構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體系的必然要求。

來源：《哲學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