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理政治經濟學：為何與如何

數理政治經濟學：為何與如何

李幫喜 劉充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習近平總書記“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和“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等重要指示的激勵下，中國經濟學界湧現出一大批政治經濟學研究新成果，其中就包括不少數理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顧名思義，數理政治經濟學是一種運用數理分析方法開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範式，要厘清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為何以及如何運用數理分析方法，才能明晰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貢獻與發展方向。

政治經濟學的數理分析淵源

事實上，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運用數理分析方法并不是什麼新鮮事。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就十分注重挖掘數量關系以清晰、準确地揭示資本運動的内在規律。馬克思留下了大量的數學手稿，均與經濟學手稿有時間上或思路上的關聯。馬克思在緻恩格斯的信中說明了自己做數學演算的經濟學意圖，“為了分析危機，我不止一次地想計算出這些作為不規則曲線的升和降，并曾想用數學方式從中得出危機的主要規律”。可見，馬克思一直緻力于使用最先進的數理分析工具開展經濟學研究。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本不缺乏而且從不排斥運用數理分析方法，相反，其在理論上的科學性和革命性一定程度上也在于其研究方法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誠如拉法格在《憶馬克思》中的講述，馬克思認為，一種科學隻有在成功地運用數學時，才算達到真正完善的地步。因此，對數理分析方法的恰當運用是進一步彰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性和時代性的必然要求與重要方面。

具體來說，數理分析方法對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有着三方面的價值。一是數學語言相較于自然語言的優勢在于可以更清晰準确地表達理論的内涵。二是在此基礎之上，對于特定理論的質疑與回應可以在具體的數學模型下，開展有針對性的讨論。例如，圍繞置鹽定理和斯蒂德曼诘難的一系列争議，認識到其數學模型的特殊性能更好地發現問題的焦點并促進問題的解決。三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堅持曆史唯物主義，邏輯與曆史的統一是其必然要求，而數學模型提升了理論與經驗數據的兼容性，可以更好地運用相關資料檢驗理論與事實的一緻性。總而言之，運用數理分析方法有着重要的價值和意義，可以進一步增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規範性和現實性。

數理分析的展開路徑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運用數理分析方法具有切實可行性。一方面，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有一套系統化的理論體系，也形成了用于表達這些理論的完整而自洽的概念體系，具備引入形式化表達的基礎。以費爾德曼為先驅的一批馬克思主義學者已向學術界展示了運用數理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對後凱恩斯學派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等均有深遠影響。另一方面，随着數理分析工具日漸豐富，開發、運用更為适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框架的數理分析工具，解決馬克思曾受限于方法而“至少暫時無法解決”的課題也逐漸成為可能。為此，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需要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方法與理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數理經濟學的部分成果。

數理分析方法是服務于經濟思想的。盡管一些洞見隻用自然語言也可以得到嚴謹的論證，經濟學家依然重視好的數學模型在論證過程中的催化劑作用。由于好的數學模型有着“事後”和“事前”兩張面孔，因此對運用數理方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設定上追求“奧卡姆剃刀”式的簡潔，在求解時強調每一步均有對應的、明确的經濟意義。就對數理分析方法的定位和對數學模型的要求而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基本一緻。兩者的本質區别在于經濟思想。經濟思想不同，對數理分析方法的運用也不同。比較而言，數理政治經濟學的模型有以下三點鮮明特征。

第一，強調經濟主體是特定生産關系的人格化。新古典經濟學關注代表性經濟主體的決策問題，默認其是一般意義上或平均意義上的理性人，似乎有做出一切權衡取舍的自由。但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生産關系，經濟主體并不是原子化的，而是在商品和服務的生産過程中相互作用的。擁有生産資料的資本家掙到他們所花的，作為勞動力的工人花掉他們所掙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決定了現實的、對抗性的經濟地位以及反映在收入來源和消費傾向等經濟行為上的差異，不能将之退化為人與物之間的關系。

第二，強調經濟運行是一個由廣泛的迂回生産聯系起來的循環過程。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運行的描述體現的是“線性流”的經濟思想，始于生産要素，終于生産結果。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循環流”的經濟思想，經濟運行是生産過程與流通過程的統一，除了剩餘，上一階段的生産結果也是下一階段的生産要素，國民财富的增長和分配是一枚硬币的兩面。因此，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格外重視投入産出數據，把國民經濟循環理解為以資本循環為載體的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循環。

第三，除了在模型設定上的兩點主要區别，在模型求解時數理政治經濟學也要求回歸曆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新古典經濟學着眼于經濟現象層面，認為均衡狀态是穩定的。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均衡狀态隻是偶然達到的、經常被幹擾或破壞的，側重于經濟本質層面。馬克思以“拜物教”的概念提醒我們，要注意區分表面形式與内在規律。模型揭示出的均衡及其存在條件當然有一定的意義，而更重要的卻是識别導緻非均衡的力量，即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才能真正完成對曆史唯物主義方法論的回歸。

以數理分析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在老一輩政治經濟學者的引領和新一代政治經濟學者的努力下，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不斷推進，取得了諸多專題性的突破。新時代，我國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也極大地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出了貢獻。近年來，更多青年學者加入數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行列之中，取得了一系列原創性進展，大緻可以劃分為“基于馬克思”（By Marx）和“發展馬克思”（For Marx）兩類。

“基于馬克思”的研究以問題為導向開展實證研究，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量化考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狀況，以期把中國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中國理論。其一是強調結構因素，以“再生産的技術結構”為關鍵變量，嘗試系統總結并準确把握我國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面的結構性特征。其二是發揮部類工具優勢，對截然不同又緊密聯系的幾個部分之間的互動問題予以系統性分析，以探究經濟運行中的結構性矛盾及長期動态。其三是拓寬研究領域，聚焦于對新現象、新趨勢、新矛盾的規律性認識，為解決我國經濟重大現實問題構建新的模型和新的指标體系。

“發展馬克思”的研究則嘗試以數理分析方法的創新，不斷完善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其一是分析經典命題的現代延續，此類工作集中在矩陣化和動态化的數理重構。綜合運用現代數理分析方法，重新審視相關理論，不僅可以得到更規範的解釋，而且可以發現新的内涵或細節，推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進一步完善。其二是系統性的有益嘗試，雖然此類工作可能暗示着一種本體論的觀點，存在一定争議，但是提出相對統一的框架和方案有利于促進不同流派、不同數學模型之間的比較與交流，尤其有助于澄清國内外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歪曲和誤解。

站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前沿，數理分析方法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應用前景廣闊，應做出更多具有創新性、引領性的成果，為豐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貢獻力量。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的理論基礎和制度設計研究”（24ZDA014）、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實施擴大内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的重大舉措研究”（23AZD016）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長聘）副教授；劍橋大學土地經濟系博士後）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