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社會研究與人類曆史的新奠基——馬克思唯物主義曆史觀的人類學指向

史前社會研究與人類曆史的新奠基

——馬克思唯物主義曆史觀的人類學指向

王莅

馬克思在唯物主義曆史觀創立之初就挑戰了資産階級将現代文明奠基于古典時代的曆史觀，進而提出了四個内在統一的判斷：一是古典時代起源于史前社會，二是資産階級社會必将被共産主義社會所超越，三是史前時期與未來共産主義時代具有内在關聯，四是迄今為止的人類曆史按照物質生産的組織形式先後經曆了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和國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級的所有制、資産階級所有制四個階段。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不僅通過史前社會和共産主義這兩個極點擴大了資産階級曆史叙事的範圍，而且在人類曆史的視域下完整勾勒出曆史演進過程。由此可見，馬克思的人類曆史圖景内含了對資産階級曆史觀的批判與重構，其曆史根源和理論合法性都指向了以往研究中較為薄弱的史前社會，而這正是馬克思晚年關注社會人類學研究成果的思想動因。本文的論述将力求證明，馬克思把曆史創造的基礎從古典文明往前追溯至史前社會，實現了對人類曆史研究工作的新奠基。

一、資産階級為何要在近代社會重返古典文明？

（一）政治化訴求回答人對人的統治何以是正當的

宗教改革之後，上帝對人事的幹預即便不是被“因信稱義”的原則削弱了，也是被自然神論的設定給最小化了。自此，神意不能再作為現實世界的直接依據。為了解決這一難題，現代自然法理論家将古典時代關于“人天生是政治性動物”的論斷徹底實現出來。相較于古典時代的德性政治而言，現代政治的基礎不再是作為強力的權力，以及位于權力頂端的統治者，而是以正當性為基礎的自然權利，以及通過轉讓權利的契約所締結的國家；這樣的結果是，國家成為了統治人類社會的最高權威，即霍布斯意義上的“利維坦”，而統治者在其中僅僅扮演着代理人的角色。

（二）自然化訴求說明人性的實現即是曆史與自由

如果說政治化代表着現代社會自覺的人化，那麼自然化則進一步探讨人如何實現自身的問題。在他們眼中，現代社會所要實現的自然目的是人之本性，因而他們指認人的本性（即自由）的實現過程就展開為人類曆史。對此，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提供了一個絕佳的範本。他認為，人類曆史在外觀上體現為民族國家通過政治關系而形成世界曆史的進程，同時在内涵上又表現為雜亂無章的曆史事件通過絕對精神而呈現合理化的過程，因此人類曆史在本質上是以一種自然本性的方式來實現自身，并且自然實現為曆史的過程就是自由的展開過程。由此可見，資産階級時代通過将古典文明從潛能到現實的 “實現”思維置入人類社會之中，從而開辟出作為人自我認知的曆史意識。

（三）理性化訴求論證私有制作為人類秩序的基石

在證明了政治秩序及其自然人性基礎上，資産階級時代提出了人為自然和自身立法的理性化目标。随着自然的發現與人的發現，人類世界的秩序主要由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兩大部分的運轉所推動；其中，人與自然的關聯點構成了人類立定法則的關鍵樞紐。對此，以洛克為代表的現代自然法理論家認為，确保個人對其勞動産品的占有權，以及保障由此形成的對它物或他人的支配權就可以建構一整套理性化的社會秩序。後來，盧梭和康德從主體的意志角度回應說，由人立定的法律必須體現内在的自由意志，即人隻應當遵守自己立定的法律，因而自律與自由表達的是同一個含義。最終，到了黑格爾系統反思這一過程時，他将外在的法律制度和内在的自由意志統一于人類的倫理實踐當中，從而融通了法律的外在強制性和主觀意志性。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資産階級對私有制的辯護實則是對一整套理性化的自然秩序和社會規則的守護。

二、古典文明是否為人類社會确立了曆史基礎？

（一）馬克思通過政治批判提升了資産階級的政治化訴求

就對政治解放的批判而言，馬克思首先指出它在人類曆史進程中是一個重大突破。但馬克思一針見血地指出，政治解放不是徹底的人的解放形式，因為它在人類社會内部造成了新的統治；與此相對，人的解放必須訴諸于以普遍的人的解放為旨歸的社會解放。在此需要注意，馬克思的社會解放思想是對資産階級政治解放的提升，二者具有明确的曆史關聯：其一，社會解放是在政治解放的基礎上消除人對人的不合理統治，進而在政治意識的推動下建立自由人的聯合體；其二，社會解放需要以資産階級時代實現的個體解放為前提，而不是退回到此前的類解放狀态，即“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

就對政治國家的批判而言，馬克思始終着眼于國家的現實而非國家的理念。通過對比，馬克思認識到現代政治國家是一種“虛假的共同體”——在其中，國家獲得了解放，但人并沒有因此獲得自由。所以，馬克思國家觀的實質是指向一種階級國家——其中，國家不執行教化或倫理功能，而隻是一套階級統治的工具和機器；如果說到現實的資産階級國家，那麼它們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産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罷了”。

（二）馬克思通過哲學批判改造了資産階級的自然化訴求

一方面，馬克思指認德國古典哲學的形而上學本性必将在迅速展開的現代社會面前失去話語權，進而淪為解釋世界的詞句。二者的根本分歧在于，馬克思認為變革世界的行動應該同現實世界本身作鬥争，而不是像青年黑格爾派那樣同觀念世界作鬥争。馬克思之所以得出這一判斷是因為目睹了英法兩國已經遠遠走在德國前列的現實，并且深刻意識到支撐英法兩國資産階級革命的哲學基礎是關注感性世界的唯物主義哲學。所以，馬克思主張哲學應該觀照現實、反映 現實、引領現實，從而将自身實現為一種變革現實的力量。

另一方面，馬克思提出必須将德國古典哲學的自然化基調鍛造為曆史性科學，從而為人類社會的自我革命提供精神武器。通過英法唯物主義哲學的洗禮，馬克思認識到風起雲湧的現實世界需要理論對現實的反複把握。這即是說，在人類社會中隻存在曆史的真理，而沒有永恒的真理。所以，馬克思不相信對于人類社會問題擁有一勞永逸的解釋，于是便轉而追求對現實問題的曆史性解答，即曆史科學。由此可見，曆史科學是始終面對現實開放的曆史性真理，它服務于人類解放的偉大事業。

（三）馬克思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調整了資産階級的理性化訴求

其一，經濟規律必須是對曆史過程的正确反映，而不能淪為外在于人的抽象教條。馬克思立足現實追問的問題是，為什麼理性化的社會制度不能帶來現實的人的自由。關于這一矛盾，我們很容易從古典經濟學的人性論和最大效益原則兩大假設找出問題的破綻。由此可見，資産階級訴諸經濟規律的理性表達是外在于人的，人隻有偶然符合外在規律，或者獲得外在規律保障才可能是自由的。對此，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批判應該揭示人的規律，這種規律沒有獨立于人類社會的基礎和來源，它們本身隻是對人類社會中本質性和必然性趨勢的反映。

其二，經濟規律必須揭示秩序與危機的動态平衡，而不能非批判地預設社會和諧。在古典經濟學的創始階段，作為個體的理性經濟人的活動如何保障經濟秩序在整體上的有序運轉就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借助曆史比較不難發現，馬克思觀察到的整體經濟現象與古典經濟學家有質的不同；在他眼裡，秩序與危機的治亂交替才是資産階級時代的現實，而和諧與自由 的永恒圖景不過是經濟學家的美好願景。以此反觀政治經濟學在19世紀下半葉的發展，我們看到的正是一幅徹底喪失了批判性的理論畫面。最終，馬克思與同時代這批“資産階級的庸俗辯護士”走向決裂，轉而以政治經濟學批判論證資産階級時代的曆史性，并以此探索人類通往自由與解放的共産主義道路。

三、史前文化如何在曆史基礎上超越古典文明？

（一）氏族制構成家庭的曆史前提，因而共産主義的社會基礎是現實的人的共在生活

作為一個共同女性始祖的後裔，氏族反映了曆史上最自然和最原初的人類社會組織，這一點對資産階級提出的原子化個人或理性經濟人都是釜底抽薪的批判。針對資産階級時代的自然理性秩序，馬克思始終秉承曆史批判的原則。他指出，獨立的理性個體是資産階級基于市民社會規則反過來對人性的塑造，而隻要揭示獨立個人的曆史産生過程，資産階級的曆史觀 就不攻自破了。對馬克思而言，物質生産的首要意義是維持人類生存和代際延續，而不是追求最大化利潤。正是基于這種超越市民社會的人類社會視角，馬克思認為不論是原初人類社會，還是未來共産主義社會，其社會基礎都是一群人的共在生活。因此，現實的人是社會關系中的人，現實的曆史是由人的生産活動所創造的曆史。同時，馬克思在這裡還提示我們，未來共産主義将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産和生産力高度發達這個現實的社會基礎之上。

（二）公有制構成财産的曆史前提，因而共産主義的經濟基礎是揚棄資本主義私有制

通過揭示公有制向私有制的曆史轉換，馬克思不僅消解了私有制的人性根基，而且确證了公有制或共産制的曆史存在，從而讓消滅私有制的共産主義獲得了現實曆史基礎。但是，人類文明經曆了兩千多年的私有制發展曆史，在現代社會重建公有制不可能是簡單地返回原始共 産主義，或建立某種平均主義的公有制。對此，馬克思做出兩個重要的前提論證。其一，生産資料的社會所有制。馬克思始終重視财産作為人類勞動産物的主體本質，因此為了讓勞動者通過勞動産品确證自身，就必須保證勞動者對生産資料的占有。在這個意義上，社會所有制可以彌合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所造成的勞動者與生産資料分離。其二，生活資料的個人所有制。與古典經濟學假定理性經濟人、利益最大化、物質生産資料稀缺等前提不同，馬克思認為物質生産領域反映的隻是人類生活的必然王國，在此之上還有以自由勞動和精神生産為基礎的自由王國。所以，馬克思相信生産力的高度發達必然會造成物質資料極大豐裕，進而實現按需分配，資産階級時代之所以做出私有制天然永恒的判斷實為意識形态局限所緻。

（三）共同體構成國家的曆史前提，因而共産主義的政治基礎是自由個人的自我管理

在西方曆史進程中，政治統治和公社自治是兩種源遠流長、并駕齊驅的管理方式。但是法國大革命之後，政治國家迅速崛起為占據絕對權威的統治力量，受其影響大大小小的公社運動在西方社會逐漸銷聲匿迹了。如果做一個橫向比較，公社的基本組織形式是個體自願聯合為共 同體，其中個體與共同體處于未分化的内在統一；但是國家與此不同，它是在一定的地域基礎上以公共權力保障私人權利，其中公共性是私人性之上或之外的一種強制力量。法國大革命的成功經驗為現代社會的秩序化和制度化提供了強大推動力，并進而重申了國家乃自然人性的實現這一古典政治學的基本論斷。但是，正當現代社會在原則上歡慶國家是自由的實現以及理性的化身之時，資産階級國家機器開始反複遭遇工人運動的重創。

既然國家并非根植于人性，而是曆史上出現的階級統治工具，那麼在資産階級時代激烈的階級對抗中，無産階級就可以合乎理性地消滅階級國家，進而通過人與人之間的聯合重建一種新型共同體，即馬克思所說的“自由人聯合體”。對此，我們同樣需要站在資産階級時代的曆史成就上加以理解。首先，自由的個人及其自由意識需要在資産階級時代開辟的市民社會關系中進行培育，因為隻有在以物的依賴性為中介的人的獨立性社會中，個人才有可能獲得現實的自由，進而習得自由的理念；然後，自由的個人需要有計劃地參與并調節社會化大生産，讓充分發展物質生産和生産力成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物質基礎；最後，自由的個人需要在盡可能少的時間内完成必要的物質勞動，從而獲得盡可能多的自由時間來豐富和提升自己的精神世界。在此基礎上，社會的解放便是由每一個個體的解放來推動的。

通過上述環節，馬克思不僅确證了共同體作為國家的曆史前提，而且指出了揚棄資産階級社會中國家與個人矛盾的方向依然是共同體。按照曆史辯證法的理解，人類社會原初的共同體是自發形成的，而未來社會的共同體則是通過無産階級意識自覺建構的。所以，全部人類曆史歸結為一點，人是自己生活和曆史的創造者，人對自己的生活世界和曆史規律必将擁有清楚的把握和無可争辯的說明，此即人類的自由和解放狀态。

（作者簡介：王莅，中國人民大學6774澳门永利副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高精尖創新中心研究員）

來源：《教學與研究》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