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學的時代挑戰與回應

【學術圓桌】倫理學的時代挑戰與回應

李秀偉

　　導語

　　大自然所有的生靈隻有人類有曆史。倫理學哲學事關天與人，自然與倫理，理性與信仰之關系，但更核心地是在人與人性、己與人、福與禍、利與義、公與私等問題上思考人類生存的倫理機制，如何才能讓人活出人性的光輝，活出人的德性之卓越。

　　人類時刻具有對于“未來”的焦慮，面對未來，我們需要嚴肅地進行思考，尤其進行倫理反思。我們需要探明倫理之真相，洞悉倫理善惡之發生，考察人類尋求安身立命之所在。

　　讓我們走進人類倫理“通史”的研究，探明倫理觀念與倫理生活的現實之間具有的複雜而多樣的鬥争，進而把握到正義、愛、自由等倫理原則以及美德的道義與實存。

倫理的覺悟之艱難  

　　凡人認為最容易的地方，往往是最難的。我們的研究要從反思“倫理的覺悟”為何最難開始，進入哲學的在第一哲學層面，從而探明倫理之真相，洞悉倫理善惡之發生，考察人類尋求安身立命之所。這種艱難性對于我們每個人而言，無需哲學的思辨就可感悟，就像人人渴望有個“家”，而“家”卻又最難“擁有”一樣，但要說清楚為何最難“擁有”，縱使有了一個“家”，也常感受到“有家難回”的真正“道理”，卻必須要有從“高處”而來的哲學思想。

　　倫理覺悟”之艱難，就是我們不懂得二者其實是具有“存在論差異”的，一為現象之實存，一為本體之存在。現象之實存，從屬于時間性、相互性、因果性領域，凡事發生必有其因，有其因必有其果，而且因果鍊條可以無限延伸到人們想象不到的遙遠領域；而本體之存在，不受現象界因果束縛，它因永遠都是其“本質”（essentia）在生存（existentia）、在“達在”（becoming）從而永恒而自由，先天而絕對。如善心，作為“心之體”，可以說“人皆有之”，也可以說“人皆無之”，這裡的“有無”不具有經驗的實在性，而僅僅作為“理念”、作為“信念”，因而作為“設定”而存在；但“善心”發用在現象界，你能“與人為善”嗎？這種“善”不光是“心意”問題，而且要作為規範有效性問題，人就得慎思。 【閱讀原文】

　　倫理學通史之阙如與發展趨勢  

　　對倫理的覺悟不可一蹴而就，倫理伴随着人生，因而也伴随着人類曆史之進程。因而，倫理的覺悟也就必然會伴随着人類曆史的始終。隻要曆史尚未“終結”，倫理的覺悟就不可能是“最後之覺悟”。倫理學史在某種意義上是描述倫理的發生史，屬于“描述倫理學”範疇，但作為哲學，它不可能是無反思、無建構的單純“描述”，而是要在對倫理自身演曆的“覺悟”中“呈現”出其實存進程。這種“覺悟”就是滲透着研究者的主觀反思和建構而最終參入到其實存之中的思想進程。但不知什麼原因，迄今為止，有西方哲學通史，卻無西方倫理學通史。

　　現代西方倫理的危機久矣。“通史”之所以阙如，根本原因在于“現代性”本身造成了與傳統生活的徹底“斷裂”，而“現代性”趨向完成之際，現代性本身也一直處在風雨飄搖之中。

　　嚴肅的生活之所以需要哲學地思考“趨勢”，恰恰在于人類時刻具有對于“未來”的焦慮。“未來”實際上一直在影響着人類關于“過去”與“現代”之“意義”的思考。“未來”是否能來，是否必來，是否該來？它涉及的不僅僅是人類的“希望”，而且關涉某種“希望”或“無望”的存在論和倫理性之根據。  【閱讀原文】

倫理學知識的當代困境與可能出路

　　人類的道德處境正在不斷發生變化。研究人類道德生活狀況的倫理學需要不斷做出回應。這一回應對倫理學研究範式和知識形态産生了重要影響，促使其從“普遍主義的體系化知識研究”向“特殊主義的實用型知識研究”轉變。處在轉型期的倫理學知識面臨着嚴峻挑戰，陷入稱之為“自适應性”不足的當代困境，一個表現為适應性困境，一個表現為自主性困境。

　　“适應性困境”針對“普遍主義的體系化知識研究”而言。這一類型的研究旨在構造一勞永逸地解決一般性實踐問題的普遍主義倫理學。它源于如下兩個預設：其一，人性和物性所決定的人的境況具有一成不變的性質及其基本倫理問題。隻要把握這一性質并找到基本倫理問題，就可以在此基礎上構造一種普遍主義的倫理學。其二，從方法上講，對一成不變的人的境況的理解既為經驗主義倫理學提供了歸納和概括的可能，也為道德形而上學提供了由此演繹的出發點。其結果是，隻要有一種通過普遍主義倫理學方法解決倫理學基本問題的獨特方式，就會得出一種普遍主義的倫理學理論。然而，随着人類道德生活境況在科技時代的激變，倫理學問題變得越來越特殊，越來越具體，越來越需要複雜的技術處理方式，越來越超出普遍主義倫理學所限定的問題框架。  【閱讀原文】

倫理學史研究的三種方式  

　　對于任何知識或理論體系而言，加強基礎理論的建設與創新，無疑都是一項必要而緊迫的任務。倫理學作為一門曆史悠久的學科，作為人類知識譜系中的一個重要部分，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尤其需要中國倫理學人在這方面具有自覺的意識和主動的作為。

　　基礎理論的研究不能自說自話，更不能憑空捏造，特别是面對“倫理學”這門已經伴随人類文明而綿延至今兩千餘年的知識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無論怎樣強調倫理學史或倫理思想史的研究價值與意義，似乎都不為過。因為，隻有通過認真地梳理倫理學史上既有的重要思想和觀念，貼切地闡釋這些思想與觀念的論證結構及其邏輯關聯，我們才能讓倫理學的基礎理論更加具有知識含量，使得這方面的理論探究變得豐厚而不單薄，也使得這方面的知識創新變得嚴肅而不輕佻。就此而言，倫理學史或倫理思想史研究，甚至構成了倫理學基礎理論的更深層基礎。

　　研究倫理學史或倫理思想史的路徑方法的多樣性，決定了叙事策略與寫作方式的豐富性。其中，最典型的或可被稱之為“格局式研究”。這種研究方式的主要目的在于，從整體上把握某一時段或領域的倫理學發展狀況。  【閱讀原文】

道義實存論倫理學與絕對倫理學  

　　《道義實存論倫理學》一書中的基本問題意識是：在形而上學之道與實存之義或存在之道與倫理之義的思想性和曆史性張力中給出一種普遍倫理學。具體論證思路上，則通過批判海德格爾、尼采等人的錯失，力圖在伽達默爾解釋學和施萊爾馬赫所打開的基礎意識中重建一種把存在與實存、道與義、思想與曆史、習俗之特殊性與倫理之普遍性等統一起來的一般性或普遍倫理學。這大概相當于在黑格爾的現代性體察中重新複興亞裡士多德的基本意識，因而不僅僅是希臘式的德性倫理學；相反，它把希臘之後，經羅馬和基督教時期，及至現代社會的基礎性的，因而具有存在論性質的倫理原則與習俗的曆史和曆史中的習俗統一起來，體現了對“概念沒有直觀是空的，直觀沒有概念是盲的”這一原則的貫徹。因而，最終給出一種普遍倫理學，具體表現在這一普遍倫理學的三個基礎原則——正義、愛與自由，前兩者是貫徹整個曆史的，基督教基礎精神對之有絕對的深化；後者則是現代的，更是在精神上與基督教密不可分。同時，近現代以來所謂的倫理學三分即元倫理學、規範倫理學、價值論倫理學，都被納入這一普遍倫理學的基礎框架中。正因如此，一種倫理學通史或者說道德哲學通史不僅是可以設想的，并能夠根據這種基礎的倫理學意識構建起來。  【閱讀原文】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