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社會治理“數字懸浮”的主體協同路徑

當前，伴随着各類數字技術工具的廣泛使用，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日益深化。這不僅重塑了一種全新的數字治理樣态，而且也有效提升了社會治理效能。但在治理實踐中，數字技術逾越現實場景、數字治理平台空置、數字技術工具頻頻失靈、“一刀切”式數字化等現象也日益凸顯，集中呈現為數字技術手段“懸浮”于實際治理需求之上的典型窘态，統稱為“數字懸浮”。從其實質來看，主要是指數字技術與社會治理訴求間的不相匹配，這種情形既難以實現數字化轉型目标，還會嚴重阻礙正常的社會治理進程，引發治理資源浪費和治理低效等不良後果。事實上，多數“數字懸浮”問題可歸因于“人”的因素，具體涉及各級政府、數字技術供應商、企業、社會組織和公衆等多元主體。為此，隻有借助多元主體有效合作，才能共同糾偏、破解社會治理“數字懸浮”，探索可行的多元主體協同路徑。

強化思維協同 源頭規避“數字懸浮”

思維是行動的先導，正确的數字技術認知直接關系到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方向與成敗。在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進程中，各級政府、數字技術供應商、企業、社會組織和公衆等多元主體不僅具有不同的利益追求，思維認識上也有較大差異，極易導緻數字技術應用與社會治理需求“脫軌”。因此，隻有強化多元主體思維協同、有效達成共識，才能從源頭上規避“數字懸浮”亂象。結合實踐需求，應積極開展以下思維協同工作。

一是持續推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政策宣傳，引導各級政府等多元主體精準認識數字技術在消除時空差異、破除信息不對稱等方面的顯著優勢。當前，由于傳統治理慣習和思維的影響，部分行動者對數字技術缺乏科學認識，自然也缺乏使用數字技術工具的積極性。通過政府部門積極宣傳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必要性和重要優勢，激發多元主體利用數字技術手段的熱情，有助于強化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群衆基礎。

二是适時開展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大讨論，各級政府聯合數字技術供應商和社會公衆等多元主體共同選擇治理工作數字化轉型範疇，謹防出現“一刀切”式的數字化硬性要求。進入數字時代後，各種數字技術工具作為社會治理的輔助手段，需持續強化其“工具屬性”，而不能過分放大其“象征價值”。實踐中，社會治理事項較為繁雜，不同事項的治理流程也有很大差異，完全數字化既不符合治理實際情況，也不利于治理工作的高效完成，因而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需做到“因事而宜”。

三是在各級政府的指導下，社會公衆、數字技術供應商等主體間應該形成明确的技術使用共識，規避“數字懸浮”的出現。實踐中，不少地區存在盲目追求治理數字化率、一味蠻幹等問題，很多數字化要求明顯超過了數字技術供應商的供給能力，而且也沒有獲得社會公衆等使用者的理解與支持。為此，有限度地、合理地使用數字技術理應成為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明确要求。

聚焦技術協同 重點破解“數字懸浮”

透過“數字懸浮”困境可發現，技術失靈、技術越位、技術缺位等問題是引發多重難題的重要原因。進一步深挖可知，政府部門、社會公衆等多元主體的“技術使用不當”造成了社會治理“數字懸浮”。為此，亟待聚焦技術協同，實現破解“數字懸浮”的重點突破。

一是立足社會治理需求，各級政府應該構建精準明确的數字技術應用内容與标準。這既是推進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工作要求，也是破解“數字懸浮”的重要參照。通過各級政府提出盡可能精準的數字技術要求，引導數字技術供應商定制化研發和供給數字技術工具，确保進入治理進程的數字技術可以精準匹配不同的社會治理情境。

二是明确要求數字技術供應商确保技術的穩定性、安全性和适配性，實現數字技術“不失控”。一方面，各種數字技術工具應該能夠穩定持續使用，防止出現程序宕機等問題，并确保技術安全性，根本性消除治理信息洩露等突出問題。另一方面，激勵數字技術供應商按需開發數字技術工具，密切關注技術與實踐場景的高效适配，防止出現“數字懸浮”。

三是在技術反饋和糾偏層面，制定應對“數字懸浮”的應急處置預案。在實踐進程中，各級政府和社會公衆等主體極易發現數字技術與實踐訴求不匹配的問題，需盡快将問題反饋至數字技術供應商，開展緊急的數字技術革新或調整，确保數字技術工具切實服務于治理實踐。同時，提前預測分析有可能出現的數字化難題，科學制定相對應的應急處置方案。

四是借助社會組織、公衆等主體提出的技術要求，精準厘清數字技術接入的最低門檻。充分考量不同行動者的數字素養差異，确保所有主體都能有效使用數字技術工具，尤需關注老弱病殘等數字弱勢群體介入數字化轉型的權益保障，這也是評判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成效的基本标準之一。

推進監督協同 營造消除“數字懸浮”生态

根據場景理論和社會空間理論可知，消除“數字懸浮”問題也需營造适宜的治理場景和行動空間，即全力打造一個有效預防和科學應對社會治理“數字懸浮”的良好生态。實踐中，不同主體既是數字化技術工具應用的受益者，同時也是各種數字化轉型工作的實際參與者，理應發揮強有力的監督作用。為此，應激發企業、社會公衆、社會組織等主體的監督熱情，不斷強化多元主體監督協同工作。

一方面，根據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的情況，科學設計多元主體共同發揮監督作用的穩定機制。引導多元主體密切關注數字技術的實際使用情況，既能快速發現各種“數字懸浮”現象，也能及時将問題反饋至實踐層面予以解決。通過持續推進監督制度設計和機制完善，為社會組織、公衆等主體監督數字化轉型進程和數字技術應用提供有效的制度性支持。

另一方面，立足社會治理實踐需求，探索性構建多元主體的協同監督平台或參與渠道。當前在社會治理數字化轉型過程中，“自上而下”的政府引導色彩較為濃厚，相對缺少“自下而上”的訴求和建議上傳機制，這不利于真正吸納多元主體的建議或訴求。通過定期召開數字技術供應商、社會組織和公衆等主體參與的協商專題會，探索應用數字監督小程序等方式，支持多元主體發揮監督評議作用。此外，及時制定引導多元主體開展監督的激勵機制，有效調動監督熱情和積極性，也能不斷壓縮社會治理“數字懸浮”的出現空間。

總之，在應對數字技術與治理訴求不相匹配的現實挑戰時，既要清晰認識多元主體協同的重要價值，也要分層次、分維度激發多元主體的協同活力和積極性，科學設計破解社會治理“數字懸浮”的主體協同路徑。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智慧社區建設中‘數字懸浮’的形成機理與治理策略研究”（24CZZ034）階段性成果）

（作者：王文彬，系西安建築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