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的社會認識論

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的社會認識論

袁立國

摘 要：在哲學史上，馬克思恩格斯變革近代西方認識論的主體—客體結構，形成了唯物史觀視域中特定的把握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關系問題的社會認識論。在社會認識論的話語中，對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的雙重批判，确立了作為“認識對象”的“資産階級社會總體”。對“資産階級社會總體”的揭示，必須從資産階級社會的商品流通領域進入商品生産領域，由此把握資産階級社會關系的本質規定。從認識結果來看，科學認識是一種對現實對象予以必要的懸置、将其在純粹形式上揭示出來的過程，由此形成了對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的闡釋。這種認識論的理論生産，不但為我們測繪現實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和趨勢提供參照，并且預示了資本主義内部所孕育的新社會的要素。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批判 社會認識論 思想具體 現實具體

深入闡釋曆史唯物主義的哲學内涵，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一項重要課題。圍繞這一課題，長期以來，學術界主要是從社會觀和曆史觀方面予以展開研究的，但對其理論的認識論内涵卻有明顯的忽視，而這種忽視不利于準确地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近代西方哲學之間的理論變革的内在邏輯。

衆所周知，西方近代哲學的主流形态是“認識論轉向”的哲學，而馬克思恩格斯對唯物史觀的創立正是以徹底變革西方近代哲學為前提的。在這個過程中，近代哲學所探讨的内意識領域中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被轉化為曆史性視域中特定的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關系問題，由此使近代的先驗認識論被轉換為曆史性的社會認識論。進一步，曆史唯物主義中的社會認識論，是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形态展開的。因為“政治經濟學是現代資産階級社會的理論分析”，隻有以政治經濟學為中介才能“把現代社會關系的全部領域看得明白而清楚”。在此背景下，要遵循“在唯物史觀與認識論的結合上開展社會認識論研究”的原則，并拓展到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中，闡明馬克思主義社會認識論的理論方法與理論成果。對“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行社會認識論分析，是深入闡釋曆史唯物主義及其資本主義批判理論的重要切入點。

一、社會認識論：曆史唯物主義對近代認識論的理論變革

學術界一般把《德意志意識形态》（以下簡稱《形态》）視為唯物史觀成熟的代表性文本，其中一段話集中表達了唯物史觀的精神實質：“這種曆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産出發闡述現實的生産過程，把同這種生産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産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曆史的基礎，從市民社會作為國家的活動描述市民社會，同時從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的理論産物和形式……而且追溯它們産生的過程。”

這段表述不僅重新确立了整個曆史觀的唯物論基礎——市民社會，還提出對于意識獨立性的批判，要求從作為物質生産的市民社會出發闡明意識的所有各種不同理論産物和形式，并追溯其産生過程。不僅如此，對意識社會性的闡發也蘊含了對于整個近代哲學的批判，即由于把社會曆史觀的合理起點定位于生産概念，徹底還原掉了意識、感性、直觀、意志等概念在形而上學中的認識論優先性。近代哲學先驗地拟設主體—客體的二元關系，把認識活動視為仿佛可以脫離一切曆史性和社會性内容的自然—心理事實，由此，主體與客體、思維與存在、精神與物質都被視為脫離了現實生活的純粹思維過程。馬克思向生産範式的轉換，“将認識置于作為其本質的曆史性、社會性中來把握。将認識置于認識主體的曆史的、社會的‘被抛性存在’中來把握”。這樣，内意識領域的“思維”和“存在”就被重構為從事物質活動的“現實的人”的意識、觀念、思維與其現實生活過程的關系：“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産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裡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産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産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産者，但這裡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産力和與之相适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态——所制約。意識[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

在西方思想傳統中，哲學和科學長期被視為一種位于現實生活“之上”的理論活動，上述分析把包括形而上學、道德觀念、科學藝術、法律政治在内的諸種意識形态，都一同還原到現實生活的生産和再生産中，不再将其看作脫離社會生活的自我融貫的理論，并且認為，“甚至這個‘純粹的’自然科學也隻是由于商業和工業，由于人們的感性活動才達到自己的目的和獲得自己的材料的。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産，正是整個現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礎”。但這種向現實生活的感性論還原，引發了一個更值得深思的問題：曆史唯物主義對哲學或科學與社會之間關系的重構，是否意味着完全放棄了認識論的建構？對此，正如阿爾弗雷德·施密特所談到的，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存在這樣一種現象：由于馬克思對唯心主義乃至哲學本身的合法性采取了批判态度，人們因此認為馬克思拒絕關心認識論問題，“最後，僅以不能用傳統的講壇哲學的語言去闡述馬克思哲學的基本言論為理由，把它置之于不顧。”筆者認為，這一現象的産生源于人們沒有在認識論革命的意義上理解曆史唯物主義。因為馬克思隻是反對思辨地尋求人類知識的統一性，要尋求的是“真正的實證科學”或“真正的知識”。這就需要徹底揚棄近代認識論的先驗論立場，實現認識論的社會化和曆史化轉變，即走向唯物史觀的社會認識論。換言之，當認識論被固守于内意識領域中時，它必然具有無根的思辨性和神秘性的特征，而隻有在總體性的社會視域中，通過把個人主體揚棄為社會主體、把個體性的認識活動揚棄為社會的自我認識，才能獲得認識的客觀性，實現認識論問題的澄明。馬克思轉化了認識論的提問方式，通過對主體性和客體性的關系本身進行社會分析，由此把近代認識論的前提——主體和客體、思維和存在的二元對立——确立在了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形式中，“這一闡釋表明，在馬克思的理論中，認識論被激進化為社會認識論”。在唯物史觀語境中，認識論隻有作為“社會”的，才可能是“科學”的，而它要達到“科學”的，就必須成為“社會”的。從這一立場出發，意識不再是一種内在的先驗之物，它作為“被意識到的存在”，總是秉持特定的社會形式，實際是一種社會無意識。形而上學把意識（認識）活動視為一種個體活動，馬克思揭示了這種認識活動隻是社會意識的一種形式，是不能離開社會加以規定的。這樣，内意識領域中的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就被轉換為社會意識與社會存在的關系問題，形成對于總體性社會的反思。“因此，社會認識論作為人們如何認識社會的學說，同時又是對于人類社會自我認識之謎的哲學探索。”馬克思通過重建經濟範疇對于社會存在的反思性關聯，使認識論抛棄了其思辨的舊形态，轉換為對所處的資産階級社會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批判。

從《形态》的分析來看，特定的社會意識既可以是對現實的社會存在的真實表達，也可以是對現實存在的虛幻或歪曲的表達。在前一種情況中，它作為客觀的社會認識，反映社會矛盾并表達社會生産力的進步趨向，可以說是達到了科學性的自覺；在後一種情況中，社會意識作為現實存在的虛幻的表達，掩蓋社會矛盾并表達反動的觀念，這時它就從社會意識淪為意識形态。但意識形态并不僅是一種主觀的誤認，而且要看到“這又是由他們狹隘的物質活動方式以及由此而來的他們狹隘的社會關系造成的”，即人們受“狹隘的物質活動方式”和“狹隘的社會關系”的束縛所形成的對于現實關系的非反思的，甚至是“颠倒”的認知。因此，整個形而上學隻是“關于真正經驗的束縛和界限的觀念”，它反映“生活的生産方式”與其相聯系的“交往形式”在這些“束縛”和“界限”範圍内的運動。意識形态的客觀性表明，“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青年黑格爾派沒有看到，他們從自我意識出發所展開的對黑格爾“絕對理念”的批判，隻是同“現實的影子”所作的理論鬥争，而真正的現實是由客觀的物質力量所築造起來的。“社會活動的這種固定化，我們本身的産物聚合為一種統治我們、不受我們控制、使我們的願望不能實現并使我們的打算落空的物質力量，這是迄今為止曆史發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對物質力量的忽視，導緻青年黑格爾派對“影子”的“批判”也成了“影子”，“對批判的批判”仍是一種脫離現實的理論活動。與其相反，馬克思打破了形而上學的“認識的甯靜”，不再像哲學家們那樣就理論進行“理論批判”，而是認為唯有對産生理論的現實關系進行批判，才能徹底消滅一切唯心主義的謬誤，實現社會存在與社會認識的自我澄明。

總之，曆史唯物主義不隻重新擺正了思維和存在、理論和生活之間的合理關系，而且其作為社會認識的科學，還具有指引人類實踐以推動社會的自我揚棄、實現總體性的社會革命的訴求。因為一旦組建着意識形态的物質關系被揭示出來，科學的社會意識（認識）就轉化為對現實進行積極介入的力量，從而實現“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從這一點而言，《形态》所達到的隻是對于一般性的社會生産力和交往關系的矛盾的曆史叙事，隻有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論成熟後，馬克思才能夠從資本主義内部展開社會的自我認識。

二、社會認識論的認識對象：“資産階級社會總體”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方法論，是在對政治經濟學的經驗論和黑格爾社會哲學的唯理論的雙重批判中形成的。在此之前，政治經濟學走過了“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的道路。比如，17世紀的經濟學家們從人口、民族、國家等“生動的整體”中抽象出一般的關系，如貨币、分工、價格等，然後再抽象出價值、市民社會、世界市場等，由此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初看起來，這種方法似乎揭示了現實社會的真理，但其實獲得的隻不過是一些混沌、空洞的抽象。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體系就以這些對其内容的曆史性來源缺少自覺的表象為依據，忽視了這些被作為既定對象所接受的簡單範疇，雖然由于其抽象性而适應于一切時代，但這一抽象性和普遍性本身，正是曆史的産物。譬如，“勞動一般”這個對于古典政治經濟學而言的簡單範疇，它在經曆了從重農主義、重商主義到工業資本主義的全部發展曆程之後，才完成了從特殊勞動向“勞動一般”的演繹。關鍵之處在于，範疇的抽象并不隻是觀念的活動，在更根本上是在現實曆史中完成的。正是由于有資本主義生産和交換的“現實的抽象”在先，然後政治經濟學家們才能在頭腦中進行“思維的抽象”，創建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體系。但政治經濟學家們遺忘了經濟範疇的現實起源，直接從經驗表象的歸納、整理中形成“思維的抽象”，并以之為現實對象的真理，而沒有認識到曆史的“現實的抽象”對于“思維的抽象”的生産機制。這正是國民經濟學不僅以社會關系的異化作為自身根據，而且還愈加确認了這種異化關系的原因所在。而政治經濟學之所以産生一些假象性的認識，是因為這門學科一開始就以錯誤的方法（經驗主義）構建了錯誤的認識對象（經驗表象），進而形成對資本主義商品生産的無意識表達：“他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是他們這樣做了。”

如果說政治經濟學家們墜入經驗主義的陷阱，那麼黑格爾則代表了社會認識論中的唯理論謬誤。黑格爾提出了哲學史上最複雜的唯理論版本，他以“思存同一性”為絕對原則，認為概念不僅是思維的規定，更是世界的本質，由此把認識論改寫為思想以其自身為對象的絕對理念的自我認識。這樣，黑格爾就超越傳統唯理論在意識中對概念的自身同一的簡單設定，通過描述“絕對精神”的運動，使意識和意識對象、認識形式和認識内容在概念中獲得了反思性的規定，實現了思維和存在、認識論和本體論的辯證統一。黑格爾把這種方法運用到社會政治領域，就形成了《法哲學原理》關于現代性社會結構的基本觀點：把家庭、市民社會和國家整合進以民族精神為内核的倫理的實體性内容中，并認為它們分别代表了具有抽象普遍性的非反思的倫理自然階段，意識到特殊性的倫理自為階段，以及特殊性和普遍性獲得統一的倫理理念的現實階段。

馬克思對黑格爾唯理論社會觀的批判，大體上經曆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為代表文本，馬克思批判黑格爾颠倒了家庭、市民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現實關系，認為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這時馬克思受費爾巴哈所影響，以主詞—謂詞的“颠倒”批判黑格爾，因此仍處于近代主體性哲學的二元論框架中，這就是“黑格爾批判Ⅰ”。第二階段以《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為代表文本，馬克思指出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中隻是批判了國家學和教義學，而非對現實的國家和宗教的揚棄。這時馬克思以觀念—現實的“颠倒”批判黑格爾，仍未超越二元論的建制，此即“黑格爾批判Ⅱ”。第三階段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為代表文本，此時，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方法論的建構中，實現了對古典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的雙重批判，此即“黑格爾批判Ⅲ”。

馬克思在“黑格爾批判Ⅲ”中指出：“黑格爾陷入幻覺，把實在理解為自我綜合、自我深化和自我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其實，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隻是思維用來掌握具體、把它當作一個精神上的具體再現出來的方式。但決不是具體本身的産生過程。”無疑，馬克思正是在黑格爾創立的辯證法理論規範的影響下把握到“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的方法”，但黑格爾把這個過程理解為“思想的自我運動”，把作為認識對象的真理視為概念“總體”。結果，“正在理解着的思維”和“被理解了的世界”代替了現實的人和現實世界成為認識對象，“範疇的運動”代替“現實的生産”成為“具體總體”。在這種哲學意識看來，“真理的本質（最終決定因素）并不是具體的實在性，而是強調并管理着實在性的合理邏輯。”對此，馬克思指出：“具體總體作為思想總體、作為思想具體，事實上是思維的、理解的産物；但是，決不是處于直觀和表象之外或駕于其上而思維着的、自我産生着的概念的産物，而是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這一過程的産物。整體，當它在頭腦中作為思想整體而出現時，是思維着的頭腦的産物，這個頭腦用它所專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這種方式是不同于對于世界的藝術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實踐精神的掌握的。實在主體仍然是在頭腦之外保持着它的獨立性；隻要這個頭腦還僅僅是思辨地、理論地活動着。因此，就是在理論方法上，主體，即社會，也必須始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

關于這段論述，一種具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馬克思在此以物質形态的“現實的資本主義社會”揚棄了黑格爾的精神主體，實現了對唯心主義辯證法的“颠倒”。很顯然，這種解讀依然沿用了從“黑格爾批判Ⅰ”到“黑格爾批判Ⅱ”的認識論邏輯。因此，其仍然無法回應阿爾都塞對唯物辯證法的質詢：通過“颠倒”是不可能把一種唯心主義的理論徹底轉變成另外一種完全與其相異質的尤其是科學理論的。對此，我們需要徹底超越“颠倒”論的解讀模式，在馬克思對經驗論和唯理論的雙重批判中，重新理解“黑格爾批判Ⅲ”中的認識論變革。

按照阿爾都塞的觀點，馬克思摒棄了黑格爾把現實對象和認識對象、思維過程和現實過程相混同的做法，“堅持把現實對象（現實具體，即在現實具體的認識的生産前後‘始終獨立地存在于頭腦之外的’現實整體）同認識對象區别開來。而認識對象則是思維的産物，思維在自身中把它作為思維具體、思維整體生産出來，也就是說，把它作為與現實對象、現實具體、現實整體絕對不同的思維對象生産出來。”基于阿爾都塞的注解，可見以“颠倒”論理解“黑格爾批判Ⅲ”之所以行不通，是因為它無法超越由近代主體性哲學所設置的主體—客體、觀念—現實的二元論建制。對黑格爾的精神主體的“颠倒”，不過是使馬克思重新回落到樸素的經驗主義水平上，由此也很難将其與僅僅“從實在和具體開始”的17、18世紀的政治經濟學方法相區分開。

事實上，這個始終作為“前提”的“實在主體”，隻是奠定了認識論的唯物論基礎，不能在經驗層面将其視為認識的直接對象，而應強調現實對象隻有在經過思維的加工後，才可能形成科學認識，達到“在觀念中再現現實”的“思想具體”或“具體總體”。因此，馬克思既不像黑格爾那樣以“思想具體”代替“實在主體”、把認識活動看作與現實徹底相脫離的精神主體的自行構造，也不像政治經濟學家那樣，把“思想具體”視為對“現實具體”進行簡單歸納的一般表象。施密特認為，馬克思對黑格爾的主客同一性的唯物主義批判，使其和康德聯系起來、采取了主客非同一性的立場，但在他那裡，與思維不同一的存在卻不再作為不可知的“物自體”出場了。正如康德以“先驗觀念論”和“經驗實在論”統一綜合了近代經驗論和唯理論，馬克思以“思想具體”和“現實具體”的差異性統一，實現了對政治經濟學的經驗論和黑格爾唯理論的雙重批判，使社會認識論既是可知論的，又具有開放性的特征。

首先，“思想具體”和“現實具體”的異質性，意味着我們必須把“現實具體”作為認識的源頭活水，堅持開放性、曆史性的認識态度，避免獨斷主義。正如沒有現實資本主義的實際發生，就不會有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抽象，“資本主義的現實是自我抽象的，并且因此構成了政治經濟學演化的基礎”。關于這一點，阿爾都塞确實犯了“理論主義”錯誤。他認為，馬克思的理論生産或理論實踐類似于物質生産，有其自身的生産工具、原料和生産方式，也即對政治經濟學的範疇進行加工、改造和進一步綜合的過程。這樣，他就把“從抽象上升到具體”視為馬克思方法的全部，聲稱“認識對象”是理論生産的結果，徹底排除了“現實對象”。但事實上，馬克思不僅從“黑格爾批判Ⅰ”到“黑格爾批判Ⅱ”都指認了認識的實在論基礎，并且，唯物史觀基于現實的人所做的“現實生活”的描述，也具有客觀的經驗性，由此才能建立“真正的實證科學”。其次，“思想具體”是對“現實具體”的概念式“再現”，而非對其表面關系的“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把範疇視為從一切時代和社會形式中抽取的共同因素，通過對之加以離析，把資本主義的生産關系抽象化為超曆史的自然關系。作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理論上的反映，古典政治經濟學對社會的描述固然是有某種效力的，但由于它隻是“附着在資産階級的皮上”，因此無法把握住資本主義的本質聯系。與此不同，馬克思對生産關系的曆史性前提進行反思，以“抽象—具體”辯證法揚棄了範疇的簡單規定，使其上升到具有“許多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的“思想具體”，超越了經驗主義觀點。以人口概念為例，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它是一個簡單範疇，但經過馬克思辯證法的再次分析與思維綜合，基于階級分析視角對人口的重新規定，就成為一個具有多重矛盾性的社會關系概念了。這樣，社會認識論就洞穿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表面關系所直接呈現出來的東西，完成了對“現實具體”在思維行程中的“再現”。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具體化理解也反映在不同時期的文本中。在《論猶太人問題》等早期文本中，馬克思将市民社會描繪為一個“利己主義領域”，這與黑格爾把市民社會描述為“個人私利的戰場”十分相近，表明了他們都未能逾越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前提——把社會視為理性的“經濟人”的結合體。到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在從事政治經濟學研究後，以“私有财産”和“異化勞動”批判展開對資本主義的内在批判。但由于他未能徹底擺脫主體性哲學的框架，又把異化的揚棄和類本質複歸的人本學邏輯摻入社會批判。到了《形态》和《哲學的貧困》中，随着曆史科學觀臻于成熟，馬克思以生産力與交往關系的矛盾運動分析社會發展，從一般的市民社會論進入曆史性的資産階級社會論的視域。最終，在1857—1858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又超越一般性的社會矛盾理論，從商品生産中探索資産階級社會的結構。此時，“作為前提浮現在表象面前”的就不再是經驗論視域中的“市民社會”或“社會一般”，而是作為認識對象的“具體總體”——“資産階級社會的總體”。“具體總體”是思維的、理解的産物，表達對于現實的“本質規定性”。提出“對象是一個總體（totality）”，是相較于“部分”或“局部”的觀點而言的，是說“部分”不僅作為“總體”的要素而被規定，并且基于“總體”的有效性而被再生産。就社會認識論而言，這意味着個體性的意識與存在的反思，必須基于結構的總體性，上升到“社會意識”和“社會存在”的高度，才能達到具有客觀性和真理性的認識。這樣來看，知識就不隻是獨立的主體對客體的認識活動的結果，而是應該同時從總體社會出發，将其視為社會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批判。所以，資産階級社會不是自然的實體，而是一個在思維（知識）與存在（現實）相互中介、相互作用下所生成的社會總體進程，思維（知識）既是社會的生産結果、具有社會規定性，又是推動社會總體自我揚棄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最先激活總體性概念的是盧卡奇。他認為，總體性觀點是馬克思主義同資産階級科學産生根本性區别的所在，“辯證方法不管讨論什麼主題，始終是圍繞着同一個問題轉，即認識曆史過程的總體。”但盧卡奇受黑格爾的“實體即主體”原則所影響，走向以無産階級作為創造曆史過程的主—客同一體方案，并期望通過重塑階級意識，使無産階級在創造曆史的鬥争中完成主體與客體的認識論和解。需要反思的是，主客體同一性辯證法固然曆史地實現了認識論的澄明，但由于曆史性與總體社會被歸結為主體的單一的本質，結果就把唯物史觀重置于近代主體性哲學的視域中。雖然“一切曆史的第一個前提”是“現實的人”的物質生活本身的生産，但這并不意味着總體社會能夠直接從主體性上得到具體化的規定，相反，任何主體都是在既定的社會形式和曆史前提下進行實踐的。馬克思正是着眼于社會關系的“形式規定”來理解特定的人或階級的行動。在《資本論》中，資産階級社會的個人之所以是資本家或工人，隻是因為他遵循某種特定的行動理性。這種行動理性源于經濟過程的形式規定性（商品或資本的形式規定性）。人們既遵循“資本家”或“工人”的行動理性，又将這種前提性的形式規定（經濟關系）再生産出來。這樣，我們就不能直接拟設工人階級具有天然的革命意識，相反，階級是一個先于任何個人的客體性的結構，它表達特定的生産關系。盧卡奇由于沒有認識到在“資産階級社會總體”中生産關系作為“階級”承擔者的職能，錯誤地把總體性直接賦予階級，結果陷入“認識論真空”——把無産階級視為先于社會經濟結構的總體而得到規定的革命主體。在這個意義上，盧卡奇的革命辯證法仍處于近代主體性哲學的視域中。而馬克思以政治經濟學的“術語革命”，把科學的社會認識論劃定在生産力、生産關系、階級、上層建築“以及它們的分門别類的概念的範圍内”，以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性分析揚棄從階級和實踐出發的主體性分析，把“改變世界”的行動性力量統一于“解釋世界”的科學認知中。

當然，從政治經濟學和黑格爾的各自理論限度中，業已反映了這一事實：“總體不能被直接理解，它的結構需要被展示出來”。因為資産階級社會作為高度發達的總體，它不是透明的社會，相反，它作為由成員的社會勞動所結成的社會關系，被隐藏在可量化的價值形式下，籠罩上了物象的面紗。政治經濟學家們受物化的支配，從孤立的“經濟事實”出發，割裂了諸範疇之間的整體關聯，馬克思則認為“生産、分配、交換、消費……它們構成一個總體的各個環節，一個統一體内部的差别”，進而從社會關系的“表現形式”進入“本質關系”的維度，“再現”資産階級社會的“具體總體”——作為生産關系的資本。

三、社會認識論的認識路徑：從商品流通到商品生産的分析邏輯轉換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現形式和事物的本質會直接合而為一，一切科學就都成為多餘的了”。對資本主義“具體總體”的“再現”，以對資本主義的“本質關系”和“表現形式”的根本性區分為前提。曆史地看，資産階級社會的自我遮蔽性質是深植于其經濟制度中的。在古代與中世紀的世界，生産的社會關系以直接的統治和權力關系為基礎，所造成的人身依附狀态是清楚而直接的。随着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資本主義把人的直接的社會關系轉變為以商品為中介的物質關系。在馬克思看來，基于統治和服從的社會生産關系屬于狹隘、簡單的社會階段，此時不存在社會認識的難題。而資本主義之所以向人們提出了社會認識的任務，就在于它制造了種種錯覺，扭曲了人們對其自身關系的認識。在商品生産中，這種對其自身地位的不自覺的錯認，呈現為客觀的思維形式：“在商品生産者的社會裡，一般的社會生産關系是這樣的：生産者把他們的産品當做商品，從而當做價值來對待，而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把他們的私人勞動當做等同的人類勞動來互相發生關系。”把勞動産品當做“商品”和“價值”來看待，這當然是一種思維的抽象，但這種抽象的客觀根源是商品交換中所形成的社會的“現實抽象”。“現實抽象”是由商品交換所結成的社會化功能，也即社會關系被結構化為商品關系。在交換中，人們必須抽象掉商品的使用價值而隻專注于商品價格，才能獲得自己想要的東西。作為理性的存在者，人們必須使用商品語言、用商品意識來武裝頭腦。在社會網絡被化約為商品交換的地方，每個人與社會的關聯都是通過商品交換的法則所中介的。所以，“商品形式是現實抽象，其自身的地位和起源，無非都處于交換之中，由此出發，它無論在廣度還是深度上都貫穿了整個發達的商品生産，并延伸到勞動，也延伸到思維。”以直接經驗為根據的政治經濟學，就處在由商品形式所構築的社會化中，它把人與人的關系“表現為人們之間的物的關系和物之間的社會關系”，把資本家與工人視為不同的商品所有者之間的關系。這當然是一種拜物教的觀念，這種觀念表明了認識者還停留在資産階級社會的“表現形式”而無法深入“本質關系”中的境遇。在此，馬克思超越了近代認識論的主體性視域，即那種把本質和現象的劃分視為主體在遭到欺騙性感知時所建立的分析方法，在更為根本的意義上，把“表現形式”和“本質關系”都視為社會結構的客觀性規定。

對于這種駐留在資産階級社會“表現形式”的政治經濟學，馬克思認為其表達的是“局限在資産階級生産關系中的生産當事人的觀念”，是一種把“各種經濟關系的異化的表現形式”當做不言自明的事實接受下來的“庸俗經濟學”。從“經濟關系的異化的表現形式”中能夠得到什麼呢？這就是土地—地租、資本—利息、勞動—工資的“三位一體公式”。在這個公式中，地租、利息（利潤）、工資被視為構成價值的一般要素，對應财富的三種源泉——土地、資本和勞動，由此形成了對世界的颠倒認知。以直接的表象為根據，就會産生相應的假象和錯覺，導緻作為财富的不同社會要素之間的獨立化和硬化，以及資本人格化和社會關系的物化。以工資為例，“工資隻是一個僞裝的形式”。在此形式上，工資在它一日中的價格，直接“表現為”對這個勞動力在一日中所付出的“勞動的價值”，非常具有迷惑性。馬克思指出，“勞動的價值”是一種“虛幻的用語”，“是從生産關系本身中産生的。它們是本質關系的表現形式的範疇”，“政治經濟學稱為勞動的價值的東西，實際上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工資制度的前提是勞動力商品化，一旦勞動力作為商品出現于市場，那麼，它的出賣無論采取何種工資形式，和任何其他商品相比，都沒有什麼更引人注目的了。也就是說，購買勞動力的價值和通過使用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完全是兩回事。對于買者（資本家）而言，勞動力的使用必須創造出比預付資本更多的價值，才能使整個資本生産和再生産得以順利進行。但對于勞動力賣者（工人）而言，工資這種僞裝形式卻使其誤以為獲得了勞動創造的全部報酬。這就是停留在資産階級社會“表現形式”的政治經濟學所産生的錯認。

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目的是要穿透由資産階級社會的“表現形式”所産生的認識迷霧，揭示内在的“本質關系”。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偉大功績，就是把利息歸結為利潤的一部分，把地租歸結為超過利潤的平均餘額，進而使這二者和剩餘價值的形式相一緻，由此把流通過程當作單純的形式變化來說明；最後，在直接的生産過程中把商品的價值和剩餘價值歸結為勞動。在這個過程中，斯密第一次為把握資産階級社會的全部内部聯系提供了合适的出發點，确立了“資産階級制度的生理學”，由此與那種從外部出發并按照表現形式“加以描寫、分類、叙述并歸入圖式化的概念規定之中”的方法相對照。到了李嘉圖，勞動價值論觀點雖然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問題在于，他又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考察價值量上，卻始終沒有發現價值的社會本質。這說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眼光并沒有徹底脫離經濟過程的外部聯系，由于其在分析價值時的抽象深度不夠，從而把作為表現形式的價值量視為價值本身。事實上，在政治經濟學中，這些可量化的部分作為“既定存在的同質空間”，隻是從更高的總體性存在中所抽取出來的一個“區域結構”，而本體是“生産方式的（總）結構”。“總結構”不僅決定“區域結構”，并且支配特定的社會形态的總體。所以，生産方式是展開社會認識的總概念，《資本論》的研究對象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及和它相适應的生産關系和交換關系”。由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是一個包含了經濟關系、法律和國家的複雜整體，該從何入手把握其具體性呢？這就需要我們跟随馬克思從商品流通進入對商品生産的分析。《資本論》的開篇指出，在資産階級生産方式占據統治地位的地方，商品表現為财富的元素形式。所以，普遍化的商品生産是資産階級生産方式的最根本特征，這意味着“勞動産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産階級生産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産階級生産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産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曆史的特征”。對價值形式的關注使馬克思聚焦于生産商品的勞動所特有的社會性質，指向塑造價值的社會形式。因此，“《資本論》中的關鍵轉換并不是從簡單商品生産到資本主義生産，而是從‘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到‘隐蔽的生産場所’。一旦成功實現這種轉變，流通就被理解為生産諸關系反映于其中的領域。”

在經濟思想史上，之所以說古典政治經濟學隻是在曆史上走過了“從具體到抽象”的道路，就在于它從流通領域出發，把整個資本主義經濟過程簡化為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間的交換關系。但“流通是在流通背後進行的一種過程的表面現象”，要想擺脫從流通領域展開社會認識的表面性的觀點，還要再走過“從抽象到具體”的道路，揭示在流通過程中的價值表現形态與生産過程中的本質結構之間的轉化關系。所以，商品流通必須返回到它自身的根據——生産交換價值的活動——中理解，因為不僅流通以生産為前提，并且流通又返回到生産，商品生産既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起點，也是其目的和終點。正因為這種生産以“發展了的要素的流通”為中介，它才“表現為引起流通又不斷地從流通返回到自身以便重新引起流通的不斷的過程”。當古典政治經濟學看不見生産的支配性作用，并且将其簡化為不同商品所有者之間的交換過程時，結果隻能是對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關系的遮蔽，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剝削和支配關系看作不同的社會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隻要考察的是形式規定，——而且這種形式規定是經濟規定，是個人借以互相發生交往關系的規定，是他們的社會職能的或彼此之間社會關系的指示器，——那麼,在這些個人之間就絕對沒有任何差别。每一個主體都是交換者，也就是說，每一個主體和另一個主體發生的社會關系就是後者和前者發生的社會關系。”具體到勞動力這一特殊商品上，資本家和工人之間被古典政治經濟學視為一種平等的交換關系，看不到他們在生産過程中的剝削和被剝削關系。因為“在現存的資産階級社會的總體上，商品表現為價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隻是表面的過程，而在這一過程的背後，在深處，進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過程，在這些過程中個人之間這種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這個在“深處”進行的“另一些過程”，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産過程。因此，商品生産領域才是把握資本主義社會關系的合理切入點。不同于一般的生産，剩餘價值的生産過程是在資本的主宰下進行的，“在理論上，價值概念先于資本概念，而另一方面，價值概念的純粹的展開又要以建立在資本上的生産方式為前提，同樣，在實踐上也是這種情況。”因此，對“資産階級社會總體”的具體化的規定，必然落定在它的“特有形式規定性”——作為生産關系的資本上，因為“資本顯然是關系，而且隻能是生産關系”。

在流通過程中，商品經濟似乎具有超曆史的普遍性，但其實它是資本主義生産和再生産的表層，“這種交換制度是以資本為基礎的”。在馬克思的分析中，不僅流通的過程被證明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生産制度上的“純粹的假象”，而且認為生産也須以流通為中介，才能超越“一般生産”，進入價值形式（M—C—M′）主導下的商品生産。所以，把生産作為“實際的起點”和“起支配作用的要素”，不是從曆史關系來談的，而是以社會結構中各部分的相互作用為着眼點，提出了解析資産階級社會總體的邏輯起點。隻有回到生産關系中，由商品流通所産生的“表現形式”的遮蔽才能被祛除，人們才能就其在資産階級社會中的真實地位進行認識。這顯然超越了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視域，具有變革社會總體的意圖。因為“改變資本主義的努力隻有在這種情況下才有可能成功，即我們對試圖改變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有着清晰的理解，并且，正因為知道了它是什麼，我們才能知道為了得到想要的結果如何改變它”。

四、社會認識論的認識成果：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

把資本視為一種生産關系，這不是就其現實存在形态，而是在将其作為資本主義的“具體總體”的意義上而言的。馬克思指出，由于既定的主體是現代資産階級社會，“因而範疇表現這個一定社會即這個主體的存在形式、存在規定、常常隻是個别的側面；因此，這個一定社會在科學上也決不是在把它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談論的時候才開始存在的”。這其實是說，對資本主義的“具體總體”的“再現”，并不是與其現實存在的“直接同一”，而始終是有一定的差異的，但這種差異并不是認識論的缺陷，相反，它表明了在社會認識論的理論生産中，科學認識是一種對現實對象予以必要的懸置、将其在純粹形式上揭示出來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講，馬克思“在科學上”的确不是把資本主義“當作這樣一個社會”來對其進行曆史學的研究，而是在“思想具體”的意義上，将其作為典型的發展的模式或“模型”（Model）來認識的。

馬克思認為，“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正像物理學家在自然過程表現得最少受到幹擾的情況下進行觀察，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研究，也拟定了一種資本在純粹形态中的運動過程，而非在經驗層面進行描述。在《資本論》中，從開篇的商品分析到剩餘價值生産、再到價值分配過程的分析，都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對價值形式在純粹形态中的運動的推演過程，而這些推演又以純粹的資本主義條件為預設。也就是說，現實中并不存在完全意義上的商品生産社會，正如資本主義制度也受到國家、道德、文化、習俗等因素的制約，通常并不會完全按照價值最大化的邏輯去運行。所以，從直接經驗中是無法獲得關于資本主義的本質認識的，而是必須抽象掉許多起幹擾作用的現實因素，使“本質”在純然理論的界面上被提取。馬克思在考察價值生産、流通和轉化形式時，一再談到應當“純粹地”觀察現象，“假定”現象“是正常進行的”。比如，在理解勞動力價值的預付性質和使用價值的分裂時，馬克思提出，“為了在純粹的形式上理解這種關系，我們暫且假定，勞動力占有者每次出賣勞動力時就立即得到了契約所規定的價格”，但轉而又明确：“但是在實際上，事情并不是純粹地進行的。”在讨論利潤向一般利潤率轉化時，又指出：“這樣一個一般的剩餘價值率——像一切經濟規律一樣，要當做一種趨勢來看——，是我們為了理論上的簡便而假定的；但是實際上，它也确實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前提，盡管它由于實際的阻力會多少受到阻礙，這些阻力會造成一些相當顯著的地方差别，例如，為英國的農業短工而制定的定居法就是如此。但是我們在理論上假定，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規律是以純粹的形式展開的。實際上始終隻存在着近似的情況；但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越是發展，它同以前的經濟狀态的殘餘混雜不清的情況越是被消除，這種近似的程度也就越大。”在此，馬克思運用“抽象力”推演出一個資本總體化的模型。“資本的邏輯理論開始于商品形式，結束于一切經濟生活都被吸納進商品形式之中，此時理論轉了一整圈，完成了自身，這個時候資本本身變成了以利息形式出現的商品。這個圓圈封閉的結果是形成了一個總體，連經濟生活也被吸納進自我規範的市場之中。”在上述推演中，資本隻是被假定達到了它的完美閉環，形成一個内在規範的總體，并導緻全部社會關系被物化。因此，物化是把資本主義作為完全意義上的商品生産社會推演出來的，是資本（在可能性上）把全部社會生活都當做自己的對象所産生的結果，即資本主體的自我對象化。按此邏輯，資本是實際的主體，資本家、工人則是“經濟範疇的人格化”和“一定的階級關系和利益的承擔者”。這意味着隻有當對象遵循自行關聯、自我運動的客體化邏輯時，我們才能形成對它的科學認識，隻有假定物化是徹底發生的，我們才能建構起資本邏輯的全部的内在關聯。

總之，“要揭示資産階級經濟的規律，無須描述生産關系的真實曆史”，而是應該在“思想具體”層面把握資本運動的特征和規律，避免對表面的關系不加辨析地描述。由于資本主義總是自行遮蔽，日常意識根本無法洞穿資本運動的真實過程，因此唯有以認識論的科學抽象，通過假定資本在遠離任何幹擾的情況下，分析它如何自行其是、自我顯現，才能建構起關于資本運動的諸環節的邏輯規定，進而預測其發展方向。正是按照這一方法，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内在地具有走向危機的一般趨勢。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危機理論的根本着眼點，在于論證了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強調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所固有的、無法擺脫的特征，這個觀點是從資本積累的一般規律中得出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把資本主義看作一種為消費而生産的社會，這其實是以小商品生産社會視角對資本主義的錯認。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是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産而生産的社會，這種社會的每一個生産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産過程。”為了充分說明資本主義再生産的本質，我們不僅要把資本主義市場看作一個交換領域，還要假定市場處在充分競争的狀态下。馬克思把充分競争的市場作為資本邏輯推演的一個根本前提來看待。在充分競争的市場中，資本家必須不顧市場的界限而不斷生産和積累，必須不斷再生産他的資本對工人的支配關系，才能使自己不至于在競争中被淘汰出局。因此，“自由競争使資本主義生産的内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對每個資本家起作用。”資本家對生産的投入并不是受市場供需規律的調節所作出的反應，相反，這種投入是“資本家們面對着競争的強制規律”所不得已的選擇，因為他們都認識到“一個資本家隻有在自己更便宜地出賣商品的情況下，才能把另一個資本家逐出戰場，并占有他的資本”。這就要求每個資本家隻有盡可能地壓低工資，才能降低商品成本，從而才能擴大生産和再生産并盡可能地占有市場。但問題在于：如果所有工人的工資都被壓低了，那麼又由誰去購買市場上的商品呢？從單個資本家的觀點看，壓低工資和擴大生産似乎是理性的選擇，然而，從社會總體來看，這種行為卻導緻一個悖論性的後果：由于資本的本性就是無止境的剝削，資本主義必然會在生産出“龐大的商品堆積”的同時，也生産出沒有消費能力的大衆。因此，資本主義危機本質上就是商品生産過剩和消費不足所導緻的價值流動停滞狀态。

上述危機理論是馬克思對資産階級經濟規律進行預測的結果。馬克思在分析中并不是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曆史現實來認識，而是把現實資本主義及其觀念反映（政治經濟學）作為理論的生産資料，以獨特的理論工具（唯物辯證法）對其進行加工，形成了對資本主義“具體總體”的認知，即：資本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其内在就包含了使用價值和價值、買與賣的矛盾。正如我們一再指出，在現實的經濟關系中，由于商品化和物化常常受到各種反抗力量的制約，資本并不總是自行增殖的。因此，對“具體總體”的“再現”并不是對現實經驗的照相式的“反映”，相反，它意味着要過濾掉資本主義的表面關系中的冗餘部分，對“這種生産在其整個内在本質上表現的獨特性質”予以概念化，揭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形式規定。這樣，馬克思就不是以外部聯系的方式——從一切社會形态中抽取出共同的簡單範疇來進行認識，而是根據經濟範疇在不同的社會生産中産生實際作用的邏輯關系展開社會分析，因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産決定其他一切生産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在資産階級社會中，這個“決定其他一切生産的”生産和“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關系就是資本本身，而資本在根本上隻是一定的社會關系的名稱而已。作為社會認識論的理論生産成果，這一具有“許多規定的綜合”和“多樣性的統一”的資本概念，揚棄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所賦予它的經驗的規定性，具有一種模式或模型化的特征，構成了我們認識現實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的“尺度”與“标準”。

按照馬克思的觀點，對資産階級社會的研究必須在充分占有資料的基礎上，分析其各種發展形式，以及探尋這些形式的内在聯系，由此使“現實的運動”被适當地叙述出來，顯露出對象自身的曆史性質。因此，正是唯物辯證法的思維形式賦予材料以生命，但當它呈現在我們面前時卻像一個“先驗的結構”，即資本主義的一般模式。在此，我們借用康德哲學來類比：如果說康德的認識論揭示了意識的先驗結構，那麼，馬克思的社會認識論則揭示了經濟社會結構的“先驗”，即價值規律。對現實資本主義而言，經濟現象的規律是價值規律的必然結果，價值規律是任何一種以資本為生産關系的社會形式的内在本質。在認識論層面，價值規律作為“思維的、理解的産物”，并沒有取消“實在主體”（現實資本主義），我們要意識到，它不僅是思維“把直觀和表象加工成概念”、上升到“理性具體”的結果，并且，其作為客觀知識，本身就是從現實中産生并曆史地形成了表達資産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的理論。

在這個意義上，社會認識論不是對現實社會做純然中立的描述，而是在資本主義内部進行理論反思，打開了社會發展的方向。因此，社會認識論即社會批判的理論。作為社會認識論的理論生産成果，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分析，以對資本在其純粹形态中的運動邏輯的推演，勾畫出現實資本主義向前發展的“一般模式”。這個“一般模式”具有理想性的特征，但它并不位于現實曆史的“外部”，而是以内在于現實曆史的方式顯示其未來發展的“可能性”的趨向。按照這一分析，現實資本主義的生産方式越是向前發展，在内部所殘留的前資本主義因素越是被消除，它與理想的資本主義模式的“近似”程度也就越大。由此出發，馬克思把社會發展看作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并認為資本主義具有這樣的普遍性：它是每一個已經或正在走向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趨向。“問題本身并不在于資本主義生産的自然規律所引起的社會對抗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問題在于這些規律本身，在于這些以鐵的必然性發生作用并且正在實現的趨勢。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隻是後者未來的景象。”在《資本論》中，無論是生産過剩分析，還是利潤率下降等理論，都是在純粹理論邏輯的層面對資本運動所做的模型化推論，以此運演它的生成、發展、下降、危機的整個過程。馬克思旨在證明，經濟危機作為資本自我增殖運動的必然結果，是蘊含在資本主義本質中的，它是任何一個進入以資本為生産關系的社會上空的“達摩克利斯之劍”。

即便當現實資本主義與理想的資本主義模式完全相符時，我們固然可以說資本主義獲得了徹底的實現，但也決不能将其視為曆史的終結，相反，“由于所有的曆史現實都始終處于一種變易過程中，所以這種模式要麼是現實向它發展的一種标準，要麼如果模式與現實之間的契合被最大化，内在的環境就已經産生一種超越這種模式并進一步抛棄它的現實。”也就是說，資本主義模式的徹底實現，同時也意味着自身窮盡了發展的全部潛能，從而在其内部逐漸孕育了表現新的社會總體性的契機。辯證分析的要點，就在于意識到新的總體性形式必然是以内在于現實資本主義運動的方式出現的。因此，“這種正确的考察同樣會得出預示着生産關系的現代形式被揚棄之點，從而預示着未來的先兆，變易的運動。如果說一方面資産階級前的階段表現為僅僅是曆史的，即已經被揚棄的前提，那麼，現在的生産條件就表現為正在揚棄自身，從而正在為新社會制度創造曆史前提的生産條件。”從資本主義生産條件中孕育的“新社會制度”要素，既包括新的社會生産力、新興科技、資本一般等客體性的内容，也包含人類從“地域性的存在”向“世界曆史性存在”生成等主體性内容。但無論哪一方面，對新的社會總體性形式的認識，都有賴于運用唯物辯證法将其在“思想具體”的意義上揭示出來。當馬克思在談到“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态，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産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産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裡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時，我們不僅将其視為對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确證，而且更應該從資本主義自我揚棄的視角，把“新的更高的生産關系”的揭示訴諸社會認識論的理論生産。

結語

以曆史唯物主義所内蘊的認識論革命為切入點，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語境中分析社會認識論的認識對象、認識路徑與認識成果，我們會發現，與西方近代認識論非曆史性、非社會性地解答“思存統一性”問題不同，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認識論探讨了對現代資産階級社會的“具體總體”的理論“再現”之路。如果說西方近代認識論總是試圖先驗地獲取關于整個世界的永恒的終極真理，那麼，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認識論則自覺追求一種曆史性、開放性的“理論生産”實踐。這種“理論生産”實踐以現實的資本主義過程為前提，旨在通過對資本運動的邏輯分析，揭示現實資本主義的發展模式或一般規律。在此意義上，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社會認識論闡釋，最終所達成的正是對于資産階級社會的存在論反思，即以批判的認識論實現社會存在的澄明。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存在就是人們的現實生活過程。對于身處現代性的商品社會的人而言，存在就是以資本為生産關系的總體性的社會存在進程。從存在論的視角看，現實的資本主義毋庸置疑構成了曆史唯物主義理論的現實前提。而曆史唯物主義的真正革命性和理論力量，則在于以政治經濟學批判分析了資産階級社會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揚棄的必然性，并由此打開了這樣一種曆史認識的視域：它使我們能夠透視一切以資本為生産關系的社會的發展趨向。就此而言，政治經濟學批判語境中的社會認識論，根本性地關乎社會主義之科學性的基礎，是一項旨在實現社會總體變革的科學理論。認識到這一點，對于我們推動當代中國哲學的創新性發展和探索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所開創的人類文明新形态，都具有相當重要的理論價值。

〔本文注釋内容略〕

作者袁立國，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教授（長春130012）。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5年第7期P54—P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