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的軍事領導力探析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的軍事領導力探析

馬抗美 易明

槍杆子裡面出政權。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開啟了中國共産黨獨立領導革命戰争、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序幕。縱觀我黨光輝的建軍史，人民軍隊從創設初期在反動勢力的圍追堵截中艱難生存，到掀起土地革命的風暴，到成為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到消滅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再到與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正面對抗，遏制了帝國主義侵略野心，取得了抗美援朝戰争的勝利。人民軍隊的創立條件之艱難、面對敵人之強大、取得成果之豐碩、承擔使命之偉大，世所罕見。在黨的領導下，已沉淪近百年、受盡屈辱的中國人站了起來，從當年被列強肆意欺淩的“東亞病夫”，到有實力禦強敵于國門之外，打破美軍不敗神話，伸張國際正義，維護世界和平，其間僅用了不到30年時間。如此劇變的背後，中國共産黨的軍事領導力是如何被鍛造出來并不斷增強的？

一、引言

強戰勝弱，是亘古不變的真理。中國革命的勝利，不是反動勢力的施舍，更不是依靠偶然和外界因素，而是中國共産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艱苦奮鬥，一步步由弱變強，切實提升實力，最終赢得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偉大鬥争。戰争是系統與系統間的整體較量，決定勝負的是系統優劣和力量強弱。毛澤東指出：“戰争是力量的競賽，但力量在戰争過程中變化其原來的形态。”中國共産黨人客觀全面地認識到敵我雙方綜合力量的強弱對比和雙方系統中固有的矛盾和特性，不斷提升黨的軍事領導力，大力發展革命力量，不斷削弱反動力量，為促成敵我的強弱轉化創造了必要的主客觀條件。毛澤東對敵我對比的全部基本因素和變化趨勢進行分析後認為，反動軍隊的優勢在于起點較高，強在武器裝備、軍力和經濟力，而革命軍隊的優勢在于進步性、政治性、組織力、精神力、本土作戰和群衆支持，通過長期奮鬥，充分利用和發展自身優勢條件，革命軍隊可在戰争結果上強于反動軍隊。

在革命力量由弱變強的整個過程中，黨的軍事領導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指出：“指導戰争的人們不能超越客觀條件許可的限度期求戰争的勝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須在客觀條件的限度之内，能動地争取戰争的勝利。”軍事人才是戰争實踐活動的主體，從戰略戰術的制定到戰鬥的具體實施，都離不開各級軍事人才的指揮能力和執行能力。然而主觀條件發揮作用的可能性受限于客觀條件的現實邊界，軍事人才素養和技能的充分發揮，要以黨的軍事領導力作為前提。本文從黨指揮槍、官兵一緻、人民戰争等三方面，探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卓越軍事領導力的鍛造之路：黨指揮槍奠定了政治建軍的組織基礎，确保人民軍隊能在殘酷的環境中保持團結、聽黨指揮，避免解體或淪為軍閥私人武裝。實行官兵一緻的民主制并對軍隊成員開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從舊式軍隊向共産主義軍隊進化的關鍵，整體提升了軍隊成員的思想政治素質和軍事素質，強化了軍隊的凝聚力和戰鬥力。在廣大農村革命根據地密切聯系群衆打人民戰争，進行史無前例的超大規模遊擊戰争，發現、喚醒并解放了中華大地沉睡千年的雄偉力量，是适應我國國情和戰場局勢，最大程度動員革命力量的天才創造。這些核心原則構成了黨的軍事領導力的基石，幫助我黨我軍實現由弱變強的轉變，最終推翻“三座大山”，赢得中國革命的勝利。

二、黨指揮槍：确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

《漢書·賈誼傳》用“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描述上級對下級的絕對領導，這是曆史上衆多組織夢寐以求的理想狀态。我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便是對這句話最好的诠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确立了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建軍原則，将黨組織深入部隊基層，營、團以上設立黨委，連設立黨支部，班、排設立黨小組，軍隊各級一切重大問題順經黨組織集體讨論決定，從組織建設上确保軍隊牢牢置于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完成了由個人掌握軍權向先進政黨掌握軍權的根本轉變，為人民軍隊的脫胎換骨奠定了組織基礎。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産黨人在血的教訓中深刻認識到“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極端重要性。沒有革命的武裝就無法戰勝武裝的反革命，中國共産黨開始進行獨立建軍和領導武裝鬥争的積極探索。人民軍隊創立初期多次起義的失利，固然有客觀上敵我實力懸殊、主觀上缺乏正确的鬥争路線、軍事思想指導和作戰經驗等原因，同時也暴露了自身建設方面存在的突出問題：早期紅軍部隊的管理體制和人員構成，仍從舊式軍隊沿襲而來，帶有許多舊式軍隊的殘餘和習氣。如軍官和士兵待遇差距大，軍官随意打罵體罰士兵，官兵關系緊張；許多士兵不知革命為何物，隻是把當兵作為謀生手段，為軍饷參軍，思想覺悟不高。當戰鬥危險、軍饷不足和革命形勢暫時出現困難時，容易士氣低下，經不起考驗，擅自脫隊情況嚴重。“三大起義”結束時，部隊人數均剩下不足千人（南昌起義總兵力約23000人，保存約800人；秋收起義總兵力約5000人，保存約700人；廣州起義總兵力約6000人，保存約1000人）；部分軍官革命動機不純粹，有升官發财思想，視所轄部隊為私人财産，存在投機心理，甚至在政治路線分歧、挾兵自重野心膨脹和反動勢力威逼利誘等情況下背叛革命。這些問題是舊式雇傭制軍隊的通病，也是近代以來中國軍隊與采用義務兵役制且武器裝備先進的西方列強交手而屢遭失敗的重要原因。一支内部矛盾重重、人員思想混亂、不聽指揮的部隊，在激烈的軍事對抗和殘酷的鬥争中連自身生存都難，更無法承擔完成中國革命的重任。值此危急關頭，如何創立一支聽黨指揮的新型人民軍隊，成為革命生死攸關的重大問題。

毛澤東認識到，首先必須解決革命軍隊的領導問題，否則無論招募多少高級和基層軍事人才，軍隊的性質也不會發生本質改變，過去的失敗還會反複上演。必須确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不容許槍指揮黨”。在向井岡山轉移的戰鬥間隙，毛澤東對部隊情況進行調研後發現，部隊中存在差異顯著的兩種現狀：基層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很不到位，他們不知為誰而戰，更不知何謂共産主義遠大理想，軍官與基層士兵的聯系較為薄弱，生活不在一起，對士兵的生活、思想和需求缺少了解和關心，簡單的宣傳口号和高深的理論學說并不能讓士兵感同身受，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非常有限；而接受過共産主義思想教育并通過殘酷鬥争考驗的黨員，在軍隊中發揮了先鋒模範作用，成為凝聚軍隊的靈魂。凡是擁有一定數量黨員的連隊，其戰鬥表現就較為優秀，尤其是何挺穎任黨代表的連隊，在秋收起義後一路的艱苦戰鬥中幾乎沒有逃兵，保存的建制最為完整。

毛澤東認為，政治建軍是立軍之本，“政治工作是革命軍隊的生命線”，軍隊必須也隻能依靠革命意志堅定的黨員，首先要從軍隊的黨組織結構入手進行改變。彼時紅軍沿用北伐舊制，并未在起義部隊中形成健全的黨組織體系，黨員多數散布在營、團以上的中高層軍官中，基層連隊尚未設立黨組織，嚴重影響了黨的領導作用發揮。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後，在江西永新三灣村對秋收起義部隊進行了改編和整頓：在營、團及以上級别均設黨委，連級設立黨支部，班、排設立黨小組，使黨組織深入部隊基層，确保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日後被證明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完成了基層軍事組織的政治化改造，通過政治工作這條生命線，将軍隊從上到下貫穿為一個整體，從而實現了黨組織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毛澤東在革命軍事生活的日常實踐中發現，在連級設立黨支部，能實現功能與效率的統一。現代心理學和腦科學已經證明，傳統社會中普通人參與社會交往的人數上限，約為150人，與連級人數相近（步兵連滿編約120人）；普通人在一段時間内進行精确、深度、跟蹤社交的人數上限，約為20人，可以覆蓋班的人數（步兵班滿編12人）。一旦群體人數過多，會超出領導對團隊成員進行有效管理的能力，此時必須借助科層制組織進行間接管理。班有黨小組，連有黨支部，則黨員正好能對該規模的組織進行直接有效的領導。從軍事活動規律來看，連級是軍隊中最基本的作戰單位，經常作為獨立單位在遠離團部、營部的地區駐防和參與作戰任務。連級同時也是軍隊最基本的生活單位，軍隊一般以連為單位組織夥食、睡覺和行軍，因此連是一個小型熟人社會，連裡的每個人互相都是了解和熟悉的。黨的領導要深入人心，要具體落實到每個基層普通士兵身上。營長直接指揮連長，可能不認識士兵，但連長和連指導員卻能認識并指揮所有士兵。因此，按過去在團級和營級設立黨支部、連級設立黨代表的制度，黨組織無法深入部隊一線，對廣大基層士兵的了解程度有限。隻有将黨支部建立在連上，才能充分開展黨組織生活，了解連内每一個人的思想動态和生活所需，向上彙報基層狀态，向下跟士兵打成一片，進行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支部建在連上，使連級單位有足夠數量的黨員，有利于提升部隊的組織度、戰鬥力和士氣。組織度方面，在混亂的戰場中，部隊經常面臨整體建制被打散的情況，在“三大起義”的中後期，黨員數量不足的連隊，大概率的結局是潰散解體。黨員數量較多的連隊遇到被打散的情況，其再生能力較強，黨員能自發尋找其他黨員，積極主動地收攏士兵和重組隊伍；戰鬥力方面，過去部隊的黨員多集中在團級，同時大多是軍官，随着革命形勢的變化，部隊分散在廣大農村和山區作戰，此時一線部隊需要獨立執行複雜的任務，比軍隊高層更需要黨組織和黨員的直接領導。由于黨員的思想政治素養、戰鬥技能、作戰經驗較強，因此戰鬥中，黨員較多的連隊，其高素質作戰人員更多，戰鬥力會比一般部隊強；士氣方面，連隊的黨員數量較多，能在戰鬥中提升和改善基層團隊的集體心理狀态。一方面，戰鬥時黨員身先士卒、犧牲在前的主動作戰精神會感染普通士兵；另一方面，生活中普通士兵能感受到黨組織的切實關懷，以及有組織保障的安全感，因此部隊的整體士氣得到了提升。

經過三灣改編，自願留在部隊的秋收起義參與者僅餘700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縮編為第一團，僅有7個連。人數雖少，但都是革命武裝力量的精華。自此黨和軍隊、士兵的關系更加緊密了。支部建在連上，保證了軍隊的上下級更團結，保證了軍隊不變色。黨實現了對人民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的一切事務均由各級黨委決定，而不由軍事長官個人決定。古田會議後，“支部建在連上”正式在黨内法規中加以定位，這種新型基層黨組織制度迅速在全國各地的紅軍隊伍中擴展開來，星星之火，呈現燎原之勢。毛澤東日後在《井岡山的鬥争》中總結道，“紅軍所以艱難奮鬥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

三、官兵一緻：實現軍隊凝聚力和戰鬥力的飛躍性提升

領導一個組織，必須了解人、掌握人、培養人。黨的戰鬥力來源于所有個體的有機結合，僅着眼于對組織結構本身進行改造，以提升組織自上而下的單向管理效能，或寄希望于依靠現成的人才和新招募的人才來支撐組織運行，都還遠遠不夠。鍛造優秀的領導力，既要對團隊成員進行有效管理，還要培養組織需要的、符合組織價值觀的人才和未來的組織領導者，為組織使命一以貫之和組織願景的最終實現，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保障。中國共産黨将中國人民解放軍打造成高效的賦能型組織，通過實行官兵一緻的民主制度，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對廣大士兵開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旨在将軍隊中的所有成員都培養成個體需求與組織目标相一緻的、有理想有覺悟的共産主義戰士，從而實現軍隊凝聚力和戰鬥力的飛躍性提升。

組織領導中存在諸多困難，其根源在于人性的複雜。抽象的組織是由具體的人構成的，領導者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人心的極端重要性。成員在進入一個組織時，都會有各自訴求，且随時間而發生動态變化。人性決定了大部分普通人首先考慮的是個體訴求，而非組織利益。因此，如何化解個體需求與組織目标間矛盾，實現組織利益與個人利益的雙赢，是領導者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怎樣才能做到上下同欲，使軍隊中每一位成員都将革命的事業當成自己的事業，達成個人目标與組織目标相一緻呢？歸根結底，需要通過思想政治工作培養人的革命性、主動性、自覺性。落腳點在于發揮基層黨組織在軍隊中傳遞黨的方針政策、執行命令和指導士兵的戰鬥堡壘功能，對廣大士兵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确保每一位士兵都能了解并認同黨的奮鬥目标和理念，增強士兵的階級感情和集體歸屬感，使他們能夠将個人利益與集體、階級和民族利益相結合。

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在對待人的觀點上存在本質區别。中國共産黨堅持馬克思主義，重視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國民黨軍隊奉行“胡蘿蔔加大棒”的管理理念，主要依賴金錢激勵、權力高壓、人情關系拉攏等手段管理組織成員，忽視人的社會因素和情感因素。人不僅有低層的物質需求，還有社交需求、期待受尊重，乃至實現理想抱負的需求。國民黨簡單粗暴的管理方式存在很多弊端，當軍費緊張、戰局不利、其他勢力收買、私人關系破裂、離開組織暴力管轄範圍等情況發生，組織成員就很可能不再受其領導。國民黨軍隊除少數嫡系王牌師，大多數部隊的人員構成是，占人數極少部分的領導、核心骨幹及大部分生硬拼湊起來的普通士兵。雖然國民黨擁有優良的武器裝備和充足的物資供應，但國民黨先天的政黨組織缺陷與基層黨組織缺位，導緻其領導效能大打折扣，部隊一打就散。國民黨軍隊的組織結構之松散，指揮鍊條之混亂，抗壓能力之低，崩潰速度之快，關鍵在于沒有獲得人心，組織大而不強。但階級屬性和政治立場決定了，國民黨反動派不屑于、不可能，也不敢對組織成員進行培養教育，注定無法得到最廣大人民的支持和擁護。

毛澤東認為，一個充斥着自私自利成員的組織，遲早會走向滅亡，被動的人和僵化的組織都是沒有前途的。在舊的社會關系中，人長期受到壓迫和剝削，自由全面的發展無從談起。因此對士兵進行有效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乃是從根本上改變舊式軍隊的封建生産關系和社會關系。雖然舊社會的大環境暫時無法改變，但可以通過在人民軍隊中創造一種全新的社會關系，在舊世界中打造一個人人可以參與其中、有切身體會且願意為之奮鬥的新世界，将每個人的個人生活都與宏大叙事緊密結合起來。在毛澤東領導下，人民軍隊進行了官兵一緻的民主改革：軍官與士兵不僅衣食住行等物質待遇完全一緻，還實行政治、軍事、經濟“三大民主”。設立士兵委員會，士兵參加管理，對軍官進行監督，士兵委員會委員由選舉産生。隻有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革命軍隊能賦能每一個普通士兵，其他一切剝削階級的軍隊都無法做到這一點。官兵一緻的民主制度确立了官兵同為階級同志的新型關系，基層黨組織的凝聚力空前提升，為開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創造了條件。

首先，基層士兵在黨組織生活和政治學習中形成了深厚的同志情誼和歸屬感，這種内部的團結是軍隊強大戰鬥力的基礎。基層黨組織通過思想政治工作，重視每一個人的精神生活，培養所有人的獨立思考能力，結合士兵的切身體會，使士兵明白自己為何貧窮和陷入困境，受到誰的壓迫，現在參軍是為誰而戰鬥。一經教育，士兵們就明白了，誰才是真正的敵人。有了集體歸屬感，階級感情誕生了，從逆來順受的、麻木不仁、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老百姓，變成了堅定的共産主義戰士。不光是革命的戰鬥意志，在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組織生活中，公心和善心也得到了極大激發，大家不再局限于狹隘的個人利益，明白了集體利益、階級利益、民族利益，以此作為奮鬥目标，将為自己和家人謀利益，擴展到為天下百姓謀福利，為人民服務，為解放全中國而奮鬥。在基層黨組織的關心和教育下，普通士兵從物質到精神，全方位都得到了解放，發自内心地熱愛和維護黨，為了捍衛來之不易的革命成果乃至共産主義理想而不怕犧牲。

其次，基層士兵能夠當家做主，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得到了增強，提升了基層作戰單位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軍隊的整體運作效率。黨的隊伍裡消除了舊社會的欺淩和辱罵，人人以同志相稱，人人都有資格學習，有權利發言，精神需求得到了極大滿足，與舊式軍隊中的生活截然不同。每個人都感覺自己是革命的重要成員，士兵們的革命熱情被激發，精神狀态煥然一新。正如毛澤東說的：“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

在基層黨組織的教育和培養下，普通士兵的軍事素養得到了極大提升，每一個士兵為自己和人民而戰，具備作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毛澤東指出：“行動自由是軍隊的命脈，失了這種自由,軍隊就接近于被打敗或被消滅。”自由靈活的士兵是軍隊的細胞，每個人具有積極性，能獨立作戰，使得戰術分隊的靈活運用和先進戰法的實施成為可能。反觀國民黨軍隊，士兵是用金錢招募而來，或是強征壯丁被迫加入，其戰鬥熱情、意志、士氣都不能同解放軍相提并論。部分高水平國民黨将領未必就不了解軍隊弊病，但國民黨對軍隊的領導力之低下，令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四、人民戰争：打造從勝利走向勝利的革命力量之源

中國共産黨在黨組織紮根基層、密切聯系群衆、充分赢得民心的基礎上，打造了由主力部隊、地方武裝遊擊隊、民兵自衛隊相結合的三級武裝體系，實現了“黨、政、軍、民、地”等要素的完美結合，在中華大地上神出鬼沒，聚散自如，在廣大敵占區發動了史無前例的超大規模遊擊戰争，使反動勢力陷入人民戰争的汪洋大海。

馬克思主義軍事思想注重整體性和政治性，認為軍事活動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軍事組織是社會組織的延伸，要想在軍事領域取得成功，絕不能離開有利的客觀社會條件和人民支持。我黨在早期革命武裝鬥争中照搬俄國經驗，一度實行以正規軍和陣地戰正面攻打大城市的戰略，但遭失敗。毛澤東在長期革命實踐活動中發現，“三座大山”盤踞在各大中心城市，反動勢力在城市有很強的實力，城市中黨組織過于薄弱，缺乏群衆基礎，而且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是農業大國，工業規模很小，城市産業工人的數量和力量有限。那麼去哪裡才能找到支持中國革命的決定性力量呢？毛澤東認為，反動勢力雖強，但其統治範圍并未覆蓋所有地區，主要在城市活動，交通依靠鐵路公路，在縣城以下的中國大地上，是占全國總人口數超過90%的農村。反動勢力仍限于“大中城市—交通線”的“點—線”活動範圍，對廣大農村地區“面”的掌控力度有限，因此在革命形勢繼續向前發展不停滞和軍民團結的前提下，革命武裝存在很大的生存空間。毛澤東逐步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特色革命發展道路，去反動勢力統治薄弱的廣大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并從中招募和培養黨亟需的軍隊成員。

毛澤東看到了人民的偉大力量，通過密切聯系群衆，發動群衆進行人民戰争，能夠為黨和軍隊提供必要的基地、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持。毛澤東總結早期革命鬥争的經驗教訓，“三大起義”正是由于沒有很好地解決與群衆的結合問題，在轉移過程中無法得到及時的後勤補給，孤軍輾轉奮戰而遭失敗。可見革命軍隊不能離開群衆支持，沒有根的部隊無法生存和發展。為此，需要由黨組織在廣大農村建立根據地，在農村的縣、區建立黨委，村上建黨支部，黨領導群衆進行人民戰争，方能為人民軍隊的生存和發展提供必要條件。

中國共産黨通過土地革命，讓貧苦農民擺脫壓迫，得到真正屬于自己的土地。在這一過程中，黨在農村宣傳土地政策，組織農民進行土地鬥争，派出軍隊加以協助和保護，确保土地革命順利進行。黨又頒布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改善了軍民關系，将黨和軍隊與人民群衆緊密聯系在一起。黨在軍隊中推行這一紀律，使軍隊不僅保護群衆的安全，還幫助群衆進行生産勞動，為群衆提供教育和衛生等社會服務，得到了群衆的廣泛支持和愛戴，極大地增強了黨和軍隊在人民心中的威信和影響力，軍民之間的“魚水關系”得以建立。廣大群衆有了階級覺悟，參軍的積極性被調動起來，自願成為革命戰士，捍衛來之不易的革命果實。黨領導下的主力部隊、地方武裝遊擊隊、民兵自衛隊相結合的三級武裝體系正式形成，一支由無産階級領導、以農民為主體的新型革命軍隊走上了常态化的發展道路，取兵于農，養兵于農，建立了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得益于黨密切聯系群衆的優勢，人民軍隊不僅能在敵後建立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還能深入敵人控制的區域内組織大規模、持續性的軍事行動。在抗戰相持階段，為應對日軍殘酷的“掃蕩”“蠶食”“清鄉”行動，黨中央要求在敵後抗日根據地以分散的小部隊形式，開展普遍的地方性、群衆性的遊擊戰争。當日寇采取“鐵壁合圍”和“囚籠政策”企圖消滅抗日武裝時，我軍不僅可以融入廣大農村和山區紮根以避其鋒芒，又能随時集結兵力在其統治薄弱處發動反攻，令日軍防不勝防。正如《孫子兵法》有言：“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在此之前，人類軍事史上沒有任何一支大型部隊能做到成建制地化整為零，在敵後開展長期、大規模的遊擊戰争。國民黨軍隊脫離群衆，嚴重依賴正規渠道補給，隻能在内線作戰，在外線和敵後幾乎無法立足，一旦戰敗，就要從整個交戰區域徹底退出。在東北、華北、華東、華中、華南的廣大淪陷區，國民黨的黨政軍正規組織全部都撤出了，但在這些地區還活躍着大量的中共各級黨政軍正規組織，使大部分中國土地不被敵人完全占領。在抗戰最危急的時刻，中國共産黨扛起了大梁，深入敵後，領導廣大軍民開展人類曆史上史無前例的超大規模遊擊戰，開辟了抗日戰争的敵後戰場。

黨領導下的人民戰争，給予日軍沉重打擊，在抗戰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第一，領導并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給全國各族人民、各黨派、各階級以巨大的信心和鼓舞，看到了持久抗戰的勝利希望。各種抗日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之下，得以堅持鬥争而不放棄。第二，奪取了戰場主動權，遏制了日軍侵略步伐。日軍的後方補給線時刻處于被我軍威脅狀态，軍隊的自由行動受到鉗制，不能放開手腳集中力量發動新的戰役。第三，直接牽制并消滅了大批日軍有生力量，削弱了日軍戰力。日軍抽調大批兵力鎮壓我軍，在遊擊戰中疲于奔命，兵力損耗嚴重，軍心動搖。雖然我軍也付出了巨大犧牲，但由于立足根據地和人民，兵源能持續不斷得到補充，而日軍兵力原本就不足，高質量的人力消耗在短期内無法補充，訓練有素的老兵持續損耗，新兵質量很差，軍隊整體戰鬥力嚴重下降。第四，粉碎了日軍以戰養戰的圖謀，不僅使日軍無法通過對中國的侵略而獲得其維持全球戰争所急需的資源，還使侵華日軍的經濟破産。敵占區覆蓋了中國最精華的農業區和工業區，并擁有約1億人口，敵後抗戰對日軍占領的重要生産設施和鐵路交通運輸設施進行破壞，嚴重阻礙了日軍的掠奪活動，使日軍在占領區内不能獲得理想目标水平的資源。第五，使日軍扶持本地代理人的戰略破産。在人民戰争中，敵後武裝力量頻繁活動，日軍無法在占領區的廣大農村建立穩固的僞政權，城市僞政權也時有動搖，敵占區的穩固秩序因而遲遲無法建立。

五、結語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在革命實踐活動中誕生了集體智慧的結晶，打造出中國共産黨的卓越軍事領導力。首先，通過将黨組織深入部隊基層，确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其次，通過實施官兵一緻的軍事民主制，将所有普通士兵都培養成有理想有覺悟的共産主義戰士，實現軍隊的進化。再次，通過将黨政軍民學等要素完美融合，在人民戰争中獲得了偉大的戰争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黨的軍事領導力核心原則的有效發揮，無一不是建立在對人本身的重視和培養之上。中國共産黨始終貫徹馬克思主義人學思想，将人才視為黨最寶貴的财富，即使是最基層的普通成員，也能獲得培養機會。在1614位開國将領中，除少數早期革命家外，絕大多數是貧苦農民出身。昔日的農民以堅定的革命意志參加了紅軍，在黨的領導下得到了充分培養，成為黨的高級軍事人才，為革命做出了貢獻。許多支抗戰時期不受重視、被動挨打的國民黨“雜牌”部隊，在解放戰争中加入我軍，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回爐重造，同樣一批人，就從連日軍都打不赢，變成抗美援朝時能戰勝美軍，諸如此類的戰例不勝枚舉。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具備點石成金的妙用，能變平凡為偉大，化腐朽為神奇。

（作者：馬抗美，中國政法大學原黨委副書記、副校長，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才研究會副會長；易明，中國政法大學博士後）

來源：《中國領導科學》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