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當代闡釋及其意義

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當代闡釋及其意義

周可

自從《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公開問世以來，圍繞馬克思異化理論的争論就沒有停息過。在中國，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異化概念的解讀産生了諸多學術成果。在國外，當代學者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闡釋，大緻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文本解讀派，以艾倫·伍德、奧爾曼、塔克、布坎南和塞耶斯等人為代表，其核心論題包括異化理論是否貫穿于馬克思思想的始終、馬克思早期文本與《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異化概念之間的異同、馬克思的異化理論是否具有規範性維度；另一類是運用發展派，以弗洛姆、馬爾庫塞、列斐伏爾等人為代表，其主要特征是立足20世紀資本主義的新趨勢新特征，運用馬克思的異化理論診斷當代資本主義的症狀、探索超越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比較而言，前一類闡釋更為重視從思想史語境出發闡發馬克思異化理論的深刻内涵，後一類闡釋更為關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馬克思異化理論的時代意義。近年來，美國學者大衛·哈維和德國學者哈特穆特·羅薩延續後一種闡釋路徑，分别提出了“普遍異化”和“新異化”理論。這些當代闡釋對于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探索替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方案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大衛·哈維的“普遍異化”

異化概念通常被認為是馬克思哲學思想特别是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範疇，然而，這并不意味着馬克思後來徹底放棄了這一概念。即使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等著作中以諷刺的語氣嘲弄了哲學家們所熟悉的“異化”術語，他仍然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不加引号地使用“異化”一詞。不過，這一時期的“異化”已經從人道主義視域中對私有制批判的核心概念轉變為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中描述性的附屬概念。盡管如此，在哈維看來，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異化理論不失其思想魅力和當代價值。哈維說：“我認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對異化進行的分析是非常重要的，其中對于各種精神狀态和感性剝奪的聯系是相當出色的。”他甚至指出：“在當下，我們非常有必要重新回到《1844年手稿》（即《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引者注）并把這些東西重新拿出來再讨論。恰恰是馬克思這個時候表達的感性力的部分，為我們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視域。”從這一理論視域出發，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一書中，哈維不僅明确把“普遍異化”這一“人性的反叛”界定為資本社會的普遍矛盾之一，而且認為“異化這一主題存在于本書已檢視的許多矛盾中”。2018年，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的專題論文中，他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

（一）無處不在的異化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的異化理論隐含着雙重邏輯：一是人的類本質及其異化；二是資本與勞動的矛盾關系。如果說前者反映了這一時期馬克思異化理論的人本主義視域，那麼後者則蘊含着馬克思唯物史觀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萌芽。正如哈維所言，馬克思“早期著作中對異化的理解沒有植根于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生成的工人的日常生活和勞動現實”，而是植根于人的類特性；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異化的普遍性産生于資本内在的曆史趨向，如世界市場、階級關系、競争規律當中。因此，哈維主要依據《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來考察當代資本主義的異化現象，揭示出異化的普遍性特征。

哈維從“異化”一詞的原初含義出發，考察了異化的多重含義。異化起初是指代産權轉讓的法律用詞。在财産轉讓的過程中，自己的東西屬于别人。這一含義被引申到其他領域。在社會關系方面，異化指對人或體制的信任喪失；在心理方面，是指作為被動心理現象的疏離和作為主動心理現象的憤怒、敵意以及由此而來的激烈行為。不僅如此，哈維認為“異化”一詞的多重含義适用于說明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關系的豐富内涵。這是因為，雖然工人與資本家之間的交換符合勞動合約的規定，受到法律保護，但是這一交換中包含着異化。也就是說，工人被迫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并且在勞動過程中與自己的産品以及自然界和社會關系的諸多方面相疏離，感受到自己的創造本能的缺失，因而會由于勞資交換的欺騙性而産生憤怒和敵意。

由于哈維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域中闡述異化的多重含義，所以，他所理解的異化主題廣泛存在于資本社會的許多矛盾中，或者說，資本社會的諸多矛盾從不同方面反映了形式多樣的異化。例如，在交換價值的支配下，商品的使用價值變得無足輕重，商品與感官的聯系被阻斷；分工的盛行與階級的形成，既讓人們無法把握整體，也在人們之間形成了巨大的鴻溝；财富分配不均以及資本實現領域的剝奪式積累，讓人們不再期望社會平等和正義，甚至變得民怨沸騰。哈維還進一步論述了經濟異化、整體異化以及無所不在的異化，從而揭示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普遍異化。他指出，在經濟領域，異化不僅是指資本對勞動的剝削，還包括價值實現、分配和消費領域的失業、消費主義、土地掠奪、去工業化、勞役債務、金融詐騙、房價和食品價格上漲等現象；在經濟領域之外，異化表現為政治失序、公共服務滞後、民族主義意識形态、種族主義、警察暴力、軍國主義、戰争、酗酒、自殺、抑郁、官僚主義、環境污染、中産階級化、氣候變化等；在全球化背景下，随着資本積累的社會擴張和地理擴張，資本關系支配幾乎一切領域，不同地域和時期的個體都能感受并經驗到異化。總之，異化超出了生産、經濟和空間的界限，具有普遍化的特征。“異化無處不在。它存在于工廠的生産和家庭的消費中，它支配政治和日常生活的絕大部分。”

（二）普遍異化的原因與機制

在論述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資本主義世界日趨嚴重的普遍異化後，哈維進一步探讨了普遍異化加劇的原因。一方面，哈維立足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趨勢，分析了導緻普遍異化加劇并蔓延的多方面因素。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城市，制造業的去工業化導緻有意義的工作和讓民衆團結在一起的社區的衰落，甚至引發了具有無政府主義性質的街頭暴亂。在這些國家的一些農村和小城鎮，農業的日益工業化和資本化摧毀了小農生活方式的經濟基礎，造成經濟衰退。随着運輸和通訊技術的發展，産品的設計和生産相分離，發達國家的傳統工人階級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力量日漸衰微，圍繞工廠勞動而形成的社會結構和社會凝聚力被削弱。這些情況由于信息技術和人工智能的廣泛應用、工廠從發達國家向其他國家的加速遷移、發達國家的勞動力供給不穩定，以及移入發達國家的勞動力增加而愈發嚴重。總之，經濟的不斷發展沒有帶來人們收入的大幅上升，反而加大了貧富差距和收入不平等。哈維指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精英和統治階級通過操控生産和交換的區域性配置，不斷鞏固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的特權，獨享經濟發展的收益，而廣大勞動者收益甚少或一無所獲。

另一方面，哈維根據資本周轉的整體圖景，揭示了普遍異化背後的資本運動機制。他試圖結合資本周轉的總機制，從理論上揭示普遍異化的根源。他認為，作為整體或總體的資本周轉包括生産、實現和分配三個環節，即資本通過商品生産而增殖、價值通過商品售賣而實現、變現的資金在資本與勞動力以及資本所有者與國家之間進行分配。而推動資本周轉的動力，除了對剩餘價值或利潤的追逐外，還包括欲望、需求或期願。在哈維看來，如果說，反對資本主義的鬥争以往主要表現為生産環節中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的鬥争，那麼，反對資本主義的鬥争如今更多出現在價值實現和分配環節。在價值實現環節，國家通過增加财政支出而制造能實現資本盈利的需求，民衆則由于住房、交通、醫療和教育等需求無法滿足而參與反對資本主義的抗争。“随着工廠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消失，反對資本主義的鬥争的一個前沿陣地出現在了價值的實現領域而非生産領域。”哈維通過分析技術變革與消費主義的關系，詳細論述了資本邏輯對民衆需求的宰制。借助高茲對“工廠的理性化”的分析，哈維力圖揭示出技術在資本主義社會的運用和演變與工作和社會價值的根本變革之間的密切聯系。高茲對“工廠的理性化”的分析表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技術運用不僅使個體在工作中遭遇異化，而且異化了個體的消費和需求，這是因為技術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核心，改變了人們的價值觀念，使勞動變得無意義，使人們沉迷于消費來加以補償，從而削弱了沖擊經濟理性和挑戰資本權力的反抗力量。哈維進一步将這種現象稱為“異化或補償型消費主義的發展”，并且指出，“生産方面節省的時間越多，資本越迫切需要将這些時間吸收到消費和消費主義中”。在他看來，之所以本應節省時間的技術的普及反而減少了人們從事自由創造活動的時間，是因為“資本将消費時間問題當作資本積累的潛在障礙處理的結構化方式”，讓人們不得不在工作和消費中接受資本主義的所謂經濟理性，服從資本積累的邏輯。此外，在分配環節，國家通過借錢或者财政赤字的方法來促進資本主義積累機制的發展，資本主義國家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勾結創造了大量債務，讓民衆背負各種形式的債務、國家政治也受到債務所有者的支配。

（三）超越異化的革命人道主義

哈維對普遍異化現象的分析表明，從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到韓國農民的抗議鬥争，從北非和中東因為食品價格上漲而發生的暴動到個人和國家的沉重債務，人們對整個資本主義體系深感不滿。這種普遍的憤怒和不滿正是哈維的普遍異化概念的主要内涵。在哈維看來，普遍異化概念絕非關于經驗現實的描述性範疇，而是引領政治行動的規範性範疇。雖然資本主義社會存在各種形式的無法根除的矛盾，但這并不意味着資本主義體系會自行崩潰。相反，資本會利用大規模監視、種族滅絕、軍事鎮壓、思想控制等手段存活下來。他堅持認為，必須借助外力才能奪取資本家階級的權力、終止資本積累。對于20世紀70年代以來由于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而在世界各地出現的以非暴力方式進行的零散且衆多的反對運動而言，當前迫切需要的是“一個具有說服力的、可以與集體的政治主體性結合的宏願”，從而為人們的政治行動提供基礎和活力。進而言之，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及其後果，“這一切衍生出的具有催化作用的政治問題，是設法辨明、正視和克服資本的經濟引擎産生的許多形式的異化，并将壓抑已久的相關能量、憤怒和挫折感導向一股一緻的反資本主義力量”。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之所以不能完成這一任務，是因為它主要從技術與階級的矛盾關系出發探讨解決問題的方法，忽視了這種革命性變革所涉及的主觀、心理和政治問題，反而陷入流行的經濟理性和拜物教的窠臼，甚至走向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如前所述，哈維對普遍異化根源的分析，已經揭示出資本邏輯支配下技術變革與價值觀念之間的密切關聯。

如果說，哈維的普遍異化概念從否定的角度為當今世界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提供了區别于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概念和分析框架，那麼，基于這一概念而提出的“革命的人道主義”則是哈維為反資本主義運動所提出的政治理念。相信人類憑借自己的力量改善自我和世界的人道主義觀念由來已久，它不同于宿命論與目的論，演變出宗教人道主義和世俗人道主義兩種類型。雖然人道主義在曆史上曾經出現過倡導放縱感官享受、無限拔高人類的地位以及歧視特定族群和性别等陰暗面，但它始終激勵着人們去幫助他人、實現自我，追求更有意義的生活，從而推動了世俗人道主義在當代的複興。盡管如此，哈維指出，世俗人道主義之所以難以擺脫其陰暗面，是因為它始終面臨普世關懷與階級利益、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之間的沖突。“人道主義傳統的困難，在于對人道主義無法回避的内部矛盾的充分認識，并未内化在該傳統中，當中以自由與控制之間的矛盾最為明顯。”基于這一原因，阿爾都塞等左翼學者将人道主義和異化觀念從馬克思主義傳統中清除出去。世俗人道主義的理論不足也與近年來非政府的慈善組織的活動雖然有所增加但無濟于事的趨勢相一緻。盡管如此，哈維旗幟鮮明地反對阿爾都塞的立場：“在我看來，為了反抗各種形式的異化和根本改變受資本支配的世界，我們迫切需要明确有力地提出一種可以與基于宗教的人道主義結合的、世俗的革命人道主義。”與資産階級的自由人道主義不同，革命人道主義抛棄了關于人類的某種不變或既定“本質”的觀念，不惜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來追求大多數人的幸福未來。哈維以弗朗茨·法農的革命理念和實踐為例，揭示出革命人道主義的核心是以無可避免的暴力、革命的方式重建人性。不僅如此，哈維尤為強調這種革命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他主張将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資本論》統一起來，通過分析資本社會的根本矛盾、變化的矛盾和普遍矛盾，探讨改變世界的人道主義計劃。為此，他謀劃了針對資本社會矛盾的17條建議，試圖為政治實踐提供方向和活力。

二、哈特穆特·羅薩的“新異化”

在探讨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矛盾時，哈維論述了資本周轉和資本積累所蘊含的加速傾向。一方面，為了在競争中保持優勢，資本必須占有更多的剩餘價值，加快其在不同物質形式之間的流轉速度。因此，“在資本的曆史上，加速的傾向顯而易見。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技術和組織創新的目的，是加快事物的速度和減少物理距離造成的障礙”。另一方面，資本在積累過程所追求的複合增長必然趨向加速。“資本總是追求增長，而且必須是複合增長。”這種指數型的增長越往後越會出現加速的情況，從而破壞增長所必須的生态環境等物質基礎，導緻資本的極限。哈維還具體考察了資本主義社會各領域愈演愈烈的加速現象。例如，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節省勞動的技術創新、金融和銀行業的業務創新、消費主義加劇以及生态環境惡性退化所呈現的加速趨勢。不過，在哈維這裡，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各領域的加速現象本質上從屬于資本邏輯的内在趨勢。而德國學者哈特穆特·羅薩則力圖從時間結構來考察當今時代的變化和特征，用加速表征晚期現代社會的時間結構。在《加速：現代時間結構的變化》（2005）、《共鳴——一種世界關系的社會學》（2016）等著作中，羅薩提出了社會加速批判理論，揭示了晚期現代社會的新異化形式，并且探讨了超越這些新異化形式的共鳴關系觀念。

（一）異化概念複興的理論基礎

與哈維一樣，羅薩也通過重新闡釋青年馬克思的異化概念來推進對現代社會的批判。他說：“我更大的目标是重建一個由馬克思和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所發展出來的，但卻被霍耐特和哈貝馬斯放棄的批判理論概念：異化。”不過，不同于哈維将分析和批判的矛頭指向資本主義的經濟引擎及其運作方式，羅薩深入考察與現代化和現代性息息相關的、超出經濟範疇的社會加速現象，展開了對晚期現代社會的異化形式的批判。具體而言，他從時間維度推進現代社會批判，從以下三個方面論述了支配現代社會生活的加速模式及其表現和機制。

首先，社會加速是現代社會時間結構的重要卻被忽視的特征。在羅薩看來，深入考察現代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生活質量、宏觀面向和微觀面向，必須從時間結構入手。這是因為，“嘗試從我們所稱之為‘現代性’的動态性和穩定性、内在的張力和發展趨勢中，發現那些結構複雜體和意義複雜體的特性的人，隻要将他的工作從時間結構的特性、邏輯和發展入手就可以了，因為就像通過放大鏡一樣在這當中能夠認識到決定這些布局的原則和趨勢之間的相互作用”。身處現代社會的人們，總是通過與時間關聯在一起的規範、期限和規章來安排自己的生活，特别是讓自己的活動與資本主義體制的需求保持協調或兼容，而時間本身具有的非政治性、非規範性也容易讓人們忽視其結構性和強制性，從而陷入現代主體的自由幻象。在社會學理論的發展中，盡管馬克思、塗爾幹和韋伯等古典社會學家在反思現代性體驗時注意到了社會加速現象，但後來的社會學轉向現代社會的非時間、恒定的方面，其結果是簡單割裂前現代與現代之間的聯系，忽視了現代社會的變遷。鑒于時間結構的重要性和社會學研究的不足，羅薩主張從時間結構入手，探讨現代社會生活的加速現象，建構一個有着清晰概念且與經驗相容的分析框架。他說：“在我看來，社會加速是現代化的核心過程，所以現代社會批判必須首先而且要格外關注社會加速。”

其次，社會加速在現代社會呈現為三種加速形式。羅薩指出，雖然沒有一種囊括一切的加速模式，也不是所有現象都在加速，在一些領域甚至存在減速現象，但是現代社會的加速形式可以概括為科技加速、社會變遷加速和社會步調加速三種。科技加速是指生産、運輸和傳播領域的加速及其對社會生活的時空知覺和組織方式的改變。在時空知覺方面，人們感知世界的方式從空間優先變為時間優先，感知物體的“前後左右”被“早晚”所代替；在時空組織方面，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時間遭遇壓縮，空間距離被縮短，進而變得不重要，學校、銀行和旅館等地點成為沒有曆史、獨特性或關聯性的地方。社會變遷加速是指社會本身的加速，即“态度和價值，時尚和生活風格，社會關系與義務，團體、階級、環境、社會語彙、實踐與慣習（habitus）的形式，都在以持續增加的速率發生改變”。它意味着，人們所經驗的“當下”的時間區間正在不斷萎縮。在晚期現代的西方社會，社會加速突出地表現為，越來越高的離婚率和再婚率，以及更換工作的速度、家庭和職業的改變頻率。社會步調加速是由于一定時間單位内行動事件或體驗事件的量的增加，人們在更少的時間内要做更多的事，從而形成時間匮乏的體驗。它表明，科技加速沒有讓人們覺得時間充裕，反而感到時間短缺并為此恐慌。

再次，社會加速的推動機制也表現為三種形式。通過分析社會加速的三種形式，羅薩指出，科技加速本應減少工作時間，實際上卻導緻生活步調的加速。這表明，一方面，科技加速不是導緻時間匮乏的原因；另一方面，“現代社會的特征，就是事務成長量與科技加速命中注定般地結合在一起。”究其原因，羅薩概括出三種推動機制：一是作為社會動力的競争邏輯。競争既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獲利原則，也是區别于前現代社會并支配現代社會生活所有領域的核心原則。為了節省成本、保持競争力，人們節約時間、提高資本循環速度、加速創新。對于國家和個人而言，競争是推動加快創新速度、完成自我實現的主因。因此，提升速度或節約時間的加速邏輯就處于現代分配模式的核心位置。二是作為文化動力的永恒應許。從文化的觀點來看，現代社會的世俗性，特别是在此世追求生活的富足、體驗人生起伏的觀念，是社會加速的重要推動機制。人們在面對死亡等終極問題時，通過不斷加快生活步調、努力追求幸福生活來作出現代性的回答。三是作為自我推動系統的加速循環。如前所述，科技加速反而導緻生活步調加速，而不是減輕人們的負擔。不僅如此，科技加速還會帶來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面向的加速。社會變遷的加速也會推動生活步調和科技的加速。因此，在現代社會中，一旦停止競賽或維持現狀，就等于落後。總之，上述三種加速形式已經在晚期現代社會形成“一種環環相扣、不斷自我驅動的反饋系統”。

（二）晚期現代社會的異化形式

在社會加速理論的基礎上，羅薩展開了對晚期現代社會的批判，揭示了晚期現代社會的異化狀态及其表現形式。

羅薩認為，社會批判理論的起源可以追溯至馬克思的早期著作，而他所倡導的社會加速批判，既是對馬克思開創的社會批判理論的發展，又内在地包含着功能批判、道德批判和倫理批判等形式。社會加速理論的倫理批判認為，個體化、多元化與人們的相互依賴程度不斷增長趨勢之間的基本矛盾，是現代社會加速競賽的競争導向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現代社會通過嚴格的時間規範來滿足人們不斷增長的需求，讓人們産生沒有滿足社會期待的罪惡感，進而如同困在滾輪中的倉鼠一樣滾得越來越快。結果，現代性所允諾的個人自主性并沒有實現，個人的自我實現與政治系統的改進都要适應社會加速度邏輯，以确保競争優勢。羅薩認為，這一結果就是晚期現代社會的異化狀态。“在加速的社會情境當中，一方面仍許諾行動者有自主性，但另一方面遵守和實踐這個承諾的可能性卻越來越渺茫，而這必然會造成異化狀态”。作為一種狀态，異化就是指主體自願采取的某一行動，實際上違背了其真正的意志，從而讓主體在沒有外在壓迫者的情況下感覺自己被他人管制。

為了進一步從社會加速邏輯的視角考察晚期現代社會的異化，羅薩分析了五種異化形式：一是空間異化。它指涉數字化、全球化時代中自我與世界的關系。一方面，人們的社會親近性和相關性均與空間臨近性相脫離，那些與我們有着密切交往的人不必在物理距離上與我們鄰近；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加速造成的流動性及其與物理空間的脫節，我們花費時間所形成的與特定空間的熟悉感和親密感消失了。二是物界（Dingwelt）異化。它主要是指人們生産和消費的物品的異化。這些物品本應在生産和消費過程中成為人們的日常體驗、身份認同和生命史的一部分，但是在社會加速過程中，它們被迅速更換、抛棄，變得陌生化，因此，主體的經驗和知識不再适用，其特質也被改變。三是行動異化。它是異化狀态的典型表現，契合羅薩關于異化狀态的定義，即“一種我們所做的事（即便是我們自願做的事）并不是我們真的想做的事的狀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人們大多不知曉各種設備和工具的運行機制，另一方面是因為在競争和加速面前，人們更願意選擇容易滿足的欲望，更願意占用商品的潛在可能性和使用權，而非商品本身。結果，人們失去了對事物的本真的、珍惜的感覺，沒有宛若在家的感覺。四是時間異化。它是指對時間的主觀體驗所發生的變化。在晚期現代社會的數字生活中出現了“體驗短/記憶短”的時間模式，它不同于經典的“體驗短/記憶久”或是“體驗久/記憶短”的時間模式，具有去感官化、非全身心投入和去背景化的特點，僅僅在我們的生活體驗中形成孤立的行動和體驗片段。由于我們無法整全地或有意義地将這些片段聯結在一起，所以，“結果就是，時間似乎‘落得雙重下場’：飛快流逝，卻又在記憶裡不着痕迹。”五是自我異化與社會異化。它是上述四種異化的結果，是指雖然我們在短時間内經曆諸多變化，遇到很多陌生人并與之交往，但實際上它們沒有被很好地吸收到我們的生命經驗中，不僅我們的行動與體驗是彼此割裂的，而且我們的生命體驗是碎片化的，所以，我們與世界和自我相異化。

（三）超越異化的共鳴關系

如前所述，異化是羅薩從社會加速邏輯的視角診斷晚期現代社會的病症而得出的結論，其所揭示的是主體與世界之間的疏遠、冷漠甚至是敵對的關系。在羅薩這裡，社會加速批判及其異化概念回答了“我們的生活為什麼不美好”的疑問，為解答“什麼是美好的生活”這一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提供了切入點。這就意味着，要在晚期現代社會實現美好生活，就必須擺脫社會加速背景下的異化狀态，構建主體與世界之間的理想關系。而主體與世界之間的非異化關系或狀态，就是羅薩所稱的“共鳴（Resonance）”。在他看來，豐富而多面向的“共鳴”經驗可以構成“美好的生活”的主要内容。這裡所稱的“共鳴”不是一個認知性的概念，而是存在主義的或感性的概念。盡管我們對于世界的理解及其認知結構，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我們關于世界的經驗，但是，如果主體與世界之間僅限于因果性和工具性的互動是不夠的，它會導緻主體與世界格格不入。進一步而言，作為主體與世界之間的非異化關系，“共鳴是一種刺→激（af←fection）（一些事物從外部與我們産生關系）與感→動（e→motion）（我們通過反應對此回應并與之建立關系）的雙重過程”。它既包括主體接受外部世界的刺激并作出回應，又包括主體在這一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關系；在這一過程中，主體以及主體所經驗的世界都被改變。總之，共鳴不等于回音或合音，而是意味着主體始終依賴他者，并且在與他者的互動，甚至在與他者的差異、對立和矛盾中形成關于世界的感性經驗。用羅薩的話來說：“共鳴是一種處于協調和沖突之間的情境。”

可見，共鳴經驗或情境是羅薩在診斷晚期現代社會的弊病之後所提出的治療方案的核心。共鳴看似難以捉摸、轉瞬即逝，但并非難以觸及、不可實現。羅薩詳細闡述了構建共鳴關系的兩個前提：一是需要主體的“共鳴意向”，它是指“一種會傾聽和回應的态度（而不是支配和控制的态度）、一種與接受社會脆弱性相應的開放性及一定意義上的自我效能感”；二是要遵循特定的“共鳴軸”（Axes of Resonance），即主體與世界之間共鳴關系的不同面向。羅薩概括出三種面向或共鳴軸：一是将我們與他人聯系起來的橫向的社會共鳴軸，如家庭、友誼、政治等；二是我們用某些物體所創造出來的對角線的物質共鳴軸，如工作、學校、運動和消費活動；三是縱向的存有性共鳴軸，即包括自然和藝術在内的、類似宗教體驗的探尋自我、發現自我的體驗。需要指出的是，“共鳴意向”和共鳴軸，都不是純粹個體的、認知意義上的，而是由曆史和文化、集體和社會所構建和維護的；也不必然是愉悅和諧的經曆，而是需要主體以開放的心态去承擔受傷的風險，以非預測、非控制的方式去接觸和改變世界。為了克服異化、走出晚期現代社會的文化困境，羅薩還參與了一個研究項目“耶拿計劃”，嘗試在多個領域吸收各種共鳴經驗，探索一種全新的社會文化模式。這一計劃既包括愛情、友誼和民主政治，又包括在自然中的經曆以及照料和教育子女等活動。

三、異化與資本主義批判

盡管哈維和羅薩都側重于從運用發展路徑來闡釋馬克思的異化理論，但兩人并沒有完全回避這一理論的文本基礎和思想性質等問題，并且在這些問題上呈現出頗多相通之處。他們都反對關于人性或人的本質的形而上學觀念，強調異化理論在馬克思思想體系中的重要地位。哈維自稱不是哲學家，也不從哲學的視角來讨論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而是關注與異化概念相關的非常實際的問題。他說：“實際上，我關注的就是現實過程當中異化概念的現實發生和布展。”他一方面承認《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與《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的異化概念之間存在顯著的差異，因而并不試圖将二者統一起來，另一方面更為重視《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意義上的異化概念，特别是其中所蘊含的感性維度，并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賦予這一概念豐富的内涵。羅薩多次強調，現代社會哲學不再以外在的或不變的人類本質或天性觀念為規範基礎。他指出，異化是源于青年馬克思、并被早期法蘭克福學派所發展的批判理論概念；青年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就已經包含着社會批判理論的三種形式，即對資本主義社會固有矛盾的功能批判、對根本的分配不公的道德批判，以及對異化生活和虛假意識的倫理批判。不僅如此，哈維和羅薩對馬克思異化理論的當代闡釋還從以下三方面推進了資本主義批判，豐富了西方學者的社會主義理論。

（一）傳承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

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紀是社會科學從哲學形态走向科學形态的重要時期，政治經濟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逐漸擺脫思辨哲學的影響，走向實證科學。馬克思不僅對催生這一重大變革的自然科學研究抱有極大興趣，通過吸納自然科學而為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曆史觀以及政治經濟學批判奠定了理論基礎，而且充分借鑒了當時的社會科學研究成果。衆所周知，英國的政治經濟學和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來源。随着馬克思晚年人類學筆記的整理發表，人們發現，馬克思從早年到晚年始終關注不同形式的人類學研究，在晚年筆記中倡導一種更博大、更深遠的曆史方法。不僅如此，對于19世紀方興未艾的實證主義社會學，以及德國流行的曆史法學派，馬克思也進行了批判與吸收。總之，受到近代自然科學巨大曆史成就的影響，包括馬克思在内的人文知識分子都深受科學理性世界觀的影響，試圖建構關于人類曆史和現代社會的科學理論。馬克思既從自由主義意識形态支配下的社會科學那裡吸取了新的視角、觀點和方法，又與之展開直接論辯，在思想論争中進一步闡明觀點、完善理論。可見，關注并吸納同時代社會科學研究成果是馬克思思想發展的一大特色。

19世紀末以來，西方幾代馬克思主義學者在人文社會科學諸多領域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展開研究，産生了一大批豐碩的理論成果。如今，馬克思主義已經深度參與到當代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的研究與争鳴，俨然成為重要的研究範式和學術傳統。作為活躍于西方主流學術界的大學教授和知名學者，哈維和羅薩對馬克思異化概念的闡釋和發展充分吸納了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并在各自擅長的領域内傳承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術傳統。哈維起初是地理學教授，後來從空間視角重新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并且結合對《資本論》的解讀，展開當代資本主義的批判研究。從哈維對馬克思異化概念的闡釋來看，他所延續的主要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傳統。在集中探讨異化概念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一書中，他實際上是依據馬克思《資本論》的理論分析，結合當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全面考察了資本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機制中不同性質的多個矛盾。在他這裡，異化不隻是資本社會的諸多矛盾特别是普遍的矛盾之一，而是貫穿于資本社會的全部矛盾，是資本社會最緻命的矛盾。

作為社會學教授和法蘭克福學派第四代代表人物，羅薩傳承了馬克思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學傳統，從時間維度考察現代社會的内在結構，剖析現代性的根本矛盾，由此重新定義了異化概念、論述了異化形式。從羅薩對馬克思異化概念的闡釋來看，無論是論證社會加速邏輯，還是分析晚期現代社會的異化形式，他都廣泛吸收了社會學、心理學和經濟學等領域的研究成果。例如，他引用對生活步調的跨文化的經驗研究來證明生活步調的加速，引用對“主觀時間矛盾”的經驗研究來推論晚期現代社會的時間異化形式。由于大量征引社會研究領域的研究結論、探讨社會學研究的前沿論題，羅薩的代表作《加速：現代時間結構的變化》和《共鳴——一種世界關系的社會學》被視為21世紀以來社會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二）拓展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批判

與19世紀很多社會理論家不同，馬克思緻力于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矛盾，展開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批判。在《資本論》第1卷中，馬克思第一次科學地說明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這一“全部現代社會體系所圍繞旋轉的軸心”，從而“把現代社會關系的全部領域看得明白而清楚”。《資本論》以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矛盾關系為切入點，考察了現代社會的整個體系和全部領域。盡管如此，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體系的範疇排列是圍繞着資本這一核心概念而展開的。這是因為資本不是物，而是資産階級社會的生産關系，是主導其他一切生産形式和生産關系的“普照的光”，是“資産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基于這一考慮，馬克思不僅在三卷本《資本論》中詳細論述了資本的生産、流通和總過程，而且曾計劃在論述完資本後再考察地産、雇傭勞動、國家、國際貿易和世界市場。可以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體系本質上是以資本邏輯為核心的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批判。

當代資本主義在諸多方面迥異于馬克思所處的19世紀，以至于一些學者放棄了馬克思的總體批判思路，轉向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态等領域的分析和批判。與之不同，哈維和羅薩在考察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和特征時，通過運用發展馬克思的異化概念而延續了馬克思的總體批判思路。一方面，他們都認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廣泛存在某種意義的異化狀态。哈維對“異化”一詞多重含義的辨析，實際上是用異化概念涵蓋資本主義社會在生産、政治、社會和價值觀等客觀和主觀的層面所出現的疏離、不公、憤怒、怨恨和挫敗等弊病。羅薩雖然是在倫理批判的維度探讨晚期現代社會的異化形式，但他所概括的五種異化形式涉及時間、空間、物界、行動以及自我和社會等多個方面，以另一種方式涵蓋了當代社會生活的整體格局。相比于馬克思主要用異化來形容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立關系在生産空間的表現，哈維和羅薩的異化概念指向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更為廣泛的領域。另一方面，他們都試圖揭示導緻這種普遍異化狀态的根本機制。哈維延續了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路徑，從價值的創造、交換和實現等入手，全面分析了資本周轉機制及其所依賴的技術因素以及它們對價值觀念所産生的影響。羅薩則繼承了馬克思和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傳統，聚焦現代性問題，通過分析現代社會的時間結構而提出了社會加速邏輯，并探究晚期現代社會的各種異化形式。總之，他們都延續了馬克思的總體批判思路，從不同角度深化了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運行邏輯的認識。

（三）探索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

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不僅從總體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弊病和矛盾，而且提出了從根本上消除弊病、解決矛盾的方案，設想了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産主義社會。早在《論猶太人問題》和《〈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馬克思就主張用人的解放超越資産階級革命意義上的政治解放，以消除個人在國家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二重化，并且倡導無産階級擔當革命的主體以摧毀一切奴役制，真正實現人的解放。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進一步把批判的矛頭指向異化勞動和私有财産，強調共産主義是在現實中不斷地積極揚棄私有财産的曆史性過程，旨在實現包括感官能力在内的人的本質力量的全面豐富。後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态》《共産黨宣言》《資本論》和《哥達綱領批判》等著作中，馬克思全面論述了共産主義社會的實現條件和基本原則。在馬克思看來，共産主義社會建立在高度發展的生産力和充分湧流的集體财富的基礎之上，将廢除生産資料私有制，消除僵化的舊式分工體系和盲目的無計劃生産，實行普遍的生産資料公有制和有計劃的社會生産以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形成與之相适應的道德和價值觀念，完全實現人的“自由個性”的充分發展，因而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人的聯合體”。

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上半葉，馬克思所提出的替代資本主義的共産主義方案被寫入世界範圍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的綱領，激勵着無數進步人士反抗殖民壓迫、追求獨立解放。不過，随着蘇東劇變和新自由主義的盛行，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陷入低谷，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大肆宣傳的“資本主義無可替代”（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口号一時間甚嚣塵上。即便如此，世界範圍内的有識之士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探索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替代方案。如果說，世界各國層出不窮的社會實驗、罷工抗議和街頭運動是探索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政治實踐，那麼，作為學院派思想家的哈維和羅薩所代表的是探索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前沿理論思考。哈維之所以重視馬克思的異化概念并且将資本社會的諸多矛盾都納入異化的範疇，就是因為異化能夠集中反映資本主義的經濟運行機制對人的主觀和客觀方面的全方位破壞，從而激發民衆的反抗意識、鬥争精神和團結觀念。他所提出的“革命人道主義”理念就是要消滅當今時代的普遍異化，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來實現大多數人的幸福。羅薩也試圖為晚期現代社會的弊病提供解決方案。他思考的重要問題是“什麼是美好的生活”和“我們的生活為什麼不美好”。在他看來，前一個問題是人類最重要的問題，後一個問題則是探讨前一個問題的切入點。他依據社會加速邏輯理論而揭示的晚期現代社會的異化形式，以及他所提出的超越異化的共鳴關系，分别構成對這兩個問題給出的答案。雖然哈維和羅薩的方案各不相同，但他們對資本主義替代方案的探索都奠基于各自對資本主義的總體批判，繼承了馬克思的批判精神，因而豐富了社會主義運動的理論思考。當然，就其内容而言，無論是哈維的革命人道主義方案中的具體建議，還是羅薩的共鳴關系方案的項目措施，都滿足于局部範圍的改革并訴諸應然的規範性原則，回避了更為根本的制度和主體問題，因而不可避免地帶有空想性質和改良色彩。

來源：《理論探索》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