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哲學與《資本論》之間：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的内在嬗變

在哲學與《資本論》之間：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的内在嬗變

周露平 吳婷

自20世紀60年代起，以阿爾都塞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提出了馬克思思想發展中存在“認識論斷裂”的論斷。這一論斷以費爾巴哈哲學基礎之上的新唯物主義的出場為标志，認為青年時期的馬克思思想中仍殘留黑格爾式主體邏輯預設的印記，而成熟時期的馬克思則緻力于對社會結構進行客觀分析。阿爾都塞的“認識論斷裂說”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學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在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的研究領域，意識形态理論在青年馬克思與成熟馬克思之間“斷裂”的表現與原因，往往被學者視為一個需要确證和解答的首要問題。例如，喬·拉蘭和埃蒂安納·巴利巴爾等學者指出，在馬克思1850年以後的文本中，意識形态概念的使用頻率顯著下降，直至後來幾近消失。拉蘭強調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研究的“時間原則”，即通過分析意識形态概念從青年馬克思到成熟馬克思的曆時性演變來理解其内涵的變化。而巴利巴爾則更加強調“範式原則”，即關注成熟馬克思何以實現用拜物教批判取代意識形态批判的範式變革。齊澤克不僅認同成熟馬克思用拜物教批判取代意識形态批判的觀點，還進一步探讨了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範式變革的思想淵源。他指出，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意識形态概念還隻是作為“妄想”被提出來的，而“隻要馬克思從事了‘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事情就變得複雜起來：他在此所遇到的僞裝成‘商品拜物教’出現的東西不再是‘反映’現實的一個‘幻想’，而是在社會生産的實際過程中心起作用的一個不可思議的謎。”不難發現，意識形态概念的曆時性研究淡化了哲學變革在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嬗變中的重要作用。過分誇大馬克思哲學觀念轉變過程中的費爾巴哈因素，則容易忽視意識形态批判在唯物史觀出場中的策動作用，也容易割裂包括意識形态理論在内的馬克思思想的創新性與整體性。此外，過分強調拜物教批判對意識形态批判的取代作用，把意識形态理解成否定性的“虛假意識”，也絕除了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内的現代話語同樣也是一種意識形态的可能性和現實性。20世紀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曆史終結論”，實際上是将意識形态話題作為一個重大事件重新引回曆史視野，渲染出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先進論”“永恒論”與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過時論”的理論圖景。假如我們跳出文本的限制，将馬克思早期思想與“資本論”（《資本論》及其手稿）加以連接，從馬克思思想脈絡中澄清意識形态的理論建構與批判意圖，即可回應以上學者的斷定，同樣也能回擊福山的“誤判”。

一、意識形态批判的問題域澄清

19世紀初，法國哲學家特拉西所提出的“意識形态”概念，其實已經開啟了一項理論嘗試：将意識形态從認識論範疇轉換為政治學術語，稱之為“觀念學”。這種觀念學本質上是關于政治意識的學說，構成了政治體制的意識形态保護機制。換言之，在現實合理性的框架内，特拉西對政治合法性進行了論證。馬克思則從哲學批判的高度，拓展了意識形态内部機理研究的理論視野，将意識形态從政治的神壇上拉下，将其還原為“原本”與“副本”的協同行動。其中，“原本”是資本發展的社會現實，“副本”則是以宗教、哲學、文化、藝術等為主要内容的意識形态表現形式。在馬克思思想史演進中，意識形态理論呈現出清晰而連貫的脈絡，并非大衛·麥克裡蘭所說的“意識形态概念在馬克思那裡遠不清晰：他關于意識形态的評論多為順便提到的，他從未進行系統的論述”。事實上，馬克思的意識形态理論貫通唯物史觀與《資本論》的研究過程，呈現為深刻而系統的論述。

馬克思的意識形态批判可追溯至《萊茵報》時期他所面臨的“物質利益困惑”，進而發展為對黑格爾自我意識理論所闡釋的社會存在合理性的質疑。在《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提出了意識形态依附于私有财産的重要觀點，私有财産由此成為其意識形态理論的主要批判對象。《〈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無疑是切入馬克思意識形态批判思想的最恰當文本。盡管該文本的理論矛頭直接指向黑格爾的法哲學，但其思想内容卻遠遠超出了這一範圍，涵蓋了對黑格爾哲學、古典經濟學、社會主義思潮等多方面的批判内容。因此，《〈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既是對黑格爾法哲學的深刻反思，也是對整個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全面剖析。可以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呈現出意識形态批判的宏大構境，即在黑格爾法哲學的地基上，重新繪制“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圖”，将其作為意識形态批判的理論副本，并在雙重視域下展開意識形态批判。

一方面，理論必須回歸至私有财産現實。馬克思扭轉了黑格爾法哲學的研判路向，強調不是“國家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決定國家”。理論是市民社會的思維産物，契合市民社會的發展需要。因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取決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作為思想的現實表現形式，意識形态在本質上是對社會現實的高度抽象，并通過理論到實踐的外化過程，為社會存在提供合理性辯護。在馬克思看來，過去的一切意識形态理論都是私有财産的思維産物，換言之，私有财産是塑造過去一切意識形态内容與樣态的關鍵因素。正如齊澤克所說，私有财産構成了整個社會現實的依賴關系網絡，而意識形态往往是對這種依賴關系的扭曲反映，“‘意識形态’可以包括從錯誤認知其對社會現實的依賴關系的冥想态度，到一系列行為導向的信仰，從個體藉以形成其關系的不可或缺的媒介到社會結構，以緻于為支配性政治力量提供合法性的錯誤思想”。

另一方面，批判必須回歸至私有财産批判，以澄清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本質内容，并使社會主義意識形态與之劃清界限。盡管《〈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并未詳盡揭示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生成機制與運行規律，但澄清了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本質，明确指出了其與私有财産之間的共生關系。在随後的《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從私有财産批判的視角，将思想從舊的社會結構中剝離，并指出思想深受舊世界秩序的影響。“在任何情況下，思想所能超出的隻是舊世界秩序的思想範圍。”因此，對意識形态的批判，必須回歸至私有财産批判。馬克思強調，如果批判試圖直接摒棄私有财産的内容，那麼這種批判将僅僅停留在思想運動的層面。哲學是人的解放的頭腦，它的心髒是無産階級。因此，盡管當時的德國尚未具備承擔社會革命的現實能力，但德國擁有自己的無産階級力量，這就使得德國在理論層面具備了推動哲學革命的現實能力。在此，馬克思将意識形态的建構問題轉化為無産階級哲學的建構問題，即在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鏡像”中，如何建構無産階級的哲學體系？

阿爾都塞一方面将青年馬克思的意識形态批判（人本主義批判）視為馬克思通往哲學科學的理論橋梁，另一方面強調馬克思的思想發生了從“意識形态”向“科學”的“斷裂”。在阿爾都塞的評判中，青年馬克思的意識形态批判與其他理論相比較為落後。因為“意識形态被視為一種純粹的虛幻、純粹的夢想，也即無。它所有的現實性都外在于它”。這種斷裂式的理論邏輯懸置了馬克思早期批判的理論努力，預示着馬克思将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德意志意識形态》之後重新建構意識形态批判的理論大綱。事實上，《〈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所展現的雙重批判視域表明，馬克思已從黑格爾法哲學内部揭示出資産階級意識形态與私有财産之間的緊密關聯。如果說《〈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是切入馬克思意識形态批判的最恰當文本，那麼《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則堪稱馬克思意識形态批判的最典範文本，它展現了《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的批判路向。

通常，《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被視為馬克思思想的“秘密誕生地”，其異化勞動理論包含着三大批判：以異化勞動為内容的經濟批判、以異化勞動還原為核心的哲學批判、以異化勞動揚棄為目标的社會批判。這三大批判共同建構了馬克思理論研究的未來方向，并潛藏着馬克思意識形态批判的理論“雛形”。具體來說，異化勞動理論展現了一種“三位一體”的結構特征。其中，“一體”是經濟批判，是對異化勞動内容即私有财産的批判；“三位”則體現為：哲學批判作為經濟批判的先導，為其提供了理論支撐和思維框架；社會批判作為經濟批判的終極目标，旨在實現異化勞動的揚棄與社會關系的變革；意識形态批判則作為經濟批判的補充和擴展，從屬于哲學批判與社會批判。這三大批判從整體性路徑共同構建了馬克思對意識形态的批判格局。這一批判格局不僅揭示了意識形态的根源和本質，而且為馬克思的意識形态理論研究指明了未來發展方向。

第一，意識形态批判起源于經濟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經濟批判揭開了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态面紗，對其進行了哲學式的還原，将複雜的古典經濟學範疇、命題與原理，還原為更為本質的社會運動規律，特别是私有财産的運動規律。馬克思指出，盡管古典經濟學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核心内容，即勞動價值論，但這種經過高度抽象的理論，本質上仍是對私有财産運動的科學表述。古典經濟學“把私有财産在現實中所經曆的物質過程，放進一般的、抽象的公式”，從而掩蓋了其意識形态色彩。在馬克思看來，将資産階級經濟學還原為私有财産運動還隻是初步的哲學式還原，尚需要進一步還原。唯有進一步追問私有财産的本質來曆，即異化勞動，才能真正洞察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意識形态内容。盡管此時的馬克思尚未真正理解資本主義社會的運動機制，但他已經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立場提出了批判，将古典經濟學的意識形态話語權——追求經濟優先的發展原則與人性優化的“意識機制”，轉化為私有财産的發展權。換言之，古典經濟學所建構的“勞動價值論”，在本質上是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科學表達，其内核為“異化勞動價值論”。這一價值論不斷為資本的發展提供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辯護，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矛盾。馬克思的意識形态批判緊密圍繞“異化勞動”與“私有财産”之間的矛盾互動展開，從哲學的高度揭示了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虛假性。這種虛假性不僅體現在對财富外化性形式的一般性理解上，如重商主義關于貨币财富的抽象認識，更體現在對财富主體性本質的追問中。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指出了意識形态批判的根本訴求，即在推動新社會誕生的同時，必須徹底清除舊有的意識形态内容，構建無産階級的意識形态體系。

第二，意識形态批判服從于哲學批判。《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從脈絡上把握住近代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理論來源，即黑格爾哲學體系。黑格爾哲學将思辨哲學的抽象傳統提升至概念、範疇的辯證運動層面，從哲學的高度賦予了資本以現實性，為資産階級意識形态構建了精神系統與啟蒙機制。圍繞黑格爾對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内容的設計思路，馬克思進行了深入的闡述：一方面，意識形态作為思維實存，生成于絕對精神自我創造的生産史。在黑格爾的理論中，意識形态從屬于絕對精神，外在的現實世界如“感性、宗教、國家權力等等是精神的本質”。意識形态作為絕對精神的思想形式，持續不斷地論證着市民社會和國家權力存在的現實性。然而，馬克思指出，這種論證建立在純粹的抽象之上，即将社會現實運動簡化為概念範疇的生産史，從而表現出邏輯優先的唯心主義特征。另一方面，意識形态的運行遵循主體化的原則。黑格爾哲學的一個核心命題是“實體即主體”，即自我意識賦予實體以能動性原則，從而在觀念上實現實體與主體的統一。同樣，盡管黑格爾把握了勞動在實踐發展、觀念塑造等過程中的本質作用，但由于他處在異化勞動的話語體系之中，因此“黑格爾唯一知道并承認的勞動是抽象的精神的勞動”。在批判意識形态時，黑格爾忽略了生成意識形态的社會實踐（感性活動），使得意識形态仍然停留于觀念與精神之間的轉換，未能超越絕對精神自我創造的領域。因此，當出現“高尚的意識和卑鄙的意識的鬥争”時，這種鬥争就僅僅被黑格爾定位為絕對精神以辯證運動的形式對感性、宗教的内在超越。馬克思認為，即使黑格爾提出了辯證法，這種辯證法本身也未能深入考察對象性活動的本質，從而形成了缺乏現實内容的理論抽象。

第三，意識形态批判歸屬于社會批判。在資本現實性的地基上，古典經濟學構建了一種資本與勞動、資本家與無産者和諧共處的理想世界。然而，這種構想一方面在理論上為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對立提供了一種偶然的、外部的論證；另一方面掩蓋了異化勞動決定私有财産這一社會現實。因此，古典經濟學對私有财産合法性的論證，不僅未能揭示社會進步的内生性動力，反而阻斷了社會進步的内生性路徑。同樣，德國、法國等國的社會主義者試圖通過外部技術手段修正資本主義社會時，也未能觸及異化勞動決定私有财産這一核心問題。這些社會主義者直接批判私有财産的不平等性，卻未能深入剖析其背後的異化勞動本質，從而陷入了将論證結果作為論證前提的困境，喪失了對異化勞動本質的深刻洞察。在此背景下，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了社會批判的核心議題：勞動與資本的内在對立。在這裡，社會批判劃定了意識形态批判的曆史限度，即隻有當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達到資本高度發展的程度時，意識形态批判才能真正揭示出私有财産的本質内容。馬克思進一步指出：“私有财産的關系潛在地包含着作為勞動的私有财産的關系和作為資本的私有财産的關系，以及這兩種表現的相互關系。”這種關系決定了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必須論證三大合法性：以工資為内容的雇傭勞動合法性、以資本為内容的獲取利潤合法性、以勞動資本和諧為内容的階級存在合法性。然而，這些合法性論證實際上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關系中最為核心的部件——資本與剩餘價值之間的關系。這正是後來《資本論》及其手稿所要深刻批判的。總之，對于意識形态批判而言，必須深入剖析勞動與資本的内在對立關系，揭示私有财産的本質内容，才能揭露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矛盾和本質問題。

毋庸諱言，《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意識形态批判在經濟批判、哲學批判及社會批判方面确實存在界限模糊的問題，這導緻它難以對意識形态的生成機制、作用機制、内容體系及未來走向等核心議題進行科學的诠釋。《德意志意識形态》承接了這些遺留問題，并在唯物史觀的哲學高度上對其進行了系統解答。

二、意識形态批判的唯物史觀性質

如果說《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初步澄清了意識形态批判的核心問題域，那麼《德意志意識形态》則作為意識形态批判的理論據點，成功解決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關于意識形态的諸多遺留難題。而《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則預先為《德意志意識形态》規劃了意識形态批判的宏觀目錄，即在現實實踐或感性活動的視野中破解意識形态的理論定位；同時要批判以費爾巴哈哲學為代表的意識形态與實踐“主客二分”的片面理解模式。盡管費爾巴哈通過感性直觀原則，将客體納入主體視域，揭示了客體中的主體性因素或對象性原則，然而，由于未能理解“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緻，隻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因此他隻是把意識形态理解為獨立于實踐之外的内容。在馬克思看來，實踐的革命性不僅體現在生成市民社會等世俗化内容的過程中，同時也體現在塑造包括宗教觀點等在内的意識形态内容方面。可以說，正是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明确提出了從世俗化内容的市民社會出發，破解意識形态的生成機制與作用機制的理論訴求。這一訴求繼而開啟了《德意志意識形态》正确的批判程式和革命道路。

就内在結構而言，《德意志意識形态》呈現出一幅“此消彼長”的“複調結構圖”，這使其意識形态批判具備雙重性邏輯：它通過對分工與所有制的哲學論證，以及對資本形态的經濟分析，探讨了意識形态的生成機制、作用機制、内容體系及未來走向等核心議題。在分工與所有制的哲學論證部分，馬克思旨在解決《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遺留的異化勞動起源問題。馬克思認為，解決了這一問題，也就解釋了相應的意識形态問題。

其一，自發分工揭示了意識形态的生成機制。自發分工作為社會結構與現實生活的反映，成為意識形态的物質載體。“道德、宗教、形而上學和其他意識形态，以及與它們相适應的意識形式便不再保留獨立性的外觀”，而是高度從屬于社會結構與現實生活。

其二，自發分工提供了意識形态的作用機制。意識形态是自發分工的曆史産物，受社會生産生活條件的制約，其内容生成于感性活動的現實展開。具體而言，感性活動生成了原初曆史關系的四個核心要素：生活資料的需要的生産、滿足需要的再生産、種族的繁衍與社會關系的生産等。正是在這些基礎要素之上，意識形态的内容得以孕育和形成。因此，雖然“‘精神’從一開始就很倒黴，受到物質的‘糾纏’”，但随着生産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不斷發展，“意識才能擺脫世界而去構造‘純粹的’理論、神學、哲學、道德等等”。同時，生産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制約着意識形态的作用機制，即一方面決定了意識形态的利益表述機制，從而塑造出虛幻的共同體内容；另一方面也促成了自發分工合理的意識形态論證機制的形成。

其三，意識形态的内容體系。意識形态内容作為社會存在的一種形式，是相對于物質勞動（或感性活動）内容而言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分工隻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換句話說，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分離是自發分工的真正起點。在這一關鍵階段，人們開始意識到精神勞動的獨特價值和地位，并将其與物質勞動明确區分。物質勞動關注的是現實世界的生産和改造，而精神勞動則緻力于對現實世界的理解和闡釋。這種分工使得意識形态獲得了獨立性和自主性，從而能夠擺脫現實世界的束縛，構建出豐富而抽象的内容體系。古典經濟學家，黑格爾、蒲魯東等哲學家和經濟學家，都試圖對現實世界進行抽象和概括，運用概念、範疇等理論工具來認識和改造世界。

其四，意識形态的未來走向。《德意志意識形态》深刻剖析了異化勞動問題，并明确指出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唯物史觀與階級立場的結合。這兩者共同構成了消滅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确立無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理論基石。這一理論基石包含多個方面的内容。首先，無産階級意識形态必須取得物質力量的支持，因為“支配着物質生産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着精神生産資料”；其次，無産階級意識形态是徹底革命的社會意識，原因在于“這個階級構成了全體社會成員中的大多數，從這個階級中産生出必須實行徹底革命的意識，即共産主義的意識”；最後，無産階級意識形态具有鮮明的曆史觀，堅決反對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虛僞性内容。資産階級聲稱其意識形态具有曆史普遍性，是人類思維發展的最高叙事。然而，馬克思揭露了這種虛假普遍性的真實面目——資産階級意識形态代表的隻是資産階級的特殊利益，其本質不過是曆史發展的一個片段而已。

《德意志意識形态》以分工與所有制為核心展開哲學論證，推進了《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提出的異化勞動理論。該文本從唯物史觀視角，清晰勾勒出自發分工生成異化勞動與意識形态的邏輯鍊條，為意識形态提供了深刻的哲學诠釋。簡而言之，意識形态是現實實踐或感性活動的産物，是經過思維抽象加工後的曆史理念，正如“黑格爾的曆史哲學是整個這種德國曆史編纂學的最終的、達到自己‘最純粹的表現’的成果”。在此基礎上，《德意志意識形态》繼續追問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意識形态的存在方式，并開啟了對資本形态演進的經濟分析。該文本簡要梳理了資本的發展曆程，包括同業公會所有制下的“等級資本”、工場手工業時期的“流動資本”，以及現代大工業生産中的“工業資本”。盡管受限于當時經濟學知識的不足與解答《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遺留問題的需要，《德意志意識形态》未能對這三種資本形态進行深入分析，但它為意識形态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提供了新的理論視角。資本本身的發展邏輯作為理論生長點，被内置于馬克思思想進程中，并成為《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共産黨宣言》與《資本論》及其手稿等後續文本接力诠釋的重要内容。

《哲學的貧困》是精準化了的意識形态批判文本，深入剖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感性活動（物質生産方式）對資産階級經濟學各種觀念形态的影響。蒲魯東嘗試翻轉哲學的經濟學理解，但馬克思指出，這種理論翻轉依然沿用黑格爾哲學的方法論。蒲魯東試圖用經濟學範疇的形而上學框架來規範社會經濟生活，卻嚴重脫離了現實，基本未能脫離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桎梏。盡管如此，蒲魯東的研究還是提供了一個意識形态批判的全新視角，确立并區分了資本運動的規律性（“原本”）與範疇的規律性（“副本”）。馬克思進一步指出：“人們按照自己的物質生産率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範疇。”蒲魯東從自然規律的角度解讀資本運動，實際上并沒有理解原本與副本之間的内在聯系，忽略了對現實生産關系的曆史追問。與此同時，馬克思還分析了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經濟學理論代表，如宿命派和人道學派。宿命派服務于新興的資産階級對抗封建社會的現實需求，為資産階級奪取政權提供理論支撐；而人道學派則不再将資産階級内部矛盾（如經濟危機）視為新興資産階級的“增長性疼痛”，而是将其視作全人類的“主體性缺失”，并據此尋求改善之路。

馬克思接下來的理論任務，便是追問與還原這些經濟學範疇的副本内容，以剖明經濟學範疇并未“叙述構成現代階級鬥争和民族鬥争的物質基礎的經濟關系”。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首先呈現了以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副本内容。古典經濟學秉持勞動創造價值理論，構建了以“勞資平等”“勞資公正”為基石的意識形态體系。然而，由于勞動轉變為雇傭勞動這一特殊的社會關系，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體系遭遇了雙重困境：一是勞動價值與商品價值相互決定的“循環論證”難題；二是勞動價值與商品價值的決定因素問題。《雇傭勞動與資本》将副本批判推進至原本批判，明确指出勞動力是商品，強調并非勞動本身轉變為商品，而是勞動能力在勞動時間的對象化過程中轉化為商品。這一觀點不僅成功破解了古典經濟學的兩大難題，更颠覆了“勞資平等”“勞資公正”的意識形态神話。因為勞動力商品化是雇傭勞動關系的核心，而雇傭勞動關系本身就包含着資本對剩餘價值的無償占有與剝削。馬克思進一步指出：“斷言資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是一緻的，事實上不過是說資本和雇傭勞動是同一種關系的兩個方面罷了。”這種“同一種關系”由雇傭勞動與工業資本共同構建，其曆史使命在于不斷生産出供資本無償占有與剝削剩餘價值的雇傭勞動關系。由此，馬克思從資本發生學的視角，揭示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物質基礎——資本主義社會的雇傭勞動制度。這一制度的實質在于“活勞動是替積累起來的勞動充當保存并增加其交換價值的手段”，是異化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具體體現。因此，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核心在于為自行增殖的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合法性提供論證，從而确保資本主義制度的穩定與延續。

《共産黨宣言》堪稱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批判的最為集中的文本，它徹底清算了維護資本統治地位的虛假意識形态。在此，我們不再贅述《共産黨宣言》對資本“原本”的批判，而是着重闡述其對虛假意識形态本質的深刻揭露。如小資産階級的社會主義試圖恢複舊的社會關系、“真正的”社會主義維護的是小市民的私利、保守的社會主義在資本的框架内提出外源性批判、空想的社會主義割裂資本與雇傭勞動的本質聯系而批判私有财産等。這些意識形态無一不是以資本的存在為理論基石，因此，即使資産階級理論家提出了“勞動權”的議題，馬克思也将其視作資産階級意識形态的“理論胡說”。所謂的“勞動權”本質上不過是資本對勞動的控制權與占有權，别無他物。《共産黨宣言》為我們指明了《資本論》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資本是如何孕育出這些意識形态的？這些意識形态的危害又是如何體現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又是如何在資本體制的框架内逐步向無産階級意識形态演變的？要解答這些課題，必須深入剖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内在機制，因為“每一曆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産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産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所賴以确立的基礎，并且隻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曆史才能得到說明”。由此，馬克思将問題引向對現代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從而明确了《資本論》意識形态批判工作的定位。

三、意識形态批判的《資本論》定位

由于意識形态概念在《資本論》中呈現出一種“退隐狀态”，因此，如果固執于《資本論》表層的“顯白表述”，不但難以發現意識形态在《資本論》中的“蹤迹”，而且容易落入阿爾都塞所指認的“認識論斷裂說”的窠臼，人為割裂馬克思意識形态理論的整體性。因此，要跳出文本本身，把握理論的“隐微狀态”，從宏觀上把握并提煉意識形态的叙事方式。

第一，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生成機制。《資本論》及其手稿利用政治經濟學研究方法，科學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意識形态及其生成機制。馬克思明确指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從經濟範疇出發，先驗預設了私有财産的合理性；二是從社會關系出發，直接剖明了私有财産所承載的範疇實際上是利益機制的反映。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一方面指出，“經濟範疇隻不過是生産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即其抽象”。例如，機器本身隻是生産力的一部分，隻有當它融入資本工廠，與資本關系相結合時，機器才展現出其作為生産的社會關系的特性，進而被抽象為經濟範疇。例如，交換價值作為生産的社會關系，“隻能作為一個具體的、生動的既定整體的抽象的單方面的關系而存在”，而作為範疇，“交換價值卻有一種洪水期前的存在”。另一方面，馬克思還批判了蒲魯東的研究方法。他認為蒲魯東的研究方法颠倒了理論與現實的關系，将生産的社會關系抽象為永恒的概念範疇，從而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真實本質。

研究方法的不同必然會導向不同的意識形态。一方面，從經濟範疇出發的研究方法，導向以理論抽象為核心的意識形态，這種意識形态通過範疇、概念、思維等形式，對生産的社會關系進行加工，并以思想運動的方式建構現實的社會内容。例如，黑格爾便通過這種方法，将鮮活的人類史濃縮為範疇史，并将其編排入絕對精神自我運動的各個環節之中，從而消除了現實的曆史性差别，賦予其曆史的永恒性。然而，這種意識形态的非曆史叙事，實際上服務于資本主義社會生産合理性的論證要求。它往往将資本簡化為一種物質形态，并以科學的名義掩飾社會内部的勞資對立與剝削機制。正如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這種意識形态将資本塑造成物質樣态，在這種情況下，資本被看作純粹的物，而不是生産關系。

另一方面，從社會關系出發的研究方法，導向對利益機制的深刻批判。資産階級經濟學家通過“勞動價值論”為資本增殖的合法性提供了論證，如斯密教條地把資本視為取得投資回報的憑證，認為資本分享着與地租、工資相同的收益機制，并為此提供了兩大理論支撐：理性經濟人假設與霍布斯“叢林法則”。馬克思指出，這兩大理論支撐本質上是使社會利益無限倒退為資本利益，進而塑造出一種虛幻的社會觀念，即“每個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僅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這樣，也就不知不覺地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務，為普遍利益服務”。假如我們從意識形态的視角審視法國大革命，不難發現，法國大革命實際上是一場充滿理性的狡黠的現實啟蒙運動。在這場運動中，世俗的個體被賦予了原子理性與高度經濟自覺的特性，而不再僅僅是封建等級社會機器的一個微小部分或齒輪。原子化的個體掙脫了宗教道德規範的束縛，轉而追求經濟自由這一核心價值。這種自由并非空中樓閣，而是受到強大利益機制的驅動與保障。

第二，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運行機制。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緻力于構建資本合法化“緻富”的社會觀念，不斷激發資本家創造财富的欲望。深入剖析馬克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不難發現，宗教改革本質上是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一次全新塑造，它以資本增殖為核心，同時注入了宗教意識形态的元素，以此适應資本主義生産持續發展與進步的需求。馬克思與韋伯均從勞動出發，深入剖析了勞動與資本主義精神（意識形态）之間的緊密聯系。韋伯基于現代世界勞動觀念的轉變，詳細考察了新教倫理（特别是清教倫理與加爾文教的“天職觀念”）如何使勞動成為生産世界中最具魅力的物質活動，從而為資本主義世界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而馬克思則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這同樣建立在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基礎上）審視勞動，将古典經濟學中的抽象勞動範疇轉換為經濟批判範疇——異化勞動，并翻轉為社會批判（對資本主義勞資關系對立的批判）和哲學批判（對黑格爾的精神哲學的批判）。

就批判高度而言，馬克思開辟了一條與韋伯截然不同的批判路徑。馬克思立足于資本的生産機制，明确了現代性批判的核心任務，并運用唯物史觀的話語體系，深入剖析了“曆時性”與“共時性”的發展脈絡。馬克思揭示出，剩餘勞動的生産秘密與前資本社會截然不同。在資本主義社會，勞動者被迫服從于資本邏輯的商品交換規律，通過出賣勞動力以獲取維持生計的生存資料。而資本家則作為資本的人格化代表，緻力于資本的增殖，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資本“永恒”的虛假意識形态。馬克思從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核心秘密出發，指出資本的本質在于資本對勞動的占有性支配。資本家為追求利潤最大化而展開激烈競争，而勞動則淪為資本的附屬品，受制于資本的市場規制。因此，關于勞動的内容被扭曲為一種資本權力哲學，并通過現代經濟學的語言體系加以論證，進而構建了以“資本偉大”“資本家光榮”為核心的話語體系，形成了特定的意識形态。

霍克海默與阿多諾（也譯作阿道爾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延續了這一思路，揭示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如何通過文化工業發揮效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外在載體進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那些高度依附于資本的文化工業，如電影、廣播和廣告等，構成了一個特殊的意識形态傳播系統。在這個系統中，“資本已經變成了絕對的主人，被深深地印在了在生産線上勞作的被剝奪者的心靈之中；無論制片人選擇了什麼樣的情節，每部影片的内容都不過如此”。霍克海默與阿多諾強調，資本主義意識形态還通過文化工業不斷塑造大衆意識，這構成了大衆意識發生學意義上的召喚，進而将資本的同化威力與增殖魅力無限擢升為社會性的認同力量。盡管《啟蒙辯證法》認識到了資本在意識形态中的強大力量，揭示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如何通過文化工業發揮效用，但其分析僅限于社會表層，把個性視為洞悉資本主義意識形态迷障的關鍵線索。在霍克海默與阿多諾看來，“個性不過是普遍性的權力為偶然發生的細節印上的标簽，隻有這樣，它才能夠接受這種權力”。霍克海默與阿多諾試圖僅以個性為突破口，揭開資本主義意識形态運行的秘密，顯然是徒勞無功的。

事實上，《資本論》指明了兩個相對明确的批判方向：一是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孕育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二是社會交往領域形成了經濟拜物教。然而，古典經濟學卻試圖用經濟交往（交換價值領域）作為切入點，強行為資本生産的合理性進行辯護。鑒于此，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1篇中提前展示了這種區别，即商品生産過程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态被隐置，而社會交往過程的經濟拜物教則被凸顯出來。

首先，資本主義意識形态與經濟拜物教之間的“互通論證”。經濟拜物教認為價值是社會交往的基本前提。在交往過程中，價值把“每個勞動産品轉化為社會的象形文字”，賦予了貨币以社會意義。然而，“正是商品世界的這個完成的形式——貨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蓋了私人勞動的社會性質以及私人勞動者的社會關系”。通過貨币交往的方式，私人勞動的産物得以轉化為可等價交換的商品，從而實現了社會關系向商品關系的轉變。在交往過程中，商品交換的客觀形式逐漸抽象化為資産階級經濟學（包括哲學）中的各種範疇。這些範疇預設了勞動力商品化的過程，并将其以資本運動規律的形式表述出來，從而完成了以私有财産為基礎的意識形态論證。當拜物教進入“剩餘價值生産資本”的積累階段時，資本拜物教才真正顯露出其本質，即以雇傭勞動關系為合法性内容，構成了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核心内容。

其次，資本生産得以在意識形态層面實現合法性論證。《資本論》深刻揭示了資本統治、資本生産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态之間的緊密關聯：通過推動資本生産的發展，巧妙地掩蓋了資本的統治本質。具體來說，從重商主義向重農主義的轉變，再到古典經濟學思想的形成，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内容在這一過程中不斷豐富和完善。重商主義的興起确立了貨币的主體性地位，颠覆了傳統封建社會中“強制勞動”的陳舊觀念；随後，重農主義則對商業增殖的理解進行了革新，将自然力作為增殖的主要來源；而古典經濟學更是将人的主體性擢升至統治力量的高度，使人的勞動能力全面商品化。這一系列變革的最終結果是，“勞動并不是下賤的事情”這一觀念得以廣泛傳播，從而在觀念學層面上實現了“勞動與資本”的統一。然而，這種統一實際上是一種意識形态的掩飾，“徹底掩蓋了勞動契約的真實本質以及經濟體系的貪婪本性”。

最後，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具體呈現。在機器大工業生産的背景下，機器意識形态應運而生。這種意識形态錯誤地認為，機器能夠無限制地降低工人的生産強度，并取代工人完成剩餘價值的生産，從而為“機器消滅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提供剝削的理論依據；“工廠法典”與“工廠制度”從法律規範層面上論證了大工業生産的合理性，由此形成了意識形态的自動化機制。“工廠立法是社會對其生産過程自發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識、有計劃的反作用”。其依據在于，通過立法的方式可以最大化地獲取利益，從而使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披上法律的合法外衣。正如馬克思所批判的那樣，這種法律實際上僅僅維護了資本家的利益，而“工人的肺結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資本生存的一個條件”；與工廠法相應的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态還表現為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傾向。這種傾向主張資本生産應超越勞動力的生理與道德界限，無須受到法律、國家等内容的限制。

第三，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毀滅機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深入剖析了啟蒙帶來的強制化、理性式的意識形态現象。他們指出，在現代經濟制度的框架下，經濟強制進步的模式往往掩蓋了意識形态的作用，進而促使啟蒙、政治統治與意識形态之間形成高度融合的狀态。這種融合導緻人們對意識形态的甄别與抵制變得困難重重。因此，霍克海默與阿多諾認為，意識形态以宗教的形式存續，“保留下的僅僅是一種宗教的物化形式”。這種物化形式通過物質化的内容不斷強化意識形态的“隐置效應”，從而加劇了“意識形态的悲觀論”——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是無法消除的。然而，馬克思對于意識形态的消滅持有獨特的見解。馬克思認為，消滅意識形态，“必須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之間的現存沖突中去解釋”，即通過消滅資本、消除雇傭勞動來加速意識形态的消亡。具體而言，一方面，消滅資本與重建個人所有制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态毀滅機制的核心。馬克思的三大社會形态理論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形态為新社會提供了物質基礎，有助于形成自由人聯合體并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度，進而消滅資本私人占有制度與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另一方面，消除雇傭勞動與推動社會共同生産也是加速意識形态消亡的重要步驟。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強調“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即在資本剝削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識形态；然而，在新社會中，工人将占有生産資料，生産出的剩餘勞動歸整個社會所有，從而形成社會共同生産的新格局。這一轉變将有力推動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消亡，實現社會思想的根本性變革。

（作者簡介：上海交通大學6774澳门永利副教授、博士生導師；吳婷，上海交通大學6774澳门永利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資本論》及手稿的工作日批判及其雙重效應”（項目号：2022BZX006）的階段性成果）

來源：《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與研究》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