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話語陷阱”的意識形态透視及其中國應對

西方“話語陷阱”的意識形态透視及其中國應對

竟輝 張方方

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西方國家憑借其在國際輿論領域中的話語霸權和媒體壟斷地位，頻繁發表仇華、反華言論。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紅色威脅論”到蘇東劇變後的“曆史終結論”；從20世紀末的“中國崩潰論”到21世紀初的“中國威脅論”，再到近年來的“中國危機論”“中國殖民論”“中國責任論”等等，美西方國家可謂是竭盡西化、分化中國之能事。更令人擔憂的是，美西方國家還利用“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金德爾伯格陷阱”等“話語陷阱”學說，将反華言論與仇華觀點隐匿于其中，意圖以此達到污名化、妖魔化中國的政治圖謀。習近平指出：“落後就要挨打，貧窮就要挨餓，失語就要挨罵。形象地講，長期以來，我們黨帶領人民就是要不斷解決‘挨打’、‘挨餓’、‘挨罵’這三大問題。經過幾代人不懈奮鬥，前兩個問題基本得到解決，但‘挨罵’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1]117要想根本解決“失語挨罵”的問題，就不得不正視美西方國家利用“話語陷阱”抹黑、诋毀中國的卑劣行徑。這就要求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深入辨析西方“話語陷阱”的意識形态症候，在系統論證其典型樣态、衍生根源和本質意圖的基礎上明确其矯治進路，進而撥開籠罩在西方“話語陷阱”上的層層意識形态迷霧，避免落入美西方國家處心積慮設置的“話語陷阱”。

一、西方“話語陷阱”的典型樣态

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兩種道路較量的時局下，美西方國家精心打造的“話語陷阱”學說有着明确的政治意圖，其以否定中國的發展道路為起點，在此基礎上貶抑中國的發展前景，進而否定中國共産黨的執政能力和抹黑中國的國際形象。就此來看，在衆多西方“話語陷阱”中，以質疑中國和平發展道路而炒作“中國威脅論”的“修昔底德陷阱”、以貶低中國發展前景而喧嚷“中國崩潰論”的“中等收入陷阱”、以否定中國共産黨執政能力而鼓噪“中國危機論”的“塔西佗陷阱”和以诋毀中國不願承擔國際責任而叫嚣“中國責任論”的“金德爾伯格陷阱”較為典型。

（一）炒作“中國威脅論”的“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這一概念源于古希臘曆史學家修昔底德對雅典與斯巴達之間權力争鬥的描述，常被應用于曆史學和國際關系學中以分析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權力沖突。現實中，部分西方學者深受其文化和制度環境的影響，往往不自覺地以“修昔底德陷阱”為框架來分析和預測當前的中美關系。他們表面上看似擔憂中美兩國可能發生軍事沖突，實則在言辭間充滿了“中國威脅”的暗示。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中期鼓吹的“黃禍論”，到朝鮮戰争時期渲染的“軍事威脅論”，再到20世紀90年代的“文明沖突論”，以及近年來再度掀起的“修昔底德陷阱”，美西方國家基于意識形态及國家利益的考量，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中國威脅論”。可以說，炒作“中國威脅論”已成為美西方國家開展反華政治實踐的一種常态。然而，“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2]269，“修昔底德陷阱”本是對特殊曆史事件的經驗性描述，而非普遍适用的曆史規律，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發生沖突的鐵律。事實上，美西方國家炒作“修昔底德陷阱”，更多的是因戰略誤判而陷入的主觀臆想，且這種臆想通常源于他們對霸權地位的追求、對相對國家實力衰落的恐懼以及對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敵視。反觀中國，不論是與歐美等傳統強國進行交往，還是與新興的亞洲國家展開對話，都始終立足于更加開放、包容、合作的國際視野，堅定不移地貫徹“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國關系原則，緻力于構建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這不僅體現了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積極作為，更彰顯出中國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信念。因而，面對中國為維護世界和平所作的實際努力，美西方國家試圖借用炒作“修昔底德陷阱”不斷宣揚“中國威脅論”的謊言自然也就不攻自破。

（二）喧嚷“中國崩潰論”的“中等收入陷阱”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描繪的是當一個國家達到中等人均收入水平之後，因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困難，無法形成新的增長動力，最終導緻經濟增長陷入停滞的狀況。這一概念最初源于世界銀行2007年的報告《東亞複興：關于經濟增長的觀點》。該報告指出：“比起較富或較窮的國家來，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會相對較慢……中等收入國家被主導成熟産業的、低工資的窮國競争者和主導技術迅速變化産業的、追求創新的富國擠壓在了中間”[3]5。客觀而言，“中等收入陷阱”揭示了部分國家在發展轉型過程中可能遭遇的經濟增長停滞、居民收入水平徘徊等困境，如巴西、阿根廷、馬來西亞、泰國等國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與之相較，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在世界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中國經濟發展面臨“三期疊加”的挑戰愈加凸顯，經濟增速自進入新世紀以來首次滑落至8%以下。于是，美西方國家借中國經濟發展出現波動的間隙，大肆宣揚中國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甚至有人認為中國經濟增長乏力、動能不足，正面臨“巨大風險”，借此抛出所謂的“中國經濟見頂論”。但實際情況是，“我國經濟潛力足、韌性大、活力強、回旋空間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點沒有變，我國發展具有的多方面優勢和條件沒有變”[4]59。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相關數據顯示，2013年至2023年中國國内生産總值（GDP）年均增長6.1%，經濟增速連續多年穩居世界主要經濟體前列，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更是超過30%，穩居世界第一。[5]當前，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征程上，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在改革、發展和穩定之間找到平衡點，确保中國經濟穩健前行，從而跨越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用無可辯駁的事實回應美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的唱衰。

（三）鼓噪“中國危機論”的“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這一術語源于古羅馬曆史學家塔西佗的著作《塔西佗曆史》。對此，習近平指出：“古羅馬曆史學家塔西佗提出了一個理論，說當公權力失去公信力時，無論發表什麼言論、無論做什麼事，社會都會給以負面評價。這就是‘塔西佗陷阱’。”[6]35一般而言，這一理論多用于公共治理領域，用來描述政府行為失當所導緻的公信力喪失以及對此公衆所産生的信任危機。現實中，部分美西方國家的學者和政客在讨論中國問題時卻頻繁提及“塔西佗陷阱”，将中國社會中存在的公信力缺失問題與“塔西佗陷阱”等同，試圖營造出一種中國已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假象。誠然，在當前中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轉型時期，多元社會文化的碰撞、多樣社會關系的交織和多種社會問題的疊加，無疑會對黨的執政能力和政府公信力帶來沖擊和挑戰。但在面對社會矛盾時，我們黨和政府并未選擇逃避或漠視，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方案與措施來加以解決。比如，我們黨和政府在政策制定上，更加注重科學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使得政策更加符合時代需求、更加貼近民生；在工作推進中，更加強調精細化、系統化和高效化，确保每一項政策都能真正落到實處；在成果評估時，通過建立完善評估機制，除了對政策的短期效果進行監測外，還對其長期影響進行估量，以确保政策的可持續性和長遠效益。這些全方位、多層次的政府工作體系的構建，不僅是黨的執政能力和治理水平顯著提升的外在表現，而且是政府與民衆之間信任關系深化鞏固的内在彰顯。《2024年愛德曼信任度調查報告特别分析：信任與政府方法學》顯示，“中國信任”繼續稱冠全球，在民衆對本國政府的信任度上，中國高達85%，遠遠超出全球平均水平34個百分點，美英兩國僅為40%、30%。[7]這就進一步表明，美西方國家用“塔西佗陷阱”抹黑中國正面臨嚴重信任危機的言論純屬主觀臆測。

（四）叫嚣“中國責任論”的“金德爾伯格陷阱”

“金德爾伯格陷阱”最初源自美國著名世界經濟史學家查爾斯·P·金德爾伯格對20世紀30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成因的分析，其核心問題是國際公共産品的供給。金德爾伯格認為，盡管美國在全球權力轉移過程中取代了英國，但由于美國不願或無法承擔提供全球公共産品的責任，結果導緻全球經濟混亂和安全失序。[8]3482017年1月，美國政治學家約瑟夫·奈将這一觀點概括為“金德爾伯格陷阱”，用來表示對中國崛起後不願承擔提供全球公共産品責任的擔憂。[9]長期以來，美西方國家常以自身利益為至高準則坐享全球化成果，卻讓後發國家承擔更多的責任與風險。然而，部分西方學者卻罔顧事實，認為中國是全球化進程的最大受益者，據此要求中國成為全球化過程中的主要責任承擔者，主張中國填補美西方國家留下的責任空缺，補充國際公共産品的供給。對于這種竭力鼓吹“中國責任論”的“捧殺”論調，我們必須保持高度的警覺性。實際上，近年來美國的經貿和外交政策處處顯露出貿易保護主義的擡頭和政治孤立主義的傾向。這些開曆史倒車的舉措，深刻揭示了美國企圖逃避承擔全球共同發展責任的醜惡嘴臉，也直接映射出其“美國優先”的政治理念。與美西方國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始終彰顯并踐行着與自身實力和發展階段相匹配的大國擔當。習近平明确指出：“大國更應該有大的樣子，要提供更多全球公共産品，承擔大國責任，展現大國擔當。”[10]262尤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共建“一帶一路”、踐行“全球三大倡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等行動中，為全球治理體系的完善和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貢獻了寶貴的中國智慧與中國力量，展現出負責任的大國風範，以實際行動破解着全球治理體系變革中出現的國際公共産品供給難題。

二、西方“話語陷阱”的生成機理

西方“話語陷阱”的形成、演變與發展都有着特定的根源。盡管西方“話語陷阱”在存在樣态上表現出多樣化的形式，但其衍生邏輯與形成機制卻有着高度的一緻性。究其生成機理而言，西方“話語陷阱”不僅遵循着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學思維定式，而且包含了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文化情結，且具有極力維護霸權秩序的現實訴求與戰略意圖。

（一）形而上學思維的認知缺陷

縱觀西方哲學史，自古希臘哲學家巴門尼德提出“存在論”以來，形而上學思維模式漸以形成。随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在蘇格拉底“概念論”的基礎上建立了“理念論”，将世界劃分為“可感世界”和“理念世界”[11]3，進一步奠定了形而上學的認識論基礎。後來，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則将這一思維模式推向了極緻，他以“絕對理念”[12]362為核心構築的整個思想體系成為近代形而上學的巅峰。可以說，從古典哲學到近代哲學，形而上學的思維模式構成了西方文化的底色。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就以獨到的洞察力揭示了西方近代哲學的困境，并在創立唯物史觀的過程中實現了對形而上學思維方式的超越。但是，作為“當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誣蔑的人”[13]1003，馬克思的學說自誕生之日起就遭受來自資産階級的聯合打壓和曲解，未能在西方國家成為主流。“即使在現代哲學中，‘擯棄形而上學’的口号也并沒有使形而上學真正消除，它隻是在表現形式上發生了一些變化而已”[14]，而在西方社會形形色色的唯意志主義、存在主義、後現代主義思潮中，這一思維模式依然大行其道。在認識論層面，這種先驗的、僵化的、教條的形而上學觀點容易陷入經驗論、獨斷論和不可知論的泥沼。而這一思維模式的内在缺陷，又導緻部分美西方國家的政客和學者通常以抽象、片面、靜止和對立的觀點看待和分析問題。更确切而言，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認知固化是美西方國家對其他國家産生認知偏差的思想根源之一，也是其在社會科學理論領域設定理論陷阱和話語陷阱的内在根由之一。特别是在評判中國問題上，他們習慣于用零和博弈的思維方式和“國強必霸”的思維定式，臆測中國崛起會挑戰既有的國際秩序，将中國在國家治理中遇到的暫時性困難上升為系統性的制度缺陷，甚至把中國社會的發展轉型視為即将崩潰的征兆，從而在國際輿論中大肆炒作“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

（二）西方中心主義的情結作祟

在西方中心主義的解釋圖式中，西方國家與非西方國家截然對立，前者是文明、先進和現代的“同義詞”，後者則是野蠻、落後和專制的“代名詞”。“東方”概念的演繹，則最為直接地诠釋了西方國家以自身為軸心構建世界秩序的現實圖景。美國學者愛德華·薩義德曾解釋說：“因此東方可以被進一步劃分為曾經知道、去過、征服過的區域和未曾知道、去過、征服過的區域。基督教完成了對東方内部主要區域的劃分：近東和遠東……”[15]73。除了這一地理和文化劃分外，西方中心主義還衍生出3種新的話語論調，即種族學意義上的“民族優越論”、價值觀意義上的“民主先進論”和話語權意義上的“文化優秀論”。正是基于這些話語論調，西方學者建構起了一種所謂“中心——外圍”“西方——東方”的理論分析框架，并試圖通過對思想文化定義權、評判權和領導權的壟斷，進而确證發達國家占據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主導地位的合法性。顯然，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旨在論證西方國家主導世界秩序的合理性，其基本思路是将西方視為世界的中心，以西方的知識、話語和規則作為标準，将與之不同的他者進行比較、規訓和同化。而這種“以我為主”的慣性思維，本質上就是一種“主觀的任性”；遵循西方中心主義的原則，就意味着要用“普世價值”及其話語體系作為定義和評判的标準。以此觀之，我們就不難理解西方學者為何在冷戰結束後高呼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意識形态演化的終點’和‘人類政體的最後形式’”[16]9，也就不難發現美西方國家為何隻能看到非西方國家的問題，并圍繞部分問題對其進行道德指責，甚至是編造一系列“話語陷阱”對其開展政治攻擊。所以，無論是形式變換還是内容調整，西方“話語陷阱”暴露出美西方國家制定話語規則、設置話語标準、争奪話語權力等真實意圖，也折射了其以自我為中心的狹隘視界。

（三）維護霸權秩序的現實訴求

在美西方國家看來，經濟強盛必然帶來政治崛起，進而引發軍事擴張。正是基于這種認知，西方輿論界不斷滋生對“中國是否會稱霸？”“中國何時會擴張？”的擔憂與疑慮。随着中國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昔日的“黃禍論”早已演變為“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中國統治論”。實際上，無論是愈加增多的擔憂疑慮，還是亂花迷眼的“話語陷阱”，都與美西方國家長期以來扮演國際規則制定者和世界秩序主導者的角色聯系密切，更與其鞏固現有資本主義霸權秩序的目的密不可分。當然，西方“話語陷阱”的頻繁出現，在某種程度上也彰顯出美西方國家力量的衰落及其霸權地位的脆弱性。美國著名學者約瑟夫·奈曾坦言：“在18世紀的歐洲作家盧梭、孟德斯鸠、柏克和吉本的著作中就可以發現衰落之憂。”[17]9隻不過當時的“衰落之憂”，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所造成的貧富分化、殖民掠奪等問題是否會阻滞資本主義的發展。現如今，美西方國家内部亂象頻發，貧富差距、族群矛盾、生态污染等社會問題愈加惡化，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弊端愈發凸顯；外部絕對優勢逐漸減弱，經濟關系和外交影響力下降，國際主導地位受到挑戰。而霸權衰落的前夕抑或初期，也正是憂愁情緒最濃烈、内心最低落敏感的時候。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美西方國家早有的那種“衰落之憂”無疑變得更加強烈。但問題在于，處于此階段的美西方國家不僅缺乏從根源上解決問題、化解矛盾的能力，而且秉持“主客二分”的思維定勢，深陷自我中心主義的情結，将中國視為“假想敵”，并精心炮制出“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謬論邪說影射或明示中國。就此而言，制造“話語陷阱”是美西方國家内心焦慮的鮮明體現，更是其堅決維護資本主義霸權秩序的現實手段。

三、西方“話語陷阱”的本質意圖

西方“話語陷阱”是美西方國家采取的一種高度結構化、深具政治内涵的意識形态滲透策略。在國際交往中，美西方國家通過設置各種“話語陷阱”來對中國進行輿論抹黑、文化殖民和政治孤立，其根本目的在于轉嫁國内社會矛盾、強化對外意識形态滲透以及遏制中國和平崛起。不僅如此，美西方國家憑借工業革命以來積累的先發優勢而長期占據着國際秩序的解釋權，其設置的“話語陷阱”背後更有企圖颠覆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險惡用意。

（一）美西方國家轉移國内社會矛盾的慣用伎倆

利用“話語陷阱”以混淆輿論和民衆視線，是美西方國家轉移國内社會矛盾的一貫手法。近年來，新自由主義治理模式的弊端不斷顯露，階級固化、貧富分化、種族歧視等社會問題愈發嚴重。為了緩和國内緊張局勢，美西方國家通常利用外部因素特别是“中國因素”來幹擾公衆的注意力，甚至将炒作“中國話題”作為其緩解國内社會矛盾的“減壓閥”。美西方國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的話語宣傳，就是這一策略的集中展現。2020年，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美西方國家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數急劇上升。面對經濟陷入衰退、永久性失業人數明顯增加、難民潮罷工潮不斷出現等難題，美西方國家雖急于解決卻又缺乏體制創新能力，于是選擇把國内社會矛盾向外轉移，将疫情暴發的責任歸咎于中國。譬如，在疫情暴發原因上，他們通過鼓噪“‘功夫病毒’‘武漢病毒’‘中國病毒’”[18]等惡毒言論，無端指責中國制造并洩露了新冠病毒。個别國家還就疫情溯源問題聯合盟友向中國施壓，借此将疫情溯源政治化。在抗疫效果上，他們無視客觀事實，頻頻渲染“中國隐瞞論”，以此掩蓋自身應對疫情不力、抗疫效果不佳的真實原因。此外，在抗疫援助方面，他們将中國發揚國際人道主義精神的壯舉污蔑為“中國贖罪論”，認為中國對其他國家的援助不過是在“贖罪”和“道歉”。這些言論顯然與事實相悖，恰恰體現了美西方國家在解決國内矛盾時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也暴露出其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雙重标準和虛僞面目。也正是通過炒作“中國話題”的方式，美西方國家可以更大程度上凝聚遏華、制華共識，進而聯合反華聯盟一緻向中國轉嫁矛盾。這種卑劣手段顯然是美西方國家無力應對國内社會矛盾的現實表現。

（二）美西方國家對外意識形态滲透的重要手段

美西方國家在對外戰略中經常性地融入強烈的意識形态叙事，其所精心炮制的“話語陷阱”，根本目的就是遏制他國崛起、颠覆他國政權以維護自身霸權。近年來，随着中國的快速崛起和國際地位的顯著提升，美西方國家便将中國視為潛在的競争對手，并通過構造一系列“話語陷阱”的方式對華進行意識形态輸出。而這一行徑恰與美國前總統尼克松提到的和平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方案相一緻。尼克松坦言：“在下一個世紀，進行公開侵略戰争的代價将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高，而經濟力量和意識形态力量則将具有決定性意義。”[19]43現實中，美西方國家制造的“話語陷阱”看似是用學術話語分析現實政治，且展現出極具專業性、政治性、權威性的特點，實則是其進行對外意識形态滲透的新型隐蔽手段。與其他對外意識形态滲透的手段一樣，美西方國家編造的“話語陷阱”學說旨在宣揚資産階級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念，貶低抹黑中國政府形象及其發展道路，意圖最終以一種“争奪陣地，争奪人心，争奪群衆”的方式，達到推翻中國共産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險惡目的。概言之，“話語陷阱”是當前美西方國家進行對外意識形态輸出的重要手段，其影響力與破壞力不容小觑。蘇聯作為美西方國家和平演變的主要對象之一，正是在所謂“公開性”“利益多元論”“人道主義”等話語的意識形态滲透下逐步走向變色、改制，最終陷入全面瓦解的深淵。現如今，美西方國家在對中國實施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的同時，還借助“話語陷阱”大肆進行意識形态滲透，試圖以和平演變蘇聯的方式颠覆我國社會主義政權。為此，揭露并批判美西方國家以“話語陷阱”對華進行意識形态滲透的實質與危害，成為維護我國國家意識形态安全的應然之舉。

（三）美西方國家打壓遏制中國發展的輿論工具

毛澤東曾指出：“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搞意識形态方面的工作。”[20]153現實中，美西方國家在運用輿論工具推動政權更疊方面有着豐富的經驗。從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到冷戰時期美蘇兩國的對峙，再到東歐劇變與蘇聯解體，我們都能窺見美西方國家通過宣傳媒體巧妙操控輿論，并用以精心設置“話語陷阱”的痕迹。近年來，美西方國家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更是直接助長了其以輿論戰來遏制中國發展的嚣張氣焰。在面對中國崛起而深感危機的情況下，美西方國家加大了對華開展輿論戰的力度，蓄意制造熱點、爆點輿情炒作“中國問題”，借此試圖引誘中國政權易手、政體更疊。他們圍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軍事、科技、生态等多個領域，除了慣例性地炒作“修昔底德陷阱”“中等收入陷阱”等“話語陷阱”外，還加大了對中國展開輿論攻擊和輿情圍剿的力度。如鼓吹所謂的“武漢肺炎”“口罩外交”“新疆黑棉花”等，就是美西方國家通過操縱輿論來抹黑中國形象、遏制中國發展的典型例證。通常而言，美西方國家主要通過散播虛假謠言、控制信息時效、激化民衆仇恨情緒、以新興科技提高炒作效率、以結交盟友制造炒作聲勢等途徑對華開展輿論戰。這些輿論戰不僅會導緻黨群關系、政群關系出現隔閡，影響中國社會内部的團結穩定；而且還會單方面引起其他國家的人民對中國的誤解誤判，損害中國與其他國家的友好關系，破壞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可見，無論國内層面還是國際層面，美西方國家這種借助類似“話語陷阱”進行輿論炒作的行為，對于中國維護國家利益、塑造良好國際形象均産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對此，我們必須謹慎看待、準确識破美西方國家以“話語陷阱”發動輿論戰的真相，并積極建構與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

四、西方“話語陷阱”的中國應對

當前，在闊步邁向中國式現代化的嶄新征程上，跳出美西方國家蓄意埋設的種種“話語陷阱”，對于擺脫“失語挨罵”的話語困境、扭轉“西強我弱”的輿論格局以及維護我國國家意識形态安全都有着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習近平反複強調：“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叙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事及其背後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4]317然而，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話語表達體系并非一時之功，需要在優化話語生産、創新話語方式、拓展話語場域、堅定話語自信上綿綿用力，不斷增強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闡釋力、感染力、傳播力和引領力，進而有效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一）優化話語生産以提升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闡釋力

馬克思認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1]180長期以來，美西方國家憑借控制全球媒體、主導國際輿論等優勢不斷對外推廣其價值觀，并由此形成了制度性話語霸權。在中西方話語權較量愈趨激烈的當下，要打破美西方國家的制度性話語霸權，首要任務就是要擺脫對西方理論體系、西方話語叙事的依附，着力提高話語生産能力、優化話語生産内容。單從話語生産來看，話語來源于現實生活，但将生活話語轉化為學術話語、政治話語，則離不開“有概括能力的意識形态家”。而解決此類問題的關鍵，就是要着力建設一支政治強、德行高、視野廣的哲學社會科學人才隊伍。這既要求在宏觀層面加強頂層設計，加大對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工程、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等項目的支持力度，為培育數量龐大的哲學社會科學人才提供政策保障和平台支撐；又要求在微觀層面充分考慮哲學社會科學的特殊性，在崗位聘用、績效考核、職稱評定等環節優先向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傾斜。此外，還要積極引導和鼓勵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創造出易于被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的話語概念或話語範疇。新時代以來，習近平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全過程人民民主”“全人類共同價值”等标識性話語，不僅為展示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提供了豐富的話語資源，而且也為廣大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創作讴歌時代、讴歌人民的作品樹立了話語典範。當然，也要加強對新時代标識性話語的産生過程及其相互關系的研究，從中領略其蘊含的科學思維方法以生産出更多的話語資源。為此，我們要高度重視話語體系在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前所述，美西方國家設置“話語陷阱”的背後有着一套系統的知識體系作支撐，這就決定了應對西方“話語陷阱”絕不能僅僅依靠話語體系自身的建設。所以，要堅持聯系辯證地看待“三大體系”的相互關系，不斷将黨的創新話語學理化，綜合運用多學科方法深化對創新話語的研究和論證，使得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有着充分的理論支撐，為建設中國特色知識體系、提升國際話語權提供更多的話語資源。

（二）創新話語方式以激發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感染力

在思想輿論領域，任何意識形态的表達和傳播總是以話語的形式出現。馬克思曾指出：“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産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21]151這就意味着，如果黨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不貼近生活、不親近群衆，那麼勢必會陷入“有理說不清”“說了傳不開”的話語困境，其凝聚力、引領力也将大打折扣。鑒于此，創新和轉變話語表達方式，已成為增強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感染力、赢得意識形态話語權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以來，在接受主流意識形态宣傳教育方面，廣大人民群衆愈加青睐以生活化、故事性為叙事特征的話語表達方式。與此同時，随着網絡技術的迅速發展，社會主體獲取與傳播信息的便捷性、時效性日趨增強，各種話語表達方式的融合趨勢不斷加速，這也為主流意識形态的通俗化大衆化傳播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從當前黨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情況來看，主流意識形态的宣傳教育尚存在話語表達方式過于單一的問題，比如一些官方媒體理論傳播時較濃的政治性話語、學術性話語意味，就一度阻滞了黨的創新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習近平強調，做好宣傳思想文化工作“關鍵是要提高質量和水平，把握好時、度、效，增強吸引力和感染力，讓群衆愛聽愛看、産生共鳴，充分發揮正面宣傳鼓舞人、激勵人的作用。”[22]149這就要求在強化主流意識形态宣傳教育過程中要注重話語表達方式的創新，着力促進學術話語向群衆話語的轉變、曆史話語向時代話語的融合、民族話語向世界話語的對接，進而增強黨的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時效性。新時代以來，習近平多次用“打鐵還需自身硬”“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等“大白話”，形象地說明黨的政策方針的核心訴求，也使得黨的創新理論取得了良好的傳播效果。面向未來，我們要不斷賦予主流意識形态以通俗易懂的語言形式和平實質樸的語言風格，即要用群衆所熟知且易于接受的語言釋疑解惑、析理釋道，進而在提升普通民衆對黨的創新理論的情感認同與心理認同中增強其抵禦西方意識形态滲透的思想自覺。當然，創新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表達方式還要以不消解主流意識形态的崇高性、權威性為底線，唯此才能确保中國特色話語體系建設内容不變質、建設道路不改向。

（三）拓展話語場域以增強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傳播力

話語場域是話語體系“作用廣度”的外在體現，通過構建中國特色話語體系應對“話語陷阱”，自然離不開話語場域的拓展。“地理大發現”以來，資産階級不斷突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成功建立了世界市場，使各國的物質生産和消費、精神生産和消費都變成了世界性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态之所以能夠得到廣泛傳播，正是得益于世界市場的開辟。這就表明，要提升意識形态的社會影響力，使其為普通民衆所理解、認同和接受，還需要持續不斷地拓展其傳播場域。如果按照話語媒介的類型劃分，話語場域可分為以報紙、書籍、廣播、電視等為主的傳統媒體場域和以各類互聯網平台為代表的新興媒體場域。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之前，話語傳播主要依賴于傳統媒體，而随着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話語傳播逐漸向新興媒體轉移。可以說，網絡新媒體已成為各國開展意識形态宣傳教育的重要載體。進入新時代，我國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傳播在傳播内容、傳播主體、傳播媒介等方面已有明顯改觀。然而，由于搶占話語先機不及時、應用新興媒體技術能力不足，外加美西方國家推行話語霸權，我國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傳播渠道時常受阻，話語輻射範圍也經常受限。為此，面向國内，除了要繼續鞏固傳統媒體在信息傳播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外，還應牢牢把握新興媒體的意識形态屬性，加大對新媒體技術的研發、投入、應用和監督力度，發揮其宣傳黨的理論主張、反映人民群衆呼聲的正向作用。為了适應互聯網時代分衆化、差異化的傳播趨勢，新興媒體在進行黨的創新理論傳播時要力争做到精準傳播，即根據受衆群體的認知特點和接受習慣安排内容，以此提高受衆群體對于黨的創新理論的共鳴感和共情度，進而占領思想輿論領域信息傳播的制高點。面向世界，針對當前我國在國際輿論場上“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傳開叫不響”的窘境，提升主流媒體的傳播力、公信力刻不容緩。這就要求我們要統籌整合國際傳播的人力、财物、設備等，積極促進傳統媒體與新媒體融合發展，打造點、線、面相結合的對外傳播平台矩陣，綜合運用大衆傳播、組織傳播、網絡傳播等多種渠道，在搭建立體話語網絡中增強媒體傳播實效，真正推動中國理論、中國話語走向世界，進而增強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輻射力和影響力。

（四）堅定話語自信以展現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引領力

面對當前國際輿論格局“西強我弱”的現實情形，我們必須堅定話語自信，切實将中國的發展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習近平指出：“我們有本事做好中國的事情，還沒有本事講好中國的故事？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1]115經過曆代中國共産黨人的接續奮鬥，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再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就決定了此時的中國在國際輿論場上不能缺席更不應失聲。我們理應樹立這樣的話語自信，把中國發展進步的解釋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一方面，話語自信的深厚根基在于堅定的文化自信。衆所周知，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也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根脈”，其蘊含的深邃思想觀念、豐富人文情懷、崇高道德規範，構成了文化自信的價值硬核。因此，傳承好、弘揚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并将其作為滋養文化自信的原料，是提振話語自信、破除西方話語迷思的基點所在。自建黨以來，我們黨就十分注重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話語資源進行理論創新，“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小康社會”的戰略構想、“胸懷天下”的世界觀與方法論等，都是“兩個結合”的典型例證。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兩個結合”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富有生命力的話語資源，進而為堅定話語自信奠定紮實的文化基礎。另一方面，話語自信的現實依據在于強大的綜合國力。百餘年來，在中國共産黨的堅強領導下，中國人民通過革命、建設、改革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發展成就，随之而來的物質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的雙重提升，不斷促使着話語自信的生成和确立。誠如習近平指出的那樣：“當今世界，要說哪個政黨、哪個國家、哪個民族能夠自信的話，那中國共産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23]551總之，中國發展所取得的物質和文化成果，在支撐并厚植中國話語自信的同時，也使得美西方國家抹黑中國的謠言不攻自破。今天，站在新的起點上，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吹響了以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辟中國式現代化廣闊前景的時代号角，我們更要将堅定話語自信落于實際行動，在同美西方國家編織“話語陷阱”、煽動顔色革命的意識形态鬥争中切實展現中國特色話語體系的引領力。

總之，西方“話語陷阱”絕非簡單的修辭遊戲，而是美西方國家維護霸權地位、遏制中國發展的精緻話術。作為美西方國家經過精心構築的認知操控系統和價值評估系統，西方“話語陷阱”亦是資産階級價值觀和意識形态的集中體現，其運作邏輯深嵌于國際秩序的權力肌理之中。這就表明，面對國際輿論格局中日趨激烈的話語權之争，以及西方敵對勢力對我國實施和平演變戰略的加緊，我們要自覺增強政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别力，準确辨識并有效批判美西方國家炮制的“話語陷阱”，進而防範噪音雜音擾亂視聽、謬論錯論混淆黑白。當前，立足于實現“兩個鞏固”的目标任務，解構西方“話語陷阱”需要超越簡單的語義辨析和觀點羅列，直指其背後的權力生産機制，戳穿其妄圖借助話語霸權損害中國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虛僞本質，真正将中國發展進步的解釋權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進而逐漸提升解讀社會主義中國的國際話語權。

（作者簡介：河北工業大學6774澳门永利）

來源：《思想教育研究》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