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資本社會權力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馬克思資本社會權力理論及其當代價值

段學慧

一、問題緣起

關于“資本的社會權力”,馬克思最早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就指出它是一種“獨立的社會力量”，并在《共産黨宣言》中将其描述為“一種社會力量”。在《資本論》中，馬克思明确指出資本“是一種社會權力”。然而，學界對馬克思關于資本社會權力的研究并不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确立之初，大量的研究是為“資本擴張”提供學理依據和對策。進入21世紀以後，個别學者開始注意到資本擴張的負面影響，尤其是對“權力資本化”和“資本權力化”的危害性的關注。自2020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反複強調要“強化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要為資本設置‘紅綠燈’,防止有些資本野蠻生長”,要“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自此，關于馬克思“資本權力”理論的研究才得到較多的關注。學者們把資本權力看作是馬克思經濟學與資産階級經濟學區分開來的關鍵，認為資本權力根源于積累的勞動與活勞動的關系，或資本對包括剩餘勞動在内的人類物質勞動的掌控；資本權力是資本增殖的手段與方式；資本權力包括經濟權力、政治權力和文化權力三種形式；隻要資本作為主導性的生産關系再生出來，資本的權力就必然地再生出來；資本權力擴張必然導緻無産階級的反抗從而實現人類解放，隻有重建個人所有制、取消資本權力對勞動的統治才能超越資本權力的邏輯。上述這些研究和結論，在一定程度上闡釋并豐富了馬克思的資本社會權力理論。但是，對資本社會權力的表現形式及其内容的研究還比較籠統，比如資本的經濟權力、政治權力、文化權力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究竟是怎樣闡述的?目前學界雖有論述，但還屬于片段性的，缺乏系統性；其次，大多研究僅從“資本權力”本身來研究，沒有看到資本“是一種社會權力”;最後，把資本社會權力的生成邏輯歸因于資本作為生産關系的屬性和資本的逐利本性，隻是說明了資本權力生成的社會根源，但從唯物史觀的視野來看，要把資本社會權力的曆史邏輯說清楚，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從近期圍繞“資本無序擴張”的研究來看，其争論的焦點在于資本是一種生産要素還是一種生産關系，對資本社會權力屬性的研究重視不夠。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形式上是一種生産要素，本質上是一種生産關系。然而，馬克思并沒有止步于此，而是将其上升為一種社會權力。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雖然其中沒有一個篇章以“資本的社會權力”為題，但卻始終貫穿着對資本社會權力的論述。

綜上所述，鑒于學界的研究現狀和黨中央對資本問題的高度重視，本文将主要以《資本論》及其手稿為藍本，系統梳理和挖掘馬克思關于資本“是一種社會權力”的論述，重點歸納和提煉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社會權力在不同領域的表現，深入探究資本社會權力的生成邏輯和演變規律。在此基礎上，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所出現的資本無序擴張問題，從中汲取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的啟示。

二、資本社會權力的内容

資本“是一種社會權力”,是馬克思的一個抽象的、總的表述。要全面理解馬克思關于資本的社會權力屬性，必須首先明确資本的社會權力包括哪些具體内容和形式。

1.資本是資産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資本是資産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馬克思生動地刻畫了資本的經濟權力。

(1)資本是一種所有權——資本的根本權力

資本作為一種生産關系，首先體現為資本對生産資料的所有權。資本對勞動的客觀條件(生産資料)的所有權，決定了資本必然對勞動的主觀條件擁有實質上的所有權。資本對生産資料的所有權是沒有異議的，但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所有權卻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問題。在資本主義雇傭勞動條件下，勞動者對自己的勞動力擁有所有權，他出賣的隻是勞動力的使用權，這似乎是一個基本常識。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勞動力的買和賣”一節中所指出的：“勞動力占有者要把勞動力當做商品出賣，他就必須能夠支配它，從而必須是自己的勞動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他在讓渡自己的勞動力時不放棄自己對它的所有權。”然而，勞動者對自己勞動力的所有權和支配權，隻是簡單流通領域的表面現象。“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就會看到，我們的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币占有者作為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占有者作為他的工人，尾随于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隻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也就是說，一旦資本與勞動力的買賣達成協議，就意味着勞動者失去了勞動力的所有權及自主權，等待他的将是資本家行使像任意處置自己的物品一樣的所有者權利。這表明在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勞動者對勞動力的所有權隻是形式上的所有權，而實際上是資本對勞動力的所有權。充裕的勞動力是資本主義生産的基本條件，但是當“資本在它認為必要的時候，就通過強制性法律來實現它對自由工人的所有權”。馬克思舉例說在1815年以前，英國禁止機器工人移居國外，違者予以嚴懲；還有，美國南北戰争導緻歐洲棉荒和大部分棉紡織業工人失業，于是工人和其他社會階層呼籲把“多餘的人”遷往英國的殖民地或美國，可是英國的棉紡織廠主卻反對把失業工人轉移出去。馬克思随後寫道：“這些地方毫無掩飾地表明了資本對勞動力的所有權。”

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勞動條件作為資本而存在，同勞動處于社會對立中，并且轉化為同勞動相對立并且支配着勞動的個人權力”。建立在資本所有權這一根本權力之上，資本自然就擁有了支配勞動的一切權力。

(2)資本對剩餘勞動的占有權——資本的核心經濟權力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就意識到了資本對勞動的支配權，然而馬克思指出資本不是對一般勞動的支配權，“按其本質來說，它是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剩餘勞動在私有制條件下成為無酬勞動，在資本主義商品經濟條件下這種剩餘勞動就轉化為剩餘價值。

資本獲得剩餘價值是資本所有權的實現，正如馬克思所說：“分配關系本質上和這些生産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産關系的反面。”然而，“所有權對于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他人無酬勞動或它的産品的權利，而對于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産品”。資本獲取剩餘價值的“權利”具有經濟強制性。在外部競争壓力下，對無酬勞動的支配權，成為資本家之間競争的手段。

資本不僅在生産領域占有産業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而且在流通領域占有商業工人的剩餘勞動所實現的剩餘價值。資本占有剩餘價值的權力不僅表現為占有活勞動創造的剩餘價值，而且還表現為各種資本要求平等地分割剩餘價值的權力。所以，在平均利潤這種形式上“資本就意識到自己是一種社會權力，每個資本家都按照他在社會總資本中占有的份額而分享這種權力”。産業資本、商業資本、借貸資本、銀行資本、農業資本等各種資本都要求分割社會的總剩餘價值，從而形成産業利潤、商業利潤、利息、銀行利潤等剩餘價值的具體形式。當虛拟資本出現以後，虛拟資本也要求分割未來的剩餘價值，或者通過對未來剩餘價值的貼現，分割現有的剩餘價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分析了當時出現的股票、國家債券、銀行空頭彙票等幾種虛拟資本怎樣憑借資本所有權分割剩餘價值。可見，資本形态的曆史演變，不會削弱資本反而會增強資本的經濟權力。

(3)資本對勞動的指揮權、監督權

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勞動過程時指出，“資本在生産過程中是作為勞動的管理者和指揮者出現的”[13],“工人在資本家的監督下勞動，他的勞動屬于資本家。資本家進行監視，使勞動正常進行，使生産資料用得合乎目的”[11]216,“監督工人有規則地并以應有的強度工作”。

資本的指揮和監督權是由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對抗性質所決定的。“指揮和監督的勞動…是由生産資料所有者和單純的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對立所引起的職能”。“勞動的聯系，在觀念上作為資本家的計劃，在實踐中作為資本家的權威，作為他人意志——他們的活動必須服從這個意志的目的——的權力，而和他們相對立。”

随着分工協作的不斷發展，“資本的指揮發展成為勞動過程本身的進行所必要的條件，成為實際的生産條件”,“就像在戰場上不能缺少将軍”“一個樂隊就需要一個樂隊指揮”一樣；“一旦從屬于資本的勞動成為協作勞動，這種管理、監督和調節的職能就成為資本的職能”,實際承擔指揮和監督職能的是“工業上的軍官(經理)和軍士(監工)”,他們“在勞動過程中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監督工作固定為他們的專職”。

(4)資本對勞動的強制權

工人為資本家勞動，“看起來非常像是自由協商議定的結果”,實質上是具有間接性、隐蔽性的強制勞動。就資本未付等價物而從工人身上榨取剩餘勞動來看，“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資本發展成為一種強制關系，迫使工人階級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狹隘範圍而從事更多的勞動”。

資本對勞動的強制權表現為對在業工人采取大大延長勞動時間，或者在正常勞動時間結束後讓工人把工作帶回家去完成而實際上支付低于市場價格的報酬等強制過度勞動方式；對那些身體強壯而沒有生存資料或職業的人、受救濟者、遊蕩和行乞的人，往往被收容或管制起來進行強制勞動而不支付報酬。當機器出現後，機器這種代替勞動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反而把“沒有肌肉力或身體發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較靈活的”婦女和兒童也納入強制勞動的隊伍，“不僅奪去了兒童遊戲的時間，而且奪去了家庭本身慣常需要的、在家庭範圍内從事的自由勞動的時間”。

資本的強制勞動，不同于奴隸制直接的、赤裸裸的、超經濟的強制勞動，而是基于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所決定的經濟性的強制，是資本邏輯強加給工人的。“貨币單純地轉化為生産過程的物質因素，轉化為生産資料，就使生産資料轉化為占有他人勞動和剩餘勞動的合法權和強制權”,并且“資本在精力、貪婪和效率方面，遠遠超過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強制勞動為基礎的生産制度”。

(5)資本對勞動力的任意使用權和解雇權

“商品交換的性質本身沒有給工作日規定任何界限，因而沒有給剩餘勞動規定任何界限。資本家要堅持他作為買者的權利，他盡量延長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個工作日變成兩個工作日”。盡管機器大工業為縮短勞動時間創造了條件，卻“成為把工人及其家屬的全部生活時間轉化為受資本支配的增殖資本價值的勞動時間的最可靠的手段”,使得“科學、巨大的自然力、社會的群衆性勞動都體現在機器體系中，并同機器體系一道構成‘主人’的權力”,勞動對資本形式上的從屬轉變為實際上的從屬。

資本不僅擁有任意使用勞動力的權力，而且擁有任意解雇工人的權力。“如果工人沒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日勞動，他就會被解雇”;為了減少用工成本，雇主們經常用解雇威脅家長，強迫他們把孩子送去勞動。當兒童“長大到不适于從事兒童勞動時，也就是最遲到17歲時，就被印刷廠解雇”;當采用新機器的費用少于機器所排擠的勞動力的工資總額時，資本家就會毫不留情地解雇工人。因而機器每改良一次，都會有一部分工人被解雇；當某種商品在較大範圍内持續較長時間市場價格趨于下降時，生産這些商品的雇用工人就會被解雇；經濟危機時期，生産工人和非生産工人都會遭到資本的解雇。

資本還把解雇工人作為壓制工人運動的手段。例如，“在公衆的不滿情緒表現得最強烈的科克郡，老闆們利用他們解雇工人的權力，把運動壓了下去”;當煤礦井下工作面空氣不足時，“如果有誰向視察員控訴通風情況，那他就會被解雇，并且成為一個‘被記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隻要工人流露出不滿，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監工，監工就在監督簿上他們的姓名下面作個記号或加個注，等到簽訂新的一年的契約時就把他們解雇”。總之，資本對工人的任意解雇權服從于資本榨取剩餘價值的需要。

綜上所述，對剩餘勞動的占有權、對雇傭勞動的指揮權和監督權、強制勞動權以及任意使用和随意解雇工人的權力等，都是資本所有權所衍生出來的權力，實質上都是圍繞支配無酬勞動展開的經濟權力。

2.資本的政治權力

“政治權力隻不過是經濟權力的産物。”為了滿足對剩餘價值無止境的追求，資本并不滿足于經濟權力，而是謀求政治權力以獲取更大的利益。

(1)資本權力與國家權力

資本主義國家權力是資本權力的集中體現。然而，資本權力上升為國家權力或國家意志需經曆一個較長的過程。資本在萌芽時期，單純依靠經濟關系的力量不足以吮吸足夠多的剩餘勞動，還需要借助于國家政權的幫助。馬克思指出：“新興的資産階級為了‘規定’工資，即把工資強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賺錢的界限内，為了延長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處于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态，就需要并運用國家權力。這是所謂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馬克思以英國1349年愛德華三世時的勞工法和法國1350年頒布的敕令為例，說明早期的勞工法就是資本求助于國家權力的結果：它們都規定了工資的最高限度，但沒有規定工資的最低限度；支付高于法定工資的雇主要被監禁，但接受高工資的工人則要受到更嚴厲的處罰；還有英國17世紀末的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産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轉化過程，縮短過渡時間”。

随着資本權力的不斷擴張，國家權力完全變成了資本權力的奴仆。馬克思在闡述資本積累時諷刺道：“18世紀的進步表現為：法律本身現在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場主同時也使用自己獨立的私人小手段。”

資本和國家權力往往相互勾結、相互滲透。資本通過收買官員或跻身國家權力機構，使國家權力為之所用，之所謂“資本權力化”;擁有國家權力的官員也與資本聯合為個人謀利，之所謂“權力資本化”。馬克思舉例說，為了反對工廠法關于給生産設備安裝安全設施的法律規定，工廠主成立了包括治安法官在内的“争取修改工廠法全國協會”,而其中的治安法官大多數是工廠主或工廠主的朋友，還有一些工程師以專家的身份盡力替工廠主進行辯護。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這種國家中，财富是間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運用它的權力的。其形式一方面是直接收買官吏(美國是這方面的典型例子),另一方面是政府和交易所結成聯盟。”

當資本權力的擴張危及資産階級國家利益時，資本主義國家權力也會制約資本權力，比如現代工廠法對工作日和使用童工的限制。資本主義國家權力對資本權力的限制或幹預，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資産階級的整體利益。

總之，不管是資本發展的早期依附于國家權力，還是資本壯大後擁有國家權力，資本始終都離不開國家權力的支持，國家權力作為資本權力的總代表，始終維護資本的權力。

(2)資本的階級統治權

資産階級從封建主階級手裡奪取政治權力以後，資産階級便利用這個權力使曾與他們一起反封建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回到從前那種受壓迫的地位。

資産階級對無産階級的統治權源自資本的經濟權力，即“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強制保證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強調不能離開生産關系單純從分配關系和收入來源來解釋階級的差别，“從直接生産者身上榨取無酬剩餘勞動的獨特經濟形式，決定了統治和從屬的關系，這種關系是直接從生産本身中生長出來的，并且又對生産發生決定性的反作用。”

随着生産力的發展，資本對勞動的統治變得更加容易。工場手工業時期通過對手工勞動的分解和工具的專門化，以工人技能的畸形化使勞動隸屬于資本，從而“生産了資本統治勞動的新條件”。機器大工業以後，“機器不僅是一個極強大的競争者，随時可以使雇傭工人‘過剩’”,而且“成了鎮壓工人反抗資本專制的周期性暴力和罷工等等的最強有力的武器”。

通常情況下，資本對勞動的統治是由資本主義“生産的自然規律”支配的，即由勞動對資本的從屬關系支配的。在特殊時期，比如工人罷工影響到資産階級統治的時候，資産階級就會運用“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即運用國家機器進行鎮壓。比如，1867年2月比利時礦工罷工就是“用火藥和槍彈鎮壓下去的”。此外，資本主義條件下工作日的縮短是工人階級長期鬥争的過程中資産階級不得不做出的讓步，表面上是維護工人階級利益，實質上是為了穩固資産階級的統治。

3.資本的文化權力

資本的文化權力主要體現為對意識形态的控制權，意識形态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态上的反映。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指出：“一個階級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物質力量，同時也是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質生産資料的階級，同時也支配着精神生産資料。”資産階級為了實現他們在經濟上的支配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必然把他們的思想觀念或價值觀作為整個社會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态。因而，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實質上是資本邏輯的觀念化，是建立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之上的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

資本對意識形态的控制權表現為資産階級表面上極力宣揚自由、民主、平等、人權，背後又通過限制言論和出版自由排除不符合資本觀念的意識形态。馬克思早在《論猶太人問題》中就闡述了新聞出版自由的階級性，指出“自由這一人權一旦同政治生活發生沖突，就不再是權利”,同時也指出新聞出版自由應當是人民普遍享有的權利，而不應當是資産階級的特權。針對1841年12月24日普魯士政府頒布的新書報檢查令，馬克思于1842年1月撰寫了《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批評普魯士的書報檢查立法，要求新聞出版自由，但由于普魯士政府對進步文章的查禁，直到1843年2月才在瑞士得以發表。1842年1月1日創刊的《萊茵報》,由于日益明顯的革命民主主義傾向，于1843年4月1日起被普魯士政府查封。1851年，海·貝克爾(Hermann Becker)開始在科倫出版馬克思文集，但由于普魯士政府的查禁，該文集在第一版出版後即被禁止。《資本論》在出版時就受到了來自資本勢力的反對，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中指出：“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方便還是不方便，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争鬥，不偏不倚的科學探讨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足見資産階級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的虛僞性和欺騙性。

資本的平等，隻不過是資本對勞動剝削的平等。馬克思指出：“資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說，它要求把一切生産領域内剝削勞動的條件的平等當做自己的天賦人權”,“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的人權。”比如，由于工廠法限制資本對兒童勞動的剝削，工廠主為了防止别的工廠違規使用童工而獲得更多利潤，呼籲法律嚴禁一切部門違規使用童工，“要求對勞動的剝削實行平等的限制”。所謂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也不過是資本瓜分社會剩餘價值的權力的平等，是資本家之間的平等，而不是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平等。

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工人是沒有絲毫人權的。“至于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時間(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國家裡),——這全都是廢話!”1844年的法令規定不允許雇傭11歲以下的兒童，同時允許雇傭11-13歲的兒童每天工作10小時，這就意味着取消了兒童本來可以受到的教育。把教育與生産勞動相結合是随着機器和大工業的發展而逐漸在工廠制度中萌發出來的未來教育的幼芽，但是資本主義教育的出發點是為資本賺錢服務，而不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再拿選舉權來說，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一開始就被剝奪了選舉權，後來在工人階級不斷進行工人運動和議會鬥争後，才争取到了少數席位的選舉權。即使在資産階級内部，其民主權利也取決于資本的數量多少與實力大小，大資本排擠、壓榨和統治小資本。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選舉的性質并不取決于這個名稱，而是取決于經濟基礎，取決于選民之間的經濟聯系”。

可見，資本主義的所謂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作為資産階級的意識形态，實質上是資本的特權，歸根到底是為資本增殖服務的話語體系。資産階級把自己的特權包裝為天賦人權，以抽象的自由、平等、人權代替具體的資産階級的特權。

以上對馬克思資本社會權力内容的梳理表明：資本作為“一種社會權力”是以資本所有權這一根本權力為基礎而孳生的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權力在内的支配資産階級社會的一切權力。因此，也可以說，資本本身就是一種權力，權力是資本的基本屬性。隻要資本存在，資本權力就能夠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資本積累的不斷增長，資本的權力也一同增長。

三、資本社會權力的生成邏輯和發展趨勢

1.資本社會權力的曆史淵源——資本的社會權力是從商品的社會權力演化而來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手稿中按照邏輯與曆史相統一的方法，論述了資本的社會權力是怎樣從商品的社會權力演化而來的。

首先，商品的權力是一種社會權力。商品自己不能表現自己的價值，“隻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一方讓渡使用價值從而獲得價值，另一方讓渡價值獲得使用價值。“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場上，隻是商品占有者與商品占有者相對立，他們彼此行使的權力隻是他們商品的權力。”而商品的權力來自體現商品生産者之間生産關系的“價值”,這是商品所有者行使商品權力的前提和基礎。

其次，商品的社會權力轉化為貨币的社會權力。在商品交換長期發展過程中，價值形式經過漫長的演變最終以貨币形式作為它的完成形态，貨币作為一般等價物成為商品社會“一切人類勞動的直接的社會化身”,商品的社會權力就轉化為貨币的社會權力，即“個人的産品或活動必須先轉化為交換價值的形式，轉化為貨币，并且通過這種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證明自己的社會權力”。人們既可以手握這個“物的神經”或“社會的抵押品”購買任何商品，也可以把它作為社會财富的代表貯藏起來。[11]154這樣，貨币所有者就可以“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動或支配社會财富的權力”,因為“他在衣袋裡裝着自己的社會權力和自己同社會的聯系”。“随着商品流通的擴展，貨币——财富的随時可用的絕對社會形式——的權力增大了”。

最後，貨币的社會權力轉化為資本的社會權力。在資本運動G—W—G’中，我們可以完整地看到商品權力怎樣轉化為資本權力：貨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為資本，“一切商品，不管它們多麼難看，多麼難聞，在信仰上和事實上都是貨币，是行過内部割禮的猶太人，并且是把貨币變成更多的貨币的奇妙手段”。這裡的商品，不僅包括作為物的商品，更重要的是作為勞動主體的人成為商品。勞動力成為商品後，資本就擁有了對勞動的支配權、監督權、指揮權等一系列權力。

總之，從曆史淵源來看，資本的社會權力是從商品的社會權力演化而來的。商品轉化為貨币，商品的權力就轉化為貨币的權力；貨币轉化為資本，貨币的權力就轉化為資本的權力。資本的社會權力最終來源于生産價值的社會勞動。

2.資本社會權力的社會根源是資本賴以産生的生産關系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任何時候，我們總是要在生産條件的所有者同直接生産者的直接關系……當中，為整個社會結構，從而也為主權關系和依附關系的政治形式，總之，為任何當時的獨特的國家形式，發現最隐蔽的秘密，發現隐藏着的基礎。”這個“最隐蔽的秘密”和“隐藏着的基礎”就是生産關系。資本的社會權力是由資本作為生産關系的社會性質所決定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一切社會權力和一切政治權力都起源于經濟的先決條件，起源于各該社會的曆史地産生的生産方式和交換方式。”[17]資本的經濟關系性質決定了它不僅支配整個經濟活動，而且支配資産階級社會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和一切社會生活。正如馬克思所說的“物質生活的生産方式制約着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

資本家對雇傭勞動行使的各種支配權不是由其純粹個人的地位決定的，而是由其作為生産關系的支配者的經濟地位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本家所以是資本家，并不是因為他是工業的管理者，相反，他所以成為工業的司令官，因為他是資本家。工業上的最高權力成了資本的屬性。”

在社會再生産過程中，資本首先表現為一種生産要素，但是資本作為要素參與分配的權力不能僅從生産要素的重要性去解釋，而是要從資本所代表的根本經濟關系中去解釋，即要素參與分配的依據是要素的所有權或産權。所有權反映在資本主義法律關系上就是資産階級法權。資産階級法權衍生出資本在一切領域的統治權，即政治的、法律的和意識形态方面的權力。

可見，馬克思對資本社會權力的分析，不是純粹就資本權力本身來論述資本權力，而是建立在“物”的或經濟關系的邏輯上，即資本社會權力是以“物”為媒介的建立在人對物的支配權力基礎上的人對人的支配權力，是資産階級社會生産關系的直接産物。而資産階級學者把資本僅僅理解為“物的關系”,“把資本真正歸結為純粹的交換，從而使資本作為權力消失”。馬克思正是找到了資本社會權力的“最隐蔽的秘密”和“隐藏着的基礎”,才使得資本社會權力理論有了深厚的基礎。

3.資本社會權力的發展趨勢——資本社會權力的曆史性和暫時性

以追求剩餘價值為目的的資本社會權力消滅了封建等級特權，以高度社會化的形式履行所有權、監督權、指揮權等支配權，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然而，資本社會權力代替封建特權，實質上是以一種特權代替另一種特權。這種特權決定了資本社會權力不是永恒的，它具有曆史的暫時性。

首先，資本作為普遍的社會權力與無産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可調和。資本家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具有資本的一切屬性和權力，但是資本不是資本家創造的，而是勞動者創造的；不僅可變資本是工人創造的，而且整個資本都是資本化了的剩餘價值。工人為資本家創造了剝削雇傭勞動的财産。剝削剩餘勞動不是一個資本家的特權，而是整個資本家的特權。無産階級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隻有一種權力——不斷出賣勞動力的權力。隻要資本主義制度不消滅，工人受雇傭、受剝削的地位就不會改變。随着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生産社會化程度的加深，社會生産條件與工人的分離也不斷加劇，工人不僅完全喪失生産資料，而且越來越依附于資本家，其結果必然是一極是财富的積累，另一極是貧困的積累。資本的這種普遍的社會權力與無産階級之間的矛盾從根本上不可調和，資本主義的外殼必然要被“炸毀”,剝奪者必然被剝奪。

其次，資本的一般社會權力與資本家的私人權力相矛盾。資本的一般社會權力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性質所決定的，而資本主義私有制落實到産權上使生産條件的所有權具有私人的性質。資本家在實際生産過程中所擁有的私人權力受追求剩餘價值的驅使，必然産生個别企業生産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産的無政府狀态之間的矛盾。随着資本積累的增長，生産社會化程度日益提高，生産條件日益成為公共的、社會的條件，“資本越來越表現為社會權力，這種權力的執行者是資本家，它和單個人的勞動所能創造的東西不再發生任何可能的關系；但是資本表現為異化的、獨立化了的社會權力，這種權力作為物，作為資本家通過這種物取得的權力，與社會相對立。由資本形成的一般的社會權力和資本家個人對這些社會生産條件擁有的私人權力之間的矛盾，越來越尖銳地發展起來”這一矛盾“包含着這種關系的解體，因為它同時包含着把生産條件改造成為一般的、公共的、社會的生産條件”。[3]294勞動者共同擁有和支配的公共社會權力必然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胎胞裡孕育、成熟，并終将代替由榨取勞動者剩餘勞動堆砌而成的資本的社會權力，這正是資本權力無限擴張與自我揚棄的辯證法。

四、馬克思資本社會權力理論的當代價值

雖然馬克思分析的是資本主義私有制條件下的資本社會權力問題，但是其中蘊含的唯物史觀的分析方法和資本社會權力的表現形式、生成邏輯、内在矛盾和發展趨勢等，對我國當前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依然面臨着防止資本無序擴張的曆史任務

聯合起來的勞動者的公共社會權力取代資本的社會權力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首先依賴于生産力的高度發展。然而，現階段我國生産力發展水平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科學推論的社會主義還有很大差距。利用資本發展生産力，為最終消滅資本、實現共産主義準備條件就成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必然選擇。

經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資本的存在已經成為經濟生活的客觀事實，并且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資本社會權力的生成邏輯表明，隻要發展商品經濟尤其是社會化的商品經濟，商品的社會權力進而貨币的社會權力必然轉化為資本的社會權力。與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相适應，“現階段，我國存在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混合資本等各種形态資本，并呈現出規模顯著增加、主體更加多元、運行速度加快、國際資本大量進入等明顯特征”。不管是公有資本還是私有資本都具有資本的權力屬性，必然存在資本的權力擴張。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構成的複雜性，要求我們要“以人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資本為中心”,更應當把“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作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責無旁貸的曆史任務。

2.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駕馭資本權力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是統治一切的權力。但是，“我們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麼時候都不能忘了‘社會主義’這個定語”。[19]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把資本權力限定在一定範圍内，不能讓“資本權力”上升為“一種社會權力”。資本發揮作用必須在擁護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合格建設者的範圍内發揮作用。

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駕馭資本權力的根本制度保障，堅持“兩個毫不動搖”是處理好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之間關系的根本遵循，堅持“兩個不能動搖”即“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是駕馭資本權力的制度底線。隻有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資本權力擴張才能在總體上可控。要發揮國有資本的主導作用，發揮公有資本“普照的光”的作用，引導非公有資本健康發展。

堅持黨的領導，是駕馭資本權力的政治保證。中國共産黨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隻有堅持黨的領導，才能确保資本沿着社會主義方向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

給資本設置“紅綠燈”是駕馭資本權力的法律保證。要研究各類資本權力擴張的規律，制定具有前瞻性的法律，不給資本權力擴張留下法律和制度漏洞，依法加強對各類資本的監管，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

3.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既要駕馭資本，也要制衡權力

對資本社會權力的分析表明，資本無序擴張實質上是資本權力擴張，而資本權力擴張主要通過“資本權力化”和“權力資本化”兩種相互交織的途徑來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有一個時期我們重視了利用資本發展生産力的積極作用，卻忽視了資本權力擴張的消極作用，導緻一些黨員幹部把公權資本化，與私營企業主勾連、尋租等腐敗行為頻發；有的資本大鳄混迹政界謀取政策利益；有的私營企業主為了尋利賄賂官員、圍獵黨的幹部。資本權力化是資本異化的結果，權力資本化是權力異化的結果。在資本主義社會，不管是資本權力化還是權力資本化都是符合私有資本邏輯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權力化違背了社會主義利用資本發展生産力的初衷；而權力資本化違背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因此，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不僅要駕馭資本，而且要制衡權力：一方面要給資本設置“紅綠燈”;另一方面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斬斷權力與資本的勾連，構建資本和權力的“親清”政商關系。

4.區分并把握各類資本的不同性質和行為特征，分類駕馭資本權力

目前存在的各種資本按照所有制性質可以分為公有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私有資本)兩大類。它們都有資本的共性，即生産要素屬性和追求價值增殖的本性,以及權力擴張的内在驅動。但是二者的根本性質不同，其所存在的資本權力風險也不同。

公有資本是公有生産資料的資本形式，包括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公有資本與勞動者之間不是雇傭勞動關系，利潤目标隻是其中最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還要兼顧社會公共利益。改革開放以來，國有資本産權所形成的行政代理和經濟代理相互交織的委托代理關系，本身就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可能性，為“公有資本權力化”埋下了伏筆。比如，國有企業改革中出現的以權謀私、國有資産流失、忽視職工權益等現象正是公有資本權力化的表現。把黨的領導嵌入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加強反腐敗鬥争和構建有效的監管體系是規範國有資本權力的當務之急。目前，大多數農村缺乏集體資本經營意識，缺少集體資本經營人才，沒有發揮出集體資本對鄉村振興的引領作用，需要通過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來發揮集體資本的作用。

非公有資本或私有資本包括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其經營目标是利潤最大化，勞資之間是雇傭勞動關系。但是，非公有資本和非公經濟人士中不乏家國情懷的企業家，比如清末民初實業救國的愛國企業家張謇，近代愛國企業家霍英東和銀行家莊世平，當代以科技強國為己任的華為創始人任正非等，他們是非公有資本的典範。但也有一些非公有資本偏離國家政策目标、刻意逃避監管，有的利用平台優勢搞不正當競争，有的甘願充當外國買辦資本，金融領域出現的違規出資、關聯交易、高杠杆、與境外資本勾連等無序擴張行為對國家經濟安全、政治安全和意識形态安全帶來了巨大風險，是需要重點防範的對象。當然，目前大多數民營資本和外國資本是守法規範經營的，這類非公有資本是需要繼續鼓勵、支持和引導的對象。

當前要特别警惕和防止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野蠻擴張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影響。國際金融壟斷資本的形成标志着帝國主義已經進入新帝國主義階段，[25]其權力的觸角已經滲透到國際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領域，資本的社會權力俨然已經演變為資本的世界權力。自改革開放以來，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在經濟上惡意收購我國民族企業、壟斷我國競争性産業，發動貿易戰、金融戰等擾亂我國經濟秩序；在政治和文化上不斷輸入西方憲政民主、普世價值觀和新自由主義，制造曆史虛無主義；在軍事上頻頻在我國周邊尋釁滋事、挑起争端。為此，我們要構建國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領域的安全屏障，防止國際金融壟斷資本權力擴張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幹擾。

5.駕馭數字資本權力，掌握數字經濟發展主動權

随着數字技術的發展，金融資本與數字技術的聯姻形成了新的資本形态——數字資本。數字資本是投放在數字技術及其應用領域的資本，它是通過對數字技術和數據的壟斷，借助數字平台對雇傭勞動者進行剝削的一種資本形式。數字經濟的發展仍以金融資本為基礎，是金融資本推動了數字經濟的興起和繁榮。因此，數字資本的基因是資本，實質上依然是金融資本，是數字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本的變種。

數字資本繼承了資本的權力擴張屬性，借助網絡化和智能化技術，其擴張能力和速度遠超過以往任何一種資本形式，其控制力不僅限于生産領域，而且社會生活方式、管理方式、意識形态無不打上數字資本的烙印。數字資本一方面加劇失業，另一方面使從業者勞動強度成倍上升；其平台化、去雇主化的就業模式，成為資本推卸工人福利責任的一種新發明；數字資本壟斷造成全球範圍内的數字鴻溝，加劇兩極分化；數字資本在全球經濟、政治、文化、軍事等領域行使數字霸權，網絡戰、信息戰、輿論戰都是數字資本主導的新型戰争模式，甚至現代直接的軍事沖突中都有數字資本權力的操縱。

随着數字經濟在我國的快速發展，“一些平台經濟、數字經濟野蠻生長、缺乏監管，帶來了很多問題”。為此，隻有将數字資本主導權掌握在國家手中，使公有數字資本占主體地位，才能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才能防止西方數字壟斷資本擴張和私人數字資本的無序擴張所産生的消極影響。

來源：《當代經濟研究》202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