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的當代價值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基礎

《資本論》的當代價值與習近平經濟思想的理論基礎

裴長洪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不斷譜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是當代中國共産黨人的莊嚴曆史責任。”《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之作，它的當代價值是什麼，這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近些年來，高校逐漸重新重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資本論》也重新進入經濟學的教學課堂中，但畢竟《資本論》是馬克思在157年前寫的，它對于今天的價值何在？這将是一個常問常新的話題，也是共産黨人以及所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們需要不斷回答、不斷完善認識的課題。

一、《資本論》的階級性和人民性立場

2018年5月4日，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說：“一八六七年問世的《資本論》是馬克思主義最厚重、最豐富的著作，被譽為‘工人階級的聖經’。”“馬克思主義是人民的理論……在馬克思之前，社會上占統治地位的理論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馬克思主義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場探求人類自由解放的道路”。為無産階級求解放、為世界人民謀利益是《資本論》最鮮明的立場。隻要階級社會還存在、人類解放尚未實現，它的精神和價值是永不過時的。什麼是人民性的立場，它如何體現？假借人民的名義，打着人民的旗号，是資産階級及其政黨使用的手段。而真正的人民立場既需要通過理論思想和實踐行動來表達，也必然通過階級性的思想感情表現出來。

階級性的情感流露，有樸素的，也有理性的。一般勞動人民都有階級的和人民的樸素情感，它是真實的也是可貴的。但僅有這種樸素的情感是難以認識自己的曆史使命并看清楚和維護階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需要在樸素情感的基礎上升華為理性的情感，而理性情感則是在科學理論的學習和熏陶中獲得的。不僅人民的立場需要這種理性的情感，剝削階級維護本階級的立場也需要這種情感。亞當·斯密之所以成為資産階級政治經濟學的奠基人，受到西方資産階級和學術界的幾百年尊崇，并不僅僅是因為他于1776年發表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第一部著作《國富論》。在《國富論》中，他提出了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提出了人的本性是利己的，追求個人利益是從事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因此經濟活動是一種公共事務。但這個理論太直白，缺乏道德力量。而亞當·斯密之所以能夠赢得英國上流社會的喝彩，則是因為早在1759年就已經以歐洲近代哲學的吹鼓手的社會地位發表了《道德情感論》，已經把自己打扮成道德君子。他認為人是需要極高的道德性的，需要獲得道德自我，德行在人的生活中占着最為核心的地位。因此作為理性的經濟人，人們能在完全為個人的經濟活動中為整個社會提供最大的經濟價值。從而為資産階級的經濟理論體系在主流社會站穩腳跟提供了道德支撐點。而《道德情感論》就成為資産階級經濟學的情感論，它表達了西方資産階級理性的情感立場。出于美化經濟活動等“低俗”事務的需要，《國富論》最早提出了勞動價值論，它的合理成分，成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個來源。

人民立場的内在實質是為誰服務，代表誰的利益。列甯發表過一篇著名文章，叫《對誰有利》，這是區分不同立場的試金石。列甯判斷争論雙方的立場所使用的标準是：“誰直接維護某些觀點，這在政治上并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這些觀點、這些提議、這些措施對誰有利。”隻有堅持維護人民的利益，才是人民的立場，這就是人民立場的内在實質。資産階級學者習慣于運用各種技術的、工具性的方法把經濟學裝扮成純學術，不偏不倚，似乎并沒有哪一方面的利益考量，例如當代西方經濟學的“帕累托改進”學說，鼓吹最優資源配置和效率改進的标準是：讓少數人得利，但其他人的利益并不受損，并把它視為“公正的立場”和純粹科學的立場。這實際是資本的片面理論，是迷惑人的。對此，習近平指出：“為什麼人的問題是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根本性、原則性問題。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為誰著書、為誰立說，是為少數人服務還是為絕大多數人服務，是必須搞清楚的問題。世界上沒有純而又純的哲學社會科學。世界上偉大的哲學社會科學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決人與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中創造出來的。”因此，經濟學理論并不是純粹的學問，它有着鮮明的立場，尤其是經濟學研究的是經濟利益增加與獲得及其分配問題，它的研究傾向和結論更是帶有“對誰有利”的烙印。在經濟建設實踐中，習近平闡發了《資本論》中的人民性思想，指出：“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發展為了人民，這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立場。”他還說，這不是一個“數字遊戲”或“速度遊戲”，而是要實實在在地了解和關心老百姓關切的問題，回應這些問題。“人民群衆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氣熱不熱、霧霾能不能少一點、河湖能不能清一點、垃圾焚燒能不能不有損健康、養老服務順不順心、能不能租得起或買得起住房”。可見，習近平經濟思想是踐行《資本論》人民性立場的典範，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的創新發展。當代中國經濟學的研究發展肩負着光榮的使命，要在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腳踏祖國實際，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講好中國故事，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中國經濟學家追求的目标，主要應當是為人民謀福祉，為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貢獻才智，要實現這個目标，就應當滿懷“以人民為中心”的情懷并站穩這一根本立場。

二、《資本論》蘊含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是《資本論》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這在當今世界也是不過時的。馬克思基于世界的物質第一性原理，從經濟生活的實際出發，而不是從唯心主義關于人的欲望假設出發，在資本主義大千世界中，找到商品這一最普通、最常見的事物，運用唯物辯證法原理，在商品中抽象出使用價值和價值、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雇傭勞動和剩餘價值等一系列對立統一的矛盾事物，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内在矛盾，并從這些内在矛盾中發現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向新的社會制度變遷的規律。恩格斯說，馬克思一經發現曆史唯物主義，就把它運用到《資本論》的研究中。它科學地論證了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正是這些基本矛盾推動了人類社會從低級向高級、從資本主義走向共産主義。運用曆史唯物主義的原理，馬克思分析了勞動力轉化為商品，勞動力價格與工資的關系，發現了資本剝削剩餘價值的規律，發現了資本的私人占有與社會化大生産的内在矛盾，論證了資本主義制度必然被共産主義制度取代的曆史趨勢。

從經濟學的發展曆史看，經濟學是離不開哲學的，因為哲學提供了經濟學思維最基礎的世界觀和方法論。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從近代哲學裡派生出來的。西方到現在，經濟學博士都是哲學博士（Ph.D），就是因為哲學是經濟學的母系學科。歐洲的近代哲學主張天賦人權，主張人的權利，認為人謀取幸福和物質利益是人的天性，這就是所謂的人本主義，但它鄙視經濟活動，認為這是低俗的事情，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初期資産階級還不能掌握全部國家權力，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尚未取得主流地位的狀态。那時，亞當·斯密也是哲學家，但他認為從事商業交易是人的天性，商業交易是一個人人都參與的普遍行為，屬于公共事務，管理公共事務也必然要管理國家，這個使命自然就要由資本所有者來承擔。這是亞當·斯密為英國資産階級登上曆史舞台掌握全部國家權力提供的理論依據，同時他也完成了政治經濟學從近代哲學中的分離，從那時候起才有了政治經濟學這一獨立學科，他也成了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鼻祖。因此，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的經濟學研究都包含豐富的哲學思維，特别是黑格爾的辯證法。例如勞動價值論，他們都認為價值的本質是勞動，價格是價值的表現形式，這就是關于本質與現象的哲學思維。但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後輩學生們沒有繼承其老師的衣缽，他們抛棄了辯證法，接受了形而上學的哲學思維邏輯。1848年李嘉圖的學生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提出了國際均衡價格論，用相互需求學說引導後來的西方經濟學隻研究價格現象，不研究價值實體的本質，逐漸走向表象化。到了19世紀晚期（1890年），馬歇爾發表的《經濟學原理》主要是從供給的角度研究了供給曲線、提出了均衡價格，西方經濟學沿着理性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下，市場的供給與需求這樣一個方法論發展成了現在的經濟學理論。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則緊緊地和曆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聯系在一起。因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現代經濟學在19世紀中葉，大約1840年前後就分道揚镳了。

毛澤東高度重視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哲學思維。他在評論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甯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武器。”鄧小平運用對立統一和事物矛盾的同一性原理，從資本主義國家也有計劃，社會主義國家也有市場的現象中抽象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理論指導。因此沒有辯證唯物主義哲學思維，就很難理解社會主義為什麼能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公有制主體地位為什麼能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存在、在什麼條件下可以允許資本存在并發揮它積極有利因素的一面。習近平也非常重視以馬克思主義哲學思想來指導經濟工作實踐和探索經濟建設規律，他專門闡述了辯證唯物主義的基本方法論。他說，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産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黨的曆代領導人都有經典論述，“要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哲學，努力提高探索解決新時期基本問題的本領”。在指導經濟建設實踐中，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堅持系統謀劃、統籌協調的辯證法。《資本論》把資本主義經濟作為完整的系統進行研究，從商品—貨币—資本的循環，生産資本—商品資本—貨币資本的循環再到社會總資本的循環的分析，都體現了研究分析方法的系統性。習近平把系統方法運用到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中，他說：“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系統謀劃、統籌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在這個過程中，系統觀念是具有基礎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黨的十八大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總結為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五位一體”。這個概括體現了對事物發展的整體性和協調性的認識。“後來我們提出了‘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等等。這些都體現了我們對協調發展認識的不斷深化，體現了唯物辯證法在解決我國發展問題上的方法論意義。”經濟體制改革離不開其他領域改革的配合協調，上層建築也要适應經濟基礎變化的需要，因此要全面深化改革，要突出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因此，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部署。同時，在推進改革中，要充分考慮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準确把握各方利益的交彙點和結合點，使改革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在經濟發展理念上，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新發展理念，這五個理念相輔相成，互相不可割裂，構成完整的統一體，在理念上它是統一的，在實踐上它需要統籌協調。因此它也是更高水平的發展理念。

第二，認識和把握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馬克思的《資本論》和毛澤東的《矛盾論》都是認識和把握事物矛盾運動規律的典範。馬克思分析了商品中使用價值與價值、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商品與貨币的矛盾、貨币與資本的矛盾，指出了矛盾的普遍性與資本主義經濟中矛盾的特殊性。毛澤東在把握事物矛盾普遍性基礎上，還分析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系。習近平依據事物矛盾運動普遍性、客觀性的哲學原理，不斷強化問題意識，堅持問題導向，把認識和化解矛盾作為打開工作局面的突破口。他根據我國經濟發展将結束粗放型高速度增長階段并開始新的階段的特點，作出了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的判斷，并指出引領經濟新常态的特點是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習近平分析了經濟發展新常态下的主要矛盾，指出：“在三期疊加的大背景下，影響經濟增長的突出問題有總量問題，但結構性問題更為突出。在有效供給不能适應需求總量和結構變化的情況下，穩增長必須在适度擴大總需求和調整需求結構的同時，着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在新發展階段和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習近平作出了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戰略謀劃。國内可循環是大國經濟的一般特征，這既是習近平對大國經濟發展一般規律的總結和揭示，也是對我國新發展階段的前瞻指引。因此我國經濟建設要以擴大内需為戰略基點，同時不放棄外需，并由此提升國内國際雙循環的水平，抓住了主要矛盾，經濟循環就将産生質的飛躍。抓住主要矛盾不等于可以忽略次要矛盾或放棄次要矛盾，抓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也還需要在需求側方面通過總量調控進行配合。因此，習近平說，在任何工作中，既要講兩點論，又要講重點論，沒有主次，不加區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第三，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經濟哲學思維來源于《資本論》的地租理論。在強調綠色發展中，習近平提出了“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名言。這就是說自然生态也有價值，而且可以轉化為資本和資産。怎樣理解這個問題，沒有人類勞動的自然生态為什麼會有價值？這就必須運用《資本論》的絕對地租理論來解釋，生态環境與土地一樣，是一種資源要素，是生産力發展的條件，它沒有替代品，用之不覺，失之難存，這個性質與土地的自然壟斷一樣。我們知道，構成生産力的因素有勞動者、勞動工具（生産資料）和勞動對象（土地、自然資源）以及科學技術和管理等，從一般意義上說，人的勞動是生産力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它是價值創造的來源，勞動對象雖然是生産力形成的次要因素，但是，在資本主義生産力發展的基礎上，土地和自然資源成為稀缺要素，矛盾的主要方面轉化了，稀缺土地中産生了絕對地租，這是對稀缺要素的補償，馬克思的絕對地租理論正是對辯證法的運用。在人類社會處于商品市場經濟環境下，某些自然資源體現的生态環境獲得了與資本主義“絕對地租”相似的人類剩餘勞動分配的索取權，隻不過地租的索取權屬于土地私人所有者，而生态環境的剩餘勞動索取權屬于公衆。因此它是一種自然财富、生态财富，這種剩餘勞動分配的索取權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也可以交易。資源使用者依法取得資源的使用權和承擔賠付的責任，通過賠付差額在使用者之間的交易發現價格，由此産生了碳排放交易市場和交換價值，從而轉化為經濟财富和社會财富。保護和改善生态環境，需要付出人類勞動，這也會增加新價值的來源，因此，“保護生态環境就是保護自然價值和增值自然資本”。在人與大自然辯證思維中産生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賦予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這句名言的科學理論含義。

三、《資本論》活的靈魂是回答時代之問和實踐之問

《資本論》寫作的年代是歐洲工人階級正在覺醒，正在探尋階級的命運和尋找人類解放出路的時代，這個時代極需要科學理論的啟蒙和指導。《資本論》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内在矛盾的分析，揭露了雇傭勞動被資本剝削的秘密，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必然走向滅亡和共産主義必然興盛的曆史趨勢，鼓舞了工人階級反抗舊的生産關系和上層建築的鬥志。《資本論》還分析了資本主義向海外擴張，它使資本主義生産力成為世界性的，市場成為世界市場，因此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也是世界性的，一國工人階級的運動和命運是和世界各民族的解放運動緊密聯系的，因此《共産黨宣言》發出了“全世界無産者聯合起來”的呐喊。《資本論》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方向提出了一個最基本的任務：這就是要回答不同時代的人民最關切的問題。不同時代的人民最關切的問題是不斷變化的，因此恩格斯說：“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曆史的科學。它所涉及的是曆史性的即經常變化的材料”。而且它“是一種曆史的産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也可以說，它是一門回答時代之問和實踐之問的鮮活理論。

《帝國主義論》是列甯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它繼承和發揚了《資本論》的活的靈魂。列甯時代要回答的問題是，社會主義革命是否要等待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革命時機的成熟，社會主義革命是否可以在一國首先勝利，從而鼓舞全世界人民的鬥争信心。《帝國主義論》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進入壟斷階段後的主要特征，分析了世界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以及資本主義國家間争奪利益的矛盾，作出了社會主義革命有可能在世界資本主義最薄弱的鍊條取得突破并首先勝利的科學判斷，成為回答時代之問、實踐之問的經典科學。《新民主主義論》是中國共産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它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革命鬥争實踐、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它要回答在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如何通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再轉向社會主義革命，而新民主主義革命與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區别，以及它與世界共産主義運動的聯系；它的政治綱領是實現工人階級（通過共産黨）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團結各民主黨派和各族人民的人民民主專政，它的三大經濟綱領是：“大銀行、大工業、大商業，歸這個共和國的國家所有”，但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财産，不禁止“不能操縱國計民生”的資本主義生産的發展；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把土地變為農民的私産，實現耕者有其田。這就是新民主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實踐基礎上的創立。正如習近平所說，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經濟綱領……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發展。

鄧小平創立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譜寫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篇章。它要回答什麼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時代命題和實踐命題。在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中，都有許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觀點。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通過後，鄧小平評價說：“寫出了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稿，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1992年，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評價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為全面經濟體制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論指導”。

黨的十八大以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時代，習近平總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成功經驗，形成了習近平經濟思想，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它要回答的時代之問和實踐命題是，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轉向全面建設現代化國家，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實現黨的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因此，所有關于這個主題的、無論是長遠的還是當前的重大經濟理論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的命題。習近平不僅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而且在與專家座談讨論中也反複強調要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我們應當思考，為什麼在讨論當下的經濟形勢和實際問題時，習近平不提西方經濟學的分析邏輯，而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呢？正如他自己所回答的：“現在，各種經濟學理論五花八門，但我們政治經濟學的根本隻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而不能是别的什麼經濟理論。”西方經濟學以“理性經濟人”的假設為前提，演繹出宏觀經濟學（市場均衡）和微觀經濟學（成本收益）的邏輯架構，以滿足資本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其中固然包含某些符合市場經濟一般規律的合理成分，但卻不能作為我國經濟學自主知識體系建設的主要立足點，更不能作為我國經濟建設實踐的指導思想。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世界觀，它與資本運行和市場經濟既結合又約束，所以，我國經濟實踐的大量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而不是純粹的滿足資本收益的經濟問題。

時代之問和實踐之問具有時空概念，它具體表現為不同時期的國别形式和民族形式。《資本論》是全世界工人階級的聖經，但它所表述的具體事物明顯地帶有英國經濟社會的特征。馬克思說：“這種生産方式的典型地點是英國。因此，我在理論闡述上主要用英國作為例證。”這是因為當時的英國是資本主義發展比較早和比較成熟的國家。他分析的商品交換，如上衣、麻布、咖啡、茶葉、小麥、鐵，都是當時英國市場交易的普遍現象，貨币名稱如黃金、英鎊、先令、便士，也是英國的貨币流通現象，小麥的重量單位誇特和鐵的重量單位英擔、黃金的重量單位盎司等都是英國的。在《資本論》第24章中，馬克思對英國圈地運動的曆史進行了揭露和批判，剖析了資本原始積累的秘密。可見，在《資本論》揭示普遍真理時，是以具體的民族曆史及其形式達到的。恩格斯也對馬克思主義的本土化民族化有過經典論述，他說：“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說的，随時随地都要以當時的曆史條件為轉移。”他還針對歐洲社會主義工人黨指導美國工人運動專門作出指示：“必須完全脫下它的外國服裝，必須成為徹底美國化的黨。它不能期待美國人向自己靠攏。它是少數，又是移民，因此，應當向絕大多數本地的美國人靠攏。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學習英語。”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毛澤東最早提出了“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任務，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的理論命題。不久後，他指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着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這個認識為毛澤東系統創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民主主義理論奠定了思想基礎。

毛澤東指出的中國的具體特點就包括中國珍貴的曆史文化遺産，蘊含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曆史文化相結合的考慮。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逐步形成了“兩個結合”的重要思想。2014年9月，他提出：“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必須同中國具體實際緊密結合起來，應該科學對待民族傳統文化。”2021年3月提出：“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2021年7月，他在慶祝中國共産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正式提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用馬克思主義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繼續發展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2022年10月，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進一步指出：“中國共産黨人深刻認識到，隻有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曆史唯物主義，才能正确回答時代和實踐提出的重大問題，才能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的蓬勃生機和旺盛活力。”習近平不僅解決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為什麼要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問題，而且也解決了如何實現結合的問題，這集中表現為“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新思想。創造性轉化，就是要按照時代特點和要求，對那些至今仍有借鑒價值的内涵和陳舊的表現形式加以改造，賦予其新的時代内涵和現代表達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創新性發展，就是要按照時代的新進步新進展，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内涵加以補充、拓展、完善，增強其影響力和感召力。《資本論》中蘊含的英國經濟史的典型特征和例證，是中國共産黨提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創新要與本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思想來源。

四、《資本論》揭示了現代經濟體系和社會化大生産的運行規律

馬克思把機器大工業生産所塑造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看作現代經濟體系，《資本論》的分析對象是現代的經濟體系，它是以英國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作為典型的。然而，早期歐洲資本主義的出現和發展，英國并不獨領風騷，馬克思為什麼把英國作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典型？從世界曆史看，西班牙首先在美洲和非洲建立殖民地，壟斷了世界的金銀生産，成為16世紀世界上最強大的殖民帝國。反觀此時的英國，還隻是一個人口僅400萬的西歐最落後的貧窮島國。16世紀末，世界貴金屬開采量中的83%都為西班牙所有。但西班牙卻不利用這一條件發展并健全其國内的實體經濟和産業，甚至在肉類、小麥和服裝等初級工業制成品方面都無法自給自足。當西班牙滿足于獲得海外财富并肆意消費的時候，英國資産階級專注于發展國内實體經濟并引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它依托其國内的羊毛生産優勢發展出完整的紡織工業，并成為英國獲利豐厚的“民族工業”。最終，英國在1840年左右完成工業革命，并确立了世界工業霸主地位。在1850年，英國的金屬制品、鋼鐵産量和紡織品的生産量占世界一半，煤産量占世界2/3，造船業、鐵路裡程也都位居世界第一，對外貿易量占世界的20％，10年後增長至40％；而此時英國生産的工業産值占到歐洲的55％—60％，占世界的40％—50％，英鎊也因此成為世界貨币。 在國内經濟和産業快速發展的同時，英國的勞動力也獲得了空前的增加，1541—1741年間，英格蘭人口由277萬增加到557萬，增加了一倍，180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進一步增至889萬人。英國和西班牙的曆史經驗和教訓說明了一國實體經濟和國内經濟循環的重要性。

世界資本主義發展史表明，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海外殖民掠奪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最終能否成為一個國家的主要社會經濟形式，仍取決于其實體經濟的國内循環。所以，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在一個經濟體占據統治地位必然是先以民族國家的國内市場為基礎，然後再擴展到海外市場。對于任何獨立成熟的經濟體，實體經濟和國内經濟循環都是其經濟發展的基礎和經濟體系建立的基礎。這就是《資本論》選擇英國作為分析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典型的原理。

習近平經濟思想把《資本論》關于現代經濟體系運行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相結合，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現代經濟運行理論。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态後，習近平明确指出：“振興實體經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任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向振興實體經濟發力、聚力。不論經濟發展到什麼時候，實體經濟都是我國經濟發展、我們在國際經濟競争中赢得主動的根基。我國經濟是靠實體經濟起家的，也要靠實體經濟走向未來。”這是對新中國經濟建設基本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我國在幾十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200多年工業化進程的深刻總結。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過程中，習近平強調要糾正實體經濟内部結構、實體經濟與金融、房地産與實體經濟三大失衡現象，要求提高制造業在國内生産總值中的比重。在2017年全國第五次金融工作會議上再次要求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提出為實體經濟服務是金融的天職，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範金融風險的根本舉措。2021年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從2020年的26.29%回升為27.4%。“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标綱要強調，要克服制造業占比過早過快下降的局面，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在習近平經濟思想指導下，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為了實現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标,要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堅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推進新型工業化，加快建設制造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交通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國。實施産業基礎再造工程和重大技術裝備攻關工程，支持專精特新企業發展，推動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

習近平還依據《資本論》揭示的現代經濟體系運行的基本原理，根據國内外環境的新形勢，提出了要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世界經濟史表明，大經濟體都是以國内循環為主體的，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新中國70多年來，我國經濟始終是以國内循環為主體，即便在20世紀90年代曾一度出現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現象，但經濟增長的拉動始終是以内需為主導。改革開放後的國内大循環主體吸收了外部的資源要素并融入世界市場，但國内國際雙循環的被動特征比較明顯，對外部條件的依賴性較強，因此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水平不高。而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的國内大循環，是要通過創新驅動，建設高水平自立自強的國内大循環，同時也吸收國外的資源和要素，着力點是增強内生的動力和可靠性，從而提高國内大循環的質量和水平，達到在新的水平基礎上的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進一步推動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

《資本論》關于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化再生産過程的分析，既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運行的病理學解剖，也是一般市場經濟條件下其他社會化再生産機理的生理學分析，它為認識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規律性提供了基本的路徑方向。《資本論》刻畫的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運行，它的中心是資本。在《資本論》中，資本具有雙重性，一方面，資本體現一種生産關系，當它與雇傭勞動相結合時，它是死勞動與活勞動的對立，這種對立是剩餘價值産生的基礎。另一方面，資本在運行周轉中，它不斷變化自己的形态，不斷以商品資本、生産資本和貨币資本的形态出現在周轉運行中，這時候資本是一種生産要素。從曆史上看，資本是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必不可少的生産要素。《資本論》深刻地刻畫了資本的這種雙重性表現，一方面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又發現了市場經濟下的社會再生産運行的一般規律，從而為我們探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規律留下了寶貴的理論認識。

《資本論》刻畫的資本的雙重性，為我們認識社會主義條件下資本的特性和行為規律提供了理論指南。2022年習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産要素，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系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系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系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必須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産要素的積極作用。資本作為重要生産要素，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工具，是發展經濟的方式和手段，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利用各類資本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現階段，我國存在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混合資本等各種形态資本，并呈現出規模顯著增加、主體更加多元、運行速度加快、國際資本大量進入等明顯特征。我們要注重激發包括非公有資本在内的各類資本活力，發揮其促進科技進步、繁榮市場經濟、便利人民生活、參與國際競争的積極作用，使之始終服從和服務于人民和國家利益，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貢獻力量。同時，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這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須研究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習近平指出，要曆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既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積極作用。同時，也要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本性，如不加以規範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因此對資本運行要設置“紅綠燈”。要正确處理不同形态資本之間的關系，在性質上要區分，在定位上要明确，規範和引導各類資本健康發展。此外，還要正确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在社會分配中體現人民至上。要注重經濟發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分配獲得增殖和發展，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體地位，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

《資本論》刻畫的社會化大生産過程是以商品和價值作為基礎的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就生産力層面的運行過程來看，其運行機理同樣适用于觀察和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社會化大生産。《資本論》分析的經濟循環過程是在一個經濟體的統一市場條件下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首先在國内摧毀一些地方性封閉的小市場，進而，“大工業便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聯系起來，把所有地方性的小市場聯合成為一個世界市場”。這種統一的大市場是社會化大生産的基本依托和重要條件。習近平創造性地運用了《資本論》關于社會化大生産必須依托統一大市場的基本原理，他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是以全國統一大市場基礎上的國内大循環為主體，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環……不是要求各地都搞省内、市内、縣内的自我循環……不能搞‘小而全’，更不能以‘内循環’的名義搞地區封鎖。有條件的地區可以率先探索有利于促進全國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有效路徑，發揮引領和帶動作用。”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既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支撐和内在要求，是立足内需，暢通循環的客觀必然。要求以高質量供給創造和引領需求，使生産、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更加暢通，提高市場運行效率，進一步鞏固和擴展市場資源優勢，使建設超大規模的國内市場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曆史過程。同時它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主要方向和長期的過程。因此，“十四五”規劃綱要和2035年遠景目标把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作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一個重要目标和任務。黨的二十大報告也重申：“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化要素市場化改革，建設高标準市場體系。”

五、《資本論》的理論創新精神

馬克思主義的三大組成部分分别來源于德國古典哲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資本論》中關于商品價值與勞動關系的原理也來源于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但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并沒有局限于古典政治經濟學關于勞動價值論的分析，而是在批判地吸收它們合理成分的基礎上創新發展了勞動價值論，從而形成了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論。馬克思認為，斯密的勞動價值論包含着内在矛盾，一方面它正确地表述了資本主義生産的内部關聯，馬克思稱之為“資産階級體系的生理學”；另一方面則隻是對資本主義外在現象的描述。後者成為庸俗經濟學和各種功利主義經濟學的理論前提。馬克思在《資本論》1872年跋中深刻指出：“隻要政治經濟學是資産階級的政治經濟學，就是說，隻要它把資本主義制度不是看做曆史上過渡的發展階段，而是看做社會生産的絕對的最後的形式，那就隻有在階級鬥争處于潛伏狀态或隻是在個别的現象上表現出來的時候，它還能夠是科學。”“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鬥争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後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産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可見，經濟學的科學性是與時代和階級立場緊密相連的，而且與思想的方法論也是緊密相連的。英國古典經濟學隻是站在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立場上 對資本主義體系進行外在性描述，完全忽略了對資本主義生産領域的内部結構及其矛盾進行揭示。因此，《資本論》的理論創新是站在無産階級和人民的立場上，響應時代的召喚，建立由現象到本質之間的邏輯聯系。建立這種邏輯聯系的核心要義，正如馬克思所說：“共産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鬥争、我們眼前的曆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

《資本論》所揭示的理論創新精神實質就是理論聯系實際、聯系本國自身的曆史文化的精神。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相結合，以中國文化的具體形式創造性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飛躍，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形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飛躍。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既有繼承和發揚中國共産黨前任領導人思想和理論的寶貴成分；也有将以往的重大理論觀點和理念進行系統集成的深化和升華；更有依據新時代新目标新實踐所提出的原創性理論觀點和重要思想。歸納起來，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屬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理論的有：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和全面深化改革，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立場，社會主義主要矛盾發展的階段性，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資本理論，新發展階段與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與國家治理體系，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屬于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和經濟調控理論的有：經濟發展新常态與新發展理念，高質量發展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體經濟是經濟發展的主要着力點，國家戰略和“四化同步”的經濟發展規律，科技創新、做大做強數字經濟和新質生産力，穩中求進總基調和經濟運行調控，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統籌發展與安全。屬于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推動共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理論的有：經濟全球化的本質、特征和未來新方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科學判斷，中國開放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客觀規律，“雙循環”理念的中國之問、世界之問的答案，開放型世界經濟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價值觀。習近平經濟思想貫穿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它體現在：堅持唯物主義，一切從客觀實際出發；堅持系統謀劃、統籌協調的辯證法；堅持人民創造曆史和社會發展規律的曆史唯物主義；認識和把握事物矛盾運動的規律；堅持一分為二，認識事物的“兩重性”；遵循人類社會發展與自然界運動相互關系的規律；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

結語

《資本論》博大精深，常學常新，盡管從它發表到今天已經過去了157年，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資本論》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體來說仍然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們對待科學的理論必須有科學的态度。恩格斯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他還說，我們的理論“是一種曆史的産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習近平經濟思想就是按照恩格斯的教導所創立的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

注釋：略

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