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建設—文化力量—哲學思維

精神建設—文化力量—哲學思維

韓慶祥

這是一個突飛猛進、劇烈變局的時代，也是一個精神焦慮、需要反思的時代。複雜且強大的“時空壓縮”必會輻射到每一個個體之中，使許多個體難以應對這個複雜多變的世界。不懈奮鬥者有之，勇毅前行者有之，拼搏進取者有之，成功喜悅者有之；同時，躺平者有之，掙紮者有之，内卷者有之，失敗痛苦者有之。反思、思考這個“劇烈變局”“時空壓縮”“精神焦慮”的時代，首要應聚焦每一個個體的内在精神世界，注重個體精神世界的建設。在這種情境下，文化力量、哲學思維就顯得至關重要了。文化直奔和緊扣個體的内在精神世界，哲學思維能助人解疑釋惑。告别過往迎接新年，我們需要思考反映時代精神是這個時代最為緊要的問題。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中國式現代化與個體精神世界的關系問題。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是中國式現代化，或者說，其底層邏輯是中國式現代化。廣闊的宏觀世界會對每一個個體的微觀世界尤其是精神世界産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每一個個體的内在精神世界也需要現代化。這裡有一條“由外向内的建設規律”。一般而言，人們所注重的各種建設，大都是沿着“先外後内”的邏輯進行的。從曆史看，中國對西方現代化的回應，是沿着“器物”—“制度”—“文化”“外在模仿—内在主體”的曆史邏輯進行的，器物屬于人之外的“外部世界建設”範疇，外在模仿性強，文化之中的“善”屬于文明，這就走入了人的内心精神世界的“主體性”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指出，“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實質上就是講中國式現代化在注重物的現代化、制度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同時，還要從本質上更加注重“人”的内心精神世界的現代化；從現實看，改革開放之初，我國相對注重物質财富的積累，相對注重人之外的物質世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就相對注重文化強國建設，開始走進人本身的内在情感世界、心理世界、心靈世界、精神世界的深處，注重确立、鞏固、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從未來看，整個人類的物質世界建設已經取得豐碩成果，如今最大的難題，就是人本身内在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心靈世界、精神世界出現了一時難以療治的嚴重問題。這一規律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新時代，當務之急，整個世界的建設包括中國各方面的建設，首當其沖的是應當且必須注重每個個體的“内”“心”建設，亦即内在精神世界的精神，這是人類走向光明前景的正途。從哲學上講，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目标旨向之一，就是緻力于每個人的内在情感世界、心理世界、心靈世界和精神世界及其主體性建設，以此，既解決個體的“精神懈怠”問題，也解決個體的“精神焦慮”問題。

其次需要思考的是中國式現代化與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關系問題及其對個人精神世界的影響問題。現代化是由西方開啟的，之後便産生了歐洲中心主義，其進一步拓展就形成了西方中心論。西方中心論建構起了“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框架。西方中心論對整個世界都産生廣泛、持久和深刻的影響。對西方的影響，就是近代以來西方衆多的哲學社會科學及其重大理論，大都是基于西方中心論建構起來的，或者說，其底層邏輯大都是西方中心論。西方現代化、西方中心論對中國的影響，就是近代以來，中國對西方現代化和西方中心論的沖擊掀起了一波一波的回應。這種回應，起初是外逼的、被動的、防禦的、模仿的。自中國共産黨誕生以後，就一改過去那種被動防禦性的回應為積極主動的、内生的、創造性的應對，其最高成果，就是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就是為超越西方現代化的曆史局限和解構西方中心論而出場的，其目标旨向，就是走出“東方從屬于西方”的框架，造就“新的文化生命體”，創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态和人類文明新形态，确立并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由此，“中西之争”尤其是“中西意識形态之争”，核心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與西方中心論之争，就是中西意識形态問題上的“主體性之争”，是西方的“霸行天下”與中國的“德行天下”之争。其實，“一切之争”，大都與“主體性之争”有關。這裡，如果聚焦到每一個個體，就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是：如何既鞏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也要确立每一個個體的主體性，或具有馬克思所謂的具有自主個性的獨立人格，因為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最終要落腳到每個個體的主體性上來。這是在新時代我國文化強國建設的曆史進程中逐步實現的。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如何正确對待國家富強和個人主體發展的關系。新時代，強國建設、民族複興偉業積極快速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與此同時，我們每一個個體卻面臨着巨大的生存壓力、發展壓力、精神壓力和确立主體性的壓力。這種壓力是難以用“累”來描述的。如今，國家富強與個人發展、國家強大與個體渺小之間确實存在着現實矛盾。為解決這種矛盾，我們的黨和國家加強文化建設，積極提升人民生活品質，豐富人民精神世界，積極推進全體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就每一個個體而言，就特别需要不斷提升其内驅力，增強精神力量，以有效抗禦來自方方面面的壓力。

再次需要思考的是解放人和約束人的關系問題。換言之，就是解決好“放得活和管得住的關系”問題。改革開放以後，我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一些地方和某些領域也出現了“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現象。這在本質上涉及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水平問題。新時代，在推進強國建設、民族複興偉業曆史進程中，我們确實需要激活全社會的内生動力和創新活力以“解放人”；同時也需要對人進行适當約束亦即“約束人”，從而使整個社會保持良性的運行秩序，進而促進社會平衡和諧穩定，這樣才能真正做到“穩中求進”；要真正做到這一點，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社會治理現代化是關鍵，提升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現代化水平，是把“解放人”和“約束人”有機統一起來的關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具有明顯制度優勢，但在治理問題上還存在一定短闆。所以，必須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如今，要激活全社會的内生動力和創新活力，需要解放思想（解放精神世界）、解放人、解放生産力；而要使社會達到平衡和諧穩定，需要約束人的不良欲求與行為，積極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尤其需要根據人民群衆的急難愁盼與民生所需，進一步推進微觀領域人民群衆可感可及的改革，使廣大人民群衆真正能“感受到”改革發展的成果。這裡，“成就”就是“被感知”。“被感知”，既與“客觀存在”有關，也與精神世界中的“感差”有關。注重哲學思維與文化建設，能提升個體的感知能力。上述論述蘊含一條改革與發展的規律，即堅持動力、平衡、治理相統一。我國改革開放已經46年了，需要注重對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做出更好的頂層設計。其前提，就是需要進一步理解和把握改革的本質、改革的類型，尤其是改革的規律。現在确實到了該揭示改革的本質、改革的類型，尤其是改革規律的時候了。

最後需要思考的是文化和文明相對區别的問題。新時代的中國具體實際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充分彰顯出來了，“第二個結合”，尤其是習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人們更加注重研究文化問題。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目标旨向之一，就是基于文化走向文明，建構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形态，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态。這裡的“文化”和“文明”是相對區分的。在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内，國内外都沒有明确把文化和文明的相對區别搞清楚，且常常混同一起使用。在中國，時常把文明等同文化，而在西方，往往把文化等同文明。其實，文化是文明的前提，文明源于文化，同時又超越文化，文明是對文化的升華。文化相對注重“人化”“外化”，文明則相對注重“化人”“内化”；文化具有善惡之分，有文化之善，也有文化之惡，文明隻有地域和特色之别；文化側重“在性”，文明則注重“德性”。立德樹人，是要先注重文化對人的“教化”，使自然人成為“知識人”，然後是要進一步注重文明對人的“教養”，使“知識人”成為“文明人”。有知無德，會走向精緻利己主義，有知有德、德智進步，才是真正的文明。文化強國建設的目标旨向之一，就是培育文化人和塑造文明人，這涉及每個個體内在建設世界的建設問題，即把每個人建設成為既具有内生動力和創新活力的人，也建設成為守規矩、守秩序且有德性的人。把内生動力、創新活力與守規矩、有德性統一起來，在認知和意識上，就需要哲學思維。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一級教授、中央黨校專家工作室領銜專家）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