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形成邏輯、核心要義及實踐方略

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形成邏輯、核心要義及實踐方略

楊秀君

内容提要：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把握世界大勢和時代脈搏的基礎上提出了關于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重要論述。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的繼承與創新，對科技發展和智能社會演進的科學判斷，對國内外人工智能發展局勢的現實回應。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包括戰略機遇觀、技術賦能觀、倫理規範觀和民生保障觀等重要内容，呈現出深遠宏大的戰略思維、深邃敏銳的科技素養、深廣厚重的憂患意識和深厚真摯的人民情懷。在具體實踐中，要通過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建立健全相關管理體制機制，錨定新質生産力發展方向等實踐方略來推動我國新發展階段人工智能的發展。

關鍵詞：習近平 人工智能 科技革命 智能社會 新質生産力

在我國新發展階段，以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高度融合為主要特征的人工智能在實現我國内生性建設和高質量發展方面逐漸顯現出其重要作用。“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目标。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産業融合集群發展，構建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一批新的增長引擎”。科技創新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支柱，人工智能是新興科技重大革新的成果，它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标注了現代化發展的進程。為此，我國在新發展階段需努力搶占新一代人工智能創新發展高地，構築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先發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世界發展大勢和國家發展全局，在科技領域創造性地提出了發展人工智能的一系列新思想、新理論和新論斷。這些重要論述思想深邃、内涵豐富，是在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際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目标緊密結合基礎上作出的時代考察和戰略考量，它科學回答了人工智能“為何要發展”“發展為了誰”“如何健康發展”等時代問題。2024年6月20日，習近平主席向2024世界智能産業博覽會緻賀信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将對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産生深遠影響。中國高度重視人工智能發展，積極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培育壯大智能産業，加快發展新質生産力，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為擘畫人工智能發展提供了理論指南，為開辟我國社會主義發展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和實踐指導。

一、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形成邏輯

邏輯代表着思維的演進與形成規律，也反映了特定思維發展的内在機理。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是時代和現實的産物，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豐厚的理論學識、深邃的科技眼光和全球的思考視野，是基于深厚的理論邏輯、清晰的曆史邏輯和鮮明的現實邏輯而形成的。

1.理論邏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的繼承與創新

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和中國共産黨曆代領導人立足自身所處時代的曆史方位和特征，形成了一脈相承的科學技術觀，為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形成提供了理論基石。馬克思和恩格斯經曆兩次工業革命，見證了科技進步給工業生産和日常生活帶來的巨大變化。馬克思提出了“生産力也包括科學”的重要論斷：“随着新生産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産方式，随着生産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他指出，蒸汽、電力等科學技術的發展産生了任何一個時代都不能想象的工業和科學的力量，科學技術是推動社會發展與變革的強大力量。此外，馬克思還将生産力的進步與生産關系的變遷聯系起來，探尋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一旦生産力發生了革命——這一革命表現在工藝技術方面——，生産關系也就會發生革命”。列甯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技術觀，立足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背景，強調“共産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願自覺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産率”，抓住了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中國共産黨人結合中國具體實際，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毛澤東認為科學技術觀是抗戰救國的重要理論武器，高瞻遠矚地提出了“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為我國發展尖端科技打下了堅實基礎。鄧小平基于世界科技競争模式和我國改革開放的趨勢，提出了“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論斷。江澤民在鄧小平科技思想的基礎上，根據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新的曆史階段，提出科教興國的思想并全面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大背景和中國科技國際競争力相對較弱的現實，胡錦濤指出：“我們必須認清形勢，居安思危，奮起直追，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加快發展我國的科學技術。”随着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鍊和5G技術等推動的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興起，新一代智能化信息技術的革新帶動了國家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發展，人工智能技術與大數據技術的融合成為改變世界的現實生産力。習近平總書記立足新時代的曆史方位和智能化變革時代，吸納了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的精華，繼承和發展了曆代中國共産黨人的科技創新思想，創造性地提出了人工智能趨向化主導的科學技術觀，将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提到了新的高度，實現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科技思想的又一次與時俱進。

2.曆史邏輯：對科技發展和智能社會演進的科學判斷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已經曆的三次工業革命都是以生産工具的升級來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18世紀初期，人類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邁進關鍵一步，形成了以蒸汽機發明和應用為标志的第一次工業革命，幾十年間，西方國家積累了巨大的财富。這個時期，中國清政府腐敗嚴重、閉關鎖國、安于現狀、不思變革，導緻後期有心無力、國家衰敗。19世紀下半葉，電力逐漸取代蒸汽，人類進入了電氣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将工業化推進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時期的中國雖然在經曆鴉片戰争後不斷追逐西方現代化、工業化發展的腳步，但還是沒能趕上世界工業化的第二波浪潮。20世紀中葉，電子計算機的誕生成為人類文明史上一次新的飛躍，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被稱為“後工業時代”，拉開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序幕。這個時期新中國已經成立，我國開始有了“向科學進軍”的口号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産力”的論斷。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産業信息化改造升級，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生産模式和生産組織方式，直接影響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發展進程。人們逐漸認識到後工業社會就是智能社會，這為人工智能在人類社會生産生活中的廣泛滲透提供了條件。黨的十八大後提出創新是第一動力，繼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後，進一步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如今，我們正在經曆一場更大範圍、更深層次的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根據我國持續實現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的客觀實際，習近平總書記明确判斷，“人工智能、大數據、量子信息、生物技術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正在積聚力量，催生大量新産業、新業态、新模式，給全球發展和人類生産生活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并對中國未來社會形态需着眼于智能革命、智能社會作出部署。同時，在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推動下，技術革新、生産方式轉變，生産力進一步躍升為新質生産力。習近平總書記敏銳地捕捉到這一生産力疊代趨勢，立足于中國實踐創造性提出了“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這一目标。人工智能無疑是新質生産力的關鍵引擎和重要抓手，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需要牢牢牽住人工智能這個“牛鼻子”。抓住新科技帶來的新機遇，順應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成為我國順應時代所趨的國家戰略。可見，人工智能将成為改變世界基本格局和走向的核心驅動力，人類社會開啟了奔向智能社會的新征程。與前幾次工業革命相比，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綜合國力的不斷提升為中國參與未來科技革命奠定了強大的物質基礎。基于這樣的曆史發展脈絡，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立足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我國人工智能同經濟社會發展深入融合指明了方向，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人類社會變遷轉型和基本形态等現實問題的科學把握。

3.現實邏輯：對國内外人工智能發展局勢的現實回應

從國際經濟發展動力來看，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的時期，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正在重構全球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科技創新是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推動力，世界主要國家在科技領域呈現你追我趕的競争态勢，如美國的“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德國的《2020年高技術戰略》、日本的“科技工業聯盟”、英國的“工業2050戰略”以及我國的“中國制造2025”相繼推出。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大背景下，人工智能已經成為國際激烈競争的新焦點和各方搶占的制高點。人工智能等新技術新理念在全球範圍内蓬勃興起，為經濟社會發展注入了新動能，影響着全球産業分工格局的調整，成為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現實邏輯。近年來，各國不斷升級人工智能戰略，如美國率先于2013年圍繞人工智能發布多項計劃，随後于2016年進一步加緊人工智能系統布局；歐盟于2013年開始啟動“歐洲人腦計劃”；韓國于2016年啟動了官方版的人工智能“BRAIN”計劃；英國政府發布了《人工智能：未來決策制定的機遇與影響》報告；日本于2015年制定了《日本下一代人工智能促進戰略》。世界各國不斷升級人工智能戰略，人工智能在各個國家新階段發展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突出。作為較早發布人工智能戰略的國家，中國向來重視科技創新和人工智能的發展，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根據人工智能在政策、技術、應用和治理等方面的最新動向發布了《人工智能白皮書（2022年）》。立足于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中國式現代化不斷推進的過程是中國在世界上影響力和号召力不斷擴大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明确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關鍵在科技現代化，以人工智能為引領的關鍵性、颠覆性技術産生的強勁的新質生産力，能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帶來新機遇和提供關鍵力量。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可謂準确研判了世界科技發展的前沿動态，明确了我國實現新發展階段目标和赢得全球科技競争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在于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将人工智能視為全球要素配置中的中國機遇和國際力量洗牌的中國機會。

二、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核心要義

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内容非常豐富，包括戰略機遇觀、技術賦能觀、倫理規範觀和民生保障觀。整個論述以戰略機遇觀為基石，技術賦能觀為核心，倫理規範觀為保障，民生保障觀為旨歸，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領導思維的戰略性、精神素養的先進性、思想意識的憂患性和價值取向的人民性。

1.戰略機遇觀

當前，世界社會科學領域大範圍使用大數據、算法分析和機器學習等人工智能應用方式，解決社會前沿問題的核心技術都指向了人工智能；誰占據了人工智能的研發優勢，誰就能引導經濟和其他領域的戰略優勢。

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立足于“兩個大局”相互聯系的大視野大格局，是對世界格局和國内形勢進行全面審視和深入研究後得出的總體判斷。從國際視野來看，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站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世界視野來審視人工智能。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強盛之基、安全之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工智能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重要驅動力量，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關我國能否抓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機遇的戰略問題”，“加快發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們赢得全球科技競争主動權的重要戰略抓手，是推動我國科技跨越發展、産業優化升級、生産力整體躍升的重要戰略資源”。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對新時代人工智能成為國際競争新焦點進行了準确研判。當今時代，人工智能被視為科技創新的下一個“超級風口”，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明确人工智能工作在推進國家全局工作中的戰略定位，是我國抓住機會實現“跟随-同行-領跑”和“由大變強”的最佳良機，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的世界眼光。從國内來看，習近平總書記始終胸懷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戰略全局，審時度勢，以長遠眼光将科技創新置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曆史進程，指出“科技興則民族興，科技強則國家強”，“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标，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加快各領域科技創新，掌握全球科技競争先機”。開啟人工智能新紀元是把我國建設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的需要，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需要。中國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正處于關鍵階段，中國共産黨需要帶領人民凝心聚力、謀篇布局，制定清晰的戰略路徑規劃。自2013年以來，為搶抓人工智能發展的重大戰略機遇，構築人工智能發展的先發優勢，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世界科技強國，我國圍繞人工智能出台了《“互聯網+”人工智能三年行動實施方案》《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促進新一代人工智能産業發展三年行動計劃（2018-2020）》《人工智能核心技術産業白皮書》等一系列文件，對未來中國人工智能産業的發展方向和重點領域進行了長遠規劃基礎上的細化落實，秉持“因事而化、因時而進、因事而新”的思想原則，推動人工智能在我國的發展浪潮。人工智能發展問題是涉及曆史、現實、中國、世界的問題，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戰略機遇觀充分表明了人工智能在國際國内的重要價值；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抓住人工智能發展契機，體現了深遠宏大的戰略視野。

2.技術賦能觀

“技術社會”是一個處處滲透着技術且以技術為問題解決工具的社會。人工智能通過數據、算法和算力賦智人類，影響并決定着人們的生活環境、生活方式和生活能力，加快了人類進入“技術社會”的腳步。人工智能标志着人類對技術的應用達到了新的高度，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實現技術賦能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亟待突破的重要課題。

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以技術賦能為核心，立足新時代，強調釋放人工智能在新技術、新發展方式上的“賦能”效應。人工智能發展是激發産業優化和超越的内源性發展的動力所在，要将人工智能及時應用于社會化生産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以智能制造為主攻方向推動産業技術變革和優化升級，推動制造業産業模式和企業形态根本性轉變，以‘鼎新’帶動‘革故’，以增量帶動存量，促進我國産業邁向全球價值鍊中高端。”在主持十九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九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又提出了“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迫切需要新一代人工智能等重大創新添薪續力”。人工智能增強了産業的創造力，“要深入把握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的特點，加強人工智能和産業發展融合，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新動能”，強調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帶動性很強的‘頭雁’效應”。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黑龍江省委省政府工作彙報時，強調“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産力”。可見，人工智能應服務于現實生産生活，隻有同市場需求、國家需求相适應，科技成果才能真正轉化為現實生産力，釋放創新驅動發展的原動力。新時代新征程，我國人工智能産業發展進入了“加速跑”階段，我國産業變革需要前沿性、颠覆性技術的不斷革新和加持。早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就曾強調：“能不能把我國的科學技術盡快地搞上去，關鍵在于我們黨是不是善于領導科學技術工作。”因此，技術賦能觀為實體經濟發展注入新動能，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産業變革和人工智能在高度技術性的耦合關系上的敏銳把握，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立足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高度，依靠人工智能打開發展新引擎來助力國家發展的洞察能力和科技素養。

3.倫理規範觀

人工智能作為開放性的“通用技術”，在應用需求的推動下，與現實聯系得愈發緊密。數據挖掘、圖像識别、機器翻譯、信息推薦、智能問答、自動搜索等智能化應用場景成為人們生活中的新元素。然而，人工智能在給人們帶來高效生産與便利生活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與現有倫理關系和社會結構發生沖突。增強對智能算法技術“工具性”的規範引導是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

着眼于對人工智能在技術發展和應用拓展中帶來的風險挑戰，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人工智能發展的潛在風險研判和防範，維護人民利益和國家安全，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為了實現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需要對人工智能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進行關注和解決。對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整合多學科力量，加強人工智能相關法律、倫理、社會問題研究，建立健全保障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倫理道德”。這從三個維度明确了人工智能應用的治理框架和行動指南，體現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人工智能風險的高度重視和前瞻預判。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強調，要“加快提升生物安全、網絡安全、數據安全、人工智能安全等領域的治理能力”。倫理規範觀成為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又一核心要義，它高度重視人工智能安全，将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和倫理道德看作人工智能科技向善的倫理指引的保障，這是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未來的高度，針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風險和挑戰而進行的前瞻思考、前瞻研究和前瞻布局。

4.民生保障觀

技術在發展的曆史進程中，是成為人的異化力量還是保障力量，在于階級社會選擇什麼樣的價值觀來應用它。在我國，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中體現的人工智能與民生發展的自洽性在于其能夠讓人民成為技術發展的價值旨歸。

民生保障觀是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重要旨歸。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人民性是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實踐要求。一般來說，人工智能對人的本質是肯定還是否定，取決于人工智能的“勞動”是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中存在的。在資本邏輯中，人工智能技術的目标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資本家通過數據資本和智能算法對勞動者進行精準控制，進一步産生數字鴻溝和社會财富分化，人工智能成為剝奪勞動者的勞動權利與剩餘價值的武器，加劇了勞動者的“異化”。而在人民邏輯中，人工智能發展所持的基本立場和産生的後果是截然不同的，其目的在于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根本利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加強人工智能同保障和改善民生的結合，從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人民創造美好生活的需要出發，推動人工智能在人們日常工作、學習、生活中的深度運用，創造更加智能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通過人工智能技術拓寬人民的實踐領域，把人民從瑣碎重複的日常工作中解放出來，有更多閑暇的時間從事自己喜歡的活動，結束異化勞動對人們生活的鉗制，提高人民生活質量，增進人民福祉。另外，習近平總書記特别關注民生領域的突出矛盾和難點。他指出：“要加強人工智能同社會治理的結合”，“促進人工智能在公共安全領域的深度應用，加強生态領域人工智能運用，運用人工智能提高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水平”，發揮人工智能技術優勢，解決社會治理中的“疑難雜症”。科學的每一步前進都是為了實現人的解放所做的準備，人工智能發展與人民的需求相适配，用人工智能發展保障人民的根本利益。可見，“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民生保障觀成為貫穿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一條主線。

三、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實踐方略

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蘊含着鮮明的現實底色和問題意識，因此需要在整體把握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重要論述的形成邏輯和核心要義的基礎上，對人工智能發展的現實境遇進行真切關照，在具體實踐中凸顯人工智能“依靠誰”“為了誰”和“如何發展”的基本方略。

1.堅持黨的領導，保證人工智能發展的正确方向

人工智能發展依靠黨的領導，黨的領導決定了我國科技事業發展方向的社會主義性質，這是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的“定海神針”。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的根本所在、命脈所在，是全國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運所系”，要堅持中國共産黨對科技事業的全面領導，觀大勢、謀大局、抓根本，形成高效的組織動員系統和統籌協調的科技資源配置模式。進入新發展階段，要不斷健全和完善黨在發展人工智能工作中“把好方向”“做好規劃”“明确任務”“夯實基礎”的指引作用，推動我國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發展。第一，黨要牢牢把握對人工智能發展工作的領導權。人工智能在深刻改變人類社會經濟結構、文化結構的同時，也讓人類社會發展面臨前所未有的技術風險。健全黨對科技工作的領導機制，對人工智能發展作出戰略部署，始終堅持黨對人工智能發展的領導權，才能保證人工智能發展的正确政治方向，讓人工智能真正成為人民幸福和社會發展的内生力量。第二，黨要牢牢把握對人工智能發展工作的主動權。當前，面對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戰略目标，我國科技發展的主要問題逐漸由“量”的局限轉變為“質”的瓶頸，需要更加注重謀劃策劃，強化規劃政策引導，将基礎理論研究放在突出位置，勇于占領“無人區”，主攻關鍵核心技術，确保在面對人工智能發展場景時，中國能夠不失時機地在優勢領域率先實現局部躍升。第三，黨要牢牢把握對人工智能發展工作的指揮權。加強“政市社”協同，指揮政府、市場和社會進行跨界合作，讓各方面力量擰成一股繩，形成發展人工智能的強大合力。

2.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發展人工智能為人民服務

人工智能發展為了人民群衆，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決定黨和國家前途命運的根本力量。服務于人民能夠推動人工智能的發展，人工智能的發展也将改善人民的生活。堅持人民立場和人民導向有助于實現人工智能合規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統一。要“着力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緊盯民生領域的突出矛盾和痛點難點堵點，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維護人民的根本利益，讓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發展人工智能的奮鬥目标。第一，發展人工智能以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如引入人口數據地圖、智慧醫療、智慧教育、智慧生态建設等多場景應用，提高民生服務水平，建設好“健康中國”“美麗中國”“數字中國”來回應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推動人工智能在養老服務領域的應用，發展智慧養老，優化養老服務供給，彌補醫藥科技難以解決的社交聯系、心理健康、疾病監控等問題；積極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助力健康扶貧，鞏固扶貧成果，讓人民在更好的生活狀态中增進幸福體驗。第二，發展人工智能以提高人民的獲得感。如利用智能化手段促進産業技術變革和産業模式轉變，緩解不同地方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協助消除獲取學習機會和資源的障礙，補齊教育短闆，解決城鄉差異問題，實現教育均衡發展。第三，發展人工智能以增強人民的安全感。如将人工智能廣泛用于社會治理，充分運用以“數字化治理”和“網格化治理”為特色的體制機制和工具方法，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人民福祉增添保障；建立智能預警系統，模拟出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各類自然災害的發生軌迹和未來動向，最大限度減少事故的發生，防範化解重大安全風險，保護廣大人民群衆的生命安全。

3.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管理體制機制，促進人工智能“向善”發展

人工智能需“向善”發展。作為技術性、工具性的客觀存在，人工智能力量的日益增強使其進入人類生活領域的現象不勝枚舉。人工智能與外部環境的互動與影響越複雜，人類所面臨的不确定風險越多。安全性、倫理性和技術性的潛在風險和倫理僭越成為我國人工智能健康發展需要審視和修正的着力點。人工智能以計算理性為邏輯，追求邏輯的嚴密性和效用的最大化，這與當前的工具理性泛濫具有某種程度的親和性關系。人工智能背後的算法邏輯、市場化傾向和數據主義傾向，導緻其容易被資本邏輯、平台機構和各種敵對勢力操縱控制，且當前人工智能倫理規制的缺失容易引發隐私安全危機和意識形态安全問題。一些錯誤思潮如曆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民粹主義等在算法推薦、虛拟仿真技術等包裝下，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入侵人們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本質上是一種技術性存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技術風險或異化是人為造成的。因此，為了更好地規制人工智能在現實社會的運行和發展，需要建立健全人工智能管理體制機制。第一，要依據國家相關法律制定人工智能運用的管理制度，明确算法平台責任主體，規範人工智能技術和應用的領域、專業和場景，确保人工智能在數據采集、數據應用、算法推薦等方面的規範性和合法性，防止人工智能失範行為。第二，完善人工智能應用的相關倫理制度。法律規範體系的構建基于現實生活，存在一定的滞後性，因此需要借鑒其他國家的經驗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完善人工智能倫理研究，從倫理規範的角度為人工智能研發工作提供科學的指導。第三，增強相關部門的監管意識，增加對人工智能研發、投入和使用等過程的有效監管，保證人工智能在有效監管下健康發展，引導政府、企業、科技人員和社會公衆等利益相關者自覺踐行人工智能向善理念，讓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于人類。

4.錨定新質生産力發展方向，推進人工智能持續發展

人工智能發展需要錨定前沿方向。“新質生産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内涵，具有強大發展動能，能夠引領創造新的社會生産時代。”新質生産力作為一種推動科技創新深度發揮作用的新動能，顯現出創新性、數字化、跨越式時代特征，為人工智能的未來發展指明了方向。因此，需要将“新質生産力”三大基本要素的發展要求創造性地轉化為人工智能的發展願景和方法路徑，确立人工智能發展應遵循推動“勞動者素質提升、勞動資料智能化、勞動對象多樣化”的升維取向。具體來說，一是更高素質的勞動者是新質生産力的第一要素。人工智能的發展，要引導勞動者與智能機器協同勞動，提升他們的智慧勞動素養、協作勞動能力，培養知識型、技能型、創新型勞動者。二是更高技術含量的勞動資料是新質生産力的動力源泉。人工智能需及時滲透于社會生産環節以推動勞動資料智能化升級，進一步優化虛拟現實設備、智能機器人、工業互聯等富含數字化、智能化、信息化特征的勞動資料，使其與新質生産力相匹配。三是更廣範圍的勞動對象是新質生産力的物質基礎。新質生産力極大豐富了勞動對象的種類和存在方式，算法和數據代替了傳統生産力有形可見的勞動對象。因此，人工智能系統需要通過不斷處理和分析數據來提升自身的性能，使勞動對象向新興産業和未來産業等場域擴展，夯實新質生産力的發展之基。人工智能與新質生産力在發展訴求、價值目标方面具有内在契合性，人工智能在适應新質生産力應用場景，賦能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的同時，會不斷進行自我優化、自我更新，實現自身的蓬勃發展。

結 語

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是在科學把握世界大勢和時代脈搏中提出來的，是對馬克思主義科學技術觀的繼承和創新，是對科技發展和智能社會演進的準确把握和對國内外人工智能發展局勢的現實回應。習近平關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論述主要包括戰略機遇觀、技術賦能觀、倫理規範觀和民生保障觀，這些論述體現出習近平總書記深遠宏大的戰略思維、深邃敏銳的科技素養、深廣厚重的憂患意識和深厚真摯的人民情懷。通過堅持黨的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建立健全相關管理體制機制、錨定新質生産力發展方向等來推動我國新發展階段人工智能健康發展，這是當前我國人工智能發展的實踐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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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楊秀君，上海大學6774澳门永利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