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産品及其價值實現探析——基于政治經濟學的思考

生态産品及其價值實現探析——基于政治經濟學的思考

莊貴陽 丁斐 王思博

摘 要：面對日益嚴峻的全球生态危機，人類社會必須采取自覺行動進行生态治理，以維系人與自然物質變換擴大再生産的一般生産條件。提高地球生态系統的自淨化能力，這一社會使用價值的生産是生态勞動及其産品生産的根本目的，體現了生态産品的公共屬性和社會屬性。不同于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發展範式，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進程在生産關系上呈現向共産主義社會演進的萌芽狀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态治理應以政府為主導，同時發揮價值規律的積極作用，最終體現為其社會使用價值生産的新質态。

關鍵詞：生态産品 生态勞動 價值實現 政治經濟學 公有制

一、問題的提出

20世紀中葉起，溫室氣體排放量飙升、微塑料無處不在、“永久化學物質”無孔不入，标志着地球進入“人類世”紀元。生态系統自淨能力顯著下降，導緻原本在工業化先發國家局部偶發的生态環境問題逐漸演變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機。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提供更多優質生态産品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态環境需要，已成為中國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标。當前，中國正在加快建立健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機制，不斷提升生态系統多樣性、穩定性、可持續性，為推進全球生态環境治理貢獻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

工業革命以來，西方國家率先開啟工業化浪潮，并确立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及其在這一體系中的支配地位。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客觀上促進了人類社會生産力水平的提高，但人類在幾百年的工業化曆程中對地球欠下了曆史巨賬，尤其以溫室氣體排放為首，造成目前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多發，導緻不可估量的經濟損失甚至付出生命代價。世界各國面臨環境污染、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減少等嚴峻挑戰，導緻全球生态系統的淨化能力被不斷削弱，而人類的環境意識也在不斷覺醒。1972年聯合國第一次召開人類環境會議，并在2000年、2015年相繼達成了“千年發展目标”（MDGs）、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标（SDGs）。國際社會對于可持續發展的認識也不斷完善和豐富，從最初重點強調減貧等經濟發展目标，到統籌兼顧經濟、社會、環境三個維度，再到全面涵蓋人類、地球、繁榮、和平以及夥伴關系等五個維度，不斷彙聚國際力量共同應對新的全球性挑戰。

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生态環境治理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或準公共物品，主要通過科斯手段或庇古手段平衡生态保護與經濟發展。盡管西方公共經濟學理論為應對生态危機提供了重要的參考，但無論是科斯手段還是庇古手段，均将良好的生态環境作為“私有制經濟下不得不提供的有限的公共物品”，從而制造了政府“有形之手”與市場“無形之手”的對立。但在關于中國生态環境治理的研究中，生産資料尤其是土地的公有制是普遍存在的制度前提，絕不可能以資本的利潤最大化作為立論基礎，而是要兼顧各方利益。這恰恰是西方公共經濟學所忽略或極力回避的問題。所以，西方公共經濟學無法從制度上解決綠色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公平與正義缺失問題。

馬克思早在1867年就指出，“資本主義生産使它彙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它一方面聚集着社會的曆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着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浪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歸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馬克思提到的“物質變換”，就是生物學和生理學中的新陳代謝概念，移用的是當時德國化學家李比希創立的化學範疇，相應地，物質變換理論應當被理解為新陳代謝理論。馬克思以“抽象上升到具體”的科學方法，首先暫時舍掉了勞動過程中的生産關系，指出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要素相互作用的單純的勞動過程就是“人與自然的新陳代謝性的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礎上，提出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規律決定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中造成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進一步延伸出新陳代謝斷裂。150多年來，馬克思對生态危機根本成因的分析，為人類生态治理不斷深化的實踐一再證實。《科學》雜志發布的一份關于人與自然之間相互關系的全球綜合評估報告認為，西方國家通常在直接驅動因素上采取行動應對環境問題，并未着力于經濟、政治和社會制度等根源性變革，無法有效解決生态危機表象下新陳代謝斷裂的本質問題。

中國一直堅持從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生态文明建設發生曆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2017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完善主體功能區戰略和制度的若幹意見》，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機制”。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建立健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明确了生态保護者受益、使用者付費、破壞者賠償等機制，并提出建立生态産品市場經營開發主體等要求，成為我國首份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以下簡稱“兩山”）理念落實到制度安排和實踐操作層面的綱領性文件。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圍繞深化生态文明體制改革，提出要“健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機制”，明确了生态産品價值實現對于生态文明建設的重要性。2024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進一步對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作出系統謀劃和總體部署。

學術界對于生态産品的概念内涵及其價值實現路徑的研究逐步深入，在價值來源、概念内涵等方面形成初步共識。各部門、各地區積極探索可複制可推廣的“兩山”轉化模式，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探索也與區域協調發展、共同富裕、鄉村振興等國家戰略形成有機融合，但仍需深化制度改革與實施保障。由于生态産品概念的确立時間較短，在其價值實現的政策實踐探索中，相關學術界和業界更多關注市場機制，而對其公共屬性和社會屬性的認識不足，生态産品“難度量、難抵押、難交易、難變現”的“四難”問題突出。可見，探究“兩山”轉化實踐背後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學内涵，對于正确認識和深入推進生态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本文力求運用馬克思唯物史觀以及勞動價值論，廓清生态産品及其價值的概念内涵，并讨論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政治經濟學邏輯，進一步分析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經濟社會條件機制，以期能夠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以及相關施政方針的制定與調整，提供堅實的理論依據。下面重點從三個方面對相關問題展開讨論：一是生态産品的勞動過程及其價值概念；二是生态産品的價值實現問題；三是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的總過程。

二、生态産品的勞動過程及其價值概念

生态産品相關問題是一類較新的議題，在生态學家推動下，逐漸進入公衆視野。關于生态産品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生态學探讨，需要以生态勞動為切入點，才能正确認識其概念内涵，推動相關實踐與理論研究，助力探索生态文明發展範式。

（一）社會主義生态勞動及其生産性特征

1. 基于生态平衡的生态勞動

生态系統指在自然界一定的空間内，生物與環境構成的統一整體。在一定的動植物群落和生态系統的發展過程中，各種對立因素通過相互制約、轉化、補償、交換等作用，形成一定自淨能力，使得生态系統能量流和物質流循環的新陳代謝順暢，處于周期性可持續的平衡狀态，即生态平衡。一旦人類對生态系統的沖擊超過其自我修複的阈值，以緻生态系統無法為人類生存繁衍提供必要的基礎性支撐，将對人類社會乃至文明造成難以想象的破壞。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人類必須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這一概括生動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存關系——生态勞動本質是人類為延續文明、修複生态新陳代謝斷裂所付出的物質生産勞動。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過程，逐漸将自在自然轉變為人化自然。生态勞動涵蓋了勞動過程的勞動者、勞動對象、勞動資料三大要素。生态勞動對象是生态系統，生态勞動資料是一切用于保護修複生态系統的技術與工具。生态勞動者通過制度、規劃、調控、協議等人際生産關系，實現對生态系統的正向幹預，其産品能夠恢複受損生态系統的結構功能，維持生态系統循環的整體性和可持續性。

除了對生态勞動的一般性認識，還需要進一步把握其在不同社會形态下的曆史特殊性。基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社會主義的生态勞動是指人類通過有目的的生産活動，維持或恢複生态系統的結構功能和可持續性，提升社會整體福祉，而非單純逐利。資本主義制度及生産方式造成城鄉對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廢棄物，引緻生态系統正常新陳代謝過程普遍出現嚴重的斷裂鴻溝。生态危機因而日益嚴峻，已由單一性、局部性、間接性向多樣性、全球性、常态性轉變。随着人類對生态産品的需求頻率由間歇性向常态性轉變，生态勞動及其衍生的産業問題備受重視并得以發展。生态勞動進而推動傳統物質生産部門的綠色轉型，為人類勞動過程的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必要前提，而它們本身就是勞動過程的重要物質内容。

2. 基于馬克思唯物史觀勞動理論的生态勞動

資本主義工業文明在一定程度上為生态産品的生産提供了物質基礎和動力，使生态産品的生産和創新成為可能。馬克思指出，資本的文明面之一是“有利于更高級的新形态的各種要素的創造”，“這個階段又會為這樣一些關系創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社會上的一部分人靠犧牲另一部分人來強制和壟斷社會發展”的現象将會消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正是總結了近現代以來社會發展追求唯GDP增長而導緻生态危機的教訓，将探索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路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前提，促進經濟發展與生态保護之間的協調統一。

離開馬克思揭示的社會生産方式演變的曆史規律，不可能把握生态勞動的本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生态勞動，是一種向未來新社會過渡且尚處于萌芽狀态的物質生産新形态，符合物質勞動性質演變的曆史規律。這是物質生産力由自然生産力為主向社會生産力為主的進化，再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質生産力發展的産物。生态勞動旨在修補人與自然的斷裂關系，是人類生存發展必需的生産性公共産品勞動。馬克思指出，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中共同體勞動的必要性在于再生産共同體成員，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社會主義社會更是如此。人類生态命運共同體的這一概括，生動體現了人類對自然環境的依存關系，實現人自身的擴大再生産不僅需要物質産品與精神文化産品的富足，還需要優質生态産品的支撐。生态勞動旨在提升地球生态系統自淨化能力，具體可分為生态保護和生态修複兩大類。前者側重于綠色轉型，如能源結構清潔化和廢棄物循環利用等；後者側重于末端治理的生态修複，目的是盡可能恢複受損的生态環境，如礦山生态修複、水環境治理等。

人類為實現繁衍生存，很早就開始自覺地修複新陳代謝的斷裂。地球生态系統具有整體性，生态勞動需考慮整體平衡和可持續性。同時，生态勞動需要所有勞動者共同占有勞動對象，勞動者在公有制國土空間規劃的基礎上，遵循自然資源分布的不平衡規律，實現多主體有計劃有組織的分工合作。生态勞動不同于生産一般商品的勞動，不具有私人具體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性。其目的是保護和修複生态環境，提升社會整體福祉，而非僅以交換價值增殖為目的的一個載體。正是由于具有較強的公益屬性和非逐利性，生态勞動總體上不受商品經濟條件下價值規律的支配，不會導緻不同的生産資料占有者因相互競争而引發的生産的無政府狀态，而是表現為勞動者之間的相互協作。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态勞動需利用價值規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價值規律是商品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律，既是支配簡單商品生産的規律，也是支配資本循環的規律。二者都是通過商品生産者之間的市場競争自發形成的。簡單商品生産遵循的價值規律的充分展開，就是剩餘價值規律。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價值規律有正反兩方面作用：自發調節生産和流通的供求關系；激勵商品生産者改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産率；導緻商品生産者貧富兩極分化。馬克思創立的科學勞動價值論發現，商品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性，源自商品生産中私人具體勞動與社會抽象勞動的對立統一。形成商品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具有不同的個别價值，它們通過市場自發競争而達成的平均化，是同類商品供給側必須遵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而價值規律導緻的社會貧富分化，則是商品的總産品價值在流通需求側面臨的主要障礙，因而商品周期性的相對過剩不可避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個别勞動時間和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矛盾具有對抗的性質。綜合商品生産供求關系的擴大再生産，馬克思把價值規律作用下的商品生産的市場客觀要求，分别稱為第一種和第二種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隻有實現了第二種意義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私人具體勞動生産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才會被社會承認，而在商品經濟條件下這純粹是偶然的。恩格斯指出：“商品的價格與商品價值的不斷偏離是一個必要的條件，隻有在這個條件下并且隻是由于這個條件，商品價值才能存在。隻有通過競争的波動從而通過商品價格的波動，商品生産的價值規律才能實現，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商品價值這一點才能成為現實。”因此，代表人民群衆利益的政府應有限度地利用并駕馭價值規律，以避免其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中對生态治理的破壞性影響，為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服務。

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盡管社會分工仍将長期存在，生态勞動不同産業及環節呈現的物質變換前後關聯和相互依賴，構成了社會主義生态勞動治理比較自覺的主客觀曆史條件。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發展理念，因而在生态勞動中獲得了最鮮明的生動體現。具體而言，創新發展理念體現在生态産品生産技術的不斷進步與效率不斷提升；協調發展理念體現在各主體的緊密合作，确保生态勞動的有序推進和資源的合理分配；綠色發展理念體現在發展觀的深刻變革，打破對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路徑依賴”，促進生态系統的可持續性；開放發展理念體現在國際合作和技術共享，推動全球生态系統自淨能力提升；共享發展理念體現在良好生态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體社會成員共享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生态紅利。

生态勞動是否具備生産性特征，關系到生态産品範疇的劃分，是理解生态産品相關問題的關鍵理論節點。唯物史觀認為，把勞動者與生産資料結合起來的特殊社會形式，是區别生産勞動與非生産勞動的現實物質基礎和根本依據。物質生産的社會形式，構成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發展的生産方式和經濟結構。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産的直接目的“是生産剩餘價值或利潤”，“如果工人不創造這種東西，他的勞動就是非生産的”。在一般商品經濟條件下，隻有生産勞動才是商品價值的源泉，非生産勞動無法創造商品價值。駱耕漠認為，勞動生産性判别的主要标準是可否産生新價值。資本主義私有制下，新價值指資本增殖；而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新價值則指公共賬戶資金增長。這是歸全體人民共同占有和享用的生産力。

良好的生态環境有助于改善生産條件、提高生産效率，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無論是社會主義社會（以及未來的共産主義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生态勞動均屬于生産性勞動。縱觀生态勞動的曆史發展過程，在資本主義初期，生态治理勞動被視為“多餘”勞動，擠占剩餘價值。随着全球生态危機爆發，生态勞動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性作用愈加凸顯，成為物質生産的必要勞動。其中，社會主義生态勞動是基于土地公有制、對生态環境進行有目的的修複改造。

（二）生态産品及其價值的概念闡釋

1. 何為生态産品

基于生态評估與科學規劃，生态勞動者利用先進的保護技術和修複工具，對受損的生态系統進行有針對性地幹預和治理。此過程包括植被恢複、土壤改良、水體淨化等具體措施，旨在恢複和增強生态系統的自我調節功能。最終，生态勞動的成果體現為改善的生态系統狀态和提高的環境質量，這些成果即為“生态産品”，能夠持續提供生态服務，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所以，生态産品是在人與自然關系平等的價值理念下，由人類有目的的生态勞動（社會生産力）與自然生産力共同作用生産出來的，具有生産（供給）的整體性、消費的共同性以及生産與消費的同時性等特征的勞動産品。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獨有的生态産品概念。

基于人類物質生産勞動的多樣化産品的使用價值，在于最終滿足人類物質生活消費需求。生态産品無疑屬于物質生産勞動範疇。但生态勞動的總産品與一般商品不同，不是可由個人占有的物品，也不是與人類物質生活相分離且離散存在的實體，并非隻有經過商品交換的中介才能進入生産或生活消費過程。生态勞動總産品的使用價值，體現為提高地球生态系統的自淨化能力，主要通過評估生态系統對人與自然物質變換承載力的變化來衡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的建立與發展，不能靠切割生态産品整體性的私有化和交易化來維持。生态産品既表現為宏觀國土空間規劃下的環境改善，也表現為微觀主體行為向綠色低碳發展的轉型。人與自然共同參與生态産品的生産過程，在不同空間維度上體現出不同的性質。随着空間尺度增大，生态産品的公共屬性會越發明顯。

生态産品的供給需要完整的生态系統治理作為保障，各類生态産品供給水平具有較強的聯動性，無論是生産投入，還是産品供給，均存在完整性與規模性門檻。其供給的根本動機并非迎合市場需求，而在于滿足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共同利益。由于生态勞動及其産品的特殊使用價值，無論是生産性消費還是生活性消費，都具有顯著的公共産品性質，是人、社會、自然發展目标高度統一的社會進程。可以說，生态産品作為公共産品及服務供給的均等化，是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不可動搖的根本宗旨。

2. 何為生态産品價值

随着社會形态由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再向未來共産主義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的演變，社會财富的含義也發生着根本性的變化。從隻能有限積累的使用價值量，轉變為可無限積累的、以貨币代表的資本積累，再演進到以共同生産為前提的直接社會化生産。關于自由人聯合體的共同生産，馬克思指出，“在交換價值的基礎上，勞動隻有通過交換才能被設定為一般勞動。而在共同生産的基礎上，勞動在交換以前就會被設定為一般勞動”，“因此，不管他所創造的或協助創造的産品的特殊物質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勞動所購買的不是一定的特殊産品，而是共同生産中的一定份額。因此，他也不需要去交換特殊産品。他的産品不是交換價值”。“在這裡，不存在交換價值的交換中必然産生的分工，而是某種以單個人參與共同消費為結果的勞動組織。”與馬克思關于三大社會形式演變的原理相适應，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社會表現形式也相應發生了重大變化，由最初前資本主義時代的依賴自然到資本主義時代的擺脫改造自然，再到自由人聯合體時代人與自然充分和諧共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生态文明建設，具有明顯的曆史過渡性。

馬克思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财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自然界甚至是“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雖然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未曾直接涉及資源環境因素，但可以依據其基本思路，将聯合生産條件下的“負價值”概念引入到環境經濟學框架之内。有學者提出，在聯合生産過程中，若投入既定的勞動量，在生産新産品的同時也會産出污染物，這就是在同一個過程生産出兩種産品的現實邏輯。其中的污染物并非生産者或消費者所需的經濟品，隻是作為“正使用價值”生産過程中的“副産品”存在，生态産品的價值就體現在“負的使用價值”和“負價值”的消除過程。也就是說，傳統物質資料的生産不僅是人類社會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表現為經濟物品的生産），也是環境污染和經濟不可持續發展（表現為污染物的生産）的根源所在。人類已經向生态系統投入大量的勞動，正是為了緩解傳統物質資料生産對生态系統平衡造成的沖擊。

凝結在生态系統中大量的一般人類勞動構成了生态産品價值的基礎，其價值由生态修複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它是以交換價值這一社會形式體現出來的、社會平均化的生态修複必要勞動時間，需要直接計算并比較各種具體生态勞動的勞動時間及人力物力耗費，比較各自的投入産出效益及其可替代性。這實質上涉及社會如何在生态使用價值的生産中，對社會勞動時間進行直接的有意識的控制問題，化解商品生産中私人有用勞動與社會有益勞動相對抗的矛盾，以便限制和減少社會危害生态平衡的“負使用價值”的生産，擴大有益于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正使用價值”的生态勞動。《關于建立健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機制的意見》提出，要在總結各地價值核算實踐基礎上，探索制定生态産品價值核算規範，明确生态産品價值核算指标體系、具體算法、數據來源和統計口徑等。這就要求從具體勞動的量化分析出發，不斷推進生态産品價值核算的标準化。同時，我國應鼓勵地方先行開展以生态産品實物量為重點的核算，再通過橫向和縱向的經濟補償等手段，探索形成不同類型生态産品經濟價值核算方法。雖然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家統計局等于2022年聯合制定出台了《生态産品總值核算規範（試行）》，北京、上海、廣東、重慶等十餘個省市作為試點，在地區層面開展生态系統生産總值（Gross Ecosystem Product，以下簡稱GEP）的試算工作，但用GEP核算結果代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水平仍存在諸多不足，且該核算方法并沒有明确界定生态勞動的價值構成。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态勞動也可劃分為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具體勞動創造生态産品的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生态産品的價值。生态産品的使用價值生産，在于維系人類生存繁衍的一般生産條件。而其交換價值則用于計量并激勵和補償生态系統保護修複勞動的成本收支平衡問題。生态産品的多樣态和較強的公共屬性，決定了其價值在總體上不能通過傳統的市場機制，量化為商品交換價值的比例，以此實現交換價值供求雙方量的均衡。按比例分配勞動時間于各個生産部門，是存在于各種社會形态的社會生産勞動中的一般經濟規律，但在不同的社會形态下它們的表現形式不同。這個一般規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尤其是生态産品的價值實現問題上，以有計劃按比例規律和價值規律相結合的特殊形式存在。此外，生态治理中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的複合關系，出現了直接同一性、由社會直接計算勞動時間的萌芽。通過有為政府主導下的有效市場建設，勞動時間的社會計算逐步成為可能，為未來更有效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新路徑。

就學術界流行的GEP概念而言，這是指生态系統建設新增的社會使用價值功能，能夠用貨币計量核算的部分往往包括物質類、調節類、文化類等服務。但忽略生态勞動過程，将生态價值評估寄托于消費者的支付意願估計，往往導緻結果缺乏科學性、嚴謹性。生态産品的價值是修複生态環境的社會勞動創造的，強調人類勞動對增強生态系統服務能力的重要作用。隻有遵循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以及他對商品價值概念向未來新社會演變中逐漸消亡之曆史過程的闡述，才能更加科學、嚴謹、客觀地認識生态産品價值及其實現問題，為制定可持續發展策略提供更為可信的理論基礎。

三、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理論闡釋

随着以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為代表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崛起，湧現了一種全新的社會生産方式的萌芽，開始呈現社會對勞動時間進行直接的有意識配置，并将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進行有機融合的各種初步嘗試與努力。認識并把握這一趨勢，需要從社會形态演變的曆史高度進行考察。

（一）生産方式視角下的生态産品價值實現

生态産品是一類社會化程度較高且公共屬性較強的物質生産勞動産品。馬克思摘錄過有關“直接的生産方式”和“間接的生産方式”的讨論。間接化生産方式是指以貨币為媒介的商品市場經濟。而在直接化生産方式下，由于生産力的高度發展和社會形态的革命性演變，嶄新的自由人聯合體勞動組織得以出現，使交換、分配、消費等内在聯系的實現，不再需要以貨币為媒介的迂回曲折商品市場機制作中介，交易成本因等于或趨向于零，所以更有效率。

基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基本矛盾的對抗性及其必然導緻的社會形态變革，馬克思揭示了未來共産主義社會自由人聯合體實現直接社會化生産而呈現的首要經濟規律。在共同生産的前提下，時間節約及勞動時間的有計劃分配仍是首要的經濟規律，但這與通過勞動時間計算交換價值有本質區别。馬克思設想的自由人聯合體中，勞動時間不僅用于社會勞動職能的分配，還用于衡量生産者在共同産品中個人可消費部分的份額。由此，掩蓋在商品及資本拜物教上的紗幕，便會被揭去。馬克思突破了庸俗經濟學家無視價值規律曆史局限性的狹隘眼光，他在1868年緻恩格斯的信中明确提出：“隻要這種調節不是通過社會對自己的勞動時間所進行的直接的自覺的控制”，“而是通過商品價格的變動來實現，那麼，結局就始終像你在《德法年鑒》中已經十分正确地說過的那樣……”恩格斯認為，價值由生産費用與效用之間的關系決定。在私有制下，物品的效用與生産成本和市場交換存在對立，隻有在消滅私有制後，價值才能主要用于生産決策，而非市場交換。馬克思後來将之概括為“時間節約規律”，并從社會形态演變的大曆史觀對此作出理論闡釋。“交換價值已經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規定，因為以交換價值為代表的一般勞動，不再表現為隻有通過中介才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勞動。”他還總結說：“在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消滅以後，但社會生産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不同的生産類别之間的分配。”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過程中，這一觀點意味着應關注生态産品的實際效用和生産成本，而不僅是市場價格。加強公共管理和規劃有助于更有效地分配資源，實現生态産品的真正價值，如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而不受市場交換的局限。我們當前以勞動時間為計量單位，考核生态治理效用的實踐走向，包括對“正使用價值”和“負使用價值”取舍的探讨，正是沿着經典作家指出的方向在“過河架橋”。

總之，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對立統一的關系，受社會形态曆史演變規律的制約，最終是社會生産力發展的結果。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以不發達的自然經濟為主，直接社會化生産方式隻能在極為狹小的範圍内體現，并随着社會生産力的發展，就被私有制異化了。在社會高度分工的基礎上，資本主義生産方式通過具體勞動所生産的使用價值，隻有經過交換價值的實現才能被社會所承認，而經濟危機是間接社會化生産供求平衡的重要機制。雖然資本主義社會已經采取了一些減緩生态破壞的措施，但不可能根本改變其使用價值的生産必須以剩餘價值的形成、實現和占有為大前提的私有化總趨勢。這一總趨勢引緻了資本主義掠奪發展中國家自然資源的“新圈地運動”，以轉嫁本國的生态危機。資本的唯利是圖，将阻礙社會剩餘勞動投入以人民福祉為中心的生态文明建設擴大再生産，導緻公共産品供給水平低。這種資本積累規律的主導作用是資本主義制度不斷發生生态危機的根本原因。

隻有在社會主義公有制下，才能廣泛團結更廣大人民群衆組成聯合體，将更多剩餘勞動有計劃地分配給生态保護修複等公共産品的生産，并不斷提升生态勞動生産率、改善生态勞動的生産條件，使生态治理的社會使用價值生産成為生态勞動的目的，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可持續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絕不能以犧牲生态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這就明确了人類在生态危機面前應當作出的合乎規律性的價值觀選擇，為正确處理“兩山”之間的矛盾提供了根本遵循。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目的，正是通過再生産出一定曆史條件下的社會生産關系，颠覆資本主義工業文明發展範式，推動生态文明發展不斷前行。未來，共産主義社會的生态勞動時間将直接成為總勞動及其總産品分配的計量單位，表現為社會化勞動的直接社會性。相比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其他物質生産形式，生态勞動及其産品價值實現的社會計量，作為萌芽狀态先行一步，為人類社會的嶄新發展指出了方向。

（二）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空間視域分析

生态勞動對象及其治理活動的空間不平衡分布，是生态勞動及其産品價值實現過程的基本特征。生态産品具有空間屬性，在超大宏觀、中宏觀、微觀三大空間視域下，表現出不同的生産勞動性質與價值特征。就超大宏觀空間視域而言，全球生态系統被各個主權國家的疆域所分割和管轄。例如，落實《巴黎協定》、推進共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加強全球海洋生态環境保護等，生态産品生産活動表現為各國按照“共同但有區别的責任”原則開展氣候治理、生物多樣性保護等全球性生态治理合作。而在主權國家或地區内，就中宏觀視域層面來考察，生态産品生産活動表現為省際及省内地市際生态國土規劃與局域性生态環境質量改善的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就微觀視域而言，生态産品生産活動表現為單個的國有經濟企事業單位或農業生産單位村集體參與商品物質生産發展的綠色轉型程度，包括市場機制下的生态價值補償、生态權益交易過程中的貨币循環，旨在增強人民群衆參與生态勞動的内生激勵，降低局域内所有微觀個體單位物質生産破壞生态環境的影響程度，推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共同富裕雙重目标的協同實現，這是生态治理的重中之重。

在超大宏觀、中宏觀視域下，國際社會通過環境條約及發展援助計劃支持發展中國家保護生态環境，各國政府基于财力統籌作出預算安排，要求生态勞動者的報酬水平應當參照各行各業勞動者的平均工資制定。生态産品價值實現與商品市場交易存在區别，前者不能作為盈利的工具，其生産目的并非通過商品價值補償勞動成本，而是直接融入生态系統整體，表現為提升生态系統自淨化能力的使用價值擴大再生産。生态産品的使用價值具有全球生态系統相互聯系的整體性，不同于一般物質生産的使用價值，它們由生産到消費都無需人類幹預，生态效益直接惠及人民群衆的日常生活。作為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主要形式，是生态産品消費的一個顯著特點。全球商品經濟的物質生産一般由相互分割的私人資本控制，其生産的使用價值具有離散性，以物理單位如噸位或件數計量。而生态産品的價值實現主要表現為依靠生态空間與社會經濟空間的耦合關系而展開。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态産品供給與價值實現，雖在總體上不受價值規律支配，但為避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弊端，需要進一步深入生态文明體制改革，加快完善落實“兩山”理念的體制機制。政府應在生态産品供給中發揮導向和支撐作用，構建分類分層、有機互補的生态産品供給機制。考慮到國家财政支付能力有限，需要在宏觀視域構建的生态安全框架下，确保生态保護區和生态勞動者獲得必要資金與合理報酬，增強微觀視域下多元主體參與生态勞動的内生動力。當前，我國政策實踐側重于生态治理微觀層面價值循環的貨币實現。為防止“抓小放大”的偏差，政府需建立生态治理的價值核算标準，通過中宏觀的财政支出和微觀的市場機制，促進生态産品循環的貨币形态價值實現。中央及地方财政的作用是築牢生态安全保障，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遵循提高生态勞動生産率及節約勞動的首要規律，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生态價值補償，推動綠色轉型與高質量發展。比如，發展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能夠将宏觀層面提升全球生态系統自淨化能力，與微觀層面企業綠色物質生産良性循環相貫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生态治理的中心問題是推動全社會物質生産的全面綠色轉型。這要求堅持溫室氣體排放控制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适應，處理好生态産業化和産業生态化的關系，紮實推動共同富裕。

（三）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重點任務

在全球生态治理整體性的大背景下，就中國的中宏觀生态治理而言，生态産品價值實現的本質，是以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為宗旨的生态文明建設的擴大再生産。其重點任務是以增強生态産品供給能力、生态保護修複為導向，推進底線思維下陸地和海洋等生态系統的保護和補償。因此要轉變傳統的化石燃料能源結構，積極穩妥推進碳達峰碳中和，通過國土規劃、主體功能區戰略、生态保護區工程、國家公園、河湖長制以及大力發展人工智能應用等手段，以319萬平方公裡的生态保護紅線為基礎，切實恢複自然生産力，增強生态系統的承載能力，滿足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需求。該視域下，政府應遵循公共産品的全社會供給“盡力而為、量力而行”原則，加強對中央統籌分配稅款，保障國家保護環境的财政支出能力。2024年，我國支持加強生态文明建設的中央财政資金預算安排為1932億元，較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長9.42%和12.05%。

微觀視域下，生态産品價值實現是推動生産生活方式的綠色轉型、促進生态産業發展的過程。生态産業化不同于資本主導下的産業市場化。前者強調綠色産業發展水平提升及綠色産業溢價能力增強，它們之間的良性互促關系是顯著提升綠色産業發展的内生動力。其重點任務是基于超大宏觀、中宏觀視域生态安全框架的整體性，以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為主體，加快基礎設施建設，建立柔性人才引進機制，并有序引進資本，實施全面監督管理。在保障生态财富不流失的前提下，鼓勵各類所有制經濟參與生态環境保護。此時的生态産品價值實現過程，表現為貨币資金在生态産業中的順暢内循環、集體經濟與企業籌措資金進行生态産品的擴大再生産。同時，通過調動勞動者參與生态環境保護的内生動力，以及調節社會收入分配格局，促進實現共同富裕。

總體而言，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态勞動者的報酬主要來自按勞分配與财政再分配方式，包括生态補償的區域轉移支付以及重污染企業的稅收征收等，并非直接來自生态産品銷售收入。生态産品價值實現主要體現為一般物質生産的綠色發展，需要通過市場競争和技術創新等，降低生态勞動生産成本，提高綠色轉型效率，從而助力生态産品的生産和消費，增強綠色發展的可持續性。而生态産品的價值實現過程，不僅需要财政出資構建基礎生态安全框架，考慮到現有社會生産力水平與生産關系，還需要有序引導社會資本參與，但并不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标。《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就明确指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要“以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為引領”，“堅定不移走生态優先、節約集約、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道路”，到2030年，綠色生産方式和生活方式基本形成，到2035年，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基本建立。

四、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的總過程

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正以一種新的社會生産方式在中國大地上嶄露頭角，其本質關系及基本運行路徑可簡單表達為W—W′。與商品及資本的運動公式不同，“—”表示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W與W′為兩類生态環境條件：前者表示生态勞動所要改造的物質對象，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關系遭到破壞的狀況；後者表示通過生态勞動的治理，地球生态系統自淨化能力的提高程度，故有W′>W。可見，有必要自覺築牢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主客觀條件，即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指導下，堅持國家對生态産品價值生産和實現的有意識調節，以及我國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這一大前提。

（一）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的運行機理

1. 中宏觀視域下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的運行機理

首先，增強國家有意識的經濟社會調節，是推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主觀條件。生态産品的擴大再生産過程，需要把握W—W′物質變換的使用價值生産總方向，不斷增強生态系統的自淨化能力，明确生态産品再生産的中心任務，是人民生命健康至上的擴大再生産，重點在于滿足人民對優美生态環境的需要，從而體現以獲取使用價值為目的的行為方式和經濟運行機制的本真性。這就要求通過國土空間規劃、自然保護區設立等方式調節社會生産，堅持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以此來約束微觀視域資本循環G—G′—G″……（“—”在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公式中都表示二者在市場經濟中的流通過程）的逐利擴張，制衡以獲取更多的交換價值一般等價物貨币（G′）為目的的行為方式和經濟運行機制的工具理性，引導全社會剩餘勞動擴大生态産品再生産，增強其生态保護修複能力。同時，注重其中的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在勞動時間計量上的有機銜接。

其次，以土地公有制為大前提，确立公有制經濟在生态治理中的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是推進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客觀條件。社會主義國家通過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發揮導向性、基礎性、決定性作用。國有企業将物質生産的盈餘積累用于生态建設，支持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國家通過稅收、轉移支付等手段，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以平衡區域發展，提升生态産品供給能力，優化産業布局，促進生态産品價值全民共享。此外，國家和社會通過強化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在鄉村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中的基礎性作用，保障農民利益，促進綠色共富，助力綠色高質量發展。

最後，由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主客觀條件規定的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運動形式W—W′，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存在的商品運動形式W—G—W，以及資本流通形式G—W—G′（W表示商品，G表示貨币，下同），顯然不一緻。因為生态産品并非商品，價值實現并非通過市場機制矯正供求平衡關系，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過程中的矛盾并非集中表現為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對立。為保障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的社會價值導向，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以人民為中心，從整體性和現實性出發，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地實現生态産品使用價值在質和量上的多樣性與豐富性。

2. 微觀視域下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的運行機理

微觀視域下推動生态産品的再生産過程，需要基于超大宏觀或中宏觀視域下的生态安全框架，堅持公有制經濟主體地位，有序引導社會資本參與，培育生态産品市場，通過完善生态經濟效益的分配及再分配制度，妥善協調人民群衆與社會資本之間的關系，增強對生态勞動者的激勵，紮實推動共同富裕。

一方面，重視生态産品市場機制培育。嚴守國家生态保護紅線，進一步健全國土空間開發、資源節約、生态環境保護的體制機制，深入實施主體功能區戰略，補齊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建設薄弱、人才缺失等短闆，有效提升相應地區把生态資源優勢轉化為綠色發展優勢的能力，切實縮小區域發展差距。

在引導社會資本參與生态治理的過程中，應處理好市場經濟交換價值的工具理性與具體勞動增量提質使用價值的本真理性之間的辯證關系。推進生态産業化和産業生态化，需要擴大人才供給、實現技術設備更新升級，也要對相關生态産品的擴大再生産進行有效激勵。微觀層面的綠色轉型，要适度引入社會資本，由國家利用資本循環中降低流通成本和加快流通速度的流通規律進行調節，促進使用價值的生産條件改善，增強多元主體參與的内生動力。同時，國家要對社會資本介入設置“紅綠燈”，完善生态經濟效益分配機制，從而保障生态勞動者權益，将絕大部分生态經濟收益惠及百姓，加快實現綠色共富。

另一方面，明确價值規律的功能定位。在生态産品的擴大再生産過程中，不同于商品流通或資本流通，需要明确其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生産二重性的特殊曆史定位。确立使用價值在生态産品生産中的宏觀主導地位，并在微觀視域下，利用交換價值進行适度調節，最終實現以使用價值為主的社會主義生态産品擴大再生産。在馬克思關于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公式的基礎上，物質生産綠色發展原式W—W′的派生公式可以表示為W—（G—W—G′）—W′。公式中左右兩端的“—”，表示人與自然物質變換中的生态治理過程；括号中的“—”表示商品和資本的流通過程。上述派生公式表明，地球生态系統自淨化能力的提高，是生态勞動生産社會使用價值的目的所在，在微觀層面實現交換價值保值增值的市場機制，能夠在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的基礎上，為生态治理提供所需的更多社會剩餘勞動；國土空間規劃的完善與落實，則是本真理性（W—W′）和工具理性（G—G′）的社會組織中介。

（二）社會再生産供求平衡條件：生産方式一般及生産方式特殊

馬克思把生産力與生産關系這對矛盾的對立統一視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合稱生産方式。在利用自然資源和自然生産力進行的人與自然物質變換的過程中，社會生産力首先是人類為滿足自己生存需要而創造使用價值的具體勞動過程。勞動過程中的生産力發展，是生産方式變化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具有技術上自在的延續性。生産方式的變革遵循唯物史觀發現的生産關系一定要适應生産力發展的人類社會演變的普遍規律，是勞動過程技術條件變革與社會條件變革的相互作用。在生産方式的曆史演變中，生産力與生産關系的相互作用沉澱為社會的經濟結構，展現為社會經濟形态的曆史演變。馬克思把上述适合于各種或若幹社會形态的生産的一般條件稱為生産要素。他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對資産階級庸俗經濟學進行批判時強調，“所謂一切生産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曆史的生産階段”。

為了把握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運行機制的曆史特殊性，有必要簡要回顧馬克思關于社會總勞動再生産的基本理論。這涉及生産方式一般、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特殊以及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曆史條件。

1. 支配生态文明建設發展的一般規律

在生産關系一定要适應生産力發展的指引下，馬克思總結的支配社會生産方式演變的三個一般規律，也是支配生态文明建設（W—W′）擴大再生産的普遍規律。第一是生産力發展規律，創造使用價值的有用勞動在人與自然物質變換中，具有保存人類生活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第二是社會總勞動按比例分配規律，要得到與各種需要相适應的産品量，就需付出相應的社會總勞動量，這一規律不會因社會生産形式的不同而消失。第三是社會勞動總産品按配置社會成員分布的生産資料所有制性質進行分配的規律，生産工具、生産成員在各類生産之間的再分配決定了生産的結構，産品的分配隻是其結果。

2. 剩餘價值生産和資本流通：資本主義生産力發展的根本限制

馬克思的第二個偉大發現，揭示了支配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剩餘價值規律，也徹底揭開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及其工業化與城鎮化遮蓋在商品、貨币和資本拜物教面上的神秘紗幕。馬克思指出，勞動産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謎一般的性質，商品貨币資本拜物教性質，把人類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物的天然社會屬性，将生産者之間的社會關系轉變為物與物之間的關系。他還進一步指出：“資本的限制就在于：這一切發展都是對立地進行的”，“他不是把他自己創造出來的東西當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條件，而是當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貧困的條件。但是這種對立的形式本身是暫時的，它産生出消滅它自身的現實條件”。資本家的競争和利潤最大化導緻資本循環過程的分割和不确定性。“對于以資本為基礎的生産來說，它的本質條件，即構成資本主義生産整個過程的各個不同過程的連續性，是否會出現，就成為偶然的了。資本本身消除這一偶然性的辦法就是信用”。演變的結果是占主導地位的産業資本向金融資本的轉化。

馬克思分析道：W—G是商品價值從商品體跳到貨币金體上，構成“商品的驚險的跳躍”；“我們看到，商品交換怎樣打破了直接的産品交換的個人的和地方的限制，發展了人類勞動的物質變換”，“整整一系列不受當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會聯系發展起來了”，“這全部過程就表現為商品流通”。資本不同于貨币，貨币是商品交換發展的結果，資本則不然，“隻有當生産資料和生活資料的占有者在市場上找到出賣自己勞動力的自由工人的時候，資本才産生”，“正是從這時起，勞動産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從此，生産社會化和生産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并通過經濟危機集中表現出來。資本主義積累和擴大再生産導緻生産力集中在少數大資本家手中，為建立同社會化大生産相适應的生産資料公有制奠定了物質基礎。

在生态産品價值實現過程中，馬克思的這些發現提示我們，必須超越商品形式的表面現象，關注生态産品的實際效用和生産成本。通過合理分配生态資源和管理生産資料，消除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的内在矛盾，才能推動生态産品的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3. 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基本曆史條件

通過科學分析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主客觀條件的對抗性矛盾發展，馬克思預見了未來新社會自由人聯合體的一般特征以及向其曆史過渡的萌芽場景。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概括道：“在一個集體的、以生産資料公有為基礎的社會中，生産者不交換自己的産品；用在産品上的勞動，在這裡也不表現為這些産品的價值，不表現為這些産品所具有的某種物的屬性，因為這時，同資本主義社會相反，個人的勞動不再經過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為總勞動的組成部分存在着。”在向無階級社會的曆史過渡中，“又會為這樣一些關系創造出物質手段和萌芽，這些關系在一個更高級的社會形式中，使這種剩餘勞動能夠同物質勞動一般所占用的時間的更大的節制結合在一起”。而在共産主義社會中，勞動過程主體按比例分配社會總勞動的一般規律，将直接表現出來。那時，價值規律被揚棄。“但是，這需要有一定的社會物質基礎或一系列物質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本身又是長期的、痛苦的發展史的自然産物。”

馬克思深刻闡述了人類社會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飛躍的發展規律。“社會的現實财富和社會再生産過程不斷擴大的可能性”，“取決于剩餘勞動的生産率和進行這種剩餘勞動的生産條件的優劣程度”，而“自由王國隻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的規定要做的勞動終止的地方才開始”，“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随着人的發展而擴大”。“聯合起來的生産者，将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于和最适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這個自由王國隻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而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展現在人們面前的，正是這樣的萌芽關系。

結語

新時代以來，在習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國堅持協同推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生态環境高水平保護，大力推進美麗中國建設，生态環境治理取得新成效，生态環境質量實現穩中改善，為全球綠色發展增添動能。與西方國家有限的節能減排相比，中國作為最大發展中國家，其生态文明建設已經迸發出嶄新的社會生産方式萌芽，開始呈現出勞動者在生态勞動中能動地改造勞動對象的主體地位，并直接分享生态治理的勞動成果。W—W′的生态運行公式實現了對人與自然物質變換新形式的概括。

生态産品價值實現問題不僅是對生态環境問題的回應，更是對整個社會生産方式内在矛盾的深刻思考和改革。生态産品通過生态勞動生産，提升生态系統功能，改善環境質量，不僅有助于促進經濟可持續發展，更有助于推動社會生産力發展。改善生态環境的過程，就是不斷培育和發展新質生産力的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綠色發展是高質量發展的底色，新質生産力本身就是綠色生産力”。新質生産力“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産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标志”，“發展新質生産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适應的新型生産關系”。因此，對于新質生産力在我國經濟發展實踐中已經取得的成就，有必要從理論上進行總結、概括，進而用于指導新的發展實踐。本文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圍繞生态産品及其價值實現問題展開探讨，即是源于這一期待的學理嘗試。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産發展了社會生産過程的技術和結合，隻是由于它同時破壞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但是資本主義生産通過破壞這種物質變換的純粹自發形成的狀況，同時強制地把這種物質變換作為調節社會生産的規律，并在一種同人的充分發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統地建立起來。”“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同時為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即農業和工業在它們對立發展的形态的基礎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從生産力發展的物質基礎到社會生産關系的變革，從消極揚棄到積極揚棄，一部颠倒生态勞動過程主客體關系的資本主義發展史，正在被中國的社會主義生态文明建設進程，正本清源地再颠倒過來。

特别是，中國堅持将良好生态環境作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全力實現從傳統經濟到綠色經濟的重大轉型，并在對生态産品及其價值實現機制的不懈探索中形成了中國特色的綠色發展道路，彰顯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當前，我國已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繼續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必須牢固樹立“兩山”理念，進一步深化生态文明體制改革，完善生态文明基礎體制，加快培育和發展綠色生産力，激發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活力和動力，以高水平保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進而為全球綠色發展提供寶貴的實踐經驗。

〔本文注釋内容略〕

作者莊貴陽，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态文明研究所研究員（北京100710）；丁斐，農業農村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北京100810）；王思博，北京工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講師（北京10012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2024年第11期P4—P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