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黨的意識形态話語體系建構

新時代黨的意識形态話語體系建構

王培洲

意識形态是現代政黨的重要基石，意識形态話語是意識形态的一個重要向度。中國共産黨始終把意識形态工作視為一個“極端重要”的工作。當前，意識形态話語建構面對着百年變局、複興使命和中國式現代化相交疊的複雜語境，“單向度”地構建意識形态話語已無法滿足時代和發展的需要，必須對意識形态話語在“政治－叙事－權力”邏輯脈絡中進行體系化建構。在這個過程中，應當審慎地探究意識形态話語在政治、話語和權力三重維度中的所指和内涵，把握其中的内在機理，真正發揮出中國共産黨意識形态話語的強大功效。

一、政治維度：在“講政治”中有效強化政治凝聚力

“旗幟鮮明講政治”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特質。意識形态話語恰需要在這個過程中發揮出強大政治凝聚力，通過“講政治”最大程度、最大範圍地使“話語”變為“行動”。從百年黨史來看，革命、建設、改革各階段的既定目标是每個階段“最大的政治”，實現目标的過程就是“旗幟鮮明講政治”的過程。新時代，中國共産黨迎來“新的趕考之路”，意識形态話語既要為新時代十年“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作出具有強大解釋力的支撐，又要為實現“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産黨的使命任務”提供強大引領力和凝聚力。這就需要意識形态話語在“講政治”過程中把“政治的話語”轉變為“話語的政治”，進而釋放出強大凝聚力和動員力。

（一）以價值話語高揚政治使命

中國共産黨是具有崇高政治使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使命的崇高性在意識形态話語中得到深刻表征，具有極高的能見度和分辨率。新時代以來，“初心使命”成為中國共産黨人标識性話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複興”是中國共産黨人在新時代的“價值應然”，既回應了奮鬥的目标，又明确了“為了誰”而奮鬥。以“初心使命”為代表的價值形态話語，一方面強調了中國共産黨與生俱來的政治基因，即中國共産黨人從未停止過對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進行不懈追求，不斷兌現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價值觀；另一方面強調了中國共産黨的“未來願景”，把“複興之路”和“美好生活”内在聯系深刻地展現在意識形态話語之中，為人民群衆提供“發展預期”，進而凝塑強大政治凝聚力。

需要強調的是，中國共産黨人的價值話語絕非把價值“懸置”，而是在釋放政治凝聚力過程中不斷使“應然”變成“實然”。黨的二十大報告專門強調了“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産黨的使命任務”。這裡，“使命任務”在強調中國共産黨複興“使命”基礎上還闡明了“任務”如何實現，即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同理，二十大報告在強調“強國建設”時，還強調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在強調有信心和能力實現複興目标時，還強調了風險挑戰，明确指出“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政治目标越清晰，政治凝聚力就越強，正是在“使命”不斷具體化為“任務”的過程中，黨員幹部和人民群衆緊扣“最大的政治”，形成團結奮鬥的生動實踐。

（二）以理論話語明确政治方向

從政治維度來看，中國共産黨的理論話語是意識形态最直接的表達，以明确的方向目标凝聚人心，形成最有力的團結奮鬥。如新民主主義論為中國革命提供明确方向，指導我們最終取得革命勝利；社會主義本質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等為中國改革開放提供基本遵循，書寫了中國奇迹。新時代的中國共産黨更加強調“理論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堅定”，并把“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全黨、教育人民”視為首要政治任務，為的是在新時代新征程中明确舉什麼旗、走什麼路，為黨員群衆提供中國式現代化的“方向感”。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為例，主題教育的過程是“用黨的基本理論武裝全黨”的過程，做到通過主題教育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為的是“要更好肩負起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使命任務”。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産黨人對黨的創新理論的“認同”，本質上是“政治認同”，在政治認同前提下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不斷提升，并在實踐中轉化為發展道路中的政治定力，成為我們在百年變局中“應對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氣、最大保證。”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态與多樣化社會思潮相互激蕩的趨勢更加明顯，意識形态領域的“無聲較量”加劇，已成為凝聚思想共識之難的一個主因。體現在理論話語上，不難發現西方新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曆史虛無主義背後預設的西方中心主義，往往把人帶入“非此即彼”的“理論陷阱”中，如把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曆史時期對立，或是讓人在“黨大還是法大”中選其一，又或是割裂中國共産黨執政黨和革命黨的辯證統一性等等，其意識形态動機是攻擊和否定黨的領導和政治制度、發展道路。因此，理論話語的意識形态性還意味着我們必須通過理論武裝澄清模糊認識，在對理論的激濁揚清中強化意識形态的引領力。

（三）以制度話語确保政治執行力

中國共産黨向來注重以制度規範行動。新時代中國共産黨意識形态視阈中的“制度話語”，不僅包括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還鮮明地指向黨章、準則、條例、規定、辦法、規則、細則等構成的黨内法規制度，是“新時代中國共産黨制度觀念的外溢”，确保共産黨人價值觀向行動的有效轉化。衆所周知，黨的十八大後“八項規定”出台，雖然“八項規定”作為黨内法規，其具體條文針對的主要是中央政治局，但是“八項規定精神”作為新時代一個标識性的制度話語，在全黨迅速貫徹落實，對全黨進行有效規範和約束。“八項規定精神”作為制度話語，通過對剛性制度的強調來确保“旗幟鮮明講政治”，其有效性恰因為其表達的是嚴格的制度要求，凸顯中國共産黨的政治屬性和紀律約束。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共産黨“制度話語”的背後是制度治黨的迅速推進，制度話語體系的形成來自于中國共産黨黨内法規體系的不斷完善。新時代以來我們黨連續制定《中央黨内法規制定工作五年規劃綱要（2013—2017年）》《中央黨内法規制定工作第二個五年規劃（2018—2022年）》《中央黨内法規制定工作規劃綱要（2023—2027年）》，不斷引領黨内法規制度建設。以《中國共産黨紀律處分條例》這個具體黨内法規為例，十八大以來，我們黨三次對其進行修訂，并在今年全黨開展的黨紀學習教育中，通過學習貫徹《中國共産黨紀律處分條例》校正思想和行動。

二、叙事維度：在“講故事”中不斷釋放價值吸引力

“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叙事體系，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是黨的二十大報告的明确要求。叙事體系是中國共産黨意識形态話語體系中的重要構成，“主要是使用陳述性的語言來叙事，按照事物演進的過程加以呈現，猶如講故事一樣娓娓道來”。新時代，系統地呈現出中國故事的整體圖景和展開過程，要在“黨的領導—中國之治”實踐進路中講清楚複興目标何以實現、現代化發展何以可能、共同體治理如何形成等問題，并着力将故事中的價值與意義轉化為團結奮鬥的内驅力。

（一）在目标叙事中彰顯複興話語

中國共産黨的複興叙事在大曆史觀中展開。在曆史性叙事中，實現偉大複興始終是清晰的“曆史主題”，中國共産黨人沿着“複興之路”不斷團結奮鬥。“一百年來，中國共産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的一切奮鬥、一切犧牲、一切創造，歸結起來就是一個主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意味着在實現複興這個目标定向中，黨和人民群衆在每一個階段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且每一個階段的奮鬥都在為下一個階段積累條件，從“落後挨打”到“實現趕超”，從站起來、富起來再到強起來，使偉大複興這個曆史使命變得愈加清晰和堅定。在中國共産黨的百年奮鬥史中，“不懈奮鬥”并非是形容詞，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國共産黨人為實現目标付諸的具體行動，如航天事業日益壯大離不開幾代航天人的接續奮鬥；“不怕犧牲”也并非是虛指，而是中國共産黨人在危難之際（在革命階段尤為明顯）所面臨的生死倫理，獄中的方志敏在“小我”與“大我”中做出了堅定抉擇，他暢想的《可愛的中國》顯然已成為複興叙事中的“曆史現實”。

從另一方面看，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風高浪急”和“驚濤駭浪”的嚴峻挑戰中，中國共産黨始終懷有憂患意識，不斷尋找跳出“曆史周期率”的新答案，不斷克服内外風險挑戰，“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複興叙事和複興話語背後是複興實踐，集中體現在新時代的曆史性成就和曆史性變革之中，這是中國共産黨人初心使命的不斷兌現，在話語和實踐相互證成中釋放價值吸引力，在不斷接近民族複興偉業的進程中保持曆史耐心、積累曆史自信。

（二）在發展叙事中強調人民話語

中國故事的價值吸引力建立在強大的發展事實之上，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以及不斷提升的國際影響力構成了“發展叙事”的基礎。當前，國際環境異常複雜，改革發展穩定任務異常艱巨，在新征程上實現高質量發展為何仍是“硬道理”？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何以持續凝塑共識、凝聚人心？原因在于背後清晰的人民邏輯。

以中國式現代化叙事為例，黨的二十大報告對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特征做了具體闡釋，五個特征中所高度關切的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類命運共同體，人民是顯著的話語“交集”，鮮明表征着中國共産黨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這充分說明黨的二十大報告所強調的“不斷實現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讓現代化建設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人民至上是中國式現代化叙事的基本邏輯，在這條人民邏輯中我們就能更深刻理解“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和“民心是最大的政治”的辯證統一，恰是在這個過程中，人民群衆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斷從“有沒有”到“多不多”再到“好不好”。因此，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的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增進民生福祉，發展共識背後是民心所向。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正因為中國式現代化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深刻實踐，這也意味着在中國式現代化叙事中沒有局外人、沒有旁觀者，需要全體人民共同書寫，依靠強有力的團結奮鬥來完成，這是中國式現代叙事的内在要求。以“共同富裕”叙事為例，其不單單是一個結論性叙述，還是一個過程性叙述（如打赢脫貧攻堅戰、新時代推動西部大開發等），需要各行各業中的每個人在中國式現代化這個價值磁場中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幹在一起，依靠團結奮鬥來實現，尤其是在困難挑戰交織疊加的當前，要集聚起萬衆一心、共克時艱的磅礴力量。

（三）在治理叙事中突出共同體話語

在新時代中國共産黨治國理政的執政理念中，從“管理”到“治理”的轉變尤其明顯。以社會治理為例，治理強調社會各類主體在國家和社會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共同體”話語得到凸顯。如，在強調社會治理時，突出“共建共治共享”，要求“實現政府治理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目标是“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有西方學者用“風險社會”來指稱現代社會矛盾和風險更具多發性、擴散性和複雜性等特征，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也證明“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治理“共同體”有效回應了風險社會中的“問題域”，即擺脫原子式個人狀态，以打造“共同體”實現社會活力和社會秩序的深度融合，實現情理和法理的有機統一，實現“小家”與“大家”的緊密聯系。這也是積極應對當前社會觀念、社會心理、社會行為發生深刻變化的有效方式。

不難發現，在治理叙事的共同體話語中，“基層社會”成為治國理政的重要關切，“基層社會治理”也成為打造共同體的關鍵。就此而言，“楓橋經驗”能夠在新時代不斷發展，并不斷書寫出基層治理的鮮活故事，恰在于其創造出了符合基層特點的共同體治理，即“依靠群衆就地化解矛盾”。在化解基層矛盾過程中，自治法治德治相融，黨的領導與群衆路線相結合，釋放出強大的“治理合力”，不斷激活和賦能“共同體”。因此，新時代新征程的治理叙事中，群衆小事往往能夠更大程度凸顯治理共同體，如老舊小區加裝電梯、激活夜間經濟等。共同體話語作為中國之治的鮮明表達，也是人民邏輯的延續，實踐中的共同體是黨性與人民性、黨心與民心的高度統一。

三、權力維度：在“軟實力”和“硬實力”深層互動中實現思想引領

牢牢掌握意識形态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是意識形态話語體系建設的應有之義。在權力維度探讨意識形态話語體系，意味着跳出“話語”看“話語”，聚焦的是時代、實力與實踐，關切的是“意識形态話語權”，探讨如何通過意識形态話語權實現思想和價值引領。在這條權力邏輯中，軟實力與硬實力及其二者的互動關系就成為意識形态權力能否充分發揮的重要因素。

（一）重視意識形态話語的“權力邏輯”

話語與權力的密切關系已不是一個新命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意識形态理論中，意識形态話語的權力通過意識形态批判而得到更大程度的彰顯。《共産黨宣言》深刻展現了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态霸權，即資本主義通過意識形态擴張把自己作為“普照的光”，推行“所謂的文明”，把“别人”變成“自己”。不僅如此，馬克思恩格斯“兩個必然”的判斷還說明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态之間不可避免的張力。如果說馬克思恩格斯是從兩種意識形态“鬥争”的邏輯來說明意識形态話語權，那麼列甯則更多是從“建設”的邏輯，通過闡釋政黨和國家意識形态所發揮出的巨大作用來說明意識形态話語權的重要性。

在中國共産黨語境下，無論是建設的邏輯，還是鬥争的邏輯，都清晰地體現在意識形态話語權中。在建設邏輯中，我們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的指導地位，這就本質地要求中國共産黨必須實現黨管意識形态、黨管媒體、黨管數據，必須能夠在當前複雜的媒體格局中傳播好黨的意識形态，不斷用黨的意識形态引導社會思潮。在鬥争邏輯中，我們必須時刻保持頭腦清醒冷靜，一方面要堅定文化自信、曆史自信，清醒地看到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一方面也要居安思危、防微杜漸，看到意識形态領域面臨的巨大風險挑戰，防止意識形态話語權的弱化和虛化。就此而言，以西方中心主義下的意識形态話語為例，無論是用所謂“普世價值”靜悄悄地以“去意識形态”之名進行意識形态滲透，還是用“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定時炸彈論”等各種版本不斷抹黑中國發展，其背後是意識形态之間權力的較量。故此，我們又經常将意識形态視為一種軟實力。

（二）深刻認識到硬實力是軟實力的“權力基礎”

從權力視角跳出“話語”看“話語”，意識形态話語成為一種“軟實力”。進而還需審慎思考和嚴肅追問的是，實力如果是“軟”的，那麼它還如何形成權力、釋放權力？因此，必須看到“軟實力”之所以形成“話語權”，是因為其事實上并不軟，有效的軟實力背後往往都有強大的硬實力做支撐。簡而言之，在權力維度下能夠更加清晰地看到硬實力構成了軟實力的“權力基礎”。

《共産黨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指出：“每一曆史時代的經濟生産以及必然由此産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曆史的基礎。”因此，如果承認意識形态話語作為軟實力蘊含着政治、精神和曆史，那就必須看到它們背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所構成的硬實力。因此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作為上層建築的軟實力，它不可能不受特定國家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國家利益制約，不可能不具有意識形态屬性”。

新時代以來，黨的十八大報告正式提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成為軟實力的标識性表達，其生成基礎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取得的偉大成就。十九大黨章正式寫入文化自信，從“三個自信”到“四個自信”，一個重要“理”和“據”是十八大到十九大五年來取得的全方位、開創性的成就和深層次的、根本性的變革。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确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背後離不開新時代十年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曆史性成就、發生曆史性變革。這意味着，新時代以來所形成的以民族複興為使命的文化軟實力，以及軟實力所釋放出的強大引領力和凝聚力，其基礎是中國經濟社會堅實的發展事實。同樣地，從國際話語權來看，在講好中國故事這個時代命題下，軟實力是故事的叙事水平、傳播方式和價值表達的有效組合，硬實力則是“故事”能否講好、能否具有吸引力的基礎。以“三大全球倡議”為例，“三大全球倡議”的一個理解基礎是，與西方傳統治理模式相比，中國式現代化在解決當前嚴重的全球治理赤字問題中提供了更加合理有效的新方案。“三大全球倡議”背後是中國之制和中國之治的有效性，深刻表征出：“中國具有基于中國式現代化構築經濟實力的自信、以社會制度優勢凝聚堅強政治意願的自信、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的自信，以及踐行多邊主義并推進新型全球化的自信。” 簡而言之，硬實力通過發展這個“硬道理”使軟實力具有價值上的吸引力，這是軟實力中“實力”轉變為“權力”的基本邏輯，亦是“話語”成為“話語權”的内在機理。

（三）在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高度互動中打造意識形态話語體系

既然在權力邏輯中，意識形态話語以“硬實力”和“硬道理”做支撐釋放“軟實力”；那麼，要想有效地建設意識形态話語體系，就必須有意識地實現硬實力和軟實力的會通，使二者高度互動、雙向賦能，事實上這也是意識形态話語“體系化”的一個重要方面。顯然，沒有硬實力的有效支撐，軟實力就會失去底氣，意識形态話語中的政治邏輯和叙事邏輯就無法有效展開，就此而言，中國共産黨領導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實現“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發展事實，同時構成了“旗幟鮮明講政治”和“講好中國故事”的基礎。同理，硬實力沒有軟實力的有效表征，則會削弱一個政黨和國家價值上的凝聚力，甚至影響政治安全，正如蘇聯的硬實力并沒有挽救蘇聯的解體。進而言之，“中華民族的複興不是單純經濟總量的增長。國家或民族的尊嚴不僅取決于GDP的世界排名。今日中華民族的複興，更需要的是一種中華民族精神的重建”。

因此，意識形态話語體系的建設，一個内在要求是同時關照到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發展，并着力在二者的有效互動中找到“切口”和“接口”。以已被牛津詞典收錄的“taikonaut”一詞為例，“taikonaut”是由中文“太空”的拼音和英語單詞“astronaut”混成的拼綴詞，意思是“Chinese astronaut”，當前越來越多的外媒開始使用“taikonauts”來稱呼中國航天員。“taikonauts”作為一個融通中外的新概念，使得我們和國際社會一起講出了精彩的中國航天故事，其背後的支撐則是中國航天事業蓬勃向上的發展事實。當然，必須承認的是，在軟實力和硬實力的雙向互動中凝塑話語并非易事，要精準、科學、合理地把握發展的節奏感和宣傳的時度效，還要注重在重要時間節點上的意識形态風險防範，使軟實力中的價值賦予和硬實力中的事實支撐實現有機耦合，在“剛柔并濟”中發揮意識形态話語的強大功效。

文章來源：《理論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