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争資本主義批判

美國戰争資本主義批判

楊檸聰

2014年，哈佛大學教授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國：一部資本主義全球史》中提出了“戰争資本主義”這一學術概念。這一概念作為對早期戰争資本主義的概括，其特征與馬克思指出的“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列甯所講的“帝國主義階段”類似，表現為暴力的使用、對外部資源的掠奪以及資本與國家結盟。當代戰争資本主義繼承了早期戰争資本主義的種種特征，但在形式、内容方面呈現多元化、多樣化趨勢，“美國戰争資本主義”是其最典型的表現形式。正如馬克·艾伯森（Mark Albertson）所指出的，美國政府将大量财政收入用于戰争的“軍國主義議程”，已經将美國轉變為“戰争資本主義國家”。本文嘗試通過“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邏輯脈絡，解釋美國決策者發動戰争的内在機理，并嘗試探讨其影響及啟示。

一、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曆史與脈絡

戰争資本主義是美國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中的選項之一。戰争資本主義創造了軍事霸權，軍事霸權的發展又進一步刺激了戰争資本主義的形成與擴張。如今，美國已經進入利用戰争資本主義消解資本主義危機，但又無力擺脫這種危機的怪圈。戰争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為美國經濟社會危機的爆發埋下伏筆。

(一)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起源：軍事凱恩斯主義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普遍的觀點認為戰争将打斷美國的繁榮進程。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右翼、自由派及中間派人士得出了相反的結論——戰争有助于經濟繁榮，因為其幫助美國結束了“大蕭條”。“大蕭條”是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遭遇的經濟危機，它動搖了美國社會對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信心，使國家幹預變得迫切。國家幹預被視為解決資本主義弊病的重要方案，是羅斯福新政的核心。然而，一些學者指出，除了羅斯福新政，還應看到“軍事凱恩斯主義”（Military Keynesianism）對解決經濟危機問題所發揮的作用。

“軍事凱恩斯主義”是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早期階段，主要是利用大規模的戰争開支、軍備投資拉動經濟。據統計，到1944年美國軍事支出相當于1939年美國經濟規模的80%，創造的GDP是1939年的兩倍。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刺激，1939年至1945年美國政府的商品和服務訂單從110億美元飙升至1170億美元；就業人口從4600萬躍升到5300萬（其中不包括武裝部隊吸納的1140萬）；個人消費從1370億美元增加到1710億美元，增幅達25%。“戰争工作促進了商業繁榮，為幾乎所有參與戰争的人帶來了經濟機會、更好的生活和銀行存款”，向當時的美國展示了“軍事支出可以促進經濟發展，戰争工作可以創造充分就業”的前景。強大的軍事開支也讓政客獲得了選票，将政客、軍隊、工會、工業代表凝聚成強大的利益集團。

軍事凱恩斯主義作為美國戰争主義的初級階段，側重利用大規模的軍備投資拉動經濟，給美國帶來了更多的“槍支和黃油”。然而，如果忽視這一現象背後的本質——并不是戰争帶來了經濟繁榮，而是美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軍備輸出國獲得了巨額的利潤，便是倒果為因了。美國的軍備輸出加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帶來了短暫的和平。但由戰争轉到和平，絕不等于消除了戰争。列甯指出，“戰争是由軍國主義不斷加緊軍備引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戰争資本主義從以軍備投資為核心的軍事凱恩斯主義演變為圍繞利用軍備輸出維持經濟增長的“永久戰争經濟”（Permanent War Economy），成為影響世界穩定的潛在因素。

（二）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發展：永久戰争經濟

由于許多戰争産品在戰後無法轉化為消費品，因此，一旦戰争支出停止，過剩的産能将會導緻經濟增長大幅放緩。為了避免這一危機，軍備競賽理論家T.N.萬斯（T.N.Vance）提出輸出過剩軍事産能，用戰争刺激經濟增長的“永久戰争經濟”理論。“永久戰争經濟”是“軍事凱恩斯主義”的延伸，它主要源于人們對“戰争消失”導緻經濟蕭條、經濟崩潰的恐懼；為了消除這種恐懼，它主張通過“永久戰争”消耗國防資金，從而刺激經濟或者推遲資本主義崩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為了平抑資本主義内部危機和周期波動，美國政府和軍工複合體接受了“永久戰争經濟”。

戰争資本主義的支持者堅持巨額軍事預算可以促進繁榮、拉動就業的理論，使“永久戰争”成為政府刺激經濟、創造就業的合法借口。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政府挑起數百次的武裝沖突，相繼發動了朝鮮戰争、越南戰争、科索沃戰争、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叙利亞戰争，并形成了信息戰、網絡戰、認知戰和思想戰等一系列新的戰争形式。如今，積極推動戰争并不斷擴大軍費開支，已經成為戰後美國公共生活的重要特征。而為了維持“永久戰争經濟”，美國軍事規劃者仍在不斷制造矛盾沖突，引導企業參與軍工生産和戰争工作，并要求提高軍費預算。以1974年和2024年的軍費預算為例，1974年，世界上隻有7個國家（蘇聯、日本、西德、法國、英國、中國、意大利）的國民生産總值超過美國軍費撥款——920億美元；2024年美國國防預算申請再創新高，達8420億美元，“超過了中東大國沙特阿拉伯2021年全年的國内生産總值，比中國、俄羅斯、印度、英國等9個國家的國防預算之和還高出20%”。在這半個世紀裡，美國軍費預算增長了8.2倍，成為世界上軍費開支、軍隊規模、海外軍事基地最多的國家。

當擴大軍事支出和發動戰争成為維持經濟增長的手段和目的之時，以“永久戰争經濟”為基礎的戰争資本主義模式已然形成。“永久戰争經濟”是美國緩解資本主義增長困境的冒險選擇。戰後美國決策層在尋求經濟增長時，經常面對擴大還是控制軍費預算的難題。那些反對擴大軍費預算的議員被扣上了“弱化國防”的标簽，而多方博弈的結果是增加軍費從而維護“美國治下的和平”。然而，這種以“永久戰争”推動經濟增長的資本主義模式并沒有解決美國資本主義所面臨的根本性問題。相反，在此過程中，它還推動了“五角大樓資本主義”的形成，并使國家淪為軍工複合體控制下的“戰争公司”。

（三）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深化：五角大樓資本主義

“軍事凱恩斯主義”和“永久戰争經濟”不僅改變了世界軍事生态，而且對美國國内的軍事系統産生了深遠影響，進而形成了國防部主導的國家資本主義，即五角大樓資本主義。

五角大樓資本主義的形成标志着美國軍隊不再是單純的軍事組織，而是像企業一樣追求利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政府為了使國防部有效管理戰争經濟，并确保美國軍工企業對五角大樓的依賴，在國防部新增了專門運營軍事經濟的“辦公室”。該“辦公室”淩駕于軍工企業之上，擁有“前所未有”的權力。這種權力既包括對數千家服務于國防軍事的工業企業及分包商進行監督和控制，也包括從國民收入中調動更多的資源，用于維持戰争經濟和軍事霸權。五角大樓擁有的權力，已經使其成為一種“準國家”，或者“國中之國”。《2023年度國防授權法案》賦予美國總統直接撥發軍費的“總統撥款權”，奠定了總統作為“國中之國”最高管理者的地位。而這也意味着軍工行業、專業協會、相關大學将不得不繼續在總統的領導下發揮作用，推動戰争資本主義發展。

（四）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異化：國家成為“戰争公司”

“永久戰争經濟”不僅讓五角大樓獲取了權力，使戰争資本主義走向了“國營化”階段，同時還促使美國軍、政、商、學的“旋轉門”制度推動戰争資本主義走向高級階段——國家異化為軍工複合體控制下的“戰争公司”。

“旋轉門”制度是政府、國會、國防部、軍工集團、智庫之間的人員相互流動任職的機制。這種機制促使軍工複合體的内部關系由最初的松散的市場關系演變為緊密的政治經濟關系。特别是政府和國防政要“出則為商”，軍工企業高管“入則為官”的機制，使軍工複合體得以将集團利益轉化為決策者的意志，同時将國家轉變為服從其利益的“戰争公司”。當然，軍工複合體往往也以維護“國家安全”或承擔國際軍事分工的名義，與其他政治勢力展開權力和資源争奪。早在1961年，時任美國總統的艾森·豪威爾就在卸任演講中提醒，必須防止軍工複合體在政府獲得不受控制的影響力，否則，他們将危害到美國自身。然而，美國決策層沒能消除國家異化為“戰争公司”的誘因，而且許多高級官員都卷入了戰争，其本身就是軍工複合體的代表或者“戰争公司”的操盤手。美國已經是僞裝成國家的“戰争公司”，“戰争公司”與國家形成了共生關系。2023年6月，牛津大學研究員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寫道，國家異化為“戰争公司”不僅預示着追求戰争利潤的美國霸權對世界和平構成了極大威脅，也預示着美國面臨由盛轉衰的拐點和處于依靠戰争保持穩定的帝國末期。

二、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本質及運作邏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美國戰争資本主義在内容或形式上發生了些許變化，但其本質及邏輯并沒有發生根本改變。美國戰争資本主義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美國所奉行的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表現，是利用軍事霸權争奪世界霸權、踐行殖民主義、瓜分世界資源、掠奪其他國家财富的帝國主義。

（一）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本質

第一，美國戰争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美國軍工複合體避免資本主義崩潰，維護其長期統治的工具。戰争資本主義興起于“大蕭條”和世界大戰的雙重危機，被認為是消解美國經濟停滞和外部威脅的重要機制。這種觀點認為，戰争可以消耗過剩的軍事裝備，軍費開支可以增加軍工及周邊行業的就業，進而推動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美國經濟學家保羅·A.巴蘭(Paul A. Baran)等甚至認為軍費開支對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繁榮至關重要，強調“如果軍費開支再次減少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水平，國家經濟将回到嚴重蕭條的狀态”。戰争資本主義主要傾向于運用凱恩斯主義，即通過提高戰争、軍備以及軍事援助的需求來吸收過剩産能，提振經濟。喬治·蒂諾（Giorgio d.Agostino）等人在《軍費開支與當代資本主義》中強調，戰争、軍火交易可以作為整個經濟的穩定器，幫助消除經濟停滞的幽靈。然而，埃裡克·切斯特（Eric Chester）在《軍費開支與資本主義穩定》中提出了相反的觀點，強調軍費開支與就業、經濟增長之間沒有明顯的直接關系，美國的軍費開支是所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中最高的，但其失業率相較于其他國家并沒有處于較低水平。因此，有學者認為美國戰争資本主義堅持軍備輸出和“永久戰争”，不是為了美國民衆的就業和福利，而是為了擴大美國軍工複合體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利益；而美國發動的戰争表面上以捍衛“自由”“民主”為旗号，實際上不過是列甯所說的，“資本家為維護他們的特權和壟斷以延緩資本主義的崩潰而進行的戰争”。“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産階級的共同事務的委員會”，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根本目的仍是為了避免資本主義的崩潰和延續資産階級的統治。

第二，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實質是帝國主義的“繼續”。“任何戰争都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美國戰争資本主義是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繼續，是利用軍事霸權争奪世界霸權、踐行殖民主義、瓜分世界資源的帝國主義。列甯指出，帝國主義戰争不是為了本國人民的利益，而是“為了資本家的利益，為了稱霸世界，為了工廠主和銀行家的市場，為了掠奪弱小民族而發動和進行的”。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經曆了從“軍事凱恩斯主義”到“戰争公司”的演變，雖然其在形式上發生了變化，但在内容上仍然符合列甯對帝國主義的判斷，表明戰争資本主義是當代帝國主義的表現形式，表明世界處于并将長期處于被美國軍事霸權脅迫的時代。

第三，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本質是壟斷資本主義獲取超額戰争利潤的手段。列甯強調，“帝國主義最深的經濟基礎就是壟斷”，而“美國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後，代表壟斷資産階級利益”。美國戰争資本主義保障壟斷資本主義利益的手段不是自由競争，而是通過軍事脅迫削弱世界市場中的競争對手，或者通過戰争暴力主張其在部分國家的壟斷特權。壟斷特權意味着壟斷利潤。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軍備擴張、戰争擴張就是為了壟斷的資本擴張和壟斷的利潤擴張，而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異化也是為了進一步擴大和鞏固壟斷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擴大資本積累。而隻有将壟斷擴張和軍事戰争蔓延到無比寬廣的範圍，軍工複合體的超額戰争利潤目标才能實現，美帝國“‘騎在’别國數萬萬人民‘頭上’，為瓜分極豐富、極肥美、極穩當”的資源的目标才能實現。

（二）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運作邏輯

戰争資本主義表面上是通過擴大軍備來維持社會總需求，防止經濟衰退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然而，其實際運作邏輯卻是依靠以下三點。

第一，美化對外戰争，提升軍事擴張的合法性。“五角大樓的宣傳機器”往往與大衆媒體合作，發動信息戰、心理戰，通過貶低對手、擡高自身的方式，來塑造對外戰争的“正義性”。當然，美國政府也經常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号，搶占對外戰争的“道義”制高點，同時通過愛國主義話語或者強調承擔保護盟友或使國際資本主義體系免受威脅的責任，來掩飾其軍國主義本質，從而為戰争政策和軍事擴張提供“正當性”。

第二，堅持冷戰思維，為無休止的軍備競賽和不斷索要軍費提供合理性。冷戰以限制競争對手，應對外部威脅的名義展開。無論是冷戰時期還是新冷戰時期，美國決策層都将“共産主義國家”作為對手和威脅。如今，拜登政府仍然延續這種冷戰思維，試圖開啟一場永不停歇的戰争，維持世界霸權。2022年美國《國防戰略》将中國列為首要戰略競争對手。同年，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又将中國描繪為軍事上的“主要挑戰”，以及“唯一一個既有意願重塑國際秩序，又日益擁有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來推進這一目标”的對手和威脅，從而為軍備競賽和高額軍費提供借口。如今，美國的軍事實力已經居世界第一，但美國軍工複合體堅持隻有不斷推動軍備升級才能打敗競争對手，保證自身作戰優勢，維護國家利益。不過，在提倡本國武器研發的同時，美國往往以“維護世界秩序”為由，刻意忽視他國國防需求，反對并制裁他國軍備制造。同樣地，目前美國的軍費開支居全球第一，但蘭德公司的研究報告宣稱，美國目前軍事支出水平不能完全保證國家免受威脅，認為隻有繼續提高軍費預算才能降低輸掉戰争的風險，并阻止他國“侵略”。這正如列甯批評“資産階級拼命叫喊外國‘入侵’”一樣，實際上是“欺騙人民群衆，掩蓋……帝國主義性質”。值得注意的是，美國霸權既針對資本主義以外的世界，也适用于資本主義内部體系。運用軍事力量來維持美國在資本主義體系内外的絕對霸權和主導地位，要求更高的軍費作為保證。

第三，通過對外軍售、對外掠奪，為獲取超額戰争利潤提供支撐。美國堅持“破窗謬誤”，在“打破别國窗戶”“售賣自己國家玻璃”的理論指導下，挑起他國戰争、售賣本國武器。一些地區的沖突發生後，美國軍火商看到的不是動亂、紛争，而是軍事需求穩定的良好信号。“如果動亂和紛争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争”，美國通過不斷挑起他國戰争的方式，獲取武器售賣紅利，成了制造“武器需求”、獲取戰争利益的戰争販子。“在戰争中，一方的損失就是另一方的利益”；2017年至2021年，在全球武器交易下降的背景下，美國對外軍售不斷攀升（從32%上升到39%），軍工複合體的戰争利潤得到了保證。此外，美國還通過軍事掠奪獲取暴利。在戰亂地區，美國政府不僅沒有承擔維和責任，反而縱容軍隊“經商”“搶劫”以獲取暴利。美軍駐叙利亞部隊幫助三角洲新月能源公司偷采、走私石油獲取利益就是例子。當然，美國也通過戰争壓迫獲取利益。如果說“古代羅馬的無産者是靠社會過活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是靠現代無産者過活的”，那麼美國戰争資本主義則是依靠壓迫軍事不發達的國家而過活的。其手段不僅包括通過戰争搶占自然資源，也包括通過武力在落後國家、發展中國家兌換政治利益、經濟利益。

綜上，戰争資本主義增強了美國制造戰争、獲取利潤、維持世界霸權的能力，同時也刺激和提高了美國訴諸戰争解決國際事務的傾向性和可能性。然而，戰争作為一種手段和目的是非常危險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态》中對此發出了警告：“戰争……足以使一個具有發達生産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國家陷入一切都必須從頭開始的境地”。而美國戰争資本主義不受控制的發展，也預示着其必将成為或者已經成為一種衰朽但還沒有完全衰朽的資本主義，垂死掙紮但還沒有死亡的資本主義。

三、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影響與後果

隻要戰争的目的仍然由資本的利益決定，戰争就不會停止；隻要戰争能夠持續帶來利潤，戰争資本主義的傷害就不會消失。“戰争已經走進一個死胡同，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無法擺脫戰争，戰争必然導緻令人痛苦的破壞”；戰争資本主義的不斷演化，将阻礙美國經濟社會發展，加劇霸權衰落。

（一）阻礙經濟社會轉型，損害公共利益

自踐行“永久戰争經濟”理論以來，戰後美國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得到緩解，但由于不斷擴大的軍費支出對生産性支出産生擠出效應，美國長期面臨經濟增長放緩、失業率居高不下、公共基礎設施老化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美國社會要求經濟社會轉型，維護公共利益。

一是戰争支出對民生行業的貢獻并不明顯，美國和平委員會（U.S. Peace Council）等社會組織建議将部分軍費資金投入滿足人民基本需求的行業中。二是軍備消耗以犧牲其他投資為代價，美國菲奇堡州立大學阿德姆·埃爾維倫等學者提出将部分軍費開支轉移到教育、醫療、消費、清潔能源等公共領域。戰争無法解決資本主義周期性經濟危機中的勞動力過剩問題，但上述領域創造的就業比軍事活動創造的就業更可持續。三是戰争已經造成了極端貧困現象，人民需要休養生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西摩·梅爾曼（Seymour Melman）、美國國會參議員喬治·斯坦利·麥戈文（George Stanley McGover）等建立了國家經濟轉型和裁軍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for Economic Conversion and Disarmament），倡導以和平經濟、生産性經濟替代戰争經濟。四是美國民衆越來越對戰争持反對态度，更希望将可支配的資金用于社會治理，而非軍事。美國民衆同樣希望政府将國債用于經濟和民生，而不是戰争。因為任何着眼于對外戰争的國債政策，都将成為和平發展的阻礙。五是将可支配的大部分資金用于軍事，弱化了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公共服務部門建議将部分軍費開支轉移到公共基礎設施領域。2021年白宮也承認，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基礎設施公共投資占GDP的比重下降了40%以上；落後的基礎設施不僅阻礙了企業的發展，使人們無法高效工作，而且将長期“損害美國的競争力和經濟增長”。

美國得克薩斯大學達拉斯分校勞埃德·J.杜馬斯（Lloyd·J·Dumas）教授等甚至提供了改變戰争資本主義的方案——讓戰争無利可圖，推動經濟社會轉型。比如，采用計劃經濟體系，将資本家排除在軍備生産這一過程之外；建立約束戰争資本主義的制度體系，防止軍工複合體左右政府決策。然而，戰争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軍工複合體在國家權力中的地位奠定，不僅決定了戰争經濟提供的商品和服務難以用于民生和公共領域，而且決定了美國政府将大量人力資源、物質資源從生産性的經濟領域轉向非生産性的軍事領域的趨勢難以改變。在美國的政治實踐中，決策不是源于公共利益及背後的共識，而是源于利益集團之間的讨價還價。因此，任何削減或轉移軍費開支的建議都遭到了軍工複合體的抗議，而且大多試圖推動戰争經濟轉型的方案也遭到了反對。哪怕是疫情期間，美國衆議院同樣拒絕了削減10%的美國軍費開支，将其用于貧困社區住房、醫療和教育的提案。軍工複合體綁架政府決策，哪怕這些決策符合公共利益。他們所堅持的“永久戰争經濟”，雖然能夠在短期内拉動内需、擴大就業，但長期來看卻是對經濟社會轉型以及公共利益毫無益處的事情。

（二）催生“寄生”經濟，阻礙民用經濟發展

美國戰争資本主義作為美帝國主義的一個方面或延續，本身如列甯所說，“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和腐朽性體現在“戰争公司”脫離了經濟生産，但卻吞噬了能夠促進經濟生産的民用企業的資源，成為美國社會發展的巨大阻礙。

首先，美國軍事工業的發展，寄生于民用經濟帶來的聯邦稅收和公共财政。沒有民用經濟的發展，戰争經濟難以維系。然而，正如馬克思指出的，“戰争極大地加重了負債，無情地耗盡了全國的财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戰争經濟同樣消耗了美國政府相當部分的财政收入，降低了美國民用經濟的活力。加之，戰争經濟對民用經濟和财政收入的貢獻很少，兩者形成了此消彼長而不是相輔相成的發展關系。

其次，戰争經濟寄生于“戰争公司”，使其貪污、浪費免于被監察，獲得了超越民用企業的權力。問題不是腐敗本身，而是不受制約的權力。我們知道，一旦國家變為“戰争公司”，政府就很難再加以監管，因為政府本身就是公司。即使特朗普政府曾經要求審計國防部，但最終因為利益集團、壓力集團的阻撓不了了之。美國國防部是唯一一個從未受過任何審計的聯邦機構，其擁有的特權損害了市場公平競争機制以及民用企業的利益。

再次，“戰争公司”寄生于政府，不斷侵蝕民用經濟發展空間。與在市場競争關系中追求成本最小化、利潤最大化的民用企業不同，“戰争公司”利用其權力和地位，不僅在政府預算中無限獲取資本，使其不受通貨膨脹、生産力表現不佳、産品設計不良、管理運營不善的影響，而且通過孤立的壟斷市場運作，獨立的價格制定（成本、補貼和收益最大化），獲取高額利潤。一旦價格由軍事行政部門決定，競争的性質就發生了轉變，因為企業依賴“行政影響力”，而不是成本——收益競争。軍事資本家很樂意與具有國家壟斷地位的軍事服務提供者進行利益交換。這種交換的顯著負面性，是将資源轉移，擠壓民用企業的發展空間，最終導緻“養蠱”與“反噬”的結局，與“軍事凱恩斯主義”繁榮企業、增加就業的初衷背道而馳。

（三）導緻制造業萎縮，使美國經濟面臨衰退風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持續性地将大量技術資本和人力資本投入軍事戰争，雖然增加了國民生産總值，但導緻工業制造業不斷衰落。據研究，2015年美國制造業增加值為2.17萬億美元，占GDP的12.03%，與1953年28.12%的峰值相比，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6個百分點。制造業與就業息息相關，特朗普政府曾提出“制造業回歸”，實質是促進制造業就業回歸。然而，正如西摩·梅爾曼(Seymour Melman)早先觀察到的，由于軍事工業的擠壓，那些沒有受到政府資助的制造行業，如果任其自行發展，會面臨關閉的風險；為了規避這種風險，他們選擇将“工作轉移到國外”，但這也會導緻“美國就業機會的喪失”。因此，如果戰争資本主義導緻國民經濟對戰争經濟和軍事工業形成依賴，許多面向大衆消費的制造業及其就業崗位就難以回歸。另外，美國政府通過大舉借貸的方式擴大軍事預算，導緻美元升值，也對美國制造業的出口造成了消極影響。2023年7月路透社發文表示，“美國制造業活動連續第八個月萎縮，降至疫情封控以來的最低水平”，這導緻美國勞動力市場持續走弱，美國将再次迎來經濟衰退。可見，制造武器表面上是一項對GDP增長有利的工作，但這種非生産性的，且不為消費、服務或為進一步生産作出貢獻的工作，不足以作為經濟健康的預兆，因為它掩蓋了制造業衰退的事實。換言之，戰争資本主義不能解決經濟中的過剩問題，它将成為無法投資的資本、無法就業的勞動力和制造業萎縮的主要根源。

（四）加劇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

首先是貧富分化的矛盾。列甯指出，“戰争是為有産階級的利益服務的。工人群衆肩負着戰争的全副重擔，而有産階級則利用人民的災難從中取利”。因此，哪裡有戰争資本主義帶來的過剩财富，哪裡就會有随之而來的極度貧困。帝國戰争帶來的增長隻是讓少數人獲益，美國工人的生活狀況并未因為軍費開支占國民生産總值較大比例而有所改善。2019年美國世紀基金會（Century Foundation）的研究顯示,随着軍費開支的增長以及生産性投資占國民收入比例下降，美國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不增反降。美國戰争資本主義越發展，美國工人實現階級跨越的可能性就越小，美國階級之間的貧富分化和矛盾就越大。而這也意味着美國發動的對外戰争，将推動美國國内工人階級反對資産階級的戰争，直到這個戰争爆發為整個社會的革命。

其次是戰争與反戰之間的矛盾。在國内制造業崗位不斷減少的情況下，許多美國人不得不加入軍隊維持生存。然而，大多數美國人不願意看見戰争販子将軍事利潤裝進腰包，而自己的親人卻葬身戰場。根據美國“國防傷亡分析系統”統計，過去120年裡，美國在戰争中死亡的軍人超過62萬；在朝鮮戰争、越南戰争、阿富汗戰争、伊拉克戰争中死去的軍人超10萬。其中，20歲至30歲的軍人死亡人數最多。樹人需要和平20年，毀人隻需戰争20秒。凡是經曆過戰争、見識過戰争和不是以輕浮态度談論戰争的人都态度鮮明地反對戰争。戰争導緻的傷亡和家庭破碎，引發了社會的抵抗和反思，在支持戰争與反對戰争之間形成不可調和的矛盾。

最後是槍支泛濫與保障人身安全之間的矛盾。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為了防止政府權力膨脹進而侵犯公民權利，賦予公民持有武器的權利。然而，在實踐過程中，警民之間的關系卻因此而緊張。2021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顯示，40%的成年人生活在擁有槍支的家庭，近50%的人認為槍支是導緻暴力和社會矛盾的重大隐患。然而，軍工企業為了加大槍支的售賣，聯合“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等遊說團體加強持槍自由的宣傳，不僅沒有調節政府與公民、公民與公民之間的關系，反而提高了謀殺率和犯罪率。

（五）破壞世界和平發展與穩定

一切損害世界和平的戰争，一切掠奪和奴役别國人民的戰争都是非正義的。首先，美國不僅自己發動戰争，而且帶動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進入戰争資本主義模式，使戰争資本化，資本主義國家戰争化；而美國推動資本主義國家軍事結盟，則成為挑起戰争、發動戰争，提高他國防務成本，影響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其次，如列甯強調，“戰争及其帶來的全部災難都是資本主義的産物”，美西方推動核力量與常規軍事力量并行擴張，使世界面臨戰争及核污染的風險。最後，催生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美國曾經打着“民主”的旗号，幹預他國内政，颠覆别國政權，制造了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帝國主義戰争是對一切民主的粗暴破壞”，列甯曾批判1917年美國總統威爾遜“以戰争拯救世界民主”的口号，以及1918年支持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政策，揭露了美國民主的虛僞實質。如今，美國打着“民主”的旗号向部分國家發起戰争，使其由治變亂、由盛而衰，滋生了極端主義、恐怖主義。真正的民主國家追求和平的紅利，然而，美國卻是對這一切的否定。美國将龐大的軍事預算運用于“輸出民主”和反恐戰争，不僅沒有取得任何效果，反而破壞了他國的民主權利，使全球死于恐怖主義的人數不斷增加。此外，為了售賣軍火，美國還發動代理人戰争，對他國人民安全權益造成嚴重損害。2001年以來，美國發動的代理人戰争，及對其他國家的敵對行動，造成了全世界92.9萬人死亡，3800萬人流離失所或成為難民。

當然，美國戰争資本主義也嚴重阻礙了世界經濟的互利發展。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國隻要彼此有了聯系，就互相進行和平的交易。從此以後商業便具有了政治意義。”然而，也正如列甯表明的那樣，“隻要帝國主義戰争繼續打下去，國際間的往來就會被帝國主義資産階級軍事專政的鐵鉗鉗住”。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邏輯不是互利、互惠或者和平交易，而是通過戰争“以便赢得新的地域來擴張……卑鄙的貪欲”。美國軍工複合體為了超額利潤的貪欲，利用戰争脅迫競争對手或者通過強硬的軍事實力兌換經濟利益，不僅侵害他國主權、人權，而且使戰争收益私人化、成本社會化、風險外部化；這種結果不僅是對他國經濟發展的嚴重損害，也是對世界經濟互利原則的嚴重破壞。

（六）加劇其内部矛盾和霸權的衰落

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使國際政治格局發生曆史性轉變，使權力日益向美蘇兩個中心轉移。然而，蘇聯解體以後，美國失去制衡，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為了維持其全球霸權，通過不斷擴充軍備、發動戰争的方式削弱其他國家；或者通過軍事戰略向敵人和朋友灌輸對美國的“恐懼”，保護美國的全球利益。

國雖大，好戰必亡。美國的霸權并未因為其向他者施加恐懼而鞏固，相反，美國越擴張，其安全感越來越需要更多的軍費開支加以支持。不斷增加的軍費開支和霸權外交，不僅吞噬了公共财政，加劇了其内部矛盾，影響美國經濟的長遠發展，無益于解決資本主義内在矛盾，而且使自身的競争力下降、軟實力衰退、“朋友圈”縮小、影響力減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美國将自己視為世界最卓越的軍事領袖，這種信心是建立在成功研制和使用原子彈，以及基于世界其他主要工業地區遭受大規模破壞，而美國保留了比較完整的制造業和人口規模的情況下建立的。然而，戰争資本主義導緻的國内問題頻發、國際反美情緒高漲，改變了這種局面。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認為，美國霸權的維持在于它解決内部問題的能力，而非它的外交政策；美國高估了軍事力量對世界政治的主宰能力，從2008年金融危機到2021年美國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突然潰敗，種種迹象表明美國霸權正面臨終結。

四、結 語

綜上，資本主義的發展必然導緻戰争。隻有推翻資産階級的統治，走向社會主義才能結束戰争。正如列甯所說，“客觀上能夠對抗帝國主義資産階級戰争、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的戰争的，隻有反對資産階級的戰争”；“戰争導源于資本主義的本質，隻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不再存在的時候，或者在軍事技術的發展所造成的人力和财力的巨大損失以及軍備所引起的民憤使這種制度趨于消滅的時候，戰争才會停止”。

然而，資本主義的消亡是一個長期的曆史過程。面對當前美國的戰争資本主義模式，首先，我們應當保持戰略定力，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做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中堅力量。這不僅是因為消除戰争、實現和平是飽經戰火的中國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願望，是曆來經曆戰争磨難的世界人民得出的必然結論，而且還因為和平是被建立起來的，作為全球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有責任利用國際法主持公道，推動多邊對話協商，為傳播和平文化，維護世界穩定發揮關鍵作用。其次，我們也應看到，美國戰争資本主義的發展，決定其與他國的博弈不可避免。對此，既不能尋求戰争，也不能害怕戰争。當然，單方面拒絕戰争也并不能避免戰争。作為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始終通過強軍道路提升捍衛和平、維護安全、制止戰争的能力。列甯曾指出，“隻要存在戰争的威脅，各有關國家的工人及其在議會中的代表就有責任各盡所能，以便利用相應的手段來阻止戰争的爆發”。隻有不斷實現強軍目标，為戰争做好準備，才是阻止戰争、捍衛和平的最有效手段。如果發生戰争，我們既要具備應對極限施壓、戰争威脅和挫敗敵方的軍事實力，“以戰終戰”，也要站在道義的制高點，以堅強的意志和必要的實際行動維護國家主權、人民利益、世界和平。總之，唯有平等的和平才可以持續，隻有不斷提高本國軍事實力，才能最終做到馬克思所說——“戰争的費用要讓真正的戰争發動者來償付”。（注釋略）

（作者系重慶大學6774澳门永利副教授）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