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民主峰會”與我國意識形态安全的新挑戰

美國“民主峰會”與我國意識形态安全的新挑戰

王劍峰

自拜登上台以來，中美全方位戰略競争已經愈發顯現出“白熱化”的狀态。這其中，美國在意識形态領域加大了對中國的外交攻勢，一項值得關注的動向就是近年來拜登政府積極打造的全球“民主峰會”。2024年3月，以“未來一代的民主”（Democracy for Future Generations）為主題的第三屆民主峰會由韓國尹錫悅政府負責主辦，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J. Blinken）在峰會開幕式的講話中直言“在國内捍衛和加速我們的民主複興需要我們幫助塑造一個民主繁榮發展的世界”。可以顯見的是，一個以西方“民主價值”為内核的對外政策路線逐漸在拜登的大戰略理念與實踐中占據主導。在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背景下，在美國與中國印太全方位地緣戰略博弈日趨激烈的當前，拜登政府推進“民主”和價值觀外交并在全球範圍内推行“民主峰會”，其意在掀起針對中國等國家的意識形态戰争。由此，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不确定和不穩定因素之下，美國“民主峰會”給我國的意識形态安全帶來了一系列全新的挑戰。

一、美國“民主峰會”出台的背景

拜登就任後在全球政治中重打“民主牌”并非偶然，是出于以“民主”意識形态鞏固相對式微的美國霸權的脆弱性基礎的戰略目的，并在政治極化愈發嚴重背景下維護美國“民主”形象及其意識形态吸引力。源于全球和國内層面的上述兩大因素被拜登政府視為對“美式民主”的重大挑戰，因而急切打造出“民主峰會”作為拯救方案。由此，“民主”作為一種既舊又新的手段回歸美國大戰略核心地位。這裡的“舊”是指“民主”自冷戰以來始終是美國維系舊的國際秩序以及彰顯其政治制度優勢的支柱；而“新”則意在強調奧巴馬時期基于務實原則對海外“民主”推廣的淡化，以及特朗普的反建制和反傳統路線對美國“民主”形象的破壞，使得拜登選擇設計“民主峰會”這一全新制度模式來重造作為範本的“美式民主”。

（一）“民主”及其意識形态是拜登政府維系美國領導世界的重要支柱

拜登入主白宮後除了加快找回維系美國霸權秩序所需的國際制度和聯盟基礎外，還将“民主”及其意識形态重整為塑造美國霸權領導的重要手段。在2022年的《國家安全戰略》前言中拜登直接指明美國将繼續捍衛全球“民主”，其戰略目的在于以“民主”作為維系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關鍵支柱。在拜登看來，要維系美國“領導世界”這一“天定命運”，“既要維持美國國力增長的态勢，也要引導其他國家踐行西式“民主政治”。面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的持續崛起，對美國霸權相對衰落的焦慮心理使得拜登政府對能否繼續維持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格外敏感。拜登治下的美國亟須在經濟、貿易、軍事和科技等硬實力和物質基礎領域确保“美國第一”的局面，同時，亦需要借助“民主峰會”在全球範圍内擴散“美式民主”的理念和規範。簡言之，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在以物質權勢為支撐的同時必須輔之以“民主”及其意識形态作為聯結盟友、夥伴國及其他親美政權的紐帶。

在當前美國對華啟動新冷戰的背景下，拜登政府打造“民主峰會”意在展現美國在全球意識形态領域的強大領導力。在持續四年的“美國優先”對外政策以及2021年國會山騷亂事件的背景下，“民主峰會”被視為對美國在“民主”和人權領域持續的全球号召力以及領導地位的檢驗。展開來看，特朗普任内貶低北約功能、拒斥東亞盟友及對西方“民主”一些共有價值理念的反叛，或多或少加劇了其他西式“民主”國家對美國的離心力，美國在西方陣營及全球盟友内部的領導地位遭到人為削弱。而“民主峰會”以共有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态和西方“民主”規範為内在依托，同時在外部制造中國和俄羅斯等所謂“威權主義”政體對全球“民主”威脅的話題，從而達到以意識形态親疏劃分敵我陣營、以共同敵人轉移内部矛盾的戰略目的。“G7”等主要發達國家出席“民主峰會”的事實本身就是西方陣營對美國在意識形态領域領導力認同的象征，而拜登政府以視頻會議的形式召開“民主峰會”，更是以一種低成本的代價在緩和美國與西方“民主”陣營關系的基礎上重塑了美國的核心領導地位。

（二）美國國内亟需拜登政府重塑“民主燈塔”形象

近年來，美國政治進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現象就是愈演愈烈的政治極化，即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建制派與非建制派之間在諸多重大社會政治議題與意識形态上的共識和凝聚力不斷萎縮而沖突和離心力卻逐漸固化。如民主黨人發起的對特朗普的彈劾以及對特朗普展開的司法審查；共和黨内部不同派系的相互傾軋；特朗普支持者制造的國會山騷亂事件等。這些政治極化背景下的一系列負面社會政治事件嚴重沖擊了美國政治體制的有效運轉和政府的治理效力。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談論特朗普時代美國激進的身份政治現象時所指出的，“美國政治制度當前的功能失調和衰退，與美國政治愈演愈烈的嚴重極化有關”。政治極化下的消極事件或多或少解構了“美式民主”一貫自我标榜的“燈塔”形象以及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吸引力，人們開始質疑效仿“美式民主”進行國家建構和制度設計的現實有效性。2016年特朗普的競選成功甚至被視為暴民的狂歡，支持特朗普的選民“對所有讓民主制度良好運轉的非正式規則和規範一無所知”，這就引發對美國最終是否會演變為“沒有民主人士的民主國家”的深切擔憂。凡此種種皆表明，在國内，“美式民主”的發展面臨着政治極化的暗中侵蝕；在海外，長久以來以“榜樣”自居的“美式民主”形象備受質疑。

拜登政府為拯救政治極化危機下美國“民主”弊病的藥方即是“民主峰會”。在具體操作上，拜登政府将“民主峰會”的主題設定在參與方或者全球普遍關注的範疇之内，然後強調美國在牽頭解決這些與“民主”息息相關問題上必須在場的義務和責任，以此繼續向外界展示美國的“民主”捍衛者形象。2021年峰會的主題集中在反抗“威權主義”、應對和打擊腐敗以及促進對人權的尊重；2023年峰會的主題進一步擴展為“民主”變革的新路徑、烏克蘭和平問題、實現“民主”紅利、捍衛法治對抗敵對國家、反腐敗、“民主”團結、“民主”國家的婦女地位、商業與“民主”論壇以及應對仇恨引發的暴力。可以看出，拜登政府為“民主峰會”所框定的諸如反腐敗、保障人權、提高婦女地位等主題因其具有“普世價值”而容易得到與會者的認同，或有如“威權主義”、俄烏沖突等主題以刺激與會者尋求美國的安全庇護。這些主題的選擇很好地掩蓋了美國國内當前存在的各種負面“民主”事件的消極影響，反之，依憑“民主峰會”拜登政府重新打造了美國作為全球“民主”救世主的形象。

需要明确的是，拜登政府借助“民主峰會”竭力恢複美國的“民主燈塔”形象、重塑全球意識形态主導權歸根結底是為了配合維系霸權的戰略構想。2022年《國家安全戰略》毫不避諱地指出，“我們并未始終遵守我們的理念，近年來我們的民主遭到了源于國内的挑戰”，而“我們國内民主的質量會影響我們海外領導地位的實力與可信性”。美國學者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和查爾斯·埃德爾（Charles Edel）認為，“改善國内民主應當是對海外領導地位的補充而非替代”。可見，“民主峰會”消解政治極化負面影響的内部任務是服務于鞏固美國全球領導地位的外在目标。搭建“民主峰會”這一制度平台，在淡化國内“民主”矛盾的同時繼續向外宣揚“美式民主”價值觀，在更深的戰略動機上是為構建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注入軟實力要素和意識形态根基。

二、美國“民主峰會”的規範與功能

所謂“規範”是指美國“民主峰會”帶有強烈的意識形态色彩和價值推廣追求，它是“民主峰會”作為目的的象征；“功能”則是指“民主峰會”帶有解決特定區域性和全球性問題的潛在戰略規劃，它是“民主峰會”作為手段的表現。在這兩種屬性中，帶有意識形态競争目的的規範目标是“民主峰會”的首要追求，并且，功能目标歸根結底也服務于、從屬于規範目标。

一方面，功能屬性上，拜登政府以“民主峰會”的形式試圖加強與其所界定的“民主政體”間的聯系與協調，并将意識形态和“民主”與特定議題相挂鈎，以此應對地緣政治威脅、供應鍊重組、尖端科技管制、氣候危機、全球經濟恢複等“全球性挑戰”。

“民主峰會”是拜登重拾民主黨人以國際制度和僞多邊主義推進美國霸權領導地位的一項表征。白宮官方在闡述“民主峰會”的會議事項時明确強調“集體行動在解決我們時代最緊迫的挑戰上的有效性”。某種意義上，“民主峰會”本質上就是斯科特·勞利斯（Scott Lawless）強調的“民主國家協調”（Concert of Democracies），它假設這一制度能夠在“民主世界”中集體處理安全事務，并促進“民主”國家間的責任分擔。構建“民主國家協調”有助于按照美國的利益積聚塑造新世界秩序所必需的權力和集體意志。不難看出，拜登政府在尖端科技管制、供應鍊重組、應對北約和印太地緣“威脅”等議題上采取了一種“民主泛化”的手段，即将原本屬于科技、經濟、軍事等非意識形态領域的問題渲染成西方“民主”及其意識形态威脅的重要來源，進而誘使其他全球主要盟友和夥伴加入美國主導下的“民主共同體”中，以此構建一種成本共擔的集體應對模式。更關鍵的是，“民主”價值觀涉及“政治正确”問題，以價值觀為号召可以讓美國的盟友放棄對部分現實經濟利益的考量。由此，“民主峰會”成為在美國大戰略總體轉向收縮的時代，拜登政府以成本可控的代價應對全球性挑戰的新工具。

具體來看，一是聯合“民主政體”構築全球高精尖技術封鎖陣線，同時積極利用新技術手段應對“全球民主退潮”趨勢。在第一屆“民主峰會”上，美國與澳大利亞、丹麥、挪威和荷蘭等國正式提出“出口管制與人權倡議”（Export Controls and Human Rights Initiative），旨在“阻止威權主義政府濫用技術的趨勢，推動形成一種以民主價值為支撐的技術的積極圖景”。根據這一倡議，締約方将人權标準與技術出口許可證挂鈎，其内部企業在與其他“威權主義政府”或者被納入“實體清單”中的外國公司進行技術貿易與合作時，必須得到締約方政府準許之後方可進行。第三屆“民主峰會”則提出反制他國利用商業間諜軟件從事侵犯人權、基本自由和民主價值的活動。

二是以2022年烏克蘭危機為誘導，加緊構築全球“民主政體”聯盟應對中俄“地緣威脅”。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第二屆“民主峰會”上主持召開了有關烏克蘭危機的小組會議，主張在《聯合國憲章》原則下終止俄羅斯的戰争并在烏克蘭建立“公正且持久”的和平。此外，白宮在兩次峰會上都将中國台灣地區列入受邀名單，并極力渲染如若中國武力統一台灣将是“威權政府”對“民主政體”的“威脅”，以此誘導更多印太盟友和夥伴共同應對中國在亞太地區的“權勢增長”，實現“民主峰會”以意識形态親疏劃分世界的潛在目的。

同時，“民主峰會”是拜登政府持續将“美式民主”的一系列價值理念和規範原則塑造為全球“普世價值”的全新制度架構，賦予“美式民主”新的活力和面貌，以此确保“美式民主”在全球意識形态競争中立于不敗之地。

其一，以“民主峰會”為契機繼續對他國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進行美式改造，配合美國在海外策動“顔色革命”。2022年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直言“美國的民主試驗曆來是鼓舞全世界人民的源泉”，而“民主峰會”暗含的一項目标就是向與會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繼續推銷“美式民主”，并實質性地财政援助他國進行“民主”改造活動。在首屆“民主峰會”上美國正式提出的“總統民主複興倡議”（Presidential Initiative for Democratic Renewal）的其中一項行動計劃就是“支持民主變革者”，明确表示支持“積極分子、勞工以及具有改革思維的領袖”。在實際運行中，美國國務院為“生命線：被困市民社會組織援助基金會”（Lifeline: Embattled CSOs Assistance Fund）提供1000萬美元，用于支持全球範圍内“被威脅”的人權捍衛者與積極分子；美國國務院還出資100萬美元設立“為民主注入理解、完整性與合法性倡議”（Bridging Understanding, Integrity, and Legitimacy for Democracy Initiative，BUILD），為封閉政治空間中的專業人士提供技術和資源以在“民主”開放時機出現時進行引導；美國國際開發署提供1500萬美元發起“人民賦權”倡議（Powered by the People）以協助“非暴力社會運動”；美國勞工部、美國國務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署聯合提供約12億美元創建“組織、工人賦權與權利多邊夥伴關系”（Multilateral Partnership for Organizing, Worker Empowerment, and Rights，M睵OWER），通過強化“民主”且獨立的工人組織以及支持勞動法的改革與實施，協助勞工維權、提升工資水平、改善工作環境。事實上，在冷戰行将結束之際，美國正是通過支持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會領袖和勞工組織，最終瓦解了這些國家的共産黨政權；冷戰後，美國依憑對一些發展中國家非政府組織及社會運動的資助,實現了更疊他國政權的“顔色革命”目标。而美國“民主峰會”所要接觸的“民主改革者”就是目标國的工會領袖、勞工群體與非政府機構等重點對象，他們是“顔色革命”的潛在内部代理人。一旦他國接受“總統民主複興倡議”的援助和支持，美國便獲取了對該國“民主”政治發展進程進行長臂管轄的特權，這就為美國在海外制造“顔色革命”提供了先機。

其二，依托“民主峰會”的平台在全球範圍内挑起新的意識形态戰争，為美國的“新冷戰”烘托氛圍。當前，美國在經濟、科技、軍事三大硬實力領域對華實施戰略封鎖是“新冷戰”在物質基礎上的體現，而“民主峰會”倡導的“美式民主”優越感及其造就的新一輪社會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模式和意識形态競争則是“新冷戰”在思想觀念維度上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美國對異質化意識形态的恐懼有時要大于敵對力量在物質層面施加的結構性壓力。回顧美蘇冷戰史，蘇聯的意識形态被美國決策者視為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意識形态壓倒經濟利益考量成為冷戰時期美國對外政策的驅動因素。中國式現代化所内蘊的制度優越性日益為全球所矚目，相形之下，當前西方世界面臨普遍性“民主”退潮的危機。在此背景下，美國搭建“民主峰會”平台向國際社會推廣價值觀外交和“美式民主”理念，不可避免地會加劇全球意識形态的對立。“民主峰會”是美國以冷戰思維審視對華戰略競争的産物，它是拜登政府開啟對華全領域“新冷戰”在意識形态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三、理解美國“民主峰會”的内在缺陷

基于發展模式、選擇标準和叙事内容這三大視角審視拜登政府打造的“民主峰會”，可以從中梳理出其内含的若幹固有缺陷，這些内在缺陷正是暗中侵蝕“民主峰會”及其後續行動的反作用力。

（一）“民主”模式的一元化

“民主峰會”極力宣揚的“民主”和意識形态内涵根本上仍然是“美式民主”，它并非普世性“民主”模式，更不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唯一形态。拜登政府全力推行的“民主峰會”在根本上是為了在全球範圍内加強營銷“美式民主”，意圖繼續将“美式民主”包裝為其他國家民主實踐可資借鑒的獨家方案。2023年的《“民主峰會”宣言》指出，“民主可以采取多種形式”，但卻包括一些“共有特征”，諸如自由而公正的選舉、三權分立等。可以看出，“民主峰會”所認可的“民主”模式的多樣性是建立在“美式民主”一系列核心要素的基礎之上，其所标榜的“民主”多元化本質上仍然沒有跳出“美式民主”的一元化内涵陷阱。也就是說，拜登政府傾力打造的“民主峰會”并非為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民主理念與民主實踐提供集中展示的平台，它不能真實地映照出全球民主模式多樣性的現實，反之，“民主峰會”已然成為“美式民主”一家獨唱的僞多邊主義陣營。

在回望曆史的同時關照當下，不難發現，“民主峰會”倡導的“美式民主”隻不過是人類民主發展史上的其中一種形式而已，“美式民主”不能等同于全球民主，更不是其他國家在進行國家建構和實現現代化進程中可以直接照搬照抄的樣闆。早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法國政治學家托克維爾就在《論美國的民主》中直言美國的政治結構隻是民主國家可以采取的政府形式之一，而不是民主國家應當建立的唯一的和最好的形式。作為回應美國“民主峰會”的《中國的民主》白皮書（2021年）亦指出，“民主是多樣的，實現民主的道路并非隻有一條。各國的曆史文化不同、現實國情不同，民主的形式選擇必然不同”。毋庸置疑，任何國家的民主模式都是深深根植于本國曆史文化傳統和現實政治實踐的産物，“民主不可能按照一種抽象的原則來創建，即不能無視對曆史環境的考慮和對決策準繩的需要”。美國“民主峰會”如若忽視不同國家和地區民主發展的多元化和意識形态差異性，而執意以“美式民主”改造他國，那麼“美式民主”的價值理念與他國對民主的自我認知之間的張力将給後者帶來災難性後果，如9·11事件後美國在中東的民主改造計劃最終引發嚴重沖擊中東地區秩序的“阿拉伯之春”。

（二）西方“民主”标準的模糊性

“民主峰會”最大的内部争議就是“民主”标準界定上的模糊性，與會各方的“民主”現狀相差巨大，“民主峰會”對“民主”與否的判斷是與美國國家利益直接挂鈎的。拜登在第一屆“民主峰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援引“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2020年度報告指出，全球自由已經連續15年處于衰退之中。在這裡，即便比照“自由之家”報告中的所謂“自由指數”和“民主”表現，“民主峰會”在以“民主”為标準篩選參會名單方面的做法也是極其令人困惑的。例如，根據“自由之家”2021年度報告，馬爾代夫、瑙魯、塞爾維亞和波蘭被列為“10年來民主倒退最大國家”，印度、菲律賓被列為“2020年民主增長與倒退最大國家”中的倒退國家，美國則同時位列這兩大“民主”負面名單。但是，這些“民主”倒退國家卻仍然獲準參加“民主峰會”。在第二屆“民主峰會”中，有近1/3被“自由之家”2023年度報告列為“部分自由”國家以及剛果、伊拉克等“不自由”國家受邀出席。也就是說，盡管拜登以“自由之家”的報告來論證全球“民主”正在遭受圍攻和衰退的現實，但“民主峰會”卻仍然将被“自由之家”年度報告列為“民主”倒退或有“民主”不良記錄的部分國家選擇性地納入進來，而它們恰是被該報告界定為導緻近年來全球“民主”退潮的根源。這就充分說明，“民主峰會”對“民主”标準的認定是極其混亂而不确定的。

實際上，哈爾·布蘭茲(Hal Brands)等美國學者在“民主峰會”正式召開之前就指出拜登政府将面臨棘手的“民主”定義問題。縱覽兩屆“民主峰會”受邀名單，拜登政府并未解決好“民主”的入選标準，“民主”甚至不是參與“民主峰會”首要的、唯一的指标，美國更多的是從自身大戰略利益角度出發來确定參會者，而不是根據它們真實的“民主”現狀。正如這些美國學者所揭示的，印度這一巴基斯坦的頭号對手參會卻很難将巴基斯坦排除在“民主峰會”之外，因為在撤出阿富汗之後，拜登政府在應對塔利班問題上需要巴基斯坦的合作。而匈牙利則是歐盟成員國中唯一沒有受邀參加2021年“民主峰會”的國家，源于拜登政府對匈牙利領導人與前總統特朗普之間親密關系的懲罰。也就是說，除海外地緣政治考量之外，民主黨與共和黨之間的黨争亦是影響“民主峰會”評判“民主”标準的重要因素。此外，那些唯美國馬首是瞻的國家和地區亦能入列“民主峰會”名單，而其他奉行獨立對外政策的國家并未受邀出席。概而言之，當“民主”的标準與拜登政府的國家大戰略需求、黨派利益、雙邊關系親疏等現實因素相沖突時，“民主”也是要讓位的。“民主”标準上的模糊性甚至随意性勢必會反噬“民主峰會”的權威性與可信度，這也從側面證明“民主峰會”中的“民主”是工具性的。

（三）“民主”叙事的非現實性

“民主峰會”以“民主對抗威權”的虛假二元叙事塑造理解世界政治的範式，以此掩蓋“美式民主”的内部矛盾及其全球退潮的困境。拜登在談及設計“民主峰會”的原因時指出，“面對民主、普世人權乃至全世界遭受的持續且危急的挑戰，民主需要捍衛者”。拜登執政以來，中國迥異于西方現代化的發展模式，連同俄烏軍事沖突背景下俄羅斯戰略文化，都被美國視為“民主”的被迫退場與“威權”的壓迫性進逼，甚至俄烏沖突亦被描述為“威權主義”對“民主政體”的入侵。拜登的國家安全戰略思維本質上就是“民主”與威權的二元對立範式，體現在“民主峰會”上就是與會的“民主政體”與排除在外的“威權主義”國家之間的二元抗争，但這種意識形态上的二分論并不是充分理解當前全球政治的科學範式。美國大西洋委員會（Atlantic Council）高級研究員羅伯特·曼甯（Robert A. Manning）指出，“民主峰會”劃分的“民主”與威權是有缺陷的假設，威權（autocracy）的提出是智識上的懶惰，它是對複雜世界的一種過分簡單化的二分法。“民主峰會”正是利用“民主”對抗威權的極簡二元叙事尋求最大化遮蔽美國國内的“民主”糟糕現狀，以及“美式民主”在全球範圍内吸引力下降的處境。

“民主峰會”宣揚的“民主對抗威權”實為一種虛假叙事，其非現實性在于将“威權主義”定性為全球“民主”倒退和衰微的關鍵自變量。事實上，“民主化通常是發生在國家内部的過程……對民主的諸多最嚴重威脅都是内生的：不信任、極化、壓制選民以及黨派制度”。“民主峰會”強調的全球“民主”退潮根本上是“美式民主”基礎上的全球“民主”式微現象，面對這一困境，拜登政府沒有反思近年來美國國内難堪的“民主”實踐以及“美式民主”理念自身存在的不足，而是怪咎所謂“威權主義”的大規模興起。“有關威權政體的急劇興起是威脅或者說是民主政體削弱的要因的假設似乎混淆了因果”，印度、巴西、菲律賓和波蘭等國家的“民主”倒退是從其内部産生的。“民主峰會”面臨的一項挑戰就在于其首要叙事，即認為“民主”危機起源于全球民主政體與“威權國家”之間的争奪，而非民主政體的内部沖突。顯然，這種忽視内因的“民主”對抗威權的虛假叙事是難以引起全球受衆共鳴的，“民主峰會”脫離“美式民主”真實現狀與全球“民主”發展實踐的形而上叙事是無法遮蔽人類民主及其意識形态多樣化形态的基本事實的。

四、中國意識形态安全面臨新的外源性挑戰

毫無疑問，拜登政府傾力打造的“民主峰會”将在全球範圍内掀起針對中國的新一輪意識形态競争。當前，意識形态已然成為美國遏華戰略的重要武器，“美國通過将中美意識形态差異塑造為不可調和的現實沖突，意圖全面遏制中國發展”。而“民主峰會”正是拜登政府發動對華意識形态戰的全新工具。這固然是因為根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的中國式現代化在世界政治中大放異彩，連同新時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治理模式在與西方經驗對比中展現出的優越性，而近年來美國和歐洲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實踐卻呈現出愈演愈烈的政治極化、暴力騷亂事件和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等消極趨勢，“美式民主”、西方模式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态不再是全球“民主”和國家建構的模本。中國在現代化道路、治理模式和社會政治制度上的穩步前行使得拜登政府急切推出“民主峰會”，而“民主峰會”的出台則大大增加了中國的意識形态安全挑戰。

（一）“民主峰會”施壓我國意識形态安全

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态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核心價值訴求的一整套觀念體系。美國“民主峰會”試圖通過竭力推廣西方“民主”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所謂“普世價值”侵蝕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态的根基。當前，“民主峰會”施壓我國意識形态安全集中體現在觀念層面的核心價值與實踐層面的發展模式兩大維度。

一是核心價值之争。核心價值是特定意識形态的重要表征，核心價值觀上的博弈是争奪意識形态主導權的重心。拜登政府繼續将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自由、“民主”和人權等核心價值包裝為“普世價值”，并在“民主峰會”上為在全球範圍内、特别是第三世界國家推廣“西式價值”制定了以财政為支持的“總統民主複興倡議”。不難看出，“民主峰會”帶有明确議事議程的“西式價值”擴展計劃與近年來中國在國際社會倡導的以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為内核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将形成全新競争局面。全人類共同價值“不将自己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于人，不搞意識形态對抗”，而“民主峰會”則意在将“西式價值”推銷至全世界所有國家和地區。此外，全人類共同價值主張通過在協同應對全球性挑戰的基礎上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來實現不同文明間的和諧共處，而“民主峰會”則以“民主—非民主”的非黑即白思維審視全球不同價值觀，甚至謀求通過接觸廣大發展中國家内部的所謂“民主改革者”來強制性傳輸“西式價值”，試圖通過價值滲透來實現“美式民主”的“普世化”。概而言之，“民主峰會”竭力推崇的“西式價值”在目标追求和實踐路徑上對我國的意識形态安全造成重大壓力。

二是發展模式之争。發展模式的競争歸根結底是政治制度優越性的競争，它是意識形态競争在治國理政優勢上的現實較量。長久以來，西方國家依憑其經濟成就和社會繁榮使得“現代化=西方化”的說法有着很高的國際話語權，西式現代化一度成為後發國家走向現代化的“标杆”。然而，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展現了不同于西方現代化模式的新圖景”，“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國家現代化道路上的中國方案與中國經驗引發了西方的危機感。由此，拜登政府借助“民主峰會”加大了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攻勢，突出表現為以所謂的“威權主義”崛起描述中國式現代化的領導者及其内蘊的意識形态，同時，将緻力于塑造人類文明新形态的中國式現代化視為對西方文明的挑戰。“民主峰會”在會議主題和議程設置上将反腐敗、捍衛人權、商業繁榮、社會公平等議題與“美式民主”挂鈎，意在彰顯西式現代化在其中仍存的生命力，但“其實質是‘以民主為幌子，對與其社會制度不同、發展模式不同的國家進行打壓遏制’”，企圖以所謂“威權對抗民主”的虛假叙事抹黑新時代中國在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方面的成就。美國“民主峰會”在“民主”、價值觀和治理模式上的不斷壓迫顯著增加了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過程中維護國家意識形态安全的外部風險。

（二）我國應對“民主峰會”帶來全新意識形态挑戰的現實舉措

當前美國“民主峰會”給我國的意識形态工作帶來了嚴峻的挑戰。“意識形态工作是為國家立心，為民族立魂的工作”，能否在新形勢下做好意識形态工作以更好地應對美國“民主峰會”帶來的新挑戰與壓力，直接關乎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過程中的政權、制度與意識形态安全。

首先，宏觀層面上，要從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角度統攝意識形态安全工作，以大安全理念構建總體意識形态安全觀，從而更有效地應對“民主峰會”帶來的多維挑戰。在當前構建統籌各領域安全的新安全格局中，政治安全是首要任務，維護意識形态安全是政治安全的構成要素之一。在傳統認知中，意識形态安全對國家的政權和制度穩定起着思想指引作用，因而一般意義上維系意識形态安全更多着眼于這兩大領域。然而，美國“民主峰會”對中國意識形态安全的沖擊涉及政治道路、經濟模式、文化價值和社會治理等維度。因此，面對“民主峰會”在意識形态上的多重威脅，必須在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基礎上統籌政治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和網絡安全等方面的工作，進而以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态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四個自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及堅決打赢網絡意識形态鬥争為主要内核，協同構建總體意識形态安全觀，這種意識形态大安全理念能夠更加全面、高效、有針對性地抵制美國“民主峰會”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網絡等多個領域對我國進行的意識形态攻擊。

其次，中觀層面上，戰略性強化我國的意識形态國際話語傳播能力，更有針對性地化解“民主峰會”在全球層面上對我國意識形态的污名化。拜登政府選擇打造囊括100多個不同主體的“民主峰會”，意在通過這一僞多邊主義的規模優勢擴散“美式民主”國際影響力的同時，在更大範圍内打壓中國意識形态日漸增加的全球影響力。所幸我們早已開始打造政府加民間聯動的宣傳模式以提升中國意識形态叙事能力。一方面，中國各類官方、非官方媒體等已經以英語等外語制作反映中國式現代化成就以及中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對外宣傳片，并借助海外抖音（TikTok）、油管（YouTube）等西方主流社交媒體，以動漫、微電影、紀錄片等大衆接受度高的形式，向海外受衆講述中國共産黨帶領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實現共同富裕等接地氣的、能夠引發海外人民共鳴的中國故事。這種借助西方媒介從民間視角主動展現新時代中國治國理政優越性的叙事可以有效對沖“民主峰會”企圖抹黑我國意識形态在全球的消極影響。另一方面，民間智庫和學術團體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中國式現代化的主題舉辦國際學術會議和高端論壇，通過“民主”及其意識形态話題上的議程設置和話語塑造形成對“民主峰會”的輿論反制，部分化解了“民主峰會”在搶占全球“民主”話語上施與中國的被動處境。通過“官方+民間”的聯動宣傳來戰略性增強我國意識形态國際話語傳播水平，逐步破除美國借助“民主峰會”操控全球意識形态話語霸權的格局。

最後，微觀層面上，以網絡意識形态安全為重要抓手，嚴防“民主峰會”制定的“總統民主複興倡議”在實施過程中以境外非政府組織為依托、借助網絡工具加大從我内部進行意識形态滲透。“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過不了互聯網這一關，就過不了長期執政這一關”，充滿各種不确定性的網絡平台，加之通常披着“民間、和平與合作”外衣的非政府組織是不容忽視的隐蔽的境外意識形态滲透工具。如前所述，美國“民主峰會”極力推進“總統民主複興倡議”的一項終極目标就是與他國的勞工、工會和積極分子等所謂“民主變革者”進行接觸，從而達到從内部瓦解他國意識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隐秘目的。針對此一态勢，國家安全和網絡主管部門要進一步加強對微信、微博、抖音、小紅書等國内熱門社交和通信類軟件的反滲透監管工作，遏止美國情報機構利用這些軟件從内部散播各類政治謠言以及其他容易激化社會矛盾的抹黑信息。在此過程中，更要防止境外非政府組織在我國内部從事意識形态破壞行動。

顯見的是，拜登政府打造的三屆“民主峰會”并不是美國對華意識形态戰的終點，這也就意味着未來一段時期我國的意識形态安全将始終面臨來自美國“民主峰會”的持續性壓力與挑戰。習近平強調，“意識形态關乎旗幟、關乎道路、關乎國家政治安全”。對于正處在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中的中國來說，我們要在把握美國“民主峰會”本質及其内在缺陷的基礎上，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自信有力回擊“美式民主”的攻勢，以新時代中國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長遠進展回應“民主峰會”抹黑中國的社會政治制度和發展模式的做法，堅定捍衛我國的意識形态安全。當然，與此同時，我們更要警惕美國借“民主峰會”之機在貿易、關稅、科技、軍事、人文等領域之外将中國納入意識形态全面競争的軌道，從而達到如同冷戰時期全方位拖垮蘇聯的戰略目的。力避被拖入全面意識形态競争陷阱是我們審視美國“民主峰會”的應有之義。

（作者：王劍峰，上海師範大學6774澳门永利講師）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