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五重邏輯及其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的五重邏輯及其價值

劉新剛 張軍

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進程中的一個關鍵議題。習近平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述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創新和實踐發展的根本遵循。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成果豐碩，其中較多成果集中于對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闡釋以及實踐成就的總結歸納。當前，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研究亟待出現一個追索背後科學問題的新進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偉大事業，需要建立在紮實的科學邏輯基礎上。關于某一事物背後科學邏輯的研究進路，學界一般從理論邏輯、曆史邏輯和實踐邏輯這三大邏輯展開。這三大邏輯在同一抽象平面上實現了邏輯上的閉環，能夠準确反映出一個事物背後的基礎科學問題。從這一角度來說，對中國式現代化展開背後這三大邏輯的追索，是當前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加快發展的一個亟待展開的研究。與此同時，根據中國式現代化展開的實際，習近平提出“必須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這需要學界揭示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政治邏輯。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這需要學界揭示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發展邏輯。由此可見，在理論邏輯、曆史邏輯、實踐邏輯同層次的思維抽象閉環之外，還需要展開關于中國式現代化其他思維具體層面邏輯問題的研究。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所包含的議題較多，但是通過研讀習近平的重要論述和相關中央文獻，會發現其中把“政治”和“高質量發展”分别提到了“最大”和“首要”的高度。所以本文在這個具體層面，優先圍繞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邏輯和發展邏輯進行研究，并嘗試回答在抽象和具體兩個層面的五個邏輯之間的關系，從而為我們思考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科學問題提供五大邏輯及其相互關聯結構。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及其價值

理論邏輯是一個事物得以存在的最具根基性的科學道理。要打開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邏輯世界，首先要打開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在馬克思主義視野中，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理論邏輯的基礎。習近平強調，“人們必須有了正确的世界觀、方法論，才能更好觀察和解釋自然界、人類社會、人類思維各種現象，揭示蘊含在其中的規律”。可見，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正确認識和把握某一事物背後機理及其内在各要素關系的認識論工具，是推動關于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邏輯研究的哲學根基。

（一）構建現代化背後的理論邏輯觸及世界觀和方法論重大哲學基礎問題

人類現代化發展史上存在一套錯誤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對其本質批判是我們理解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前提。當前部分國家仍将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奉為圭臬，這一現代化模式以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為内在理論邏輯，并依此建立了一套十分嚴密的理論體系。受自然科學影響，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将自然科學意義的“原子”看作世界的本質，抽掉了現實中人的社會屬性，認為“原子式”的人像自然界中的物體一樣遵循不變的運動規律。遵循這一世界觀和方法論，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以“原子式”的人作為研究起點，基于此建構的運行機制亦追求靜态完滿的狀态。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完成了自身的哲學革命，實現了對舊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兩種錯誤哲學觀的批判和超越，為《資本論》創作時期揭示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内在對抗性矛盾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基礎。不同于“原子式”的人的認識，馬克思是從現實的社會關系中理解人，認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伴随現代化在全球範圍的推進和深入，各領域發展呈現出新特點、新矛盾、新問題，亟需推進和拓展基于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關于人的本質的科學觀點，從分析人的社會關系、社會屬性等角度出發，保障了其理論構建起點的科學性，同時創造性運用和創新性發展了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所提出的“新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

（二）基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确提出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即“必須堅持人民至上”“必須堅持自信自立”“必須堅持守正創新”“必須堅持問題導向”“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必須堅持胸懷天下”。這“六個必須堅持”賦予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以新的時代内涵，為推進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邏輯的研究提供了關鍵内容。

“堅持人民至上”包含了對人進行社會屬性分析所形成的科學觀點。不同于舊唯物主義視野中的“原子式”的人，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性提出人民性這一關鍵範疇，其是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邏輯起點。馬克思曾提出，“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基于“市民社會”這一舊唯物主義立腳點，無法構建出科學的現代化理論體系。中國的發展創造性地紮根“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這一科學的起點，構建出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科學理論邏輯體系。建立在舊唯物主義立腳點之上的理論無法徹底解決現實中的問題，無法建立起理論自信。中國式現代化堅持“現實的人”這一科學的立足點，能夠對現實問題進行思考并正确解答，升華形成自信自立的理論品格。習近平強調，“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錯誤，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守正創新，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創中國化時代化馬克思主義發展之新。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為起點，其所形成的理論創新始終堅持問題導向，能夠推進理論和實踐形成良性互動。中國式現代化強調人與人之間是存在社會性聯系的，必須堅持系統觀念，在個體與社會的辯證統一中去理解和思考問題，從而超越以單一個體為中心的片面認知。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受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影響，其理論體系僅關注孤立個體發展，極易忽視人類社會整體發展問題，進而導緻整體和個體的悖論性沖突。中國式現代化堅持胸懷天下，以世界的眼光洞察人類社會發展趨勢，積極為解決人類問題作出中國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基于“六個必須堅持”這一世界觀和方法論，形成理論邏輯體系的最基礎底座。要完成理論邏輯建設，除上文所探讨的問題以外，還需學界共同努力去具體打造一個相對飽滿的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邏輯體系。

（三）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邏輯的價值

對中國式現代化理論邏輯的持續研究，将為中國式現代化事業打造出最為紮實的理論邏輯基礎，具有重大的科學價值。

一是中國式現代化所堅持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必然成為揭示“原子式”的人起點上的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根本缺陷的重要武器。以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建構的治理理論為例，一般認為隻要在各領域建立相關的機械制衡機制，該領域的發展效率就會實現最大化。但是，這種機制實現的不過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制衡關系。在這種抽象制衡機制的運行下，人的貪婪、欺詐等社會屬性極易生長出來，進而引發更大的問題。基于“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這一研究起點，中國式現代化以“社會關系”為研究對象，建立了思考社會問題的科學研究框架，注重對不同主體在社會關系上的差異進行分析與研判，打造出有效的治理體系。

二是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态文明建設各領域發展提供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指導，加速了各領域實踐的發展。從對社會發展實踐帶來的影響效果來看，中國式現代化所形成的解決問題的方案具有科學性。具體而言，在國家治理領域，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通過研判各治理主體的社會屬性，給出了“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治理思路，即通過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帶動其他治理主體社會屬性的變革，推動高質量發展。馬克思曾談到，“理論一經掌握群衆，也會變成物質力量”，就是說精神力量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物質力量。中國式現代化是基于科學研究起點之上建構的理論，能夠與具有豐富社會關系的實踐之間産生良好的“化學反應”，從而帶來各領域的高質量發展。

三是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探索新的現代化道路提供了方法論啟示。長期以來，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被看作現代社會唯一的文明形态。馬克思進行了哲學觀的革命，并且在批判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基礎上，對共産主義社會進行了描述，認為“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中國式現代化破除了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原子式”的思考框架，透徹分析并供給解決人類發展系列難題的現代化方案，為人類探索現代化道路提供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邏輯及其價值

曆史邏輯是指從曆史發展的角度分析某一事物的發展規律和趨勢。馬克思指出，“曆史不外是各個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遺留下來的材料、資金和生産力；由于這個緣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變了的環境下繼續從事所繼承的活動，另一方面又通過完全改變了的活動來變更舊的環境”。這一論述清晰地表達了曆史發展并不是碎片化的過程，而是主客體互動中的辯證運動過程。中國式現代化遵循一定的曆史邏輯逐漸發展而來，其曆史邏輯展現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必然性。因此，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邏輯需要超越一般曆史演進表象，深入探讨中國式現代化形成與發展的“必然性”原因。

（一）深刻把握超越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的曆史“必然性”

在人類現代化的發展曆程中，存在将現代化社會的發展模式直接等同于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的錯誤曆史邏輯，糾正這一錯誤曆史邏輯是我們正确認識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必然性”的前提。一般認為，伴随啟蒙運動的發展，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肇始于17—18世紀的西歐并逐漸席卷全球。由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率先開啟現代化道路，部分學者将人類的現代化進程直接等同于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甚至一些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文明的最終形态，如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曆史終結論”。然而，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在現實世界中并沒有按照其自我設計的模式運行，而是在現代化進程中充斥了沖突與動亂。不少西方學者開始反思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的曆史邏輯，但是由于他們受到近代形而上學的影響，習慣于将一切事物統一于一個至高的存在物，因此，這些學者對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的反思仍然囿于西方中心主義，不能從理論和實踐上正确地分析和解決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在人類現代化進程中帶來的矛盾和沖突。例如塞缪爾·亨廷頓将現代國家的沖突歸結為文明沖突，從而提出了西方文明優越論作為實現文化統一、化解沖突的方案。

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的模式并非人類現代化進程的唯一模式，各國可根據自身具體情況制定适合自己的現代化道路。“曆史終結論”和“西方中心論”等錯誤的曆史觀點，皆是對人類社會曆史發展規律的否定，其本質上帶有曆史虛無主義色彩。馬克思在具體分析資本主義現代化時對其進行了批判性審視，指出了其生産力和生産關系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生産一方面神奇地發展了社會的生産力，但是另一方面，也表現出它同自己所産生的社會生産力本身是不相容的。它的曆史今後隻是對抗、危機、沖突和災難的曆史。結果，資本主義生産向一切人（除了因自身利益而瞎了眼的人）表明了它的純粹的暫時性”。現代化社會的發展也必然遵循這一曆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即舊的階段在面對“自己内部逐漸發展起來的新的、更高的條件來說，它就變成過時的和沒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讓位于更高的階段，而這個更高的階段也要走向衰落和滅亡”。中國基于正确的曆史邏輯，汲取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曆史經驗，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這一道路既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人民的需要，又超越了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體現了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性和創新性。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現代化曆史發展的嶄新階段

既然資本主義社會基于錯誤的曆史邏輯而面臨困境，那接下來曆史将如何發展呢？針對這一問題，馬克思給出了答案。一方面，他認為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本身已經創造出了新的經濟制度的要素，它同時給社會勞動生産力和一切生産者個人的全面發展以極大的推動；實際上已經以一種集體生産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隻能轉變為社會所有制”。共産主義這一最高形式将代替資本主義。這表明，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内在的矛盾和沖突，為社會主義的建立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馬克思強調階級鬥争是社會曆史發展的動力，而推翻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和最後消滅階級的曆史使命就落在無産階級肩上，而無産階級專政則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的過渡”。馬克思指明了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最終方向。我們現階段仍處于馬克思所說的“過渡階段”，面臨着建設什麼樣的現代化的時代課題。

中國式現代化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應運而生。它堅持曆史唯物主義，以“人類的社會或社會的人類”為立足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承擔起推進人類現代化曆史向前發展的重任。就其曆史邏輯而言，中國式現代化創造了一種嶄新的文明形态。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在領導中國人民為實現國家富強、民族複興、人民幸福的曆史進程中開辟和形成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進入新時代，習近平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産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這為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之路确立了新的曆史方位和奮鬥目标。

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邏輯是一個多維度、多層次的綜合邏輯體系，并深深植根于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态等不同領域的曆史實踐之中。這一曆史邏輯體系内部相關要素互為支撐、相互影響，共同推動着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度發展。

（三）中國式現代化曆史邏輯的價值

通過考察人類社會曆史發展的進程，可以發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邏輯背後蘊含着深刻的理論與實踐價值。

一是從人類社會發展形态的一般性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邏輯回擊了“曆史終結論”“西方中心論”等錯誤觀點，有助于樹立廣大人民群衆對曆史的自信。這些錯誤觀點以原子論為起點，一方面認為人類曆史的發展最終會向原子式的狀态收斂；另一方面無法看到不同曆史階段背後所蘊含着的特殊社會形式，從而否定唯物史觀視域中的曆史發展規律。中國式現代化能夠把握曆史背後蘊含的生産關系，其曆史邏輯生動反映出我國走上社會主義道路不是偶然的曆史事件，而是具有客觀必然性，是更高階段的新型文明形态。通過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邏輯，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國式現代化之于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進程的曆史必然性，從而增強人民對我國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自信心。

二是在樹立人民曆史自信的基礎上，确定當前我國所處的曆史方位有助于激發人民的曆史主動精神，不斷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注入新動力。新時代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分析了國内外形勢，以強烈的曆史主動精神制定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目标并給出了具體的實施步驟，即當前是黨帶領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進軍的關鍵時刻”，接下來要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略目标前進。為此，黨中央作出了“兩步走”的戰略安排。這一系列戰略謀劃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指明了方向，為中國式現代化赢得了戰略主動。

三是曆史方位的确定和曆史主動精神的激發有助于開創我國曆史研究的新局面，從而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提供文明與文化支撐。習近平指出，“曆史是一面鏡子，鑒古知今，學史明智。重視曆史、研究曆史、借鑒曆史是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個優良傳統”。深刻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邏輯，有助于進一步深化對我國曆史研究價值和意義的認識，更加深入挖掘我國曆史文化資源，從而豐富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意蘊，充分彰顯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曆史觀和文明觀的時代價值。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邏輯及其價值

實踐邏輯是對“社會主體”與“現實客體”在實踐活動中所形成的内在關系及其矛盾運動規律的認識。如何認識“善的目的（主觀的目的）對現實（‘外部現實’）的關系”，關乎能否形成正确的實踐觀點。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已有基礎上繼續前進，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可以說，中國式現代化取得的系列成就建立在紮實的實踐基礎上。深刻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實踐邏輯，有助于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沿着正确的方向發展前進。

（一）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實踐觀困境

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認為在社會領域存在一套所謂“完美”的理論體系并反映現實人類社會的科學規律。這一理論體系在邏輯層面實現自洽，并通常認為實踐會遵從這一“自洽”的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理論與實踐被割裂開來，理論成為一種純粹的抽象思維活動，而實踐則被視為一種獨立的、機械的操作過程。基于此，在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看來，主客體間的關系是恒定的，社會實踐發展亦是不斷向理論收斂。

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采取靜态觀測、數據收集等方法理解實踐活動。這種理解方式是一種“照鏡子式的原物映射”的實踐觀，呈現出主體客體化、客體主體化的悖論性矛盾。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受自然科學思維的影響，以“原子式”的人為研究起點建構了自身理論體系，主張個體自由發展能夠實現社會整體發展的完滿狀态。然而，現實中的人并不是“原子式”的人，而是“現實的人”。這意味着“原子式”的人及其起點上建構的理論隻在想象中成立。這一抽象理論并不關照人的社會屬性，導緻個人社會屬性往往由于缺乏限制而向虛拟、投機、欺詐方向發展，使得現實中的人的運行機理與想象理論中人的運行機理大相徑庭。這就帶來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及其建構的理論體系常常無法與實踐良性互動的問題。而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之所以無法看清現實中人的本質，根源在于它所遵循的近代形而上學唯物主義世界觀與方法論的錯誤。囿于機械、孤立、靜止的世界觀，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一方面忽略了人類社會區别于自然，忽略了人與人之間存在的社會關系；另一方面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忽略了人在社會關系的交互中所具備的能動性、創造性，可以利用規律能動地改造環境。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緻，隻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無法理解現實的生産實踐和社會交往實踐，自然也無法以此為起點去認識主客體間的關系。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基礎

馬克思指出，“人們決不是首先‘處在這種對外界物的理論關系中’……而是積極地活動，通過活動來取得一定的外界物，從而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們是從生産開始的。）”。在他看來，實踐是一種有意識的、有目的的社會性活動，主體的能動性不是建立在思辨的理論之上，而是反過來以實踐活動為基礎的。基于此，馬克思進一步指出，“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種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作為實踐主體的人總是處在一定社會關系中，任何人的活動都離不開與社會的聯系。實踐的社會性決定了它的曆史性。實踐的内容、性質、範圍、水平以及方式都受一定社會曆史條件的制約，随着一定社會曆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

在這一實踐觀的指導下，我們黨根據不同時期的形勢任務，将工作重點聚焦到關鍵問題，提出一系列關于國外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論斷，幫助我們科學認識并解決社會發展問題。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強調“我國仍處于并将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基于此，習近平進一步結合我國具體發展階段，圍繞解決現代化建設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創造性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進一步深化了對中國式現代化内涵和本質的認識。中國式現代化本身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現實導向，在各領域各方面都有體現。基于“現實的人”的起點，我們黨提出了全過程人民民主、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重大理念。正是因為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本身面向實踐，這一經過實踐檢驗、富有實踐偉力的理論成果才能夠指導實踐并展現出強大生命力。馬克思認為，“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其中蘊含着理論與實踐如何能夠實現良性互動的問題。要實現良性互動，就要确保理論的成立不是抽象意義上的自洽，而是在理解人的活動是“對象性的活動”基礎上基于實踐本身的建構。

（三）中國式現代化實踐邏輯的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始終堅持“實踐唯物主義”，在這個意義上它能夠真正融入實踐并解決問題，從而與人類社會的發展形成良性互動。

一是能夠更好地促進理論和實踐結合，打通理論融入實踐的“最後一公裡”。實踐邏輯在某種程度上是要确保理論不脫離實踐。馬克思主義理論強調實踐是認識的源泉，而理論隻有在實踐中才能得到驗證。這表明，理論必須反映和服務于實踐的需要，理論的建構和發展都依賴于實踐的基礎。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問題導向，強調理論和實踐的統一，理論的有效性必須在特定的曆史和社會背景中被驗證且不應該脫離實踐。

二是能夠客觀地正視國情，指導我國實踐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要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正視國情意味着應考慮我國獨特的曆史和發展軌迹。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意味着政策和發展戰略應與中國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狀況相協調，以滿足國家的具體需求。同時，我國豐富的優秀傳統文化資源為現代社會提供了養分，“中國式現代化賦予中華文明以現代力量，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實踐邏輯确保了中國式現代化始終以實踐要求為導向，推動現代化發展進程。

三是能夠提供行動指南，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提供實踐邏輯的參照。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這種現代化模式不僅為中國自身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還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可行的路徑。它強調了理論和實踐之間的互動性，指出現代化發展必須建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上，并在實踐中不斷驗證和完善。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邏輯及其價值

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理論邏輯、曆史邏輯和實踐邏輯三者相互交織，構成了整體性的邏輯關聯結構。這一結構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科學問題提供了全景視角和基礎邏輯體系。然而，僅僅停留在最本質層面的研究是不夠的。通過對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實際進行分析，可以看到“政治”維度應當是一個極其重要的維度，需要将整體的邏輯關聯結構思維具體到政治領域形成“政治邏輯”，并基于此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深入思考。需要說明的是，“把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作為最大的政治”中的“政治”内涵，與這裡所探讨的政治邏輯的“政治”内涵并不完全一緻，但具有極大的相關性。通過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邏輯，探索其理論根基、原創性論斷及其價值，對于從政治層面理解和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中國式現代化政治邏輯的理論根基

政治邏輯指的是對政治領域存在物内在機理及其相互關系的認識和把握。政治領域的存在物大緻可以分為兩類：一是現實載體層面的存在物，如政黨、國家、政治制度等；二是價值觀念層面的存在物，如民主、公平、正義等政治理念。

在政治領域，人們通常會将“民主”作為現代政治的重要特征。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憑借對政治領域存在物認識在先的優勢，獲得對民主内在機理的優先解釋權，并基于此形成一套政治制度和運行體系。當前，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參與投票選舉幾乎成為公民行使民主權利的單一方式，而且這些國家大都推崇“一人一票”的票決制。究其根本，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從“原子式”的人這一錯誤前提假設出發，提出每個人基于個人理性決策進行投票，基于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結果帶來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但從實際結果來看，并非如此。機械遵循票決制的“個人”都處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受到資本邏輯的宰制。在具體選舉和投票環節，資産階級利益集團會利用自己的資金優勢和信息優勢等幹預公民的投票，影響選舉的結果。最終，這一選舉制度成為資産階級謀利的工具，其打着“民主”的旗幟和口号，實際上帶來的是所謂“民主”的失敗。

不同于西方抽象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國式現代化繼承了馬克思關于政治邏輯的理論判斷，把“現實的人”的民主訴求擺在重要地位。馬克思年輕時就十分關注普魯士的政治問題，在《萊茵報》工作期間發表了許多政治評論文章。在《關于林木盜竊法的辯論》一文中，他就考慮到物質利益問題對人的影響及其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中強調，“在君主制中是國家制度的人民；在民主制中則是人民的國家制度”，“不是國家制度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國家制度”。此外，馬克思還提出資本主義國家民主共和制度也不過是“公開實行階級恐怖和有意侮辱‘群氓’的體制”，“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并不亞于君主國”，對資産階級民主制度将經濟權力轉換為政治特權的過程進行了深刻批判。馬克思對人民民主訴求的重視以及對資産階級民主制度的批判，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邏輯提供了科學的理論依據，使中國走出了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全過程人民民主發展道路。

（二）中國式現代化政治邏輯的原創性内涵

中國式現代化政治邏輯是中國共産黨在深度把握民主政治發展規律、高度凝練民主政治建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邏輯的豐富與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探索形成了關于人民與政黨的關系、政黨與國家的關系、政治制度的運行機理以及民主的内在機理等的創新性認識，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政治邏輯一系列原創性内涵。

第一，中國式現代化紮根“黨性”和“人民性”，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政治邏輯的建構。習近平指出，“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緻的、統一的”。中國共産黨緻力于追求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的集中體現。第二，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出“兩個維護”，即“堅決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黨的領導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根本保證，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将黨的領導落實到國家治理各領域各方面各環節，充分發揮了政黨領導的積極作用，是對國家治理規律和執政黨建設規律的雙重把握。第三，在對民主内在機理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全過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強調“人民民主是一種全過程的民主”，全過程人民民主“是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民主”，要“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當家作主”。例如，我國人民不僅具有民主選舉的權利，還具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權利，人民的有序政治參與不斷擴大，“人民民主”集中反映在了人民當家作主和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具體實踐中。這一系列政治邏輯内涵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深刻揭示了人民民主的鮮明特質，提供了一種現代民主政治發展的新形态。

在探讨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政治邏輯時，民主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但并非唯一的内容，其他内容同樣對理解這一政治邏輯具有重要意義，這亟待學界進一步深入考察和研究。

（三）中國式現代化政治邏輯的價值

深刻認識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邏輯，對于解答治國理政難題、維護國家安全穩定和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具有重大價值，可以為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貢獻新思路。

一是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政治邏輯為解答治國理政難題提供了新視野，即從“人民性”和“黨性”的相互關系中解答治國理政難題。馬克思在分析人的本質時指出，“如果這是一個生活在不論哪種社會形式中的人……那末出發點是，應該具有社會人的一定性質”。可以看到，馬克思強調“社會性質”即“社會屬性”對理解人的本質上的重要性。中國式現代化尤其注重對人的社會屬性的研判，并提出“人民性”和“黨性”這兩個關鍵概念，對這兩個概念内涵及其相互關系的深刻理解關系到治國理政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習近平多次強調，“人民是曆史的創造者，是推進現代化最堅實的根基、最深厚的力量”，“勞動人民是國家的主人”。中國共産黨始終堅持人民立場，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由此，黨性與人民性從根本上是一緻的，“黨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沒有脫離人民性的黨性，也沒有脫離黨性的人民性”。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而黨始終與人民保持一緻，堅持黨性實質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實質就是維護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根本價值取向。

二是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政治邏輯為正确理解和把握政黨與國家關系，避免出現類似西方國家黨派鬥争所引發的政治動蕩，維護國家長期安全穩定奠定堅實邏輯基礎。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基于原子論所構建的政治學說體系，在西方政治生态中具體表現為“對抗式制度體系”。在這一制度體系下，各黨派隻有通過競争選舉才能獲得國家權力，民主政治不再以維護國家穩定為目标，而逐漸淪為資本權力的附庸，極易引發利益集團的不正當競争，從而加劇社會對立，引起政治上的不穩定。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推進過程中，中國共産黨始終同人民一道，“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牢記初心使命，緻力于領導人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同時，我們黨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政治自覺，通過加強黨的自身建設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并以黨的自我革命引領社會革命，為維護國家安全穩定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發展提供堅強保障。

三是中國式現代化背後的政治邏輯強調始終堅持全過程人民民主，有助于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的奮鬥目标。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根本上是服務于資本增殖的，其政治邏輯也必然圍繞維護少數資本家利益展開。這違背了民主的原初内涵與目标，即維護人民的權利。不同于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全過程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屬性”。全過程人民民主不僅注重在參與主體上覆蓋全體人民，而且保障人民參與的内容廣泛、流程全面。執政黨不再是資本家的“提線木偶”，能夠真正為人民拓寬民主渠道，實現人民有序參與政治，保證人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進而推動民主法治建設，使得社會公平正義得到堅實保障。

五、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及其價值

習近平強調：“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社會發展涉及多領域、多方面内容，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包括經濟、社會、文化、生态等各領域，科學回答了中國當前的發展階段、發展格局、發展理念等問題，最終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為目标任務。

（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邏輯的生成動因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蘊含深厚的生成動因。它源于中國共産黨對現代化的追求、對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觀的反思以及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探索。首先，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生成于後發國家對現代化的追求過程。工業革命以來，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生産力革命，創造出“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的生産力，率先實現了現代化。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不斷探索實現國家富強、民族複興、人民幸福的正确道路，将現代化視為發展方向，孕育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正如黨的二十大報告所指出的：“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沒有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生成于對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觀的批判與反思。由于對資本利潤的過度追求，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創造了巨大生産力，卻孕育着周期性的生産過剩危機，繼而引發經濟停滞、企業破産、工人失業等社會性問題。特别是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以來，對資本價值無限增殖的渴望使得資本主義國家不惜通過政治操縱、文化壟斷、生态破壞等手段追求經濟增長的量化指标。縱觀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内生增長理論等，不難發現西方現代化理論過于強調以資本為中心。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則在對這一發展觀的反思和超越中形成。

最後，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生成于中國共産黨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探索過程。習近平指出，“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且以國家形态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因而作為中華文明現代性轉向的中國式現代化，也必然會區别于西方的發展模式。此外，習近平強調：“一個和平發展的世界應該承載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須兼容走向現代化的多樣道路。”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深厚的曆史底蘊和鮮明的精神特色，在中國共産黨對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探索過程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華已深深融入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式”發展特色之中。

（二）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邏輯的科學内涵

中國式現代化内在包含着中國共産黨對于當代社會發展的系列理論創新和重大實踐創新，并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聯動發展中展現出有别于西方現代化的發展邏輯。

一是中國式現代化确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内核。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歸根結底服務于資産階級的整體利益，追求資本的無限增殖。這種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生産方式必然引發周期性危機，給人民生活帶來深重苦難，從而注定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模式僅僅具備“曆史的、過渡的性質”。面對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目标的本末倒置，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秉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内核，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産要素的積極作用。

二是我國在新時代提出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在産業資本時代，資本主義國家生産過剩危機成為發展過程中的“夢魇”，每隔一段時期必然出現危機，帶來失業、停滞、大量破産等社會問題。而進入金融資本時代，人們又要警惕來自西方國家金融化債務化引發的經濟泡沫成為潛在威脅全球發展的“不定時炸彈”。面對這樣一種“不合比例的、跳躍式的、寒熱病似的發展”模式，新古典主義等經濟學理論體系沒有提出深刻洞見，反而對這些伴随發展而來的一系列問題起到理論粉飾作用。其提出了一系列基于原子式思維的概念、理論，試圖将人們的視野引入單純的數字遊戲中。理論上的缺陷進一步引發實踐領域資本發展的無序，人類社會仍然面臨許多複雜發展難題。

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在資本積極作用主導時期發展狀況較好。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從全球層面來看，資本的消極作用越來越明顯，導緻全球經濟出現重大發展困境。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式現代化創造性地思考高質量發展問題，作出了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提出了“必須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這是基于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所作出的創新。我們立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優勢，創新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通過為資本設置“紅綠燈”，發揮資本積極作用并控制資本消極作用，踐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如果不推進資本治理，在資本消極作用發揮時期，資本不流向創新領域，就無法實現創新發展；如果不推進資本治理，不同領域資本野蠻生長的程度不同，就無法實現協調發展；如果不推進資本治理，資本的野蠻性使得其不思考外部性問題，就無法實現綠色發展；如果不推進資本治理，資本收割财富的空間越來越小，出現逆全球化潮流，就無法實現開放發展；如果不推進資本治理，資本的虛拟性和壟斷性會使得财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就無法實現共享發展。中國通過加強新時代條件下的資本理論研究，推動資本治理理論創新，解答了資本循環問題，很好地推動了國内大循環。在國際領域，我們通過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和“一帶一路”發展倡議，在某種程度上也能實現對全球層面資本循環的良性帶動。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所帶來的新質生産力發展機遇期，我們通過資本治理這一手段，加快釋放新質生産力，推動高質量發展。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展格局、高質量發展共同搭建起了富有中國特色、符合中國實際的現代化發展之路。

（三）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邏輯的價值

準确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既對中國高質量發展具有科學價值，也對全球其他國家思考如何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方法論啟示價值。

一方面，從中國自身發展需求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深刻回答了中國當前階段将以何種理念、何種格局、何種動能建設現代化等問題，為我國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指引了方向。其一，中國“進入新發展階段”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邏輯的基本判斷。習近平指出：“新發展階段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标進軍的階段。”新發展階段，是在百年變局中，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重大曆史階段。其二，新發展理念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思路的集中反映。發展理念的正确與否直接關乎發展成效，甚至會決定發展成敗。對此，習近平強調：“發展必須是科學發展，必須堅定不移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其三，構建新發展格局是關系中國式現代化發展全局的重大戰略任務。隻有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才能夯實我國經濟發展的根基、增強發展的安全性穩定性，進而“勝利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目标”。其四，高質量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在當前階段向前推進的目标要求和不竭動力。中國式現代化主張建設現代化産業體系，依靠創新驅動實現高質量發展。

另一方面，從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性來看，中國式現代化為世界各國的共同發展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創造了新的發展機遇。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雖然取得了一定的物質成就，但最終未能避免陷入資本邏輯主導下的發展困境。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則預示着人類社會找到了一條擺脫當前發展困境的新道路。中國式現代化緻力于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全球發展繁榮。正如習近平所言：“中國正在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複興偉業。我們追求的不是中國獨善其身的現代化，而是期待同廣大發展中國家在内的各國一道，共同實現現代化。”

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不僅對一國發展以及人類社會發展具有重要指導性意義，而且對各領域具體發展以及系統分析處理各領域之間的聯動關系、謀劃整體布局等問題也具有深遠的指導性意義。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邏輯注重整體性和系統性的思維方法，在處理各領域之間的關系時，從整體上把握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強調統籌兼顧、協調推進，注重各領域之間的有機聯系和協調發展，形成整體合力。

總結而言，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邏輯、曆史邏輯和實踐邏輯構成了其最本質和最基礎的邏輯結構體系。這一體系通過在政治領域的思維具體形成政治邏輯，通過在發展領域的思維具體形成發展邏輯。這五大邏輯之間既相互獨立，又相互關聯，每一個邏輯都可以進行精細化的研究和建設。通過對這五大邏輯的系統研究，可以更自覺地推動中國式現代化進程，更好地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這一研究，不僅有助于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與實踐，也為其他國家和地區紮根自身實際推動現代化理論和實踐互動，進而實現現代化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單位：北京理工大學）

來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2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