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及其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及其貢獻

趙可金

一、中國式現代化的提出

現代化是近代以來所有國家和社會面臨的共同任務。相較而言，作為現代化的引領者，歐美發達國家的現代化道路、理論、制度和文化是一個體系，雖然大緻經曆了國家建設—民主化—福利化的類似進程，但亦各有特色。自二戰結束以來，一大批亞非拉民族國家赢得政治獨立，為阻止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轉向社會主義陣營，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科學領域基本上被“發展主義”（developmentalism）所主導，尤其是美國熱衷于建立一種有吸引力的非共産主義發展模式，用來替代馬克思列甯主義，現代化理論成為主導範式。這一範式認為，所有不發達社會的根源是“内部障礙”，因此，亞非拉民族獨立國家應采取與歐美發達國家大緻相似的路徑來實現現代化，走向多元化的民主和公民社會，在世界各地推廣所謂“現代化=西方化”的西方中心主義論調，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許多發展中國家對現代化的理解。

然而，二戰後一些崇尚西方現代化道路和理論的國家并沒有取得預期目标，反而陷入經濟危機、兩極分化、政治腐敗和社會不穩定的泥淖。尤其是越南戰争和“水門事件”動搖了關于西方現代化模式必然性和期望值的信念。20世紀70年代開始，依附理論、法團主義、官僚權威理論以及自主化理論開始受到重視，在世界各地出現了亞洲價值觀、東亞發展型國家理論、印度發展理論、非洲發展理論、拉美發展理論和伊斯蘭發展理論，很多地方開始出現自行其是的局面，内生性發展理論非常流行。北京大學羅榮渠先生的現代化史觀就是破除西方中心論的重要例證。在羅榮渠看來，應以生産力的發展和變革為立足點,認識到人類社會和文明發展的複雜性和多樣性，宏觀地架構起“一元多線”的曆史發展框架。一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世界上除亞洲“四小龍”國家、中東産油國、“南美ABC”（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少數新興市場國家憑借資源優勢和起步早實現了經濟快速發展外，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不僅沒有完成現代化的任務，反而與世界上主要發達經濟體的差距越來越大。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積極緻力于探索自身現代化的道路。1964年12月21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确提出了現代化的戰略目标，“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曆史時期内，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盡管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幹擾，但中國一直沒有放棄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标。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從“以階級鬥争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上來，明确将推動現代化建設作為奮鬥目标，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兩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标。經過幾十年的接續奮鬥，中國共産黨在總結成功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正式提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2021年7月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産黨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上作主旨發言時指出，“中國共産黨将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深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對現代化道路的探索作出新貢獻。”2021年11月，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曆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領導人民成功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态，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選擇。”2022年10月1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的科學内涵和核心要義，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理論回答了落後國家如何在保持自身獨立的前提下成功實現現代化的基本問題，是世界現代化理論的原創性成果，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原創性成果，它不僅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具有重要實踐指導意義，對于一切經濟文化相對落後的國家實現現代化也都具有寶貴的實踐借鑒意義。

二、中國式現代化的哲學方法論

現代化是近代以來全世界面臨的共同課題。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非拉廣大地區的殖民地和附屬國紛紛走向政治獨立。在美蘇冷戰對峙的兩極格局下，實現政治獨立的發展中國家在經濟上各自選擇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謀求發展，開啟了現代化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探索。歸結起來，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探索方面形成了三個主要的理論成果。一是經典現代化理論。二戰後，在歐美國家現代化經驗的影響下，發展中國家強調以西方經驗為參照系，以對西方國家自身發展道路和曆史經驗的理論概括和總結作為基本學術資源和認知框架，确立了現代化理論的基本框架。比如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結構發展理論和羅斯托的經濟增長階段論，引領了現代化理論研究路線。經典現代化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未能實現現代化，原因是這些國家内部的制度結構和文化傳統不利于現代化的發展。因此，要想實現現代化，隻有靠西方文明的傳播，靠輸入西方社會的現代化因素才可行，故形成了西方化的現代化方案。二是依附理論。針對經典現代化理論存在的弊端，以拉丁美洲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為研究主體的學者認為，西方化過程實際上是不發達國家被納入不平等的“中心—外圍”國際經濟體系的依附化過程，它是西方國家的發達化與非西方國家的不發達化的根源。比如，安德烈·岡德·弗蘭克（Andre Gunder Frank）、費爾南多·恩裡克·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特奧托尼奧·多斯桑托斯（Theotônio Dos Santos）和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等學者堅決反對現代化理論的“西化”模式，主張發展中國家應果斷與不平等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脫鈎。三是世界體系理論。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創造性地融合了經典現代化理論和依附理論，認為現代世界體系是由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基本維度構成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把每個西方國家和非西方國家都看作是世界體系内部的資本積累過程。資本積累過程的結果是“經濟剩餘”不斷地從邊緣國家和半邊緣國家向西方中心國家轉移，以緻後者越來越發達，前者越來越不發達，這是世界體系總體規律的必然結果，要實現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必須突破這一世界體系。

然而，無論是經典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還是世界體系理論，都沒有為發展中國家現代化找到一條通往現代化的正确道路。特别是随着冷戰結束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在美國倡導“華盛頓共識”的激勵下，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整個世界經濟總量在取得巨大飛躍的同時，也出現了經濟不平等、社會分化和嚴重的生态環境後果。恐怖主義、金融危機、新冠疫情大流行和氣候變化等風險挑戰一波波地沖擊着世界現代化進程，世界各國普遍呼籲推進現代化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

無論是經典現代化理論，還是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在哲學方法論上都存在着一個根本性缺陷，那就是沒有堅持正确曆史觀和大曆史觀。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之所以走得通、走得好，一個核心原因就是堅持以曆史唯物論的世界觀和曆史辯證法的方法論，确立了落後國家走向現代化的物質基礎和時空方位，找到了推動現代化的強大物質力量，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态。

首先，中國式現代化确立了唯物史觀，明确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和全人類共同現代化的有機統一。經典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均堅持唯心史觀，認為現代化要麼是所謂理性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現代化，要麼是停留在對資本主義經濟、政治、文化體系的批判上，沒有深入到物質資料生産方式中去尋找現代化的動力，導緻最終無法找到推動現代化的強大物質力量。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所持有的根本世界觀，認為決定現代化的最終力量是物質資料的生産方式，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産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産關系或财産關系（這隻是生産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産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産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随着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築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從唯物史觀出發，中國式現代化從根本上而言是生産方式的現代化，不僅事關國家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生産力飛躍問題，也關乎中國14億人口整體邁入現代社會的生産關系飛躍問題；不僅是中國自身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問題，也是中國人民實現現代化和全人類共同實現現代化的世界問題。基于唯物史觀的世界觀，中國式現代化是國家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的統一，是中國人民現代化和全人類共同現代化的統一。中國脫胎于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後社會，缺乏西方發達國家強大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作為承載資本主義生産方式物質力量的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的發展都很不充分；中國的現代化缺乏強大先進社會力量的領導，不得不受制于歐美發達國家市場和資本力量。在這種現實情況下，建立由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現代化政黨，通過強大政黨組織力量整合國内外一切積極力量，共同組成推動中國現代化的強大物質力量，就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中國式現代化是政黨領導現代化、國家治理現代化和全人類共同現代化的統一，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方針。

其次，中國式現代化堅持大曆史觀，将現代化理解為在時間維度上從傳統走向現代的現代化，在空間維度上從本土走向世界的全球化，是現代化和全球化的統一。經典現代化理論片面地将現代化理解為一個時間問題，将阻礙現代化的因素歸結為國家曆史上存在的“内部障礙”，将現代化歸結為告别傳統、走向西方的“西方化”過程，機械照搬西方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沒有将外部經驗和本土實際結合起來走出一條符合本國國情和具體實際的現代化道路。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則僅僅将現代化理解為一個空間問題，将阻礙現代化的因素歸結為國家面臨的“外部障礙”，将現代化歸結為與世界脫鈎、關起門來搞現代化的“進口替代”或者“出口替代”發展戰略，受制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狹小國内市場，最終步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塔西佗陷阱”等路徑閉鎖的現代化困境。唯物史觀在堅持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基礎上，也強調社會意識反作用于社會存在的曆史辯證法，認為包括政治、文化、思想以及自然等在内的各方面因素對現代化都有重要作用，必須聯系曆史、有選擇地繼承并發展曆史來觀察和分析現代化問題，實事求是地、曆史地分析現代化問題。基于曆史辯證法，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了西方現代化理論中本土與全球的二元分化、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分化、城市與農村的二元分化、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分化等形而上學的唯心史觀，強調從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相結合的大曆史觀角度把握現代化的曆史方位，将中國式現代化理解成為守正創新的現代化和胸懷天下的現代化，是現代化與全球化的有機結合，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國情的中國特色”。從時間維度來說，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是守正創新的現代化，必須是紮根中國大地的現代化，緻力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現代化。從空間維度來說，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是胸懷天下的現代化、從本土走向世界的現代化，将中國的現代化與世界現代化結合起來，實現中國現代化與經濟全球化的相互促進、良性互動，這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曆史方位。

三、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堅持唯物史觀和大曆史觀基礎上，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立足中國，守正創新，推進了大國現代化理論、大黨現代化理論和全人類共同現代化理論，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确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大國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

實現國家現代化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中國式現代化緻力于解決人口超大規模的國家現代化問題。從托馬斯·孟（Thomas Mun）的重商主義經濟學和亞當·斯密的自由主義經濟學開始，如何實現國民财富增長就一直是政治經濟學為之奮鬥的核心問題。從18世紀到19世紀，無論是被譽為“古典經濟學之父”“現代經濟學之父”的亞當·斯密及其強調的自由市場、自由貿易以及勞動分工理論，還是以亞曆山大·漢密爾頓和弗裡德裡希·李斯特為代表的國家主導工業化和貿易保護主義理論，僅僅都隻解決了數百萬人和數千萬規模人口的國家現代化問題。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及其學生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理論構建了完整的西方經濟學知識體系，為解決幾億人規模人口的國家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理論支持，但也僅僅實現了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認定的43個發達國家的現代化，人口總規模10億左右。

21世紀以來，随着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整個世界人口已被卷入共同的經濟全球化進程。到2022年，世界人口規模達到80億，仍然有近70億人口沒有實現現代化。如何實現幾十億人口規模的現代化，是世界現代化理論的難題。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超大規模國家，“我國14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複雜性前所未有，發展途徑和推進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點”。因此，中國式現代化緻力于解決十幾億人口規模的國家現代化，需要在大國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上做出重大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需要理論并且一定能夠産生出新理論的偉大工程，需要在發展理念、發展動力、發展格局以及發展戰略等各個領域進行理論創新。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明确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态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加快構建以國内大循環為主體、國内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實現了高質量發展等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它對于解決整個世界幾十億人口規模的國家共同現代化具有重大理論借鑒意義。

（二）大黨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

實現國家現代化是世界各種政治力量面臨的共同問題，必須在現代化社會階級基礎上建立現代化政黨，為推動現代化提供強大政治動力。近代以來世界各國的現代化都主要是先進階級引領的現代化。無論是歐美發達國家以代表先進生産力的資産階級引領的現代化，還是蘇聯以代表先進生産力的無産階級引領的現代化，都是依賴于先進階級的。在資本主義國家，最初在其憲法、法律和政治制度中并沒有明确政黨的合法地位，但在議會鬥争和普遍選舉中，現代化的政黨應運而生，對于整合複雜多樣的社會利益、領導國家治理、培養政治家和政府官員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為資本主義現代化提供了強大的政治保證。中國作為一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落後國家，是一個以小農為人口主體的社會，在很長一段時期内沒有像近代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出現強大的工商業資産階級。中國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很不充分，既缺乏領導中國現代化的先進資産階級，也缺乏領導中國革命和現代化的強大無産階級，中國現代化缺乏代表先進生産力和先進文化的先進階級。如何建立一個由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強大政黨，團結和領導中國社會各階級力量共同彙聚成為領導中國現代化的強大政治力量，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課題。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們推進的現代化，是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近代以來，中國在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下對中國式現代化進行了長期探索，做出了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和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在反複比較各種救國方案後，中國共産黨人明确認為，“社會主義是中國的唯一的出路”，并且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是中國革命的兩部曲。1940年1月，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系統回答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曆史之問。新中國成立後，圍繞什麼是社會主義、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核心問題，中國共産黨在從“以蘇為鑒”到探索适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道路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1979年3月21日，鄧小平在會見英中文化協會執行委員會代表團時指出，“我們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我們的概念與西方不同，我姑且用個新說法，叫做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在1982年召開的黨的十二大開幕詞中，鄧小平做出明确判斷，“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曆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此後，鄧小平在多個場合不斷豐富和深化中國式現代化的内涵，多次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具有中國特色，是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搞的現代化，是中國式的現代化，我們建設的社會主義，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顯然，中國式現代化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找到的一條新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自從中國共産黨建立以來，始終堅持加強和完善黨的建設，先後提出了人民監督政府和自我革命兩個破解中國曆史周期規律的答案，在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和反腐敗鬥争上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圍繞建設什麼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重大時代課題，牢牢把握全面從嚴治黨這條主題主線，形成了一系列管黨治黨、興黨強黨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極大地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标志着大黨現代化理論的創新，不僅是對世界政黨理論的重大貢獻，也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的重大貢獻。

（三）共同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

實現國家現代化是全人類現代化面臨的共同課題，要求找到實現所有國家和全人類共同現代化的政治經濟學方案。近代以來，資本主義國家的現代化核心是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一切發展始終以代表資本需求、滿足資本需要、實現資本利益為核心，實現了社會物質财富的巨大飛躍，但也導緻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政治動蕩、社會分化、文化沖突和生态惡化後果。尤其是在世界範圍内，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進一步導緻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發展鴻溝”的擴大，從早期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到當下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資本主義現代化是一種片面的現代化，隻能解決少數國家和一部分人口的現代化，無法解決所有國家和全人類的共同現代化問題。

中國式現代化緻力于所有國家和全人類共同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與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的統一。一切現代化歸根到底都是人的現代化。資本主義現代化理論更強調器物層面的工業化和制度層面的民主化，是一種強調個體本位的現代化。相比而言，中國式現代化超越純粹工業化和民主化，更重視利益現代化、價值現代化和治理現代化的有機統一，是一種強調集體本位的現代化、共同體的現代化和全人類的現代化，是人民的現代化、民族的現代化和人類的現代化相統一的共同現代化。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理念，強調堅持把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現代化建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促進物的全面豐富和人的全面發展，堅定不移走生産發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與世界各國人民一道攜手共促現代化，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總之，中國式現代化歸根到底是以人民為中心的全面現代化，是以全人類共同現代化為願景的共同現代化，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的重大創新。

四、中國式現代化的原創性貢獻

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從自身實際出發，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走出了一條成功的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為現代化理論做出了原創性貢獻。

（一）中國式現代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中國式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産物，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發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與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土壤，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邏輯必須将其納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大邏輯中，從而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與發展。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一個開放和發展的理論體系，為中國式現代化确立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以勞動價值論和剩餘價值學說為理論基礎，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勞資關系的秘密，發現了資本主義現代化存在根深蒂固的生産社會化與生産資料私人占有的對抗性矛盾。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現代化是“一件可以作為我們19世紀特征的偉大事實，一件任何政黨都不敢否認的事實”。從物質生産力來看，“資産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産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産力還要多，還要大”。就生産關系和階級關系而言，資本主義生産方式所主導的現代化是一個颠倒的世界，是一個資産階級剝削無産階級的世界。“這是一個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資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為社會的人物，同時又直接作為單純的物，在興妖作怪。”在馬克思資本積累和經濟危機理論基礎上，列甯針對生産和資本集中到壟斷資本主義階段提出了帝國主義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列甯的貢獻在于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現代化在世界範圍引發的複雜社會矛盾，即資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矛盾，宗主國與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矛盾，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同時，列甯提出了新經濟政策，認為在蘇維埃國家内，“國家資本主義是我們應當将之納入一定範圍的資本主義”，此種資本主義是“受無産階級國家監督與調節的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科學的理論基礎，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與魂。

中國式現代化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現代化的理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現代化理論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批判資本主義現代化造成的各種矛盾和危機基礎上，緻力于實現“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自由人聯合體”。列甯的現代化理論則是堅持以政黨為中心，在批判帝國主義在全世界擴張造成的戰争和革命基礎上，通過戰時共産主義和新經濟政策，開啟無産階級政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在繼承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于現代化的理論基礎上，在批判近代以來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導緻的衆多困境基礎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通過推動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隻有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會有正确的發展觀、現代化觀。”因此，中國式現代化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不斷提升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這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落腳點，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宗旨，是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二）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了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中國式現代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産物，是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産物。隻有将其置于五千年的中國曆史—社會—文化條件下，置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相結合的坐标系中，才能真正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完整内涵。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有着深厚的曆史文化積澱，在數千年内确立了經世濟民的文化基因。在中國古典文化的知識體系内，經濟被理解成為公共事務，與古希臘色諾芬将經濟界定為家庭事務截然不同。陳岱孫先生指出，經濟者，經世濟民也。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可以追溯到商周時期，以管仲、商鞅、桑弘羊、劉晏、王安石、張居正等為代表的經濟思想家形成了以輕重理論、九府理論和田賦理論等為基礎理論的中央集權政府經濟學，确立了經世濟民的經濟思想，充滿着經世緻用的朝廷經濟學色彩。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古典經濟思想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經濟學，它更關注朝廷的收入和支出，涵蓋了田賦、徭役、鹽鐵、河道和山川林澤等諸多公共經濟事務，反而對私人經濟事務關注不多，大量中國古典經濟思想根本上是政府經濟學甚至是财政學思想。

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存在着一個根深蒂固的矛盾，即皇權至上與經世濟民的矛盾。自秦漢以降，中國确立了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國家，在一元化的皇權統治下，形成了以三公九卿和三省六部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這一制度不同于西方國家立法—行政—司法的制衡性分權體系，而是一種決策—執行—監督的流程性分工體系，前者的權力來源是多元化的分權，核心是分權制衡，而後者的權力來源是一元化的分工，核心是皇權至上，兩者有着本質區别。然而，在經濟制度上，中國确立了分民而不分土的社稷制度，所有的土地和财富都屬于皇權和中央朝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朝廷設立郡縣隻不過是代天牧民，土地國有，分民而治，皇權不下縣，鄉裡則為鄉紳所主導。長期以來，代表皇權至上、皇帝和代表經世濟民的丞相始終處于一種緊張關系之中。從商鞅變法到王安石變法，從張居正一條鞭法到康梁戊戌維新，幾千年的朝代更替和起伏興衰始終走不出皇權與相權的角力循環，主導着中國古典經濟思想的盛衰變化。

中國式現代化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實現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是勞動價值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學，這一基本原理以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為必要前提，以發展社會主義生産力和社會主義生産關系為核心任務，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實現共同富裕為根本目标。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經世濟民的朝廷經濟學，核心仍然是追求皇權至上的天下為私的世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則賦予經世濟民思想以本質性的改造，實現了天下為私的政治經濟學向天下為公的政治經濟學的飛躍。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追求胸懷天下和天下為公，追求人民共同富裕和全球共同發展，是一種天下為公的政治經濟學，實現了古典政治經濟學之經世濟民思想在新時代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三）中國式現代化突破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體系

中國式現代化是在對經典現代化理論進行反思、批判，并與西方政治經濟學交流和對話的産物，突破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體系，确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知識體系。隻有将其放在與西方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的比較框架中，放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知識體系中，才能真正把握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創新。

西方經濟學是以一般均衡理論、價格理論、宏觀調控理論等為理論基礎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盡管西方經濟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希臘的色諾芬，亞當·斯密被公認為西方經濟學的鼻祖，但西方經濟思想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東方基因。在亞當·斯密之前，歐洲主流的經濟思想如法國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等的重農主義思想和托馬斯·孟的重商主義思想，均受到來自古代絲綢之路傳播而來的中國古典經濟思想、印度古典經濟思想和阿拉伯古典經濟思想的深刻影響，更強調土地經濟、财政經濟思想和管制貿易思想。18世紀後，以亞當·斯密、威廉·配第、大衛·李嘉圖為主要代表的古典政治經濟學思想家們開創了以勞動分工、比較優勢、自由貿易為主要内容的經濟思想。後來，經過劍橋大學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的數理化改造形成了微觀經濟學，經過凱恩斯的需求管理形成了宏觀經濟學，西方經濟學逐步确立了以資本為中心、以西方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學，實現了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然而，在強大國力的驅動下，西方發達國家走上了資本競争、殖民擴張和霸權對抗之路，将整個世界拖入了經濟危機、世界大戰和冷戰對峙的泥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主導建立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确立了以凱恩斯主義為指導理念的一系列經濟政策，實現了歐美資本主義20年的經濟增長。然而，20世紀70年代之後，受越南戰争和石油危機的沖擊，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興起，經濟全球化、歐洲區域一體化等議題受到主流理論高度重視，引發了對不同亞發展模式的關注。盡管歐美發達國家在一些具體模式上存在差異，但總體上仍然堅持“華盛頓共識”，甚至認為這一共識代表着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積極向其他國家輸出基于這一共識的政治經濟改革方案，在世界範圍内造成了許多嚴重問題。冷戰結束後，俄羅斯和東歐國家一般采取了激進式的轉軌，也被稱為“休克療法”，希望實現資本主義市場化轉型。然而，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發展并沒有像預想的那樣順利，而是陷入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期。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和新冠疫情發生後，西方經濟學主導的歐美現代化模式也陷入了新的困境。

中國式現代化批判以西方為中心和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強調堅持獨立自主、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胸懷天下、奉行互利開放戰略，确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政治經濟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确立了推進現代化建設的曆史任務，實行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國策，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走出了一條不同于歐美發達國家的資本現代化之路，不同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的激進轉型之路，也不同于其他發展中國家要麼強調全盤西化要麼強調脫鈎封閉的現代化道路，而是确立了堅持獨立自主與積極擴大開放相結合的漸進改革之路，形成了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中國共産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既充分利用和平的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的發展維護國際和平，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的維護者，開創了共商共建共享的政治經濟學。近年來，随着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心，中國式現代化的影響力也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關注，“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一帶一路”以及“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的影響力越來越大。

五、結論與思考

實現現代化是人類社會的共同理想，也是世界各國發展的必由之路。自近代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以來，世界各地雖然在實現現代化的道路上各有特色，但走向現代化的趨勢和規律是共通的。在這個過程中，歐美發達國家走了一條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道路，實現了生産力和生産方式的巨大飛躍，同時也導緻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政治極化、社會失範、文化失序、生态失衡等系列問題。相比之下，盡管二戰後獲得政治獨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積極學習和借鑒西方現代化的做法，提出了現代化理論、依附理論和發展型國家理論等，但除東亞、中東和拉美等少數國家憑借資源優勢和起步較早的有利條件實現了現代化外，其他更多發展中國家一直沒有找到一條既保持獨立自主又實現現代化的成功道路。

作為當今世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從自身實際出發，堅持中國共産黨的領導，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走出了一條中國式現代化道路。關于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關系的研究，一直是現代化理論研究的核心問題。與西方現代化強調經濟市場化、政治民主化、社會世俗化而伴随政治不穩定不同，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了經濟持續發展和社會長治久安兩大奇迹。中國式現代化理論緻力于推動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突破了西方經濟學中的現代化理論，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化理論，也實現了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中國式現代化理論之所以取得重大原創性成果，主要原因是确立了唯物史觀和大曆史觀，突破了西方現代化理論中本土與全球的二元分化、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分化、城市與農村的二元分化、東方與西方的二元分化等形而上學的唯心史觀，推進了黨的領導現代化、國家治理的現代化和全人類共同現代化的有機統一，開創了人類文明新形态。

展望未來，推進大國現代化、大黨現代化和全人類共同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世界各國共同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推進現代化的進程中，中國式現代化和西方式現代化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應倡導對比但不對立、對話但不對抗、競争但不戰争，推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西方政治經濟學和中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對話融通，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進一步開辟全人類共同現代化的美好前景。

（作者簡介：趙可金，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教授）

來源：來源：《拉丁美洲研究》2023年第6期